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溪人杰地灵，自古以来文化蓬勃发展，名冠全省。许多名人学士得益于玉溪灵山秀水的孕育和滋润，得益于良好文化教育氛围的熏陶，从玉溪这块名闻滇地的古老土地上起步，走入华夏民族文化精英的行列，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文化精神财富。不但孕育了朱家宝、金汉鼎等著名的历史人物和唐淮源、范世生等军事历史人物，还孕育了云南当代政委普朝柱，更孕育了音乐家、诗人、书画家、民间艺人，名医药冠，人文之盛，人文精神之充盈，在云南高原独树一帜。是他们，装点了玉溪文化艺苑，繁荣了玉溪文化。
一提起音乐，人们自然想到聂耳。虽然聂耳出生于昆明，但他的祖籍却是玉溪。确切地说，应该是原州城镇的北门街3号。如今，聂耳的这栋土木结构的祖宅，已经作为聂耳故居保留下来，同时还被列为云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有关这栋旧宅的事情，我们知之甚少，但它依然使人浮想联翩。也许是由于玉溪花灯的启蒙，祖籍玉溪的聂耳用自己的智慧和天赋，创作了不朽的《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歌曲，唱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回响在五洲四海。正如《人民日报》1995年12月5日的评论员文章所说：“高亢激越的歌声，唱出了对伟大祖国的无比热爱，唱出了炎黄子孙的不屈意志，唱出了中华民族的如虹气势。”也就在这一天，《光明日报》也发表评论文章，称这首歌：“那铿锵有力的词句，抒写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不屈不挠的战斗历程；它那昂扬奋发的旋律勃发着中华民族万众一心、积极进取的精神与意志。建国以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它更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和标志。”这两份很有权威的报纸的极高评价，揭示了这首歌深远的影响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这首歌诞生之时，正是我国百年来的内忧外患累积到了危难存亡的最后关头。唱着它，无数中华儿女告别亲人，告别家乡，奔赴抗日的战场；唱着它，多少仁人志士宁死不屈慷慨捐躯；唱着它，举国欢庆近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唱着它，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阔步前进，昔日的“东亚病夫”在世界民族之林巍然屹立！这是一首中国现代历史上最深入人心的爱国主义颂歌。
聂耳何以创作出这么一首杰作呢？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看看他的经历。据一些史料记载，聂耳的原名叫聂守信。出生于1912年，1918年就读于昆明师范附属小学，1930年，省师范学校毕业。在校期间，由于他刻苦学习，品学兼优，被选为班长及学生自治会会长。他生性活泼，爱好广泛，对戏剧、文学、美术、旅游等都有兴趣，学校演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国内外剧目，他都扮演女主角。从此，他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当然，这种不解之缘来自小时候他母亲的启蒙教育。聂耳4岁时父亲就病故，是母亲彭寂宽养育了他。聂耳小时候很喜欢听故事，这成了他童年母亲赐予的最好精神食粮。聂耳的母亲讲故事的载体是一本木刻的民间韵文小唱本。唱本多用7个字或10个字分行写成，读起来通俗易懂，唱起来娓娓动听。说到一些令人激动的情节时，还用玉溪花灯调“出门板”唱上几句；说到悲痛时，又用花灯调“全十字”哼上一曲。如此将花灯音乐寓于故事中，使聂耳在听故事的同时，接纳了玉溪花灯音乐，也深深地受到了玉溪花灯音乐的影响。于是，玉溪花灯在昆明受到欢迎时，他不仅过春节时跟着从乡下进城的花灯队去看“拜灯”，而且还到一些茶铺里看花灯小戏、滇戏折子戏及演奏洞经音乐。民间音乐的丰厚土壤，为聂耳日后从艺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良好的艺术环境。
