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明义和程美珊结婚的那天，刘湾镇中市街上，三开间门面的信丰祥被人们围得水泄不通，嫁妆在客厅里堆成了一座山，色彩缤纷、富丽堂皇。刘湾镇上娶亲或嫁女时有规矩，要把嫁妆堆在大伙儿都看得见的地方，场院或者客堂里，人们可以随便进来，用手摸一摸，用眼睛尽着力地去看，多半是通过目测计算着嫁妆的多少以及价值，暗暗对比着常家的排场是否大过不久前李家娶儿媳妇时的派头，或者也是猜度着新娘子的家底，由此而判断这家人家所娶的女子是否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足够的被尊重的资格。刘湾镇人是势利的，这势利的依据，也并不是空洞的，是实在到多一份家底便多一分受宠的理由。程美珊，就是在刘湾镇上众乡邻的审视下，成为了一代新娘子的典范。
刘湾镇上的人都把三少爷家的太太程美珊叫做“新娘子”，这一称呼沿用了几十年，直到程美珊已经变成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时，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还依然在叫着她“新娘子”。比如住在贴隔壁南楼梯上的美珊的阿嫂宋丽珍，还有对面米行的洪来贵洪老板的太太，就一直叫美珊新娘子。
程美珊嫁到刘湾镇来的时候，排场势大得让整个刘湾镇未出嫁或打算出嫁的女子顿时陷于一种绝望的对比，并且因此而开始对自己未来或者即将到来的婚事几乎丧失了信心。没有谁能嫁得如程美珊这般风光了，又有谁能把一房儿媳妇娶得如此隆重的呢？也只有常冀昌张老板家了。
那些看嫁妆的人，已围住了客厅里撬成山样的五彩被头，仰着头去看，看不清楚顶上的，于是抽出嫁妆里的红木圆凳，爬将上去，一条一条数着那些红红绿绿的绸缎锦帛，从上数到下，数糊涂了，没记下多少条，再从下数到上，数着数着又糊涂了，干脆不数了，问常冀昌的大媳妇常明德的太太宋丽珍：你这新弟媳，拿了几条被头来？
宋丽珍撇了撇嘴，带着炫耀以及不屑的口气说：赚（十）条织锦，赚（十）条缎子，六条真丝，四条团花贡，外加两条羊毛毯子。听的人围成了一圈：啧啧，足足三十二条，还不算十六对枕头吧。
生意人家总是把“十”说成“赚”，“十”是“蚀”的音，所以常家的人，都是这么说的。宋丽珍是已经习惯了这么说，新娘子美珊自然也要学会这么说了，要把“一五一十”说成“一五一赚”，听起来吉利而顺口。宋丽珍宣布完嫁妆的数量后，又补充道：这些被子铺盖脚马桶，又不值啥铜钿。我们老爷子是疼小儿子，你们去看看他们的新房间就晓得了，那可是全套的上好红木家具啊。这些嫁妆放进去，不见得能搭配得上。
问的人便好奇地说：丽珍，那你嫁过来时有没有给你一套红木家具啊？
宋丽珍用鼻子出了一通气，大声说：哎呀，这房子也是借了小叔子要讨娘子的光才造起来的，老爷子喜欢小儿子，这谁不知道？大儿子小儿子本来就不是一个妈养的，我那老实的婆婆，只晓得躲在后头，从不做抛头露面的事体，所以不得老爷子宠。我也认命啦，好了好了，不说了，说多了就是我的不是了。
谁都知道，宋丽珍的婆婆便是常冀昌的麻子大太太，而三少爷常明义的母亲，是掌了实权的李月珍。这个中的纠葛，是稍稍思考便可明白的道理。大家也就心照不宣地认定了一个事实，常明义的前程，必定是更为远大无量的，程美珊的未来，也定然是夫贵妻荣的。
