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国，李鸿章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开启了自强运动的一个新阶段。在欧洲却是德意志统一战争的最后阶段——普法战争爆发，掀起一场冲击全球的军事变革大潮。
有的读者就不免要质疑了，二者遥隔万里，风马牛而不相及。有关联吗？难道仅仅因为某些西洋人曾经把李合肥称为东方之俾斯麦，就扯普鲁士出来说事？
河内再度失守
就在清廷关于越南问题的处置争论不决之时，越南方面又传来新的惊人消息。
光绪八年二月八日（1882年3月26日），在法国交趾支那总督的授意下，法交趾支那南圻地方舰队司令，海军上校李维业（一译李威利），亲率两个连的海军陆战队，两门山炮（配15名炮手），15名安南狙击兵，乘三艘炮舰（远洋炮舰“军乐”号，近岸炮舰“马苏”号和“短枪”号），两艘小汽艇（分别从西贡和岘港港务局借来的“海防”号和“沥门”号）北上河内，压迫北越官员低头，顺带解决黑旗军阻挠红河水道自由航行的问题。
离将军只有一步之遥的李维业上校，无疑想在越南圆了自己的将军梦。只是世事难料，功成与骨枯往往只在一念之间。
李维业抵达北方后，河内城外的法租界又给他送来了一门120毫米重型行营炮和一个海军炮队（包括一门40毫米舢板炮，20名安南狙击兵，三门40毫米舢板炮，配足50名海军炮手）。其中，120毫米炮安置在东门外法租界里提供火力支援，海军炮队则跟随李维业机动使用。
1882年4月25日（光绪八年三月初八）清晨五时，李维业向河内总督黄耀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对方在三小时内放弃并拆除河内的城防工事。与此同时，“军乐”号、“马苏”号和“短枪”号进入射击阵位。等到七点半，越方派来了一个代表，要求李维业再宽限一天的时间。对这个过于明显的缓兵之计，李维业当然不会理睬。如此又过了半个小时，八时——李维业的时间下限，越方依然拒绝接受这个最后通牒。李维业遂在十五分钟下令攻击。
“军乐”号、“马苏”号和“短枪”号的舰炮同时开火。十五分钟后，八时三十分，法租界内的那门120毫米炮也加入射击。从九时十五分开始，法军的炮击目标开始转向城内的主要建筑物。九时三十分，三门40毫米舢板炮意外击中了河内城里的一座军火库，引发了惊人的巨大爆炸。但这一次越军表现的远较安邺攻城时为顽强。他们甚至主动反击，向法租界发射了大量火箭，大火甚至迫使那门120毫米炮不得不带着弹药转移阵地。
十时四十五分，法军停止炮击，代之以突击队攻城。十一时十五分，法军攻破河内城，7000越南守军溃逃，总督黄耀自缢身亡。法军仅4人受伤。一切与安邺的往事几乎一模一样，只是规模更大了。
李维业占据河内的消息一经传出，法清双方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反应。
法国人觉得，和平已经在望。
清国精英们说：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更让人震惊的是，李维业攻克河内一周后又将之交往越南（交换前拆毁了防御工事）。这种威恩并用的方法，很是迷惑了越南小朝廷，后者勒令正要南下规复河内的刘永福立即退回保胜。
而刘永福早已开始做两手准备，就在光绪八年年初，他以越南官员的身份回到故乡钦州祭扫并重修了祖坟。他还多次表示：“愿为中国千（总）把（总），不愿为越南提镇”。这个表态对清廷而言可谓喜忧参半。喜的是刘永福心向故国，忧的是刘永福此时如此表态，暗含了黑旗军在越南已经很难继续立足的潜台词。
在这个背景下，清廷最终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展开外交接触，一方面派七月份主动请缨的吏部主事唐景崧入越联络刘永福，以作军事上的牵制，同时以“查办土匪”的名义，遣广西提督黄桂兰率大股正规军进驻北越重镇谅山，增加威慑力。
对清军此举，法国外交部援引法越第二次《西贡条约》，认为越南既为受法国保护的独立自主国家，清军在既未得到越南同意，又未提前照会法国的情况下，擅自开入越南境内，实属对越南主权完整的严重践踏。故严正劝告清政府立即撤军。
大清当然不吃他这一套。相反，大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郑重重申了清越之间的宗主关系，并严正声明：法越之间的条约均为非法，大清以往从不曾承认，以后也断不会承认。所以，践踏越南主权的不是大清，而恰恰是法国。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外交辩难，率多如此。法国政府更关心的是：清军此次突然出兵，倒底意欲何图。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就在法国内部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时，大清也正为一件突然发生的“大事”而引发出一连串的争议。
