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兵谏作囚徒1935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被毛泽东命名为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转移，抵达陕北。当时蒋介石加紧对陕北红军的围剿，共产党则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口号得到全国民众的积极响应，全国人民抗日热情十分高涨，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以巨大的压力。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10月1日，东北军在劳山战役中，王以哲的67军110师2个团和师部被歼，师长何立中战死，团长裴焕彩被俘。10月29日，东北军在榆林桥战役中，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和不少士兵被俘。11月22日，东北军在直罗镇战役中，其装备精良的精锐109师孤军挺进陕北的吴起镇，以往能征善战的师长牛元峰严重低估红军的作战能力，对红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估计不足，部队刚走到直罗镇，原以为离中央红军还很远，在布置完侦查岗哨以后，就安心睡觉，没想到红军用一夜时间即快速赶到，并在直罗镇罗织了一个包围圈，与22日凌晨拂晓突然发起进攻，毫无防备的东北军立刻被冲散，牛元峰从睡梦中醒来时，看见漫山遍野全是红军，想逃跑但无法逃出红军的包围圈，在绝望的境地掏出手枪让副将打死自己，牛元峰被副将枪毙后，副将亦被红军俘虏。直罗镇战役中，红军仅以800多人的伤亡就杀、伤、俘6000多东北军精锐士兵。张学良部队的战局失利以及后来面对共产党的停战对峙，导致蒋介石要亲自前往西安督战。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同机的还有王以哲、刘鼎。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痛陈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对中国土地的践踏，决定率所部北上抗日，收复失地。6月2日，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然而不久后广东将领、飞行员纷纷向南京政府投诚，并对两广所谓的“北上抗日”加以抨击。“南天王”陈济棠垮台，李宗仁也不得不对蒋介石表态归顺。由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的声望迅速提高，他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益发坚信不疑。之后蒋介石将预备征讨两广的中央师悉数北调，用来剿共，并准备将张学良的部队调离西边，调离的理由是东北军剿共遭遇失败，不能胜任。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张学良向红军提供了大量的过冬棉花，药品、新鲜食物等物资，解决了红军过冬的燃眉之急。另外，当时邓小平病重，生命垂危，无药可医，也是张学良的援助救了他的性命。张学良不但接受并积极学习共产主义思想，还向第三国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张学良的父亲有杀共历史，入党申请被拒绝。
西安事变前，洛阳已成为国民政府的重要军事基地，这里驻有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4000多名官兵，一个炮兵旅，两个中队的军事飞行人员。除此之外，在洛阳周边县区也驻扎有国民党重兵。为了庆贺蒋介石50大寿，接替武庭麟出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学校洛阳分校主任、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的祝绍周，费尽心机，特意找来洛阳人武庭麟、朱成材帮忙，在洛阳龙门东香山寺院内专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修建了一座避暑别墅，并在西工兵营内将吴佩孚时期修建的阅兵台改为“中正台”，在洛阳军分校院内还专为蒋介石、宋美龄修建了一座小巧玲珑、居住舒服、设备齐全容住宿、召开小型会议和办公等多功能别墅。因为朱成材在这一系列工程中出力效劳，之后就留在祝绍周的左右效力。与此同时，祝绍周为了使蒋介石在洛祝寿期间能够畅游嵩岳，又找来武庭麟、谢得胜等做助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动用洛阳、偃师、登封三县5000余名民工，日夜不停地抢修了洛阳至登封的公路，并修建了西工飞机场，新建了四幢大型飞机库。谢得胜深得祝绍周的信任，也委以重任。这个祝绍周，字芾南。自幼家贫，父以采樵为业，母佣于杭州，绍周自幼随母在杭州长大，1911年入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加入中国同盟会。辛亥武昌起义，随陈果夫等赴武汉策应革命。1912年入清河第一军官预备学校，后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驻军上海期间，曾经解除闸北、吴淞等地工人纠察队武装。淞沪抗日战役时，任第五军参谋长，率部遏止日军南侵。长城抗日战争起，任保定警备司令兼新兵训练处处长，后来调任洛阳中央军官分校任主任。蒋介石最近频繁到洛阳来，因为武庭麟不是蒋介石信任的人，蒋介石为了安全起见，因此让祝绍周接替武庭麟出任洛阳的警备司令。
