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山雨欲来
马尾悲剧的征兆早在张之洞与张佩纶刚刚外放离京之处就显现了。
二张离京后，自然要先去天津见李鸿章，既是了解情况，也是向老前辈学习。同到天津的还有奉旨帮办北洋海防的吴大澂。
李鸿章专门为他们安排了一次出洋巡阅的实践活动。为了这次巡阅，李鸿章事先特命丁汝昌率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威远、康济两艘练习舰赴大沽待命。又命镇东、镇西、镇北、镇南、镇中、镇边6艘炮舰齐集烟台，等待检阅。
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会同吴与二张，督率大沽口外各舰，直奔旅顺口。一路上老中堂与“二三英俊反复考究”海防大事，并操演了海军队列。
闰五月初一日，李鸿章一行顺利抵达旅顺口。检阅了陆、海防御体系，并视察了该处驻军。
次日，一行人乘船南下烟台，检阅在烟海军，“声势略壮”。适逢“法国水师提督利士比，统铁甲两艘，快船两支驻烟。”法军为炫耀武力，特邀李鸿章一行检阅法官海军。李鸿章的观后感是：“其船坚炮巨，实较北洋船式为雄大，而操法尚不甚相远也。”不过很可惜，张佩纶似乎对此并未产生太深刻的震撼。这一点对随后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初三，李鸿章一行抵达威海卫，阅看德国顾问教演鱼雷艇。次日，二张“同舟赴沪”，李鸿章则与吴大澂北返，于初五日回到天津。
闰五月十五日，张佩纶抵闽。在福州，他见到了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以及前驻日大使现任福建船政大臣的何如璋。
也正是这时，张佩纶得到了关于观音桥事变的爆炸性新闻。在张佩纶看来，这就意味着中法很有可能再度开战。于是，他收起了已经写好的辞职书，全身心地投入到备战工作中去。
六天后，法国军舰也来到了福州口外。又二日，法舰驶入闽口。此时中央业已决定，潘、岑两军均回调入关，全力恢复和局，自然不想在闽口再起风波。所以严令闽口不得轻举妄动，只能友好相待。就这样，法国军舰在清国军乐队的悠扬乐声中，鱼贯而入，停锚驻泊。
接着就发生了法方强索高额赔款，又扬言要占地为质的事情。眼看烽火即将再起，闽口却势成骑虎。张佩纶等人得到的指示仍是“切勿生畔”、“静以待之”。
结果，炮台的缺陷未改，法舰却越聚越多。
闰五月二十七日，张佩纶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急电，这封电报传递了一个惊人的消息，法国领事扬言，如果到二十八号中方还不就赔款问题作出最后答复，法方不放弃对福州船政局采取行动的自由。如此一来，“我若拦阻，彼必开炮，则决裂；若不阻，彼亦不能先开炮，或尚可讲解。望相机办理，切勿躁急，公屯马尾非计。北船已收入旅顺，断难在海外敌铁舰。”
话，已说得非常明白。只可惜，张佩纶另有自己的方案。
张佩纶放下电报，便开始调集部队增援马尾。他本人则先于部队出发，连夜冒雨赶至福州船政局，与何如璋密商对策。
二人决定，“以水师游击张成率扬武兵船一艘暨两小蚊船，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陆路援兵抵达后，则“沿途多张旗帜，列队河干疑敌。”“并密饬后山防营，择要埋伏，杜敌人登陆包抄。又分饬各厂弁丁将炮械火药周密安放，预备法人侵占厂地为拼敌俱焚之用。”行动可谓雷厉风行，决策也不乏破釜沉舟的悲壮。可是，如果基本前提是错的，雷厉风行也好，破釜沉舟也好，又如何力挽狂澜？
风雨如晦中，我们依稀已经听到一曲低沉的挽歌。
当这一切准备工作都已就绪后，为安定人心，张佩纶故意于两军对峙之际酣然高卧，鼻息如雷鸣。何如璋则命令船厂继续开工。所以，当二十八日的太阳升起后，法国人看到的，依然是一片和平景象。但是，双方心中都很清楚，这样的时光，不会太久了。
二十八日，传说中的进攻并未发生。短暂的对峙后，是更大的紧张。上海谈判越谈越远，关于法军将强占福州船政局为地质的传闻，却越传越真。也就在这时，李鸿章建议腾空船厂，以“不设防”来对抗法国人的坚船利炮。可这又岂是张佩纶所能接受的？他不仅没有疏散船厂，反而将李鸿章辛辛苦苦疏散出去的马尾水师，一艘艘的又调了回来。
原来，他以为：“法入内港，但我船多于彼，彼必气沮而去。”“以马尾地势、法人军谋而论，战必先水。现在法船仅九艘，我船足与相当……但敌不骤增多船，水战未必能败。”“敌入内港，若水陆夹击，截其后路，实可一胜。”六月初一，他发电给总理衙门称：“彼（指法舰——笔者注）深入，非战外海。敌船多，敌胜。我船多，我胜。”六月二十日，电告张之洞称：“论闽口现在敌情，先发可胜。”
显然，他忽略了中法军舰质量上的巨大差异，也忽略了现代海战的实质内容，而想当然的从一个外行的视角上，自以为内行的去设计一个天方夜谭试的作战计划。这正是当年科举制度下绝大多数文官精英所共通的致命伤。只是由张佩纶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尤其显得不合时宜。
六月初十（7月31日），李鸿章正式通知张佩纶，曾（国荃）巴（德诺）和谈已经失败，法方扬言要“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轮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定必原物归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扫尽，力难复兴。”
第二天，在李鸿章的努力下，总理衙门也致电张佩纶，指出：“两害相形取其轻，事急莫如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为第一要义。”“总以匆呆守马尾，避其锐气，伺隙而为方妙。”
可是，张佩纶要做的偏偏是要和法国海军正面硬顶。他不仅要把已经疏散的马尾水师再集中起来，而且上奏中央，恳请将北洋与南洋的水师也集中到马尾，与法夷决战！
在李鸿章看来，实属彻底丧失理性的举动。
但何如璋支持，张之洞支持，彭玉麟支持。更严重的是，那个讨厌张佩纶的醇亲王也支持。
在醇亲王的运作下，六月初一、初三、十一连发上谕，命粤、浙及南、北洋设法调船援闽。
可是曾国荃不会疯，李鸿章也不会疯。南洋坚辞，北洋婉拒。张佩纶也只好先将马尾水师集中起来再说。