李鸿章离岗
光绪八年三月初二（1882年4月19日），李鸿章的母亲去世了。
在一贯标榜以孝道治天下的大清国，这是件大事。实际上，李鸿章早在此前就开始“请假”，以专心在母亲床前尽孝。只是形势不容人，直到4月17日两天前，朝廷斟酌再三后，始准假一月。可谁能料到，只两天后，太夫人就会魂归极乐呢？按照成例，孝子要守孝27个月，俗称“守制”，虽王公大臣不能免，甚至还要守得更长，排场做得更大。例外也不是没有，除非皇上“特旨”强行留任，是为“夺情”。这也是古已有之的老传统了。
李鸿章的独特性注定了他是要被“特旨夺情”的。果不其然，夺情留职的圣旨很快就颁发了下来，命该大臣穿孝百日后即行回任。
但是舆论并不放过李鸿章，李鸿章自己似乎也很心乱。结果是虽然有了夺情的圣旨，但李鸿章还是选择了回乡守孝。
既然要走，后事的安排必不可少。
直隶是全国的心脏，直督又是全国督抚的首领，这在大清国，早已是不成文的法律。李鸿章回籍期间，谁来主政北洋，将对国政产生重大影响。
这个人选问题，早在光绪七年李太夫人病重之时，李鸿章就开始考虑了。他想到的第一个人选便是丁日昌。
可惜，李鸿章恳请授丁日昌为直隶总督的奏折还无下文，广东方面已传来噩耗：丁日昌已于光绪八年正月初十（1882年2月27日）辞世，终年五十九岁。临终口述遗嘱，念念不忘的仍是自强大计与中国未来的地缘环境。一句话：“死有余憾”。
李鸿章没有起死回生的神通，只好转而另找接班人。
最终代替李鸿章暂管北洋事务的人是两广总督张树声。想当年，李鸿章淮军初兴，麾下“铭”“树”“鼎”“盛”四大主力，张树声便四占其一。所以从资历上讲，他的这次接班是没有疑问的。更何况老中堂最多走27个月。实际上绝对不会走这么长时间。这中间，张代总督只要萧规曹随的把李家太极一招招比划下来，至少不会出大错。不出大错就是成功。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难，因为典章制度俱在，李鸿章还给他留下了两个高端智囊：薛福成与马建忠。
张树声接的自信满满，李鸿章走的却是七上八下。转望南天，硝烟的味道越来越浓，可大清国还是个举棋不定。
更有出人意料者。李鸿章前脚刚走，张树声后脚就变了步法，大打起“张氏少林拳”来。他大力结交京中的清流，并屡发高论，大谈非一战不足以固我藩篱，亦不足以破贼虏非份之想。“法人通商红江，规取越南北境，命意所在，尤注滇南……云南保胜一带，防务尤为紧要。一旦法逞其志，尽占北圻，西南半壁处处与内地为邻，势必有欲闭关自守而不能者。及今相持未下，能多守越南尺寸之土，即多增中国尺寸之土。”大有不打则已，打就要打出半个世纪的和平来的气概。其子张华奎居间联络，尤其活跃，以至得了个“清流腿”的绰号。
有了这一碗滚油，主战气焰立时高涨起来。老张在大清国里的人气指数也开始直线飙升。
孔子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这老中堂离岗不到三个月，张树声就折腾另起炉灶来了。倒是清流们多不屑于二张的轻浮。结果，李鸿藻不以为然，陈宝琛上书弹劾张树声，以“戢争止沸”。张佩纶甚至说：“振公（张树声）学浅才短，承乏畿郊，当裹极盛难继之惧，惟当一切守旧，方为萧规曹随。乃到任未及十日，便思罗至清流，眩惑观听，此乃吞刀吐火，左道旁门，并非真实本领。津防至重，似此屋大柱小，令人寒心也。”
只是张佩纶也没想到，寒心的事情会应验得这么快。自古以来，乱说大话的人，鲜有不吃大亏的。张树声也不例外。法国人还没动拳头，日本人倒先按捺不住了。
高丽国公媳斗法
在大清国的属国中，最重要的与最友好的无疑都要首推朝鲜。如果朝鲜被外敌控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从陆权战略上讲，失去朝鲜意味着大清的龙兴故地（东三省）将时时处于被威胁状态。从海权战略上讲，则大清的心脏（直隶），就将时时暴露于外敌的利刃之下，扩展出去，整个东南沿海都将丧失安全感。
不幸的是，早在黑船开关之前，朝鲜就已被日本的“战略家”们锁定成了大和民族的盘中餐。明治维新之后，攻略朝鲜，经营大陆，更成了日本的既定国策。因为在他们眼中，朝鲜同样太重要了。
试想，若朝鲜为某陆权强国所控制，虽不足以制岛国日本于死命，但亦足以打消日本一切称雄东亚大陆的企图。
若朝鲜为某海权强国所控制，日本立时就将处于无国防状态。反之，若日本控制了朝鲜，弱势时足为国防屏障，强势时就是进军大陆的跳板。
1870年7月，柳原前光说：“朝鲜国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绥服此地，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成为今后经略万国之基石，倘被他人占先，国事休矣。”尤其在“俄法英美欲占彼地，昭然若揭”的今时，“实非皇国因循之日。”
日本人不因循，大清国就要倒霉。
李鸿章保全朝鲜的策略就是八个字：以毒攻毒，以夷制夷。
