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营科技企业国外进入方式决策的理论框架
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国际化理论中将阐明企业国外进入方式问题作为一个重点。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产品的特点出发，认为国外进入方式是逐渐演变的。在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市场趋于成熟并即将进入衰退期时，为了保持其产品的市场份额和竞争优势，企业就会采取出口或通过许可证的方式将产品销往国外市场，然后，随着国外市场的逐步开发和风险的逐步降低，企业就会在接近消费者和生产成本比较低的区域建立生产基地。北欧学派（JOHANSON＆WIEDERSHEIM－PAUL，1975；JOHANSON／VAHLNE，1977）的学习阶段理论也认为企业在国外进入方式上是逐渐对外国市场提高资源允诺的过程，首先是没有正规的出口活动，接着是通过海外代理出口，然后是建立海外销售子公司，最后是海外生产制造。GATIGNON（1986，1988）从交易成本角度出发，认为选择国外进入方式最关键是确定合理的“控制程度”，因为国外经营的控制程度同时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和交易成本。HILL，HWANG＆KIM（1990）的折中理论将外部环境因素、内部因素中的产品因素（主要是知识价值和隐含性）以及战略因素（主要从规模经济角度）研究了国外进入方式的选择。KOGUT（1993）认为进入方式选择除了考虑成本问题，还应考虑竞争因素。企业在进入方式决策的时候，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克服市场的进入壁垒（包括成本劣势和报复威胁），占领有利于竞争的战略地位。在技术密集产业广泛使用的合作战略触发了组织能力观点，其代表人物是MADHOK（1997）。他强调重点理解组织知识和技术的特性对选择进入方式的影响。JOHANSSON＆ELG（2002）从网络观角度，将关系作为进入壁垒深化了KOGUT的研究。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许多学者研究了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或随后方式的变化（CALOF，1993；HILL，HWANG AND KIM，1990；AGARWAL AND RAMASWAMI，1992；BUCKLEY AND GHAURI，1998）。少数学者研究了外国多方式组合问题（BENITO AND WELCH，1994）。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考虑到民营科技企业的特点，结合资源基础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网络理论以及组织能力观点，作者试图从资源允诺、知识整合、传播风险、社会进入障碍、国际商务环境、历史经验等方面构建民营科技企业国外进入方式决策的理论框架。
1.资源允诺
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就是资源束。企业投入的资源有一定专用性。这些专用资产既包括设备、厂房等有形资产，也包括管理经验、技术、商标等无形资产。资源允诺就是指专用资产如果用于其他用途就不可避免会丧失一定的价值的特性。它可以用资源的投入程度和资源的转移程度来衡量资源允诺的大小。高资源允诺意味着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投入的资本和从母国企业转移的资源多，当企业欲退出市场时付出的沉没成本也高。另外，对国外的高资源允诺除了带来高沉没成本，还破坏企业的经济关联性，这种经济关联性既包括业务上的上下游关系，也包括商誉、品牌等无形资产的联系。一种业务的退出不仅影响其他相关业务的发展，也影响企业的信誉。总之，资源允诺构成企业退出的障碍。不同的进入方式对应不同的资源允诺，出口、许可经营、非股权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和全资子公司的资源承诺是逐级递增的。对于产品比较复杂的科技型企业来说，在产品销售之后可能需要训练有素的员工安装、经常的售后服务和定期的升级。在进入方式决策上，采取资源允诺比较低的许可证经营是不合适的，因为产品中含有不可编码的企业的许多知识，即使获得许可也很难仿效。而如果要通过销售联盟的形式让当地中间商销售，生产者需要对中间商员工提供经常的培训，以转移必需的技巧和惯例以及有效地支持产品的适应力。这种战略联盟的资源允诺相对比较高。