常家三少爷常明义的婚礼宴席，整整办了三天，人们在这三天里，竭尽所能地喝足了常家的上等酒水，吃够了常家的好饭好菜，直闹得整个刘湾镇似是把一九四五年秋天庆祝日本人投降的庆典活动延续到了第二年的开首。这场婚礼，在刘湾镇上创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刘湾镇上的人们在日后的三十年里再也没有遇见过如此隆重的婚礼。
上海女子程美珊嫁给了刘湾镇上的常家三少爷，用的是新的结婚仪式，虽说没有象她的阿姐美琳那样有小汽车接，坐的也还是轿子，但穿的就不是大部分刘湾镇人沿用的红绿大襟衫、头上戴的也不是沉重的凤珠冠了。程美珊穿了一袭上海市面上最新式的白色拽地婚纱，头顶白色镂空纱网，一张鹅蛋脸掩隐在白色透明纱网里面，透露出些许清秀和明净，并没有传统新娘浓烈的艳丽色彩，眼光中还略带着稚气，嘴角微微上翘，是随时都有可能一展笑颜的样子。那时代刘湾镇上，还从未有过在出嫁时脸上带着笑容的新娘，程美珊是第一个。宋丽珍出嫁的时候，是把一双本就不大的眼睛哭成了发面馒头般沉重厚实了以后，才盖上红布头羞答答忸怩怩地上路的。直到进了夫家，新郎掀开红盖头，宋丽珍的眼睛还保持着成熟的水蜜桃的样子，并且带着一些为自己对少女生活的极度留恋而对这崭新日子的不屑神色，以此证明着自己的贞洁和正派。而今，新娘子程美珊居然是带着微笑走在出嫁的路上的，并且那张微笑的脸居然还让男男女女的看客们欣赏了个够，好似出嫁这件事情于她而言是盼望已久的，也是迫不及待的，更是因此而有着按耐不住的欣喜的理由的。宋丽珍们这些老派新娘对程美珊新娘的做派实在是心存鄙夷的，还没到夫家之前怎么可以把脸露出来给人看见？居然还在笑？出嫁是这么快活的一件事体吗？急猴猴的样子，一定是缺少家教的女子。
宋丽珍们的鄙视里，自然还带着无以言表的酸楚，只恨自己没有赶上程美珊的好时候，更是暗暗责怪自己的男人并未给过她们这样的机会，顶顶要怪的，是象常冀昌这样的做公爹的长辈，如此厚此薄彼，便越发觉得冤枉了。这怨气来源于诸多因素，最终却是需要发泄于这平白无辜地受了恩的新娘子程美珊的，但因新娘子是来自上海市里见识过世面的女子，于是便不敢过于明显地表现出鄙视和怨愤，怕这情绪流露出来就会暴露了自己的土气和小气，怕欣赏着这样的新派新娘的男人们对她们这些渐露秋容的女人增加了嫌恶和不满，她们便是压抑着自己的牢骚，只暗暗叹息着，实际上又是满怀着嫉妒，心里，便在泛滥起浓浓的酸涩之后，增添了一层隐隐的疼痛。
程美珊却是全然顾不上任何闲言碎语的，她心无芥蒂地出嫁了，并且也因成为刘湾镇上一代新娘的典范而十分骄傲。她并未想到今后的日子将会是怎样的，她也没有想过，她将从此改变在麦德赫斯特路上前十九年的生活。刘湾镇上没有蓝都花园，刘湾镇上也没有西海大戏院，刘湾镇上更没有在睡到半夜时分被喊醒来吃“蟹粉小笼包”或者“生煎馒头”的日子。刘湾镇上有的是崇拜和羡慕的眼光，这些眼光落于身上，自然是受用的，但又成了无形的戒律，测衡和监督着上海小女子程美珊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了刘湾镇上大户人家儿媳妇的标准。这些，是带着微笑嫁到常家的程美珊所未曾想到的，因此，程美珊于常家的生活伊始，便是与过去的生活有着巨大的落差的，于她，这是一种考验，且这考验，才是一个开头。
