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大事，必冒大险，果断决策非常重要，优柔寡断，反复思量，往往会失去重要机遇，与命运的机缘擦肩而过，是难以有所作为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这样的理念，朱元璋踏上了反元的风雨不归路，从而也抓住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出山机会。
至正三年五月，黄河在白茅口决口。四年五月大雨二十多天，黄河水暴溢，据史料记载，当时“平地水深二尺，方圆一带均被淹没，民死、伤者无数，惨不忍睹。”在元朝，除富饶的江南外，中原一带还是粮仓，这就是说，元朝各级政府在税收等方面将要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当权者发誓要与灾害作斗争，当时的元丞相脱脱是这一主张的代表人物。他坚决要堵口，首先派人到现场做了长期细致的勘察工作。工程人员是实事求是的，所以他们呈到脱脱丞相手里的报告是否定他的宏大方案，主要理由是工程量过于浩大了，在时间方面也是不可估计的；另外，更关键的因素还是，起义军在河南一带正在积极而疯狂地活动，修筑这样巨大的工程，没有庞大的民工队伍是不行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如果本身就满怀怨恨的民工万一和疯狂的起义军结集在一起，那么，事情不就更麻烦了？
“届时，”当时负责这项工程的工部尚书兼河防使贾鲁说，“我看就不好收场了……”
一心要堵口的脱脱丞相根本听不进来自任何方面的劝言，他执意要动工。他任命水利专家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招集各地民工十五万，戍军二万人，治理黄河。十几万民工从黄陵冈（今河南兰考东）开挖，南到白茅堤，西到阳青村，全长二百八十余里。主要是疏通河床，使河水东流，回归故道。整个工程耗资数以亿万计。
黄河一再决口，多次泛滥，河两岸的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本来这里的百姓就不是很多。就是这些留下来的极少的人们还要遭受瘟疫的折磨。现如今官府又要让他们去挖河，监工和官吏对他们不仅克扣口粮，还常常鞭打他们，使他们身处绝境，受着多种的欺压。河北、河南的广大民工怨声载道，愤怒至极，整个修河的工地上，堆满了仇恨的干柴，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火星就会迅速地燃烧起来。
“变钞”和“开河”成为农民起义的导火线。当时民间到处传诵着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军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百姓们借吟诵这首词抒发心中积压的怨气，全国到处怨声连绵不断，一场特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临了。
明教教主韩山童和他的徒弟刘福通以及杜遵道、韩咬儿看到时机已到，便巧妙策划、准备发动起义。先是编了一句童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让人广为传唱，然后又刻了一个只有一只眼睛的石人，并在石人的背上也刻上了“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的字样，随后将石人偷偷地埋在施工必经之地黄陵岗附近。
起初，怨愤的民工们将信将疑，可当他们在施工中把那个独眼石人挖掘出来的时候，全信了，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跑到在韩山童的红军之列去了。韩山童的队伍。迅速扩大起来。
自那以后，韩山童就宣称他是宋徽宗的第八代子孙，理应为中国皇帝，而刘福通则是宋朝大将刘世光的后人，辅佐旧主起义、推翻元朝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手下们一致推举韩山童为明王，准备起义，大干一场。在起义的前一天，他们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说要起义了，以红巾为号。不慎消息被泄漏了出去，官兵包围了起义军所在地，刘福通率众苦战冲出重围。韩山童不幸被捕牺牲，其家人乘乱逃出重围。刘福通脱身后，马上号召起义军，提前起义了。五月初三，刘福通出其不意地率众攻占了颍州、罗山、上蔡、正阳、霍山等地。黄陵冈的民工们得到消息，杀了监工，头上包了红巾，和刘福通领导的主力汇合在一起。