这期间，聂耳曾三次来玉溪，第一次是1921年初小毕业，与母亲一道前往峨山看望外公和外婆。第二次是1927年初中毕业，回到玉溪复习功课，准备报考公费学校。同时，他写下了19则日记。这些日记都是聂耳的所见所闻，十分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状况，现抄录几则如下：“六月二十三日，晨，天将明，昨日所去之军队赶到新街，恶拍店门，大呼找夫子做饭吃之。龙云之军队昨夜自安宁赴昆阳围城，于是速备滑竿，未食先洗面即起程。至刺桐关时，军队仍未赶到，不论何家，拍门封马，就地煮饭。至石狗头余等已赶在军队先行，在茶铺中仅有军人八九，云：‘走不动了，给滑竿借来坐坐？’余完全不理……”“七月初一日，本早（我）未起（床）时，大姐即唤起。闻二姻兄云：第五旅之军队有许多鸦片，请县长售卖，县长不能。后由各铺家分买。”恒兴利令起八十元购买。午后一时，接王继烈信后，即时叫复。将（吃）晚饭聂士秀来问信。本日“恒兴利”接姐丈之信，云二十五日半夜胡军长私逃，二十七日孟友问进省。夜无事可记。读这些日记，是让我们回眸旧时玉溪混乱阴暗的社会了，虽然这些日记中并未提及到玉溪演出之事，但留下的却是一些珍贵的史料。第三次是1928年暑假期间，玉溪旅省学会进步青年组织旅省学生，利用假期到家乡开展宣传工作，聂耳随之到玉溪，进行演出活动。聂耳演的节目有《卖花姑娘》、《高矮人讲话》等，且说白时皆用玉溪方言，博得观众热烈掌声。聂耳的三次玉溪之行，内容各不相同，但表现出的是对故土的深深热爱。也是在这期间，聂耳于1928年秋在省立第一师范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参加印刷散发传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游行示威活动，并与人合作，创作了一首处女作。他所目睹的社会动荡离散的悲剧，常常溢满他的心头，心灵在创作中挣扎、期待，从而加深了他音乐艺术的厚度。
1930年7月，他赴上海做店员，次年3月考入联华歌舞班。歌舞班被遣散后，又入“明月歌剧社”。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上海，聂耳亲眼目睹了日军暴行，义愤填膺，并通过戏剧家田汉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聂耳从此在党的关怀下，学习文艺理论，参加社会活动，发表电影音乐评论文章。同年，因发表《中国歌舞短论》一文，批评黎锦晖作品，引起矛盾后离开“明月歌剧社”赴北平，由左翼负责人介绍入北平剧联，参加演出活动，后又返回上海。在白色恐怖的1933年，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耳自此积极投入到党领导下的电影战线工作，1934年4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进入英国人经营的“百代唱片公司”工作，并利用这个条件，和早已进入这个公司的革命音乐家发行了大量革命歌曲，仅聂耳的作品就有《金蛇狂舞》、《翠湖春晓》等民族器乐曲20余首，灌制成了唱片。此后又为田汉写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四首歌曲，同时该剧演出时，聂耳还扮演主角，引起舆论界一片赞誉。《毕业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著名歌曲，也呼之而出。1934年底，聂耳辞去“百代唱片公司”工作，进入华联二厂任音乐部主任，为田汉编的话剧创作了《告别南洋》、《春回来了》等歌曲。1935年3月，田汉创作了故事电影《风云儿女》由电通公司拍摄，聂耳为其创作了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影片一公映，歌曲随之广泛流传。其词其曲格调深现俊朗，充溢光荣与梦想的色泽。
聂耳的创作成果如此丰硕，如此引起关注，如此受到欢迎，与玉溪和云南这块红土高原的养育是分不开的。他在上海给母亲的信里这样写道：“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工夫）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是什么小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充分表达了他迫切从民间音乐中吸取营养的心情，因而聂耳的作品是建构于民间音乐之上的继承与发扬的创新，正如李业道先生在评论他的歌曲时所论，在他创作的许多抗战歌曲中，“为了表现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他创造了符合群众前进步伐的明快有力的节奏；创造了像炮弹一样向敌人猛轰的冲击性的旋律进行曲；创造了坚决勇敢的示威呼喊；创造了刚毅有力的团结号召。”
