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熊飞宇
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重写文学史与重绘文学图志的改造和新构之后，其基本面貌已焕然一新。然而，民族主义文学在文学生态中素来享有恶名，至今仍被横眉冷对。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民族复兴意识与民族忧患意识的共同促发，民族主义文学才具一时之盛。对国民党而言，既是文化统制的表现，也是文化建设的努力。尽管指控之声不绝于耳，但仍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参与。这种由执政党制定大政方针、政府推行、社会赞助、文士附从的“党治文化”模式，在现代中国影响深远。所以，对民族主义文学，有必要进行爬梳清理，以恢复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虽非一尊却是一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民族主义文学可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自1931年至1935年；第二阶段，以“战国策派”为代表，始于1940年，1942年归于沉寂。之所以不标明具体的月份，是因为这一思潮并非一夜之间突起，然后又一夜之间顿失。其前因后果，均有较长的存留期，具体的年月只是刊物的创办和停止的时间而已。对于后者，已有诸多学者开始小心翼翼为之辩诬，故略而不论，现先对前者的生长死灭作一个历史的概观。为避免矫枉过正，作者特隐退不作发言，而将史实推到前面，以期不言自明。
民族主义文学思潮兴起于1930年6月1日成立的“六一社”。由“六一社”倡导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其发端和兴盛的标志。成员主要有潘公展、范争波、王平陵、朱应鹏、黄震遐、傅彦长、朱大心、邵洵美、叶秋原、李赞华等。其主要刊物有：
1.《前锋周报》。1930年6月22日创刊，1935年5月31日出版44、45期合刊后终止，共出26期（或45期――刘炎生）。所刊文章，多是关于民族主义文艺基本理论，或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加以鼓吹和诠释。
2.《前锋月刊》。朱应鹏主编。1930年10月10日创刊，1931年10月20日出至第3卷第1期终刊，共出7期。作者主要有：范争波、叶秋原、汪倜然、易康、傅彦长、陈抱一、李赞华、李金发、王道源、徐苏灵、谷剑尘、倪贻德、黄震遐、万国安、汪馥泉、华林、胡仲持、李宝泉、陈之佛等。《黄人之血》、《国门之战》、《陇海线上》等均登载于此，并成为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之作。《前锋》借左联刊物《前哨》之名，自诩为“前进的、民族主义的唯一的刊物”，它“以突破中国文坛当前的危机为任务”。正因其发刊《前锋周刊》和《前锋月刊》，故自称前锋社；又因《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发表于1930年6月1日，人称“六一社”。
3.《现代文学评论》。李赞华主编，1931年4月10日创刊，1931年10月20日终刊，共出7期。主要撰稿人有：李青崖、傅东华、谢六逸、汪倜然、朱应鹏、顾仲彝、温梓川、段可情、杨昌溪、彭成慧、周乐山、毛一波、李宝泉等。上述三个刊物，主要创办于上海，即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大本营所在地。自上海揭橥之后，在南京，多有声求气应者。一是开展社，明确表示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竭诚拥护，倾力相助。其成员皆青年，如潘孑农、曹剑萍、卜少夫等。所办刊物有：《开展》月刊（1930年8月8日创刊）、周刊，《矛盾》月刊、周刊，《青年文艺》和《活跃周报》。二是线路社，以南京市政府小职员为主干。有《橄榄》月刊、半月刊和《线路》、周刊等。三是流露社，寄生于拔提书店，办有《流露》月刊。四是长风社，有《长风》半月刊，在1935年8月15日的发刊词中宣布“本刊的使命”：一是介绍世界学术，二是发扬民族精神。另外，据范争波言，尚有上海《申报》的两个副刊《艺术界》、《青年园地》，以及李焰生主办的《新垒》等。
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文学形成浩大广延的声势，然而行之未远，由于左翼阵营的猛烈抨击，其势头受到阻遏；至1931年底，开始偃旗息鼓。其代表刊物相继停刊，而中流砥柱《前锋月刊》停刊前仅售出3本。是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第一时期。
1931年“9？18”事变和1932年“1？28”战争的爆发，点燃了中华民族反帝爱国的怒焰。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受其鼓舞，重拾刀枪，卷土再来。1932年10月，在杭州创办《黄钟》周刊。次年3月改为半月刊，直至抗战前夜。1933年4月，由潘公展创办《汗血月刊》，其总口号为“快干、实干、硬干”，“文化剿匪”也得以出笼，标志着民族主义文艺思潮的登峰造极。1934年，江西南昌创办《民族文艺》月刊《国民文学》，汗血书店发行。撰稿人主要是：黄震遐、万国安、曾今可、向培良等，共出六期。在此带动下，《进展》、《前途》、《华北月刊》、《文化建设》、《铁血》、《动力》、《政训导报》、《读书顾问》、《干》、《文艺半月刊》、《文化新闻》、《党言》、《新生活》以及《人言周刊》、《社会月刊》等，也纷纷披挂上阵，左冲右突。但由于“左联”和以鲁迅为首的左翼文学阵营横刀立马，终于在1935年冲破了文化围剿的重围。随着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解体，民族主义文艺思潮再度销声匿迹。1937年在广州又出现《时代文艺》，但已是强弩之末。此为第二时期。
