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的目的在于讨论供给管理政策的短期效应（以下所说的“供给管理政策”即是指短期供给管理政策），讨论我国现阶段短期宏观经济调节中引入供给管理政策的必要性、特殊性；供给管理政策应用对于经济体制的要求，尤其是对市场化进程的要求；以及有哪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可供选择的主要供给管理政策工具。
一、我国为什么需要引入供给管理政策
需求管理政策指的是那些能够使总需求发生变动的、并且能够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控制的因素；供给管理政策指的是那些能够使总供给发生变动的、并且能够由政府、同样主要是由中央政府控制的因素。
就短期经济波动的调节而言，供给管理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当需求管理政策在克服当前失衡产生严重局限的条件下，供给政策的短期效应就必须予以特别的强调。因为，一方面，从理论上说，短期供给管理政策有其特点，在短期调节上，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1）作用对象不同。需求管理政策针对的是消费者，包括最终消费品的消费者和购买厂房、设备等投资品的企业；而供给管理政策针对的是生产者，包括企业和工人。（2）作用效果不同。同样性质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使得价格水平同方向变动，而供给管理政策使得价格水平反方向变动，面对一定的经济失衡问题，可以采取需求管理政策，也可以采取供给管理政策，还可以采取二者的某种结合，使经济趋于均衡。但这一过程中价格水平的变化是不同的。以经济处于衰退为例，需要采取扩张性措施，如果采用需求管理政策，随着总需求的增加，价格水平一般会上升，企业在给定的生产成本下利润上升，进而会增大产出、增加就业；如果采用供给管理政策，随着供给增加，价格水平一般会下降，这时总需求量就会随着价格的下降而增加，于是均衡产出上升，这同样会增加就业。（3）作用方式不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调节购买者的购买力，而供给管理政策主要调节生产者的积极性。供给管理之所以能够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能够改变包括企业和劳动者在内的生产者的积极性，经济中的要素禀赋，包括资本、劳动、资源、技术等的客观禀性，在短期内难以发生重大变化，因而供给管理政策的作用对象难以针对要素禀赋，但生产者面临的激励却是可以随时变化的，因而可以成为供给管理政策短期调节的作用对象。正如供给学派代表人物拉弗所说：“一旦人们面临的激励发生变化，其行为就会随之改变。正的激励吸引人们做一些事情，而负的激励阻止人们做一些事情。处于这种情境中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从而影响社会行为。”（Laffer，1983，第ⅩⅤ页）事实上，调节生产者面临的激励是短期供给政策的核心。（刘伟、苏剑，2007）
另一方面，从宏观调控实践来说，在短期调节中引入供给管理政策有助于克服我国目前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1）在需求管理政策总量效应降低的情况下，或者说总量政策方向难以选择的情况下，供给管理政策实际上就成为必须的选择。政府可以突出供给管理政策的结构性调控特征，比如在产业之间、区域之间、企业之间、部门行业之间创造结构差异性的激励和竞争条件，从而避免总量选择带来的矛盾恶化，使政府宏观调控更具针对性，同时降低宏观调控的成本。（2）政府可以直接控制供给管理政策效果。比如，作为财政政策的税率以及作为货币政策的利率变动，在具有需求效应的同时，也具有供给效应，作为供给管理政策产生的作用，特别是对企业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的大小，政府是可以清楚地判断的，因而可以降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作用的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宏观调控的风险。（3）供给管理政策的应用更易于协调政策效应之间可能发生的矛盾，尤其是当作为需求管理政策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产生方向性差异时，由于需求管理政策工具比较少，且作用对象也较为笼统，因而在需求管理政策工具之间出现矛盾时，协调的空间相对狭小，而供给管理政策工具种类繁多，作用对象也灵活多样，因而即使政策工具之间出现矛盾，也易于协调。（4）供给管理政策具有总量调控效应的同时，也具有多样的地方性特征，因而，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产生周期性差异的条件下，更具灵活性，由于各地具体情况的差异，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经济周期运动中形成相互博弈的局面，周期与反周期的行为差异显著，从而会削弱需求管理政策的总量效应，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需求管理政策的总量特征较强，因而难以适应参差不齐的地方经济，而更具地方特征的供给管理政策相应更具适用性和针对性。事实上我国现阶段各地区发展当地经济的政策手段大都是以财政政策形式出现的供给管理政策，如税收优惠、低土地价格等。（5）供给管理政策可以直接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形成的效率损失。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失衡，从总量上来说相当重要的原因可能产生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比如消费需求增长乏力，除由于投资需求增长过快因而挤占了消费需求增长空间外，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高收入者（储蓄倾向相对低的阶层）收入增长速度快，而更为广泛的社会成员作为中低收入者，尽管其消费倾向相对较高，但收入增长速度慢，这种分配差距的过于扩大，不仅涉及收入分配中的合理性问题，而且会严重影响总量运行的失衡。对于这种失衡的克服，需求管理政策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为需求管理涉及的是需求总量，难以触动社会阶层间的收入分配结构，而供给管理政策恰恰是以激励生产者积极性，调节生产者面临的激励条件为政策作用重心，因而能够综合运用税收等政策工具，从总量和结构上对收入分配做出调节。