常家三少爷常明义结婚了，也便死心塌地地留在了刘湾镇上，协助着父亲常冀昌，悉心经营起了信丰祥绸布庄。新娘子程美珊也在信丰祥里帮忙，她与阿嫂宋丽珍不同，宋丽珍不识字，她只是帮着麻子婆婆操持一些家务事。麻子婆婆李厚娣在刚嫁入常家时，曾经做过短暂的几天老板娘，到二太太李月珍进门后，她老板娘的位置便让给了李月珍。而今信丰祥的生意，已与二十多年前十分不同了，这不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女人可以参与掌握的小本经营，信丰祥的生意已是具备了空前的规模，所以连二太太李月珍也退出了生意舞台，只让男人们操持着前面的生意，李月珍和已近老态的堂姐李厚娣一起，隐匿于信丰祥后面的新屋子里，过起了安然宁静的晚年生活。而程美珊却是在上海念了许多年书的，直到要嫁给常明义前，她才停了学，不再去女子学堂念书了。自然，她是可以在信丰祥里插手帮忙的，量布算帐的活计，当然不在话下。令人惊讶的是，程美珊居然还写得一手好字，用的不是毛笔，而是钢笔。偶然一次显露身手，是因为信丰祥里的帐房先生死了老娘，回常熟老家奔丧，老帐房陆先生在江浦路分号里，是脱不开身的，程美珊便在刘湾镇上的信丰祥里临时充当了一段时间帐房。
程美珊留在帐本上的娟秀字迹，被老爷子常冀昌看到后，竟是赞叹不已。他对李月珍说：你看，这明义家的，帐做得挺象样，字也写得漂亮，这样的字，在女人手里写出来，真是少见的。看起来，明义家的，是托付得起的人。
李月珍也分外满意这个儿媳，儿子有女人帮衬，将来信丰祥交给他，就叫她更为放心了。自那以后，程美珊就当真做起了信丰祥的女帐房了。常明义也因有了这样的女人，便放开了手脚做起了买卖，生意居然做到了遥远的香港和台湾。那几年，国民党和共产党正打得不可开交，生意是十分难做的，许多工厂商家纷纷倒闭，信丰祥却依然经营得一路顺风。这自然是仰仗着常明义的魄力和胆识，他冒着风险，押着货船跑了几趟海路，买进卖出做了几笔颇为得意的买卖，不仅在经济大萧条的年月里让信丰祥得以维持，而且也打开了与港台间的交易门路。常明义曾经的理想是要和洋人做生意，洋行没有去成，却在生意上大刀阔斧地闯荡着。这几趟香港和台湾的生意，给他打下了基础，也让他更有了充足的信心，他是越来越觉得，做生意这一行，于他，是可借以大展鸿图的行当。
中秋节前，常明义正押船行进在上海至台湾的海路上。那段日子，上海市面上烧碱奇缺，可只要是染布的作坊，都需要烧碱这种东西。据说台湾盛产烧碱，因此，常明义看准了这生意的好处，便押着一船洋布去了台湾。他的行程安排，是要在中秋节前归家的，一来是要回家过团圆节，二来，程美珊临产在即。
程美珊呢，身体壮得简直打得死老虎，她挺着大肚子，依然每天坐在信丰祥里的帐台边拨算盘，直到临产前的腹痛突然袭击而来。李月珍赶紧差佣人请了接生婆来，却无论如何没法让程美珊肚子里的孩子顺利落地。挺过了三天，以为自然会瓜熟蒂落。年轻的程美珊却在这三天内耗尽了力气和信心，着急和疼痛让她不断流下眼泪，这眼泪里带着一些对丈夫的思念，也带着满腔的委屈。若是还在上海，若是自己的爹爹姆妈，一定会让西医来替她接生的。可她硬是不敢开口要请西医，在常家生活了一年多的程美珊，已学会了凡事不提要求、只默默承受的习惯。诸如饭菜的咸淡、每月份子钱的多少、有没有看戏或者夜宵的权利，这样的欲望和奢求，都已在慢慢地消磨掉。尽管这是在她过去的岁月里不曾有过的自控和收敛，但她也是懂得退让和顾全大局的人，且新婚的媳妇，什么都是新鲜的，没有孩子，没有拖累，忙碌于店铺的生意，被公婆看重着，不受冷落，便也不觉得压抑得过分。