聂耳如此多的革命歌曲迅速传播，自然引起国民党的注意。他于1935年4月15日秘密离开上海，于16日下午到达日本。到日本后聂耳发现，这里中国留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很多，而且有一部分在国内就与自己有交往。这样，他很快成了这个集体的一员，经常参加艺术界聚餐会、星期座谈会等活动。同时，在东京中华青年馆举行的聚餐会上，还作了关于中国音乐界的报告，受到热烈欢迎。1935年7月17日，聂耳到藤泽市海滨游泳，不幸遇难。没想到聂耳年轻的生命这么快地结束于异国他乡，没想到一颗正在冉冉升起的音乐新星刚刚发出夺目的光彩就在瞬间陨落了，这实在让国人悲痛。郭沫若先生闻此消息后，写下《悼聂耳》一诗。诗云：“雪莱昔溺死于南欧，聂耳今溺死于东岛；同一是民众的天才，让我辈在天涯同悼！大众都爱你的新声，大众正赖你去唤醒；问海神你如何不淑，为我辈夺去了斯人！聂耳啊，我们的乐手，你永在大众中高奏；我们在战取着明天，作为你音乐的报酬！”上海等地也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同年10月1日，聂耳的英灵跨过海洋，又回到了养育他的这片土地。他的骨灰被安葬于昆明西山。聂耳也作为中日友好的媒介之一，促进了两国友谊的加强。因此，作为聂耳出生地的昆明，还和日本藤泽结为友好城市。
23岁的聂耳，7月17日成了永远的祭日。然而聂耳精神不死，他的歌声仍将唱响在中华的土地上，仍将激励中华民族开创新世纪的基业。他的音乐内涵深郁，源源散发出如烈火般真挚的情感，这正是悲天悯人的伟大音乐家不可或缺的胸襟。因此，《人民日报》1995年12月5日的评论员文章称：“如果问，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乃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哪一首歌激励、鼓舞、团结、凝聚的人最多？哪一首歌对我们民族的命运影响最广泛、最深远？哪一首歌将会世世代代永镌亿万人的心田、溶入亿万人的血液？那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就是我们的国歌。”如此高的评价一个音乐家的作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没有先例。
因此，我们从聂耳的成长道路和短暂而有意义的一生来看，由于地域文化的影响，由于玉溪花灯的启蒙，聂耳的艺术成就才有可能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他的作品才有可能引起强烈的共鸣，成为划时代的最强音！
在玉溪诗人行列中，有一些杰出的诗人，我们加以选择地一一介绍。先要说的是陈表。陈表是玉溪市红塔区灵秀村人，生于1490年，卒于1573年。他的经历并不复杂。我们查阅到的典籍记载说，他从小聪慧，到了15岁才到晋宁县的盘龙寺读书，但由于刻苦用功，成绩优异。读了几年书之后，因家庭经济不宽裕，无力资助他继续深造，只好回到玉溪，在私塾执教。执教中，陈表仍孜孜不倦，以书为伴，勤奋功读，准备会试。到了1521年，陈表赴京会试，终于有了结果，中了进士。这年他31岁。陈表登科后，就做了朝廷官员，在浙江当了七品县令。到了1530年，升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在职期间，由于朝廷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相互倾轧，但他不畏强权，为官清廉，为民作主，为民除害，深得当地百姓拥戴。只是他的作为不被朝廷认可，上任御史还不足一年，就被解职，回到故乡。但陈表并不因官场失意而消沉，而是致力于服务家乡。这期间，他为故乡办了两件好事：一是捐资，在灵照山下兴修水利，灌溉面积达一千余亩；二是在新兴州内办州学，培养学生。尤其这第二件好事，使得玉溪学子避免到外地考试的路途劳累之苦。陈表不仅为官，还是一位诗人，著有《草池录》。他写的诗对仗工整，清新流畅，布局精当，写景状物，惟妙惟肖。可惜年代久远，书中大部分诗作失传，民国年间编的《玉溪文征》，只收录了他的51首诗，不免使人遗憾。当然，陈表在400多年前就能够走下红土高原，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闯荡人文荟萃的江南，为官为文，都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已经使玉溪人欣慰了。