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甘肃西部的河西地区，由于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地理位置，盐业资源较为丰富，食盐开发的历史较为悠久。相关资料表明，至迟在西汉，随着河西大规模开发和经营，河西地区的食盐开采已初具规模。此后，历经汉魏、十六国、隋唐，河西的盐业有了进一步发展，产地扩大，品种增多，生产和加工技术有了新的提高。在保障百姓生活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成为支撑河西各割据政权生存以及统一王朝西北军需的重要资源。
一、河西盐业资源生成的天然条件
河西地处西北内陆，在自然地理上一般指青藏高原北缘的祁连山脉与蒙古高原南缘隆起的北山系列（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呈东南—西北走向的狭长走廊地带。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十至百余公里，介于北纬37°17′～42°48′、东经92°12′～103°48′间，总面积约三十多万平方公里（历史时期其范围还包括内蒙古阿拉善高原的部分地区）。南与青藏高原毗连，北与蒙古高原接壤，东与黄土高原邻接，西与塔里木盆地交界，自成一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河西走廊在地质结构上属于祁连山山前拗陷带，北部则为阿拉善台块，构造形迹决定了本区土地的类型。就走廊区内部而言，从南北两侧冲刷下来的砂砾物质覆盖了走廊的大部分地面，而且受搬运距离和重力影响，冲积、洪积物呈明显的分选规律，使地貌结构呈带状分布。从南到北依次为：南山北麓坡积带、洪积扇带、洪积冲积带、冲积带、北山南麓坡积带。其中冲积带又称细土平原，地下水在此带与洪积冲积带接处，形成山前泉水溢出带。由于祁连山山前褶皱带有中生代和第三纪含盐地层，含盐量高达3%～7%，局部第三纪红色黏土中的含盐量也在0.2%～3%，其母质经过化学分化和物理分化后，可溶盐类随水行至地表，使山前泉水溢出带本身含有大量的盐类物质。这些盐类物质随河流注入平原绿洲、进入沼泉湖泽，为土地盐渍化及盐泽湖泊的发育提供了先决条件。在整个河西地区，由于地势、气候等原因，具有从东到西，从南至北盐渍土面积增多，盐分含量增高的规律性；而不同地形地貌区，盐渍土的含盐量及类型呈明显的微域分布规律：以内陆河两岸低平洼地、沿河湖滩、冲积洪积扇缘、湖泊、泉群为中心，多呈环形或弧形分布，盐分含量由轻至重。这些盐分含量较大的土壤及水域湿地，在太阳辐射强、降水量小而蒸发量极大以及风力等气候条件下，很容易结盐形成盐碱滩地和盐泽卤水，经过化学沉积，进而形成盐、硝层。
在古代有限的史料记载中，多处提到河西境内的“盐泽”、“盐池”、“卤水”等。如敦煌文献S.2593《沙州图经卷第一》记沙州（今敦煌地区）：“右沙州者，古瓜州。其地平川，多沙卤。”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亦载：沙州“州界辽阔，沙碛至多，咸卤、盐泽约余大半”。古代敦煌的这种地域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河西其他区域的情形，表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然的盐池多产区。丰富的盐业资源，为历代民们开采食盐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汉唐时期河西食盐产地的分布
考古资料表明，河西走廊的历史最早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马家窑文化类型时期（距今约5100—4000年），先民们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新石器和青铜文化，孕育了较为发达的原始农业和畜牧业。先秦和秦汉之际，戎、羌、氐、大夏、居繇、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先后在这里活动。由于这些民族在河西的具体生活状况，史料阙如，我们已难以得知其采食食盐的信息。但可以肯定得是，这些曾经与中原华夏族交往频繁的民族，早已知晓食盐的重要性，食盐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和饮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不可否认生活在这样一个天然盐业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的居民就地取采食盐保证以其生活必需的可能性。