二、供给管理政策为什么被长期忽视
提到宏观经济政策，人们往往将其等同于需求管理政策，供给管理政策虽然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并且也在经济实践中经常被采用，但却总是被人们忽视。究其原因，主要源于三方面：一是体制性原因，即供给管理的运用要求以较为充分和自由的竞争性市场机制作为体制基础，否则，供给管理政策的系统运用很可能促使经济体制导向计划机制，而对计划经济的恐惧，使得人们对供给管理政策产生疑虑。二是理论上的原因，即凯恩斯的偏好。由于凯恩斯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建者，对需求管理的偏爱和强调，以及需求管理政策在战后取得的历史性的成果，奠定了需求管理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也导致人们对供给管理政策的忽视。三是政策实践的原因，即20世纪80年代初供给学派政策实践的失败。
1.对计划经济的恐惧及相应对供给管理政策的疑虑
供给管理政策作用的是生产者，因而政府的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生产的微观单位，从而使政策干预的深入和具体程度可能高于需求管理政策，由此导致人们产生一种疑虑，即人们担心系统的供给管理最终会导向计划经济。因而，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倡导者大都特别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大都特别强调把供给管理政策的运用建立在充分自由的市场竞争机制基础上。因为，一方面只有市场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才能在体制上鼓励竞争，从而加快技术创新，以激励效率；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尊重生产者的市场竞争的权利和责任，才能够形成对生产者充分的竞争动力和压力，在体制上形成对生产者足够的刺激和有效的约束。供给管理政策作用的核心恰在于有效地激励和约束生产者，以刺激效率。因此，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供给管理政策能够有效的基本制度前提。脱离市场机制的对生产者行为的政府政策干预，很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导致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导致生产者竞争动力和压力的减弱，从而使供给管理政策的效率目标难以实现。也就是说，供给管理政策是政府在承认并尊重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使市场经济中的真正生产者所面临的市场竞争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发生更有利于竞争性效率提升的变化，而不是对市场的否定，更不是对市场竞争中生产者权利和责任的否定。越是强调供给管理政策效率目标的实现，越需要强调市场竞争的自由和充分性。
但若脱离这一体制背景，仅就政策作用的方式和内容而言，计划经济实际上也就是供给管理。因为：（1）计划经济的本质是通过政府计划来直接促进供给的政策体系，计划经济从制度效应上首先是针对社会生产，尤其是直接约束生产者行为，这与供给管理政策以生产者为政策作用对象的特点是相似的。（2）在计划经济中需求是被忽略的，因为，一方面，需求的主观性和变化的复杂性，以及需求的分散性和差异性，使得政府即使企图掌握需求状况及其变化，也是一个极为困难且成本极其高昂的事情；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否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客观性，因而自然不需要关注市场需求。在不关注、不尊重需求的经济体中，当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产生矛盾时，最简单也是成本最低的办法便是以各种票证、指标等数量信号表达出来的配给制，即以政府行政性组织的“排队”来实现低效率下的强制均衡。而这种配给制恰恰也是供给管理政策中的一种，同时，以供给而不是需求作为管理政策的切入点，也正是供给管理的基本方法，这又进一步提高了计划经济与供给管理的相似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供给管理的极端形态，供给管理使用到极致，甚至是在否定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上运用供给管理政策，那么也就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在经济上的低效率是历史已经证明的，在政治上的过于集权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基于对计划经济的恐惧，特别是担心供给管理政策的过度引入进而导致对市场自由竞争的削弱和否定，导致人们对供给管理存有疑虑和忽略。
2.凯恩斯对需求管理的偏爱及相应形成的对供给管理的漠视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凯恩斯在理论和政策上对需求管理政策予以更多的偏爱和强调，并且在战后的发达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也的确取得了较长时期的成功。这样，在奠定了需求管理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基础性正统地位的同时，也形成了对供给管理政策忽视的传统。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面对的是大萧条的经济，如何治理大萧条？凯恩斯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降低真实工资，而要降低真实工资，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价格，二是降低工资。提高价格需要刺激总需求，属于需求管理政策；而降低工资的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属于供给管理政策。在凯恩斯看来，降低工资会受到工人和工会的反对，社会阻力太大，因此是不可行的。凯恩斯认为，选择社会阻力大的降低工资的供给管理政策是愚蠢的，而通过有伸缩性的需求管理政策来直接刺激总需求，进而降低真实工资，推动经济恢复均衡，则是明智有效的（凯恩斯，1936）。
