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资源与经济增长
胡援成等通过理论推导和基于中国省际层面的实证分析和计算，就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和分析，从中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和启示：第一，我国省际层面上确实存在资源的诅咒，自然资源的富裕程度与经济发展呈负相关；第二，从理论上说，在不同经济体出现不同的增长速度过程中，自然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与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有关。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于经济增长，克服资源诅咒存在门槛临界。门槛值主要取决于当地高素质高能力人才占比。为解决我国省际层面存在的资源诅咒现象，应该提高教育水平，留住高素质人才，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第三，在影响资源诅咒的经济因素中，人力资本的投入水平在我国国内表现得最为明显，制度因素和R＆D水平以及外向投资能起到减弱资源诅咒的作用，但影响程度有限；第四，我国经济发展的本质是资金导向型的，对于受资源硬约束的省份，金融机构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制度的优化和R＆D水平的提高，制度环境的改善和外向投入的加入促进了储蓄的积累形成了丰富的资金来源，而R＆D水平的提高则有效地促进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扩大了投资水平，从而有效地解决了资源的硬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第五，金融体系的深化对于我国消除资源诅咒和解决资源约束都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它一方面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消除资源约束；另一方面促进经济制度优化和R＆D水平提高，从而解决资源约束。
罗浩认为，自然资源要素禀赋的相对固定性和不可流动性，以及与劳动、资本等要素之间的不完全替代性，是导致经济增长最终遭遇资源瓶颈而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根源。因此，摆脱资源约束、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促使相对过剩的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转移。将过剩的劳动和资本转移到研发部门中，研发出节约已有资源和发现新资源的技术，提高自然资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性，实现资源增进型技术进步。他指出，某一时期的资源增进型技术进步的速率，取决于企业家投入研发部门用于开发这种技术的资本和劳动比例，这一比例代表企业家为改善自然资源禀赋而用资本和劳动替代自然资源的努力程度，它取决于该时期自然资源相对资本和劳动的价格，自然资源相对价格越高，资源增进型技术进步就越快；反之则越慢。这样，技术进步不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经济增长所引起的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技术水平也不会当资源瓶颈到来时一次性突然上升，而是追随自然资源相对价格的变化而发生连续、渐近的诱致性变迁。同理，产业转移也可能因为类似的升级而连续、渐近地发生。
孙稳存通过对中国包含能源价格冲击的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分析和经验考察发现，能源价格冲击对中国的产出波动和通货膨胀均产生一定的影响。在目前中国所实行的折中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下，能源价格冲击不但会导致通货膨胀上升，而且会导致产出下降。
丁菊红等对中国转轨经济进程中的政府干预度、资源因素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理论和经验研究，得到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在控制了港口距离、政府干预（制度）、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后，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与经济增长水平间没有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教育水平等变量却与经济增长水平间呈现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理论与经验检验均表明，政府干预指数与经济增长水平的直接相关关系不明显，但政府干预指数与固定资产投资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政府干预或许是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投资，间接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他们认为，中国“资源之咒”现象并不明显，与其说是资源造成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迥异，不如说是政府干预和其他因素导致的。
赵进文等将近年来发展的非线性STR模型技术应用于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结构依从关系的研究，实证结果表明，我国的能源消费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且仅存在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同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也存在着较强的非线性影响，影响机制更为复杂，并呈现出非对称性特征。他指出，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1956～1976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1977～2005年则呈现明显的线性特征。
张利庠等通过建立经济行为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模型，加入资源的影响，利用1980年的基准数据进行多种假设的仿真研究，得出结论：第一，在弱肉强食模型基础上建立的经济与环境关系二维模型能揭示出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相同的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关系，同时又揭示出了比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更具体的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即环境污染相对于人类经济行为有一个滞后期，滞后期为四分之一周期；第二，当人类经济行为因子自增长系数下降时，环境污染因子将会降低。若环境恶化到一定程度，人类的开发代价甚高或是受益很少时，将迫使人类改变策略，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就注重保护环境；机制和法规足够完善，也能够有效地减少污染；第三，环境完全可自我恢复时，资源问题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环境部分可自我恢复时，环境自净化能力减弱，环境的修复时间加长，恢复周期延长；环境可自我恢复度很低时，环境污染的休整将需要很长的时间，但还会有反弹的可能，如果环境自我恢复度降为0时，还可能出现难以恢复的状况。随着环境自净化能力的减弱，污染渐渐超过承载力，持续一段时间后环境最终失去平衡，污染陡然增多，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二）金融与经济增长