民营科技企业有一般民营企业的共性，企业规模普遍为中小型，精通国际性业务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企业融资渠道不通畅而且许多是家族企业。此外，虽然科技企业比非科技企业在技术上有比较优势，但是民营科技企业大多是由传统产业改造过来，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比较缺乏。由此，企业积累的有形和无形资源是比较有限的。在这种情形下，即使企业国际化动机十分强烈，对于国外进入方式的决策要考虑两个方面：第一，企业有什么资源可以投入到国外市场？第二，投入的资源对将来企业的退出影响多大？例如，投资国外项目需要哪些管理、资本、人力、技术、生产技能和营销技能等资源？国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失败会不会导致整个企业的破产，如果是肯定的，那就得考虑其他资源允诺比较小的进入方式。
2.知识整合
企业通过国外进入，获得企业原先不曾拥有的知识，包括信息、技术、管理、经营理念等，同时充分利用企业现有的和所获得的知识，通过整合，获得一种整合优势（也是企业的一种竞争优势）。具体地，整合优势主要包括资源整合优势、技术整合优势和市场整合优势。
（1）资源整合优势。
这里的资源主要是指企业的生产要素和管理能力等。首先，企业对国外目标区域内的资源获取问题。特别是对于资源比较匮乏的企业来说，如果能够从国际市场上获得所需的资源则可以消除发展瓶颈。对于资源有闲置的企业，如企业没有足够有意义的工作而有多余的工作人员，可以不解雇这些员工，通过寻找其他企业的财政资源和物质资源，结成战略联盟，那么通过资源整合可以帮助企业利用闲置的资源。
在资源获取途径上，即在进入方式决策上，要根据国际化动因以及各种进入方式的特性予以权衡。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较，民营科技企业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但是受限于资源，企业无法持续发展壮大。而企业国际化过程中，以合适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源。
整合优势与资源整合之间的函数关系是倒U型。企业的资源整合优势先是随着企业的资源持有量的增加而增加，这意味着在企业资源缺乏时，可以通过资源的获取和消化吸收获得整合优势。当达到某一特定点时，企业持有的资源组合达到最优，此时的资源整合优势达到最大值。之后，由于企业的资源已相对过剩，与外部获取的资源的组合已不是最佳，资源的整合优势下降。
（2）技术整合优势。
技术整合优势是指企业在国际化发展中，通过技术转移、技术吸收和技术创新，从而确立在技术应用或者技术模仿创新上的整合优势。技术整合包括产品开发、技术的跨国转移和核心能力在国际间的转移。如果企业通过内部发展建立核心技术能力困难很大或时间不允许，则可以通过整合外部技术，在较短时间里获得必要的竞争力要素。例如，掌握各学科知识的能力、掌握各产品元件和产品子系统整体构架的知识的能力、整合这些学科知识的能力、整合各相关技术流与相关技能的能力，等等。
不同的进入方式对应不同的技术整合程度，也对应不同的整合优势。主要是因为知识有显性知识和默会性知识，对于默会性知识难以直间用语言、图像符号等表示出来。任何技术知识的应用都涉及该技术的拥有者或发明者不言自明或无需表达出来的知识。不管是什么人，他都无法将技术知识详尽无遗地表达出来。企业惯例方面的企业知识（彼得·圣吉的组织的“心智模式”）只有通过与企业员工个人深入地接触与交流，通过对他们个人行为的了解与观察才能感觉到。因此，不同的进入方式如合资与独资两种进入方式下，技术的转移、吸收、消化等必定是不同的，合资企业提供更好的机会来获取伙伴默认的知识。如果外国进入是为了获得技术或者如果两个或更多的伙伴向单位转移知识，合资企业是首选的。另外，收购一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并妥善安置被收购企业的员工特别是管理者也将获得较高的技术整合优势。
技术整合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如果引进技术，则该技术要被整合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必须经过消化和吸收，然后引进的技术才会给企业带来效益，对企业的业绩发生作用，一旦掌握了所引进的技术并将其整合，企业的优势地位比原先有很大的提高。
技术整合和整合优势的关系用函数表示为A＝I（T），A表示整合优势，T表示技术整合程度（即企业中技术与产品的结合程度），I是技术整合程度与企业整合优势之间的函数关系，用以表示技术整合的方式如技术转让、合作研发。