在张、何二人的努力下，分散的军舰一艘艘又开了回来。至开战前，张佩纶与何如璋共调集了“扬武”等21艘舰船及十余艘旧式师船，与罗星塔下的8艘法舰对峙。从总吨位上讲，中方约1万吨，而法舰是约14500百吨；从火力上讲，中方大小炮50门，而法舰仅重炮就是77门，还装备了大量每分钟60发射速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并配有鱼雷艇，比福建水师占绝对优势；从防护力上讲，中方军舰全是木壳，法军却有装甲保护。相形之下，大清的战舰更像炮靶。
按张佩纶的指示，所有军舰均同法舰“衔尾相泊，备敌猝发，即与击撞并碎，为死战孤注计”。同时暗备火船、火筏，委以敢死勇丁，以用作自杀性攻击。并将数百名精选出的敢死陆勇藏在两艘毫无武装的商船中，与法舰杂泊。一旦开战，就直冲向前，以古老到超千年的“跳帮”战术，攻击法军，变海战为陆战，缴获法舰。张、何并亲率民工勇丁，于林浦、鼓山、中歧赶建土炮台。
当所有一切部署完毕后，张佩纶与何如璋就开始向中枢相继提出“塞河”、“堵口”、“先发制人”等多种建议。他征集了30艘帆船，装满石头后停泊在长门附近。作沉船堵口之策，与法军作同归于尽的最坏准备。但事实上这个计划也不可行，一则清廷中央无此魄力，不敢批准。二则批准也无用，因为孤拔早防着清军这一手。至开战前，法方共计10艘战舰加两艘鱼雷艇驶入闽口。其中8艘战舰与两艘鱼雷艇泊于罗星塔下，与华舰对峙。另“梭尼”与“雷诺堡”两艘巡洋舰则泊于潭头、金牌江面，专防华军堵口。入夜之后，各舰均保持高度戒备，探照灯不停地扫照江面，专防华军偷袭。
于是，张佩纶也只有在对峙中苦熬，在苦熬中绝望，在绝望中哀叹：“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基隆之战
就在张佩纶为马尾叹息之时，台湾的形势业已千钧一发。
闰五月二十四日（16日）刘铭传至基隆，踏上了宝岛的热土。
抵达台湾的第二天，刘铭传就开始巡视要塞炮台，并召集驻防诸将领研讨防务问题。两天后，进入府城台北，宣布到职任事。
一路的所见所闻，令刘铭传更觉前途艰险。
当时负责台湾守备的是台湾兵备道刘璈。刘璈，湘军老将，以传统标准讲，可谓干练大员，但已不足以应付现代战争。当时，台湾守军共40个营（16500人），刘璈在台南放了31营，台北却仅9营（孙开华3营，曹志忠6营）。法国军舰已经开到基隆，作为主要防御工事的基隆炮台，“仅有洋炮五，且仅守前面，不能应敌之旁攻。”对于这个部署，刘铭传觉得不可思议，李鸿章同样嗤之以鼻。
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月25日），李鸿章在写给张之洞的信中甚至说：“台湾刘道能办土匪，军事布置，未闻方略。”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传统战争中，确实是台南重于台北。因为第一，从农业文明的视角看，在多山的台湾，台南的平原无疑是全台的精华；第二，从军事战略上看，传统的风帆水师作战半径和机动性均有限，攻台多取步步为营姿态，先占福建为前沿，再攻金马为跳板，取澎湖，略台南、台北贫苦之地自可传檄而定。但是在工业时代，情况就不同了，随着军队作战半径的不断加大，和交通工具的不断进步，孙子一再强调的“因粮于敌”中的“粮”已不再是制约作战的最大瓶颈，军事性的工业制成品与动力来源才是最大的瓶颈。具体到当时，首先，占领台北无疑比台南更易于控制中国东南沿海；其次，基隆的煤矿更让法军心动。该地有着丰富的煤炭储备，煤层与地表几呈水平线，某些地方只需扒开植物层，就可见到煤炭。这就使台北的地位远远凌驾于台南之上。对此，孤拔很清楚，刘铭传也很清楚。
六月十三日（8月3日），法军中国海及日本海分舰队总司令利士比（海军中将）率3艘战舰开向基隆挑衅。
这3艘军舰的详情如下：
拉加利桑呢亚号（旗舰），船员350人，配240毫米炮座炮2门，240毫米炮塔炮2门，100毫米炮6门，旋转炮8门。
维拉号（巡洋舰），船员260人，配140毫米炮座炮15门，旋转炮8门。
鲁汀号（炮舰），船员78人，配140毫米炮座炮两门，100毫米炮两门，旋转炮两门。
3舰共计388人，炮47门。
六月十四日（8月4日），法军向基隆守军发出照会，命其将基隆的防御工事交给法军接管。守军置之不理，双方遂开始备战。
六月十五日（8月5日）上午八时许，法军开始炮击基隆炮台，并在大沙湾附近占据了一个支撑点。
对于拥有150毫米装甲保护的法国军舰而言，只要在1000米的距离上炮战，他们根本不怕中方的炮弹。而基隆守军却很难抵御法国人的240毫米重炮。拉加利桑呢亚号的第一轮侧舷齐射，就干掉了清军一半的岸防炮。在此之前，清军一名出色的炮手连续三发炮弹均准确命中拉加利桑呢亚号。且所有炮弹都“集中在四法尺的范围内”。其中“一发落在吃水线上一至二法尺处，两发击中更高一点的地方，一发击中一个炮孔的右下方，打弯了一门24厘米大炮的支架。这些炮弹都击穿了铁甲并留下一个洞。这些洞很快被木制的堵漏桩封上……但新堡垒里这名危险的炮手没有充裕的时间来更多地立功了，在他装填炮弹时，法国军舰的一发炮弹摧毁了他的大炮，炸死了10名清军，其中之一就有这位出色的炮手。我们的24厘米炮弹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
为提高命中率，利士比下令减缓射击速度。八时四十五分，岸上发生大火。九时，清军的火药库被击爆，很多士兵被埋在瓦砾中，附近的村庄也起了火。
十五日的炮战是一边倒的。法军轻而易举地扫平了基隆炮台，轰走了守军，然后派出海军陆战队，兵不血刃的拿下了港口高地，并将残存的清军岸防工事全部炸毁。整个战斗法军一无伤亡。而清军则付出了伤亡弁勇六十余人的代价。
消息传出，巴德诺大喜过望。在他看来，法军只要继续前进，用不了多长时间，也无需太大代价，就可以攻略基隆，占领煤矿。到了那一天，还怕清政府不掏银子吗？只是他不会想到，刘爵帅已经开始为法军挖掘坟墓。
十五日的炮战，对从沪尾紧急赶来亲自指挥的刘铭传最大的启发，就是让他进一步看清了一个事实：“非诱之以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据说，刘还故意在吃饭时仰天长叹：若唐殿魁、刘盛藻在，吾何惧法人哉。这一叹可不免大大“激怒”了在场的淮军众将。唐殿魁与刘盛藻都是铭军老将，唐殿魁战死于争论极大的伊隆河之战，刘盛藻则病故多年。诸将曰：某等从公亦十余载矣，公今困绝域，某等义不生还，唯公命之！
次日，300法军悍然登陆。
最初的登岸是顺利的，法军遂认为清军队已溃逃，便翻山而进。不料刚抵达山后，就陷入了清军的三路夹击中。总兵曹志忠率六营主力扼守田寮港西侧高地，从正面挡住法军；淮军宿将总兵章高元、苏得胜则率百余精锐从东面突袭法军左翼；邓长安领亲军小队从西面猛攻其右翼。而法军的舰炮却无法隔山射击，失去火力支援的法军被打得七零八落，只好在舰炮掩护下，狼狈撤回海上。
是役法军因严重错误估计守军实力，而导致登陆失败。所幸者法军伤亡甚微，仅死2人，伤10人，且均为士兵。但到了刘爵帅的奏折里就成了伤亡百余，且一名军官被阵斩。