你日本不是觊觎朝鲜吗？俄罗斯何尝不是？拥抱太平洋的梦想太诱人了。俄国急需在朝鲜拥有不冻港。这就与日本的野心产生了一个矛盾。同时作为世界头号既得利益者的大英帝国，同样不希望俄国冲出日本海，又不想让俄国打破东北亚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均势。这样多强介入，反而会形成新的制衡。关键是这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朝鲜必须在商业利益上打破僵局。如果朝鲜坚持闭关锁国，它就将成为所有列强的敌人。可若它主动开关，就能借助商业利益上的多边关系，制衡住潜在的威胁源。这就叫以市场换安全。更重要的是，朝鲜和平，大清也就安全了。李中堂也就可以放心地去搞他的自强运动了。所以李鸿章才一而再再而三地劝朝鲜人开关。这与曾纪泽建议主动开放西南地区的商贸是同一个思路。
经过李鸿章三年的苦心劝说，朝鲜君臣终于在光绪八年春接纳了李鸿章的建议，与英、美、德、法签订了通商条约。朝鲜半岛也果然出现了李鸿章期望中的制衡效果。似乎一帆风顺。但是，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借均势威慑日本与俄国，但在换来安全与和平的同时，也能激发朝鲜士人的民族主义激情，割断中朝的宗藩关系。同时，开放还会反向刺激保守派，引发新的排外行动。这些显然都不是大清所希望看到的。
果不其然。韩国内部很快分化为保守与开化两大派。前者力主闭关锁国的传统政策，对外部事物持非理性的厌恶和排斥。后者则主张跟上时代步伐，主动融入现代社会。具体讲又可细分为亲华、亲日两派。两派的目的都在于实现朝鲜的自立自强，但各自倚重的指导力量却截然不同。
在光绪八年，占据朝鲜政局主导地位的，仍是保守派。其核心人物就是韩王的生父大院君李罡应。只是这个保守派仍是亲华派，他们怀着对过往岁月的美好回忆，满足于清韩宗藩关系下的闭关锁国。而不像开化派中的亲华派，倾向于在李鸿章之流开明人士的支持下，开展韩国的洋务运动，并在亲华的前提下一步步走向独立自主。
所以至少暂时，李鸿章仍能委婉地通过大院君对韩国政局施加有利于中国的影响力。但是宫闱之内的权力之争，打破了这微妙的平衡。
原来，韩王高宗李熙性格懦弱，且天生缺少政治头脑，所以国政一听大院君决策。可偏偏韩王的爱妻闵妃政治天赋极高，性格坚毅，手段高强，又身出名门，娘家实力强大，于是便不免影响起政局来。大院君自然不能容忍此等后宫干政的行为，更不容许有人挑战自己的权威。可韩王已到亲政之年，大院君也不得不“大政奉还”。这一还，就把政权拱手还到了儿媳妇手里。
老公公与小儿媳就这样较上了劲。朝鲜的政局也不免日趋紧张起来。
壬午兵变：日本的第四次落井下石
光绪八年的六月，由于闵氏官员拖欠军饷和克扣军粮，激发了兵变。在大院君的巧妙诱导下，兵变于六月初九（7月23日）发展成武力驱逐闵党的政治行为。闵氏重臣多有死伤，闵妃本人亦受伤，侥幸化装成宫女逃出。
如果仅此而已，不过韩国王室内部的小花边闹剧，充其量几条“肥皂新闻”。但不幸的是，日本人介入了。
事实上，日本人早就想在朝鲜有所行动，只是苦于李鸿章的北洋陆海军实力太强，也只有隔海兴叹。
中法关系紧张，对日本的扩张派们而言显然是个大福音。所以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甚至不惜花重金贿赂清国官员，收集一切李鸿章与法国人交涉的信息，就是为了等待时机：一旦中法开战，就趁机出兵朝鲜。
可是，中法迟迟不打，日本人也只有徒生叹息。唯一让他们松口气的是，李鸿章丁母忧离开了天津，法国人又在越南展开军事行动。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对日本人有利的。现在他们急需的就是一个适当的借口。
汉城兵变，就是这样一个借口！
乱兵犯阙，影响所及，烧了日本的公使馆，并打死了几名日本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率余众狼狈逃至仁川，搭乘英国军舰逃回国内。
日本上下为之鼎沸。日本政府顺势决定立即派出海军前往朝鲜，同时集结陆军，作兴师问罪之举。
只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没有躲过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的鹰眼。
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与薛福成、张裕钊、吴汝纶被人合称“曾门四弟子”。光绪七年任驻日公使。此时黎庶昌一得到韩国动乱的消息，又看到了日本不正常的军事调度，立即急电北洋，呼吁“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张树声接到电报倒也没敢马虎，立即以最快的速度上呈总理衙门，函请总署请旨出兵平乱。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张树声以为够快了，薛福成却说：太慢！