西汉以降，随着河西归入汉王朝的版图，西汉政府在河西设郡置县、移民实边、派驻军队、大兴屯垦，掀起了河西历史上大规模经营开发的高潮。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激增、丝路往来的频繁，作为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食盐，其需求量也就日益增大。如果仅仅依靠从外地转运供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无法完全满足的，而且成本也很大。因此，必须像粮食一样，立足于本地生产，才能保证河西军民的日常需要，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而在两汉时期，根据相关资料，河西地区已有食盐生产的记载，其主要产地有：
（1）居延地区。居延位于黑河下游，其范围大体相当于今甘肃金塔县、内蒙古额济纳旗及其以北广大地区。历史上最大水域面积达800km2的黑河终端湖居延泽（又称居延海）地处其间，后因黑河改道而逐步淤塞为东、西居延海。这里水草丰美，曾是游牧民族天然的乐园，同时也是北方民族进入走廊的重要通道。河西归汉后，西汉置居延县（属张掖郡），东汉增置张掖居延属国等行政机构，构筑了较为严密的军事防御体系，派驻大量的军队屯垦戍守，成为古代河西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在这一地区发掘的数以万计的汉简，就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居延军民垦戍生活的情况。其中，《额济纳汉简》就有关于“居延盐”的记载，2000ES9SF4：21简文：
隧给廿石致官载居延盐廿石致吞远隧仓
据王子今先生对内蒙古湖盐的演化与气候环境变迁的考察，认为汉简中所见“居延盐”可能就是西居延海盐湖所产。此外，见于《居延汉简》及《居延新简》中还有许多关食盐的配给与消费的简文，如：10.39，28.13，136.44，139.31，141.2，154.10，214.4，254.24，254.25，257.26，257.26，268.9，392.1，203.14，E.P.T2：5A，E.P.T2：31，E.P.T6：88，E.P.T7：13，E.P.T31：9，E.P.T50：29，E.P.T51：323，E.P.T52：254，E.P.T52：672，E.P.T53：136等。这些简文虽没有明确说明是“居延盐”，我们也难以得知其究竟是从外地转动还是本地所产，但有的简文反映的食盐数量却相当大，如《居延新简》E.P.T50：29简文：
永始三年计余盐五千四百一石四斗三龠
如此多的食盐储备量，可以满足当时整个河西地区总人口一月所需。在当时的交通和运输条件下，不可能全部自来外地。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时期居延地区有本地所产的食盐。
居延盐经过历代开发利用，虽本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但至隋唐时仍然是河西重要的盐业产地。《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盐池在（张掖）县北九百三十里，其盐洁白甘美，随月亏盈，周迴一百步。”唐时在居延地区设宁寇军，地属张掖县，从其地望推测，此盐池亦即汉代“居延盐”所出之地。
（2）武威地区。这一地区有关食盐生产的记载也比较早，《凉州异物志》云：“盐山二岳，三色为质，赤者为丹，黑者为漆，大小如意，镂之写物，作兽避恶，佩之为吉，是曰‘戎盐’，可以疗疾。”据考《凉州异物志》大约成书于汉晋之际，由此可知，在汉代凉州已生产‘戎盐’，由于其品质很好，除作为一般调味品外，还可以当做辟邪驱恶的饰品佩戴或用来治疗各种疾病。发掘于武威汉墓中的《武威医简》所记载的30多个医方中，就有用“戎盐”治疗眼疾的方法。如16简：