在刘福通的英勇起义的精神的鼓舞下，各地的起义队伍也风起云涌，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邳州（今江苏邳县）人李二与赵均用、彭大等八人伪装成河工，采取里应外合的方法，智取徐州城。天亮后树旗募兵，众至十余万，接连攻取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虹县、灵壁，乃至安丰（今安徽寿县）等县。同年十二月，邓州（今河南邓县）布贩王权也联合张椿起兵，攻占了河南不少州县，被称为“北琐红军”。至正十二年（1352年）正月，孟海马等人也发动起义，攻占了襄阳等地，被称为“南琐红军”。
这些起义的红巾军。都受刘福通的指挥，他们全都信奉白莲教，被统称为“北方红巾军”。
至正十一年（1351年）夏天，彭莹玉在江淮率众起义，响应刘福通。同年八月，邹普胜和徐寿辉在蕲州起兵，十月在蕲水建立农民政权，国号“宋”，后改天完（取压倒“大元”之意）。不久，起义军兵分两路：一路攻占武昌、江陵，另一路夺取长江中、下游及浙、闽地区。这支部队同样头裹红巾，亦称红巾军。他们每到一处，都严守军纪，不烧杀抢夺，不奸淫掳掠，因而深受百姓拥护。这支军队士气高涨，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他们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因为他们都在南方一带活动，所以被称为“南方红巾军”。当时大江南北流传着一首民谣：
“天遣魔军杀不平（不公平的人），不平人（被不公平对待的人）杀不平人（不公平的人），不平人（被不公平对待的人）杀不平者（不公平的人），杀尽不平（不公平的人）方太平。”
农民起义的浪潮很快使朱元璋所在的家乡也卷了进去，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濠洲的郭子兴宣布起义，也成立了一支红巾军。
郭子兴是定远县（今安徽定远）人，豪强出身，原籍曹州（今山东曹县）。他父亲在定远卖卦相命时，娶了当地大地主的瞎女儿为妻，分得一份财产，定居定远，成为当地有名的地主。郭子兴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郭子兴目睹了元朝的腐败，感觉元朝气数已尽，天下将会有变，于是，他把自己家的财产分给贫苦的老百姓和囊中羞涩的侠士，结交了不少的英雄豪杰，带领大家烧香，加入白莲教。刘福通起义后，他决定联合孙德崖等人起兵响应，用了几日的工夫，召集了数万人。二月二十七日，他带兵趁夜里应外合，一举攻下濠州。
郭子兴攻克濠州之际，元朝也派来了一支军队，然而这支军队却腐化不堪，成日里沉湎于酒色，也不再训练，面对汹涌的农民起义浪潮，他们早就吓破了胆。他们不敢贸然进攻，为了向上级邀功领赏，他们派人每天出去到附近的村子里抓年轻的小伙子，抓来后给他们裹上红布冒充红巾军，算是俘虏，以便交差。老百姓受不了元军的欺压，呼朋唤友，到濠州投奔起义军去了。
在皇觉寺的朱元璋并不是待在事不通晓的阁楼中，外边发生的轰轰烈烈的一切事情他都有所耳闻，他的心早已飞出了皇觉寺。各处红军的所作所为使他振奋不已，尤其是彭莹玉说的那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的话更使他心潮澎湃，说到他心窝里去了。
想想可不是吗，自己一家人以前种庄稼，一年到头劳碌辛苦，收了粮食，却吃草根树皮！什么好东西，粮食布帛，珍宝财富，都给刮空了运到北边！种庄稼的为什么穷？为什么苦？一辈一辈受熬煎呢？以前只怪穷人命苦，这两句话却明确指出穷、苦，辈辈受熬煎的原因。如要活命，就得改变这个局面，把吃人的朝廷推翻。
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即使有通天的本领，如果不被人发现，并给以引荐、使用，并且是放心大胆地去重用，那么日久天长，你的那点才华就会夭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枉有一身本领，而苦于无用武之地”的道理。
尽管在皇觉寺的朱元璋觉得现在该是走出寺门，大干一番事业的时候了，但是却苦于没人引荐，没有投靠和出走的准确方向。干这种与政府对抗的事，比不了当游方和尚那样走到哪儿算到哪儿。因为本身身处濠州，对濠州的消息听得格外多些、格外敏感的缘故，起初，朱元璋原本打算投到郭子兴的手下去，可是复而又听说，濠州城里的那五个元帅，各自为政，各自发令，谁也不听谁的，谁也不服谁，一句话，在最为重要的团结方面简直是一团糟。
“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内部团结是如此的糟糕，就敢跟元兵对仗？就能打败元兵？如果我去了，弄不好在内部自相残杀中还会把自家性命丢掉呢。”朱元璋这样忧虑着，遂打消了投奔郭子兴的念头。在这段难熬的日子里，他就像一头被困在笼子中的野兽，急得团团乱转，不知如何才好。不过紧接着，机会，或者说人生转折从此便开始了——