（3）市场整合优势。
市场关系的本质是以供求和交换的方式，反映和实现分工、专业化与协作的关系。分工与专业化的扩大与加深，也使交换扩大并加深，而广泛的长期持续的深层次的交换必定会形成统一、稳定、内在的联系，这为市场整合提供了条件。市场整合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市场关系影响产业行为，然后影响市场整合绩效。企业生产和经营向上下游延伸，上游可以延伸到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开发，中游扩展为深加工，下游可以延伸到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销售和售后服务。企业还可以在国际市场中横向整合，涉入多个产业，求得多元化发展。通过整合，结果可以达到产业的进步和提高，形成产业点、产业环、产业链、产业网络等。
在国际化过程中，企业必须清楚目标国顾客需要什么，他们会购买什么，然后从顾客可能选择的角度创造货物和服务的满意的组合（MELOAN，1995）。选择一种可以掌握市场销售的技能的进入方式如合资或者接近客户的进入方式如营销本土化、在国外设立专业市场等可以提高市场整合优势。
企业在整合市场的过程中可以寻求壮大自己的机会，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资源特征和相应的技术水平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环节，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这部分市场需求，确立该细分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而市场整合程度可以影响企业认知、解读并回应国际市场客户的需求，市场整合程度越高，企业越能够识别国际客户需求的形态和特征。
整合优势与市场整合程度的关系可以简单表示为：A＝F（M），A表示整合优势（可以用企业利润率指标表示），M表示市场整合程度（用市场占有率指标表示），F是市场整合程度与企业整合优势之间的函数关系，用以表示市场整合的方式。整合优势随着市场整合程度的加大而上升，这与平常对企业的观察是一致的，随着企业市场占有率的上升，企业的利润率也上升，最后整合优势有一极值，即行业中预期最高利润率，因为行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周期性，而且总存在其他竞争者，所以作为单个企业不可能达到预期最高利润率。
横轴表示市场整合程度，纵轴表示整合优势，实线表示整合优势随着市场整合程度的加大而上升，虚线表示行业有预期最高利润率的，行业中总存在其他竞争者，作为单独的企业难以达到。
资源、技术和市场之间也存在整合关系。如市场知识的准备是资源整合的要求，同时，资源整合也受制于企业对市场的理解；技术整合有赖于一个开放的市场环境，因为在封闭的环境里，技术的传播受到极大限制，但反过来也有力地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扩张，因为技术本身具有公共品的性质，可以在整合过程中产生溢出效应，从而把市场需求推向更高的水平。
中国民营科技企业与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相比，现有的知识存量相对低，通过国际化获取知识是其国际化的主要动因之一。而为了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更好的利用所获得的知识，在国外进入方式的决策的时候应考虑两点：一是进入方式所隐含的未来进一步获取知识和创造整合优势的可能性；二是进入方式所隐含的降低未来知识转移成本的可能性。对于第二点，可以理解为现有知识的投入（所谓的资源允诺）不仅是一项支出，而且是企业的资产，可以形成企业知识存量中关于“如何转移知识”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企业国外进入过程就是一个学习过程，企业对特定进入方式的运用会形成一定的专有能力及相当的经验，过去在市场中所获得的知识对将来的市场进入是有帮助的。对于以“块状”经济特征的浙江民营科技企业，为了获得和利用更多的知识，集群中的企业可以分工对目标市场进行“立体”投资，“打包”方式进入国外市场，部分企业负责开发当地渠道，部分企业负责收集研发信息，部分企业负责生产等。
3.传播风险