此折一上，举国欢腾。只有李鸿章不以为然地写下“基隆我军小胜”的定语。可惜已经无人听得。
基隆大捷！
慈禧太后大喜过望。命拨发3000两内币，赏给出力兵勇。
同时，清政府强烈抗议了法军在和谈期间进攻台湾的行为，呼吁国际社会“秉公评论”。法国方面则倒打一耙，咬定是由于中方的挑衅引发了“基隆事件”，并以此为借口，向清廷发出了拖延已久的最后通牒。法方虽将2.5亿的巨额赔款降到了8千万，但这离清廷的50万两（330万法郎）底价仍有巨大差距。
今日看来，法国坚持高额赔款的要求可谓无理，无理到近乎愚蠢。就像钱借少了是孙子，借多了是爷爷一样。如果法国人勒索的钱少，大清国或许还会意思意思。但是他要的钱实在是太多了，而大清国虽然丢失了山西和谅山，但那毕竟都是越南的地盘。仗打到现在，停火线还没有出越南国境呢。大清国是损失了些部队，但更多的部队随时可以集结。大清国也懂一个道理，国家不仅要利益，而且需要基本的尊严。有这么多钱陪给法国人，倒不如咱们拿了当军费去抗击法国人了。
这就决定了总理衙门的回答：“今得照会，殊为怅然。……若偿款一层，中国并无违约之据，实无可出此款项，并非吝惜，业已屡次明言之，无庸再述。当此别怀惆怅，不得不直吐其衷，缘此事一与一取，皆关碍两大国体面，中国既不肯以此碍中国体面，亦不肯以此谓贵国用兵专为此款，致有碍贵国体面，惟贵大臣谅之。”
对此，法方自然无法接受。
结果，巴黎抓起石头，却同时砸中了双方的脚。
一场规模更大，徒然让第三国得利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血染马江
七月初一（8月21日），法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谢满禄下旗离京。
谈既无果，只有再打。
事实上，法国人早就想打了。正如谢满禄于1883年12月1日给外交部长沙梅拉库的密函中说的那样：“中国政府为它的傲慢和愚昧无知所蒙蔽，对来自南方的报告都乐观，把形势说成对中国一片大好，把总督们看成伟大的军事家，把修筑的街垒说成是坚不可摧的强大阵地，把买来的武器说成是先进的利器，把匆忙集结起来的队伍说成英勇善战的部队，把地方居民说成仇视我们的力量，把我们个别部队的处境描绘成十分危险。”
这段话说的真是入木三分。相对于继续谈判，法国人无疑己越来越倾向于用大炮与刺刀来解决问题。
七月初二（8月22日），孤拔收到了巴黎发来的密令，命他消灭福建水师。
孤拔召开了最后一次战前会议，法军已占据很大的优势，孤拔还不满足，他要更大的优势。
孤拔的计划是在23日中午两时左右，乘退潮之机起锚。先派出两艘鱼雷艇偷袭中方战斗力（相对）最强的“扬威”与“福星”二舰。得手后各舰即以火炮发起全面攻击。
原来，当年中方军舰均以舰首系泊于碇泊之处。闽口因距海甚近，所以江流因潮汐之涨落而上下。上午涨潮时，船头不动，船尾则随江流漂向上游。下午退潮时，船头还不动，但船尾则随江流漂向下游。中方火力发挥主要靠舰首主炮，所以最忌舰尾对敌。而对中方最不利的，也就是对孤拔最有利的。
七月初三（8月23日）上午八点，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泰按前一天的计划，将开战的消息通知了各国领事。又两个小时后，法方始通过一名传教士，将宣战照会送给中方的闽浙总督何璟。照会翻译完毕，已是中午十一时之后的事情了。由于电线被截断（原因不详），这个通牒未能及时通晓全军。待张佩纶得到通知，马江之上已是一片炮火硝烟。
下午一点五十六分，法方攻击发起。
双方实力本就悬殊，开战前六分钟，法军又得到从马祖开来的“凯旋”号铁甲舰的增援。和其他先期抵达的军舰一样，这艘法舰同样一路畅通，未遇到任何阻拦与抵抗。中方军舰本就不堪一击，又以舰尾对敌，直呈坐以待毙状。至于福胜、建胜两艘蚊炮船，本为沿海岸线守口设计，现在却用于内口近战，虽然两舰官兵无不拼死抗击，结果仍只有死路一条。
张佩纶战前储备的火船、火筏和内海师船，以蜂拥蚁附之势，奋勇向前，对法军发起了自杀性进攻。无奈法军舰载速射炮火力“如雨集”，“霎时均为扫尽”，江水为赤。
仅仅七分半钟，马尾水师便已不复存在。爬上中歧山观战的张佩纶，看到的已只是沉舸断帆，一片火海。
是役法军仅两艘鱼雷艇受重伤，战死6人，伤27人，中方则死伤两千余人，11艘战舰尽失。
消灭完中方海军后，法军又炮击了福州造船厂。次日上午，法军用28公斤重的榴弹，以更猛烈的火力再次轰击了船厂。“对凡力所能及的东西，均予摧毁”。同时对马江附近的帆船、舢板也作了毁灭性扫荡。张佩纶为了防止法军登陆进一步劫掠、破坏船厂，集中了约万人的兵力，死守中歧山与船厂。张将作战交给陆军将领，自己则于阵后亲率督战队捕杀逃兵乱勇，孤拔见中方防守严密，最终未敢登陆。
初五（25日），法军登陆罗星塔，夺清军三门克虏伯炮而去。
从初六到初十，法军自内向外依次扫荡了闽口各炮台。如前所述，中方炮台由于炮口皆外向，所以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坐以待毙。
混乱中，守军纷纷溃逃。最后仍在苦撑的只有穆图善与他的长门炮台。
这位皇族出身的将军，冒着法军猛烈的炮火，脚蹬草鞋，手挥战刀，亲临一线督战。长门炮台始赖以保全。
但穆图善终于只有一位，他可以守住长门，却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其他炮台的兵勇，一群接一群的溃逃。而在穆图善的目力所及之外，则正上演着一幕幕更加肮脏的闹剧。后方的兵勇，法军开炮时便上山逃避。法军炮击一停，他们便像广告插播一样，抓紧时间四出劫掠，甚至撬开仓库大门，私分公家财货。
只有穆图善，依然在死守。
法军山崩地裂般的炮击，将所有的炮台全部化为废墟，但穆图善依然近乎执著地督众死守着炮位。
台虽无，位仍在。
法军也起了劲，在舰炮火力掩护下，派出了陆战分队，坚决要驱逐这帮守军。可是，面对登陆的法军，穆图善依然坚守一片废墟的阵地。
法国人震惊了，震惊之后是无奈，无奈之后是尴尬。
他们的陆战队太少，而军舰又终究不能变成战车。
孤拔只好下令撤退，让穆图善赢得这场精神较量的胜利。
望着远去的法舰，穆图善的心中真是无比悲凉。这样的“胜利”，他希望永远不要再有。于是，他上呈了请罪奏折。可是，他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得到了褒奖，日后更将与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彭玉麟等人并列为朝廷倚重的七大重臣之一。但其他人的官运就没有这么好了：
闽浙总督何璟，褫职。
福建巡抚张兆栋，褫职。
船政大臣何如璋，褫职，从严充军查办，戍边五年。
钦差大臣张佩纶，褫职，从严遣戍到察哈尔的察罕陀罗海、张家口等地，充军三年以赎其罪。