对于“民族主义”文艺思潮，“左联”以《前哨》――《文学导报》为主要阵地，自1931年8月20日到1931年10月23日，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理论到文学创作，进行全方位的驳斥。这些文章主要有：1.刊载于《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史铁儿（瞿秋白）的《屠夫文学》（该文收入《瞿秋白文集》时，改名为《狗样的文学》），指出“民族文学”实为杀人放火的文学。
2.《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发表了石萌（茅盾）的《“三民主义文艺”的现形》，揭发民族主义文学的本相是“法西斯帝的文艺”。3.晏敖（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则发表在1931年10月23日《文学导报》第1卷6、7期的合刊上，把“民族主义”文学归为“宠犬派文学”和“流尸文学”。茅盾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的思想背景和理论根据加以拆解，从中离析出四种原料：1.戴纳理论，即民族心理、地域品格与时代精神三者的结合；2.18世纪以后欧洲各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3.19世纪后期开始，直至现代的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的事迹；4.对欧战后文艺上出现的各种新奇主义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的曲解。不仅如此，其文学创作也受到猛烈的抨击。民族主义文艺家引以自豪的多是下述几部作品：万国安的《刹那的革命》、《国门之战》、《准备》以及黄震遐（1910―1974）的《陇海线上》、《黄人之血》、《大上海的毁灭》。而鲁迅、瞿秋白、茅盾则逐一指出其变态和窳劣之处；至于生活的真、道德的善与艺术的美，全然无迹可寻。这些批判，促成了民族主义文艺的枯萎。与此同时，“自由人”胡秋原也曾褫皮抉心，使民族主义文学最终一命呜呼。
“民族主义”文学的产生，自有时代背景，昭见其历史必然性。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民党在形式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1930年5―11月，“中原大战”爆发，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通过这种大规模的军阀混战，以及对红色武装割据政权的围剿，不断地在军事上剪灭异己，弭缝分裂，在全国范围进行强制而激烈的政治整合，并在一党专政的形势下，加强和巩固国家的统一。国家的统一，毫无疑问，代表着民族的共同追求。由于中国的经济还远未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基本上可以自成一格，独立自保，因而1929―1933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对中国影响甚微；尤其是长江下游几省，在短时期内还形成了有限的繁荣。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增进了民族认同。民族复兴意识得以逐渐高涨。同时，这种民族情绪，又将以一种民族向心力指向中央政府，指向执政党，并进而指向最高领袖。另一方面，民族忧患意识也并未消除。强邻环伺自不待言；而1931年的“9？18”事变与1932年的“1？28”战争，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民族怒焰，再度喷发。“强国保种”的呼声与日俱高。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更多的还是这一时代氛围的产物，并非如论者通常所说，是对人民感情的欺骗。除此之外，民族主义文学，之所以独标“民族主义”，也是从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中？绎而出，加以尊奉和推展。同时，针对“三民主义文学”中心意识的缺失，遂以“民族主义”为文艺的“最高意义”和“伟大的使命”。
“民族主义”文学有理由被视为由国民党策划、发动和培植。首先，这一运动就源自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陈立夫、陈果夫的指示与支持。其次，据“左联”的揭露，《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是以重金收买枪手炮制而成，经过多次讨论，最后由国民党宣传部批准，是当局文艺政策的权威性纲领。再次，“六一社”的主要成员大都具有国民党的官方身份，如：潘公展，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政府委员、社会局长；王平陵，国民党南京《中国日报》副刊编辑、电影检查委员会委员；朱应鹏，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委员；范争波，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警备司令部侦察队长兼军法处长；黄震遐，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团军官。其余如叶秋原、傅彦长、李赞华、邵洵美、汪倜然等人，也被廖超慧称作“儒士王权依附者”。最后，据1932年5月25日《矛盾月刊》第2期辛予《一九三一年南京文坛总结算》（参见思扬《南京通讯――三民主义的与民族主义的文学团体及刊物》），所有这些民族主义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均能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取津贴。
