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先后在《随笔》及《东方文化》杂志发表。
《札记》对知识分子角色作出不同层面的阐述，强调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独立性、批判性，启蒙的责任，以及失败的宿命。文章流露了一种悲观主义观点。
以章德宁女士合编文学年度选本《文学中国》，花城出版社出版。
（节选）
1
知识人
知识是一个元概念，可以由此衍生出一个概念群：知识人、知识分子、知识工业、知识主义、知识社会学，等等。
即如由资本构成企业家、金融家、高利贷者、纨绔子弟和守财奴，由权力构成君王、僭主、政客、弄臣、革命者一样；由知识组成的知识人，除了共同使用的知识所表现出来的文化相关性之外，作为一大族群，其中的人物可以很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在知识社会中，由于知识人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特定的社会圈子的依赖程度不同，与圈子内外相联系的对象和方式不同，因而所受社会组织结构所施加的压力也各不相同；知识人对社会，从霸权直到其余触目的事物和事件，便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态度，“内战”于是发生。
社会斗争往往通过知识人的内战进行。只要知识人存在一天，内战不会停止。
被称为波兰和美国社会学之父的兹纳涅茨基在其名著《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中，试图建立知识人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的类型学。他将有关的角色分为四大类型：技术专家、圣哲、学者、知识创造者。这样的划分未必是准确的，事实上，在知识社会学领域，也仍然有着形形色色的分类方案；但是，兹纳涅茨基关于知识人参与的特定角色系统所作的发生学及功能的阐述，无疑具有启发的意义。特别是角色转移问题。角色是一个动态系统，在执行过程中，角色成分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可以是单个角色，也可以是多重角色，还可以变色龙般地变换角色。对于角色执行者而言，根据其主观意向，可以有多种方式去执行角色；或者，只对角色成分诸如社会圈子、自我、地位、功能等其中一种感兴趣，而使其余的从属于它。由此，在知识人中就有了“守夜者”，有了“异类”，有了如法国评论家班达所称的“背叛”问题。
知识阶级
五四时期称“知识阶级”（源于日语），后来在政治家的著作中变做了“知识阶层”，阶层只是阶级的一部分，意在强调其依附性。再后来，连“阶层”也搁了起来，单说“分子”，很明显属于游离的社会角色。这样，著名的皮与毛的譬喻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其实，作为一个外来名词，就语义学的意义上说，知识阶级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词（intelligentsia）。
多少波澜险恶，惟在几个方块字的摆布之间。
从知识人到知识分子，中间多出一个精神过渡的层次。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虽然可以导源于古希腊的哲学家或中世纪的教士，但是，如果脱离了法国大革命以降的一系列崭新的文化理念和近代科学关于世界构成的观念的影响，要产生根本性的蜕变是不可能的。
由自由、民主、科学凝聚而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志。
“知识阶级”作为一个名词，据考证，最早源于俄国，大约1860年间已经出现，甚至还可上溯至18世纪。而作为现代意义的词，在法国，则在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由法国政治家、激进派领袖、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Clemenceau。Georges）于1898年1月14日在《文学·艺术·社会晨报》上发表《知识分子宣言》时首次使用。可见，从诞生之日起，“知识阶级”已是遍身烈焰，放射出社会正义的光辉。
俄国知识分子是特异的一群。
所谓特异，是因为他们把知识分子精神发挥得特别充分。领队者之一的赫尔岑，赞许他的兄弟兼具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美质，他们肩负着把他们的“北方货币”投入人类思想宝库的伟大使命，是“很少生活于往日的人们”，是“统一科学和生活、言论和行动的代表人物”。英国俄裔思想家伯林称他们是一支自觉的军队，他们的存在，将对世界知识者的良心构成永久性的冲击。关于俄国知识分子，以色列学者康菲诺列举了五项特征：一、关怀社会；二、把公共事业视同个人责任；三、倾向于把政治、社会问题视为道德问题；四、义务感；五、深信事物的不合理，以及加以改造的必要性。此间，贯穿了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罗斯土地的燃烧般的情感。乌斯宾斯基把提升起来的涵盖这一切的精神称作“土地——人民性”，其实这就是俄罗斯精神。索洛维约夫们的“新精神哲学”，车尔尼雪夫斯基们的斗争哲学，也都是紧贴着那黑油油、潮乎乎的土地飞翔的。
鲁迅说中国没有俄国式的知识分子，就是说中国的知识界缺少知识分子精神。
有机性与无根性
意大利思想家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对知识分子有一个经典的两分法，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他是从形成不同的知识分子范畴的历史过程所采用的形式，其中主要是两种形式的对照分析中得出这个创造性的结论的。
社会集团有机地制造出一个或多个知识分子阶层，这样的阶层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社会与政治领域将同质性以及对自身功用的认识赋予该社会集团，这样的知识分子就是有机知识分子。一般而言，他们是伴随着新阶级的出现而活跃在由新阶级所力图彰显的新型社会中的“专业人员”。他们是忠实于新阶级和新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则通过“行会精神”，感受到自己不间断的历史连续性和自身的特性，因此自认为是自治的，独立的，无须依靠居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但不论有机或是无根，正如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萨义德所说，“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
葛兰西说，所有的人都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但是并非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职能。
如何通过特定的条件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实施知识分子职能，成了问题的关键。在葛兰西看来，有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代理人，是上层建筑体系中的公务员；其有机性，是由行使社会霸权和政治统治的下级职能来体现的。
从意大利，到法国、英国、德国、俄国、美国、中南美，以及中国、印度、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比较性描述，是《狱中札记》中饶有意味的部分。
意大利及法国知识分子的国际性或世界性，显然为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这是基于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经验之上的现象。英国的传统知识分子为当权的工业集团所吸收。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缝合方式，其中包括德国。但是，作为德国工业家的传统知识分子，却保留着特权以及强烈的独立意识，原因是死而不僵的容克地主拥有自己的经济基础，拥有自己的常备军，以及稳定的组织干部，所以有利于保持集体精神和政治垄断。俄国知识分子中一些精英分子移居国外，吸收了西方最先进国家的文化与历史经验，却未曾丧失自身民族最根本的特征。他们回国之后，不是营造狭小的文化学术圈子，而是强迫人民觉醒。这些精英人物与引进的德国人之间的差别，正在于其本质上的民族——大众性。葛兰西指出，这种特性不可能为俄国人民的消极的惰性所吸收，因为它本身就是俄国对其历史惰性的有力的反弹。中国的留学知识分子，相反容易为国民的惰性所吸收，仅此可以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迅速退潮的一个注脚。不同于美国的传统知识分子的匮乏，在古文明国家中，这类的知识分子呈大量积淀状态。葛兰西特别指出，在中国，文字书写是将知识分子同大众分开的表现。在印度和中国，宗教领域也构成了分割知识分子和大众的鸿沟。
葛兰西高度评价俄国知识分子，他认为，俄罗斯的现象可以和美利坚民族的诞生相比拟。盎格鲁-撒克逊移民本身就是知识精英，他们移居美国，除了道德力量和意志力之外，还随身带去了某种程度的文明。欧洲历史的某个阶段，一旦经由他们移植到美洲的处女地上，其本质的力量便毫无窒碍地发挥出来，速度是旧大陆所无法比拟的。关于旧大陆，葛兰西认为存在着一系列致命的障碍，不愿消失的旧制度的遗迹；正是它们阻碍了快速的进步，以保存和均衡对待每一种首创精神，而且极力通过时空来冲淡它。类似的障碍和遗迹，在古文明国家中，更是随处可见。
普遍型与特殊型
法国著名学者福柯把知识分子分为普遍的与特殊的两个类型。