其中处境最尴尬的莫过于张佩纶。因为他得罪的人太多，不仅昔日冤家卷土重来，福建士绅们也乘机落井下石。后者将上诉一路打到京师，利用福建籍的官员和京中名流，大造声势，一时颇有“不杀张佩纶，不足以平民愤”的气概，各种传言也就在这时四处传开。
一说炮声一响，张佩纶就昏倒在地，四肢抽搐，不省人事。
一说炮声一响，张佩纶便甩腿狂奔，一口气从船厂跑到大后方的彭田。
又一说，张佩纶于滂沱大雨中，头顶一只铜盆，怀揣四支酱猪蹄，临阵脱逃，一路跑到彭田，欲藏身于农家。但为义薄云天的乡民所拒，只好在一破庙（一说祠堂）中过夜。
又说何如璋亦临阵脱逃，一路经人指引，终于追上了张佩纶，却不料张怕何的到来会暴露自己的踪迹，竟将何严辞斥回守厂，自己却继续逃跑。
虽然所有这些传闻，后来经新任钦差大臣左宗棠调查后，都已证明为子虚乌有。李鸿章也尽了最大能耐打通关节。可张佩纶最后依然被革职，革职之后又被充军。
张佩纶的政治生命，至此终结。唯一令他可以聊以自慰的便是，李鸿章仍没有忘记他，也没改变对他的评价。李仍然要继续保护他，寻找机会推荐他。等到他刑满回京后，李更要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嫁于已是第二次丧妻的张佩纶。
马尾的惨败，对清廷而言，无疑是一记重击。以这一战为标志，中法双方又一次进入了事实上的交战状态。从外交程式上讲，下一步就该是相互宣战了。但耐人寻味的是，从此直到战争结束，双方都刻意回避了正式的宣战。
就中方而言，由于武器装备严重依赖进口，所以避开宣战就可以打擦边球，时不时弄点小动作，在非交战区（如华北）购入些武器弹药。就法方而言，避开正式的宣战也有好处，这样它就可以继续利用香港等地作中继站。而一旦正式宣战，香港就将按公法中立，法国人再掏钱，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最后，从双方共同的立场上讲，避开宣战，无疑也为日后的终战留下了更大的回旋空间。这是中法战争的独特之处。
纸上谈兵的“牵敌战越”
战火重启之后，清廷采纳的是张之洞“牵敌战越”的战略，即在东南沿海取守势，在越南战场取攻势。通过越南战场最大限度的牵制消耗法军，从而减轻东南战场的压力。最终拖跨法军。
具体讲，即以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滇军结合黑旗军出西线，广西巡抚潘鼎新的淮、桂、粤军出东线，东主攻，西助攻，取一个巨大的钳型攻势。一举规复北圻，伺机逐步将战线推进到越南的蜂腰部，获取一个军事地理上最为便捷的防御线，再看情况或转向和谈，或将法军赶入大海。
这个构想本身很好。
首先，越南境内地形复杂，可以部分抵消法军在组织训练上的优势。
其次，由于缺乏强大的海军与战略性铁路、电报网，清军如果一味在东南沿海防守，将守不胜守。但如果能在越南战场上占据上风，就将有效抵消法军在东南沿海战场的得分。
可是，现代战争不是传统战争。传统战争规模有限，往往一次会战就能结束一场战争。战场的范围也很有限，长期不超出指挥官的目力范围。有时候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或振臂一呼、一鼓作气，就能解决问题。但现代战争则规模大、范围广、持续性强，这就要求严谨性、科学性与综合性。单纯有灵光一闪的好想法不行，必须把这个好想法变成一个缜密严谨且具备可行性的计划。这就不是科举制度下那些精通时文小楷之辈们能做到的了。
结果就是一个很好的构想，最终却成了一场纸上谈兵的瞎指挥。
张之洞大谈他的钳形攻势时，居然完全没有考虑到清军的交通、通讯现状，也完全忽视了战场上实际的军事地理。
就算是用19世纪最精密的地图，也无法纸上用兵。何况大清国的地图几乎都是写意性质的，更像是艺术画。但张之洞一没有深入前敌，二缺乏参谋军官团，三也没有精密的军用地图，却拿着写意画指点江山，表面上是气吞万里如虎，实则连马谡守街亭的水准都没有达到。这一点我们将从前线将领的战报中得到深刻的体悟。
越南战场以劳待逸
就在中央发六百里密谕，督促潘鼎新火速出（镇南）关的同时，由左宗棠的老部下王德榜新招募的定边（楚）军，也已分批进扎龙州。湘楚系统军队的登场，不免令那些因不满李鸿章进而不满淮军的人们顿觉眼前一亮。可局内人的万苦千难，却同样很难被他们所理解。王德榜也只有向他的老上司诉苦。
“窃查广西省城至柳州府城，计程七站，山路崎岖。滩河九道，山冲桥梁数十处，多系朽坏，又值春雨正多，山水时常涨发，单身匹马，均属难行，每逢过渡，只得破烂渡船一艘，往来挽渡，迟滞非常。月之初十日，卑军前、左两营勇夫，行至永福县属之拦马地方过河，渡至河心，竟被沉覆，失去洋枪器械数件，溺毙勇夫数名……”
还有更糟糕的，“计西省行至南宁十七站，险阻异常，驼马载运军装，倒毙不少。访诸往来商贩，据称，此路林深菁密，向为逋逃渊薮，又因发逆（指太平军——笔者注）蹂躏，继为土客（指土著民与客家人——笔者注）互斗，以至四乡人畜遭害，因地荒芜，贼盗出入其间，时常拦途截抢等语。本司此次亲历，始知底蕴，将来饷项、军装断不能由陆路运解……无如水程绵长，颇多转折。查由永州至广西，须过陡河，水势涨发不定，不能扣计程期。由西省至梧州至南宁、龙州，则需逆流而上，不遇风雨，四五十日可到；如载军火粗重物件，又当迟延数日，尤应换船三次，方能安抵龙州。即如前奉拨解军火，本司即于去年冬月初旬派委差弁由水路运解前进，迄今将及两月，本司现抵南宁，尚未见前途军火经过，可见展转耽搁，无法可施。”
王德榜也只有派出专员，“沿途探听，催促前来”。“似此水陆皆属维艰，今卑军异城从征，长途转运，饷银一切，常虑不继，殊深焦急。惟望我宪台体恤下情，源源接济，庶无枵腹荷戈之虞，则感激鸿慈无量矣。”
王德榜的这份奏报，写于光绪十年的正月二十六，到左宗棠手里，已是二月二十六。
左宗棠不是超人，更不是造物主。他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变出现代化的交通通讯工具来。更不应忘记，左帅当年可还是反铁路运动的中坚呢。
难来难去，大军至今尚未出国门。入了越南，只有更难。
东线苦，西线也艰难。
自牧马到宣光，“间关崎岖，千有余里，皆行无人之地，山箐险恶，不见天日，虎蛭纵横，人马颠陨，缒幽凿险，艰苦异常。而地方幽僻，办粮极难，非远到数百里外，无从采购。其转运粮米以及军装器械至为累重艰辛。至于沿途耗损，需费繁多，尚不足论。”至于通讯，则只有一路分设台站。靠人力驰送情报。
现实中的困难还远不止于此。
如同淮军老将周盛传早已提出大清军队的医疗保障存在严重问题，但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结果，入越华兵水土不服，苦不堪言。西线“滇勇不耐烟瘴，入夏以来，先后瘴故将弁百余名，勇丁千余名，患病未计。”东线“方友升军二千，没者千五百；王德榜军没者千余，强进亦不能战”。这是光绪十年六月间的统计数据，真可谓“惨不忍睹”。最后甚至连潘鼎新本人也因水土不服而病倒。