熊鹏等基于水平量角度，借助协整分析与结构模型方法，剖析了1983～2006年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传导机制，从而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劳均资本、人力资本及制度变化是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显著渠道。资本积累是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传导渠道，这是传统的金融传导机制，这表明中国还处于金融发展初期。他们认为，在长期内，劳均资本与人力资本所起的传导作用较大。在短期内，长期均衡对人力资本和制度因素的反向修正作用较大；第二，尽管人力资本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一条显著传导途径，但是其所起的传导作用为负。人力资本的负作用与预期相反，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对人力资本的相对投入减少，而保存金融资产，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在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传导过程中的负作用；第三，技术进步未能成为显著的传导途径。尽管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但是在他们的分析结果中，无论是在长期还是在短期内，金融发展对技术进步的影响都不显著，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很少通过技术进步途径传导。中国金融体系目前还缺乏有效地支持技术创新的机制。因此，要积极引导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对技术进步的支持；第四，从传导主体来看，银行金融中介的作用要大于金融市场。中国金融体系一直以来是银行主导型的，因此银行金融中介所起的传导作用较大，其主要作用在于促进了资本存量的增加。而金融市场尚处在发展中，还有许多方面亟待完善，因此其所起的作用极为有限。这也验证了Harris（1997）的研究结果，即在发展中国家，股票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是非常弱的。
李敬等从金融交易视角论证了金融通过促进劳动分工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他们研究发现，在一个货币经济系统中，商品交易效率、银行贷款效率和民间金融交易效率共同对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产生制约。实证显示，中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商品交易效率、银行贷款效率与分工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各省市区之间商品交易效率、银行贷款效率与分工水平的差异在逐步扩大。他们认为，理论与实证均表明劳动分工促进了经济增长，而银行贷款效率提高对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具有二重性。在商品交易效率足够高的条件下，银行贷款效率与劳动分工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银行贷款效率的提高显著地促进了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在商品交易效率极低的环境里，金融对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的正面推动作用并不显著。但因民间金融的作用，商品交易效率提高对劳动分工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具有二重性。在银行贷款效率极低时，民间金融对正规金融产生替代效应，商品交易效率的提高同样能促进分工演进与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认为，中国经济自转轨开始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货币、金融政策、制度安排可概括为如下“三驾马车”：第一，国家隐形担保下的银行信用扩张；第二，兼顾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的货币政策；第三，基于资本管制的固定汇率制。他们指出，在“三驾马车”作用下，中国转轨开始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获得高速经济增长，而且有效控制了通货膨胀。其中，由国家隐形担保和利率管制相配合复制信贷集中性均衡，激励银行信用扩张，尽管会恶化信贷市场逆向选择问题，为此付出银行不良信贷资产累积和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成本，但从企业投资和经济加速增长中得到了弥补。基于资本管制的固定汇率制还形成了银行信用扩张的有效约束条件，即与国际收支平衡约束条件相匹配的通货膨胀率，并由此获得相应的通货膨胀控制机制。通货膨胀控制机制成功缓解了货币政策平衡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控制难题，使得银行信用扩张加速企业投资和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性。但是，他们指出，以上分析基于两个前提：一是干中学的经济增长阶段，即高投资能得到高增长；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资本管制、过度输出商品的容忍。在未来经济增长中，随着这两个前提发生的改变，中国转轨时期高速经济增长的货币、金融政策、制度安排三驾马车势必同样面临转型。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货币政策应依从环境变化构造一个有效的通货膨胀控制机制，其目的是为经济增长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将货币政策从激励经济增长的负担中解脱出来。金融发展的方向应为，建立在银行筛选和监督投资项目的资本配置效率基础上的信用机制；实现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人民币浮动汇率。但是，由于中国金融问题的复杂性，转型需采取渐进性的策略。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和信贷市场引入竞争等消除国家隐形担保下的信用扩张政策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中国干中学的经济增长阶段尚未结束，只要能有效控制通货膨胀，金融资源加速经济增长的价值仍在。