1936年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来到洛阳，在洛阳一住就长达36天。当时的中国在日本大举侵华面前民族矛盾已十分尖锐，华北危机、京津危机，整个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此严峻的形势之下，蒋介石来到洛阳实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于在陕北剿共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十七路军进行分化瓦解工作。
蒋介石到达洛阳不久，就私下单独召见东北军驻扎在洛阳西工的炮兵旅旅长黄永安，竭力称赞黄永安“对炮兵很有研究，将来剿共一定能立大功”。并口头许愿准备让黄永安将来兼任洛阳地区警备副司令。蒋介石这一招的确很灵，黄永安很快便被蒋介石拉拢收买过去了。蒋介石除了在洛阳花大力气拉拢收买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将领以外，还亲自在洛阳制定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他在洛阳积极地调动部队，将解决“两广事件”的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的30万人全部北调，摆在平汉路的郑州至汉口段、陇海路郑州至潼关段，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陈诚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驻前方进行督战，形成对陕北红军的包围，并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形成威胁。在洛阳一切安排妥当以后，蒋介石又亲飞西安，要求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围剿陕北红军，否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杨虎城部调往安徽，将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由中央军负责“剿共”。此种安排杀气腾腾，对张学良、杨虎城形成巨大压力，他们面临着艰难而又痛苦的选择。和共产党打下去，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不打，蒋介石就要用软刀子割他们的脖子了。
张学良将军为了劝说蒋介石走向“联合抗日”的正确道路，停止“剿共”，特约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绥远省主席兼35军军长傅作义和东北军的王以哲、何柱国两位军长一起，于10月30日晚坐飞机赶到洛阳，想趁蒋介石过50岁大寿之机对蒋介石进行劝谏。张学良到达洛阳后稍加休息，便于当晚9点钟左右到蒋介石住处拜见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张学良一行数人前来祝寿，心情很好，张学良与之寒暄之后马上切入主题，向蒋介石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一听张学良提出抗日之事，蒋介石心情马上变坏，脸上也露出了极其不满的怒气，毫不客气地训斥道：“抗日，又是提抗日，汉卿作为一名军人，应该分清敌人的远近。共匪就在你的身边捣乱，而日寇远在千里之外，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共匪而不是日寇，日寇是要地盘，不要我的命，共匪是既要地盘还要我的命，你说哪个更危险？我们应该先消灭眼前的敌人，没有了后顾之忧，再全力解决日本人的问题。你应清楚我们的国策就是攘外必先安内！”随同张学良一同前来祝寿的阎锡山老奸巨猾，他一看蒋介石生气了，就急忙拉着张学良的胳膊与蒋介石告辞了。
阎锡山与张学良分别时泪流满面，说：“汉卿，看蒋先生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了，蒋介石永远不会纳谏抗日，我要保家乡山西，你要恢复你的家乡东北，只能靠自己了。”
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岁大寿的正式庆典日，庆典仪式在洛阳西工寿国台隆重举行。国民党空军在洛阳上空进行了飞行表演，50架军用飞机在洛阳上空摆出了一个大寿字。这场景让蒋看了心中美滋滋的，他即兴发表了题为《思考与报国》的讲话，大讲“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最后又谈了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并告诫那些不忠于职守、不积极剿共的军人若不积极执行“剿匪”方针，一定要给予严厉制裁。此番讲话可能是冲着张学良而来，让张学良心中很不舒服，他决定当晚继续拜见蒋介石，再一次说明自己的主张，对蒋介石进行第二次劝谏。晚饭过后，张学良又到蒋介石住处拜访，他含着眼泪告诉蒋介石：“东北军远离家乡，家乡正在遭受日寇的侵略，数十万东北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军在陕北剿匪损兵折将，共产党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将士都想打回老家去，对共产党的主张不会不动心。”苦谏蒋介石领导抗日，停止剿共政策。蒋介石听后厉声训斥了张学良：“目前剿匪就是头等大事！你不要说了，我不会听你胡说八道，你要无条件服从中央的政策，努力剿匪，责无旁贷！”张学良此次劝谏又没奏效。