看到这里，有人也许会说，中国人是人，法国人也是人。清军好歹还是在家门口打仗，法军远涉重洋，困难岂不更大？
如果双方前提相同，这个理论自然成立。但恰恰双方的基本前提不同。
法军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拥有远较中国雄厚的物质基础，更兼精密的管理机构，所以法军远涉重洋的困难，反易于清军从北京远赴西南。
登陆之后，法军有强大的内河舰队。炮舰、运输船均以蒸汽为动力。赶上雨季，道路塌垮，桥梁被坏，中方很难行动。法军却可借河水暴涨，乘战舰四处扩张。雨季过去，中方可以进攻了，法方又可依托城池据点，深沟高垒以待。至于平日作战，正如周盛传指出的那样，从野战交通上讲，“洋人遇河则用小木船搭浮桥，遇窄河则用洋铁浮桥，顷刻可就……赴水则有气包袋，渡水便利。”从后勤保障上讲，“泰西用兵必先厚储饷项，以防缺乏；又有轮船运解，自法至越约不过四旬可达；且已得南圻六省之地，就地购粮，亦不甚费转运之力。”从医疗保障上讲，“西人医药之精，胜于中华，临阵受伤之士，虽至断肢折体，皆能医治如旧。”
法国人还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分别以西贡和广东作为法中双方的前出基地，同时运军队和物资至谅山一线。法方只需40天，中方却要三四个月！
错误的“胜算”
由于中法的国力差异与战力差异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中方主动出击，不要说西贡，就是河内也是攻不下的。攻不下只能守。但事实上，以谅山为核心的边界领土，当年也是守不住的。北宁、山西产粮区的丧失，后勤状况的恶劣，无不严重制约着中方数量优势的发挥。交通通讯的原始，更使东西两个战场根本无法做到密切配合。
唯一可能的选择就是诱敌深入，打防守反击。可这恰恰又是舆论所不能接受的。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该知道，潘鼎新所接受的。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不仅他完成不了，换上左宗棠、张之洞、麦克阿瑟、隆美尔、拿破仑、古斯塔夫、查理十二……同样不能完成。
相反，由于台湾战事的久拖不解，令巴黎方面很不耐烦。他们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台湾并不是想象中的肥肉，而是一根硬骨头，要想拿下台湾，就必须按孤拔的建议大举增兵。可是从投入回收效益比上讲，真要是大举增兵，倒不如全盘接受孤拔的建议，将战火扩大，以免坐困一隅。但这又不免与巴黎方面的政治目标相矛盾。毕竟法国的主要对手是德国，不愿在东方浪费过多国力。思来想去，巴黎方面遂将目光重新锁定在北越战场上。法军决定通过武力控制北圻全境，造成既成事实的方法结束战争。在法国方面看来，“我们东京的远征队距离中国边境还太远，不能使帝国政府受到严重的警告。”因此，必须“从中国军手中夺取谅山”，并进逼中越边境，占领整个北圻，这样才能逼迫清国接受法方的和谈条件。
于是巴黎方面决定向越南战场再增派3000援军，追加3.8亿法郎的军费开支。这样北圻法军的数量就突破了两万大关。剩下的，就是历史如何残酷地向我们展示，在一个无望的牢笼里，潘鼎新是如何作最后的挣扎的。
七月十九日（9月8日），因米乐回国，波里也被任命为新任东京远征军总司令。米乐的去职，表面上看是由于身体欠佳，实则是源于国内激进势力的抨击。在那些人看来，如果不是米乐在北宁之战后的“怯懦”，法军早已犁庭扫穴，控有全越，哪有后来的麻烦？又哪有观音桥的羞辱？而米乐居然也就真的走人，对法军而言，这无疑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八月初，西线清军在岑毓英率领下，率先发起攻击；同月中旬，东线清军也开始南下。
从数量上讲，法军有将校434人，兵17500余人。
华军西线兵力1万余人，东线则2万余人，在数量上只能算是小有优势，而这一点小小的优势，很快就被下面的两大弊端抵销得一干二净。
第一，从交通上讲，在西线重镇宣光克复前，东西两线无法实现会师，所以等于是在两个相互孤立的战场上作战，相互不能支援。相反，法军居于内线，还有内河运输的优势，故而可以逐个击破清军。
第二，清军受制于后勤瓶颈（关键是吃饭问题，清军粮草购自南宁，由龙州以最原始的方法前送），不能作适度的集中，其中一万二千余人在一线，其余散布在后方，这就进一步为法军逐个击破提供了条件。
相反，清军的胜算在于：一、抢在法军击破东线清军前攻克宣光；二、争取就地解决粮食问题。
对此，潘、岑两位前敌总指挥并非没有认识。所以岑毓英、唐景崧、刘永福虽皆知以清军的火力配置，难以进行攻坚作战，但最终还是针对宣光城打起了一场旷日持久，日后争议无数的攻坚战。原因就在于，以当日的战略决策而论，留给他们的作战机动空间别无选择，只有如此，这是一种战争的气势，也是军人的最后尊严。此时所争者已经不是胜负，而是军人的职责和荣誉。
同时，潘鼎新在东线选择秋收时节进攻，就是为了快速进占陆南、谅江间的盆地，就地取粮。这个计划要想成功，关键是一个快字。但受制于原始的交通通讯条件，清军恰恰快不起来。而法军的反应却一点也不慢。
“郎甲—船头”之战
面对清军的钳形进攻，波里也最大的选择就是，究竟是先打击哪一路清军。
波里也最终的计划是，东西两线都先作一个适度的收缩，诱华军深入的同时争取时间。法主力即利用这一宝贵时间先消灭后方的反法武装。然后西守东攻，先东后西，逐个击破。在兵力分配上，波里也在西线只保留千余人牵制岑毓英，其余全集中于东线迎击潘鼎新。
这个计划的成败关键有二：一法军能否在清军攻克北宁前剿灭反法武装；二为西线法军能否孤军坚守到东线大捷。
事实上，波里也之所以作此选择，原因有二：一潘鼎新是主要威胁；二他对宣光城的防御充满了自信。进一步讲，西线法军以宣光、端雄、兴化三大据点为支撑，以河流为交通网，坚守待援。如此就算数量上占优势的清军完全控制村落，只要三城不失，清军既无法威胁河内，也无法威胁东线法军的后路与侧翼。
八月初八（9月26日）晨，在巴黎，李凤苞与茹费理就赔款问题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激烈争论。李风苞重申了中国的底线：50万两，而且名义是抚恤而非赔兵费。茹费理也咬紧他的底线：5000万法郎，少一分，那就只好让大炮与枪弹去说话了。
