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
周毅
中国新文学、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在抗战中成熟和发展起来的。抗战文学研究的根本意义在于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正义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研究抗战文艺的目的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在抗战语境下，文艺总是与政治和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关系。自“九？一八”开始直至日本投降，中共的抗战主张和行动也是从未稍歇，抗战文艺创作更是从东北沦陷开始就渐起波澜。1930年代中期，以萧军、萧红和罗烽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群”纷纷走向关内文坛，关注和表现局部抗日战争的作品就越来越多。
仅就涉及抗战题材的长篇小说而论，1932年铁池翰（张天翼）的《齿轮》就有借“九？一八”至“一？二八”时期的动乱为背景，写出了智识青年的个人的转变；1933年有李辉英极具东北地方色彩的《万宝山》；1935年鲁迅为萧军《八月的乡村》作序肯定该书是他所见过的关于东三省被占事情的小说中很好的一部；1936年，徐楚园认为周楞伽的《炼狱》用了“‘一？二八’沪战时社会各阶层的形象作题材，这应该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
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按照政治思路来研究具体而丰富的文学问题，研究抗战文艺不仅应该“包括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全面抗战时期的文艺，还应当包括从1931年‘九？一八’之后局部抗战时期的抗战文学和艺术作品，把前六年的局部抗战和后八年的全面抗战结合起来。把十四年的抗战作为一个整体”，“从全民族抗战的大角度来深入地思考和研究我们的历史的问题和文艺的问题”。
从五四以至新中国建立，我国文学虽然主要沿着“启蒙――革命――救亡”的道路在发展，但这三股潮流很难沟而划之。也正是不同文艺家因为不同的阶级立场和利益关系，基于对文艺内部与外部规律的不同把握，对启蒙、革命、救亡轻重缓急的不同强调，才导致了一次次纠缠于文学与政治、暴露与歌颂、普及与提高等方面的论争。
而这些论争背后，有两双无形的手在向不同的用力，这两双手就是国共两党基于各自利益目的而制定的与文艺有关的不同政策。“文艺政策是一定阶级或政治集团、国家政权或执政党对文艺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国家和政党管理意志在文艺工作中的反映，同时也是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文艺政策与文化政策是子系统与母系统的关系。文化政策比文艺政策具有更为宽广的统接面。就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文艺政策与文化政策实际处于一身二任、重构兼出的状况。也就是说，文艺政策的主要部分，差不多也就是文化政策的基本内涵。”
党圣元认为，不可忽视文学与政治之间紧密关系在事实上的存在，无论是抗战文论研究，还是当代文论研究，这一存在都已导致了直接的政治控制。金元浦也曾强调，应该特别注意到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论发展的现实制约，以及对文论研究从历史到现实的不同影响。国共战时文艺政策存在很大的国共抗战文艺政策的龃龉和歧异。统一战线既是中国共产党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的法宝，也是中共文艺政策的关键词和总方向，中共战时文艺的发展从目的、内容和方式上都与中共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贺龙、关向应等人对统一战线的表述，尤其是工农兵与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中的关系和地位密切相关。周恩来在《论统一战线》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九一八’到一九四五年，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第三个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第四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直继续到现在。在这五个阶段中，国共两党在全国抗日与民主的问题上，长期地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
毛泽东曾说，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也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全体工人计圾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我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论和历代统治者大都比较重视文艺的功用。担负领导人民翻身做主和抗战建国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尤其重视文艺的宣传和教育作用。从建党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都十分重视文化管理，把文艺作为战斗的有力武器，尤其在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左翼文艺的引导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当然，也吸取了相关教训。
但是，比较系统完备的文艺政策还是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打击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反动派，针对当时文艺创作种种不良倾向而提出的，最主要的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已对文艺问题作过重要论述，虽未正式形成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但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甚至包括沦陷区和国统区的进步作家之间，这些从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文艺有关的论述实际上起着指引方向和规定内容的作用，为毛泽东《讲话》这样系统完备的文艺政策打下了理论基础。
1934年4月，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救国六大纲领即《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由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宋庆龄等一千七百余人署名公布，就包括“全体人民总动员、全体人民总武装、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等条款。
1935年1月，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建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改变了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8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呼吁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间“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共产党愿意立刻与中国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教育会、新闻记者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同乡会、致公堂、民族武装、自卫会、反日会、救国会等等），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问题。谈判结果所成立的国防政府，应该作为救亡图存的临时领导机关。”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他们是危险的”等错误论调，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本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期间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全面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与农民，依然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农小资产阶级的坚固联盟，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批判了成为当时党内主要危险的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
1936年5月，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即直接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八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又致国民党中央一封信，批评了国民党政府依赖帝国主义的误国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来一贯的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下连年不绝的内战、无数次对于红军的围攻、对全国人民的爱国运动和民主运动镇压等倒行逆施。要求组织两党共同抗日的统一战线，“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并派遣代表进行谈判。但蒋介石仍然拒绝共产党的主张。直到本年12月蒋介石在西安被国民党内主张联共抗日的军人所扣留的时候，他才被迫接受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准备抗日的要求。周恩来在《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和我们的方针》中指出，西安事变之和平解决，意味看中国的政治生活走入一个新的阶段的开端：进攻红军战斗走向停止；对外退让政策将告终练；国内统一战线初步局面的形成；陕甘两省变成抗日根据地之现实的可能性。“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指示着阶级力量之分化及重新结合，特别是资产阶级营垒之决定性的分化过程，其意义就在推动和加速了资产阶级营垒中左派之集中，打击了中间道路之思想。”本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看起来好像革命的‘左’倾意见，来源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时也来源于农民小生产者的局部保守性。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联结，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
