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是清朝260多年历史的一个关键时期，它既是“康乾盛世”发展的巅峰，也是大清王朝走向衰落的开始。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在乾隆的后期走向衰败，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吏治腐败，贪风日炽，无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乾隆四十年（1775年）以后，腐败已成为朝廷的一大痼疾，中央和地方官员中出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腐败局面，吏治坏到了“上下通同分肥饱囊”的地步。其中，发生在甘肃的捐监冒赈案便是终清一朝涉案人数最多、惩办官员最多的一个案例，被乾隆帝定性为“从未有之奇贪异事”！当时宁夏地区属甘肃管辖，因此宁夏府知府、固原州知州、灵州知州以及不少的县知县都成为案内之犯。
甘肃地处边陲，自然灾害频繁，经济落后。甘肃旧例，民间平民出豆麦给政府，政府给予其国子监监生资格，即可得到应试入官的机会，这叫“捐监”，所收的豆麦称为“监粮”。监粮的用途是遇到灾荒时赈济灾民。这种做法虽有其积极意义，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些捐出豆麦的人为什么要个监生资格呢？当然不是为了学习深造，而是看到监生与做官的关联。因此收捐监粮，说到底是一种朝廷与民间的“权钱交易”，是变相的卖官鬻爵。特别是在实行过程中，很容易被那些贪官污吏视为渔利肥私之道。由于这种做法弊端丛生，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曾下令停止。三十九年（1774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全省仓库储备的粮食短缺、政府又无力出钱买粮以充实国家粮库为借口，上奏折请求在甘肃全省重开纳粮捐监的旧例。户部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提出以本色报捐，即直接收取捐纳者豆麦等粮食。乾隆帝批准了这个建议。为了办好这件事，朝廷还把正在浙江任布政使的王亶望调到甘肃任布政使，由他主持捐纳监生一事。朝廷的用意很清楚，就是避免滋生弊端。
王亶望是山西临汾人，其父王师曾任江苏巡抚。他本人以举人身份捐纳资财，也就是由家里出了一笔钱，先后担任了甘肃省山丹县、皋兰县知县，后升任宁夏府知府。又经多次调迁，当上了浙江布政使，并暂时代理巡抚。很显然，朝廷这次调他到甘肃任布政使，是因其在甘肃任过知县、知府，对甘肃情况熟悉。王亶望到甘肃后，在陕甘总督勒尔谨的支持下，将户部议定、乾隆帝批准的捐收监粮改为收取现银，且开高价。他们规定，每名捐纳监生除折交捐银55两以外，还要再交办公费银4两、杂务费银1两，共计60两。这些银子收上来做什么用呢？既然是捐监银，就应该用来买粮补仓，充盈仓廪，以备赈济灾情之用。但是他们却上下勾结，串通一气，将所收的折色银两私分归己。同时，又以甘肃连年旱灾，需要赈济为借口，捏报遭灾程度，将收取的捐银陆续冒销，中饱私囊。致使各级官吏捏报灾情时，往往以少报多，以轻报重；放赈时又以银抵粮，而且以少报多，以贱报贵，以粥代饭，从中克扣。更荒唐的是，由于甘肃向朝廷报告的是收取本色（即粮食），于是各州县争相报批添建粮仓，获准后，建仓费用全部由户部报销，结果绝大多数粮仓都没有建，此项工料银两便被私自分赃入了个人腰包。另外，王亶望等人借报批监生名额及添建粮仓等事大受贿赂，大发其财。甘肃各州县的捐监名额不是根据各州县实际报捐人数而定，而是由王亶望等人划定下达。各州县都想多得名额，多收捐监银两，于是便给王亶望送重礼。添建粮仓亦然，为了多争建仓任务，又纷纷向王亶望送金送银。而王亶望则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当时，全省流传着这样几句民谣：“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下属官员给王亶望送1000两银子才能见到他的面，几百两银子连他的面也见不到；送2000两银子，他会留下吃顿饭；送3000两银子，王亶望会和送钱的人拉拉弓，射射箭，在一起娱乐一下。后来案发查抄，王亶望的家产有300余万两银子，其中大部分是由捐监冒赈一案中贪污得来的。