福柯说：“普遍型知识分子来自名人—法学家，并且在作家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为作家掌握着所有人都能从中认识自已的意义和价值。特殊型知识分子则来自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物，此种人物不再是名人—法学家，而是专家—学者。”福柯认为，特殊型知识分子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的，象征性的人物是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他将普遍型知识分子与特殊型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福柯赞扬他在离开专业领域以后，在美国科学事务中担任了“类似政委的角色”。
福柯指出，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已经到来，即：“学者凭借局部科学真理——不管其重要性如何——干预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斗争。”在西方知识分子史上，他用达尔文取代左拉，作为这一历史转折点的代表；还特别指出，生物学和物理学以特殊的方式成为特殊知识分子这个新角色产生的领域。他认为，技术—科学结构延伸到经济和战略范畴，必然赋予这一新角色以实际重要性。
的确，像生物学和物理学这样的自然学科所内涵的科学哲学，与人类社会改造的进程关系密切，或者可以说是具有潜在的革命性。但是，自然科学本身并不具备思想，其潜在价值，惟有凭借人文精神去进行发掘，而不可能自动地作革命化的延伸。二战期间，原子弹的爆炸在日本造成了巨大的惨剧，由此引发的科学价值的危机，至今仍然使人们惊恐不安。
或许适得其反。作为自然科学家，专业与“社会人”分离，专业往往过滤了社会成分，包括心理学根源而使自身单纯化；而作为作家，或社会科学工作者，其专业融进更多的社会成分，而且始终伴随着情感和生命的冲动，是一个复合体。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家的专业是由来安全的，作家和人文学者的专业却容易构成如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说的“危险的思想”。在纳粹德国和苏联，比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化艺术无疑遭到更严重的摧残，不驯服的作家和思想家所受的迫害是空前的。“文革”横扫一切，比较言之，自然科学家至少在名义上受到权力的保护。自然，极少数戏子和戏子样的文人也是受到了保护的，因为要歌颂太平。
一言以蔽之，科学无法取代精神。
新阶级
社会学家曼罕说，近代的自由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固定的经济阶级，知识和思想则成为他们唯一的凭藉，因此才能坚持自己的“思想上的信念”。
贝尔认为，知识分子早已成为独立阶级而与其他阶级争夺社会控制权，技术知识分子的迅速壮大，将最终导致知识阶级的统治。古尔德纳随之提出“新阶级”的概念。他认为，随着人类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资本行将代替货币资本；作为文化资本的占有着，知识分子也必将取代原有的资产阶级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由于新阶级所拥有的文化资本本身具有某种批判性，故而成为社会整体利益的承载者，成为“普遍阶级”。
很可能这是知识阶级的一厢情愿，就像戏曲中的穷秀才梦见中状元一样。问题不在于权力结构的变化，即使新型的技术官僚代替了老官僚，而统治依然如故。如何废除由推陈出新的权力形式所保护起来的本质性的奴役，是问题的全部。
萨义德否定在“后现代”的时代里，可以放弃通过个人行为以增进人类的自由和知识的目标；认为即使如法国哲学家利奥塔那样一再声称与前现代相关的“解放与启蒙的大叙事”不再流行，他对于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仍然不会改变。
代表性
萨义德承认，知识分子应当而且可以成为“代表性的人物”。
他说：“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公众以及‘为’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信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时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产生）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置不顾的人们的议题。知识分子这么做时，根据的是普遍的原则：在涉及自由和正义时，全人类都有权期望从世间权势或国家中获得正当的行为标准；必须勇敢地指证、对抗任何有意或无意违犯这些标准的行为。”对于知识分子的代表性，萨义德未免太夸大、太乐观了。事实了，没有任何人或集团可以作为一种人类普遍观念的化身而出现。他所说的代表性，惟是价值观念中的代表，意向中的代表，而不是事实的代表。好在他在关于代表性的言说中，同时强调了个人，活生生的人，包括那独有的怪异，暴戾的人生风格和社会表现。
真正的知识分子一定单纯地只是一个人。
唯有个人能够思考，正如曼海姆所说，“不存在任何诸如群众头脑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知识分子对谁负责？对什么负责？知识分子同什么相关？法国当代思想家鲍德里亚面对这类提问，坚定地回答说：“我依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负责。”
在强调知识分子为自己负责时，他回顾了1968年的五月风暴，指出风暴过后，人们都说从此再没有人上街为他人代言云云，于是反诘道：“怎样才算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他能够为他人代言？这才是真正尖锐的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谈论什么为他人立言之类，政治阶级也是这样。他说：“知识分子从他所属的文化中有所得，并为这种文化立言是必然的。但是，这一事实相对限制了言说的内容；他的言说，只能是其客观情境的转述而已。如果说有知识分子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说了些更多的东西，说了些其他东西，说了些不同的东西。在言说的过程中，他们必然同自己的社会利益甚至自身所属的阶级相关。”但他接着强调说：“当知识分子完全沦为一个群体或一个阶级的代言人时，他就彻底完了。”
萨义德曾经引用小说家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戴德勒斯的话，表明知识分子的个人性：
“我不会服侍我不再相信的东西，不管那是我的家、我的祖国或我的教会；我要尽可能自由地、完整地以某种生命或艺术的模式来表达自我，用我容许自己使用的仅有的武器——沉默、放逐、隐瞒——来自我防卫。”
在黑暗的中世纪，当垄断了言论、出版、教育，以及对世界的解释权之后，垄断型思想便告形成。这是非常可怕的。惟有在统一的教会瓦解以后，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的组织，不再是一个特权阶级或等级的成员，思想的经院方式才会有所改变。正如曼海姆说的：“直到教士对于知识的垄断崩溃之后，现时代对思想的根本质疑才真正开始。曾经被人为地维持的、几乎毫无异议地被人们接受的世界观崩溃之日，正是它的制造者的社会垄断地位瓦解之时。”
2
精神，思想及其他
俄国哲学家习惯于把精神从灵魂和肉体这一属于自然方面的属性和机能分开，而视之为超自然的独特的世界。精神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体现。它不同于灵魂的是，它可以与生命以及一切属于生命的东西分开，不受本能和环境的制约；它能够把自身对环境的反应上升为对象，并且为自己所把握，连经验及感觉也不可能对它构成限制；甚至，它可以把自已从自身中抛离出来。而灵魂是仅就肉体相对而言的，是经验世界的镜像，是人的主观方面的东西。
精神有如阳光，恒在地悬浮于大地和云层之上。可是，生命个体的精神质性差异极大；正如光照对季候的影响一样，春夏秋冬，阴睛雨雪，可以因此呈现为不同的景观。
精神是自由的。
精神本身具有反专制反奴役的不驯的性质。没有任何固定的体制、规范、训条可能束缚它；反之，它将冲破一切束缚，奔赴没有终极目标的目标。
人类的日常行为构成我们所惯称的生活。这种生活，在本质上说是物质生活，而不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是不同于内心生活的。简单一点的区分是：内心生活与日常生活直接联系在一起，是生活在此处，精神生活则生活在别处。
知识分子在物质方面的要求可能很简单，甚至安于清贫，可是，他的精神生活是丰富的，追求没有止境。结庐在人境而无人往来，他不会感到孤寂，因为人类整体同他生活在一起；但当进入喧闹的人群之中的时候，他又有可能顿感孤独无依，如同进入荒原。从表面上看，他的处境是平静的，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可能正刮着暴风雪，惨酷的战争在日夜进行。
是精神把知识分子同庸常的人们接连在一起，然后彼此分开。
康德的世界，惟是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狄金森的丰富而深邃的诗篇，是自我禁闭的产物；她的日常生活单调至极，连穿的衣服也是纯白的。普鲁斯特日夕相处的是疾病与床褥，而他的《追忆逝水年华》，却流转着一个无比繁富的世界。