1937年3月，周恩来《用东北群众的力量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应当采用各种宣传与组织的方法来团结东北军的官长，提高部队抗日情绪。5月，毛泽东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强调必须争取“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7月，毛泽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也反对“左”翼空谈主义和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他还以这篇论文的观点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本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谈到国防教育时指出，必须“根本改革过去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不急之务和不合理的办法，一概废弃。新闻纸、出版事业、电影、戏剧、文艺，一切使合于国防的利益。禁止汉奸的宣传。”8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关于形势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为本月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通过。十大救国纲领包括了“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全国人民除汉奸外，都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抗日的教育政策：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等条款。“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坚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应该坚决反对那种投降妥协的汉奸理论，同时也应该坚决反对那种以为无法战胜日寇的民族失败主义。”
是年9月，《反对自由主义》主张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武器，以“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反对自由主义“取消思想斗争，主张无原则的和平”、“命令不服从，个人意见第一。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不是为了团结，为了进步，为了把事情弄好，向不正确的意见斗争和争论，而是个人攻击，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等种种不良倾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主义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性，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因此产生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自由主义。”思想战线的任务之一是“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本月，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中说，“现在的统一战线事实上还停止在两个党的范围之内，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被发动，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是目前的最严重的情形。它的严重性，就是影响到前线不能打胜仗。华北以至江浙前线的严重危机，现在已经不能掩饰，也无须掩饰了，问题是怎样挽救这个危机。挽救危机的唯一道路，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即‘唤起民众’四个字。”
10月，《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中认为，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是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坚持“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本月，周恩来和胡服（刘少奇）联合发出了指示电――《独立自主地动员群众与领导群众》，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在群众运动中，要完全依照党的主张去领导群众运动，不许在群众中模糊党的主张。”11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提纲《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继本年四月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五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之后，再次“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作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并认为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任何破裂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的主张是不许可的。“左”倾关门主义仍然要防止。但是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但从这时起，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反对这个提纲；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才基本上克服了这种右的偏向。
1938年5月，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只有彻底地克服了流寇主义，提出并实行建立根据地的方针，才能有利于长期支持的游击战争。”本月，他在《论持久战》中说，速胜论和失败主义的亡国论是不对的，但我们的持久战论点还不为许多人接受，“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必须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的政治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应把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即政治纲领是《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战建国纲领》普及于军队和人民，“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又应成为学习的模范，他们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提出扩大共产党的正确方针是“大胆发展而又不让一个坏分子侵入”。反思十年土地革命，他认为“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是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和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
11月，毛泽东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认为，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本月，在《和战略问题》中反复强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1939年5月，毛泽东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写的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和他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起，对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性质、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作了精辟论述。他指出，“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的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的组织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农、兵、学、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取得，将是在工、农、兵、学、商的统一战线大大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他们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讲什么三民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他希望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担负起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的责任和使命，清楚地“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农民众结合起来，到工农民众中去，变为工农民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全国民众奋起之日，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5月4日，在延安全体青年参与的五四运动的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说――《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革命的动力，有无产阶级，有农民阶级，还有其他阶级中一切愿意反帝反封建的人，他们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革命的骨干、根本力量和主力军是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农民。