王亶望等人这样大肆贪污受贿，难道朝廷一点都没有察觉吗？不是的。勒尔谨、王亶望在开始捐监半年后，即向乾隆帝奏称甘肃捐监的人数达1.9万人，捐纳豆麦82万石。这笔巨额粮食，当时就引起了乾隆帝的怀疑，发了份“四不可解”的谕旨诘问勒尔谨：甘肃人贫困者居多，怎么会有近2万人捐监？民食尚不足，又安得这么多粮食捐监？捐监粮多达82万石，年复一年，经久必陈腐，又将安用？即使每年借给民间，何不留于闾阎（借指平民、民间），听其自为流转？勒尔谨回奏说：甘肃省报捐监者，多系外省商民。近年甘肃收成颇好，富户积粮日多，乐于粜（tiào）粮得价。商人因粮价平减，遂卖货购粮捐监。乾隆帝虽查不出什么破绽，但对这件事还是放心不下，就于四十年（1775年）春天特派刑部尚书袁守侗前往甘肃检查捐监情况。但由于军机大臣于敏中暗地给甘肃传递了消息，勒尔谨、王亶望便事先做了手脚。他们在仓口深处铺上木板或掺和糠土充粮，然后在上面铺上数尺厚的粮食以应付检查。袁守侗到甘肃后，虽然是逐仓检查，但也只能查到仓口以下数尺深的地方，自然也就查不出什么来了。到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时候，甘肃报说已累计收到监粮600多万石。王亶望也因收监粮有功而升任浙江巡抚，宁夏道员王廷赞补授甘肃布政使。王廷赞是关东人，乾隆四十一年分巡宁夏道。他任甘肃布政使后，继续实行王亶望的政策与做法，而且将原定的由各州县分别负责捐监改为由兰州府办理，并在向每名监生收60两银的价码上再加“心红纸张”银1两（按：心红，纯红的朱砂，此指印泥。清代官署用品有心红、纸张一项）。真是后任继前任，一任比一任贪。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循化厅撒拉族人、穆斯林新教首领苏四十三率众起义，陕甘总督勒尔谨率兵镇压屡屡失利，被朝廷逮捕问罪。乾隆帝派大学士阿桂前往甘肃督师监军。行军途中，阿桂向皇帝报告说，因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军队行动迟缓。乾隆帝再派尚书和珅率兵疾进。和珅也报告说，甘肃境内雨水太多而延滞用兵。乾隆帝接到他们的报告后，不由得产生了疑问：自王亶望任职甘肃至今已八九年，年年都有旱灾求赈的报告，既然多雨，又怎么会有旱灾呢？恰在此时，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给皇帝上了个折子，请求捐献银子4万两作为军饷之用。乾隆帝接到王廷赞的奏折后，更加警觉起来。心想王廷赞任布政使的时间并不长，其家资怎么如此富裕？由此又联想到由甘肃调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他在浙江曾捐银50万两作为修筑海塘工程的资金。王亶望调任浙江巡抚时间不长，乾隆帝估计他的银子是在甘肃任职时贪污所得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甘肃每年请求朝廷给予旱灾赈济就有假。另外，甘肃收捐监粮一事也难保没有私收贪污的行为。为了将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乾隆帝决定对这一事进行全面调查。由于乾隆帝的高度重视，亲自过问，经过各路办案官员的全面调查，审讯案犯，这一甘肃官员营私舞弊案才全部暴露。勒尔谨、王亶望一伙通过捐监冒赈侵吞上千万两银子。此案涉及陕甘总督勒尔谨、布政使王亶望和王廷赞、兰州知府蒋全迪，还牵涉到知县、署知县63员，知州5员，同知3员，通判5员，县丞2员。共计涉案官员100多人，其中宁夏府知府张金城、固原州知州郭昌泰以及灵州知州、平罗县知县、宁夏县知县等均属案内之犯。
案发后，勒尔谨被令自尽，王亶望、蒋全迪立即处斩，王廷赞被判为绞监候，秋后处决。此外，朝廷还下令，侵吞2万两以上的20人也立即正法；1万两以上的11人判监斩候，秋后处决；1万两以下的26人也判监斩候，待秋后根据犯人表现等情况，再提出是否从宽的意见；1000两以下的一般从轻发落。总计陆续正法的有56名官员，免死发遣的有46人。另外，还有10人贪污在1000两以下，被分别判处杖责100下，流放1500公里以外的地方，或发遣新疆。另有20人被撤销职务，查抄家产，追罚银两；28人被撤销职务，追罚银两，留用8年无过者，才准按原职级待遇；15人的家产受到查抄、查封。宁夏知府张金城被判免死发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