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内外非均衡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经济波动问题、经济增长方式与路径转换问题、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问题、双重不平衡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宏观调控与财政政策等问题上，并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国内不平衡与国际不平衡问题研究
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的日益不平衡发展，引起国内经济学界的高度重视，很多学者对国际经济失衡和国内经济失衡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双重失衡条件下的我国经济调控进行了研究。陈炳才从“一国净储蓄国内（本币）净储蓄+国际收支差额”角度分析内外失衡的关系，他认为，国内的存差很大部分原因由贸易顺差所导致，由境外资本净流入造成，是外资替代内资的必然，同时，这种替代也使国内经济发展导致资金相对过剩。因此，解决我国的资金过剩，应同时从资本流入政策和贸易政策方面解决。
余永定从全球经济不平衡分析了中国双顺差问题，他认为，目前全球经济的不平衡状况正在逐年恶化，并且还将持续下去。中国应该尽快用市场方式减少双顺差并抑制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国的双顺差特别是资本项目的顺差不可持续，应努力通过产业升级推动经常项目顺差的保持。
刘伟、苏剑等针对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的特点，提出要在长期和短期经济波动调节中引入供给管理。他们认为，在解决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失衡方面，宏观需求管理政策存在以下局限：（1）需求的总量政策效应降低，甚至难以就需求管理进行总量政策选择；（2）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同步性降低，甚至产生政策效应方向性差异；（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失衡行为的周期性差异，使得总量上的需求管理政策的实施效应程度受到深刻影响。有鉴于此，在长期和短期经济波动调节中需要引入供给管理，把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结合，并提出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相互结合的基本原则。
贝多广、朱晓莉等考察了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现象，他们认为，人民币对外升值与对内贬值并存这一货币现象是实际经济运行的反映。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强势增长，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带来巨额外汇储备，并进而推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当汇率和资本流动都受到管制时，压抑的对外升值趋势会成为对内贬值的直接原因。而对内贬值的概念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CPI上涨，而是包括资产价格膨胀在内的广义通货膨胀。从中长线看，缓解困境的可能出路在于：第一，进一步发挥资本市场的战略性作用；第二，加快人民币汇率改革步伐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二）通货膨胀问题的研究
我国近年来出现了物价过快上涨问题，因此通货膨胀问题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之一。唐毅亭、白静分析了目前通货膨胀的性质、特点和通货膨胀发展的基本趋势，他们认为，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性质属于温和通胀，并具有以下特点：（1）物价上涨是由与生活相关农产品价格上涨开始的；（2）国际贸易持续高额顺差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表现为投资需求的扩大；（3）总体经济状态偏热，偏热的总需求来自净出口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基于这种判断，他们认为，虽然在人民币升值和流动性过剩的大背景下，我国物价上涨的压力将长期存在，但目前来看并不存在大幅度上涨的条件和基础。
刘金全等运用ARFIMA-FIGARCH模型对我国1983年1月～2005年10月期间通货膨胀率的动态过程进行了检验，发现我国通货膨胀率水平的一阶矩和二阶矩都存在显著的长记忆性，由此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表现出长期记忆性行为在检验通货膨胀率与通货膨胀不确定性之间的Granger影响关系时，结果表明通货膨胀率水平对通货膨胀不确定性存在显著的Granger影响关系，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应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率和通货膨胀不确定性的长期记忆性行为和它们之间的单向影响关系。
通货膨胀福利问题的研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制定有效货币政策的理论前提。陈昆亭、郑文风对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进行了考察，他们把1992～2005年间14年的数据，利用消费者剩余估计法和以Sidrauski模型为基础的补偿收入下的通货膨胀福利成本估价法对我国的通胀福利成本分别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名义利率扭曲是导致社会福利损失的根源，过度的扭曲导致的社会福利损失严重。
刘华、卢孔标对进出口贸易与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进行了研究，他们根据我国进出口的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进出口与国内物价波动的关系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进口价格波动对国内生产价格的影响非常明显，但是由于生产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之间的传导并不通畅，进口产品价格上升带来的成本上升压力被我国生产环节的成本所稀释；（2）进出口发展确实对我国国内产能约束起到了非常好的调节作用；（3）由于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变动与居民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变化并不一致，尽管外汇储备确实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但是贸易收支对国内CPI的最终影响同样受到限制。得出的政策结论为，应积极防范贸易途径的国际通货膨胀冲击，加强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监测与预警，促进进出口贸易地理方向的多元化，大力促进贸易产品结构升级，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向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提升产品竞争力，增强在国际市场的定价能力。