为什么呢？就因为大清国的官场太朽钝，京津虽近，但几个部门上下左右之间，书函往来，也还是太费时间。只怕你这边圣旨没领到，人家日本已并吞三韩！
所谓成非常之功，必以非常之策。当此十万火急之时，只能先斩后奏，一面申请，一面火速调北洋海陆军赴韩，而千万不能让日军先入汉城，挟制韩王。那样一来，琉球的悲剧就将重演。而大清国的损失却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海军要立即出发，陆军也要随之集结，作第二梯队东渡，方可控制局面。又鉴于此次行动非比寻常，威慑之意重于作战，最好是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不出兵则已，出兵就要出精锐。以海军言，首推李中堂从英国买来的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碰快船）。以陆军言，首推精锐淮军。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张树声打了一辈子仗，还不懂这个吗？
代理总督一声令下，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亲率超勇、扬威二舰并“威远”号训练舰，于二十五日鼓浪而东，同行的还有北洋的另一智囊马建忠。同时陆军与负责运输的轮船也开始集结。
二十七日下午，丁汝昌一行抵仁川。当日夜，赶至月尾岛。而日本军舰“金刚”号也已抵达该岛。真是千钧一发。
当是时，考虑到“威远”仅为木质练习舰，并无战斗力，随行仅为训练新手，扣除不论。以数量讲，中方军舰二，日方军舰一。以质量讲，超、扬、金三舰皆购自英国，但金刚的舰龄比超、扬早了五年，虽然吨位与防护略胜，但火力与航速均不占优。无疑中方也占优势。更重要的是，中方反应如此迅速，实在大出日方意料之外。
兴师问罪的嘴脸遂一转为中日友好的恳谈。
但马建忠深知，日本人的服软只是暂时的，究竟谁能笑到最后，还看下一步的行动。
第二天，马建忠在军舰上紧急接见了朝鲜校理官鱼允中。一番笔谈后，马建忠终于弄清了兵变的来龙去脉。形势急迫，马、丁紧急磋商后决定，超、扬二舰留韩威慑日本，马建忠亦留韩观察事变动向，丁汝昌则乘威远回津面见张树声，并呈上马建忠的报告书。在这份报告中，马建忠首先讲述了此次兵变的来龙去脉，接着提出建议，他希望张树声能“权衡独断，一面出奏一面檄调陆军六营，即趁威远、湄云、泰安及招商局轮船之在津者，载以东来。乘迅雷之势，直取王京，掩执逆首，则该乱党等布置未定，防御未周，摧枯拉朽，当可逆计”。“如六营不可卒调，则请于就近无论何军，择其可疾发者，先派枪炮队各一营，饬令即速前来，先占海岸，庶随后各营来集，乃可有路进取，此外仍请函商总署，电调南洋兵船二艘，装运粮饷，兼壮声威。其各营所用子药，亦请饬军械所分别拨运，以资接济。”
之所以如此急如星火，原因有二：一在“恐乱党日久蔓延，骤难扑灭”；二在“日本花房义质及井上馨，不日将率领兵舶大集汉江，设其时中国仍无举动，彼必重兵先赴汉城，自行查办，则朝鲜国内必至受其荼毒，而此后日本定乱有功，将益强邻之焰；中国相援弗及，或顿寒属国之心。藩服将由此愈衰，国威亦因之小损”。
事实上，就在丁汝昌带着这封密函，乘“威远”号急驶回津的同一天（二十九日），薛福成已为张树声制定了一个更周详的平乱计划。
在北洋的薛福成，与在朝鲜的马建忠一样，深感局势的间不容发，生怕日兵先到，“或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或于李罡应相合而行废立之事；或执罡应送东京，藉以市德于朝鲜。”“此三者非中国之利。”
庆幸的是，“日本海道弯环迂曲，井上馨由东京起程，非十余日不达朝鲜，不若中国兵船由烟台东驶之捷也。”所以就算日兵先到数日，只要“稍有观望，未及肆毒”，我方就能后发先制，挽回局势。
薛福成更深知大清国军事机器的朽钝，所以主张不必等六营聚齐再发，而应该令淮将吴长庆速率本部两营先发，东渡朝鲜。“其余泰安、湄云、登瀛洲、澄庆等船，及招商局船之运陆军者，陆续进发。一则迅赴事机，取疾电不及掩耳之势；一则使日本、朝鲜见我军络绎不绝，莫测其多寡之数，此兵法所谓实者虚之，虚者实之也。”
一俟陆军登岸，就应本着“擒贼先擒王”的原则，或智取，或力擒，迅速制服大院君，押送来华。变乱自然平息。日本人也就失去了制造事端的依凭，最多也就是围绕使馆被烧与人员死伤问题，敲诈朝鲜赔些款罢了。
但万一日本占了先机，我军又当如何处置呢？薛福成同样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并针对四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拟订了备选方案：
一、若日军抢占先手，独力“剪除乱党而并废其王”，“必立其素所亲厚者为王，留兵久驻”，名为保护，实收朝鲜权利于己手，以行“蚕食鲸吞之计”。如此中方只有利用其“大势未定”，一面陆海大举，抢占要津，造成实力威慑；一面利用国际舆论和朝鲜国内的反日情绪，于外交上“据理力争”，“必使前王复辟而后已”。