八月初十（9月28日），西线清军以刘永福部十营黑旗军（约3700人）并5营滇军（约2500人）为前锋南下，大队滇军随后跟进。前锋兵分两路，刘永福帅四营黑旗军与张世荣、谢有功等五营滇军沿红江向南推进，同时黄守忠、吴凤典各带三营绕山路前进，两路会师夹攻馆司。四天后，东线清军亦与法军发生前哨接触。
为避免被清军逐个击破，也为了争取时间，西线法军主动放弃了馆司，退守宣光、兴化。东线法军同样一触即退，相继放弃船头、陆岸、郎甲。北京城中不免为此一连串的“胜利”而沸腾，却不料法军正是利用这个时间，重创了越南反法武装，稳定了后方。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波里也，决定不再等待那三千援军，而发起进攻。
波里也的目的非常宏大，作战将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目的在夺回船头、郎甲两大要点，消除清军对河内的威胁。第二阶段的目的就是夺取谅山，清除越境清军。
为什么要争船头与郎甲呢？因为“船头在陆南江左岸，北通谅山，东接安州，扼红江、谅江之中枢”，“郎甲地西接安世，直达宣光；南临北宁，威胁河内。”两地既是清军南下的基点，又是法军北上的跳板。所以双方势在必争。两相较之，由于郎甲直接威胁着河内，所以更显重要。
当时的战场形式是，署理广西提督苏元春部约4800人守船头，记名提督方友升部约3200人守郎甲。其余清军则散布在后方，保障后路安全，潘鼎新则亲率淮军一部驻扎谅山，总筹全局。
从兵力上讲，船头守军多于郎甲，从指挥官素质上，也是苏胜于方。而波里也的兵力指向却与之不同。他将第二旅分为两个纵队，该旅旅长尼格里亲率主力三千余人为西路军，端尼埃（上校）率千余人为东路军。东路军先对船头发起试探性进攻，若能得手。即等于断了清军后路。若不能得手，则视清军反应，决定下一步的行动。
八月十二日（9月30日），清廷再下严旨，令滇粤军合力进击，攻略北圻。数日后，中方就以防御者的身份陷入血腥的绞杀中。
八月十四日（10月2日），东路法军率先行动，离开北宁，向船头进发。次日，西路法军亦从河内出发趋郎甲。
十八日（10月6日），法军先头部队试攻船头。激战竟日，双方各伤亡三四十人，而苏元春之防御愈坚。法军遂决定以东路军牵制苏元春部，先集中西路军攻略郎甲。
二十日（10月8日）法军大举围攻郎甲。法军战前早已细研当地地形及清军守备情况，一开战即集中兵力攻击南堡高地。占领后布设炮兵阵地，充分发挥火力优势，两翼包抄清军阵地。四个小时后，郎甲易手。是役攻守双方作战均极顽强，双方指挥官（方友升与尼格里）均负重伤。唯战力之差异，无法单靠血肉之勇弥补，清军死伤虽烈（据法军统计，仅中央角面堡一处，华军就遗尸690具），却无法扭转大局。法军遂以21人阵亡，58人负伤的代价，攻克郎甲重镇。至于清军的伤亡，据官方文件事后称为：营哨官弁勇丁阵亡者三百余名，伤四百余人，与法方统计有较大出入。
二十一日（9日），船头战事也渐趋激烈。端尼埃以主力强攻，苏元春死战不退，随后的三天内，双方围绕清军战前构筑的野战工事反复拉锯，法军终无法将苏部逐出船头。直到郎甲失守，西路法军东移的消息传来，苏元春怕遭合围，始于二十三日（11日）晚主动放弃船头北撤。是役法军伤亡二百余人，苏元春所部“营官阵亡者三，受伤者五，兵勇死者千计。”华军虽败，但亦一扫北宁溃后的糟糕形象。波里也亦承认华军之“勇敢非凡”。
但从全局上讲，华军之惨败亦不容诲言。波里也之第一期作战目标可谓完全实现。而法军之伤亡亦可谓轻微，双方的战力差异已暴露无余，正如潘鼎新总结的那样。“法兵每战不过千余，枪炮之利，我军四五千当之犹觉吃力。”
更讽刺的是，就在郎甲失守之日，却在理论上应受到越南战场支撑的台湾战场传来了刘爵帅淡水大捷的消息。
孤拔卷土重来
台湾孤悬海外，地小民贫，兵粮饷械皆仰给大陆。偏偏法国海军强大，一条窄窄的台湾海峡，竟成了两岸军民的咫尺天涯。而法军却正好利用其海权优势，四处袭扰。对刚刚取得马尾“大捷”的孤拔而言，这次一定要给刘麻子些颜色看看，以雪上次基隆折戟之耻。
从地略上讲，当时台湾北部的核心城镇是台北府。而淡水与基隆正好分别处在台北府西北与东北的40公里延长线的端点上。同为进入台北府的重要孔道，战略地位重要。更麻烦的是，法军有海权优势，可以“以迂为直”，清军却没有铁路可供内线机动。
具体到淡水的地势，宛若一对巨大的蟹钳，围住一片水域，构成一个良港。口北有大屯山，口南有观音山，“水在中央，海口西向”。是一个以输出茶叶著称的港口，市区人口七万余人，是基隆的七倍。其地势西低而东高，利于守军观测及发扬火力。
清军在淡水有两大炮台。旧炮台早在刘铭传来台前就己建成，内置克虏伯炮五门。新炮台则为刘至台后新筑，法军攻淡水时尚未完工，才刚开始装炮（共3门）。为了加强防御，清军在港口窄处“塞以竹排。排外有竹网，网之外埋水雷十余具。”为了保护水雷，又将载满石头的船只沉于河流的沙洲内，构成堤坝，并在坝内外布设水雷。
加之淡水是通商口岸，各国利益交错，其中又尤以英、日两国为最，英国是超强，法国自不愿开罪。日本则是东洋地主，法国也不愿与之发生矛盾。这些都无形之中加大了法军的作战困难。
但孤拔仍决心进攻淡水。一则攻击淡水有利于最大化发挥法军的海权优势，令清军左右难以兼顾。二则如法人罗亚尔所云：“占领基隆和它的煤矿工场既决定为我们的目标，对于淡水作军事行动显然是必要了。这两个城市由一条大路连接起来，它们近在咫尺，所以占据了这一个，就绝对必需占住别一个。这种必要性，是由于这两个港口的简单地理形势所产生的。……只封闭两点中的一点，实在是像一个警察要捕拿一个藏在屋子里的坏人，他的行动总是看守前门，而毫不留心到听任大开着的后面的窗户。”
所以孤拔计划由他率领法军主力进攻基隆，而由利士比率领三艘巡洋舰外加约四百名登陆部队，驰赴沪尾海面，与该处监视清军炮台的一艘炮艇会合，作为奇兵偷袭淡水（沪尾）。具体到对淡水的攻击，孤拔计划首先摧毁海口内外及航道上有威胁的清军工事，如有可能再毁掉清军的岸防炮。接着便使用黑火药水雷炸开沉船水障。最后则通过夺取水雷点爆站，将航道里的水雷全部炸毁，以使军舰安全通过。这就可以在舰炮火力的充分支援下，投送陆战队于任意一点。实力加奇袭，淡水也就不复大清所有了。而一旦同时控制了基隆与淡水，台北府也就可以不战而下了。
如此两处出击，充分发挥海上优势，远程调兵，以快打多，把外线变内线，登陆夺城……似乎法军取胜的利用已经非常充分。
那一刻的孤拔当然不会想到，等待法军的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军事灾难。
“淡水—基隆”之战
八月十三日（10月3日），在孤拔的指挥下，法军对基隆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一上午的激战，法军成功登陆，夺取了仙洞山高地，并在山顶设置了炮兵阵地，掩护步兵向内陆挺进。但在清军的顽强阻击下，法军被迫停止了攻击，进一步厚集兵力，准备冲击狮球岭和基隆城，再下一步，就是顺官道直杀台北。