3.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政策在实践上的失败加剧了人们对供给管理的怀疑
到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使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怀疑，于是供给管理政策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即所谓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经济学革命”（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供给学派强调供给管理政策的运用，尤其重视税收政策的作用，强调税收对总供给的影响。供给学派认为，税率的变动会影响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当税率提高时，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逐渐下降，从而总供给下降，因而，政府要刺激经济，增加就业，最好的办法便是降低税率。供给学派理论中著名的“拉弗曲线”就是关于税率与政府收入之间关系的系统表达。
在“滞胀”的冲击下，供给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初风行一时，美国里根政府接受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然而，里根政府的这一政策实验并未取得成功，随后，伴随人们对滞胀的理解的进一步深入，在供给管理政策实验失败和经济学对滞胀做出新理解的实践与理论双重背景下，需求管理政策又在宏观经济政策运用中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供给管理相应地逐步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教科书中难以找到供给管理政策的内容，在实践上有些供给管理政策虽然被采取，但也被误认为是需求管理政策。
三、在我国系统运用供给管理政策需要创造哪些条件
问题在于，在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中能否引入供给管理政策？或者说，能否在既不导向计划经济，又适应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进行供给管理？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在供给管理中只要能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并且适应市场经济特点，供给管理就能在宏观调控，包括长期和短期经济波动的调节中很好地发挥作用。为此，必须努力创造三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方面是对供给管理政策进行系统改造，使之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第二方面是健全和完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为有效运用供给管理创造坚实的体制基础；此外，政府必须具备较强的对宏观经济失衡的判断能力。
1.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供给管理政策进行系统改造
所谓系统的改造，主要是指把供给管理政策中与计划经济相似或有可能导向计划经济的因素加以系统的纠正，这种纠正至少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内容：（1）以间接调控代替直接调控。即运用供给管理政策调节激励、约束生产者的条件，并且这种调节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和政府行为法治化、民主化的规范当中展开，而不是直接干预和否定生产者本身的行为。（2）以价格调节代替数量调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价格信号即市场的作用被否定，数量信号和配额指标成为经济的主要调节信号和基本方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资源配置来说市场是基础性的，价格信号是基本的，因此在进行供给管理时应以价格调节为主要手段。当然，这种价格调节不能是直接的价格管制，而是以税收、补贴等形式出现的间接影响生产成本的价格调节方式。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拥有产品定价权，政府一般不应直接规定产品价格，而应对产品价格进行间接调控。企业应当在制度上，特别是企业产权制度上具有发现贴切价格信号的动力和能力，也应当面对竞争性市场价格的硬约束。（3）以宏观调控代替微观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供给管理政策在对企业（生产者）进行调控时，不应直接具体干涉某企业的运营，而应当一方面尽可能使政策针对某一类企业，比如某一行业、某一产业、某一地区，或某种具有相同特征的同类企业；另一方面，尽可能影响这类企业所共同面临的竞争条件和环境，而不是直接影响企业行为本身。也就是说，供给管理政策虽然是针对企业的，但应当尽可能使其“宏观化”、“普遍化”。（4）以法律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的优势在于它包含了政策执行者和政策作用对象之间的互动机制，也就是说，既包含了对政策作用对象（企业）的法律约束，同时也包含了对政策执行者（政府）的法律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供给管理政策，重要的条件之一在于规范政府行为，使之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否则供给管理很可能导致政府行政集权。