企业在进入外国市场时，存在泄露企业所有的知识诀窍、技巧或技术给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的风险或者企业优势被外国企业不正当利用的危险。由于企业与外国企业竞争时必须依赖技术、营销或管理方面的一定优势，在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时，就会面临传播风险。传播风险是在运转研发开支（KIM＆HWANG，1992）、市场营销和广告支出（ANDERSON＆GATIGNON，1986）、监督遵守合同（AGARWAL＆RAMASWAMI，1992）以及商标和声誉（KIM＆HWANG，1992）的过程中的。如果国外伙伴与企业的差距足够大，可以保护无形资产的分散，传播风险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而且在与国外伙伴（包括所有相联系的企业）的磋商中有较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在合作中获得的利益更多。那么，企业在进入方式决策的时候，可以对传播风险的特性不敏感。但是，绝大多数技术先进的企业没有自信可以对传播风险不敏感。即使是技术落后的企业在合作中也有传播风险，第一是因为讨价还价能力弱，第二是同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总之，技术先进企业担心垄断优势的传播风险，技术相对落后企业担心比较优势的传播风险。对于绝大多数浙江民营科技企业来说，尽管其与世界大型跨国公司相比较无垄断优势可言，但是本身拥有比较优势，如民营科技企业善于吸收新技术和接受新产品，有比较强的模仿创新能力。而如果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在技术上有一定的垄断优势。只有不让外国企业接触到企业的垄断优势或比较优势的进入方式传播风险是低的，其他的国外进入方式将使企业面临巨大的传播风险，特别是在许可经营下，获得许可经营的企业本身或其内部员工很可能会将企业的技术或管理经验散布出去或不正当使用。
4.社会进入障碍
当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时候，外国企业面临的歧视以及来自东道国的限制而造成的网络关系建立的障碍。虽然企业进入国外市场有可能给当地市场带来一定的机遇，例如，技术上强的企业会给当地带来新知识，增加当地知识的多样性。如果这样的知识溢出到当地企业，它们将从潜在的更大的创新能力中获益，因为知识更加多样化导致新知识组合的可能性。然而，同时给当地企业带来挑战，例如，该进入的企业如果有高的知识吸收能力，那么，当地企业从中获得的收益没有该企业获得的多，换句话说，与所获得的知识比较，当地企业有更大的失去。而且，新进入者增加当地市场的竞争程度，因此新进入企业不受欢迎。因此，无论如何，现有国外市场上的企业对新进入企业持怀疑态度，这会提高企业进入国外的社会进入障碍。而从网络观看，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国外市场意味着努力为自己在新网络中建立一个地位。这要求与新市场中的供应商和消费者建立新的交换关系。虽然新进入企业与国外市场现有的企业建立关系从而建立相互信任并达成共识是可能的，然而，这种关系一般是直接的供应关系或者联盟关系，而不是企业间非商务关系如行业协会、社会俱乐部等间接关系。因为间接关系的网络是“基于身份的”（HITE＆HESTERLY，2001），如基于社会惯例以及不明确的表示信任和接受的方式。新进入企业将被现有企业排除，或者现有企业“隐藏”社会规范或者交流的法则，可能允许来者到网络关系中，但是不解释怎样、哪里或者什么时候当地信息分享发生。因此，企业要想进入国外市场，在进入方式的决策上一定要考虑社会进入障碍。对社会进入障碍的克服是获取知识的基础。在特许经营下，只要存在合适的受许人，通过合同关系，只要国家政策允许，社会进入障碍不高。出口一般仅仅是企业的产品或服务进入国外市场，关注和研究价值链上垂直的企业如产品的消费者，为之提供有竞争力的补充资源（企业产品），那么，社会进入障碍比较容易克服。同样，建立销售战略联盟也比较容易克服社会进入障碍。而在国外建立合资企业、完全子公司，社会进入障碍依次递增。因为过多的投资被看做是一种威胁，从现有市场的企业观点看，外来企业的高投入将导致对有价值的熟练劳动力的夺取、倒空有价值的供应商或者有成为当地市场的旗帜企业的动机。中国民营科技企业如果想最小化社会进入障碍，企业可以通过逐渐增加投入，以博得自己是对当地市场贡献者的角色而不是攫取好处的好名声。然后逐渐与当地企业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培养和建立信任关系，最后按照自身的企业战略采取合适的进入方式。
5.国际商务环境