治目痛方：以春三月上旬治药。曾青四两，戎盐三两，皆冶合，以乳汁和，盛以铜器，以傅目，良。
此法一直为后世所继承，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医家治眼及补下药多用青盐，疑此即戎盐。”并明确指出“今青盐从西羌来者，形块方棱，明莹而青黑色，最奇。”曹魏时期，凉州刺史徐邈，鉴于“河右少雨，常苦乏谷”，乃“上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大大促进了河西盐业的发展。十六国时期，先后割据河西的五凉政权除西凉政权外，都建都于武威，凉州的制盐业曾一度成为这些政权重要的官府手工业部门，盐业生产不仅规模扩大，而且品质优良。北凉段龟龙《凉州记》载：凉州“有青盐池出盐，正方半寸，其形似石，甚甜美。庾信步陆逞碑文：其为郡也，惟取赤土封书，其为州也，惟以青盐换粟。”除满足生活供需外，还作为珍贵商品，流入中原甚至江左地区。如北魏太武帝就曾将其作为礼品，列入馈赠南朝刘宋政权的九盐之一，颇受世人青睐，“今戎盐虏中甚有，从凉州来，芮芮、河南使及北部胡客从敦煌来，亦得之，自是稀少尔。其形作块片，或如鸡鸭卵，或如菱米，色紫白，味不甚咸”。梁元帝萧绎亦曰：“有清盐池盐，正四方、广半寸，其形扶踈，似石。”至隋唐时，武威已形成武兴、眉黛两个较具规模的盐池，“并在县（姑臧）界，百姓咸取给焉”。
此外，位于今石羊河下游，民勤县以北包括内蒙古阿拉善右旗的部分地区，秦汉时曾是水草丰美的绿洲。西汉在里设置武威县（属武威郡），石羊河终端湖休屠泽就在今民勤县以北青玉湖、白碱湖一带（今已干涸），汉武威县城之偏东北。历史时期这里的湖泊沼泽沉积有大量的盐类物质，亦是天然的采盐地，其“青玉”、“白碱”之称，无疑与盐、硝业有关。有研究者指出，内蒙古地区的盐湖早在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即已开采利用。但由于史料所限，我们还难以了解这一地区早期盐业生产的具体情况，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考察。
（3）张掖地区。除前已提到的居延盐池外，有关食盐的史录也较多。南朝萧梁任昉《述异记》卷下云：“张掖有盐池，自然生盐，其盐多少，随月增减。”但具体地点未能明确。唐段公路《北户录》卷2又载：“郑公虔云：琴湖池桃花盐，色如桃花，随月盈缩，在张掖西北，隋开皇中常进焉（注：一曰十五日以前盐甘，月半以后苦也）。”此琴湖池在张掖西北，具体地点已难以考订，但与《元和郡县图志》所载张掖县西北“其盐洁白甘美”的盐池即居延盐池恐非一地，因所产之盐品种明显不同。又《本草纲目》卷11“戎盐”本经下品注：“山丹卫即张掖地，有池产红盐，红色。”《甘州府志》亦载：“山丹一种红盐，色味俱佳，北部以诣立闇门易菽粟。其盐根色如丹，坚如石，以作器拟琥珀云。明指挥庄得岁采供御，后以境外奏罢之也。”明代山丹卫盐池所产红盐，色泽与琴湖池桃花盐相似，但山丹卫在张掖之东南，两者方位相去甚远，亦非同一盐池。但这些情况也说明，张掖地区盐池较多，品种各异，是河西重要的食盐产地。
（4）酒泉地区。本区是河西历史上最早开发的地区，食盐开采的历史也较久远。《汉书》卷69《赵充国传》记载赵充国阐述当时匈奴与居住在青海高原上的羌人之间的联系时说：“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从沙阴地，出盐泽，过长坑，入穷水塞，南抵属国与先零相直。”有学者在考证这一线路时认为，此处“盐泽”并非人们一般所认为的罗布泊，而是位于今高台县盐池乡茫茫盐泽之地，至今这里仍是高台重要的盐硝矿区。西汉这一带隶属酒泉郡福禄县（酒泉郡治所），唐代因之。《元和郡县图志》所记“盐池在（福禄）县东北八十里，周迴百姓仰给焉”，实则就是此高台盐池，恰位于酒泉东北约五十公里。曹魏时徐邈“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主要是指这一地区，以便与羌人进行盐粮贸易。此地所产食盐仍属“戎盐”之属，《本草经集注》云：“戎盐，一名胡盐。生胡盐山及西羌、北地，及酒泉福禄城东南角。”