而且，任何政策都可能有漏洞，一方面，政府有可能对经济不了解或对经济某些方面缺乏足够的信息，另一方面，个别企业也可能的确面临特殊情况，因而相互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存在就极为重要。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那么，法治化深入的关键，不仅在于对一般市场经济中的私人主体行为建立和健全法律约束，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对公权行为主体行为形成有效的法律约束。否则，以行政手段为主，在政府与企业间只是垂直的行政性管制，而不能形成互动机制，供给管理政策的实施便可能导致管理体制的行政化。
2.深化体制改革，为有效运用供给管理政策创造必要的市场体制基础
我国现阶段运用供给管理政策的一个突出体制特点在于，我们并不是在相对成熟、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引入供给管理，而是在培育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同时逐渐引入供给管理，即在对供给管理政策进行系统改造和应用的同时，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运用供给管理政策创造所需要的制度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识到，越是强调供给管理越是要强调体制改革，供给管理政策运用的系统性必须与市场化进程的深入程度相适应。否则便可能使供给管理政策的运用与以市场化为目标导向的经济改革严重对立起来，既增大了体制转轨的成本，又降低了供给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为此，必须清醒地把握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进程以及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培育的历史性特征。目前，至少三个方面的特征是突出的。（1）改革的核心命题是否由企业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转变为政府改革，尤其是中央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开放伊始，我们强调以企业（国有）改革为核心，有着极为重大的革命性意义，但经过30年的改革，真正决定中国市场化深入的关键命题，事实上已经由企业改革转变为政府改革，包括政府职能朝着适应市场经济方向的转变，政府经济调控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政策制定和传导机制的转变，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进程等。没有这些方面的根本变化，供给管理政策的运用就难以取得市场竞争性效率。（2）改革的主要困难是否由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变为完善市场经济秩序？改革的目的是以市场经济体制替代计划经济体制并使之成为配置资源的基本力量，以价格信号替代数量信号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信号。经过近30年的改革，就资源配置方式而言，在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上，可以说市场已取代了计划机制的支配地位，我国市场化进程已由拓展市场作用空间为主，即以市场机制的数量建设为主，转为以市场机制的质量建设为主，即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秩序。包括市场竞争的主体秩序，即企业产权制度和市场的准入制度等；市场竞争的交易秩序，即市场价格制度和其他保证竞争公平性的制度安排；主体秩序回答的是“谁在竞争”，交易秩序回答的是“怎样竞争”，这两方面制度的统一，构成市场经济的内在竞争机制。与内在竞争机制相对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法治秩序和市场经济道德秩序的统一，构成市场经济外在社会环境秩序。即在法治上和道德上对市场内在竞争秩序的承认和弘扬。显然，市场经济的内在与外在秩序的建设是漫长的、需要不断深入的历史进程。但没有市场秩序的建设和完善，就无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在市场经济秩序混乱，因而市场竞争的有效性和公平性受到严重破坏的条件下，政府也就难以通过运用市场机制以实现其供给管理政策，因为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供给管理，实际上就是通过政策调节生产者所面临的市场竞争条件，以在公平竞争的前提下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进而提高效率。（3）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否由产品市场化转变为要素市场化？经过30年的改革，包括消费品和投资品在内的商品市场化进展较为迅速，从如何定价上看，至少90%以上的商品价格已由市场定价，而不再由政府行政性定价。问题的根本在于，市场化更为重要的命题是实现要素的市场化，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以及其他资源等的市场化，而相对于商品市场化而言，我国要素市场化严重滞后，尤其是资本市场化和土地等资源的市场化极为迟缓，这就使得系统运用供给管理政策面临较严重的体制性局限，因为供给管理政策是在政府不直接影响要素禀赋，或者说是在市场充分支配要素配置的前提下，对生产者，即对运用要素的厂商和劳动者面临的激励条件加以调节，从而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供给管理政策目标。显然，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上述三方面历史特点，既为我们运用供给管理创造着市场经济制度可能，同时也形成重要的制约。在我国系统运用供给管理政策，实现其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政策目标，必须以改革作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以市场化的深入作为有效运用供给管理政策的制度基础，必须防止脱离市场化深入的制度前提而简单地强调政府供给管理，否则便有可能导致体制行政性复归。