托尔斯泰身为伯爵地主，在他的心目中，众多匍匐在地的庄稼汉居然一个个成了圣徒。纳粹的极权主义时代已然随着二战的结束而成为历史，而阿多尔诺和他的法兰克福伙伴，还有托马斯·曼、伯尔、威塞尔、格拉斯、凯尔泰斯，依然生活在苦难的奥斯维辛。
索尔仁尼琴一生走不出古拉格群岛，无论他远在美国，还是重返已经解体的苏联……
精神析出一种多棱的结晶体叫思想，这是理性的产物；但也大量地液化为感觉，具体的欲望和冲动，为流动的情愫，感情和想像。总之，思想不完全是明确的，清晰的，具有一定方式的，它涵盖着更大的区域。
思想并不一定构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它可能湮灭，可能作为历史文献而存留，但也有可能在适当的时候突然化为行动。当它表现出它的感召力，也即在社会的深部唤起人类的良知和意志而使之觉醒的时候，就会构成批评或对抗政府的力量。拿法国来说。法国大革命从本质上说是知识分子领导的运动，思想的运动；从德雷福斯事件到五月风暴，都是由勃发的思想力量迫使国家让步的。
赫尔岑说，精神乃是变幻莫测的海神：认为它在，它就在；不认为它在，它就不在。这是就精神的个人性而言的。所谓“时代精神”，其实是指一个时代的某种精神氛围，而并非存在如黑格尔式的哲学家所论证的实体。精神终究是个人的事，绝不是共同的，正如自由一样。
“吾善养浩然之气。”
精神使人充实，执著，独立支持而傲岸不阿。人类的全部尊严是精神所赋予的。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称被镇压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精神上是高度“自治”的；也就是说，精神本身具有一种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对于曼德尔施塔姆来说，是足够自给的。
工作的精神性，决定了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自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惟有听从内心的指令行动，哪怕头顶悬着指挥刀。
知识分子精神的衰退，意味着知识分子职能的衰退；同时，这也是社会的知识力量和道德力量的衰退和丧失的征象。
边缘性
知识分子是一群失去家园的人，也可以说是一群寻找家园的人。他们远离权贵，远离俗众，永远处在流浪的途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一种不是职业的职业，使他们命定地成为终身的探索者。
世界上存在权威，但是不可能存在知识分子权威；因为一旦被视为权威，便是反知识分子的了。
无论是作为“立法者”还是“阐释者”，知识分子都只能使用唯一的一种工具：笔。御用文人好像也用笔，其实所用是权杖，而与笔无关。笔或许是有力量的，所以，鲁迅会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但是，笔又是最没有力量的，所以仍如鲁迅所说：“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知识分子的工作，说到底带有书面性质。知识分子是声音的制造者。知识分子的声音，不问有力与否，也不问效价如何，都是“纸上声”。
关于知识分子的边缘性，萨义德有过相当详细的论述。
知识分子基本上关注的是知识和自由。他认为，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个人的体验获致的。这种体验，是边缘人的体验，流亡者的体验。真正的体验，决不能遵循惯常的逻辑，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进行，而必须是自创的。知识分子的全部行为都是自创的，即是一个实验的、发现的、创新的过程，充满风险的过程，勇敢无畏地不断作着自由选择的过程。对此，他打譬喻说：“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宾逊那样把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殖民的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知识分子作为“自由流动的资源”而为社会所利用，大抵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前现代民族国家里，权力及其统治相对衰微时期；其二是在现代民主社会。这时，知识分子的行动受到一定的保护，甚至得到鼓励，因此思想相对活跃。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其源头及主要部分，都是在这个时候积累起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所谓“游士”，在春秋时期开创了为后来的统治者常常借以标榜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留下大量经典，支配了长达两千年的学术界。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知识分子国有化，这样的自由创造的局面便告完结了。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知识分子或者大量逃亡，遗下大块的空白地，如纳粹德国；或者集体留守，被迫发出抗议的声音，如沙俄时代的知识者群。但是，就一个时代的整体的文化建设而言，即使有挑战破坏之声，也仍然是不够的。一个专制黑暗的社会，不可能有多元的、健全的声音，不可能众声喧哗。何况，像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优异的人物世所罕见，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只有沉默，少数异己者的声音则被淹没，唯一的旋律或主旋律，是鲁迅所说的“顺世和乐之音”。
曼海姆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有社会依附者，如中世纪的教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阶层，内部高度统一；葛兰西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是近世的一个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愈来愈多。没有社会依附者，由于不依赖现实中的特定的物质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外部的打击之下，显得特别刚强也特别脆弱，对现行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潮流特别敏感。对于他们的出路，曼海姆相当悲观，认为随着独立的中间阶级的衰落，从中补充兵员的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只能日渐减少；自由研究及独立表达，也就因此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
教会履行牧人式职能，由教士演变而来的知识分子则反叛这种职能。但是，由于社会理性与个体意识相冲突，结果如卢梭所言——“必须强迫人们自由”——而使知识分子自身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
在俄国和德国知识分子的常用词典里，几乎每个词条的后面，都连着一个触目的短语：“内心流亡”。
在极权主义的境遇里，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曾经历过内心流亡。
否定与批判
鲍德里亚强调知识分子不可能促成肯定性。他指出：“认为自已能够促成或创造肯定性价值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右倾的。大众层面的社会创造性与知识分子的边缘性——这种边缘性固然有其作用——两者之间必须保持一种互动，而社会机体必须从这种差异、分裂和间距中获得其动能。”
所谓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只能是否定性方面的影响。
伯林说：“我只能说，任何一个和我一样相信民主，人权和自由国家的人都不能否认，批判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禁止或限制批评的政权，在非常时期里，都必然会以统一行动来维持稳定和避免毁灭，从而走上集权主义的狂热的道路。”
知识分子先天地带有幻想的性质，乌托邦性质。乌托邦理想的存在，对知识分子来说，乃是一种权衡、批判和改造现实的实践，以及对从事改造本身的准绳。
无论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
针对康德的关于启蒙的观点，福柯摒弃理性的绝对性，着重阐述批判的本体论所特有的哲学气质。正是这种在启蒙中被激活的气质，质疑历史的存在与现实中的诸种关系，并且使启蒙的主体自身成为问题。
不同的气质，区别了古典的康德与现代的福柯。
既然启蒙被看作是一种气质、态度、哲学生活，它就必然地同知识分子的职能有关，而不仅仅是某一种社会型态或历史阶段的需要。福柯说：“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应该说批判工作包含着启蒙的信念。我认为，这种批判工作必须对我们的界限作研究，即，它是一种赋予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耐心的劳作。”