再一个就是王元翰。王元翰生于1565年，卒于1633年，是华宁县宁州镇人，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中了进士，同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他大概是旧时玉溪人入翰林院第一人。王元翰具有高原人刚正不阿、不畏强权的秉性，因而在作谏仪时常常敢说真话，得罪了别有用心的官吏，被诬告贪污巨款，愤而丢官回滇。他是个喜欢大自然的人，回华宁之后，将住所迁到了抚仙湖畔的世家村，修建了水明楼和烟草阁，长期以湖山景色作伴。到了天启初年，他又被封为刑部主事，离开抚仙湖畔，迁往京城任职。可是没过多久，他再次被削职。以后，就再也没有做官，流居南京。在他的一生中，创作了很多诗作，收入《凝翠集》流传。这些诗作，多为借景抒情之作。也有针砭时弊之作。属于华宁宁州镇的诗人还有禄洪。禄洪是明万历、崇祯年间世袭的宁州土知州，他文武兼备，既擅写诗文，又勇而知兵，很得民心。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他率兵走出云南，到四川永宁和贵州水西平定土司的叛乱，由于军容整齐，旗帜鲜明，在南征北讨中累累获胜，所到之处大姓望族都不敢对抗，纷纷归顺，留下“黔借滇为外护，滇借洪为长城”之誉。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满人入关，危及朝廷，云南巡抚急召禄洪北上保卫京都。他即率领三千官兵出滇，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京都，奉旨驻守密云县墙子岭口，严加防御。但后来滇地发生内乱，阿迷州（开远）土司乘机反叛，情况危急，便奏准朝廷，回滇讨伐。禄洪善战，在滇地有口皆碑，而且他才思敏捷，精通诗文。在宁州，他常雅兴大发，相邀当地文人学士游象鼻山、龙洞等名胜风景，并咏诗唱和，写下许多山水佳作。这是他对地方文化的贡献。一个地方，尤其在古代，有这么一位能武善文之人掌管，对社会对百姓是一种福分。在京都留守期间，禄洪虽率领和管理三千人马，但空闲之余仍对书法、艺术、诗词孜孜以求，求教于书法家、礼部尚书董其昌和著名学者陈继儒，“以文字相师友”，很受赞赏。“皆音中宫商，声出金石。”这是位高权重、精于书道的董其昌对他的诗作的评价。“博综群籍，其诗赋小令，气骨沉雄，风华秀整。”
这是陈继儒对他的精彩评语。禄洪的书法也是字若其人，精悍大度，舒展洒脱，属上品。他著的诗集《北征集》，字里行间抒发着保国卫家的壮志和情感。董其昌、陈继儒为他的诗集写序言，是对其诗词成就的肯定。只是诗书兼备的禄洪，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出生时间，史书中也找不到记载。刘大绅也是华宁县宁州镇人，生于1746年，卒于1829年。他擅长写诗，对古文字及书法艺术也有很高的造诣。清朝隆三十七年（1773年）中了进士，被委以翰林院编修。之后，曾在山东的新城、长山等四县当县令。刘公在任时以百姓为衣食父母，奉公廉洁，家境因此一贫如洗，被百姓称为“刘青天”。因为生计困难，刘公还在自家园子中种了一块地，以解决生活问题，但这只是权宜之计。有一个春节，竟连过节的钱也没有。面对如此窘迫景象，刘公无奈地写了一首诗，聊以自慰。诗云：“乘除相间已凄然，此夕何缘又客边。记灶一家翻两地，里乡万里只孤悬。博来朋友宜春贴，剩有儿童压岁钱。好是明朝堪笑处，新年错从是今年。”此作本是刘公触景生情的一番感慨，谁知一下子传遍山东、云南各地。“博来朋友宜春贴，剩有儿童压岁钱。”这是刘公清官生活的真实写照了。是的，历朝历代，谁又见过这样的清官，连过年钱也没有？刘公以一身清贫回滇后，到昆明“五华书院”做主讲，由于他有正直的人格和渊博的知识，深得学生爱戴。在林则徐主考的秋试中，他的学生戴淳等五人中举，被后人传为佳话。刘公做官清贫，做学问勤奋，他的著作颇丰，堪称滇中第一。这些著作有《寄文抄》3卷、《寄庵诗抄》30卷。在《清史稿》中，还被列入《循吏使》。这样的封建官吏，物质匮乏，但却拥有丰厚的精神财富传留于世，实在难能可贵。澄江县凤麓镇的李发甲，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中甲子正科举人。次年进京入试，吏部根据考试成绩，授予大理府教授。后来又到冀西的灵寿县当县令，不久升为监察御史，补授湖南巡抚。李发甲一生为官，但钟爱诗词创作，硕果累累。在清乾隆年间，后人为使他的作品不散失，编撰整理了三卷副本：卷一和卷二收入五言古诗、七言古诗、绝句等200余首，名为《居易堂诗集》；卷三收入咏史写景之作11篇，名为《居易堂文集》。