同一天，利士比也来到了沪尾。利士比的计划是在次日上午十时许发起攻击，摧毁清军炮台，杀伤清军的有生力量，控制淡水河，并伺机登陆。当然他们首先要照会在淡水的外国人，法军将在二十四小时后攻击淡水，外侨立即疏散。对清军而言，这无疑就是战书。
次日一早，法舰开始集结。不料清军却于六时半抢先开火。因为此时初升的太阳正好照在法国炮手的眼上，使其不利于瞄准。
时任淡水海关税务司的匈牙利人法来格，冒着被误击的危险，手执一杆来复枪，亲眼目睹了战斗过程：
斯时中国海滩中炮台已设计许多沙袋围护，备有新式克虏伯炮五尊，并于其上面高处所尚未修茸完峻之炮台，备有一尊从前膛装药之大炮。……炮台发出炮弹，可命中击打法船，将法国维伯战船头桅打成两截，复于其船旁击一大洞，……而法国船发出之炮弹，甚不得利，均击中于事无济之他物，独不能打炮台，是时其炮台之完固，与未开仗之先，差无几也。法船炮声，至下午二点钟乃止。嗣后逾多时分，复一继一之发炮，直至晚九点钟，炮声方息。中国人之死伤者，约五十人。居本口岸之外国人，幸无一人受伤，惟住居之屋宇，受害匪轻。
当晚，法军派出技师雷诺等乘小艇去侦察地形敌情。结果证实清军在航道中确实设有水雷。
很显然，淡水的防御力量超过了法军战前的估计。于是，利士比向孤拔发出了增援请求。同样是在这天晚上，刘铭传也收到了沪尾前敌营务处李彤恩的求援密信。
原来，为了加强台湾的守备兵力。刘铭传除不断吁请中央调集旧部来台外，也很注重在本地搜寻人才。李彤恩的留任就是一例。候补知府李彤恩，沪尾通商委员，“办事勤能，熟悉洋务”。因体弱多病，已准备辞职。只是由于孙开华向刘铭传的大力举荐，才被留下来。不想这一留竟成了刘的左右手。前文中提及的沉船水障，就是他的杰作。
淡水的重要性，刘铭传当然很清楚。因为淡水是基隆的后路，更是台北的另一扇大门。一旦淡水不保，则台北震动，台北失则基隆不保。现在问题的实质是，法军倚仗海上优势，可以在东西两线之间自由调动，清军虽占据着表面上的内线优势，却由于机动力差，丧失制海权，而无法事实上发挥这个优势。加上台北守军数量有数，所以不足以同时守住基隆与淡水这两大要点。这就要求刘铭传下一个决断。
刘铭传决定：放弃基隆。
为什么放弃的是基隆，而不是淡水？原因就在于淡水一失，从淡水到台北之间的30华里坦途，法军旦夕可至。相反，基隆周围山岳叠出，地势复杂，城池虽失，战线却不会崩溃。相反，清军可以通过后撤闪避开法军的舰炮火力，并诱引法军深入山区。这样一来，法军本就虚薄的陆战兵力，很快就会蒸发殆尽。
问题在于基隆煤矿。这个清廷花费了200万两白银建设的重点工程，无法像马尾船厂那样“腾空转让”。马尾船厂虽是中国最好的造船厂，但对作为世界第二海强的法兰西而言，根本不算什么。相反，基隆煤矿虽不是大清最好的煤矿，可对孤拔的舰队却有重大意义。让出就是资敌。
所有这些，刘铭传弗一到台，便已洞若观火。现在，是到了下最后决心的时刻了。
炸！炸掉之后再注水。
机械拆走，煤矿炸毁，15000吨存煤全部毁掉。
就这样，刘爵帅炸毁了煤矿，又放弃了基隆。然后，他在城外狮球岭一线布设了新防线，留下300人依托山险，牵制孤拔主力。自己亲率曹志忠、章高元部精锐淮军，连夜驰援沪尾。
消息传出，台北爆炸了。
姑且不论大清律例是如何规定“失土者斩”的。且说刘铭传一个安徽麻子，跑到祖国宝岛来失城炸矿，老百姓怎么办？下岗职工怎么办？一时群情汹涌，大有不可收拾之势。
因受处分而记恨刘铭传的候补道朱守谟也乘机散布流言，打小报告污蔑刘铭传。台湾兵备道刘璈也上了弹劾奏章，一时喊杀之声遍地，多亏了李鸿章拼命活动，才暂时缓和了一下紧张的空气。
但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动摇刘铭传的决心。他既然连“失土者斩”都不怕，自然更不会怕那些打小报告的人，和那些主观动机尚属良好的乡民。更深一层讲，刘爵帅敢冒天下大不韪，除了自身的性格，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他有坚强的靠山：李鸿章。事实上，战前李就已在基隆问题上作出了明确指示：“兵单力弱，可守则守，不可守则不勉强争此孤注。”
八月十四日（10月2日），刘铭传的援军抵达了淡水，孤拔则得意洋洋地占据了基隆，并随之控制了狮球岭。可利士比的援军却没有立即出发。很显然，孤拔高估了淡水的中国军队。相反，刘铭传也多少高估了孤拔的决心。天气也开始变坏，浪大风急中，刘铭传发出了新的命令：章高元部（二营）留防淡水，曹志忠部（六营）则回援东线，沿台北府东西的水返脚一线布防。同时，从大陆方面新派来的援军，刘朝祜的两营淮勇，也被刘铭传留在了淡水。在参加淡水之战的部队中，还有一支是很特殊的部队，那就是张李成的土勇。原来，早在战前，刘爵帅为加强淡水守备，命李彤恩招募土勇一营助守。在募兵时，李彤恩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那是当地一个名叫张阿火的“梨园花旦”，大家早已习惯了他涂脂抹粉，登台表演的形象。看到他也来参军，不免觉得好笑，李彤恩遂笑问；“阿火，汝胡解兵事？”不料对方却答出一段让李大为震惊的话语：“火生长是间，不欲变服饰为西人奴也！山中善火者可千人，招之立集。善猎能枪，可应敌！”李彤恩当即为其改名张李成，向刘铭传大力保荐。刘铭传遂命张李成募“熟番”猎勇500，发后装步枪200杆，加紧操练，助守沪尾。
在不明真相的人看来，刘铭传可谓无能。曹志忠的六营兵力，跑来跑去，既丢了基隆，又没帮上淡水的忙。不等于白忙活吗？
这些人显然忽略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基隆究竟还能再守几天，而在于法军强大的海上力量——这是刘铭传所无法改变的。至于孤拔的决心，则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刘铭传不会为了一座早晚还要放弃的城市的多守几天，而冒全面崩溃的风险。这才是内行的判断。相反，后人的纸上谈兵，貌似诸葛转世，实则只是一帮假道学而已。更重要的还在于，刘铭传认为，若“法人聚于基隆，则沿海不致处处窥伺”，等于牺牲一处，照顾全局。基隆早晚要放弃，最大的障碍不在于敌军的干扰，而在于己方舆论的无知。在这种情况下，淡水的告急无疑正是放弃基隆的最佳“借口”，一个稍纵即失的“借口”。
狮球岭的控制，已经使孤拔的陆上力量扩张至极限。他不敢再冒险深入远方充满未知的深山。也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死结，还要在沪尾解开。而刘铭传已经在淡水做好了准备，他的作战计划还和上次基隆之战一样：诱敌深入，三面设伏，正面堵截，两翼夹击。