如果说启蒙已经过时，除非消灭了自由知识分子。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在其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把两种相反形态的文化归结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前者指在政治冲突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构建的知识体系；后者则属于反对派，表现为被统治者的集体意识，反对占优势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另一种知识体系试图通过想象而改变现存。
这是一对共生的，又是对立的文化形态或话语形态。
在现实中，往往是由维护现存秩序的统治集团来决定什么是乌托邦；而与现存事物相冲突的上升集团，则决定把什么看作是意识形态。但是，困难的在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并非单独出现，或者泾渭分明；上升阶级的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夹带着，甚至渗透着意识形态因素。而这，常常是一些正统的学者所以嘲笑乌托邦，指责所谓的“激进主义者”的地方。
在既存的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强大的。
拉马丁说：“乌托邦只是早熟的真理。”
曼海姆在书中特别指出，日本对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成果的热情接受，与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方面的谨慎和防范，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大部分被日本当局归结为“危险的思想”；其中，民主、自由、宪政等有关课题的讨论所以被看作是危险的，乃因为它们有可能动摇被神圣化的信仰，削弱现存秩序。“但是，”曼海姆说，“人们不那么容易认识到的事实是，即使没有官方的审查，思想也是扰乱人心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危险的和颠覆性的。因为思想是一种催化剂，它能够反叛传统，打乱常规，破坏信仰，引发怀疑。”
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服务，并非因为意识形态专家有什么特别的创造，而是它除了赤裸裸的说教之外，还通过掩饰矛盾，客观上有利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结构合法化的工具，它是行使权力以保障和掩饰局部利益的媒介；换言之，它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统治阶级或集团的意义环境，以掩盖统治的本质。由于意义结构是通过含义结构产生和复制的，因此，组织成员的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论的社会化程度。一系列的推论，形成了一条“意识形态链”。意识形态的成立，不可能依靠一个人，一个概念，一个链环，而是必然地联系着别的人，别的概念和语词；它是通过集合的方式，在语义场中发挥作用的。
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批判的社会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现存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这些流亡思想家，倾全力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工具性和对人的奴役性，饱含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痛感。
对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法国知识者中的左派和右派的态度全然不同。
鲍德里亚说：“世界并非处在乌托邦之中，但知识分子却是某种乌托邦的传播者。这是他们所能发挥的唯一一种积极性。这是一种否定的积极性，因为乌托邦根本不存在，并且也不可能存在。”阿隆则指责这类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往往不把当前的现实跟其他的现实相比较，而宁可以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来比较当前的现实，譬如，不比较法国的现在与过去，而宁可以法国应该如何的观点比较法国的现状；知识分子就依此来裁决他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种人为设造的制度可以经得起这种试验，而不遭到损害。”
知识分子是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所以是批判家，而不是辩护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乔治·齐美尔草草写下数语：“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这是全人类的悲哀。这种没有理想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劫难并存的。事实证明，这并非是敏感的哲学家的预感。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的燃灯者。只要他们不让手中的火把熄灭，人们就不会害怕黑暗。
3
知识与权力
权力与知识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
正如权力者与知识者的关系一样，作为社会结构的要素，两者自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能量，处在不同的运动方向之中。
权力趋于集中，知识是分散的，即便经由系统化处理，仍然无改于多元状态。权力是封闭的，而知识是开放的，袒呈事物的形相、事实、经验和真理。权力的质地是强硬的，不容改变的，所以尼采辈乃将生命职能权力化，创“权力意志”之说；知识不同，它是可补充，可修正的，一直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从本质上说，知识是反决定论的，它没有固定的目标；而权力的目的是明确的，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征服。权力就是终结。
福柯从尼采的谱牒学那里获得灵感，构建他的知识社会学。所谓“知识霸权”，其实在政治霸权面前，几乎是不能成立的；尤其在政治发育不全，政教不分，专制政治以致极权政治阶段。与其说是知识自身形成霸权，毋宁说是权力深入知识内部，借知识而现身的结果。
作为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双方，权力和知识也有相互依存的方面。知识依赖权力进行传播，不独保存而已；由于知识可以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权力乐于利用知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但是在这里，依赖性不可能表现为对称的方式，权力不会委身于知识，相反，对知识只能实行剥夺，占有和支配，故也谓之“保护”。在权力和知识之间，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公开地，或者隐蔽地进行。
少数知识者不满于知识的依附的地位，他们力图使自己不受保护，充当文化上的反对派。捷克哲学家帕托切克在《持异议者文集》中，称这样的知识者为“不受保护者”。
从谱牒考察，知识分子的原型有占卜者、巫祝、行吟诗人、史官、俳优、教士、圣愚等等，由此可以开出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传统。与权力的距离的远近，造就了知识分子不同的职能、性质、精神风貌。
由于国家、民族、阶级、团体、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的差异，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个人；但是，自由精神的一致性，对非物质方面的利益的追求，都可以在众多的变数中间产生一种可通约性、普遍性、超越性。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意识的拥有者，“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萨义德说：“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或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与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所谓普遍性，在这里变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而且，这责任不可避免地同人类的苦难和危机有关。
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职业，是一种充满着精神冒险的痛苦的职业。所谓“智慧的痛苦”，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可能脱离思想实践性。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现实世界——主要集中在苦难和危机上面——不发生任何关联，有智慧而无痛苦，势必蜕变为一般学者和文人。
知识分子是否如利奥塔所说，已经进入了“坟墓”？