过了不久，绥远抗战爆发，东北军群情振奋，强烈要求援绥抗日。在这种情景之下，张学良又给蒋介石写了许多封信要求抗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张学良的《请缨抗敌书》。书中写道：“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拼此一腔热血，沥肉疆场，为国家尽一份天职……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受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久磨砺，惟望大命临朝，三军即可夕发。”蒋介石面对张学良劝说应安民心、顺民意，统帅全国军队进行抗战的话笑道：“说大话你汉卿比谁都会说，既然你能够三军即可夕发，为什么剿匪毫无建树？难道你打共匪一败再败，打日寇就一仗比胜？既然东北军官兵求战心切，为什么不去努力剿共？说什么如果不同意抗日，东北军将士将不好驱使。不好驱使你们就离开，让别人剿匪！”蒋介石怒气冲冲在书信上批了个“时机尚不成熟”一行字，张学良的书劝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恰在这时，上海发生了“七君子”事件，上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人宣传抗日，蒋介石下令上海当局逮捕了救国会的七位爱国人士。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张学良听到此事之后，听不进别人的劝告，不顾赵四小姐的阻拦，单身一人驾飞机再次飞到洛阳，准备冒死对蒋介石进行劝说。
张学良到了洛阳以后，怒气冲冲地直奔蒋介石的住处，他先向蒋介石要求参加绥远抗战，蒋介石仍然答复他时机尚不成熟，并告诫张学良：“你的任务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去，否则，就将你换掉。”听了蒋介石的答复，血气方刚的张学良十分气愤，他立即顶撞蒋介石道：“东北军的士气，打日本可以，打内战只怕难。”
“什么内战？这是共产党的言论，我们是剿匪！”蒋介石吼罢默不作声，然后拿起《三国志》，翻到一个地方，强装笑脸说：“汉卿，你把红笔号住的地方给我念一念。”
张学良手捧《三国志》念道：会权得曹公欲东之问，与诸将议，皆劝权迎之，而肃独不言。权起更衣，肃追於宇下，权知其意，执肃手曰：“卿欲何言？”肃对曰：“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今肃可迎操耳，如将军，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迎操，欲安所归？愿早定大计，莫用众人之议也。”权叹息曰：“此诸人持议，甚失孤望；今卿廓开大计，正与孤同，此天以卿赐我也。”
蒋介石望着张学良厉声问道：“汉卿明白否？”张学良摇摇头，蒋介石又说：“我如果不消灭毛泽东，毛泽东就要消灭我，天无二日，明白吗？”
“共产党毛泽东现在怎么和您比啊！”
“现在不能比，你敢保证将来不能比？毛泽东其志不在小，毛泽东也不是你张汉卿！”蒋介石的目光咄咄逼人。
张学良看到劝蒋抗日无效，就说：“那就释放‘七君子’吧，不要因此失去民心，酿成大错。”
被蒋介石根本不接受张学良的说法，又训斥道：“谁是七君子？他们是七个祸乱小人！什么失去民心，酿成大错？将来要酿成大错的是你张汉卿！你是个军人，不要管政治上的事，而要专心剿共，不能把共产党消灭，他们就要推翻国民党，你明白吗？”
张学良听了蒋介石的话内心非常复杂，说：“学良想到日军侵华给东北父老乡亲带来的种种灾难，想到自己在全国人民面前落了个不抵抗将军的屈辱，我痛断肝肠啊！”张学良泪如潮涌，跪在蒋介石面前哭诉着说：“委员长，不是学良非要违背你的意愿，实在是几年来国难家仇使学良日夜难以入睡，如鲠在喉啊！委员长，请你正视一下现实吧！共产党不可怕，可怕的是日本人，请您全力统帅全国抗战吧！算学良求你了！”
蒋介石又不耐烦地训斥张学良：“我是委员长，我就是革命政府，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不革命的滚出去！”此时坐在侍从室的钱大钧听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争吵声，急忙推门进来将张学良连劝带架地推出了蒋介石的住处。蒋介石余怒不息，骂道：“安内的大计，早晚要毁在你们这些看不透共匪的人手里！”
张学良泪流满面，叹息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杰也无戎。丧乱既平，既安且宁。唉，现在日寇步步紧逼，我中华就要亡国灭种了啊！”张学良已经哭出了声，步履蹒跚地离开蒋介石的住处。