这里的国际商务环境是指排除社会进入障碍之外的目标国和母国的市场、生产、环境因素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商务环境（它是不同于地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维度的几个因素集合体）。为简便，重点分析目标国作为经营环境是如何影响进入方式的。与目标国市场相关的因素包括规模、竞争结构以及营销渠道等。不同目标国家现有的和潜在的市场规模是不一样的。而且市场竞争结果是有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以及完全竞争市场等。市场营销基础设施的可得性与否及其质量也是一个尺度。例如，如果当地称职的代理商或经销商已与别的企业建立了长期服务联系，或者干脆找不到称职的代理商或经销商，则企业可以决定采取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的进入方式。与目标国家生产相关的因素包括原材料、劳动力、能源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质量与数量，连同其经营的基础设施（运输、交通、港口设施等）的质量与成本对进入方式决策有明显的影响。如果经济规模越大（以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公司产品在该国的市场规模也可能越大，因此企业可以考虑对该国市场更大的投入。如果目标国的经济发展很有活力（用投资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就业率的变化等来衡量），那么促使企业选择盈亏点高的进入方式，即使在短期内不能盈利，也会选择高投入的进入方式如投资进入。目标国家的外部经济联系包括该国进出口产品的流向、构成、国际收支平衡表、债务负担以及汇率变化方式等。外部经济联系朝一个方向的巨大变动预示目标国的政府在国际贸易和收支上的政策会发生变化。例如，一国国际收支的长期恶化一般会导致对进口和支付的限制或货币贬值。进入限制会阻止出口进入，而限制资本和所得汇出国外的外汇管制更会阻止投资进入。还有，如果目标国的政策规定不鼓励对外经济交往，如设置进口配额、订立高关税、不允许某些产品，则显然会阻止企业采用出口进入方式，而倾向采用别的方式。同样，限制外国投资的政策会阻止投资进入方式而由其他进入方式取代。另外，如果目标国的政治或政策不稳定，那么企业对于高投入的进入方式采取谨慎态度，而倾向于较安全的出口方式进入。
在上面的影响企业国外进入方式的环境因素中，目前中国民营科技企业考虑比较多的是目标国设立的贸易壁垒。为了进入有高贸易壁垒的目标国家，如在西欧国家低压电器产品比较密集，而且“地区保护主义”比较浓厚，为了打破对方的贸易壁垒，正泰采取了两种方式：一是选择在产品保护意识比较淡薄的南欧（如西班牙、希腊等国家）建立营销网点，然后通过南欧本土的销售商把产品打进西欧。由于同样处在“欧盟经济圈”内的南欧的许多销售商在西欧有着几十年培养起来的客户群体，有很多是直接客户，在西欧的消费者心目中具有很高的“信任度”，对“从南欧进来的产品具有信任感”。据实地调查，2002年，正泰出口创汇达4000多万美元，其中65%的销售额就是在欧洲完成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在当地设厂，就地销售。2001年正泰在沙特阿拉伯与对方合作办厂，产品辐射了整个阿拉伯地区。在国际化过程中正泰坚持思维全球化、行动当地化的理念，采取“借力打力”以及“曲线进入”等方式，绕开当地的贸易壁垒，迅速打开自己的国际市场。
6.历史经验
企业在对国外进入方式决策的过程中受其历史经验的影响，该经验可以是在国内市场上成功的进入方式决策历史，也可以是在国际市场上积累的经验。这是因为事物发展的未来走向受制于其发展的历史，即路径依赖性。企业的行为不是随机的，它往往沿着某条路径（或轨迹）行进，而决定这一路径的因素就是由企业的历史积累而成为企业知识状态（或企业的历史经验）。企业国外进入方式上受历史经验的影响，也就是说企业过去所采用的进入方式而形成的绩效及经验对现在和未来的进入方式的选择具有重大的影响。根据OSBORN AND HAGEDOORN（1997）的观点，企业对组织形式的选择遵循一定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嵌入在特定的产业组织中，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在企业内部制度化，由于自增强机制的作用，这种制度化的规则又会影响到企业对未来组织形式的选择。在组织形式的影响下，企业对特定进入方式的运用会形成一定的专有能力及相当的经验，对过去的进入方式越满意，企业就越可能在以后的国际化过程中继续采用这种进入方式，即使这种进入方式是次优的选择。因此，从进入方式应用的历史经验来看，在国内外有着成功的购并或设立市场经验的企业，相应会继续采取购并或设立市场的进入方式。
（二）民营科技企业进入方式决策的规则
进入方式决策的几种常见规则是幼稚规则、实用规则和战略规则。通过调查发现，浙江民营科技企业在进入方式战略决策上，绝大多数企业采用的是幼稚规则或者实用规则，而只有像万向集团等极少数实力较强的企业采用战略规则。
