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的“划峡而治”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大力扶植台湾当局，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当时，美国的意图是：既大力支持蒋介石，又避免美国因防卫台湾沿海岛屿而卷入同大陆的战争，因而不同意蒋介石采取反攻大陆的冒险行动，不同意蒋介石大量增兵金门和马祖。
朝鲜战争后，由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未能占到便宜，且新中国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和国际威望日益提高，美国已经不能无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这一事实。迫于形势的变化，美国开始调整策略，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接触，在对华对台政策上搞“划峡而治”、“两个中国”。
1954年7月，中美双方在日内瓦开始领事级谈判。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声明：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同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谈判开始在日内瓦举行。
金门炮战发生后，美国调派大批军舰、飞机到台湾海峡。美国的直接干预也引起了西欧国家的担忧。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主张金门、马祖等外岛“非军事化”。美国应该避免卷入中国的内战。由于美国政府的政策在盟国和中立国得不到支持，由于舆论的压力和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提出了“停火”、要国民党军队撤出金门、马祖，与大陆“脱离接触”的主张，以此来解决“台海危机”。这在实质上是搞“划峡而治”。
美国的主张遭到了中共的反对。1958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台湾地区，“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停止干涉中国内政”。10月6日，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建议同国民党当局举行谈判，和平解决。
台湾当局对金门、马祖“非军事化”或“中立化”的主张也表示反对。1958年10月1日，蒋介石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反对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撤军。
（二）国民党加强反攻大陆的准备和金门炮战
国民党“八大”后，国民党为反攻大陆作了许多准备：
首先，整训军队，充实战备。继续对军队进行整编，加强军事训练和海陆空模拟演习。补充战备物资，更换军事装备。实行全岛范围的军事动员等。
其次，在政治、经济、社会与文教等各方面开展工作，为“反攻复国”创造条件。
再次，派遣特工，向大陆渗透。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强攻金门失利后，厦门前线同蒋军占据的大、小金门岛等地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双方离得很近，厦门距小金门只有2000多米，解放军前沿阵地的大、小嶝岛与大金门最近处不到1000米。当时，国民党以一个兵团的重兵防守金门，解放军以一个军防守厦门。从1950—1953年，解放军全力抗美援朝，空军未入闽，海军又初建，所以在金门前线，空军、海军、炮兵的力量，国民党军队都占优势。其海军封锁大陆的厦门港和福州马尾港，不断骚扰福建沿海地区；其空军经常袭击厦门、福州；其炮兵经常炮击厦门及附近解放军占据的岛屿。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解放军陆续将空军、海军和炮兵调到厦门前线，配置了长达30公里的半圆形炮兵阵地（仅后调去的就有3个炮兵师、1个坦克团），大、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均在解放军炮火射程之内。
国民党也在调兵遣将。到1958年8月中旬，国民党在金门集结了6个步兵师、8个独立炮兵旅、5个高炮营、3个轻战车营，计9.6万人，近百门105～155厘米榴弹炮。在马祖，集结2个步兵师、4个独立炮兵营、2个高炮营、5个营的地方自卫队，计4万人。国民党将半数的地面作战部队配备于外岛地区。美国调集大批军舰到台湾海峡，协助国民党军队。
国共两党的军队多次进行炮战、空战、海战。1958年8月，在炮击金门之前，国共展开了大规模的空战，争夺制空权。因为掌握不了制空权，地面炮兵就会遭空袭。在空战中，解放军空军击落国民党飞机50多架，解放军损失飞机20多架。最后，制空权被解放军掌握。
1958年8月23日，解放军猛烈炮击大、小金门、大担、二担等岛屿。2小时内，解放军炮兵向金门发射4.5万发炮弹，摧毁了许多国民党阵地。解放军炮火集中打击的是国民党金门阵地和金门防卫司令胡琏的指挥所。当时胡琏同他的美国顾问刚走出地下指挥所，炮声一响，赶快缩了回去。防卫副司令吉星文、章杰、赵家骧受重伤，不久在医院相继死去。当天，人民解放军海军封锁金门，以切断金门的所有外援。24日，解放军再次炮击金门，国民党军队还击。25日由5艘国民党军登陆舰和货轮编成的运输船队驶入料罗湾，准备卸下弹药，解放军的鱼雷快艇击沉两艘蒋军登陆舰。下旬，金门海上运输线被解放军截断。这次炮击是中共中央决定的，毛泽东在北戴河坐镇指挥和决策，叶飞在前线直接指挥（叶飞时任福州军区政委、司令）。
9月，双方又发生多次炮战、空战和海战。到10月25日，共发生海战18次，大的空战10次，大规模炮战3次。
这次炮战帮了蒋介石一个忙，使他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当时，美国政府一方面害怕因金门、马祖的开战而被蒋介石拖入中国内战的泥潭，另一方面想割断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制造“两个中国”，最终控制台湾。因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以削减美援为手段，压迫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阴谋先割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然后美国再“托管台湾”，把台湾彻底从中国分割出去。