蒋介石在洛阳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经过苦心孤诣地策划，在把一切都准备妥当以后，于12月4日带着文臣武将杀气腾腾地从洛阳到了西安，准备亲自督使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如若无效就对张杨采取行动。在西安张学良又多次对蒋介石进行劝谏，在劝谏无效的情况下被迫于12月12日早晨与杨虎城一道对蒋发动了兵谏，东北军一部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在住处惊闻有变，却无法逃脱，遂由一卫士用肩将其顶出墙园，避至山上小洞中。卫兵营第一次搜山没有发现蒋介石，第二次搜山的时候一个小兵发现了蒋介石，蒋介石的卫士尚欲开枪射击，被蒋介石阻止。搜山的士兵将蒋介石围住，一面报告长官，长官即赴此地一看，果是蒋介石，连忙招呼部下敬礼。此时蒋介石足下光着袜，鞋子跑掉了，身上穿的黑大衣也没有了。大家请蒋介石下山，用汽车一辆，护送到西安皇城内杨虎城处，就这样扣留了蒋介石。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控制了西安全城，拘留了随蒋来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下午6时，张学良召集全部职员在大礼堂训话：今天事变情形，大家须要知道，我自从入关跟随委员长剿共，我的军队有十几万，始终服从他的命令。到现在，我的军队损失几个师，委员长口说给我补充，可是什么时候才补充？现在我的军队愈来愈少了。自‘九一八’发生后，我就主张抗日。可是委员长命令不许抗日，我只得退入关内，希图将来恢复。前天我当面要求委员长，请他不必剿共，抗日是大事。委员长当时对我大发脾气而特发脾气。我与杨虎城来他一个兵谏，将蒋委员长暂时扣留此地，如其坚决不允，兵谏是我做的，罪名该我顶受。我也必须亲身护送蒋委员长到南京，俟中央政府的发落。大丈夫做事要磊磊落落，所谓好汉做事好汉当……”
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并通电全国，说明兵谏是为了逼蒋抗日，同时提出了八项政治主张。这就是闻名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给驻扎在洛阳的东北军将领黄永安发了电报，命令黄永安率部占领洛阳，并命令黄永安将另一封电报交给洛阳军分校军事教导总队队长刘广仁，让他们二人率部将洛阳军分校的两个军官大队和警卫连缴械，并控制机场、铁路和通讯网络。谁知黄永安事先早被蒋介石拉拢收买，对张学良的命令不但不予执行，反而将电报交给了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祝绍周。祝绍周闻讯后迅速调动洛阳军分校两个军官总队的学员2400余人和警卫连300多人，包围了还未起床的东北军职员、学员1000余人，并在黄永安和武庭麟的帮助下占领了洛阳火车站、龙门、邙山等军事要地，并控制了西工飞机场。一时间洛阳成了西安事变后各界关注的焦点，国民党空军的飞机不断起降于西工飞机场，陇海线上中央军的军列来往频繁，洛阳成为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向西安方面的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军事压力的战略重地。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主和派宋美龄不顾何应饮的阻挠与反对，急忙派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籍的英国人威廉·端纳乘飞机飞到洛阳等候，准备在与西安方面联系上以后立即飞往西安。端纳于12月14日下午带着宋美龄的亲笔书信飞往西安，并按照主和派的意图开始与西安的张、杨具体交涉。12月15日下午端纳又飞回了洛阳，在洛阳的当天晚上用长途电话给宋美龄通报了西安方面的具体情况，并告诉宋美龄西安事变完全有和平解决的可能。宋美龄在电话中告知端纳，何应饮决定军事进攻西安，并让他设法转告蒋介石制止。在与南京主和派商定以后，宋美龄告知端纳准备由宋子文或顾祝同代表南京政府赴西安谈判，要端纳征求西安方面的意见。
12月16日，端纳带着宋美龄的口信，再次由洛阳飞往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传达信息，并向蒋介石通报了南京方面的情况。经与西安方面协商，蒋介石委派蒋鼎文带着自己的亲笔信飞往南京。蒋鼎文12月17日下午先飞到洛阳，在洛阳住了一晚，并与南京的宋美龄取得了联系，要求宋美龄在南京做好主战派的工作。第二天上午，蒋鼎文乘军用飞机由洛阳飞往南京，将蒋介石的亲笔书信交给了何应钦，并向何应钦说明了西安方面的具体情况，迫使何应钦下令停止军事行动三天。
各方面准备工作就序以后，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一行数人由南京飞往洛阳。宋美龄到达洛阳后紧急召开了驻洛阳的高级将领会议，告诫各位将领，在同西安方面谈判期间，不准进攻西安，飞机也不得飞近西安。宋美龄在洛阳安排完毕，一行数人飞赴西安。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为了蒋介石个人安全和面子好看，张学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准备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洛阳。
12月25日下午4时，张学良送蒋介石的飞机在西安机场起飞，5时30分到达洛阳，洛阳各界纷纷走向街头、机场，列队欢迎蒋介石脱险归来。国民党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祝绍周看到蒋介石走出机仓，马上就领着军校官兵高呼欢迎口号，大呼“蒋委员长万岁”，喊声刚落，张学良将军也走出了机仓。祝绍周为了向蒋介石表示忠心，又带头呼喊“打倒张学良”的口号。善于演戏的蒋介石心中虽然十分舒畅，表面上装出恼怒的样子，大声训斥祝绍周：“祝主任，你这是干什么？干脆喊打倒我算了。”走下飞机在上车时还故作姿态，示意让张学良先上车，两人谦让一番后车子向国民党陆军学校洛阳分校驰去。