卞志村对通货膨胀目标制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通货膨胀目标制可以较好地解决通货膨胀偏差问题，在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操作可以很好地调节宏观经济。而利用我国1994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灵活通胀目标制规则在当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还不是非常适合。得出这样结论的原因是：（1）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产出波动和通胀波动还具有相当程度的非平稳特性；（2）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实现还有赖于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操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可信性、透明性和责任性等，这一点在我国尚未实现。
（三）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的研究
杜婷利用差分法、H-P滤波法以及Band-Pass滤波方法对中国主要经济变量序列长期趋势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实际投资额、实际财政收入、实际财政支出、实际工资、实际贷款余额和实际利率具有确定性增长趋势，为趋势平稳序列，而实际GDP、实际工业总产值、实际农业总产值、实际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进出口额、实际出口额、实际进口额、实际存款余额、实际M0均存在单位根，为差分平稳序列。采用时域分析方法和领域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进行检验和分析，可以发现，经济总量、产出指标（农业、工业、货运周转量）、需求指标（消费、投资、财政支出、进出口）、货币指标（存款、贷款、M0）、工资、就业、价格、利率这些项都有不同的经济周期，并且有事实与其对应。
梁琪、滕建州采用随机游走滤波分析法对中国1952～2003年间约13个宏观经济总量的波动特征、共动性和因果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结果显示中国总产出的经济周期长度在改革开放之后呈现出延长且波动幅度下降的趋势，而且总产出的波动主要受到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出波动的影响，长期以来第一产业发展对总产出的剩余约在改革开放之后消失了，结果还显示出要素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总体来说，中国经济周期在改革开放以后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一般周期特性。
郭庆旺等运用吉布斯抽样方法估算我国经济周期的多变量动态马可夫转换因素模型，对我国经济周期进行拐点识别和同步指数分析，考察了我国经济周期的长期和短期运行特点。分析表明，就长期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周期运行表现出明显的协动性和非线性特征。改革开放以前，宏观经济波动剧烈，情势转换发生得较为频繁，紧缩与扩张的力度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宏观经济波动明显趋缓，其中1992年以来，宏观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平稳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经济周期的这些长期运行特点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变化密切相关。就短期而言（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经济周期依旧表现出显著的协动性，期间共出现5次拐点。但总体上经济周期运行较为平稳，拐点处并没有发生显著的情势转换，非线性特征明显减弱。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此间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逐步完善以及我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运用的日趋合理。
胡永刚、刘方在劳动不可分的RBC模型基础上引入劳动的调整成本和消费的流动性约束，得到了与中国经济波动事实匹配的令人较为满意的模拟结果：（1）由包含劳动调整成本的RBC模型得到的就业与产出波动相对标准差与实际值基本一致，模型同时显示了劳动波动的弱顺周期性，较好地解释了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就业波动的相关特征。（2）在劳动调整成本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流动性约束，进一步改善了模型各变量尤其是消费与其实际值的匹配程度，使模拟的消费与产量波动的相对标准差与实际值已十分相近，较好地再现了1978年以来中国消费波动较大的特征事实。
刘金全等在向量自回归模型中引入了增长率水平和产出波动性的双区制状态变量和状态之间的马尔可夫转移过程，并对我国经济增长率与波动性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了描述和检验。通过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与波动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不同区制状态中经济增长速度与条件波动性的相关性程度有所不同，体现出经济波动“溢出效应”的非对称性。我国经济中适度增速和适度波动性的区制状态组合具有最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这说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阶段。
（四）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
刘树成、张晓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持续高增长”的11个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增长速度的位势较高，而波幅最小，呈现出“高位-平稳”型增长二是在持续高增长中，地区间（省际间）经济增长的速度差异呈现出明显的缩小趋势。他们认为，各地区自身的增长性与稳定性的增强，使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地区间经济增长速度差异的缩小，有利于统一的宏观调控措施的实施；地区间人均GDP总体差异的缩小，是不同时期政策推动的结果，应不断推动总体差异的缩小，促进地区间基础条件差异的不断缩小。
林毅夫、任若恩对东亚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关争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具有严谨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不能简单照搬。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来说，重要的是技术不断创新，而不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我国虽然应该多利用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但是，并不是就不用进行自主研发。