周念林认为，特定国家在不同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决定了对本国总储蓄（包括政府储蓄和居民储蓄、企业储蓄）不同的依赖程度和对经常账户影响的差异。他指出，美国经常账户失衡在国际范围内寻求解决和要求贸易伙伴国进行相应调整对中国宏观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美国近期主要关注的汇率问题，而且涉及中长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增长需要向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转换。同时，他认为，这种调整应该是双向的，美国与中国的国家储蓄率都需要保持在一个适度水平，才能使双方的经济增长和经常账户状况可持续发展，才能在长期有效地解决经常账户失衡对双方的影响。他指出，美国在资本账户开放条件下，利用国际国内两种储蓄资源促进本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本国过低储蓄在实现内外部均衡时出现的内在冲突，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在实现内外部均衡时面临的短中期平衡、长期不均衡问题，说明一个国家的总储蓄不宜太低或过高。要使本国和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和经常账户状况可持续发展，国家总储蓄要控制在需要进一步量化的适度规模。美国在世界范围内调整国际收支失衡，涉及中美双方对各自内外部经济目标的调整。美国削减经常账户逆差与美国对国内外储蓄资源的重新配置有关。他认为，这需要美国通过将境内投资、消费和政府财政赤字调控到适度比例来提高目前过低的本国总储蓄。中国目前较高的总储蓄可以通过技术创新、FDI等经济要素进一步优化配置，并且将协调本国经济内外部均衡目标与积极解决美国等国的外部均衡问题联系在一起。他指出，中国已是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解决美国的外部失衡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调整我国的经济平衡。
李扬等认为，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是我国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相互契合所产生的必然结果。鉴于中国仍然处于人口参与率较高且将长期持续的状态，鉴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将长期构成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内容，我们必须认识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三高格局将在我国长期持续。他们认为，造成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储蓄率过高，而储蓄率又是由诸如人口结构变化、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经济改革等长期发挥作用的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导致。对于它们的发展变化，我们事实上难有较大的作为。加之，国内经济的失衡本质上是全球经济失衡的表现。所以，仅仅着眼于自行调整国内经济结构，我们事实上也难有建树。他们指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储蓄向投资转化主要依靠金融体系。因此，由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而引发的经济失衡必然同金融体系存在的缺陷有密切的关系。他们认为，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不仅是造成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的主要原因，而且也是导致投资剧烈波动和经济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而这种剧烈的波动会加剧不良资产的反复积累，威胁金融稳定。因此，扩大直接融资的比重，发展拥有长期资金来源的金融机构，是改变我国储蓄与投资期限错配、货币错配以及投资活动中风险分担机制严重失衡的根本途径。
张志文等引入银行、债券和股票市场这三个重要的金融部门，在控制了投资、进口、出口和消费以及虚拟变量的情况下，采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法，对公司债券市场发展在韩国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揭示出公司债券市场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他们建议中国应该进一步加强公司债券市场的发展。但是，在中国上市公司质量亟待进一步提高，以及债权人保护、公司治理、金融监管和法律的严格执行等制度环境没有明显改善之前，不要急于把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市场一体化，以降低金融风险。
吴晶妹等认为，虽然从长期趋势看，信用活动与信用交易总规模对于经济增长会起到拉动作用，但这种拉动作用是有一定范围限制的，只有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信用总规模的增长才可以拉动一定比例的经济增长。超出这个范围，无论信用规模过大或者过小，都会给当期或者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的数据显示出来的周期性变动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同样的条件下，征信发达的国家，由于其信用管理体系完善健全，信用的负面效率就会大大降低；而尚没有建立起信用体系的非征信国家，信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就比较严重。他们认为，信用的负效率导致了我国在扩大信用总规模的过程中风险存在的必然性，而我国信用环境的恶劣和信用制度的缺失又会在无形中将这种风险放大。我国目前在建设社会信用体系的过程中，是将西方国家的建设市场规则与活跃信用活动这两步合成一步走了，这样信用交易的风险就更大了，这就需要我国加紧建立有效的信用管理体制。他们建议，我国需要加快完善建立社会信用体系，优化信用环境，助推信用交易和信用活动的发展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应完善信用法律体系、培育市场主体，加快发展信用管理行业、在企业内部建立信用管理制度、推动信用管理教育，加快人才培养、启动信用市场需求、扩大信用交易活动的规模。
（三）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熊会兵等认为，要真正分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应该基于产权是否充分界定这一视角，在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中区分出“两类”人力资本变量，这样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他们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两类”：即产权界定充分的人力资本与产权残缺的人力资本。经实证研究表明：将人力资本要素划分成两类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变得更强；“第二类”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这种负外部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导致实物投资的萎缩；二是将使“第一类”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下降。