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冲突是我们最大的社会经济选择，它使我们在社会政策的众多方面遇到了麻烦。如果没有效率的提高，就只能是贫穷，而在贫穷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公平的进步，当然，没有平等竞争，就不会产生高效率。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远远超越了经济学的范围，涉及到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经济学家更多地从市场的角度提出了他们对公平和效率的观点。最早深入分析这个问题的是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他提出了著名的“帕累托最优”法则，这成为福利经济学的最高理想。
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是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帕累托改进是指一种变化，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一方面，帕累托最优是指没有进行帕累托改进的余地的状态；另一方面，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达到帕累托最优时，会同时满足以下3个条件。
交换最优：即使再交易，个人也不能从中得到更大的利益。此时对任意两个消费者，任意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效用同时得到最大化。
生产最优：这个经济体必须在自己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上。此时对任意两个生产不同产品的生产者，需要投入的两种生产要素的边际技术替代率是相同的，且两个消费者的产量同时得到最大化。
产品混合最优：经济体产出产品的组合必须反映消费者的偏好。此时任意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必须与任何生产者在这两种商品之间的边际产品转换率相同。
那么，现实中如何才能达到最优呢？经济学家往往会搬出这个例子，比如保罗拥有一套城区的房子，交通方便但比较喧闹，而彼得拥有一套郊区的房子，风景不错但交通不便，如果双方交换一下，那么大家都能够获得满意，因此这样的交换能够使双方都获得好处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样的交换就是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改进的核心在于，它能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改进人们的处境。事实上，帕累托改进只有在理想条件下才能实现。有时候，人们提出的即便只是一个微小的改进方案，实现起来都是异常困难。
航空公司总是希望上座率越多越好，然而他们也知道肯定会有一小部分旅客常常定了机票却会临时取消航程，于是航空公司尝试超额售票制度，希望能够提高公司的运营效率。他们的做法是，在一个合理估计的基础上，让售票量大于航班实际座位数。但这样的改进措施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办理登记手续的乘客多于座位数，那么就必须确定究竟取消谁的座位。
理论上说，这并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可是航空公司还是愿意通过补偿的方式进行改进，因为如果飞机被迫带着空座位飞行，而恰巧急于出发的旅客也愿意购买这样的座位，结果航空公司和急于出发的旅客都能受益。
航空公司首先尝试了最简单的做法，仅仅取消最后到达机场的乘客，安排他们乘坐后面的班机，那些倒霉的乘客也不会因航程取消而获得补偿，但这样的做法很快带来了一个副产品，登机的过程演变成令人紧张的“登机比赛”，人人都担心会被取消航程。韩国经济学家郑甲泳就亲身经历过这样一个例子，当他准备从洛杉矶机场飞往芝加哥时，由于办理登机手续的人数超过预约登记的人数，郑甲泳只能改签晚一班飞机。此时机场的广播为我们揭晓了答案：“各位旅客，很遗憾实际登机人数超出了预约登机人数，请几位乘客转到下一趟班机，如果您能转程两个小时后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80美元的补偿，如果您能转乘今晚起飞的班机，我们将给予150美元的补偿……”这里，乘客排队的时间可以用美元来衡量了。
经济学家们又进一步提出了改进方案。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尤利安·西蒙提出了一种“超额售票术”的方案，航空公司需要改进的地方在于，在售票的同时交给顾客一个信封和一份投标书，让顾客填写他们能够接受的最低赔款金额，这样一旦出现超载，公司可以选择其中数目最低的旅客给予现金补偿，并优先给予下一班飞机的机票。实际上，这个方案的确有助于帕累托改进，那些对于时间要求不高的乘客得到了补偿，而航空公司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安排，他们能够实现飞机满员飞行。尽管费尽周折，但社会效率总算得到了改善。
经济学小贴士
如果一个经济体不是帕累托最优，则存在一些人可以在不使其他人的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使自己的境况变好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