张卓元研究了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发现我国现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硬约束是节能减排的实施。鉴于近几年来我国持续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通过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来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应以节能减排为着力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具体实施中应以经济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自上而下形成一种长效机制。从转变观念、完善体制、调整政策、监管到位、落实责任、完善法律六个方面入手，让节能减排真正成为硬约束。
胡乃武、刘睿考察了中美日三国内生经济增长，建立了一个包含劳动力质量要素和资本质量要素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将中美日三国1994年至2004年宏观经济季度数据代入模型进行分析，得到的结论是，与美日相比，十年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主要来自于资本数量的提高和劳动力素质的改善，但受到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影响，劳动力数量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呈下降趋势。对此，结合美日发展经验，提出保持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建议：保持我国投资的平稳增长和注重劳动力质量的提高。
赵进文、笵继涛利用非线性STR模型技术分析了国内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并可以通过LSTR2模型来表达。（2）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当GDP增长绝对下降时，能源消费比GDP有更快的下降速度；当GDP增长率不超过18.04%时，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当GDP增长率超过18.04%时，能源消费较GDP有更快的增长速度，经济增长完全以能源的高消耗为代价。因此，应尽可能地避免经济的负增长和超高速增长。（3）我国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1956～1976年间，呈现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在1977～2005年间，则呈现明显的线性特征。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研究了我国劳动力供给效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我国经济增长路径的转换。他们通过构造附加人口增长和人力资本投资约束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分解劳动供给的“水平效应”和“垂直效应”，模拟了两种效应对经济增长路径的影响，通过模型得到劳动力供给中“水平效应”收益呈递减趋势的结论，这表明我国的经济要持续稳定增长不能单靠人口红利效应，更应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一体的机制；（2）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劳动力需求路径；（3）推进劳动力资源的二次开发。
万光彩、刘莉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基础上，通过引入可变的技术进步变量，修正了新古典的总供给曲线，指出除预期的通货膨胀率、产出缺口外，技术进步也是影响总供给曲线的重要变量；同时将总需求曲线扩展到开放经济条件下，从而推导出“通货膨胀率-产出增长率”系统下的总需求总供给模型。研究表明，一国经济维持一个低通胀、平稳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但这要求该国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得当。因为随着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可供投资机会越来越多，从而导致总供给曲线向右下移动。但随着总供给曲线不断地向右下移动，在长期内很可能会产生过剩的产能，甚至导致通货紧缩。因此一国政府应该适应性地、适度地扩张总需求，以维持经济在稳定增长的同时处在一个低通胀的水平。从另一方面来讲，当一国经济出现过热需要降温时，在紧缩总需求的同时要考虑到总供给曲线由于技术进步而向右下移动，否则，紧缩总需求的宏观微调政策很可能导致通货紧缩。
（五）宏观不平衡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
巴曙松等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了新的测算，通过对相关变量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和相关系数的计算等，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贸易顺差之间具有长期的协整关系，实际有效汇率贬值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加大的原因之一但仅凭借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改变我国贸易双顺差的局面，贸易结构的变化甚至会对人民币汇率构成一定的先导作用实证分析还显示汇率弹性的增大会使我国外汇储备受汇率牵制的程度有所缓解。
姜波克通过对汇率、物价、以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外延经济增长与内涵经济增长等相互关系的分析，构建了一个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一框架，当外延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要适时让名义汇率上升以便促进内涵经济增长当内涵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时，要适时让名义汇率下降以便促进外延经济的增长，由此使中国经济的数量增长和质量增长获得平衡。通过研究汇率变动对增长方式的影响，发现均衡汇率的决定取决于资源约束。资源约束的上限是可承受的劳动力失业率，资源约束的下限是合理的自然资源消耗速度。
方先明等利用所建立的回归与误差修正模型，从反应程度与时滞两个方面，研究分类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敏感性。结果表明，不同类贸易品进出口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变动有4类表现为正向反应，其分别是矿物燃料及润滑油（有关原料）、非食用原料（燃料除外）、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动植物油（脂及蜡）等；而另外6类贸易品，如杂项制品、机械及运输设备、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食品及活动物、未分类的商品、饮料及烟类等，则表现出负向反应，即它们的进出口差额并没有出现理论上所认为的随人民币升值而减少的现象。分析还表明，当人民币升值时，总的进出口顺差进一步加大。因此在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下，简单地通过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实现进出口收支的平衡。同时发现，不同类贸易品的进出口差额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响应存在不同程度的时滞，而且两者的短期均衡在偏离长期稳定关系后，会自动复归，但速度较为缓慢。鉴于此，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充分考虑分类进出口对实际汇率变动的敏感性，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做出相机抉择。