3.不断提高政府对宏观经济失衡方向和程度的判断力，为提高供给管理政策的科学性创造宏观经济分析基础及有效决策的机制
提高供给管理政策运用的有效性和科学性，重要的基础在于对宏观经济失衡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面对一定的宏观经济失衡，政府可以采用需求管理政策，也可以采用供给管理政策，并使之组合为政策有机整体。但在什么时候、针对哪些问题应当选择需求管理政策？什么时候、针对哪些问题应当选择供给管理政策？其基本原则应当根据经济失衡的原因，用需求管理政策对付需求冲击产生的失衡，用供给管理政策对付供给冲击形成的失衡。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缓和经济波动，同时较小程度地支付政策成本。
首先，假定经济开始时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但由于负的需求冲击导致均衡产出和物价水平下降。这时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和供给管理政策都能使经济恢复到均衡状态，但二者的后果是不同的。如果在这时采取供给管理政策，也能够恢复均衡产出和充分就业，但同时价格水平会进一步下降，这意味着形成通货紧缩，对市场的（私人部门）总需求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从而使经济面临陷入不景气的恶性循环。如果这时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在促使均衡产出和充分就业得以恢复的同时，需求的扩张将使价格同时也恢复到原来均衡状态时的水平，这样政策作用前后，即从先前的均衡到失衡再到均衡的恢复过程中，前后价格水平没有变化，能够避免经济进入通货紧缩的风险。因而，在这种情况下，更多地选择需求管理政策就更有效且风险低。
其次，假定经济开始时处于均衡状态，但由于负的供给冲击导致均衡产出下降和物价水平上升，即滞胀。同样既可以采取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也可以采用扩张性的供给管理政策，从而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状态。但二者的后果也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将使价格水平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在失业逐渐缓解的同时，通货膨胀率提高；而若运用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则在使失业逐渐缓解的同时，使价格恢复到原来均衡时的水平，因而经济可以在不经受或少经受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恢复充分就业。因而，在这种条件下，更多地选择供给管理政策就更有效且风险更低（刘伟、苏剑，2007）。
四、可供选择的适合市场经济的供给管理政策主要有哪些
1.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政府监管
（1）政府对价格的监管。价格监管的方式包括对价格水平和上涨率的监管。一般包括对原材料、能源、土地、资金、劳动以及其他一些重要商品和要素价格的监管。这种监管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极为普遍和严厉的。改革开放以来，大部分商品的定价权已转移为市场定价，但仍有一些商品，尤其是重要的要素，包括资本（利率）、土地（地租）以及能源、电力和其他一些重要原材料的价格，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控制。伴随着要素市场化的深入，这种政府直接控制要素价格的状况需要根本转变。
在管制价格方面，最为极端的措施是工资—价格冻结，即政府通过强制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不得调整工资和价格。这种政策即使在市场经济的现实中也曾被运用过，不过往往运用的效果与初衷相反。例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滞胀，此时，如果经济通过市场自动调整，工资水平应当下降，从而使得总供给回到原来的状态。因而，若想通过调节工资来促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的话，美国政府本应促进工资的调整，但美国政府当时选择的却是冻结工资，结果使得经济波动加剧，衰退时间进一步延长。
工资冻结政策一般来说适用于工会力量或其他非经济因素使得工资增长过快的情形。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工资增长过快在短期内将导致滞胀，长期内随着企业利润下降、投资减少，竞争力减弱，最终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此时，如果政府出面进行工资冻结，从而抑制生产成本的上升，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得到保护和维持，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就都可以得到控制。
在现代经济中，除工资报酬外，企业往往还以其他形式给工人支付一定的报酬，比如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障费用等。如果以法律形式取消或降低这些支出，就可以降低企业的实际负担，从而使得总供给曲线右移。而对工人来说，这些收入的使用方式或方向往往受到一定限制，因而这些收入的降低对工人现期消费影响不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政府就曾采取过这样的政策。在新加坡，企业在支付工人工资外，还须向工人的公积金账户支付相当于工资的10%，亚洲金融危机时，新加坡政府宣布暂时取消这一要求，从而使企业的实际工资成本同比例下降。