蒋介石在洛阳住下之后，腰病复发，卧床不起，把夫人宋美龄急的没有办法。蒋介石的腰病是在西安事变翻墙逃命时摔伤的，但是他一直羞于提起翻墙逃命那个事情，别人也不敢多说。正好这个时候洛阳地区警备司令祝绍周带着朱成材来拜访蒋介石，蒋介石看着陌生朱成材问祝绍周：“这是什么人？”
祝绍周急忙介绍说：“他叫朱成材，原来曾是一个旅长，现在在学生手下供职，听说委员长腰痛，特让学生带他来看望委员长。”
蒋介石轻蔑地看一看朱成材说：“他会治病？”
朱成材放下手中的礼品，急忙说：“得知委员长患的是腰疾，特来看望，并推荐一个正骨高手给委员长，保证让委员长的腰病痊愈。我介绍的这个人是郭聘三的儿子郭景星，字灿若。”
“他们看病看得怎么样啊？”宋美龄有些担心。
朱成材急忙说：“他们可是祖传的，清代中期，嘉庆年间，洛阳县平乐村出了个正骨名医郭祥泰。此人以道士僧人为师，博取众家之长，独创正骨八法，形成造福一方的平乐郭氏正骨医术。郭祥泰之后，郭树信、郭贯田、郭聘三、郭灿若四代相传，现在是名震中华的一大中医学术流派呢。郭灿若打破了传男不传女的祖训，把绝技传给了夫人高云峰。”
“怎么？还有女郎中？”宋美龄有些吃惊。
朱成材说：“是，因为她丈夫现在身体不好。”
“这个女郎中什么来历？”蒋介石问道。
“当时在离洛阳平乐村15公里的孟津高沟村，有位年近二十的姑娘名叫高云峰，她的父亲与郭灿若素有交往，便托人到郭家为女儿高云峰做媒。1926年高云峰嫁给郭氏正骨第五代传人郭灿若，是他的三姨太。高云峰自幼未进过学堂，目不识丁，但聪明伶俐，模样俊俏。她嫁进郭家后，郭灿若开始教她读书识字，学认中药，并手把手地教她祖传捏骨，一个小脚女人既然成为神医了。”
“一个小脚女人，抛头露面，给病人捏骨疗伤，是要遭人非议的。”宋美龄说。
“这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吧，郭灿若为何打破‘传男不传女’的家规，将正骨医术传给夫人高云峰一是身体不好，二是儿子尚小，正骨绝技面临失传的危险，所以他决定先将手艺传给夫人，让夫人再传给儿子；当然也有人说，高云峰聪颖好学，对郭家捏骨手法过目不忘，所以郭灿若才有意培养她。”
蒋介石将信将疑，宋美龄却说：“那就请郭医生和夫人来给委员长看一看，有病乱求医嘛。”
祝绍周不敢怠慢，急忙带着朱成材坐汽车去接郭灿若和高云峰。
时间不长祝绍周和朱成材把郭灿若和高云峰接来了，蒋介石看郭灿若40来岁，身材高大，正直伟岸，外貌和职业非常般配，只是面有病色。而高云峰30来岁，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落落大方，并不像有些女人羞羞答答。蒋介石看着郭灿若说：“听说郭医生是个正骨高手啊！”
郭灿若不卑不亢地说：“平乐郭氏正骨讲求的是‘发生于心，法出于手’。委员长是否还记得1932年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时，我就给许多政要看过病吗？”
蒋介石若有所思地说：“想起来了，听人说过。”
宋美龄对高云峰的印象也非常好，她也喜欢落落大方的女人，不喜欢扭扭捏捏的女人，就说：“高医生可是不简单啊！你是女中豪杰。”
高云峰急忙说：“我怎么敢称得起女中豪杰呢？夫人才是女中豪杰，云峰可无法和夫人相比。”大家都笑了，气氛也融洽了许多。
郭灿若开始给蒋介石看病，高云峰当帮手。祝绍周和朱成材急忙出去了。郭灿若问道：“委员长哪里不舒服？”
宋美龄说：“委员长腰疼，战场上摔的，当时未能立即根治，留下老伤，一到阴天下雨就酸痛不止！”
郭灿若诊断之后说：“委员长的腰痛，好像是近期才摔伤的啊！”
宋美龄的脸色红了一下，觉得不该对医生撒谎，蒋介石用惊异的目光看着郭灿若，点点头，并不多解释。然后带着宁波腔说：“莫事，莫事。”
郭灿若对高云峰交代了几句，高云峰说：“云峰现在开始给委员长治病，委员长坐着别动，云峰给您揉按一下。”说时慢，做时快，高云峰弯腰用力，左手按住蒋介石的肩膀，右手迅速贴上蒋介石的腰椎。蒋介石感觉一股热流从腰部直透脚底，然后是一阵酸麻，接着涌泉穴象打针时被刺了一下，高云峰已经松手，蒋介石惊了一下，腰腿已伸展自如。
宋美龄喜形于色地说：“好！好！想不到郭医生和高医生有这一手好医术啊！”
蒋介石继续伸展着腰腿，非常感激郭灿若和高云峰，就试探地说：“自古名医通政，郭医生有什么要求没有？”
郭灿若摇摇头说：“在下只给病人治病别无他求。”
高云峰说：“我们的信条正是但祈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
宋美龄说：“高人，高人啊！”
蒋介石说：“在洛阳办个专科学校推广郭氏正骨技术如何？或者开个讲座，讲一下郭氏正骨的精髓，让更多的人学习正骨，让郭氏正骨发扬光大。”郭灿若仍然摇摇头拒绝了，只是对蒋介石报以微笑。给蒋介石治了病，郭灿若和高云峰反而很拘谨地站在那里，蒋介石心里却十分高兴，“郭医生不要拘束。从公我虽是委员长，从私我们以后就是朋友了。”蒋介石下床走了几步对宋美龄说：“奇人，真是奇人啊！夫人，奇人治好了我的腰腿痛，你看我行动利索了。”
宋美龄说：“达令，真替你高兴！”又对郭灿若道：“郭医生别客气，快请坐吧！”然后拉住高云峰的手，把自己的戒指取下来给高云峰戴，高云峰要拒绝，宋美龄说：“我比你大，咱们就当是姐妹，千万不要拒绝姐姐。”
郭灿若没有坐，而是说：“现在委员长的腰病已经治好了，不过以后有可能会复发，相烦夫人准备一张硬板床，以后委员长最好睡硬板床。”
郭灿若和高云峰要告辞了，宋美龄拿出来两根金条说要酬谢郭灿若，郭灿若婉言拒绝，一再表明医生给病人看病是自己的职责，不管他是达官贵人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应该要的医疗费就行了，不能有非分之想和不良行为。郭灿若的话让蒋介石和宋美龄对他肃然起敬，赞不绝口。蒋介石吩咐祝绍周和朱成材送郭灿若和高云峰回去，他和宋美龄送到大门口，宋美龄亲自送高云峰上车，汽车开动，他们仍然频频挥手致礼。