酒泉地区除福禄盐池出产池盐外，唐代位于肃州玉门县境的独登山还生产岩盐。《元和郡县图志》载：“独登山在县北十里，其山出盐，鲜白甘美，有异常盐，取充贡赋。”《太平寰宇记》卷152《陇右道》三“肃州”土产亦载：“独登山，岩石之间出石盐，其味尤美于海盐也。”这是古代河西境内唯一所见品质优良的岩盐矿。
（5）敦煌地区。古代敦煌地多沙卤盐泽，蕴藏着较丰富的盐业资源。这里所产食盐亦称“戎盐”，汉魏时期就已很出名。前引《本草纲目集注》云“今戎盐虏中甚有，从凉州来，芮芮、河南使及北部胡客从敦煌来，亦得之，自是稀少尔”。南朝刘宋段国《沙州记》亦载：“自大岭岭北乙佛界屈海，海西南三百里有盐，从阔半寸，形似石，味甚甜美，无忝河东也。”至唐代，敦煌的食盐产地进一步扩大，除《元和郡县图志》所记敦煌县“东四十七里，池中盐常自生，百姓仰给焉”这一处之外，敦煌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还记载了另外三所盐池水：东盐池水，“右在州东五十里，东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其盐在水中自为块片，人就水里漉出曝干，并是颗盐，其味淡于河东盐，东印形相似。”西盐池水，“右俗号沙泉盐，在州北一百一十七里，总有四陂，每陂二亩已下，时人于水中漉出，大者有马牙，其味极美，其色如雪，取者既众，用之无穷。”北盐池水，“右在州西北四五里，东西九里，南北四里。其盐不如西池，与州东盐昧同。”此处所记东盐池，从其方位及特点看，其实就是《元和郡县图志》所记县东四十七里之盐池；西盐池，P.2691《沙州城土境》作“州西一百七十里”。S.788《沙州图经》作“县西北一百一十七里”。三处所记方位距离稍异，但其他内容大体相同，疑P.2005“北”前漏一“西”字，P.2691“一百七十里”乃“一百一十七里”之误，实则是指同一处盐池。由此可知，唐代敦煌地区大致有三所盐池，且具备了一定的规模，盐业生产在当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三、汉唐河西的盐业生产与管理
从前述汉唐时期有关河西盐业的资料看，河西食盐产地分布较广，遍及东西南北各主要地区；盐业资源主要以池盐为主，兼有少量的岩盐；食盐品种较多，品质好，有青盐、桃花盐、红盐、白盐等名目，其中还不乏珍品，除作为一般调味品，还用以疗疾等。从盐业生产过程及特点看，主要以天然采掘为主，即在自然形成的盐泽卤水中靠人力“漉出曝干”即可。这主要是因为河西特殊的气候地理条件，大多数盐池都是“不劳煮泼，成之自然”。如张掖盐池即是“自然生盐”，敦煌的几个盐池也是“盐在池中常生”、“盐在水中自为块片”，生产简便易行。但因这种生产方式完全依赖于自然，“其盐多少，随月增减”，产量往往不很固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盐业生产的收入。不过，在隋唐时期，河西有些地方已开始采取了人工畦种法，即通过将盐池水引入人工开挖的畦渠之中晾晒制盐。这种方法自先秦时便已出现，至隋唐五代，畦种制盐法已逐渐成为中国北方池盐生产的最主要手段。如武威青盐池生产就是“人耕池旁地，取池水沃种之，去勿回视，即生此盐”。此外敦煌的西盐池“总有四陂，每陂二亩已下，时人于水中漉出”，可能也是修陂引卤水制盐的。但是，这种方法同天然采盐相比，虽能在一定程度扩大生产的规模，然同样要受到气候条件的制约，带有极强的季节性特征，故种盐时间多选择在每年的春秋之间，“每岁三月一日垦畦，四月始种，八月乃罢。”盐产量依然有限。
河西地区盐业资源虽然比较丰富，各地均有盐池。但是与其他产盐区相比，由于地域辽阔，人口稀少，经开发利用的盐池大多处在邻近州郡邑落之地，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而且规模不大，最大者不过“东西九里，南北四里”，小者仅“周迴一百步”。加之生产受气候等因素的制约，产量有限，多仅限于“周迴百姓取焉”，满足当地百姓基本的日常生活所需。与此同时，由于食盐属于国家专营，河西的盐业生产在一个时期内带有战时供给的特征。