（2）政府对资源配置等其他经济监管。
除价格（包括工资）监管外，政府对经济还有其他多方面监管，主要包括：第一，对资源的使用方向的监管，即政府对资源使用方向加以调控。比如政府规定的专项贷款、专项资金、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条件的规定，以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所规定的其他资源的使用方向性调控等。在我国，这些政策被经常用到，比如我国对土地使用方向的规定非常严格。对资源使用方向的监管措施往往出于长远和全局考虑的，但在短期内，往往会对总供给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对企业市场行为的监管，即政府的反不正当竞争措施，这些措施会产生供给效应。监管企业经营的经济政策会影响供给，通过监管企业对资源或产品市场的垄断行为，政府可以提高效率。这种监管政策也可以通过约束企业限制竞争、开发和创新行为而实现更快的产出增长（Tatom，1983）。第三，对要素流动性的管制及对这种管制的放松。从理论上来说，在市场经济中，对于要素流动性的任何管制都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从而使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移。在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是对资金流动的限制和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些管制在我国都是极为严格的，即使经过近30年的改革，在管制方面有了相当大程度的放松，但由于我国要素市场化，特别是资本市场化（包括间接融资市场化进展和直接融资市场化程度）严重滞后；劳动力市场化虽有较大进展，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制度性歧视和行政性限制。所有这些限制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要素配置的效率。对这些管制的放松显然有助于扩大我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第四，我国政府今后可能采取的其他监管措施的供给效应。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转轨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各个方面的监管措施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而相应的逐渐发展和完善。比如，伴随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产品质量、环境质量、生产安全以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活品质等方面的要求也将提高，而这些要求的提高往往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而这种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政府的强制措施。
2.作为供给管理政策运用的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通常被看作需求管理政策。实际上，大多数财政政策同时也是供给管理政策，至少对总供给有影响。一般来说，一项财政政策是需求管理政策还是供给管理政策，须看它针对的主要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针对消费者的财政政策一般是需求管理政策，而针对生产者（企业）的财政政策一般是供给管理政策。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财政政策工具针对的是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或有效生产成本），而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一般包括四个方面，即税收、工资成本、利息成本、原料成本。
作为供给管理的财政政策主要工具包括：（1）税收政策。调节企业缴纳的各种税收，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等可以影响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出口退税也是常用的对出口企业减税手段。减税时，在同一价格水平下，企业实际生产成本下降，因而总供给曲线右移。调节个人所得税也能对总供给产生影响，其影响途径有两条。以减税为例，首先，个人所得税降低将导致私人储蓄增加、利率下降，从而使生产者平均成本下降；其次，个人所得税降低会导致工人劳动积极性提高，生产效率上升，从而使生产者平均成本下降。可见，对企业和个人的税收政策，既有需求管理政策效应，比如减税可以刺激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同时也有供给管理政策效应，如减税同样可以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问题在于，同一财政税收政策，比如减税，到底是对需求的刺激更大还是对供给的刺激更大？这一问题自从供给学派产生以来就没有完全解决。尽管对税收政策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作用程度高低，存在理论上的分歧，但税收政策同时具有供给效应和需求效应，则是客观的，也是人们普遍承认的。（2）生产补贴政策。包括针对企业生产的产出进行补贴，或者针对企业使用的特定生产要素投入进行补贴。比如，工资补贴、利息补贴、科研开发补贴、出口补贴等。补贴相当于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其作用机理与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减税一样。其中出口补贴，研发补贴等是较为常见的政策。（3）再分配政策。如转移支付、食品券、社保福利政策等都会影响工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储蓄率，因而会对总供给产生影响。