幼稚规则，也叫“一刀切”，指对所有国外市场采取同一种进入方式。这一规则的例子很多，如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只做出口”，“出口中不用中间商”。当被问及“企业为什么要选择现在的国际市场进入方式”时，不少企业主这样回答：“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进入国际市场理所当然要产品出口，没有进出口经营权时找外贸公司代理，有了进出口经营权就自己出口，就这么简单。”浙江哈尔斯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在回答当初为什么想到出口的时候，他就认为出口是每个企业必须要做的，否则就不能做强、做大。
使用幼稚规则可能会导致两种后果：一种是使用惟一进入方式不能渗入市场而放弃有前途的外国市场；另一种是进入市场但使用的方式不合适，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经理得知“单一”进入方式在目标国无利可图，他们便停止进入该市场的努力。他们不是为了销售潜力而选择市场，而是抱着偏爱的方式便是正确的想法行事，结果，企业无法充分利用外国市场机会。超人集团在国内市场通过办事处的方式市场份额快速成长的情况下，盲目拷贝国内的营销模式，在巴西建立了办事处，专门开拓包括整个南美市场的国外市场。然而从1998年起巴西币开始贬值，相当于人民币升值，巴西关税推出特殊政策，结果损失惨重。
实用规则是对每个目标市场使用可行的进入方式，往往采取“由易而难，逐步升级”的步骤，是一种满意决策战略。企业往往从评估目标市场的出口前景来着手调查，因为出口风险小，只有当出口进入不可行或者无利可图时，企业的经理才继续寻找可行的进入方式。这与经济系统分析方法中的演化思想不谋而合，追求的是利润为正，而不是利润最大那点。
这种规则下，排除了所有不可行的进入方式，使用错误的进入方式的风险降低了。这种规则也节省了收集关于别的进入方式的信息所需要的费用和评估其他进入方式的时间。当然，可行的进入方式不一定是正确的进入方式，即不是最佳的进入方式，因为这规则只根据进入本身的难易和目标市场的容许程度作为取舍标准，完全忽视对企业长期战略和竞争优势的考虑。对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调查得知，绝大多数企业有国际化意向，有国际化动作的企业中，出口进入方式是最普遍的。这些企业首先选择出口方式就是因为出口相对于其他方式风险低、资源允诺低而且比较容易。在从事国际化的浙江民营科技企业中，使用实用规则的占绝大多数，这可以用人们的有限理性来解释。
战略规则是对每个目标市场使用正确的进入方式，是以最优化决策为目标的理性决策战略。企业主通过根据企业在目标市场的多项目标评估每种进入方式的优缺点，然后以某种方式在众多目标中进行权衡和决策。实际上，战略规则是对实用规则的进一步深化，是在可行的进入方式中挑选出一种最好的进入方式。万向集团董事局主席鲁冠球在2003年10月19日第五届西湖博览会“竞争与合作——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对话世界500强”的活动上谈到万向集团已经专门制定了国际经营战略，在整个国际经营战略中，进入方式的决策是重要的一个部分；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说道：“在产业与国外差别不大的情况下，主要考虑终端成本，实现资源配置全球化，因此使用新建进入市场；在产业与国外差别很大的情况下，主要考虑能不能在产业链的上层，先要获得先进技术，因此使用收购方式进入市场。”华立集团对自己在选择新建还是收购进入国外市场是有自己的独特见解的，是根据本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的。
（三）民营科技企业进入方式决策的方法
进入方式决策有三个特点：一是进入方式决策的目的性。企业的国际化往往都具有不同的动因，这些动因既有传统的市场和利润动因，也有涉及面宽的战略与竞争动因。不同的动因必然面对不同的进入方式，选择国际市场进入方式必须联系企业国际化的目的，并对各种动因目标进行科学的论证，量力而行。二是进入方式决策的系统性。除了动因不同以外，每个企业自身的条件、企业所处的环境、所欲进入的目标国家的环境等等都是不同的，对一种产品或一个市场最适合的进入方式，对另外一种产品或另一个市场来说就不一定适合。因此，企业在选择进入方式时，需要对各种因素以及每个具体问题进行系统分析，进入方式选择是一个系统过程。三是进入方式决策的复杂性。不同的市场进入方式意味着不同的成本、收益、风险以及控制程度，而且每一种市场进入方式都有其内在的优点和缺点，故在选择过程中将受到许多相互矛盾力量的影响。如母公司控制程度高的企业将比控制程度低的企业在进入方式上面临更高的成本和更大的风险，高控制程度和低成本、低风险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出口适用于快速进入一个市场，但是却不适合长期发展，从长期来看，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往往需要生产的本土化和售后服务本土化。所有这些，造成了进入方式选择的复杂性。