其实，国民党也更有理由制定文艺政策，发展文化事业。作为当时的执政党，制定文艺方针和政策，也是份内之事，否则就是“荒政”；而作为当时公认的中央政府，不执行现代国家的社会职能，以开展文化建设，显然就是“怠政”。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即使作为国民党的文化运动，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运动，它与三民主义文学、新生活运动以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构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工程。在大局甫定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逐渐由军事、政治领域向经济、文化领域？侧，文化统制也就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惯常选择。1929年5月，国民党召开全国宣传会议，蒋介石亲临训话。针对过去宣传工作“散漫而不统一”的严重缺陷，作出两项重大决议：
1.“创造三民主义文学”，2.“取缔违反三民主义之一切文艺作品”；并明确规定：“三民主义文学”为“本党之文艺政策”。林振镛在《什么是三民主义文学》中指出，“三民主义文学”就是“以三民主义为原则而建设的革命文学”，所表现的基本精神，主要是“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宗法制度”、“唤醒民族尚武”、“恢复吾国固有道德”等五种。后来，由胡汉民张罗，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1930年6月在南京成立了中国文艺社，主要成员有王平陵、钟天心、左恭、缪崇群等；并于同年8月15日创办《文艺》月刊，至1941年11月终刊，共刊出125期，另有“号外”一期，鼓吹“三民主义文学”。不过，只有口号，没有创作，基本上如鲁迅所说“无所作为”。1934年初，蒋介石在南昌多次发表演说，倡导“新生活运动”，要求以“礼义廉耻”四德为“新生活运动的基本原则”和“中心准则”，实行“国民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1935年，陈立夫到上海召集陶希圣、何炳松、黄凌霜等人商议，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学会”，由陈立夫亲自担任总会的理事长。1935年1月10日，南京、上海、北平十位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干、孙寒冰、黄文会、陶希圣、章益、陈高？、樊仲云、萨孟武，联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全国激起轩然大波，一时议论风生，颇有百家争鸣的气象，参与者多是文化界的衮衮诸公，如叶青、李剑华、王西？、陈序经、胡适、梁实秋、释太虚、熊十力、张熙（奚）若等。张素民和徐庆誉将“本位文化建设”与“新生活运动”结合起来，认为“新运”与中国民族之存亡，关系至为密切，“它不仅是中国民族复兴的转机，也是世界文化改造的基础”。而陈立夫则认为文化建设旨在恢复民族自信力，应该以“三民主义”作为其纲领，得到张季同的响应。同年5月10日，十教授又发表《我们的总答复》，宣称“此时此地”，其需要就是“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争取民族的生存”。正是有此推波助澜，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才会重新崛起，以至于沸沸扬扬。《汗血月刊》、《建国月刊》先后辟出“民族主义专号”。《民族文艺》月刊则连篇累牍发表“民族文艺”作品。自然，作为文艺政策的制定者，并不能越俎代庖，直接创造文学的繁荣，因为创作是作家的职能和使命。
为了这一运动的发扬光大，并将其文化政策贯彻实施，在此过程中，抑扬并举，也成为其配套的手段和有效的策略。因此，左翼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呈此消彼长之势，一边萧索，一边繁盛。1934年，在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之下，设立了“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由潘公展总揽其事，规定：凡在中华民国境内之书局、社团或著作人所出版之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原稿呈送该会审查，其内容如有认为不妥之处，得发还原申请人，令依照审查意见删改；如有严重情形的，将原件扣呈中宣会核办。1934年至1936年两年内，先后查禁图书1000多种。并散发《铲除电影赤化宣言》，严令停映“普罗意识作品”，捣毁艺华电影公司；同时还成立“中国青年铲共大同盟”，发布《警告文化界宣言》，毁坏良友图书公司和《中国论坛》社等文化机构。在严禁和查扣革命书刊的同时，对异己文化人大加摧残和迫害。1930年，在南京杀害著名戏剧家宗晖。1931年，在上海杀害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和冯铿，史称“左联五烈士”。1932年，在北平拘捕许德珩、侯外庐。1934年，马绍武率领特务绑架丁玲、潘梓年。另外，枪杀杨杏佛、史量才，骗监杜重远等，不一而足。至1934年时，左联的正式盟员仅余十数人。左翼文艺损兵折将，几乎溃不成军，这让鲁迅怒发冲冠，指斥其残暴超过了欧洲先前虐杀耶稣教徒的纪录。但显而易见的是，杀人的并不是“民族主义”文艺家，将此怪罪民族主义文学，无异于指鹿为马。然而，国民党所开创的“党治文化”，却被承袭衣钵，其流波所及，至今仍见“五个一工程”与“国学热”等。历史的相似，实在让人会心不语。