吴骏等研究了人民币升值对经济的影响。他们认为，从理论上分析货币升值对总需求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因此货币升值对本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确定的。通过对比日元、马克、美元、亚洲“四小龙”和东南亚国家货币及人民币升值后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发现只有日本由于日元升值对经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日元升值的急剧性、被迫性等造成日元价值被明显高估，最终造成对日本经济的不利影响。因此，坚持汇率市场化原则，主动让人民币升值，且应采取渐进方式，逐年小幅升值（每年升值幅度小于10%）同时，要抑制房地产和股市泡沫。
（六）流动性过剩与货币政策问题的研究
近几年来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日益突出，经济学界对此以及流动性过剩下的货币政策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巴曙松从国际视角探讨了流动性过剩问题，分析了流动性过剩的国际传导，认为面对当前的流动性过剩，政府必须加强监管和政策调控，警惕资产泡沫风险，防范流动性过剩突然转化为流动性紧缩，确保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张雪春针对我国流动性过剩的特点，提出不能简单地使用对冲手段进行解决，可以利用限制央行再贷款、差异存款准备金率、外汇掉期交易、降低资本流出限制、贸易自由化、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等方式来吸收流动性稳定宏观经济。认为当前一个较可行的有效政策措施是适量增发国债，置换央行再贷款中的政策性贷款，中长期对策应着眼于制度创新。
钱小安认为，现阶段的流动性过剩存在以下特征：货币供应增长过快、货币结构出现短期化趋势、经济货币化程度较高、金融机构资金充裕。认为我国流动性过剩的国内原因主要为经济增长过快；国际原因为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量外汇流入我国；直接原因是我国较高的货币供应量以及市场投资的驱动等诸多方面。流动性过剩可能产生的影响包括：形成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累积资产价格泡沫、隐含金融危机及加剧经济循环。为应对流动性过剩，需要：（1）确定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2）制定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控目标；（3）选择适当的中介目标；（4）运用有效的货币政策操作工具。
刘伟分析了现行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包括：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目标的选择越来越困难，选择空间越来越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及方向性受到严重干扰；政策实施的行为主体——政府行为产生了周期性差别——周期反周期；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递减。认为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效果，需要进行宏观政策的调整与配合：包括引入供给管理、将内需的管理和国际收支均衡的管理相结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步性要提高。
魏杰认为，目前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压力主要是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造成我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既有体制原因引发的货币供应过多的问题，也有资金供给过多的问题。化解流动性过剩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七）宏观调节与财政政策
郭庆旺等利用马尔可夫情势转变向量自回归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的情势转变特征、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稳定的影响以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进行了考察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比较符合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逆势而动”的特点，且有助于实体经济稳定，但加剧了通货膨胀波动；税收政策的相机抉择变化不符合宏观经济行需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实体经济波动，但有助于价格稳定。我国财政政策总体上具有显著的、持续时间较长的“凯恩斯效应”。
李永友、周达军利用可计量的财政政策利率效应分析模型分析了我国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发现，我国财政政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财政政策与真实利率之间无关性的估计结果并没有受财政赤字弥补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的影响；相对于财政政策，我国货币政策对真实利率的影响更显著，货币政策的相机变化通过利率机制对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产生了一定的抵消作用，但程度有限。这说明，我国财政政策通过利率机制对私人部门投资需求产生的挤出效应是相当有限的。
张颖熙、柳欣从国内消费需求增长的角度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效应。他们通过引入一个由银行、企业、家庭三部门组成的内生货币供给模型，对1979～2005年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自1998年以来，我国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调节经济，导致资产值持续上升，工资在成本中的比重下降，特别是在基本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中工资的增长率持续下降，这导致了消费品市场需求不足。
林致远、邓子基考察了我国财政政策的基本取向及其调整。他们认为，1998年实施的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同1996年就已开始实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一并在稳定经济方面起到显著的作用，其制度性背景是固定的汇率政策和尚未市场化的利率制度。随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会受到削弱，同时赤字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将会日益明显。2004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出快速升温的迹象，在此背景下，我国以扩张性为特征的积极财政政策应逐步转向以稳健为特征的中性财政政策，即：（1）逐步回归年度平衡的财政预算，并确立相应的规则约束；（2）加大我国累进所得税制和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实施力度，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