根据利奥塔的阐释，知识分子被等同于一种普遍主体，是由20世纪初法国德雷福斯事件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由于一体化的知识状态分解为各自独立的“语言游戏”，加速了普遍主体的消解，所以说，“分离”才是知识活动的基础性原则。这是对寄存于知识分子角色中的文化精神的普遍性所作的曲解。精神不是黑格尔式的绝对精神。在这里，精神是本体论的，具有各别形式的，离不开个体的承当。
否定普遍性是对社会责任的一种逃避。但是，肯定普遍性，也可能因为耽于形而上而逃避自由，逃避责任，进入利已主义的庇护所。
美国西尔克父子在一部政治社会学著作中把一些大学、报纸、学术机构当作美国社会的“权势集团”进行论述。它们作为权势者，是只有在民主社会中才可以成立的，在专制社会中只能是弱势集团。在专制社会那里，权势是高度集中的；文化机构不可能具有独立性，它们是政治的仆役；如果要说社会影响，也不过是权力的影子而已。
“知识分子属于弱者、无人代表的同一边。”萨义德说。
思想统制
权力对知识的利用或遏制，通常按照两个渠道进行：其一是规范知识者，或者培育，或者戕害；其二是规范知识的载体，物质化的书籍报刊，或者推行，或者禁毁。
古来有所谓王道霸道。道者，未必一张一弛，却往往视乎对象的性质而定。任何歌功颂德的东西，几乎都可以享受仁爱的政策，哪怕是独裁者。
伏尔泰在一部名为《关于阅读的可怕危害》的小册子中说：书籍驱除蒙昧，“而蒙昧从来就是控制完美的国家实行监管与保护的工具。”
一部阅读的历史，就是一部关于图书的遭受查禁，删芟，残损和毁灭的命运史。绝对的权力，要求一切读物都是官方读物。多种审查机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559年，罗马异端裁判所的神圣会议出版了第一本《禁书目录》，经过不知多少回的增补更新，至1966年6月才被最后废弃，其间居然延绵了400年！
此后，这种敌视知识和思想的野蛮行为并未绝迹，《禁书目录》仍然以不同版本在流行。从最早的莎草纸卷，竹帛，到装帧完好的现代书籍，布满无尽的灰烬，以及锁链的阴影。
马克思在著名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书报审查，尤其是“有害倾向审查”，使著作家成了“最可怕的恐怖主义的牺牲品，遭到了怀疑的制裁”。他指出，这种反对倾向的法律，即没有规定客观标准的法律，不是惩罚行为而是惩罚思想的法律，乃是旁边置放着普鲁士绞架的出版自由。
他对书报检查官十分憎恶，讽刺为“像罗马的鹅一样，只要嘎嘎叫几声就可以挽救卡皮托里山的人们”。他说，这些家伙太谦逊了，总是一声不响地躲起来，“学术界并不知道他们，而政府知道他们”。
他还区分了书报检查中自由报刊外部与内部的限制。外部限制仅是官方限制，而内部限制，则更复杂也更严重。
法国大革命以血与火为自由和民主立法。
马拉波指出，报纸若无自由，其他法律将无效果可言。
夏多布里昂说，“出版自由并非来自宪法，而是宪法来自出版自由。”
一个没有出版自由的国家是没有宪法的国家。因为，从根本上被注销了自由权利的宪法不是宪法。
关于言论出版，世界呈现两种不同的模式：一是美国模式，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原则，新闻出版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这里，宪法对权利的保护植根于人的基本尊严和价值的观念。一是苏德模式，谁控制了新闻媒介，谁就控制了语言和思想，控制了全社会。个人的权利，更多的时候遭到各种以集体名义进行的扼杀。
极权国家由于过度重视意识形态，所以对书报特别怀有敌意，而必要采取审查措施。然而，在美国和西欧，检查制度已于19世纪全面瓦解；苏俄则一直维持至具有历史意义的1989年。
顺从与保守
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划分为保守的和激进的两类。
他指出，保守的知识分子为主流阶层提供道德的与智力的领导权。他们认同主流的权力关系，作为现状的能动中介，有意无意成为其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传播者。他们为统治阶级服务，提供政治的、经济的、伦理的理论基础。
他同时指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类保守的知识分子仍然可以随处找到。
科塞在一部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名著《理念人》中，详细论述了权力与知识的不相容性。他认为，从政的知识分子作为公务员的知识分子，由于受到政策制订者的限制，注定是保守的，回避问题的，讲究功利的，而不是前瞻性的。具体事实的约束力，促使他们一起挤到技术和工具的角度进行思考。他称引李普曼的话说：“把追求知识分子与行使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这样做的人，结果不是沦为相当恶劣的政客，就是成为冒牌的学者。”并且强调指出，不存在任何修正这一判断的理由。
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有一个专章，题为“对权势说真话”。他明确指出，这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对于有机会接近决策层并掌握一定实权的知识分子，他断定说，他们“主要是服侍权势并从中获得奖赏，是根本无法运用批判和独立的分析与判断精神的”。
他坦率地批评说，知识分子的“逃避”态度是最值得指责的。在他看来，所谓逃避，就是转移明知是正确的、有原则的、困难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比如：不愿意显得太过政治化；害怕有争议性；遇事需要领导或权威人物的允许；总想保持客观、持平、温和的美誉；希望能被咨询，成为委员会中有声望的一员，以留在身负重任的主流之内；希望有朝一日能获颁荣誉学位和大奖，甚至担任驻外大使。他说，“对知识分子而言，腐化的心态莫此为甚。如果有任何事情能使人失去本性，中立化，直至戕害热情的知识分子的生命，那就是把这些习惯内在化。”
在这里，萨义德提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的“腐化”问题。
英国作家福斯特说德国人很崇尚文化，但是犯了一个大错误，就是容忍自己的文化堕落为“官方文化”，所有的罪恶由此而生。纳粹时期就是把伟大的国民文化改造为官方之物，将文化遗产削足适履地使之极力符合今天的统一规范，否则国将不国。对于希特勒来说，“所谓德意志即是——德意志”，国家是最终目标。正因为如此，在纳粹的铁掌之下，德国文化无法升华为世界文化，用我们惯常使用的一句话来说，即是“走向世界”。
在西方近代史上，律师和法官为促进民主革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事实表明，他们也曾忠实而有效地服务于专制政权。这样两极的现象，出现在同一角色身上是令人吃惊的。
在德国，“铁血总理”俾斯麦便出色地利用司法，作为打击异已，控制国家的工具，“官僚反动势力最锋利的一件武器”。众多的法官与当局保持高度一致，以致被称为“阶级司法”。
法官联盟主席约翰纳斯·雷卜说，整个共和国的法律充斥着“骗子精神”、“党派和阶级的流氓法律”。情势的严重，致使自由进步党员不得不大声呼吁反对法官“该死的党性”。
卡尔·施米特是著名的纳粹法学家，早年出版《论独裁》，即已对独裁制度进行了法理的辩护。他认为，在紧急状态下，国家领导人拥有极端的权力，甚至可以在“暴乱城市”中动用灭绝人性的手段。凭着他的敏锐的政治嗅觉，主动迎合，支持独裁，为纳粹簒夺政权和镇压“国内敌人”制造新的理论，从而获得纳粹的重用。一度失宠后，眼见希特勒进攻欧洲，他又将研究方向从宪法转移到国际法中去，发明“大空间”的概念，为德国的侵略行径寻找法律根据。对于当时众多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他声称，“此类德国知识分子的败类就是应当被消灭！”
希特勒在1938年说：“少了扩音器，我们就无法征服德国了。”这位法西斯魔王不断用扩音器播放瓦格纳的音乐，以激发群众的爱国狂热；混杂在这音乐中的，就有知识分子的叛卖的声音。
俄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罕有的优秀的族群。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对于波兰尝试恢复独立的活动，他们普遍地表示了一种敌视态度。1830年和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后，俄国社会各界一致支持政府对起义者施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其中，就有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和丘特切夫等人。“爱国主义”成了一道魔障。为了伟大的“祖国”，他们不能不对致力于脱离俄国的波兰人的勇敢精神表示痛恨。对此持不同立场的，只有一个赫尔岑。但是，无论在政府，还是在同行那里，他都因为服从真理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苏联著名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在回忆录中称，曾经写出《列宁》和大量政治鼓动诗篇的马雅可夫斯基不是“公民”。这是耐人寻味的。
萨义德在一次回答台湾学者采访时谈到中国知识分子，说：“虽然我对中国传统所知不多，但我认为这些传统都有宫廷的知识分子，也就是对有权势的人发言的知识分子，而他们自己也成了有权势的知识分子。”他强调说，他一向反对这种情形，因为他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知识分子恰恰乐于进入宫廷，充当顾问，也即古人说的“王者师”。连发动新文化运动起家的胡适也在所难免，可见一般。
倘要安全和荣耀，必然舍弃自由。因为，无论自由建立在什么地方，在壕堑里还是在纸面上，都是危险的事业。
激进或对抗