对美国压迫蒋介石从金、马撤军的真实意图，蒋介石心里清楚，这是他不能允许的，但又无法公开和美国闹翻。正在苦无良策的时候，金门炮战发生了。因此，金门炮战的消息一传到台湾，蒋介石得知后马上眉头舒展，连说：“好！好！好！”此事一发生，他就有理由不从金、马撤军了。他对美国记者说：“炮击金门是进攻台湾的前奏”，从金门、马祖撤军，等于自动敞开了台湾的大门，这怎么行！炮击金门后，蒋介石公开拒绝了杜勒斯的建议。所以，在金门炮战中蒋介石虽然挨了打，但并未吃大亏，他凭借共产党的助力，终于顶住了美国阴谋“托管台湾”的压力。这是国共在“一个中国”的基础上，共同对美国这个插足进来的“第三者”进行的斗争，这两种斗争性质是不同的。
这次炮战使中共中央摸透了美蒋关系的底细。1954年12月，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把自己与台湾绑到了一起。究竟这个条约的效力有多大，美军在台湾海峡的介入能够达到什么程度，美国能为台湾作出多大牺牲？我们都不清楚。在这次炮战中，金门国民党军队的海上补给线被切断，不但炮弹消耗得差不多了，粮食也消耗得差不多了，频频向台湾告急。美国则把地中海第六舰队的大批兵力调到台湾海峡，又从美国国内和菲律宾调来许多军舰和飞机加强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美国军舰达50多艘，包括航空母舰、重型巡洋舰、驱逐舰，对大陆进行威胁。9月7日，美、台军舰混合编队组成海上运输队，美舰在左右两侧护航，与台舰相距只有2海里。解放军前线指挥员叶飞向毛泽东请示。叶飞在电话中得到的回答是：照打不误，但只打台舰，不准打美舰，即使美舰开火，没有命令也不准还击。各炮群接到命令后，都感到吃惊，纷纷追问是不是命令下达错了，叶飞命令前线要坚决执行。
当美台联合舰队抵达金门料罗湾港口时，解放军炮群开炮猛轰台舰和运输船。解放军一开炮，美国军舰竟丢下台舰和运输船于不顾，开船向台湾方向逃去。结果，台舰被击沉3艘，击伤数艘。经过这次较量，中共中央把美帝的底摸清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有限度的，只要不涉及美国自身的利益，要冒和人民解放军发生直接冲突的危险，美国就不干了。当时台湾海峡三方的关系很微妙：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把美国拖入中国内战，大陆则力求避免同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美国也极力避免同大陆发生直接冲突。
在这次炮战中，大陆没有把路堵死，留下了一个继续“对话”的渠道。在大规模炮击金门之后，我们警告国民党军、摸美国人的底的目的都达到了。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告金、马、澎军民同胞书》，提出了三点内容：①“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②“从十月六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③建议进行和平谈判。10月13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又下令：金门炮击再停止两星期。但有附加条件：收复台湾是中国人民的主权，美国、联合国都无权过问，不得有美国军舰护航。但是，台湾当局拒不接受和谈，而且仍用美舰护航。因此，10月20日解放军又恢复炮击。
10月25日，彭德怀发表《再告台湾同胞书》，宣布单日打炮，双日不打，“以利你们长期固守”。从此以后，炮击金门不但变为单日打，双日不打，而且炮击实际上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虽然双方并没有什么正式协议，事实上达成了一种不成文的默契：我们对金门打炮，不打阵地和居民点，只打到海滩上；金门国民党军的炮弹，也同样只打到我们的海滩上。后来逢年过节停炮3天，让金门军民平安过节。
上述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3篇文告，都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但为什么不拿下金门，却有其高明之处：不拿下金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留下一个双方“对话”的渠道，保持双方的联系。
从1979年起，当时的国防部长徐向前宣布：停止对大、小金门等岛屿的炮击。
金门炮战以后，国民党继续坚持反共立场，由大规模的军事对抗转为局部范围的军事对峙。国民党还派遣特务到大陆从事各种活动。1962年11月，国民党在台北召开八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为了“反攻复国”，实行新的“反共作战指导方针”，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三分敌前、七分敌后；三分物理、七分心理；三分会战行动、七分间接路线。也就是在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
（三）国民党“九大”的召开
1963年11月12日至22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九大”。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反攻复国总体战”方略，决定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并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会议选举了中央委员（蒋经国等74人）和中央评议委员（于右任、宋美龄等144人），推举蒋介石为“总裁”，陈诚为“副总裁”。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推举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等15人为中央常委。12月3日，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由严家淦继任，重新组阁。余井塘任副院长，谢耿民任秘书长。