二、若日本已“与乱党合而行废立之事”，“中国宜专以讨乱为辞，直逼朝鲜”，避免与日本摊牌的同时迅速制服乱党，日本自然无话可说。若“日本出而排解，”我即当郑重“告以中国属藩之争，不愿他国与闻。朝鲜官民见我势壮气盛，必有应之于内者。”如此乱事一平，日本便无计可施。
三、若不幸大院君已被日本抢先抓往东京。我方应一面在外交上郑重感谢日本“代我平乱”的辛苦，一面加紧调拨水陆精锐东渡，不动声色地剥夺日本的战果。最后以中方指导下的韩日和谈了局。
四、若日军虽到，“或以兵力未厚，徘徊观衅；或专理论使馆被毁之事，必尚相持未决”。我宜外交上“遣使温语抚绥倭人，许以乱平之后，诸事可代为清理；仍出其不意，引军疾入王京，既踞上游，则百务可代朝鲜主持矣。”
此书一上，立即被张树声全盘采纳，奉为韩乱平定方略。此后事态的发展，也果然不出薛福成之预料。
七月初七，吴长庆率军登陆仁川。而日使花房义质果如薛福成所料，正为使馆被毁一事与朝方相持不下。吴长庆遂乘机疾趋京城，于十二日至王京驻营。十三日，马建忠于吴营中约见大院君，即于笔谈之际摊牌，迫其登舆，在丁汝昌的亲自“护送”下，“冒雨夜驰百二十里”。于十四日抵达南阳海口，送上“登瀛洲”运兵船，海送北洋软禁。同时吴长庆军断然出击，斩杀乱党头目多人，抚平乱军。所谓的“壬午兵变”也就这样鼓息于转瞬之间。
转瞬即逝的和平曙光
韩乱发生后，清廷鉴于“朝鲜善后无人主持”，急谕在故乡守灵的李鸿章“销假视事”，处理善后事宜。但当他于七月二十三日赶到天津时，已没有事情要他忙活。他干的只是上奏整个平乱过程，来个官样公文的大汇报。同时负责安排大院君的归宿。最后的结论是：软禁于保定，永远不准回国。但为全其父子之情，准韩王岁时派员省问。到此，故事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但很快，李鸿章就有事忙活了。
中法之间围绕越南问题的高端外交接触，终于在光绪八年的十月（1882年11月）正式开启了。
谈判的一方是李鸿章，另一方则是时任法国驻华公使的宝海。
说来李、宝二人也算是老朋友了。
两年前的5月底，宝海来华赴任，由天津入京，做东道主的正是李鸿章。
当时正值中俄关系紧张时期，所以李鸿章特别注重这次对法国大使的迎接。结果，欢迎宝海的是“所有被委派到那里的任何使团团长还不曾见过的欢迎场面”。
“当我们越过他们设在白河两岸的用强大炮火装备的炮台时，炮台上升起了我们的国旗，每个炮眼都挂满了鲜艳的彩旗，十五声礼炮轰鸣，以在中国很罕见的方式向新到任的法兰西共和国代表致敬。”这是宝海事后写给法国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报告中的回忆。他还提到，为了对这个盛情表示答复，在他的建议下，他所乘坐的法国军舰回放了十九响礼炮，以表达对那位还没有见面的直隶总督的敬意。
宝海丝毫也不讳言，他“很重视与直隶总督建立友好和信任关系，因为这种关系今后会对我有很大好处”。“李鸿章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智慧、开阔的眼界，与他显赫的地位相称的权威，使他成为目前对朝廷和敌视洋人的旧党的冲动采取抵制的人们中最有威信和最强有力的领袖。”他还在这个国家的“外交事务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他在第一次正式拜访李鸿章之后，又在6月4日的晚上，“为李鸿章举行了一次宴会，其隆重程度超过了在这里举行的所有类似的招待活动”。
现在，两位老相识，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来到了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冲突再所难免。
以往的史书在提及这段历史时，往往把宝海看成是当时法方的一个鸽派人物，从而将这次失败的和平努力看作是中法开明派与法方温和派寻求协商的受挫。实际上，根据战后法方陆续公布的外交部档案显示，这位宝海公使在当时构成中法交恶源头的越南问题上，恰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鹰派人物。
关于河内，他是一贯主张长期占领。关于李扬才事件，他也持强硬姿态，他认为当初顺化小朝廷向北京求援本身就是个错误。法国默许中国出兵，更是个错误。甚至连李维业将河内城交还给越南地方官，宝海也认为是个严重错误，因为这样会在中国传递一个错误的信号，似乎法国不敢长期在这里盘踞下去。最后，关于当时曾纪泽和总理衙门对越南宗主权的强调，宝海更是表示：无法理解的偏执与狂妄。
从时间上讲，他这次在天津与李鸿章的会晤是短暂的，而且是试探性的。他要在白河封冻之前南下上海，李鸿章也要在白河封冻之前去保定。短暂的时间，巨大的立点落差，都为这次外交接触蒙上了厚厚的阴霾。
