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有一个同父异母的亲姐姐居住在北京，“文革”期间经济收入很少，生活相当困难，江青对她的姐姐在生活上没有任何帮助和照顾，就像没有这么个姐姐一样。
党的九大以后，我发现一个叫李云露的人经常给江青写信，其内容一是说想念江青，想见江青一面，很想念李讷，想看看李讷；二是了解江青的身体情况，请她保重身体；三是告诉江青她的生活比较艰苦。信中虽然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但言下之意是想得到江青的一点帮助。江青每次看完信以后都置之不理，一不回信，二不回话。
一开始，我不知道李云露这个人和江青是什么关系。有一天，我好奇地问江青的老厨师程汝明。他告诉我，李云露是江青的亲姐姐，以前住在中南海，给江青做家务，带孩子。以后得罪了江青，江青一气之下，就把她姐姐赶出了中南海。从此以后，江青再也不认她这个姐姐了，她们之间没有了任何来往。据说李云露现在居住在清华大学，她的儿子王博文在清华大学工作。
1972年5月，毛泽东和江青生的女儿李讷生了孩子，又雇了一个保姆。要给孩子买牛奶吃，又要给保姆付保姆费，李讷的工资低，钱不够用，生活很困难。1973年，李讷将她的困难问题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汇报了，请求爸爸给予帮助。她说：“我不敢跟爸爸说，怕爸爸说我过不了艰苦的生活，请张叔叔跟爸爸说说。”张耀祠很同情李讷，就将李讷的困难情况如实地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听了以后，表示同意给予李讷帮助，并问张耀祠给多少钱合适呢？张耀祠大胆地鼓着勇气说：“那就给8000元吧。”毛泽东想了一想说：“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个人给8000元，平均吧。”
于是，毛泽东批了一个条子，从他的稿费里取出了32000元人民币，分别给了江青、贺子珍、李敏、李讷每人各8000元。当时贺子珍正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一医院住院治病，她说：“我看病的医疗费公家能报销，不缺钱用，把钱全部退给主席吧。”并说：“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后来经过做思想工作，她还是把钱收下了。出院结账时，不能报销的自费药有3000多元，这些钱从毛泽东给她的钱中支付了。剩下的4000多元，贺子珍退给了毛泽东，并一再向毛泽东表示感谢。江青则毫不客气地收下了。给李讷的8000元，毛泽东的管理员吴连登只交给了她3000元，另外5000元给她存入了银行。因为存在银行一是还有点利息收入，二是叫她慢慢用，如果很快地用完了，再向主席要就困难了。
一直对李云露不理不睬的江青，在毛泽东去世之前，突然想起要关心一下她的姐姐。于是，立即派她的厨师程汝明代表她去看望姐姐，看看姐姐生活过得如何？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她帮助。
当时，李云露住在清华大学一间平房内，她与程汝明在中南海就认识了。她见到程师傅时，很高兴，也很激动，双目含着泪花，询问江青的身体怎么样？工作忙不忙？李讷好不好？她说李讷是我带大的，很想念她，很想见见李讷。
程师傅一边回答李云露提出的问题，一边环视屋内的情况。他看见床上的被褥比较破旧，屋内生着一个煤炉，烧过的煤球和没有烧过的煤球都堆在地上，凌乱不堪。屋内的温度也不高。程师傅看到这些情况后感到一阵阵心酸，心想，她们姐妹俩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了。李云露离开中南海以后，江青从未关照过她，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李云露是一个好强的人，程师傅问她生活有什么要求时，她摇摇头，说没有要求，希望江青、李讷注意身体。
程师傅回到钓鱼台以后，将他看到的情况，向江青如实地作了汇报。江青说，请程师傅再去一趟，从我的存款里（江青没有什么存款，她指的存款是毛泽东给她的8000元钱），送给她5000元钱，以帮助她的生活困难，也算了结我的一个心愿，还了债。程师傅按照江青的吩咐，及时办理了，这使得李云露感激不尽。毛泽东去世以后，江青感到用钱紧张，又想把送给她姐姐的5000元钱要回来。程汝明和吴连登劝说江青不要再要了，钱已经送出去了，要回来影响不好。江青听了劝说，认为他们说的有道理，这样，才没有去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