他们指出，在人力资本的产权效应中，真正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的是人力资本产权的权能因素，而权责因素对经济增长作用并不显著；“第一类”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经济增长不构成“第一类”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他们认为，在人力资本产权因素中，人力资本产权权能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产权权责与经济增长之间只存在弱负相关关系，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他们认为，政府所采取的各种增加人力资本存量水平的措施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要真正使人力资本投资转化成推动宏观经济增长的力量，还要进行彻底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改革，而且我国真正需要的是一种由上至下的强制性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变迁，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并不适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因为经济增长不构成“第一类”人力资本存量水平提高的Granger原因，经济发展本身并不会自发地诱致人力资本产权制度的完善。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通过一个附加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了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供给效应转换。他们认为，将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供给效应概括为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垂直效应”两种。其中，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指劳动力规模扩张和就业人口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人力资本积累的“垂直效应”指通过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导致的劳动效率提高。他们认为，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水平效应”的收益递减特性，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依赖“人口红利”。他们指出，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比较成功地开发了一度沉淀于传统农业部门和国有部门的庞大劳动力资源，并由此把经济送入快速起飞的跑道，那么，中国劳动力资源的第二次开发对于经济的持续稳健增长将至关重要，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到以知识、技能等人力素质提高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道路。他们指出，劳动力供给的“垂直效应”可能通过两条途径体现，即存量劳动力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积累，以及增量劳动力供给所带来的新知识、新技能。他们建议，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一体的机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劳动力需求路径；推进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郎永清提出了一个内生农业技术进步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了农业技术进步、劳动转移、资本积累在二元经济增长中的相互关系。他认为，虽然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只有总量的高增长率才能导致经济结构的高变换率，因此结构变化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原因。推动经济增长乃至于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而人力资本则是影响技术进步的主要因素。他认为提高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是实现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他认为：第一，在总量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关系中，首要的问题是总量增长，只有总量的高增长率才能导致经济结构的高变换率，总量没有足够的变化就会严重限制结构变化的可能性；第二，推动经济增长乃至于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有用知识储存的这种高增长率和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对按人口平均产值及增长率的进一步高速增长来说，即使不是充足的条件，也是必要的条件；第三，人口增长率、劳动力可转移比例、人力资本平均水平增长率以及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系数都是影响技术进步的因素，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的变化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核心因素，提高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是实现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的根本途径。
（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赵志耘等对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投入型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率是低效的结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学术界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分析主要集中在TFP估算上，对要素体现式技术进步特别是资本体现式的进步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就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技术进步进程往往是与资本积累进程动态地有机融合在一起的，通过TFP的计算很难观察出这种体现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水平。他们构建了一个区分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提出判断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三个基本命题。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增长中过去和目前都存在着明显的体现在设备资本中的技术进步，并且中西部地区的这种技术进步并不必然低于东部地区。他们认为，物质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实，高投入增长并非一定是低效增长。
