土耳其方面经过德国人训练的狙击手也不是吃素的。1915年8月25日，沈比利的观察员汤姆·西恩被一颗子弹从他的望远镜一头射入后从另一头穿出，划破他的手射入口腔，接着穿破左脸颊，最后击中在他身边的沈比利的右肩。汤姆不得不被送回澳洲本土，而沈比利也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在后方休养。
伤好以后，沈比利返回前线重操旧业。最多的时候他一天曾干掉九名敌兵。战友伊恩·伊德里斯根据俘虏口供及在敌军尸体上找到的日记在其著作《幸运的死亡》中写道：“这次土耳其人派出了他们王牌中的王牌来对付沈比利，这是一名身经百战的奥斯曼近卫军狙击手。倒在他枪口下的有俄国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还有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曾亲手为他颁发勋章。他被近卫军士兵们尊称为‘死亡之母’，澳军士兵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可怕的阿卜杜尔’。”
这位被称为“死亡之母”的阿卜杜尔有着深褐色的眼睛，浓黑的眉毛下是老鹰般敏锐的目光，薄薄的嘴唇上生着一只大鹰钩鼻。他的狙击埋伏点上盖着一条涂着黄、绿、褐色的毡子，他的军帽、面孔及双手上涂满了泥土，他暴露在外的只有一双眼睛和一只黑洞洞的枪口。
近卫军王牌果然名不虚传，澳军士兵不断地倒在他的枪口下。连澳大利亚第一师师长布里基斯少将在前线快步通过一段危险区时也被他击中大腿，后因流血过多不治而死。布里基斯少将平日里常常和士兵们打成一片，深受大家的爱戴。他的遗体被运回国后，澳大利亚政府为他在墨尔本举行了国葬仪式，墓地设在位于首都堪培拉的顿特鲁恩军校。澳军士兵们咽不下这口气，决心要为布里基斯少将报仇。
阿卜杜尔知道，最难对付的敌人是对面澳军的那个狙击高手。为了发现对手的狙击点，他像一个精明的侦探一样寻找所有的蛛丝马迹。每当一个土耳其兵被沈比利狙杀，他就赶往现场进行调查。他根据死者中枪时所在位置和子弹的弹道轨迹推测出沈比利的狙击点的方位。终于有一天，他向长官报告说，对方那个厉害的狙击手就在切森高地上，确切位置已被他发现，明天日落前这个讨厌的澳大利亚人就会被除掉。
第二天，沈比利和他的观察员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进入了自己的狙击掩体。有一个澳军战友这天非得要在他们的位置试试手气，因为这个地点视野最开阔，可以比其他的狙击点看到更多的敌军阵地。这家伙将枪眼前的障碍物挪开，枪口伸出去，看到目标后就放了一枪。
永远不会有人知道阿卜杜尔为什么没有开枪。可能是狙击手的直觉告诉他刚才开枪的不是那个真正的狙击手。
那个战友过了枪瘾后就走了，于是观察员开始了他的瞭望工作。今天沈比利的精神不是太好，抱着步枪一边打哈欠一边伸懒腰。
“天哪！”观察员突然惊呼，“快来看！”
沈比利一下子警觉起来，他接过望远镜按观察员示意的方向看过去，只见一张涂满泥土的脸，鹰钩鼻，两只大眼睛，还有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前面有那么多的土军阵地，阿卜杜尔又隐蔽得那么好，但还是被观察员一下子就发现了，这只能说冥冥中自有天意，沈比利今天命不该绝。
“当心点！”观察员说道，“他的眼睛就像老鹰一样，而且他正盯着我们这儿。”
沈比利嘀咕了一句：“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沈比利侧着身子将枪眼前的障碍物慢慢地挪开寸许，这样即使敌方开枪也打不到他。阿卜杜尔并不知道沈比利已经发现他了，他的手指已扣住扳机，准备障碍物再挪开一点点就开枪。就在此时，沈比利的枪口喷火了，子弹正中阿卜杜尔的眉心。就这样沈比利为布里基斯少将报了仇。
自己方面的王牌狙击手被打死之后，土耳其人又试图用大炮把沈比利炸死。第一发炮弹落在了离狙击掩体不远的地方，机灵的沈比利觉得苗头不对就赶紧溜了。土耳其人矫正弹着点后第二发炮弹把狙击掩体炸得粉碎，但连沈比利的一根头发也没伤着。
虽说狙击手无须参加其他的战斗任务，但沈比利是个闲不住的人。米奇利少校曾回忆起因为晚上没法进行狙击，沈比利总是积极参加夜间对敌战壕的突击行动。在盟军撤离加里波利前的最后一场战斗中，他曾专门负责投掷一种威力巨大的、叫做拉比尼亚的土制炸弹，杀伤了不少敌人。
尽管沈比利杀了那么多的土耳其人，这个澳大利亚马车夫心中对敌人并没有太多的仇恨，他认为自己只是尽忠职守而已。当美国合众社记者于1915年底采访他时，他说道：“我对杀人这件事并不感到内疚，因为土耳其人一直也想把我干掉，只不过让我占了上风。略微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对手不是德国人而是土耳其人。因为我觉得土耳其人也都是好汉，他们打起仗来十分勇敢。”
一个澳大利亚马车夫和土耳其庄稼汉们之间是不会有什么深仇大恨的。在沈比利的眼里，土军掩体后的敌人可能和澳大利亚丛林里的袋鼠头没有什么分别，整个战争只是一场大规模的狩猎游戏而已。
因为他在1915年5月至9月于加里波利战场的出色狙击成果，沈比利于1916年1月1日被授予大英帝国军功章里仅次于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杰出贡献勋章（DCM）。
盟军从加里波利撤离后，沈比利从第5轻装骑兵团转到第31步兵营，他随着部队又转战四方。服役记录上记载他在1915、1917、1918年分别负过三次枪伤，中了至少一次毒气，双腿曾被炮弹碎片击伤，得过流行性腮腺炎、流感、痔疮、肌肉疼痛和风湿性关节炎等多种病症，而且旧伤也不时发作，以至于住院对他来说成了家常便饭。在疗伤期间他曾去过苏格兰，他在那儿认识了21岁的饭店女招待员伊丽莎白，两人于1917年6月29日在爱丁堡结婚，这年，沈比利31岁，比新娘要大上10岁。婚后沈比利又返回部队继续战斗。
可惜的是他的击杀纪录自加里波利战役后就没有再被保存下来，但有资料显示于1917年9月，他曾率领一支小分队在西线比利时一个叫Polygon Wood的战场成功地消灭了小股德军狙击手，为此盟军司令部对他加以通报嘉奖，Toll中校曾为他请发军事勋章但未获批准，而比利时政府于1918年1月19日授予他战争十字勋章。
一战末期，沈比利于1918年9月20日回到澳洲的墨尔本，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11月结束，后来沈比利于布里斯班退役。他于年底返回家乡时，普罗瑟潘的乡亲们在乐队的伴奏下将他从火车站一路接到市政厅，并在那儿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当地的头面人物也登台致辞，对这位勇士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
10个月后他写了一封信给国防部，信中他抱怨妻子至今尚未获准来澳。事实上他的苏格兰裔妻子后来一直没能来澳洲，其具体原因已不可考。
1943年5月19日清晨7时20分，年仅57岁的沈比利死在他租住的廉价旅馆里，身上还穿着睡衣。死因乃是动脉血管破裂。这位曾经一度名满天下的王牌狙击手就这样孤零零地告别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