朱成材自从见过蒋介石和宋美龄之后，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就和谢得胜商量着如何巴结蒋介石。谢得胜认为洛阳牡丹，享誉中外，如果能够给宋美龄送去牡丹花她肯定高兴，但是大冬天的弄不来开放的牡丹花，就没有东西可送。一句话提醒了朱成材，他想起来他家里还珍藏有牡丹扇，就挑选了几把扇子，再一次和祝绍周去拜见蒋介石。见到蒋介石的时候正好宋美龄也在，朱成材亲手送给宋美龄十把精美别致的团扇，其中一把扇子上是苏轼书写的词：
乳燕飞华屋。
悄无人、桐荫转午，晚凉新浴。
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
渐困倚、孤眠清热。
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
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
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
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
又恐被、秋风惊绿。
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
共粉泪，两簌簌。
蒋介石对扇子不怎么感兴趣，宋美龄对朱成材送的扇子十分钟爱，特别是那把清代状元扇。朱成材拿着一把状元扇对宋美龄介绍说：“夫人，清代扇面在当时是颇受人们青睐的，再说距今还不算久远，所以现在市面上流传的还有一批。清代流行一种风气，就是科举考试金榜题名的状元、榜眼、探花常常要用书画扇面馈赠亲朋好友，用来显示自己的博学、显达和华贵，一时成为时尚。也有失落的文人雅士将孤傲、忧愤的心情借扇面表达和传播出去。夫人你看，从这把状元扇书画的艺术性来讲，扇面的艺术性倒不一定高，因为他们的书画多有馆阁习气，艺术的灵性不突出，倒是那些落魄文人个性鲜明，表达情感别具一格，艺术上很有讲头。”朱成材放下状元扇又拿起落魄文人扇让宋美龄看。
宋美龄样子非常大方，看着扇子说：“名气非常重要啊，不管状元扇好不好，还是要比一般文人的价值高。比如将来人们知道是我收藏的扇子，可能价值更高。”
“那当然，那当然。”朱成材说着话又拿起另一把扇子说：“夫人，虽然小小扇面所值无几，但经名士文人点染着色，便立即身价陡增。你看这扇面有单面作画和双面作画，一般是一面作画，一面配上题写的诗文，用美妙的书法写上去，这样书画相映生趣，最有观赏价值。特别是文人雅士以此唱答，蕴藏其间多有逸闻趣事，绢纸之上也汇聚着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夫人如果能够在这些扇子上留下一些墨宝，将来必然价值连城。”
宋美龄笑一笑说：“是啊，古代名人扇面现在已经不多见了，现在的文人，很少在成扇上泼墨，多是将宣纸裁成或是画成扇面的形式，创作出来的作品同样有扇面的欣赏效果，只是无法像成扇那样方便携带和便于收藏。我才疏学浅，怎么敢在这些宝贝上乱涂呢？”
“哪里哪里……”朱成材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觉得蒋介石太古板，而宋美龄比较和气，也佩服宋美龄的见识，一个劲儿地点头。
宋美龄得到扇子非常高兴，就请朱成材一起吃饭。在吃饭的时候朱成材还即兴给宋美龄讲了一个故事：东坡先生在钱塘县任职期间，遇到一件诉案。有一个制扇子的百姓欠别人绢钱二万不还，被告到县府。东坡先生将制扇人传到县衙，询问其欠钱不还的原因，制扇人哭诉：“我家以制扇为业，家中父亲刚死，而今年自开春以来，连连下雨，天气寒冷，家中所制扇子卖不出去，并不是我一定赖着绢钱不还。”东坡先生将那个制扇人仔细观察许久后，说：“你回去将自己所制的扇子取来，本官来帮你发市”。不一会，制扇人取扇子回来，东坡先生在其中选了一些白团扇，用案上判笔在扇上作书作画，顷刻做完，交与制扇人道：“出去尽快偿还所欠钱款。”制扇人抱着东坡先生所画的扇子，流着热泪称谢而出。刚出府门，知情者争着以千钱购取一扇，即刻售完所持扇子。未购得扇子的人均懊悔不已。此人即偿还所有债务。消息传开后，全县百姓均赞颂东坡先生，不少人还为此事流下激动的眼泪。
宋美龄当时听着故事看着精美的白团扇样子有些入迷，等清醒过来之后让手下人赏给朱成材一万块大洋作为酬谢，蒋介石也告诉祝绍周说朱成材是洛阳本地人，可以当一个洛阳警备副司令。于是朱成材就成为洛阳的警备副司令了。
蒋介石在洛阳稍加休息，就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命令张学良致电杨虎城，让其将扣押的卫立煌、陈诚等国民党军政大员释放回南京。此时的张学良本着送蒋介石回南京的善良愿望，立即电告杨虎城照办。12月26日上午蒋介石准备飞往南京，张学良表示要亲自护送蒋介石到南京。蒋介石假惺惺地对张学良说：“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啦，南京方面有人不会谅解你啊！”其实蒋介石早就与幕僚们商定好了，只要张学良一到南京，就准备扣留张学良，他摸透了张学良的习性，熟悉张学良的为人，采用欲擒故纵的方法，让张学良送人送到家，结果张学良一到南京，便失去了自由，被蒋介石长期拘押起来了。