周辰亮等运用一个开放经济下的三部门模型，分析了各部门生产率变化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他们认为，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在不同部门间是不一样的，生产率的差异是导致产业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同产品的替代弹性也是导致结构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要与实际相符要求产品间的替代弹性很低。他们认为，通过政府干预来提高服务业就业的比重是不必要的，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是以农业和制造业高度发达的生产率为依托的，市场会根据产品的相对价格自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实现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是提高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他们指出由于模型考察的是在平衡发展路径上的发达国家的情形，对于中国未必适用。
张彬等把经济系统中多个技术开发相关利益主体竞争力引入罗默的两国技术研究开发增长模型中，考察研究开发部门、中间产品部门、最终产品部门，以及两部门工人竞争力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第一，技术研究开发活动具有国际溢出效应、国内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而且在不同的竞争力结构下效应不一样；第二，各利益关联主体竞争力对经济增长或具有增进效应或抑制效应或“锁定”效应，具体效应取决于竞争力关系；第三，不同利益主体的竞争力，对经济增长的具体影响是不同的，它们与技术研究开发一起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非收敛的主要原因和经济增长的源泉；第四，利益关联主体竞争力结构关系和行为模式将产生国家后发优势和先动优势；第五，国家研究开发支持和竞争力结构调整必须有效结合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五）贸易与经济增长
裴长洪等指出，为确保我国经济和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加快对外贸易从以数量增长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以质量效益和速度并重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为此要提高生产的国际分工位置和产品的附加价值；提高技术水平、降低消耗；改善产品质量和结构，实施品牌战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提高国际分工位次；提高企业自律水平，避免过度低价竞销；建立三位一体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加快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转变增长方式应避免五个认识误区：一是避免把转变增长方式理解为转变增长速度；二是避免理解为不要劳动密集型产业，只要高新技术产业；三是避免只重货物出口，忽视服务贸易出口；四是避免只提转变出口增长方式，忽视进口增长方式；五是避免部分地区、行业、企业搞一个模式。
盘为龙通过对1953～2004年中国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回归分析证实：第一，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在于消除国内市场价格扭曲，减少非生产性寻利行为，提高投资效率；第二，制度分析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体制环境，从而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提供了较好的理论解释；第三，中国存在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假设。这种以抑制国内消费来满足国外部门需求的出口导向型增长使国民经济过度依赖于出口，容易出现大幅度波动。长期实行以扩大出口为导向的贸易体制，也会刺激生产者廉价使用本国资源，导致资源过度消耗。因此，对于已经依靠出口加工贸易实现初级工业化的中国，中性贸易体制是更为理想的体制选择。
邹玉娟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和美国经济增长事实上并存和相辅相成。美国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的背后是大量廉价商品的涌入和大量廉价资本的流入，它们加速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升级，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弥补了储蓄的不足，支持了投资的发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在经济全球化和美国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美国近年来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率的经济发展，贸易逆差功不可没。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反映出美国从全球其他国家借贷来填补国内储蓄的不足。美国贸易逆差的持续其实是充分利用了别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自己的比较利益，充分享受了别国经济发展的成果，使美国得以在经济增长中维持较高的投资和消费水平。对美国近期的贸易发展政策而言，美国应适当加以调整，对其贸易逆差不应过度和强加干预。
董直庆等利用我国1952～2005年和1978～2005年两个样本区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并评价不同样本区间内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金融、贸易、制度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并利用状态空间模型进一步检验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是否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研究认为，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在不同样本区间内，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有较大差异。同时，要素贡献也存在阶段性变化特征。第一，利用广义矩估计方法，对比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技术进步、金融、贸易和制度在大小样本区间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对经济增长作用最为显著，表明我国经济增长更多来自于要素投入和制度约束，其中我国70%左右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相对于大样本，在小样本区间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增强，表明1978年改革开放后，贸易发展的确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在小样本区间内，金融对经济增长作用都不显著，显示我国金融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增长。第二，在金融、贸易和制度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分析中，金融对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都不起作用，再次印证我国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贸易相对于制度和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最大并呈上升趋势，而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显著但呈现出波动性。第三，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测度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显示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近年来呈现上升趋势，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不断下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较大，金融、贸易和制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