这些诗文凝练流畅，结构严谨。李发甲还为家乡写了一些文字，颂扬故土的湖光水色。《抚仙湖即事》就是其中一例。诗云：“四面晴岚接远天，湖光潋滟抱城还。风含细浪文成藻，云郁千峰锦作烟。”短短四句诗，将抚仙湖的景物描绘得如此真切。澄江人中擅长诗词的还有段琦。段琦可谓大器晚成，五十岁才中进士，后又进京殿试，袁枚中状元，段琦为翰林。在朝为官，段琦有两件事与诗有关，可以一说：一是在乾隆皇帝作寿时，文坛各路高手云集，题诗赠颂。乾隆皇帝在精选阅读这些诗文时，将袁枚的《随园诗话》列第一，段琦以诗词极佳列第二。他们因此被御为“天下对才子”。二是乾隆让袁枚写了“寿”中堂，段琦配上“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斯人谈三惯五典八索九丘”的对联，使乾隆大加赞赏。这两件事，让我们领略了“天下才子”段琦的过人之处。《新篡云南通志·文苑传》是这样评价段琦诗文的：“胸怀磊落，淹通经史，旁其谪子百家，尤长于诗。”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他的很多诗作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感到韵味无穷。比如《题抚仙湖上峭壁间有石肖二仙抚肩并立》的五言诗，十分精炼地概括了关于抚仙湖的传说，以及湖名的由来，是不可多得的好诗。以至于到如今，我们看到的有关抚仙湖文化的资料，都屡屡引用。段琦的著作很多，有《可石小草》、《可石学文要决》、《一百二十韵集》等等。这些诗人，多为封建官吏，但他们对诗文的研究和贡献，的确是玉溪的一笔文化财富，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我们再来看看书画家阵容。书法家赵士麟，澄江凤麓镇人，生于明朝末年，清康熙三年中甲辰科进士。曾任浙江巡抚，在任中治理河道，减轻赋税，整治西湖，到书院授课，深得民心，从而使社会秩序发生变化。浙江名士亲眼目睹了赵士麟作出的贡献，纷纷为他歌功颂德。画家苏明允为他画像，挂于浙江孤山寺；祥符知县毛际可则撰写颂扬文字，说他执政的成就。由于他的政绩引起朝廷关注，被提拔重用，升为吏兵二部左侍郎，当了少宰，成为皇帝重臣，清朝的政治家。赵士麟书法早已有了名气，尤其在云南有很大影响，康熙年间与昆明两名士及元江马汝为号称“滇中四杰”。其作品刚健有力，结构严谨，有《读书堂法帖》传世。赵士麟不仅是书法家，还精通文史，所写的文字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他在为一本名为《明经诗》的书作的序中，将云南沿革、江河湖泊、风物名胜、名花异草说得清清楚楚，描写得十分形象，且文采飞扬。这篇序文，因此被称“竞可当滇南通志序”。说到书法家，在玉溪这块土地上，阚祯兆有着广泛的影响。他是通海县秀山镇人，生于1641年，卒于1709年。因是出生书香之家，阚祯兆从小耳濡目染，天性聪明。清康熙二年（1663年），曾中癸卯科经魁。到了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年寒窗之后到京城会试，结果未中，只得返乡。返至湖南，因吴三桂之乱惊扰，不能前行，只得滞留下来，而且一呆就是三年。待社会稍为稳定，方才回到云南。他先是居住于抚仙湖畔的万松寺，后来又隐居于通海的一个山村，以读书写字为乐，很少与外人交往，但他的字却名扬乡里。待吴三桂之乱被平定之后，云南巡抚王继文知道他有才气，想聘请他进入幕府，都遭到拒绝。过了7年，云南按察使许弘勋亲自来到通海，盛情邀请，但他仍不答应，还写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表示拒绝。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既有诸公扶社稷，何妨一老卧林丘。”许弘勋对书画也有很深造诣，见他写联拒绝，觉得有趣，也写了一副对联相赠。对联云：“地与文章争气势，天以樵木混英雄。”这副对联写得极佳，如今还挂于秀山上，让游人品赏。就是在这样的诗文书法往返中，两人建立了感情，终使阚祯兆离开隐居生活。阚祯兆因此得以施展才华，名气大盛，还被邀游到京师，与朝野人士诗赋往来，使他的墨迹广泛流传。当然，能使云南人一睹他的书法风采的地方，一是在昆明，一是在通海秀山。昆明原南城门上匾额“近日楼”及北城门上的匾额“京楼”，都是阚祯兆先生所书。同时，立于昆明的《铁峰庵记》、《重修归化寺碑》、《继修昙华寺碑》等碑铭，都出自于这位书法大家之手。通海秀山现存有“千峰翠”、“专我双湖”、“自在庄严”、“水天一色”等十块匾额，以及“松翠时自引，梨红不肯凋”、“几经拨云寻路，倚树听泉，喜茫茫才到此清凉世界。