上述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财政政策手段在近10年来，我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采用过。如1998~2003年间，为扩大内需，采取的一系列财政政策，其中既有需求效应，也有供给效应。如1998年2月，将纺织品出口退税率从9%提高到11%，以减税促进纺织品出口增长；1998年7月，将通讯设备等七大类机电产品和五类轻工产品增值税退税率从9%提高到11%，以减税支持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经济增长；1998年10月，取消20项行政事业收费，以减轻企业负担，降低成本；1999年7月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全年退税622亿元），降低出口企业成本，促进出口；1999年8月，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予以一定的减免，扶持房地产业增长；1999年11月，取消732项基金收费，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成本；2000年6月，对软件、集成电路等产业实行优惠税收政策，鼓励高新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2003年2月，对航空、旅游等行业实行阶段性减税，以消除“非典”对这些行业的负面影响，等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5）。
2004年进入新一轮宏观调控以来，以减税进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基调的财政收入政策始终未间断过，其供给管理政策效应也是显著的。比如，自2004年1月起开始实行新的出口退税办法，提高并加快了对出口企业退税的水平和速度，进一步支持出口企业发展；在2004年以来新一轮税制调整中，自2005年8月在东北地区试行增值税转型，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增大企业增值税抵扣额度，减轻企业负担；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降低个人所得税水平，刺激劳动者积极性；酝酿降低内资企业所得税，努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使内资企业所得税率有望自33%降至24%，并经一定的过渡期后逐渐普遍开始实施；尤其是自2006年起全国普遍取消农业税，各地先后对广大农业生产者予以普遍的税赋减免，包括在此前几年大量取消对农户的各类摊派等，降低农户生产成本，扶持农业生产发展；此外，针对某些行业过快发展的势头，在税收政策上也采取了一定的抑制，比如2007年开始对房地产行业征收土地增值税等。
3.作为供给管理政策运用的货币政策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货币政策是被看作需求管理政策的。实际上，货币政策同时也是供给管理政策，因为它不仅影响总需求，而且也影响总供给。所以，货币政策工具既是需求管理的政策工具，也是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那么，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哪个大呢？我们知道，利率是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主渠道，因此，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哪个大就取决于总需求和总供给哪个对利率更敏感。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投资者和消费者置身于一个健全、庞大、便捷的金融体系之中，而且其信用体系也很完整，因此他们的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对金融体系的依赖更大一些，因而这些国家的总需求对利率就比较敏感。而在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尚不完善，而且信用体系也不健全，金融服务程序烦琐、成本较大；再加上企业产权制度上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界区不清的含混，因而利率对企业的约束尚不充分；这样，投资者和消费者对利率就不如发达国家那么敏感，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相应在发展中国家就要小一些。因此，对于发达国家而言，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很可能大于供给效应；而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很可能小于供给效应，我国1997年到2003年间尤其是2002年到2003年上半年，货币供给大幅增加但物价水平不升反降或是近乎零通胀，而且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象就是一个明确的证据。
作为供给管理政策，货币政策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产生作用：一是货币政策影响资本的使用成本；二是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和工人的实际税负；三是货币政策影响企业对经济形势的判断。
（1）货币政策对资本的使用成本的影响。
货币政策的重要手段是调节利率，而利率变动对经济有两方面影响，即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以降低利率为例，一方面，降低利率可以使投资需求增加，从而扩大总需求，这属于需求管理政策，相应的效应是利率变动产生的总需求效应。另一方面，利率同时也是决定资本使用成本的主要因素，因而利率的降低也使生产的要素成本降低，从而使总供给曲线右移，这属于供给管理政策，这种效应是利率变动的总供给效应。由于利率的降低影响的是现有资本使用的成本，而现有资本又是多年累积起来的存量，因此利率降低对成本的降低作用是巨大的。