周春应认为，进口贸易主要通过6条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分别是出口贸易、国内资本积累、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市场化程度、技术进步。实证研究显示：第一，进口贸易对GDP影响的总弹性系数为0.4706，这充分证明了进口贸易显著地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第二，中国进口贸易主要通过带动出口贸易和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进口贸易是物化型技术外溢的一个重要渠道，能够提升国内的技术水平，优化供给结构，特别是技术贸易促使技术转移，从而促进了国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加快国内生产进口替代品和相关产品的技术模仿速度；第三，进口贸易通过产业结构这一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第四，进口贸易通过国内资本积累这一传导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进口贸易对中国国内资本积累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小，实证证明进口对国内投资没有产生挤出效应，因为进口除了可以增加国内供给之外，还会起到很强的示范效应，增加国内厂商学习并扩大生产的激励；第五，进口对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一定的影响。进口贸易无疑会促进竞争，从而大大降低了国内市场的垄断程度，同时由于进口贸易是跨越国界的交易，增加了本国与国外的经济联系，提高了中国的市场开放度；第六，进口对中国人力资本积累有一定的贡献，在所有传导变量中，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没有凸现出来。
（六）政府管理与经济增长
徐现祥等基于1978～2005年间省长（书记）交流样本构造了省长（书记）与省区相匹配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省长（书记）交流对流入省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即省长交流效应）。他们发现，整体而言，省长交流能够使流入地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即存在省长交流效应；从产业发展取向来看，省长交流效应是通过流入地采取大力发展二产、重视一产、忽视三产的产业发展取向实现的。验证了我国干部交流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定量识别了地方官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王永钦等从分权式改革的视角提供了一个自治的逻辑框架，他们认为，政治集权下的经济分权给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动力，尤其是完成了地方层面的市场化和竞争性领域的民营化。中国是一个疆域和人口双重意义上的“大国”，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督面临着极高的成本。因此，经济分权是大国治理必须采取的模式。对经济转型而言，最重要的可能不是“作对价格”，因为在市场不完备的时候，不可能存在正确的价格；更重要的是“作对激励”，因为激励机制是经济发展中更为深刻的主体，价格机制不过是激励机制的一种方式而已。他们认为，分权和集权的选择其实是“激励与协调”之间的权衡，中国前期改革的成功之处在于对地方政府的激励，但是在协调方面的问题却突显出来。当前政府应该考虑到新阶段的目标和变化了的约束条件，适时将改革向前推进。中国的经济转型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下一步的改革方略应包括：第一，地方层面的放松管制。减少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社会经济资源，削弱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企业家地位，降低它们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以此来减少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倚重，从而就无需借助相对绩效评估的激励机制，这样就可以减少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各种代价，也可以在地方性市场化的基础上促进全国性市场的整合，实现国内统一的市场，促进专业化、内生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第二，限制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创造功能，否则会使地方政府的预算得不到硬化，继而没有充分的激励来放松规制。在要素市场不完备的时候，土地批租行为会导致资产市场发生较大扭曲。由于先天条件、政策优惠和规模经济的原因，不同地区发展差距会扩大。应限制地方政府对银行的干预行为，对政府的土地批租行为进行规范化管理，加强各级政府的预算过程管理和监控；第三，改进地方政府的治理和绩效评估机制，降低相对绩效评估带来的负面效果。
张军等利用1978～2004年在各省（西藏除外）任职的省（直辖市、自治区）委书记和省长（包括直辖市市长、自治区主席）的详细信息以及省级经济增长的数据库，考察了中央对省级官员的任期限制和跨省交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了地方的经济业绩，他们从经验上证实，在中国，官员任期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倒U型的特征；官员的异地交流对经济增长有积极的影响。
（七）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
王任飞等认为，在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中，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居于主导地位。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应该采取一种“整体同步，局部适当超前”的发展模式。对于水利、环保等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门类，应该加大投资力度，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对于交通能源等大多数基础设施门类，应该与经济增长的需要相协调，保持较高的投资规模；对于信息基础设施这样关系未来发展、代表技术进步方向的基础设施门类应该适度超前发展。强化基础设施发展应当是中国经济建设中具有全局影响的重大战略，应坚定不移地推进基础设施规模和质量的稳步提高，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物质保障和动力支撑。