但是实际情况也远非如此红白分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其宣言发布之后，上海、南京、杭州、南昌、广州等地风从景行，参与者之众，刊物之多，颇为壮观，这很难说仅是“巴结”与“附和”。而《现代文学评论》的作家群，除范争波、王平陵、李赞华、邵冠华、向培良、汪倜然、杨昌溪、张季平、汤增扬（敬）等之外，尚有郁达夫、张资平、穆木天、叶灵凤、周毓英、段可情，亦有谢六逸、孙？工、赵景深、朱湘，还有马彦祥、孙席珍、陈子展、何家槐、许钦文、林疑今、周乐山、崔万秋、罗西（欧阳山）、周起应（周扬）等。各色人物，各种流派，一应俱全，都奔赴到这一阵营，集于“民族主义”麾下。文学史家常持此说，认为民族主义文学与左翼文学针锋相对，断无寄居容身之理；但恰恰相反，许多左翼的头面人物赫然在列。当时左翼大旗未倒，阵地仍在，总不至于是倒戈易帜。若为生活所迫，或碍于情面，则二者冰炭难容的前提只好悬置起来。至于机变圆活之说，不过是勉为其辞。更何况，“文化剿匪”的口号在1933年提出之后，一些左翼刊物也开始跃跃欲试。除《建国月刊》已如前述之外，还有《新垒》、《青年评论》、《社会新闻》、《大晚报》也加入这一潮流，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摇旗呐喊。直至抗战初期，许多左翼作家还撰文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领导权。当时的客观大势与人心所趋，与后来史家的描述恐怕还是有很大出入。所以，重回历史现场，才变得如此重要。而且照例来讲，民族主义文学和三民主义文学应当是“一丘之貉”，但二者却是矛盾重重。民族主义文学一开始登上文坛，对普罗文艺与新月派和胡适，左右开弓，似无所偏袒。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是司空见惯。创造社如此，普罗文艺亦如此。其大目的，还是为了抢夺话语权。而文坛早已山头林立，诸侯割据，故只有一一叫阵。通过这种方式，引起各方注意，以便应声而战；一旦站稳脚跟，也就藏锋敛气，刀枪入库了，并非是为了执行荡平剿灭的任务。三民主义文艺家一开始就对民族主义文艺家笑脸相迎，甜言蜜语，结果却遭到冷拒，只好疾言厉色。可见，民族主义文学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独立与中立。一说两者分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之所以互不相让，是为了抢旗帜争正统。但如此政出多门，又何谈文化专制与独裁。
中国的现代史，战乱频仍。在战火烤炙下的文化心态，较多地看到思维的对立，看不到融合互补的可能性。这种战争意识在处理问题时，多表现为依靠政治嗅觉，迅速划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阶级学说的盛行，更是雪上加霜地将社会大卸八块，以致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刚一露面，人们便本能地去寻找对立观点的政治背景，这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在大陆自是立足于成王败寇的立场，没有客观的考量与同情的理解，更缺乏与建国后的文学对照来讲的勇气与良知，一味痛责敌方，忘记自己身在何处以及曾经所为。如果用事实来说的话，“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并非单独针对左翼文学劈空而来，而是由中央政府发动、并得到各界响应的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建设运动。其文化统制，固然有令人发指之处，但也有相形见绌的地方。
在中国20世纪30年代这个特殊时期，在抵御日本法西斯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重大历史关头，范长江与史沫特莱两位具有强烈正义感与非凡才华的新闻记者以天下为己任，亲赴战场，亲赴解放区，以笔为矛，对日军的暴行予以谴责，对国民党当局的消极抗战予以揭露，对被严密封锁与诋毁的解放区延安予以如实报道。在国民党当局查禁人民言论，实施白色恐怖，日本帝国主义对人民抗日舆论疯狂镇压的时候，作为有良心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大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激发起了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赢得了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全国人民空前团结，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御外敌。
范长江和史沫特莱，虽然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却都是热爱中国、热爱正义和真理、敢说真话的勇士，他们共同投身于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洪流中，通过通讯这种具有强烈时效性的舆论工具，对战时新闻宣传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所撰写的通讯作品，已成为中国抗战文学及新闻传播方面的珍贵史料，他们本身也成为了新闻记者的典范，在世界新闻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本文拟就对两位在抗战时期新闻通讯作品作一比较研究。
一、诚实的人格，鲜明的政治立场
作为一个记者，要写出优秀的作品，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完善的人格，诚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作为新闻记者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范长江和史沫特莱都做到了忠诚于客观事实，忠诚于新闻事业。不管面对何种情况，坚持以事实为据，不说假话，保证了自己的职业操守。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品格，他们才能做到不畏艰险、不惧强权，将生死置之度外，真实地报道事实，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反动，探索红色革命根据地的真相。史沫特莱曾说：“我不撒谎，我不歪曲，我不误传。我只是讲出我自己亲眼所见到的和每天所体验到的一切”。“实事求是的作风，是最勇敢的作风”这句话不仅是范长江向广大新闻工作者提出的建议，更是他时刻坚持的真理。