关于知识分子的职能，曼海姆这样指出，他们把利益的冲突转化为理念的冲突，把社会上潜在的令人不满和不安的问题及其根源揭露出来，从而促进人们的觉醒。科塞以理念定义知识分子，称为“理念人”。他认为，知识分子对社会核心价值特别关切，他们把理念从中诱发出来，并且设法加以引导和提升，希望通过系列有意义的通用符号，为社会提供道德标准。他们是坚持神圣传统的传教士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圣经》中先知的继承人，是那些受到感召而远离宫廷和教会的制度化崇拜，在旷野中传道，谴责权势者的罪恶的狂人的后代。不同的在于，“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理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视，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
批判的、异议的、反抗的态度，对知识分子来说是根本的。萨义德谈到知识分子时说：“吸引我的就是一种反对的精神，而不是调适的精神”；又说：“在意见与言论自由上毫不妥协，是世俗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堡垒；弃守此一堡垒或容忍其基础被破坏，事实上就是背叛了知识分子的召唤。”
西方文化学者提出一个“抵抗的知识分子”的概念。
不同于葛兰西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地方，抵抗的知识分子来自并活跃在任何群体之中，而不限于工人阶级。他们反抗形成他们自己的社会的令人窒闷的知识和实践，在被压迫情境中倡行改革性批评，并且力图提供道德的、政治的、教学的领导权。无论在学院内，还是在学院外，他们都在积极参与作为批评角色的各种项目，创建政治关系的新形式。他们非但不曾屈从于政治对学术的兼并，恰恰相反，而是将学术研究重新加以政治化。鉴于各学科专家的知识与公众领域的严重隔阂，他们努力创造一种能够变革社会的语言，进入大众空间，以合群的姿态反合群。
齐格蒙·鲍曼的《立法者与阐释者》一书以两分法立论，从现代和后现代这样两种不同的处境和策略出发，把知识生产者分为立法者和阐释者两大类别。
借用这个隐喻，可以赋予另外的意义。立法者可以称为秩序主义者，是权力者的一部分，以知识和技术从事务实政治，谋求控制的有效性，通过献策和直接加盟，影响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阐释者永远是无权者，解构主义者，脱离命令性行为而强调相对自主的实践，从事的是务虚政治，惟以批判、对抗、不合作表达某种政治意向。正如《理念人》的作者科塞所说：“知识分子作为政府与社会的积极批判者，作为一套观念的鼓动家，他们并不向往权力，他们的目的首先是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一个中心问题，然后利用公众舆论的力量向决策者施加影响。”
知识分子构成为“压力集团”而自处于权力中心之外。作为独特的存在，他们以强大的精神能量，体现社会对国家的制衡。
在1968年5月风暴中，巴黎学生高呼：“宁愿与萨特走向谬误，也不同阿隆共享真理。”在这里，萨特代表的是反政府的立场，自由思想的立场，勇于实践和承担的立场。
什么是真理？当它成为现实的那一天起，就失去了真理性。
知识分子的自由意识，也即反抗意识的表现，除了反对权力，就是反对群体，乃至反对自我。
萨义德指出，知识者常常昧于面对以自己的民族或国家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在危急的时刻尤其如此。他举越战为例，说当时要求团结一致支持国家，连辩论战争是否正当也被认为相当于叛国行为。他强调指出，即使遇到这种情况，知识分子仍须发言反对那种“合群性”，个人的利害得失是在所不计的。
在纳粹德国，以海德格尔为首的大队的知识分子趋附于希特勒政权，也有一批宁可被处死，被驱逐，也不屈从于权力意志的知识分子，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被迫在帝国文学院或别的机构工作，他们默默地在内心深处流亡，却没有成为理性、人道、进步和文化事业的叛徒。在苏俄时期，不少知识分子一样遭到流放，枪杀，送劳改营，但也一样留下了被此互相声援和救助的神话，留下了惨烈的小说和不屈的诗篇。
在中国文革，留下的是八个戏，一直传唱至今。
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冲突，是现代文化历史的一大主题。
高尔基与十月革命，卢卡契与共产国际，鲁迅与左联，都在各自的文字中留下了由于冲突所致的斑驳的伤痕。
此后，好像很少有人拿起拨火棍，在野草，灰烬和沙砾中寻找过这条线索。
自我批判
真正的知识分子，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当作社会的一部分来看待，从主体不断分裂出客体，目的在于洞察自己和批判自己。他不会为自己争取豁免权，因为一旦获得这种特权，他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
萨义德说：“如果要维护基本的人类正义，对象就必须是每个人，而不只是选择性地适用于自己这一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国家认可的人。”
穆勒对于英国的民主自由发表了许多值得称颂的观念，却表示说所有这些不适用于印度。托克维尔批判了美国虐待原住民和黑奴的野蛮行径，却以维护国家尊严之名，为法国占领军对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徒实行绥靖之战开脱罪责。从纪德到索尔仁尼琴，不知有多少知识分子，甚至身受迫害，却也仍然表示反犹主义的立场。
一面是圣徒，一面是魔鬼。
西德剧作家马路丁·巴鲁扎说，他自己所以没有成为屠杀犹太人的凶手只是偶然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也是有罪的。
美国历史学家戴维·怀曼说：“纳粹是杀人犯，但我们也都是被动的帮凶。”
英国思想家伯林说，他为迟迟获悉犹太人被杀的消息而感到内疚，虽然知道这不是他的过错。
人们竭力将自己的罪恶推向社会，有人则从人类的罪恶中发现自己。鲁迅式的批判是著名的，鲁迅式的自我批判也是著名的。
他说：“我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这个学医出身的人，深知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种种生理与病理的联系，所以对待自我这个标本，他的解剖刀能够那么准确、干净地切除为一般知识者所珍爱的部分，却完整地保留了为他们所厌憎，所急欲割舍的东西。
所谓思想革新，是思想自身的逻辑运动，故不囿于社会运动而已。
精神战士追击他的目标至自己体内，人我因同一个战场而连结到一起。思想无边界。到处都有破坏，有复兴，有斗争的熊熊火光……
6
异化与退化
按照习惯的说法，所谓“知识精英”，所指是知识人中富于影响力的上层集团，其实是知识、身份与能量的一个混称。因此，它不应当被视作知识分子的代表。如果说精英人物喜好集群，知识分子则坚持个体性，即使在个别场合因道义而凑集到一起，结果还是一个人的战争。知识分子总是试图以个人理念直接影响于社会，精英人物则力求通过权力的渠道进行，往往带有一定的规划性、策略性和工具性。知识分子永远敌视权力，他们似乎先天地带有一种类似民粹主义的倾向，自放于权门之外，并与之长期对峙，于是，在他们的意识或潜意识中，自身便成了民众的精神首领。
作为知识分子，只要同任何形式的霸权发生关系，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异化。
精英（lite），最早的定义为“商品中的精品”，后来又从这个商业的店铺用语中派生出如精锐部队、贵族精英等意义。在英语世界中，该词的出现始于1823年，当时即已用来表示社会集团，直到十九世纪后期，才逐渐在与社会及政治有关的著作中较广泛地使用。
关于精英思想，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已具雏形，在古印度的婆罗门教的种姓学说中有着另一脉的发展。很多宗教教义都用类似“上帝的选民”一类字眼表达精英的概念。圣西门关于由科学家和实业家进行统治的主张，使精英这一概念多少带上一点社会主义色彩，但是，经由莫斯卡和帕累托二人使之发展成为近代精英理论之后，其固有的反民主的色彩就变得浓厚多了。帕累托把各个领域中获得最高指数的人确定为一个阶级，并命名为“精英阶级”，然后据此划分为两个层级，即由直接或间接在政府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组成的统治精英和由其余的人组成的非统治精英。在理论上，他一直强调这样两个不同的精英集团之间的分野。莫斯卡则更多地致力于考察精英集团本身的构成，一方面指出“政治阶级”受到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的一致性的影响，另一方面指出精英人物与亚精英之间联系密切，并由后者加以置换和补充。这里存在着一个“精英人物的流动”问题。莫斯卡认为，“任何政治体制的稳定，都有赖于这个第二阶层的道德素质、智力水平及活动能力。”所以，葛兰西批评说，莫斯卡的“政治阶级”概念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仅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其中包括的是“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
由精英理论家设计人类社会的民主进步的方案，本身具有一种反讽意味，但是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事情都一样变得无法避免。可以认为，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难题之一。