因此，民营科技企业在进入方式决策上采取系统分析方法比较合适。根据系统分析方法，民营科技企业在进入方式决策的时候，首先要根据企业国际化的初衷以及发展的国际化动因，结合内外部因素，找出全部可行的进入方式，然后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对成本、风险、利润收益以及其他非利润目标进行对比分析，找出最佳的进入方式进入目标国家。
（四）对前面理论、规则和方法的一个应用
华立集团是以华立集团有限公司为投资母体的外向型民营股份制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电度表生产企业。在信息产业上，华立是国内首家掌握IT核心技术的高科技企业，中国企业由此首次进入了CDMA芯片技术全球前三名的行列，通过设在美国、加拿大、中国三个基地的研发机构，引领华立登上世界通信产业的高科技舞台。对信息产业的涉足开始于一场跨国收购。2001年9月，中国华立集团所属的华立控股（美国）公司正式收购飞利浦集团所属的在美国SANJOSE的CDMA手机芯片设计及手机整体解决方案设计部门（包括在美国达拉斯和加拿大温哥华的分部），高端切入移动通信领域。
在该次跨国收购的进入决策上，华立集团综合考虑了资源允诺、知识整合、传播风险、社会进入障碍、国际商务环境和历史经验。
从资源允诺上看，资源允诺程度比较高。在这场收购中资金（华立对外宣布花了2亿美元）是华立投入的主要资源，相应的，华立获得了飞利浦在CDMA无线通信方面的全部知识产权（IP）、研发成果、研发设备、研发工具和一大批有经验的研发人员。在收购事件谈判之前，华立在被要求一个礼拜之内开出一张200万美元的保函的时候，华立集团董事长汪力成怎么可能没有考虑集团的资金？不仅考虑了资源投入，而且对于华立进入后将会出现什么情况也考虑了，例如原有员工会不会流失？如果流失完，等于是华立花钱买了一批设备，买了一批图纸，而没有原来企业的研发人员，这些设备和图纸的价值极度缩水。因此，正是在考虑有关资源允诺的情况下，华立董事长亲自走访原有企业并与企业员工沟通。
从知识整合上，先进技术对华立很有吸引力。华立集团采取收购进入方式，能够直接利用当地的高科技优势和信息优势去发展自身技术。华立集团通过收购实现了技术跨越——从未涉足过移动通信产业，一下子成为拥有该领域核心技术的世界技术领先者。另外，华立不仅获得先进技术，还获得研发部门的人员，获得拥有技术开发能力的大脑。
仅仅从收购这件事情还不是很清楚华立集团在国外进入方式决策中有没有精心考虑传播风险，但是，结合2000年华立在加利福尼亚州硅谷地区投资设立独资设立华立控股（美国）公司，无论收购还是独资，都是内向化程度高的进入方式，可以推测潜意识下肯定对传播风险有过考虑的，否则，为什么不先设合资企业？
华立集团对社会进入障碍的考虑可以从竞争对手处窥见一斑。全球生产CDMA产品的企业不多，其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的是美国高通公司。高通公司专门进行产品研发及专利保护，对芯片制造是无生产线方式。中国联通在建设CDMA网络时与高通签署了技术许可的协议，手机企业东信、TCL等都与高通签署了技术许可合同。在垄断市场中，华立社会进入壁垒尤其高，除非华立有能力与高通建立战略联盟，即使表面上华立似乎已经进入，而实际上没有真正进入。
在环境分析上，2000年技术泡沫的破灭在美国创造了买方市场，在美国购买资产相对来讲比较便宜。飞利浦半导体公司希望借CDMA研发部门进一步拓展在中国的业务。然而由于中国的CDMA计划一直没确定，迟迟看不到商业前景的飞利浦半导体公司因此决定暂停投入并进而出售此部门。正是母国和东道国环境成就了这一次收购。
在历史经验方面，华立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对兼并收购感兴趣，1996年兼并重庆电度表厂。2001年4月，华立收购了一个原来叫ACEI的美国上市公司，改名为太平洋商业网络公司（PACT）；之后通过“换股”收购了太平洋系统公司（PFSY）58%的股权，从而成为这家公司在美国纳斯达克（NASDAQ）上市公司的控股公司。在并购方面经验的积累促使华立集团在欲进入信息产业的时候也采用同样的收购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