“我们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如果要把几十年来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就是全国人民没有充分地动员起来，并且反动派总是反对和摧残这种动员。而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可能。”他还提到孙中山先生在他的遗嘱谈到的革命的经验教训最“根本就是‘唤起民众’这一条道理。”为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他大力号召“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与“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八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法和守则（提纲）》指出，“正确地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实质与关系，并宣传科学思想、民族解放思想、民主思想、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民族美德与优良传统以反对复古的反动的向后倒退的思想。”
12月，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他肯定三年来我党我军在吸收知识分子方面，已经尽了相当的努力，吸收了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党，参加军队，参加政府工作，进行文化运动和民众运动，发展了统一战线，这是一个大的成绩。但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
在本月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课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621-656中写到，知识分子未和群众革命斗争打成一片，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但不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的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本书第二章中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观点，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大为发展了。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的讲演。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文艺问题最重要、最系统的界说。毛泽东这次明确指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文化的态度――实事求是；对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五四以来中国文艺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重要的是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使‘五四’以后的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就是鲁迅的方向，并从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英雄的高度定位鲁迅的价值，规定了现阶段上中国新国民文化的内容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还将统一战线文化准确地划分为四个时期，以武汉失陷为界将抗战文化分为两个阶段。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性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应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更好地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的新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1940年12月《论政策》打击知识分子的做法“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文化教育政策应以提高和普及人民大众的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为中心。”应容许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教育家、文化人、记者、学者、技术家来根据地和我们合作，办学、办报、做事。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从思想上总结了党史上的经验教训，着重论述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的问题。指出对待马列主义，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即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种态度是党性的表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是整风运动的必读文件之一。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整顿党的作风》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说，我们尊重知识分子是完全应该的，没有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我们晓得，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这些本来对整风和指导文艺论争都是极其宝贵的理论资源，可惜在实际落实中比如对丁玲、王实味、萧军等人的批判就除了偏差。
本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认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必须加以节制。会上，他并要求大家认真学习会场上散发的《宣传指南》，更深入地理解和落实“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最后还强调，“中央现在做了决定，一定要把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等类，彻底抛弃”。
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认为，“解放区文学的政治意识突出，它在作家与社会、文学与读者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文学体制，它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学的规范性显得更为突出，它在文学的传播与流通过程，文学的生产与再生产方式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通达。”1940年代解放区“真正实现了文学与社会、作家与读者的相互改造功能。文学远离市场，而走入社会民间；文学团体、文学刊物被文化体制统管起来，作家不再担心生活，文学刊物不再担心市场竞争，文学作品不再担心出版与发行，至此，现代文学制度日趋单纯与完善，文学创作完全成了文学制度的产物。”何洛《四年来华北抗日根据地底文艺运动概观》指出，抗日民主区域“在中共与进步政权的领导下，根据地底文艺运动团结和吸引了许多进步的文化人和艺术工作者”；“作家在这里，不仅得到物质的优待，也得到精神的鼓励。他们有时到前线去考察，有时回后方来写作。他们的生活是愉快的，工作是热诚的。”根据地当局不仅吸引外来的文化和艺术干部，自己也十分重视文艺干部的培养。延安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晋东南的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的文艺学院“就是制造各种文艺工作者的工厂”。
从以上对周恩来、毛泽东等人在会议和相关文件中对文艺和知识分子问题的梳理中，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1940年代解放区的文学制度在《讲话》之前的抗战文艺工作中就已逐渐形成，尤其是《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论》、《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献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观点已经呼之欲出了。《讲话》对抗战文艺工作作了理论概括和系统阐释，并于1943年11月以《中宣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的形式，向解放区及国统区、沦陷区逐步推广和落实。中共在国统区、沦陷区的文艺工作主要由周恩来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策略地进行，“南方局提倡新民主主义文化，把民主抗战作为原动力，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符合民众利益的阐述”，并通过各种渠道把抗日根据地的文艺政策向大后方传播。
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我国文艺政策的最初形成均来自“五四”以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几十年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实践，产生了丰富的经验，正是立足于对这些丰富经验的总结，才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观察、解决中国的义艺问题，寻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