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虽然发生在西安，但事变前后的重要活动多发生在洛阳，张学良、蒋介石均在洛阳留下了有关事变的种种故事。因此洛阳人谈起西安事变，都说张学良义气为人，蒋介石老谋深算，出尔反尔，痛心张学良将军的命运，痛恨蒋介石的老奸巨滑。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停止了内战，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获得了休整的机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却加速了其侵略中国的计划，并在西安事变后之七个月后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严重失利。1938年4月，李宗仁指挥台儿庄大捷后，一向畏日如虎、处处退让的蒋介石被台儿庄大捷冲昏头脑，错误判断形势，从他著名的“抗战三日即亡国”论一下变成了速胜论。他匆忙把20多万中央军调到了徐州战场，企图借李宗仁等胜利的余威，和日军在徐州决战。
中国军队在徐州地区大量集结，日军认为这正好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好机会。5月初，日军迅速集结10多个师团30余万人向徐州地区夹击。5月15日，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蒋介石发现自己的主力部队有被包围在徐州的危险，又匆忙决定放弃徐州。这样，所谓的徐州会战刚开始就失败了。从各处调来的机动部队被拉来拉去，毫无作为，对全国各地的战局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正在这时，日军土肥原14师团约二万人强渡黄河，他的目的是阻止第一战区的援军增援徐州。这样土肥原师团在陇海线附近就形成了孤军深入之势。蒋介石匆匆飞往郑州程潜第一战区指挥部，决定亲自指挥豫东战役。此时豫东中国军队有6个军，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2万人，程潜积极进行作战部署，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守兰封的是蒋介石的爱将桂永清，桂永清贪生怕死，桂永清手下的蒋嫡系第二十七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的支援，这是连日军的师团也未必有的，但桂永清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日军步兵还没有冲锋，桂永清所部就开始全线溃退，邱清泉部下的装甲战车跑得更快，一溜烟地驶离战场，往兰封以西逃窜。败退的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桂永清也跟着逃命。败兵一直退到开封附近，才陆续被收容了一些。这与许多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如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张自忠部在台儿庄的表现天渊之别。中国半壁河山，大部分都是因为老蒋的嫡系无能而失。桂永清是何应钦的亲戚，轻失兰封使整个战役失败，却没受到大的处分，后来反而官运亨通升任海军总司令。
土肥原跳出包围圈后，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程潜，原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蒋介石兼任的，到1937年10月，蒋介石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让给了程潜。日军疯狂进攻，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围攻土肥原。战斗正激烈进行，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守商丘的第八军黄杰所部又不战而逃了。守军还未与日军先头部队交火，一枪未放就放弃了商丘，使位于商丘和兰封一带的中国军队又处于被日军东西夹击的危险境地。黄杰是黄埔生，老蒋的爱将。他逃跑的“理由”竟然是电台被炸，无法与第一战区联系。一个军就因这个可笑的“理由”而跑了，这个理由比韩复榘弃守济南的理由更加荒唐。黄杰因这个“理由”放弃战略重地，同样未受蒋介石严厉处分。蒋介石这两支嫡系部队有恃无恐，不听程潜指挥，临阵脱逃，彻底打乱了程潜的战略部署，歼灭土肥原的宝贵战机被两位逃跑将军白白葬送了。因蒋介石嫡系部队将领贪生怕死，中国军队前后共投入了15万人，却没能消灭土肥原的2万人，连蒋介石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兰封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程潜刚刚撤退，土肥原就重新占领了兰封，并立即向仅有50公里的开封进攻，开封失守已成定局，郑州岌岌可危。这么快被土肥原逼到河南省省城之下，这是蒋介石根本没有料到的。土肥原猛攻开封，蒋介石害怕开封失陷，决定孤注一掷，扒开黄河，让滔滔的黄河水去抗击日本鬼子。蒋介石急忙打电话命令程潜掘堤，并告诫他“要打破一切顾虑，坚决去干，克竞全功”。
决口的任务交给了守卫黄河的商震部队，地点首先选在中牟县境内大堤较薄的赵口，因赵口流沙太多，没能扒开。蒋介石知道赵口无望扒开后，就指示再换地点重新决堤。经过紧急协商，驻守在黄河附近的新八师初步把地点选定在赵口以西的花园口附近。在此过程中，明知扒堤受损最大的是中原无数百姓，蒋介石担心手下执行消极，一再通过口谕、电令催促手下扒堤，不要有“妇人之仁”。要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的西进，以保证郑州不失。