熬了三天两夜的程美珊已是气息恹恹，李月珍也跟着熬红了眼睛。第三天夜里，接生婆实在已是黔驴技穷捉襟见肘了，红着眼睛擦着一头一面的汗水对急得团团转的李月珍说：太太，我这张老脸也丢尽了，快快请别人吧，实在已经没办法了。
躺在床上的程美珊终于哭出了声音，她用尽了力气大叫着：姆妈，求求你了，快请西医吧！
程美珊带着哭腔、几近呐喊的声音传出来，李月珍这才急忙派人去请西医。常家的女人生孩子，从来都是接生婆给接下来的。如今这世道，有了西医，这女人生孩子，也便难了好几成，请西医的花费与请接生婆比起来，可是要贵许多呢。尽管常冀昌是刘湾镇上的首富，但货郎出身的人，从来有着勤俭节约的习惯，过日子是能省则省的。即便是生孩子这一遭，也是要算计着操办的。但事到临头，看来已是无法节省了。
西医连夜赶来时，已近凌晨时分。居然是一个戴眼镜的瘦精精的男人。李月珍摇头叹息，李厚娣在自己房里连声念“罪过”，但此刻，已是没有办法了，只得任由穿着白大褂的陌生男人来接生了。男西医长着一双很大的双眼皮眼睛，说起话来轻悠悠慢吞吞，产妇家人已急得发了慌，他却依然不紧不慢的。男西医吩咐着再烧开水，自己用消毒棉花擦了手，拿出橡胶手套戴上，又拿出针剂、钳子、剪子等等用具，那双细长的手指灵巧活络，倒是有些象女人的手。男西医给程美珊打了一针，又温声温气地安慰产妇说：放松，放松，跟着我的口令用力，叫你吸气的时候就深呼吸，叫你用力再用力。好，对，很好……
男西医似乎是胸有成竹的，他不断引导着产妇，并且手脚利索地做着一些生产的协助工作，手法是温柔的，脸上却是毫无表情，似是没有感情的冷面人。但这冷面人却让在场的人们心生莫名的信任，连一向不相信西医的李月珍也听凭吩咐不敢多说话。李月珍放手让一个男西医给自己的儿媳妇接生，自然是违背了一向的戒律的。可既然已经这样了，就一定要顺利安全地生下孩子。一个女人，已在陌生男人面前暴露了不该暴露的羞处，若是再不能把孩子生下来，亏得吃大了。所以，李月珍的心情，是有些背水一战的意思的。
事实上，程美珊在西医温和却有力的鼓励以及产钳的协助下，顺利生下了大女儿善娟。没有大出血，也没有伤及孩子的一根毛发。是个女孩，李月珍稍稍有些失望。李厚娣把消息报告给常冀昌时，常冀昌坐在客厅的沙发里吸着烟。李厚娣急速挪动着小脚进了客厅，喘息着说：梓昌，生了，是个囡，九斤姑娘啊！头发墨彻黑，眼睛滴溜圆，女小囡生得大头大脑，倒象男小囡呢。
常冀昌舒了口气，笑笑说：头胎女，二胎男，不着急，第二胎就是孙子了。这女孩子，就叫“善娟”吧。
常明义从台湾押着一船道林纸回来的时候，这个出生时便有九斤重的女孩已足月，九斤姑娘常善娟在战火烽飞的八月里来到了人间。那是常明义的第一个孩子，那年月，物价正飞涨，钞票已不当钞票来用，日本人来之前可以买一头牛的钱，现在只能买半盒自来火，西医也不收钞票，诊疗费是用大米来付的。生下九斤姑娘，常家付出了五石米，这在当时，着实是一个天价了。那五石米让李月珍心疼了好几天，常冀昌却是开明的，他劝李月珍说：小囡大人都好，那才是顶重要的，要不明义回来时，我们怎么交代？