如果说，知识分子也算得上是精英人物的话，那么就是“非统治精英”；他们惟以本质的反思的批判，区别于“统治精英”，区别于其中的以个人的专业知识和政治智慧贡献给政府——常常以“建设性”自我标榜或互相标榜——的知识人。
在知识界，冲突是正常的，一致则是反常的，那是一种虚假的和平。
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孟子：“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卜身殉道。”
后人多从哲学释道，这里的道其实是政治学的，是王者之道。无论王道霸道都是王者之道，在孔孟这里，无非是为士所认同的王道罢了。士在春秋之前，原是贵族的支庶，对宗族长有很大的依附性；及至春秋末期，随着宗法制的进一步动摇，游士在诸侯多国间流动，不臣二主，择君而事，正所谓“士无定主”。主虽无定，毕竟是主，为臣之道，只能在王权内选择，也即在体制内选择。
德布雷在其著作中，按顺序写下教师、作家、名流三个名词。它们分别作为一种表征，被作者看作是法国知识分子发展的三个阶段。
德布雷认为，知识分子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离开大学和出版社的依托，转向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刊、广告中的各种角色，说明了大学和出版社作为文化合法化的重要形式的衰落。作为现代社会的象征权力，大众媒介是大众化和商业化的，缺乏独立的文化价值。在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出版社是生产和编辑支配着流通，而出版社衰落后的情况则相反，流通压倒了生产和编辑。在德布雷看来，这是文化贫困化的征兆。在大学和出版社占主导地位的时期，文化与知识仍然得以保持自身的价值，到了大众媒介成为主流，这时，所有的知识活动都得屈从于市场法则和资本流通。知识分子与媒介的联姻，使他们蜕变为“追逐名声的动物”。
名流的崛起，无疑意味着教师和作家的衰落。名流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媒体以扩大自己的形象和影响，最终目的是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自由的文化价值的再生产。所以，德布雷指出，名流作为知识分子追求“影响的权力”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它的产生，正是在道义上对知识分子自身的背叛。
朱利安·班达从理性主义出发，在其名著《知识分子的背叛》中强调真理的终极性和价值的普遍性，虽然他过分地把理性精神和世俗利益分开，以致多少否弃了前者对现实政治的有效参与，但是那种皈依真理的热烈而执著的态度是感人的，对知识界的批判是猛烈的，有预见性的。比如他说：“精神的功能是为了接受其本身原有的价值、坚持这种立场的最终结果——精神驱动着理性对国家事务公开表态的结果，精神必将遭到国家的镇压。对精神的压迫，国家从自己的立场来说这是自卫，所以，对以逻辑为根基的精神发出的愤慨当然感到吃惊；但是，相反，精神成为国家的奴婢当更让人感到吃惊。”书中极力维护知识分子精神的独立性；班达指出，蔑视这种独立性，蔑视普遍的价值，而致力于颂扬民族、国家、阶级大众，使精神完全屈从于现世的“现实主义的知识分子”，就是背叛了自身的职责的知识分子。
韦伯从伦理学出发，也曾对知识人以及由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发出根本性的质疑。他认为，知识界的文化是一种理性文化，一种抽象的、普适的文化，不具备任何个人的伦理品质，以致在科学的祭坛上牺牲爱，牺牲人类善良、悲悯的真实情感，因此由此构成的精英统治，是一种缺乏人性的不友好的统治。
古尔德纳在他的“新阶级”理论中提出，知识分子以“文化资本”取代“权力资本”和“货币资本”，从而取代传统的精英——官僚阶级有产者——而成为新的统治阶级。他对新阶级的解放的本质表示乐观。哈贝马斯的意见以此正相反对，首先，就精英主义本身而言，便认为它对公众决策权利具有破坏性；其次，可能出现的新的精英统治不见得比传统的统治者更好，有可能更隐蔽，更危险，对人类的未来威胁更大。
集权国家与知识分子
德国现象学社会哲学家马克斯·舍勒把后启蒙时代称作“自由主义时代”。他认为，在启蒙时代里，何谓真理是由权威来裁决的，是以关于福音的理论为基础的，所谓“真理可以使人获得自由”，强调的是理性真理的绝对性和永恒性。但是，这种信念很快地被随之而来的实证主义科学的相对主义和议会制民主政体的自由主义同时打破了，变成了“自由将使你们走向真理”这样一种新信条。科学与自由其实是同一个词，是与绝对统一的理念相对立的。
他指出，科学和哲学一样，在专制君主政体制度下，在受宪法限制的君主政体如开明的专制君主政体制度下，在议会制君主政体制度下以及在议会制共和政体制度下，都同样可以发展或衰落。但是，实际上，只有那些神权政治的宪法，和以群众统治和君主专制主义为基础的宪法，才会对科学怀有深刻的敌意。这是为它们的本质所决定的。他比较苏联和纳粹德国的状况，说布尔什维主义只是在科学能够提供技术服务方面容忍科学，西方的形而上学和哲学，则受到包括审查登记手段在内的各种压制；而且，压制的持续性和严格性，与中世纪教会的手段毫无二致。法西斯主义运动同样制造了一种统一的、含混的形而上学神话，就其具有生物学色彩的过激主义的倾向而言，它对知识是怀有敌意的非理性的。他认为，只有在那些比较古老的民主制度自下而上地准备好的土壤中，民众运动才有可能发展起来。但是，只要这些运动取得了成功，就会把培育了它们的民主葬送掉。正因为如此，他总结说，“所有这些运动从根本上说都具有共同的君主专制主义目标，独裁专横的目标和反议会制度的目标。”
阿伦特并不认为知识精英对极权主义会产生什么影响，相反，凡是在极权主义取得政权的地方，就已经开始抛弃知识界的这一整群同情者。她总结说，“知识的、精神的、艺术的创造力，对于极权主义来说，就像暴民的歹徒自发力一样危险。两者都比纳粹的政治反对派更危险。新的群众领袖一贯会清除每一种更高形式的知识分子活动，远远超过了他们对自己无法理解的一切事物的天然厌恶。绝对的统治并不容许任何一个生活领域中的创造力，不容许任何一种无法完全预见的活动。执政的极权主义无一例外地排斥一切第一流的天才，无论他们是否同情极权主义，使取而代之的是一些骗子和傻瓜，因为他们缺少智慧和创造力，这正是他们的忠诚的最好保障。”
对知识者的猜忌和打击，阿伦特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令人惊异地始终一致。她举例说，毕加索即使加入了共产党，苏联还是不喜欢他；纪德于1936年从苏联归来，态度急剧地向右转，这无疑使斯大林相信，文艺家即使是同路人，也是没有用处的。她通过比较，发现纳粹的政策，只有一点与布尔什维克的措施不同，就是它并不杀死自己的第一流天才。
纳粹德国覆亡之后，知识界有人对纳粹分子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迫害犹太人的罪行予以否认，并为之辩护，说是“奥斯威辛谎言”。事实上，即使到了1945年，德国的政局已定，屠杀仍在继续。
任何一种时代倾向，都可以在知识人中间找到极端的代表，其中爱国民族主义者大不乏人，那种狭隘、偏执、虚伪，远远超过一般民众；其反科学、反理性的严重程度，简直不容置信。
这叫反角色。
沃尔特·拉克尔指出，在政治上，知识分子并不比其他凡人有更特别的能力或智慧；许多同情法西斯主义的人，基本上是不关心政治的人，他们都相信某种专制形式是未来的潮流。奥威尔则进一步指出，“知识分子比普通百姓具有集权倾向。”
看来这是一种世界性现象。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就曾经有过一场“民主与专制”的论争，其中对独裁政体的无耻的鼓吹，简直十足的法西斯言论，然而均被今日的学者称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发出消灭同类的“战斗的呼声”，也都有着类似的狂热。拉克尔对法西斯主义政权下的知识分子的状况作过这样的描述：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在德国比意大利更糟糕，然而，一般说来，他们都认可了自己的命运，绝大多数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同现行制度合作。他还比较说，在工人阶级中，在贵族政治论者中，甚至在军队中，都有积极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但很难想象，德国和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在集中营里死去或为自己的信仰而被处死。至于那些移居国外的人，大多是犹太知识分子，而那些作为“内心的反法西斯主义者”或“内心流亡者”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要表示顺从。当然，他还补充说，总有一些真正人道主义的、坚定的、甚至勇于牺牲的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但是，他们在德国也同在其他地方一样，人数绝少，可谓凤毛麟角。
拉克尔在《法西斯主义》一书中，比较德国和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境遇，很有一点意思。他说，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那些已知对这个政权有保留意见的知识分子更宽容一些。像教育部长朱塞普·博塔，偶尔还包括墨索里尼本人，都曾保护他们免受更狂热的法西斯主义者的攻击。当1938年通过种族法时，犹太学者被迫离开意大利，尽管如此，却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移民。像克罗齐这样的哲学家，德·桑克蒂斯和萨拉瓦托莱利这样的历史学家和国际法专家，在声称谈哲学、古希腊社会或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时仍然可以批评法西斯主义。意大利的一份首要的哲学杂志是由一位著名的哲学教授主编的，而这位教授在1931年拒绝宣誓效忠墨索里尼。每一个人，甚至检察官都知道这些批评家在做什么，但作为权力机构并没有太严厉地对待他们。