史沫特莱一直把自己同中国联系在一起，把自己战斗的笔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结成一体，作为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为了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她以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史沫特莱曾说：“我是一个美国人，但我是忠于中国的。”通过和共产党人的接触，通过陕北之行，范长江和史沫特莱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朴素的正义感，都得到了巨大的升华，他们都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希望，这些思想完整地体现在了他们的新闻报道和通讯写作中，同时这也导致了他们政治立场的决定性转变，范长江在西安、延安考察之后，“接受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思想有了归宿。”于1939年加人共产党，从一个爱国的民主进步记者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新闻战士。史沫特莱在延安也力求加入共产党，虽然，为了更方便地为党工作，她最终没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但她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永远的朋友，范长江和史沫特莱的这些思想都在他们的通讯报道中都有明显的体现。
二、亲赴红区，展示红军真实面貌
范长江和史沫特莱同时被中国的红色革命中心所吸引和鼓舞，在国民党严密的新闻封锁与舆论控制下，都不约而同地站到了红色政权一边，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的行径，揭示长征的真相，揭示红色根据地的真相，真实报道共产党的抗日立场，显示了作为新闻记者的崇高职业操守。
1、揭示红军长征真相：
范长江最著名的作品《中国的西北角》得以成书，正是因为“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以及弄清抗战爆发后西北、西南的情况，1935年7月，范长江从四川成都出发开始了著名的中国西北地区考察之旅，“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对川、陕、甘、青、宁（夏）等省地区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旅行考察，采访了沿途经过的48个县市，行程6000余公里。”对红军西北之行进行了客观报道。红军长征的真实情况，在国内是由范长江第一个报道出去的，通过他的报道，人们得以真实了解到红军长征的意义。《山民山南北剿匪军之观势》于1935年9月13、14日在《大公报》连载，这是公开报道红军的最早篇章，比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对长征的报道还早一年多。
同范长江一样，史沫特莱也一直关注着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围剿”斗争和长征。后来在听了亲自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冯雪峰讲述长征的艰难历程后，更让史沫特莱一往无前地奔向红区。1929-1936年在上海期间，史沫特莱就从地下出版的党报党刊中和来自苏区的革命工作者的谈话中，收集到了大量有关红军和苏区的战斗与生活的丰富资料，她根据这些资料写成了《中国红军在前进》（“China'sRedArmyMarches”），向全世界的读者介绍了从1927年到三十年代初中国工农红军诞生和成长的历史；在后来为朱德所写的传记《伟大的道路》一书中，也把红军长征作为书中最重要的篇幅，书中专设有“长征篇”。
2、如实报道延安抗日根据地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外界难以知道红色根据地的真实情况。探求这块红色区域的秘密，成为当时不少中外记者的心愿。范长江是第一位进入延安采访的新闻记者，1937年2月，他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热情接待，他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主张写成了著名通讯《动荡中的西北大局》，接下来，又连接发表了《西北近影》、《陕北之行》系列通讯，《陕北之行》在国内第一个将红色根据地情况公诸于世。1937年1月初，史沫特莱正式接到共产党的邀请访问延安，实现了史沫特莱多年来的愿望。刚到延安，史沫特莱就发表了充满激情的演讲，热情赞扬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表示：“你们不是孤立的，你们的斗争是正义的，你们是世界伟大的反法西斯运动的一部分。”史沫特莱于1937年3月1日采访了毛泽东，后曾将此访问记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用中文在延安出版并广为散发。他们两人以极大的热情向读者报道陕北根据地的所见所闻，真实反映了陕北根据地红军和人民的生活。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史沫特莱的努力，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阻挠，邀请了许多一流的外国记者如《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维克托？基恩、合众社驻天津记者厄尔？李夫、斯诺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和一批美国学者来到延安考察和采访，发表了一系列介绍中共红军和苏区的文章，这些记者把红军团结、民主、积极抗战的精神向国际、国内都做了广泛的传播。史沫特莱称之为“西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终于来到了亚洲革命的前锋阵地”。
3、真实呈现红军领导人面貌