于老爷子常冀昌来说，钱真的是小事，他对他的小儿子常明义自然是抱着十足的希望和信任的，传宗接待是顶大的事儿，只要大人都好着，那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想生个把男小囡，那是绝没问题的。
常明义从台湾回来，又赚了不小一笔钱。本是要去购买烧碱的，却没想到，连台湾也是缺货，根本无从进货。常明义决意不可能带着空船回来的，即便是卖掉了一船洋布赚了一些钱，但一条空船就这样往回航行千里，是绝不上算的。于是，常明义改变主意，放弃了烧碱，改购了一船道林纸。结果，道林纸一到上海，居然也被抢购一空，且价格也是十分优好。常冀昌又一次认定，自己的这个小儿子，尽管比他的两个哥哥小了好几岁，但却是他最为称心和信任的。这几年，大儿子常明德和二儿子常明诚的状况令老爷子十分担忧。常冀昌极其清楚，这两个同胞兄弟，正做着完全不同的事业，过去还为着打日本人而同仇敌忾，如今却成了冤家对头。大儿子常明德现在是国民政府不大不小的公务官员，二儿子在日本人投降后那年来过一封平安信，好象也当官了，那官衔听起来似乎还比他哥哥大了一些，可这人现在究竟在哪里，常冀昌就不得而知了。他仅仅知道，他的两个儿子现在是站在了势不两立的两个阵营里的人，是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的立场。可他们俩是同胞兄弟，他们居然不念同胞兄弟情分，不仅分道扬镳，走上了阳关道和独木桥，甚至已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生意人常冀昌对此是无法理解的，他想的更多的，是诸如他这个年近花甲的老爹，什么时候才能让三个儿子围坐在他身旁，什么时候才能让他真正享受一番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等等的事情。
这是常冀昌卑微而渺小的愿望，于两个儿子来说，却是信仰与理想的冲突。所以，正当常冀昌因小儿子常明义日渐表现出一个优秀商人所具备的成熟、机敏和胆识而欣慰的时候，他为大儿子和二儿子的担忧，也与日俱增起来。
一年以后，常冀昌的大儿子常明德，终于抛下常年居住在刘湾镇上的乡下老婆宋丽珍和三个女儿，去了台湾。在这之前，程美珊的阿姐程美琳也跟着丈夫离开上海去了台湾。居住在上海的很多洋人撤离回国了，程美珊的父亲程肇启的洋东家走了，他也没有汽车开了，停了活计回到刘湾镇乡下，过起了吃老米饭的生活。因着这境遇，便越发觉得把小女儿嫁到刘湾镇乡下有田有产的常家，是他做得最为英明的一件事情。
这一年，常明义的大女儿善娟正牙牙学语时，他的第二个孩子，也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常尧仁出生了。果然如他的父亲常冀昌说的那样，“头胎女，二胎男”，常冀昌有了一个孙子，那是大喜。可是这一年，也是常冀昌尝够了骨肉分离、体验着悲喜相搀的复杂情感的一年。一九四九年的鼓炮声响彻上海的天空时，浦东钦公塘边的刘湾镇上，常冀昌的孙子在喧腾的欢庆声中呱呱坠地。这个与上海的五月庆典日几乎同时降临的孩子，在出生那一刻的哭声与别的孩子并无异样，可他，却成了刘湾镇上的常家日后的顶梁支柱，也成了常家跌宕生息的主宰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