一个晴朗的早晨，有个红巾军打扮的汉子专程从濠州方面给他带来一封信，信是少年同伴汤和写给他的。朱元璋不得不躲在泥佛像后边偷看。信中说，汤和带着十来个小伙子，早已投奔到郭子兴的麾下去了，现在干得非常带劲，心情也很舒畅，日前汤和已擢升为“千户”了，比当佃农不知强出了多少倍。“显然，我给你写信的目的，”汤和这样写道，“是让你也到这儿来，参加红军，参加推翻元朝统治者，恢复汉人江山的活动，像郭元帅所说的那样，建立属于汉人的政权。届时，说不准咱们兄弟们还能混个一官半职做呢。再说，你一个男子汉大丈夫，难道要在寺庙里当一辈子无所事事的和尚吗……”
朱元璋看完信后，更生出一肚皮心事。他在大殿上踱过来，踱过去，以口问心，以心问口，反复思索，猛然省悟，把信就着长明灯烧了，还是下不了决心。直到有一天，有个师兄悄悄告诉他，全皇觉寺的人都知道他跟外面的红巾军有联系，因为汤和派来的那个信使他们全都看见了。师兄胆战心惊地说：“你如果再不出走，他们准会把你捉拿了送给官府请赏的。”
“看来不出走是不行了，”朱元璋心慌意乱地想。即使在这个生命攸关的时候，他仍然有些犹豫。朱元璋急得没法，便去找刚从外乡回来的周德兴，商量个对策。周德兴出主意让他占卜，以吉凶决定去留。朱元璋忐忑不安地返回寺里，准备算上一命，不料还未到山门，就闻到股烟焰味，跑去一看，寺庙被火烧光了大半。原来元朝军队以为僧寺里供着弥勒佛，红巾军念弥勒佛号，怕和尚给红军作间谍，把附近的寺庙都抢光烧光了，这一天轮到了皇觉寺。朱元璋呆了一阵，知道寺里再也停留不得了，下定决心到红军队伍里去。向伽蓝神焚香磕头问卜，结果逃与留皆不吉。再卜一卦是否应参加义军造反，结果大吉。朱元璋下定决心，前去投奔郭子兴。后来，朱元璋在《皇陵碑》中回忆当时情景：“好友寄来书信，劝我参加义军，心中担忧又恐惧，正在犹豫不定，此事却被别人发觉，声言要告官府。形势急迫，算上一卦，结果逃亡和留守皆不吉，只有投军方大吉。”这就是朱元璋高人一筹的地方，他向世人表明，他投奔起义军的决心是神灵的启示，他的行为是受命于天，受菩萨保佑的。
至正十二年（1352年）闰三月初一，朱元璋穿着袈裟，来到濠州城下。濠州城戒备森严，元军在城外三十里处驻扎着。虽然他们不敢轻易攻城，但也是屯营，与红巾军相对峙，故濠州城上、城下哨兵林立，气氛非常紧张。天刚蒙蒙亮，守城义军见一个和尚站在城下，便问他是干什么的，朱元璋回答说他是来投奔红巾军的。红军兵卒见他穿得破破烂烂，又是个和尚，横竖看不出他有参加红军的诚意，便怀疑他是元军派来的奸细，就派人到城下，不由分说把他绑起来，押到郭元帅帐前，请令问斩。
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郭子兴尽管枭悍、性直，但仍不失沉稳之风，还算是个细心人。他不急于给令，反倒这样说：“待吾瞧他一眼再议。”
他走到门外就见一个和尚虽然被五花大绑着，却没有一点害怕的样子，依然一副轻松、从容的神情，他身材高大，浑身散发着大无畏的精神。两只耳朵大而有轮，两眼炯炯有神，样子特别威武。郭子兴一见就特别喜欢他，问明白后才知道，他是皇觉寺的和尚，曾经入过教，是好友汤和邀他来参加义军的。郭元帅听后大喜，忙令人给他松绑，收他做了一名步兵，那一年朱元璋25岁。
这一过程看起来简单，但却为朱元璋带来了峰回路转的命运，为他走向成功打开了大门。
从严格意义上讲，如果郭子兴不大胆地使用朱元璋，反倒把他当奸细要么杀了，要么赶出濠州城去，以此类推，就不会有朱和尚的以后，更谈不上来日做明朝的皇帝了。
对朱元璋投奔郭子兴一事，我们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呢？实事求是地说，朱元璋的投军过程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其投军的决心却不容怀疑。在接到朋友的信之后，他一开始并没有盲从，而是思考了很久，这说明了朱元璋的细心与谨慎，这是一个智者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
对于关系到自己一生安危的重大转折，年轻的朱元璋对自己人生中这一完全是由个人独立决定的道路小心计划，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他很年轻，却在走南闯北的游历中，积累了许多处事经验，他能够明白，参加与朝廷作对的起义军事关重大，在悬赏捉拿的威慑下，选择机会上的任何失误必然会使他付出最惨重的代价，包括自己的性命。
然而情况突然生变，在遭遇出卖、面临生命之虞的情况，他又一次地表现出了无比果断的素质，毅然去投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