范长江和史沫特莱突破了蒋介石长期以来的新闻封锁，通过深入红区，通过和红军领导人的谈话、采访，两位记者对长期被国民党妖魔化的革命领袖人物如毛泽东等进行了恰如其分的描绘，使人们逐渐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真实面貌。范长江针对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进行了澄清，打破了国民党长期以来封锁舆论、愚弄群众的局面。范长江对毛主席的最初印象是他是“书生外表，儒雅温和。走路象话葛亮‘山人’的派头，而谈吐之持重与音调，又类村中学究，面目上没有特别‘毛’的地方，只是头发稍微长一点。”对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是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土匪、共匪、流寇的谣言进行了澄清。史沫特莱给予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等人以高度评价，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与古今中外社会历史人物相提并论，但无人能比得上毛泽东。”她还以极大的热情为朱德撰写了传记，后来写成了《伟大的道路》一书出版，取得了巨大影响。
三、揭示西安事变真相，还历史真实面目
作为两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度的记者，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们即以敏锐的新闻触角和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意识到了事件的重大性，及时奔赴西安，对这一重大新闻事件做了真实、客观的报道。
由于国民党封锁事变消息，外界对事变经过不了解，少数反动分子趁机诬蔑事变是由共产党暗中挑动，企图借此挑起内战。在这个关键时刻，范长江当机立断，冒险赴西安和延安采访。在西安采访期间，范长江见到了周恩来同志，他仔细了解了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政策以及采取的解决方法。在随后的《动荡的西北大局》这篇通讯中，范长江据实介绍了共产党在事变中的积极作用以及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主张，驳斥了国民党当局关于西安事变的不实报道，第一次在国统区揭开了西安事变的真相，揭开了国民党故意笼罩在西安事变上的混淆视听的迷雾。“长江把一个记者的责任从了解、报道国家的大事，进而到探索、研究解答的方案。这是他政治责任感的表现；也是他从一个记者养成具有社会活动家本领的表现。”
史沫特莱是唯一目睹西安事变全过程的外国记者，在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上，史沫特莱和范长江表现出了强烈的一致，她热烈地肯定了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作用，高度赞扬了张学良将军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爱国行为，同时利用其特殊身份，通过英语广播积极向国际国内介绍西安事变的真相，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进行宣讲。在广播中，她大量访问了当地国民党军政官员以及周恩来等人，史沫特莱的报道内容客观、准确、生动，是公众能了解“西安事变”真相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她成为向全世界报道这一事变的最有权威的外国记者。
通过范长江和史沫特莱对西安事变的及时、真实报道，对于戳穿国民党亲日派妄图发动内战的阴谋，促进事变的和平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奔赴抗日前线，采写战地通讯
作为通讯体裁中的一个特殊的分支，战地通讯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鼓舞、宣传作用，是活跃在军事新闻宣传史上的一个独特体裁。抗战时期的中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战地记者们以笔为枪，为中华民族呐喊助威，范长江、史沫特莱作为杰出的战地新闻记者，亲赴烽烟弥漫的一线战场，随部队转战各地，通过对战争的亲身体验和现场采访，充分利用战地通讯这一特殊体裁，撰写了大量优秀的战地新闻名作。
范长江认为：“一个记者心中，新闻时机最重要。哪里将爆发新闻，就应当向哪里奔去！”“我们中国人虽然自己惭愧不能保护自己领土，而当新闻记者的人，却有把危急情况报告给国人的义务”，只有及时报道中国战况，全世界人民才能及时地了解和把握中国抗日战争进程，达到新闻报道应有的效果，这是作为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义务。
抗战爆发以来，范长江撰写了大量优秀的战地通讯，他采访过卢沟桥、南口、台儿庄、徐州、昆仑关等战场，写了大量著名战地通讯，如：《杂话北方》、《路沟桥畔》、《血泪平津》、《察哈尔的陷落》、《退出太原城》、《告别上海》、《感慨话金陵》、《淮上观战记》、《台儿庄血战》、《胜利的退却》、《昆仑关攻防战》等，发挥了重要影响。
抗战刚一爆发，范长江立即赶往卢沟桥、长辛店前线采访，写了《卢沟桥畔》、《血泪平津》、《保定前方》等著名战地通讯，他在通讯中写道“官兵在卢沟桥前线的表现，值得我们中华民族万世的讴歌和敬仰。”同时他也对国民党当局的腐败无能进行了抨击；在南口前线，范长江在他的通讯中高度赞扬了抗日将士们面对日军的精锐部队进攻时，不怕牺牲，英勇抵抗的精神，称它为“真其实实的和日本作战”；在《察哈尔的陷落》通讯中，以《可杀！刘汝明》、《故误戎机》、《冤哉南口烈士》等为题，对刘汝明为了保存实力，竞延误军机的行为进行了揭露；在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部，访问了李宗仁将军，在《李宗仁纵谈抗战前途》的通讯中，客观评价道：“转危为安，实由于李宗仁先生之坚定与从容。”随后，又来到台儿庄前线采访，第一时间报导了台儿庄大捷，他发出通讯《台儿庄血战经过》，《慰问台儿庄》《台儿庄血战的故事》，对官兵们的英勇战斗精神进行了赞颂。