一任鱼鸢飞，天空海阔，活泼泼都收上画图楼台”等楹联数十副。他撰书的七言古诗《秀山古柏行》。不仅诗是上乘之作，书法也写得十分精湛，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奇文共欣赏，我们应该谈谈这首诗。诗云：“九年不见秀山柏，满地烽烟天欲坼。苍岩老干独森森，倒影玄湖柯烂石。鲸鲵横纵已伏藏，雷霆搏击空渺茫。排高挟厚气力足，车盖童童覆大荒。半身百忌流玉露，旁枝万子护空王。文根只许宿鸾凤，晚节谁同破冰霜。丞相祠前悲杜甫，汉家草木风云古。天空兵戈又千年，寂寞黄鹂锦江雨。惟有秀山青不了，撑霄拂汉昏长晓。潭水薜萝树光寒，风蹬幽香山月小。忽闻空翠作龙吟，矫若长虬不可侵。
苦心澹颜存孤直，悠悠万古白云深。”诗咏物怀古，让我们读了之后隐隐感受到阚祯兆高洁孤直的人格风范。在秀山，阚祯兆撰书的碑铭还有十余块。纵观阚祯兆的书法作品，使我们感受至深，一个乡下之人，在会试不中下仍然不失意，孜孜不倦，勤学上进，终成大器。这是多么难得。他的字，不管是端庄严谨的正楷，还是奔放圆润的行草，都有极高的艺术品位，是不多见的。难怪清代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对他的草书情有独钟，给予“龙蛇笔落惊风雨，不异当年草圣奇”的评价。我们再来看看峨山画家董贯之。董贯之1881年出生于峨山双江镇一个平常人家，他的父亲教书为业维持全家生活。董贯之自幼聪明，喜欢绘画，曾就读于杭州师范学堂，受名师指教，学习中国画技法与西洋画技法，收益不小，创作了许多作品。他的国画于1915年送往美国旧金山万国博览会参展，获得了头等奖。从杭州回滇后，董贯之为使学到的知识有更大的用处，毅然在昆明开设了“贯之美术馆”，成为一名职业画家，不断创作，以画为生。随着绘画技艺越来越高，云南省高等学校及师范等校，还聘请他为国画教师。作为护国起义发源地的昆明，要开设护国纪念会馆，他受聘作画，绘制了《护国军在五华山开武亭誓师图》等多幅护国战争纪念图。后来，他不顾辛劳，长途跋涉到少数民族地区，了解民风民俗，考查历史文化，创作了《古滇人图志》。1931年，为推介他的艺术成就，云南崇文印刷馆为他出版了画集四册。董贯之的国画创作，关注了云南重大事件题材，关注了云南少数民族，并用绘画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少见的。他是不是云南画家中以云南少数民族题材为创作之源的第一人，我们还不得而知，但他的艺术为如今在国内外画坛叫得很响的“云南画派”恐怕也产生了影响。因为在这之前，用国画这种艺术形式，推介和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的，我们还不曾发现。“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当今中国各个艺术领域的艺术家们经过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经过与外来文化的比较之后，说出的最切合实际的观点。而对于这个艺术观点，董贯之远在20世纪初就用艺术形式告诉了读者。这是玉溪文化史上的骄傲，可是我们长期将他淡忘了。以至在玉溪，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位画家。
我们更要说的一位书画家，是普文治先生，普公论出生年月，比我们已经述说过的几位画家晚了很多年，但他的艺术造诣和成就在玉溪书画艺术界，乃至云南及全国书画艺术界都有很大的影响。就专业而言，普公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科班出身。他生于1916年，1938年毕业于云南昆华师范学校。由于自幼对书画艺术的忠爱，普公师范毕业之后并没有急于去当私塾先生，而是报考了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步入了中国最高规格的艺术殿堂。对于一个乡村青年，那时就走出关山重重的高原，到历史文化十分发达的地方求学，需要勇气和胆识，更需要对艺术执著追求的精神。在杭州艺专，他受教于潘天寿、吴弗之、吕凤子等国画名师门下，研究画史、画理、画技，吸取丰富艺术营养。1942年，普公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他心向艺术，心向自然，利用一切机会畅游祖国名山大川，足迹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及西南各省，以国画形式反映祖国山河壮丽的美景。