张学良认为，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均表现出很强的空间聚集特征，经济增长与交通运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并形成了由东往西逐步递减的梯度。他通过实证得出，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来看，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值为0.10563～0.12058；中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这与中部地区承东启西的地理位置相关，但也说明了中部地区仍然需要加强自身的体制与机制建设以吸引私人投资，提高私人部门投资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利用便捷的交通网络吸引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向本地区聚集。
（八）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
秦海林指出，对于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传统的研究大致从三个视角切入：第一，研究财政总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公共资本与私人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第二，研究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甄别哪些支出项目具有生产性；第三，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自由放任和集中调控这两种经济思想的斗争中，确定一个最优的财政分权水平。他们的理论模型显示，二元财政转换的确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是，其增长效应的正负是不确定的。二元财政转换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要取决于财政支出的自身结构、两类公共支出在不同部门的生产率差异以及它们之间的替代率等。这意味着，作为经济自身发展与财政政策双重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二元财政转换是可以人为调控的，因此，只要政府能够制定适宜的财政政策，二元财政转换是可以成为调控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一个杠杆。
钞小静等认为，公共支出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之一，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总量联系上，而且公共支出结构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提高公共支出总水平的同时，政府应注意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第二，在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施的同时，要以公共支出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为重点；第三，公共支出结构的调整措施应当根据各支出项目结构产出弹性的大小而定。在生产性的支出结构中，经济建设支出结构产出弹性要远低于社会文教支出，因此在两者间的选择应该更倾向于后者；在非生产性的支出结构中行政管理支出属于一种纯消耗性的支出，行政管理支出结构产出弹性为负，因此在公共支出结构的非生产性结构中应当控制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
齐福全着重分析改革开放后北京市政府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根据各项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将财政支出划分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两大类别。不同类别政府支出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尽相同。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的加大会在一段较长时期内抑制经济增长，而非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的加大，尽管在短期内能推动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内还会导致经济增长水平降低。
李俊霖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存在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税负，中国的最优宏观税负约为20%。如果以经济增长为第一目标，那么从政府收入的角度看，其政策取向应该是降低宏观税负；从政府支出的角度看，其政策取向应是增加公共支出，减少非公共支出。他认为，政府税收及收费的超常增长使我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偏高，各级政府应减费降税，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降低宏观税负，以促进经济增长。从财政支出的角度看，各级政府应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效果，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郭庆旺等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考察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他们认为，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比较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逆势而动”的特点，且有助于实体经济稳定，但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不符合宏观经济运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实体经济波动，但有助于价格稳定。我国财政政策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凯恩斯效应”。他们认为，要想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就必须能够依据宏观经济运行现状适时调整财政政策态势。这就要求尽快建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监控体系，为宏观经济政策措施的科学制定和适时推出提供良好依据，同时政府还应加大财政预算体系建设，减少政府行为的随意性。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稳定效应，实现我国宏观经济的平稳持续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