范长江亲赴战场，以自己所感受到的第一手材料及时向人们通报战争进程，对抗日官兵们的英勇奋战进行讴歌，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史沫特莱是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外国记者。七七事变以后，史沫特莱经过西安、潼关、太原等地，于10月中旬到了五台山地区的八路军总司令部。史沫特莱跟随八路军总部转战五台山、吕梁山一带，在抗战前线采访，用日记体的形式，写成了一本《中国在反攻》（“ChinaFightsBack”），史沫特莱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广大八路军战士和普通中国民众的热爱之情，“在八路军里度过的这些日子，是我有生以来仅有的幸福日子。只有在八路军里，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宁。”她报道了平型关大捷，以及八路军开进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业绩，同时她还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到处奔走和呼吁，争取国际援助。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史沫特莱随八路军、新四军出没在各大战区的最前线，活跃在敌后游击区，转战于华北、华中和华东，她是第一个深入敌后采访新四军，最早向世界报道新四军抗日情况的外国记者，创造了外国记者对中国战区采访历时最长的记录，写了大量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反映了抗日政治军事形势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1943年结集为《中国的战歌》一书出版，该书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好的战地报道之一。日本著名作家高杉一郎评论说：“我认为这本书可以说是以亚洲历史为主题的《战争与和平》。”
五、关注民生，彰显人道主义精神
民众的生活情况，是反映社会和统治者的一面镜子，范长江和史沫特莱都对当时人民的生活做了大量充满感情的报道，当时的中国，在国民党和旧军阀的腐败统治下，在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下，到处充满了贫穷、落后、饥饿、瘟疫，民不聊生。范长江和史沫特莱这两位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记者，通过手中的笔，表达了对民生的关注，对下层人民苦难的同情，激起了各界人士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愤懑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
在范长江的著名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中，作者用愤怒和痛心的笔触，将大量的笔墨用在了对艰苦民生的描绘上，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幕幕触目惊心的场景：饿莩载道的惨况、瘦得皮包骨头的抽鸦片的男子，衣不遮体的年轻女子，被冻得号啕大哭的孩子，富人的见死不救、日本人的烧杀抢掠等等。“甘肃苛捐杂税之多，骇人听闻。”不仅于此，范长江还在通讯中直接对这种现象的原因提出了质问，他愤慨的指出：“我们中国人似乎大家还嫌死得不快，一起努力来生产毒品，加紧摧残我们大家身体的工作……我不懂这般负责任的当局为什么这样发昏，纵令大家去自杀！”
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史沫特莱在她的作品中表现出了强烈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1929年，在新西兰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路易？艾黎的带领下，史沫特莱参观了上海一些工厂，看到了工人悲惨的生活状况，采访了广州纺织女工，在无锡农村真实见证了中国人民的极度贫困。特别是所目睹的女工和童工的悲惨处境，使她尤其感到愤怒。面对中国社会的极度贫困和两级分化，史沫特莱对国民党的腐败、反动以及进行中国革命的必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开始积极支持中国革命，支持中国共产党。她写过一系列的反映中国工农劳苦大众的贫困生活和揭露中国黑暗现实的通讯文字，在中外报刊上发表。如在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上，就发表过她写的《中国农村生活片断》，1933年，她出版了《中国人民的命运》（“ChineseDestinies”），在这部新闻作品中，附了她亲自拍摄的二十八张照片，反映了生活在中国社会最下层的苦力，女工，农民，难民，乞丐的生存状态。她真实而形象地报道了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和反抗的呼声，揭穿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反动本质。
六、激扬的感情、娴熟的技巧
范长江和史沫特莱的通讯作品，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强烈关注，一方面在于他们都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他们的作品，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报道的多是国家和民族的重大问题，具有重大的新闻价值和史料价值，另一方面还有他们作为优秀记者所必备的娴熟的写作技巧。
通讯写作要求做到客观准确，但是范长江和史沫特莱并非简单平铺直叙，生硬记载，两人的笔端往往都饱含着浓烈的感情，作者的感情常常流露于字里行间，在对事实的叙述中流泻出对底层人民生活状态的关注、对红军的热爱、对侵略者的愤慨等等，使他们的通讯作品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作者常常激情难抑、有感而发，就耳闻目睹的事件作大量的评述，在进行事实报导的同时，引起读者的共鸣，调动起读者阅读的兴趣。