蒋介石是由封建思想熏染出来的，皇权思想极重。他当“总统”后的最大愿望，除了“反攻大陆”外，就是传位于子。随着年龄的增长，传位于子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亲美的吴国桢、孙立人虽然被清除了，但蒋经国接班的障碍仍存在，这就是陈诚的存在。这一点就决定了蒋、陈之间迟早会产生矛盾。
陈诚之所以长期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是因为蒋介石用人重视亲谊观念，重用的除了黄埔系，就是同乡、下属等。陈诚不仅具备这些条件，而且对蒋忠诚，能严于律己。因此，陈诚在大陆受蒋重视，到台湾后仍受蒋重视，官运亨通。他先是出任台湾省主席，后由他组阁，出任“行政院长”。1954年，由蒋介石推荐当上了“副总统”，1957年又由蒋介石提名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同时仍兼任“副总统”和“行政院长”等要职，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港台舆论盛传陈诚将接蒋介石的班。
但是，蒋、陈之间的矛盾和摩擦也越来越大，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争执：
首先，在建立“青年救国团”问题上有矛盾。1952年前后，蒋介石筹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10月成立），想在国民党之外造一个以蒋经国为中心的“小国民党”，以便使蒋经国得到锻炼，不断渗入国民党各个机构，进而全面控制国民党。这个计划遭到许多人的反对（如宋美龄派的吴国桢及国民党一些元老们都反对），其中陈诚的阻力最大。他反对的理由是：应汲取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分裂为党团两大势力，不顾党之将亡，恶斗不休，搞得天下大乱的教训，不要再为个人势力的成长而另外弄一个“小国民党”。双方争论许久不见分晓，后蒋介石派其心腹张其昀前来说服陈诚，但陈仍坚持主张不让步。无奈，蒋介石干脆指派陈诚前去主持“救国团”成立仪式，才使这一争论告一段落。
其次，是人事安排之争。按照“宪法”规定，行政大权应握在“行政院长”之手，“总统”只是个虚衔。蒋介石任总统当然不容此种现象存在，因此订立《临时条款》，赋予“总统”紧急处分权。即使有此规定，“总统”对一般行政仍无法指挥，因而造成陈诚与蒋介石之间关系的紧张。陈诚第一次“组阁”时（1950年3月至1954年5月），外界就盛传“内阁”人事任用上失和。陈诚第二次“组阁”时（1958年7月至1963年12月），在教育部长的人选上，蒋陈再度出现矛盾。俞鸿钧“内阁”时的“教育部长”张其昀是蒋介石的亲信，蒋希望陈诚组阁时仍聘用张，陈诚不肯。蒋携同张亲自登门，陈诚仍未作明确答复。陈诚与台湾知识界的关系较好，他认为“教育部长”必须德高望重，因而此一职务最好由曾任北大校长的梅贻琦出任。梅原本坚持不做官，后经王世杰多次说劝才答应出山（1958年7月至1961年2月任此职）。经此周折，蒋陈矛盾更加深了。
再次，是蒋连任“总统”之争。1960年蒋介石谋求连任“总统”（第3届），许多人表示反对，而这些人多与陈诚关系密切。所以，拥蒋的人认为陈诚与他们串通一气，阻止蒋介石连任，想取而代之。此种说法也有一定道理。随后蒋介石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赋予戡乱时期“总统”可以无限期连任，因而再度当选为“总统”。陈诚在接班之战上打了个败仗。
1960年5月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虽继续让陈诚“组阁”，但陈诚已心灰意冷，于1963年因病请辞“行政院长”职。蒋介石先是不准，给假休养1个月，期满后又给假2个月。1963年11月国民党“九大”召开，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提拔新进”，实际上是逼陈诚交权。陈诚很乖巧，再度提出辞职问题，蒋介石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推荐严家淦继任“行政院长”（12月）。1965年3月5日，陈诚病逝于台北，享年67岁（1898年生于浙江青田）。
国民党“九大”后，国民党积极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并于1964年4月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但迟迟未能成立。1990年5月，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在台湾成立了“中华民国反共爱国联盟”，主席陈义扬。宗旨：反“共产”，反“台独”，维护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关系；主张在国民党“宪法”的基础上进行“政治革新”，维护国民党在台湾的“法统”地位。
严家淦，号静波，1905年生，江苏苏州人。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38年，任福建省建设厅长，从事地方建设。1939年，调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首创田赋征实制度（不用货币，用农产品交纳田赋），后推行于全国各省。1945年，国民政府在重庆设立战时生产局，严家淦任该局的采办处长，专门办理美国租借方案及中英、中加借款事宜，曾两次赴印度洽谈运输重要物资事宜。1945年12月，被派往台北，任台湾省长官公署交通处长兼交通部特派员。1946年任台湾省长官公署财政处长兼台湾银行董事长。1947年台湾省政府成立，他任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1950年后，任台湾“经济部长”、“财政部长”，推行现代预算制度，制定财政金融政策，整理各项财政法规，收效显著。1955年，他继俞鸿钧之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他以“没有野心、没有班底”、“人和”及“善于理财”而受到蒋介石的重视。1963年12月，他继陈诚之后任“行政院长”。1966年，在一届国民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当选为“副总统”。1972年又连任“副总统”。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后，他继任“总统”。1978年，严家淦将“总统”一职交给蒋经国。1986年9月，严家淦在主持会议时因脑溢血而病倒，自此退出政坛，辞去各项职务。1993年12月，病逝于台北荣氏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