八月十六日（10月4日），利士比终于得到增援。这样利士比就拥有了七艘军舰和六百余名登陆部队。只是由于天气突变，浪大风急，利士比的进攻才被迫暂停，一直拖到八月二十日（10月8日）才得以发起。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利士比在得到增援后，大胆地修改了孤拔的作战计划。按原计划，夺取水雷控制站，和大举登陆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环节。而且登陆与否要视基隆方面的战况演变及对清军实力的进一步掌握之后再作决定。但利士比却决定在二十日这天，一上来就投入主力登陆。先夺取水雷控制站，接着便向内陆推进，荡平淡水清军。这就意味着法军无法像第一次基隆大战那样，获得事先的抵近舰炮火力清扫。而4000清军业己张网以待。
由于专业陆战队员的缺乏，为了凑人数，法军将军舰上的闲散人员（如储藏室的保管员，管桅樯的助手）集合起来，发给步枪，总算凑了一支600人的登陆部队。这些法军被分为五个连，另加强两个鱼雷艇班。每人携带一天的食物，每名步枪兵配弹16盒。指挥官原定为马丁，但因其风湿病发作，故临时改由波林奴指挥。
很显然，这是一支拼盘式的武装。而法军却以为靠了这些“带步枪的水手”就可以“像武装游行一样”轻取淡水，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骄兵必败。
二十日（10月8日）上午八点，法国军舰开始猛轰沪尾北岸海滩守军营地。九时半，法军分乘武装小艇和平底驳船，抵达预定登陆场。在猛烈的舰炮火力掩护下，兵分三路的法军无一伤亡地轻易登陆。整个过程，法军未遇到抵抗，一切就像一场武装游行。按法军的原计划，陆战队在北岸海滩登陆后，应避开丛林地带，经红炮台山坡绕至白炮台东侧，夺取水雷控制站，引爆水雷，以打通港口航道。然后军舰就可以长驱直入，支援陆战。但现在，登陆的轻易成功进一步滋长了法军的自大。法军误认为中方已望风而退，他们再次改变作战计划，决定不再绕路去夺取水雷引爆点，而径直杀向白炮台，直接向内陆推进。
当法军接近丛林地带后，忽然遭到孙开华部两营伏兵的正面火力拦击。同时，埋伏于红炮台后的章高元和刘朝祐两部伏兵，也杀向法军右翼，形成夹击之势。约十时十五分，两方交火。不到十分钟，火线已延至1000米长。
中午十二时许，孙开华亲率卫队发起正面反击，张李成部民兵则渗入法军侧后狙击。面对清军的猛烈攻击，法军疯狂射击，勉强稳住阵脚。波林奴担心弹药消耗过大，于是下令放慢射速。不料号兵却恰于此时头部负伤倒地，命令只有以口头传达。这样一来，就大大影响了命令传递的速率。更糟的是，这些“带枪的水手”远非越南战场上的百战陆师可比，很多士兵虽然收到了放慢射速的命令，但仍近乎歇斯底里地狂射。结果可想而知。
十一时四十五分，一名法国陆战队员在港口灯台的石山上，发出了手语信号：军火用尽，损失严重，被迫撤退。
法舰匆忙开炮，进行火力拦阻。以掩护登陆部队撤退。约午后一点半钟，战斗结束。
是役法军战死9人，失踪8人，受伤49人，合计66人。清军伤亡约300人（内约100人阵亡）。控制了战场的清军，开始清扫战场，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将法军遗落的尸体逐一斩首，标于枪上，回城领赏。战斗的残酷景象，令观战的法来格大为震惊。这些首级的下场是悬于清军营房附近示众，并抬到淡水市区游行。最后在英国领事和驻淡水的英国“甲虫”号军舰的舰长的干涉下，始得以下葬。
当然，最震惊的还是孤拔、利士比和远方的巴德诺。而他们震惊的原因，却不是华军的斩首行动，而是法军此次战败本身。
淡水的惨败，使孤拔控制台北的构想化成了泡影。
法国人虽然控制了基隆，但却无法利用煤矿。他们想前进，可惜力量不足；他们也想放弃，但又担心颜面有损。基隆就像一块鸡肋，钓住的却是法国远东舰队这条巨龙。
消息传来，西太后再次大喜过望，发内币1万两赏给出力兵勇，并大封有功之臣。其中，对极具传奇色彩的张李成，更由白丁著守备尽先补用，并赏戴花翎，赏加都司衔。刘铭传也得以在九月十一日（10月29日）“补授福建巡抚，仍驻台湾督办防务。”
沪尾的失败，使法军被迫将目光重新转向基隆，但从基隆发起陆上进攻又谈何容易？在孤拔看来，那至少要再增派2500到3000名步兵，100匹带鞍具的骡马，和大量军需人员及补助兵员。如同时进攻淡水，则还需要再增援3000人。
这样规模的增援，无疑与巴黎方面的政治目的背道而驰，台湾的战事一时陷入僵局。俄国外长甚至公然嘲讽法军在台湾的行动是“蜂蛰象背”。
令巴黎方面得以挽回颜面的正是波里也的郎甲大捷。这次非常及时的胜利让茹费理深感欣慰。因为它遮蔽了法军在台湾蒙受的耻辱。茹费理也才能够以强硬立场否决大清国提议的美国调停。在他看来，法国理足力强，自能索得中方赔偿，无须美国调停。八月二十八日更在下院叫嚣，认为“夺中国之地，不为启衅。因中国与各国不同，惟先夺其地，乃可与商议。”
反之对清政府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嘲讽。因为他们的战略本是牵敌战越，为东南解压。事实上却反要靠东南撑脸面，岂非本未颠倒？真是统帅无能，累死三军。
而淡水大捷本身的价值也因为醇亲王错误的形势判断而大打了折扣。
八月中，英国为保护其对华商贸利益也决定调停中法纠纷。此时，法军在越南的陆战进行得很顺利，惟清军虽败，但主力得到保全，法军只是打了一场击溃战而已。清军却在淡水打了一场胜仗。这是双方又一次由战争转向和平的有利时机。双方若能开诚布公，各退一步，以《天津条约》为度，自可终战。
不料醇亲王受沪尾战胜的刺激，又大发豪情。九月十四日（11月1日），曾纪泽请示中央：如法国放弃赔款，是否可按《天津条约》（即“李福协议”）为框架议和。军机处答复百年之后读来仍令人哭笑不得：
援台入越，已有胜算。廷议惟重此二者。台虽似危，彼果占据，尽有毙之之策。论理不当和，论势不必和。
若要和，巴黎须先罢斥福禄诺，并承担北黎冲突（即观音桥冲突）的责任。“我已进之兵，断不能先撤。彼来犯之兵，亦不准更战。方可开议。”至于谈判底线，醇王一口气列了八条：
一、津约之商务界约，尚须酌改。
二、滇粤边外，由谅山至保胜一带划一直线，为中国保护通商界限。
三、设关通商事，派员另议。
四、法国在越不能有保护之名，越南嗣后仍贡献中国，其一切政令法国不得阻止、干预。
五、法国派大臣与曾纪泽文移商议，或同来中国商办。
六、中法文字不同，翻译易误，此次立约，以中文为主。
七、中国入越之兵，暂扎不进，法军退出基隆，停止台湾封口。
八、中国本应向法索赔，今弃怨修好，可免索此项巨款。若法国有不允之条，应先赔中国以上各费再明定和战之局。
如此条款，巴黎如何接受？于是只有继续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