可是，出人意料的转折发生了。当宝海于11月13日（十月初二）离开北京前往天津时，还是一个标准的强硬派，这可由他离京前发出的外交报告文书作证。但仅仅十几天的间隔，宝海对越南问题的态度忽然出现了一个惊人的急转弯。
转变起自李鸿章布下的一个巨型空城计。
李合肥大摆空城计
几乎与宝海同时，一个名叫尚布里的法国骑兵上尉也来到了天津。后者是奉法国陆军部之命周游世界、搜集情报的特派员。李鸿章对之盛情接待，并大度地邀请这位上尉检阅了他的直属武装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让这位法国上尉极度震惊的，所谓“一小部分”居然是整整一万二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他们装备着买自欧美国家的最精良武器，由一流的欧洲教官训练，能够熟练操作手中的武器。李鸿章表示，他另外还有大约六万名同类士兵，装备程度和训练程度大体相同，因为人太多，所以就不方便全部拉出来让阁下检阅了。
尚布里哪里知道，这一万二千人其实就是李鸿章的全部主力了。被极度震撼的尚布里迅速把所见所闻记载下来，并信息共享给了宝海。而宝海又想到了其他渠道得来的另外三个消息：其一是大约四千名来自李鸿章辖区的精锐部队负担了对朝鲜动乱的平息。其二，有一支数目不详，由德国教官训练的李氏部队已经被秘密调往河内。其三，一支精良的野战炮队也被调往了越南战场，而且可能还会从李鸿章的辖区再增派一批炮手过去。这些人“操纵性能良好的器械的本领，比起欧洲最优秀的军队的炮手来，也是毫不逊色的”。
就像电流的传递，宝海也震惊了。
震惊之余，他开始更大范围地调查大清国的军事实力。这一调查就彻底进了李鸿章的布局之中。因为李鸿章早就在所有宝海可能去调查的地方布好了阵势。所谓急则治标，非常时期，表面文章也是要做的，而且要做大做足。
结果，宝海首先发现大清国的海军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向巴黎汇报：
他们拥有为数众多的战舰和巡洋舰，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还可配有一支相当出色的辅助运输舰队。在这些舰只中，有好几艘属于造船业最为精良、最为现代化的舰型，而且在航速和武器配备方面也是属于最好的。舰上人员是很精干的。而更为不同寻常的是，这些船只的中国军官中，有很大一部分十分懂行，干的极为出色。如果他们在必要时得到美国、英国或德国辅助人员的帮助的话，他们就能应付要求他们干得一切。假如这样组成的一支舰队通过部署装甲舰以及配有威力强大的火炮的快速巡洋舰和铁甲舰，并依靠那些用于近海和内河航行的众多的炮舰的支援来封锁东京湾，我考虑，假如我们不冒巨大的风险，或者不调动大大超过我们已在这个遥远的海域部署的海军力量的话，我们怎能突破这样的防线并把足以击退中国军队的法国陆战队运送到红河三角洲呢？况且中国军队在我军到达要与他们争夺的目的地之前就随时可以集结。
所有这些想法在我的脑海中纷至沓来，尤其使我心绪不宁的是，我发现天津军火库一带有着惊人的忙碌活动：码头上每天堆满了大炮、辎重车、各种规格的弹药和各式武器，这些东西运来这里，又运往人们所不知道的地方。我自己设在中国南方的情报员告诉我，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他们还对我讲到在兵工厂和造船工地上那种热火朝天的景象；在船坞里，人们紧张地制造和修复船只，而建造船只在平时是需要数月或者数年时间的。
总之，“自中俄危机以来，还从未见过此类事情。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在非常认真地进行（军事）准备”。
于是，宝海忽然把所有问题都从另一个全新的立场上想通了。
德国公使一再怂恿法国占领河内，其实是阴谋让法国陷入与中国的持久战争之中。甚至有情报显示，来自德国的顾问不仅帮大清国组建新式陆军，训练部队，制造装甲战舰，兜售武器，而且还负责修筑防御工事和要塞。宝海忽然觉得他可以肯定，此时在越南境内的清军阵地一定是德国顾问指导构筑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中国政府撤军是相当困难的。”而总理衙门与曾纪泽的强硬立场及其对所谓宗主权的坚持，都不过是被法方误解了的中国人“对自己的尊严和民族自尊心的考虑”。更可怕的是，遥远的巴黎并不知道大清国的真正实力，也不知道这个实力背后潜藏着的德国阴谋！
恰在此时，从越南又传来消息，西贡总督居然准备对所有进入河内地区的中国士兵进行捕杀！
在宝海看来，这就意味着“势必会引起北京的不满和愤怒，这样便永远关上一切通往和解的大门，而且会使继续进行任何谈判都根本不可能了”。结果就是：“此时此刻”，“战争已不可避免”。而战争对中法双方都没有好处。
所以，宝海忽然由一个强硬派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捍卫和平的温和派。他向巴黎质问：“到底有什么迫不及待地需要把事情激化到这个地步呢？”“不管事情看来已经多么不可挽回，我仍要在如此紧急的情况下试图进行最后的努力，以便至少推迟发生敌对行动。”