1944年，他以卓然的创作成就引起美术界的关注，并成为中华美术学会会长，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编辑。如此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和身份，在玉溪恐怕已是前无古人了。普公的作品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前曾多次荣登全国美术展览的殿堂，与众多名家作品相映。新中国成立之后，普公身居故乡，却时时不忘主动追求艺术创作，仍然锲而不舍地创作了许多佳作。尽管以后在蒙冤20余年漫长的艰难岁月中，普公仍不失艺术家的品格和风范，坦然地面对现实，面对人生，在起起伏伏的风浪中积蓄着艺术力量，等待春天的来临。普公的遭遇，应是那段逐步被后人淡忘了或当作笑柄的“非常时期”的艺术家的缩影。艺术的生命，只有在不惧坎坷波折的艺术家身上才能延续。普公在星云湖畔经历了数个冬季之后，终于迎来了艺术的春天。于是，他长期储蓄的艺术力量得以释放，美术、书法、金石等多样艺术形式，成了他艺术生命的载体，创作了许多作品，并于1982年春在昆明等地举办个人百幅书画展，引起轰动。普公的这些作品，国画多为山水写真，大气磅礴而富有内涵；书法作品正、草、隶、纂样样涉及，用笔流畅均匀而变化多端；金石篆刻作品功力颇佳，更具风采。普公是位在书画艺术中卓有成就的艺术家。当然，在书画领域中，他的画似乎更容易使人接受。他于1987年秋创作的《华山月光境》、《鼎湖积翠》、《黄山蓬莱之岛》、《北海掠影》等10幅作品，由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选送到法国展出，向西方展示东方的艺术。在这位艺术家离开我们多年之后，他呕心沥血创作的作品，已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这不仅仅是对他个人艺术创作的总结，更重要的是对玉溪及云南书画界将带来良好的影响。普公离我们远去，但他的艺术生命长青。在他的故乡江川，受他的影响而形成的极好的书画艺术氛围是一笔精神财富。这笔财富使江川受益匪浅，有望成为滇高原的书画艺术之乡。我们期待着，这不仅仅是对普公的回报，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的需要。这些书画家是玉溪的文化精英，是他们为玉溪添抹了缤纷的色彩。
我们说到玉溪人才荟萃，自然也不能忘记其他门类的艺术家，他们同样给玉溪带来了影响。比如高应美，是木雕工匠，通海河西人，生于1861年，卒于1932年。高应美因父亲就是河西一带有名的雕刻工匠，自幼耳濡目染，喜欢上了木雕艺术，就以父为师，学习木雕技艺。由于聪明，几年之后技艺长进。随着年龄的增长，技艺的成熟，他的名声远传个旧等地，先后应聘雕刻了四堂木隔门。这四堂木隔门中，通海小新村的木隔门艺术价值最高，是高应美一生的代表作。这堂隔门有六扇，每扇都以3至5个层次镂空，很精致，是木雕精品。隔门上的木雕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很广，构图都与历史文化有关，与自然之物有关，不仅有八仙庆寿、十八罗汉、五龙捧圣、子牙封神等文学名著《封神榜》中的神话故事，还有古典名著《三国演义》中赵云大战长坂坡、刘备过江招亲的精彩画面。每个画面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在这些木雕画面中，有些细心的研究者作了一个统计，说有人物180人，战马50匹，龙5条，麒麟及耕牛各有4头。这个数字很使我们惊讶，一个民间工匠，又不曾读多少书，怎么就能够有如此的艺术成就。他的艺术天赋究竟从何而来呢？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我们想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但“后天”的因素很多，是实践的结果。因此这些木雕创作除了有鲜明的主题，还有衬托之物，比如鱼虫鸟兽、山水云雨、花草树木、房舍桌凳等等，应有尽有。值得一说的是位于下端的浮雕竹林，用竹叶组成了一首七绝诗。这首诗也写得很好，说：“水绕楼船起圣宫，双龙发脉势丰隆。春山拥翠千年秀，不赖丹青点染工。”以竹叶为雕刻对象，且组合成一首诗，呈现出诗画景象，在木雕中很少见，也是一种创造。这个高应美，把木雕艺术推向一个高峰，让后人仰慕。如高应美这样的民间艺人，在玉溪还真不少。余永宁就是其中一个，他是红塔区人，玉溪“新灯”创始人之一。余永宁出身于农民家庭，幼时读过私塾。在私塾中学到的识文断字的本领，为其成为花灯艺人打下了基础。