意大利知识分子的这种幸运，应当认为，主要地与始于中世纪的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有关。政治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的文化素质，对于造就某种时局当然不无关系，但是，归根结底，这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
人道主义在与集权主义的较量中，显示了自身的力量。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即使有着大规模的迫害，知识界仍然回响着异议的声音，仍然出现彼此声援救助的身影，可见俄国知识分子从沙俄时代艰难积累起来的人道主义传统，在阻碍罪恶行为的推进方面仍然起着作用。然而，人性的力量毕竟太微弱了，所以，在整个二十世纪，黑夜的笼罩才会那么漫长。
在东方，人道主义只是迢遥的星光，闪烁的野火，是一种观念，一种知识，最多只是在个别的、偶然的、断片的人物或场景中有所显现，无法连接成巨大的思想文化景观。
连续性和整体性，都是对作为传统的一种描述。但是，东方缺乏的是人道主义传统。儒教的仁，是以君主和精英为本位的恩赐主义，本质上是奴隶主义，与建基于个人权利之上的西方人文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人道主义的建立，有一个理性训练的过程。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和法国启蒙主义运动给整个西方社会的影响是直接的、持续的、彻底的，不仅仅限于知识界。西方知识分子对于人道主义的推广，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卓有成效的作用。俄国知识分子以及拉丁美洲知识分子致力于“西方化”，“欧化”，其实都在着眼于横向的移植，而不是自身传统的“转化”。所谓“转化”，源自于一种自大然而卑怯的文化心理，旨在拒绝人类最优秀的精神遗产，逃避必要的内在革命，是十足的僵尸主义。
错位
二战过后，在纳粹时代红极一时的两位人物，首席法官施米特和大学者海德格尔在英美和法国备受欢迎，而且在以英语和法语所作的阐释中，大多带有令人惊诧的辩解色彩。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指出，这是一种全盘非历史化的接受。他分析说，法国的海德格尔主义者处在这样一个错觉之下，即海德格尔的哲学的永恒价值同世界历史的某些卑鄙行径毫无瓜葛；相似的情况是，施米特的理论立场，也可以清清白白地脱离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事实上，这是一厢情愿的，也是虚伪的，而这种接受的结果则是危险的。对此，他强调指出，公正地看待他们留下来的这份有争议的思想遗产的所有未来的尝试，都必须自觉地把相关的事实结合到其分析的观点中去。
事实是不容忽略的。
海德格尔是一道难题。
所以说是难题，是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既可以作为知识论看待，也可以作为人生论看待。倘是前者，那是形而上学的存在，在逻辑的演绎中包含学术的创见，因此应当肯定哲学家的海德格尔；倘是后者，那是活着的存在，绕不过去的是如苏格拉底说的“正义地生活”的问题，这样，只好否定海德格尔，因为他自始至终是一个忠实的纳粹党徒。
关于历史人物的完整的评价，应当把学术置于人生的观照之下，而不是相反。然而，学者大抵是主张超道德的，所以不会放弃知识论。在类似二战一样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海德格尔在中国如同在法国一样，随即成为“时髦的哲学家”，由此很可以窥见中国知识界的整体状况。
随着1968年“五月风暴”的兴起，知识左派的势力在反文化运动中迅速扩大。及至七十年代中期以至八十年代以后，右翼占据权力的中心位置。从此以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对萨特和阿隆等的态度产生很大的变化，这是与不同的政治气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不同的政治派别的地位有关的。
在中国，对五四，对革命与改良，对孙中山与康有为或鲁迅与胡适的评价，同西方相比，似乎隐含着某种对应性。但是，无论前后变化如何，却都一样离不开各自固有的立场。
科塞认为，法国大革命前后崛起的“思想家”在拿破仑时代的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专制政体的强化，而是与新世纪开始之后的“观念气氛”有关。也就是说，这种气氛对于“思想家”是不利的。
他这样描述说：“启蒙的意识形态不仅面对掌权者的警察手段，还面对社会的冷淡，这个社会的臣民在追求私利，谋求职业。年轻一代追求实际训练而不是一般修养，追求现行社会下安全妥当的职业而不是包罗万象的思想。由于读者慢慢消失，‘思想家’不再能抵抗当权者的要求。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顺从，要么从公众舞台上消失。思想家的时代结束了。”
失败：一种宿命
由于知识分子坚持其个人的独立立场，因此将永远作为“原子”而存在；即使因某种联合的需要构成为集体，也是耦合集团，无从改变其在知识界中的少数地位。
知识分子命定是弱势者。
关于统治价值如何实现的问题。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权力社会中，都必然有着知识界的参与，即与政治集团共同建立并维持“统治话语”。但是，即使现今的社会条件已然发生很大的变化，知识阶级也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它作为知识生产者是独立的，而作为政治参与者则是依附的。诺姆·乔姆斯基指出：“和许多后工业社会理论家的幻想相反，权力并没有落入他们手中。”
所谓“新阶级”仍然是旧阶级。
被称作“氢弹之父”的萨哈罗夫，为苏联的民主化奋斗终生，为此，他被权势者看作害群之马，在他的同行中间也处于孤立的地位。作为知识分子，他不但言议，而且实行。但是，当他进行所有一切的时候，结果都以失败告终。曾任列宁格勒市市长、学者阿·西·索布恰克在一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萨哈罗夫，其中写道：“萨哈罗夫不是一位政治家，也许，正是政治要了他的命。”又说：“萨哈罗夫死后，人们才接受了他的主张。这不是政治领袖，而是一位预言家。这位预言家不是靠自己的斗争，而是以自己的死取得了胜利。俄罗斯是跟在俄罗斯预言家的棺椁后前进的，整个国家也是这样前进的。”
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先知而已，而且，只能是悲惨的先知。
法国总统密特朗与美籍犹太裔作家威塞尔对话时承认，“在任何时候，参与时事的作家大都因此而受到惩罚：1945年，被枪杀的正是他们，而不是那些参与构筑大西洋屏障的人。知识分子的责任确实比那些金融家和企业家更加重大。”
他们在共同说到知识分子由于履行过于重大的责任而受到惩罪时，分别举了一些例子，说知识分子在苏联，1936年或1952年都有一批人遭到处决；还说到苏格拉底、西塞罗和塞内加都是被迫自杀的。对此，密特朗总结道：这都因为表达了与众不同的思想而造成的。他说：“作家只要写作，就必然会有危险。”
毕竟是西方政治家。
鲁迅在一次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中，把知识阶级分为真假两种，说是“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的知识阶级的寿命倒比较长一点”。所谓“真的知识阶级”，实际上就是我们惯称的知识分子。他指出，“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一方面离不开现实社会，一方面又与社会相乖违，这才叫知识分子。
科塞说：“力求实现革命知识分子乌托邦的最新和最宏大的努力，注定了几乎要从观念地图上抹掉乌托邦。”
随着国家与社会的疏离，个人空间的扩大，“占有的个人主义”将代替集体主义而成为社会的主宰。这时，人们的目光开始从公共性问题那里移开，而专注于私有范围，以对物质和服务的消费为满足。这种“个人自治”的状况，即放弃公共参与和对政府行为的质疑，无疑地可以降低对国家统治制度的潜在威胁；然而，听任其发展，又将导致对权力的漠视，这对国家战略发展将构成另一种危险。对于一个不愿意放弃控制的政府来说，这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国家将会通过调节，把这种个人化趋势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之内。
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左右社会，消费社会的形成，以及人们对物质享受的永无餍足的追逐必然导致启蒙意义的消解。启蒙思想家意欲亲近的是庸众，而受到最强大最持久的排拒者也是庸众；庸众是他们的工作对象，而庸众也正是他们的掘墓人。
大多数对极少数，——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
2004年
完成文学史专著《中国新诗五十年》，计30万字，南京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完成《鲁迅选集》（五卷本）评注本，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与陈璧生先生合编年度人文思想读本《人文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