利率变动的总需求效应和总供给效应都使得均衡产出增加，但在这一过程中，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则是不同的，总供给效应在增大产出的同时使价格水平下降，而总需求效应则使价格水平上升。在实际中，价格水平最终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从货币政策的实际作用效果看，总需求效应一般大于总供给效应，因而总体来说松的货币政策通常会导致价格水平上升。
那么，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的大小到底由什么因素决定？货币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分为三个环节：货币的变动影响利率→利率的变动影响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变动使得总供给增加。因而，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相应地取决于三个环节：第一，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有多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越大，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越大。而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又取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对利率越敏感，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就越小，进而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越小。第二，利率变动对生产成本的影响有多大？这取决于国民经济中的总资本存量，资本的使用成本等于资本总量乘以利率。因而，国民经济中的总资本存量越大，利率的变动对生产成本的影响就越大。第三，生产成本的变动对总供给的影响有多大？这取决于总供给的价格弹性，总供给的价格弹性越大（反映在图形上，即为总供给曲线越平坦），给定的生产成本的变动对总供给的影响就越大，因而，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越大（刘伟、苏剑，2007）。
（2）货币政策对企业和工人税负的影响。
首先，货币发行本身就是一种税收。其次，由于各国的税率大都是累进的，而且税收是根据名义收入征收的。因此，当实施松的货币政策时，企业和工人名义收入一般会增加。而伴随名义收入的增加，企业和工人的名义收入将更可能进入更高收入区，从而使其边际税率上升。这样就会影响到企业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因而会影响总供给。反之，当采取紧的货币政策时，同样会影响企业和工人实际税负，进而影响总供给（Tatom，1983）。
（3）货币政策对企业判断经济形势及相应的企业决策的影响。
当货币供给增加时，企业产品价格就会上升。由于企业的信息不如政府充分，因而不知道自己产品价格上升是由于市场对自己产品的需求上升，还是由于总价格水平上升，所以不好做出决策。这样，当货币增长率上升时，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就上升，从而增大企业的价格信号提取的复杂性，企业为缓和不确定性上升的影响，就可能采取保守措施，从而降低总供给。
§§第三篇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化进程中结构变化和增长的效率
本篇共设6章（第12章至第17章）。本篇的核心命题是在上一篇讨论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和总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体制变迁是否带来了要素效率的提升，经济总量扩张的同时是否取得了实质性经济发展，即经济结构是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且这种结构变化是否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为依托，进而带来了增长的效率改善。事实上，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实现的数量增长，人们并无多少怀疑，存在质疑的主要在于，这种数量扩张是否同时伴随着国民经济质态的改进，是否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不是单纯的增长，此外，更重要的在于，实现这种增长是否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依靠效率提升，而不是单纯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总之，在体制变迁过程中实现高速增长的效率基础如何？以及为增长付出的代价怎样？本篇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演变的特征及制约因素（第12章）。然后，讨论了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达到的高度（第13章）。接着，分别从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等几个方面的结构变化及相互作用中，考察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第14、15章）。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结构变化对全要素效率提升的作用（第16章）。考察了结构变化对国民经济中间消耗的影响（第17章），从而从体制变迁、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进、经济效率提升等几个方面的统一上，论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化的历史必要和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