为此，宝海与李鸿章进行了一次长达五个钟头的会谈。他个人觉得，“这种花费时间过多的会谈我并不觉得可惜，因为会晤的成果完全超出了我的希望。”
这个成果就是日后的李宝协议草约。
差一点，大清国也有了势力范围
当宝海最初对中方说，与其双方“纠缠于彼此难以取得一致的问题”，倒不如“将我们双方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来寻求能使我们接近的东西”时，更多的还是一种套话。可是，在天津调查了十一天后，宝海开始真诚地如此呼吁了。
宝海觉得，无论越南最终归宿如何，中法之间应当保持和睦，并深化双边贸易交往。就个人立场而言，宝海乐于承认历史上越南确实是中国的藩属国，这个历史造成了现实中清越双方的特殊国与国关系。可是，法国与越南签署的一连串条约同样白纸黑字，不容也无法一笔抹杀。如果中方愿意正式承认法国在越南的现有地位，作为补偿，法国可以在中方寻求的缓冲地带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具体方法为在中越边境地区划出一块缓冲区，作为中方的势力范围）。总之一句话：现在所议者为保中法两国之和局，通中法两国之懋迁而已。
李鸿章抓住了这个让步，希望能比照“欧西小国如比利时之类”，使越南成为中法之间的一个缓冲地带。具体措置初步定为：越南割与法国的“西贡左近数省”，中方承认为法国所有。剩下的部分划为南北二境，分由法、清保护。“外人如有犯越北境者，中国出兵援之；犯越南境者，法国出兵援之。”
对于这个提议，宝海表示不能完全接受。虽然没有明说，但宝海最清楚，毕竟他所代表的法国是强势一方，所以没有必要作出太大的让步。如果按照李鸿章的方案办，法国就等于被排斥在了北部之外。而谋求红江的自由航行，并直接控制其至少一半河段，是法国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他又在李鸿章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案：坚持于红江的某个中间地段划界。其南由法国巡护，其北由中国巡护。这就大大压缩了李鸿章划出的分割范围。按照李鸿章的计划，是两分法占六省外的越南，但按宝海的计划，分给中国的只是北圻的一部分。
在北京城中的激进派们看来，无论是哪个方案都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越南本来就是大清的属国，何以要与法国人讨论分割方案？再者，红江以北本为中国经营已久的国防范围，光清剿土匪就去了好几趟了，还需要法国转让吗？何况还只是转让其中的一部分！法国凭什么落这个空头人情，又抢走越南这个属国的绝大部分领土？对此，李鸿章也有同感，但关键在于实力对比。国内的自强事业迟迟没有头绪，李鸿章自然不敢过分玩火。若抛开“藩属”这个名分，纯从中法实力对比讲，能控制红河以北地区做缓冲地带，已是中方的一个重大外交胜利。若不乘此机会议定和约，恐日后更难收场。
在宝海也急于谋求和平解决的情况下，双方只用了两天的磋商时间，就在十月十七日（11月28日）闪电般初步定下草约三条：
（1）中国将驻北越的滇、桂军队自现驻地撤退回境，或离边境若干里之地驻扎。法国即照会总署，切实申明法国在这一地区无任何征服意图，亦无损碍越南主权之谋。
（2）法国切望自海口以达滇境通一河路，为商务起见，须使此河路直达华境，以便设立行栈埠头等。前有在蒙自设立通商口岸之说，今愿改保胜，中国当在保胜立关。洋货入关，照已开各口岸洋务运入内地章程办理。中国当使内地土货运往保胜能畅行无阻，如驱除盗贼之类。
（3）中法在滇桂界外与红河中间之地划界，界北归中国巡查保护，界南归法国巡查保护。
最后，双方还共同声明，“两国互相保证维持这种商定的边界线的现状，并且保证东京现有的边界内的领土完整，使它不遭受可能给它造成损害的任何外来侵犯”。
这三点协议非常值得玩味。第一点中方可谓全无损失，因为中方本来就没想过要霸占越南北部领土，现在以撤军回国换来法方声明，可谓划算，而且自动避免了冲突的风险。第二点则体现了李鸿章与曾纪泽的共同意见，以主动的开放促成双赢性的贸易发展，并在共同的贸易发展中增加互相依赖性，避免军事冲突。至于最后一点，则是这次谈判最大的收获。它标志着大清国终于走出传统的天朝格局，学会了现代外交，并且，第一次有了一块属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兼缓冲地带。这在19世纪是强国之间正常不过的行为。
接下来的程序是将草约送交总理衙门审批。这一等就是五天，在这五天内，“北京方面无任何回音”。宝海事后曾向巴黎汇报了他当时的心情：“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我承认这一点——似乎非常之长，因为天气日趋寒冷，白河也开始结冰，而我则处于进退维谷的地步，既害怕由于河道封冻而被阻在天津，又担心离开天津便不能同中国政府达成任何协议。”