就是这位忠厚老实、生活俭朴、与人为善的余永宁，唱花灯、教花灯、研究花灯，一生乐此不疲，为玉溪“新灯”的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将滇剧等大型剧目移植到花灯，丰富了花灯剧目和演出形式，同时还对传唱的花灯曲调进行整理规范。这些民间艺人，为玉溪民间艺术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努力。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我们再看看“云南白药”的创始人曲焕章，1880年他出生于江川县后卫乡赵官村，1938年在重庆遇害身亡，终年58岁。曲焕章自幼聪明好学，但颇多磨难，7岁时父亲离他而去，9岁时母亲相继而亡，只得和12岁的三姐相依为命。他过早地品尝了人生的艰辛，留下了难以抹去的记忆。到了1892年，12岁的曲焕章开始接触医术，跟随姐夫袁槐学伤科治疗。他勤学好问，悟性又好，对伤科治疗配方用药逐步了解，后来自己就配制出了百宝丹和其他骨伤科药方。时至1900年，他离开姐夫的诊所，开始独立行医，并以此为业。他不辞辛劳，上山采集药草，总结病例，配制药方，医术不断提高，有效地为乡人解除病痛，受到赞誉。这使得他立志发掘民间医药宝库、服务乡里的决心更为坚定。作为一个民间医生，他感到了实行人道主义是义不容辞的责任。1909年，为给更多的人治病，他到了通海开办诊所行医，由于医德医术高，在当地有了名气。1914年，对于曲焕章来说，是永远值得兴奋的；对于中国民间医药领域来说，是永远应该铭记的。就是这一年，曲焕章终于以他对中药的独特理解，以他孜孜不倦的实践和探索，经过无数次试验，创制出了集大成的“云南白药”，使中国医药文化闪烁出异彩。“云南白药”的诞生及其神奇疗效，是中医医药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曲焕章因此成为江川、玉溪、华宁等县有口皆碑的名医。1916年，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他迁居到了昆明，且白药经云南省政府警察厅卫生检验合格，列为优等，允许公开出售。1923年他在东陆医院任滇医部主任。唐继尧赠“药冠南滇”匾额，表示对他的推崇。经过多年行医，曲焕章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要把这些经验进行有序地总结，于1930年编著了《曲焕章草木篇》。1931年，随着位于昆明金碧路上的“曲焕章大药房”扩建，他的事业又迈上了一个台阶。次年，《曲焕章求生录》一书又编著完成。他不仅看病治病，还如此著书立说，传播自己的医道，在昆明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从官兵到平民，无人不知。1935年5月，蒋介石到了昆明，知道曲焕章在昆明的影响和白药的效用，就在省政府接见了他。这次接触，曲焕章将500瓶白药赠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为表谢意，亲自题书了“动效十全”匾额，赠给曲焕章。其实，这期间，“百宝丹”已经在省内外、国内外有了很多的声誉，在国内一些大城市及国外都设有分销店或代销点，远销港澳和东南亚各地。因为“百宝丹”的行销，曲焕章的名字也随之到处传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人民共赴国难，保家卫国。9月，国民党第六十军将士奔赴前线，与日军作战，云南人民热烈相送。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曲焕章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慷慨赠三万瓶“百宝丹”给六十军将士，以示对抗日战争的支持。可是，就是这样一位一生为医、高风亮节的名医，紧接着就走到了人生的终点。1938年，国民党中央派人将他接往重庆，软硬兼施委以重任，但他却不为所动，并拒绝传播药方。国民党政府便于同年8月将其杀害。一颗民族医药的巨星就这样陨落于沉沉黑夜中，而他创制的“云南白药”，却永远成为中华医药文化的精粹之一。天时、地利、人和，也许只有在云南这块博大神秘、宽厚的土地上，才能诞生曲焕章这样的医药大师。
曾经人才荟萃的玉溪，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后人在继承中蓄势而发，创造着玉溪文化艺术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