情感是构成一篇好的通讯的重要条件，但仍需好的写作技巧将其体现出来，以适当的形式将其成文。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是以作者的游历为线索进行谋篇布局，综合运用议论、抒情、描写的手法，以简练的语言记录沿途所见所感，以通讯报道的形式在《大公报》发表。史沫特莱的战时通讯也大都以随军采访的行程为线索，采用日记体、书信体的形式连缀而成，行文细腻简洁、客观真实。
范长江擅长于把自己深厚的文学修养和通讯写作巧妙地结合起来，旁征博引诗文典故，在《中国的西北角》中，把大西北的历史、风光和当前的政治形势结合起来，使通讯显得真实而感人。范长江还擅长运用对比手法，把强烈的爱憎寓于鲜明对比的事实叙述中，如《中国的西北角》中，大自然的富饶就与当地农民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不得不思考造成农民极度贫困的深层原因。史沫特莱则善于通过浅显易懂的比喻来描绘人物，笔法生动细腻，语言传神，例如说朱德“象是红军的父亲”、说彭德怀“象一个粗壮的农民”、写贺龙“走起路来步伐像扫头豹子似的闲适”。通过简洁的语言，寥寥几笔就让长期被国民党歪曲的共产党领导人形象形神兼备地出现在人们眼前。
七、以笔为矛，影响深远
在抗战这样的特殊时期，通讯往往成为群众中的舆论向导，发挥着启迪人民，揭示事实，帮助人们认清方向的作用，除了歌颂抗日将士的浴血奋战、揭露国民的消极抗战，他们还打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深入解放区，让人们真实了解解放区的现实及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实际情况，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
范长江和史沫特莱的通讯作品中都及时地揭露出一些人们所关心的重大事件的真相，同时作为当时一些重大事件的见证人，范长江和史沫特莱恰到好处地运用了新闻武器，推动局势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对红军长征真实情况的介绍、对西安事变真相的披露、对陕北红色根据地情况的报道、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告知天下等，使人们真实地了解到大家所关心的事件的真相，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得到了正面宣传，范长江的一系列通讯，对国民党统治下西北地区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撼。
如果没有范长江和史沫特莱他们的报道，人们将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一无所知，对共产党的政策毫不了解，继续受国民党的蒙蔽。他们所撰写的大量关于共产党和延安苏区的报道，都犹如从国民党严密封锁的黑暗中透射出的一缕曙光，使广大群众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周恩来评价史沫特莱的作品说：“这些作品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是一个宝贵的贡献”。
除了宣传、揭示功能以外，他们还充分利用手中的笔，为中国的抗战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援助，或者直接动员更大范围的群众参与到中国的抗战中去。史沫特莱曾就中国伤病员状况为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写了一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希望美国或其它各国给予中国药品和医疗上的援助。1939年国际红十字会终于开始援助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伤兵，这与史沫特莱的及时报道关系很大。甚至以白求恩为代表的加拿大医疗队，以柯棣华为代表的印度医疗队来到中国，也与史沫特莱的报导有着直接的关系。范长江是一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一位具有超强社会活动能力的社会活动家，他与社会各界人物交朋友，从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到贩夫走卒，他与他们广泛往来，深入交谈，由此，他可以深入社会各方面，获得更丰富的第一手材料，通过范长江的通讯作品，国际、国内人士可以更真实、深入地了解到抗战各个方面，这对于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激发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动员更广泛的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去，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人的作为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为后来的新闻从业人员树立了一面旗帜，后来者可从中获取经验，得到教益。同时，范长江和史沫特莱当时所创作的大量新闻通讯，已成为宝贵的新闻学、历史学和文学资料，对于我们了解抗战史实，及新闻写作方面都有极大的借鉴和学习作用。
范长江和史沫特莱作为彪炳史册的杰出新闻记者，其思想和作品都在抗战的星空下熠熠生辉，他们的通讯作品，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对于抗战宣传，坚定人们抗战的信心方面，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成为后来的新闻工作者学习的典范，本文只是对二人的通讯作品特点做了一个浅析，抛砖引玉，对他们二人的研究，还应当继续丰富和深入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