恰在此时，宝海得到了一个新情报（其实是谣传），说中国的正规军已大举潜入河内地区，即将与法国部队发生冲突。心急如焚的宝海在十月二十二日（12月2日）下午三点开始的会晤中，希望中国部队能立即退出河内，以免双方的当地军方好战分子启衅。也只有中方先退兵，和议始能顺利通行。
对于这个呼吁，李鸿章当然最清楚，所谓“滇、粤各省派兵出境，原不过虚张声势，牵制法人，不使并占北圻，并非即欲与法人交战。”更何况事实上清军并未入河内，所以若能“于各军现驻处所酌退若干里，以示彼此愿保和好之意，俾法人得有转圜地步，于名实均无所损”。故而李鸿章向宝海承诺可以先撤兵。
宝海惊喜之余，进一步提出希望总理衙门能“声明中国国家并无开衅之意，万一此后中法将在越南者或因小故忿争，只作地方闹事办理，并不算两国失和”。作为回报，他会致电巴黎外交部，声明中方已发出谕旨督促北圻地方华军北撤，希望外交部也约束法国在越南北部的武装力量不要挑衅华军。同时考虑到通讯时间差，如果在这段时间内不幸发生中法之间的军事摩擦，则“应视为与两国国家无涉”。对此，李鸿章又很爽快地表示，今晚就能发出这个照会，并问宝海何时能发出那封电报。于是，宝海也投桃报李地表示，他同样当晚就能发出。为了表示诚意，他甚至还同意将这封电报的内容摘要转给中方一份存根。
就在这次会晤期间，忽然发生了一起小型地震，一个书架被震得来回摇晃。地震过后，李鸿章微笑着问宝海：“公使刚才害怕吗？”正沉浸在成功感中的宝海立即回答道：“一点也不。在我们之间刚刚达成协议之后，我是完全镇静的。”事实上宝海此时的心情非常愉快。
同样是在这次会面期间，宝海还被告知，总理衙门虽然不便于立即表态，但对于双方初步形成的草约表示支持。
谈到这一步，双方可谓皆大欢喜。临别之际，宝海甚至说：“中国办事尽如中堂爽快，再无难事了。”
这种友好空气延伸到十月二十八日（12月8日）下午三点钟的会晤上，宝海甚至文学化的追忆起往事来：“我初次来京进沽口时，蒙中堂饬令声炮相迓，我谒中堂致谢，有谓两国大炮永供迎送大员之用，断无打仗用处。今其言已验。我此次初抵天津时，时因越南一事，心中颇觉担忧；今事已大致办妥，明日乘船南去，胸次甚觉爽适。”对此，李鸿章表示，等来年开春越南问题彻底解决，宝大人回京过津门，你我再会晤时，当更觉欢快。明天宝大人南下，我无暇送行，但已经通知大沽炮台，再次鸣放礼炮，“以示中法和好之意”。
次日，宝海在礼炮声中南下，和他一起去上海的还有李鸿章派出的代表马建忠。他将与宝海在上海进一步敲定正式协议内容，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拿到法国大学博士学位的前留学生，现北洋智囊，无疑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双方最终在12月20日成功签订了一个备忘录。
似乎已经大功告成。剩下的就是双方元首批准生效，变备忘录为正式和约了。
遗憾的是，草约也好，备忘录也罢，最终都没有变成正式条约。之所以如此，固然部分原因在于清王朝内部激进势力的反对声浪，但最主要的反对力量却是来自巴黎。
消逝的和平曙光
1883年2月21日（光绪九年正月十四），茹费理第二次组阁。他在东方问题上一贯持强硬姿态。他猛烈抨击了前任“软弱”的对华政策，认为“李宝协议”是法国外交不折不扣的重大失败。实力超强的法国，凭什么和清国共同保护安南？又凭什么与清国同分北圻？最根本的一点，法国既然已经通过《第二次西贡条约》，确立了越南独立自主国家的地位，何以法越之间的问题要到北京协商？又何以负责谈判的不是法国驻越南代表而是驻华公使？这不等于自打耳光吗？虽然李宝和谈得到了上一任外交部长的支持，但毕竟是上一任，现在既然换了新内阁，就要有新的东方政策。于是，新内阁决定，单方面推翻“李宝协议”，撤换驻华公使。
受此刺激，清廷在三月二十五日（5月1日）下旨，命李鸿章督办援越抗法事宜，南下节制粤桂滇三省防军。
李鸿章当然不想在和谈还未到最后关头之前就先摆出动武的姿态。他的幕僚与老部下们也不希望他远离经营多年的北洋。最后落实到军事层面，三月二十五日的上谕也是大有问题的，“广东距粤西边境数千里，粤西距云南边境又数千里，声气隔绝，消息难通，若徒受节制之虚名，转贻以互相推让之口实，诚恐误事不浅。”李鸿章的老部下周盛传更担心的是，“在朝廷之意，原以为非中堂前行不能挫折其气”，却没有考虑到法国无法用小恩小惠满足，军事上中方又缺乏实力。万一有所顿挫，大清国可是连个善后的重臣也拿不出来了。“此则非为中堂一身计，正为天下计也。”
李鸿章也已看透，越南“自取灭亡，无从援救”。大清则“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
李鸿章开始在上海拖延时间，终于在五月初三等来了转机，朝廷取消了李鸿章南下的任命，改命其北上，“速赴天津，仍回北洋大臣署任，筹备海防一切事宜。”
恰在此时，越南忽然传来了一个新的爆炸性消息：刘永福取得了第二次纸桥大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