众所周知，由于河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环境的特定关系，历史上既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孔道，丝绸之路的要冲，又是屏蔽关陇的门户和中原王朝强盛之时向西发展的重要根据地，向有中原王朝“右臂”之称，实“天下要冲，国家藩卫”，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西汉以来，历代中原王朝都十分重视对河西的经营与巩固，曾派驻大量的军队屯垦防御，甚至于“猛将精兵皆聚于西北”。其目的就是要抵御西北游牧民族的寇拢，确保河陇腹心地区的安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和经略西域。两汉如此，隋唐亦然。但是，大量军队的粮草及物资供应问题，往往成为实现这一战略的关键。因此，就地解决军队和战争所需，就成了历代王朝一贯的经营方略。可以想见，在这一过程中，河西的盐业生产同粮食生产一样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满足国家军事的需要。即使在分裂时期，如西汉末窦融、十六国五凉、隋末唐初李轨以及唐末归义军等政权割据时期，河西孤悬塞外，斗绝于羌胡之中，但这些割据政权和势力所以能在战乱频仍的形势中称霸一方，保境自立，除与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军事、民族形势相关联外，河西丰富的经济资源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盐业生产对经济社会的支撑作用依然不可忽视。
正是由于如此，作为边疆地区的河西，政府对盐业的生产和经营控制十分严格。生产的食盐除少量被用作药物流入市场外，我们很少看到有一定数量的食盐贸易。如前述居延汉简中，虽有许多有关食盐消费的记载，而且有的数量还相当大，但从其内容看，凡食盐支出及消费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管理，实行定量配给制。如：
言之移亖月尽六月盐出入簿（E.P.T7：13）
三年调盐九十石（E.P.T31：9）
坐劳边使者过郡饮适盐卌石输官（E.P.T51：323）
十二月食盐皆毕已敢言之（E.P.T52：254）
隧取盐不还仁有（E.P.T52：672）
五升 官卒十一人盐三斗三升 王武威卒
十二 十六卒候禹二 廿四卒实八卒 马（E.P.T53：136）
在居延汉简中，也不乏市场交易、商品买卖的简文，其中大部分有商品的价格，如粮食类、肉类、蔬菜类、茭草类、丝绸布帛类、衣服类、牲畜类、车、乃至土地、房产、奴婢等，但有关食盐价格和买卖的记录却很少，这固然是汉政府实行专营的结果，同时也是河西作为边地，其重要物资和特殊资源受到国家严格控制的表现。曹魏时期，凉州刺史徐邈修武威、酒泉盐池“以收虏谷”，这也不过是在特殊情况下为解决粮食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策，而且须上报朝廷批准，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严禁民间私自交易。隋唐时期，丝路贸易更加兴盛，河西各主要城市都是胡商客贩云集之地和重要的贸易中心，但仍鲜见食盐行销贸易的记载，敦煌文书中这方面的信息亦很有限。仅P.2049Va《后唐同光三年（925年）正月沙洲净土寺直岁保护手下诸色入破历算会牒》中记有“麦五斗，盐团换面入”，同卷又记载：“面全胜，垒盐团街墙日贴夜饭用”。高启安先生认为，文书中的“盐团”应即经营盐业的“团行”。因这个卷子是寺院的账簿，因此从资料分析，寺院可能经营食盐的生意。在唐代，寺院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实体，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许多寺院“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耕织为生，估贩成业。”敦煌寺院经营盐业也是可能的。不过，从文书记载看，这种经营仅仅是这种特殊阶层迫于自身生存的需要，限于在本地进行的一种生活品的交易而已，很少带有商业买卖的性质。从整体上而言，政府对盐业的经营管理还是相当严格的。
总之，汉唐时期，河西盐业资源丰富，但产量有限。盐业生产除满足当地百姓基本生活需求外，主要为国家所严格控制和调用，难以存在大规模民间盐业的营销和交易，这也是河西作为边陲之地，其经济活动受各种政治、军事因素影响的又一突出反映。
（原名《汉唐时期河西盐业初探》，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