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于土肥原铁蹄之下。6月9日凌晨，经过两天两夜不停的挖掘，几乎在距郑州30公里的中牟失守的同时，花园口也终于挖开了。在决堤前，参与掘堤的工兵营营长来到河堤上的一座关帝庙里，对着红脸长须的关公磕响头，热泪长淌地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这样一说，情绪悲伤的官兵们“齐刷刷”地全跪在地上，面向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花园口决口后，黄河水顺着贾鲁河迅速下泄。第二天，黄河中上游普降了一场暴雨，黄河水量猛增，花园口决口处被冲大，同时被淤塞的赵口也被大水冲开。赵口和花园口两股水流汇合后，贾鲁河开始外溢，漫溢的河水冲断了陇海铁路，浩浩荡荡向豫东南流去。日军没有被国民党军队打败，却被黄水阻隔，于是放弃了从平汉线进攻武汉的计划。他们退守到徐州后，南下到蚌埠，过淮河，再到合肥与日军其他部队会合，又开始从长江北岸进攻武汉。
花园口决堤时，蒋介石以军事机密为借口严密封锁消息，没有通知老百姓疏散和迁移，黄水下来后，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老百姓突然陷入了一片汪洋之中。花园口决口，当时直接淹死和饿死的群众多达八十九万人，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所杀中国军民的三倍，而日军伤亡只有1000多人，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
黄河水下泄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淮河、洪泽湖沿岸立即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这次洪灾，豫、皖、苏三省共有390万人背井离乡，他们一路乞讨，远的一直逃到陕西甘肃等省，从中原到西北，迤俪着一幅长长的饿殍图。因此而死的中国人民，还没计入上述八十九万人之内。
蒋介石为逃避责任，发动宣传机器，宣传是日军飞机炸毁了黄河大堤。日本鬼子也不甘示弱，一口咬定是国民党军队自己扒开了黄河，双方一时陷入了一场道义的论战中。
黄河改道，虽然为蒋介石争取了喘口气的时间，但到了1938年10月，花园口扒开后第4个月，武汉仍然失守。花园口决口终究没有挽救武汉失陷的命运。
日本鬼子占领开封之后，洛阳暂时还没有沦陷，但是从1938年开始，日军飞机开始频繁空袭洛阳，大规模空袭进行了6次，小规模空袭每月不断。1938年1月31日上午，日机32架首次空袭洛阳，洛阳城一片混乱，死伤无数。驻洛阳的苏联援华空军12架升空与之决战，日机被击落4架，苏机损失2架，日机迅速逃亡。当年7月3日凌晨，日机11架分两批空袭洛阳，炸死居民200余人，洛阳老集、西关被炸成一片火海。次年3月，日机再次空袭洛阳，重点袭击了洛阳的民用目标，河洛图书馆被炸，死伤上千人。1939年秋，河南省政府再次迁洛，洛阳第二次成为河南省会。1940年，日机三次大规模空袭洛阳。2月20日，日机108架轮番轰炸洛阳一天，国民政府礼堂周围3平方公里内被夷为平地，死人万计。4月28日凌晨，日机12架对老城进行地毯式轰炸，投放大量毒气弹，死尸满街，家家带孝，文明街一带数十家合家被烧死。5月初，日机派80余架飞机再次空袭洛阳，轰炸10个小时，居民死伤无数。
在北平治病的王天横，同样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悲惨命运。1937年7月下旬，日军在援兵开到后，开始大举进攻北平。26日，日军进攻廊坊。26日晚7时，丰台日军500名企图强行由广安门进入北平城。遭到中国守军刘汝珍团的坚决阻击。香月遂借“广安门事件”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27日正午以前，八宝山、卢沟桥附近的中国军队撤至长辛店；限28日正午以前，北平市内及西苑的中国军队撤至永定河以西。并威胁说，如不照办，即将采取一切必须步骤。日军不待中国方面答复，即于27日派兵攻占团河、通州，进犯南苑、北苑、黄寺及沙河等处，并以一部切断南苑至北平间的公路。28日，北平南苑第二十九军军部遭到日军猛烈攻击，国民党守军战死5000人以上，在南苑军营军训的近千名北平学生也大部殉国。宋哲元于29日离开北平，按蒋介石命令撤退到保定，第二十九军驻北平部队也陆续经门头沟撤退。29日，北平沦陷。
北平沦陷之后，曹秀山决定让王天横带着一家人回河南老家去，王天横就辞别妻哥曹秀山，带着妻子赵凤英和女儿王阳梅踏上了回洛阳的火车。没想到他们刚刚回到伊川县，日本鬼子就开始轰炸洛阳城了，当时王瑞亭在白沙县立中学教书，他把王天横和赵凤英生的儿子王洛生带到白沙上学，一同带去的还有自己的孙子王文灿，他们两个和伊川吕店人张思贤一个班。王洛生见到父母，已经不怎么认识了，经王瑞亭详细介绍，王洛生才知道父母还活着，一家人悲喜交加，其乐融融。
王天横回到伊川后，先到妻子曹秀英的坟上拜祭了一下，看着龙门山，不由想起当年的峥嵘岁月，他突然有了再拉起一支土匪队伍，保家卫国的念头。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二叔王瑞亭，王瑞亭对他的想法十分赞同，认为在日寇侵略中华之际，也只有拿起枪是最安全的，不然只能任人宰割，生命没有保障。王天横决心一定，立即广招旧部，王阳梅也动员过去的土匪重新入伙。因为王天横和赵凤英的名字早就在河洛大地上远扬，王阳梅的大名也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时间不长，一支土匪队伍又出现在龙门山的马山寨上，他们终日操练人马，公然打出保家卫国的旗帜，一时河洛大地上很多热血男儿都投到王天横的麾下，准备杀敌报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