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时期的河西地区，由于它特殊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背景，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北方儒学的特盛之地。一大批中州有名的硕学宿儒为避战乱，纷纭而至，一个个本地杰出的知识分子“士人”破土而出，偏居一隅的河西遂成为当时学者名流们的渊薮。他们广立私学、培养门第、研讨经史、著书立说、倡导儒术、弘扬文史。昔日中原被战乱扫荡殆尽的儒学在这里又一次大放异彩，有力地促进了五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敦煌学者刘昞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他一生历仕西凉、北凉、北魏，皆主管学术，经史子集无所不通，门生弟子遍及河西，所著之作内容丰富，成为当时河西著名的学者，为五凉文化特别是河西区域性文化的繁荣昌盛做出了突出贡献，被时人所引以为荣，尤其值得赞誉。
（一）
刘昞（？—440年），字延明，五凉时期敦煌人，出生于一个儒学世家，父亲刘宝（字子玉），曾以儒学著称，在当时很有影响，刘昞从小就受到家学的熏陶，十四岁时，拜当时精通经学、擅长辩论、“多才艺、能属文”的名士郭瑀为师，深得郭瑀的器重，并以女相许。在郭瑀的精心授业和指导下，刘昞遂成为郭瑀弟子中的佼佼者，与当时“博通经传”、“经目则诵，时人谓之宿读”的凉州名士阚骃等人齐名。
吕氏后凉政权统治末期，政治废弛、经济衰败，“绝进取之途，”对文化肆意摧残。刘昞亲眼目睹这一事实，遂“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在家乡开办私学、培养门第，“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
北凉天玺二年（400年），西据敦煌的李暠自称凉公，建立了西凉政权。由于李暠本人就是一个“少而好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的儒生，在西凉建立伊始，以“纬世之量”在努力发展经济、巩固政权的同时，非常重视文化教育事业，吸收了许多儒家知识分子，此时隐居酒泉的刘昞也被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从此就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步入了仕途。
由于李暠与刘昞在学术上志趣相投，因此他们常常在一起研讨经史、评论古今。据史书记载：“暠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暠，暠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次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可见，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同时也说明了刘昞的才能深得李暠的赏识。后来李暠迁都酒泉，命刘昞作《酒泉颂》，刻石颂德。在李暠的倡导和刘昞的主持下，西凉政权在各地兴办学校，“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并在各郡设置五经博士，负责传授经学。经过刘昞的多方协助和筹划，李暠还召集学者名士、群臣属僚举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文学创作活动，“命主簿梁中庸及刘彦明等并作文”，亦“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互相切磋交流、评诗论赋。一时间君臣上下，朝野内外崇尚儒学、咏诗属文蔚然成风，因此吸引了大批中原学者，培育了一代河西儒士，使“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
不久，刘昞又迁升为抚夷护军，但他“虽有政务，手不释卷。”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孜孜不倦地从事注记篇籍、著书立说的工作。一次李暠看到他过于劳累，就对他说：“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刘昞回答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在这段时间里，他利用空暇之余，翻越大量的书籍，著录了《略记》一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等。这些著作内容丰富，文笔精美，为时人争相传阅。
嘉兴四年（420年）七月，卢水胡人沮渠蒙逊一举攻克酒泉，统一了河西走廊，建立了北凉政权。这位出生胡族，又赖胡族以武取天下的勇士，并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人物，丝毫没有民族的狭隘性。他以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怀，对“凉之旧臣有才望者，咸礼而用之，”罗致了大量的人才。对当时学富四海、名闻遐迩的刘昞更是敬崇备至、委以重任，拜为秘书郎，专管注记。
沮渠蒙逊这位“博涉群史，颇晓天文”汉化程度很深的“胡夷之杰”，对中原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他把刘昞作为自己的老师，常在一起谈论经传。一次他问刘昞：“仲尼何许人也？”昞对：“圣人也”。又问：“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畏于匡、辱于陈，伐树削亦，圣人固若是乎？”同时，蒙逊还实行了一系列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文化政策和人才政策，对学业斐然又卓有贡献的学者给予殊荣，提供他们发挥专长的条件。他给刘昞在姑藏西苑筑陆沉观，“躬往礼焉，号‘玄处先生’，学徒数百，月致羊酒。”沮渠牧健即位后，又尊刘昞为国师，并“亲自致拜，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刘昞利用其有利条件，精心授业，把其传统家学发展成国学，为北凉卢水胡的汉化和文教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公元439年，魏主克凉州，历时一百三十多年的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结束。魏太武帝拓跋焘对河西儒士，亦是“皆礼而用之”。河西地区的儒士们带着自己的传统家学和中国西部特有的生活气韵，步入平洛。刘昞这位大名鼎鼎的河西儒学泰斗，拓跋氏早已“夙闻其名”，被拜为“乐平王丕从事中郎”。此时的刘昞已是年过花甲，病体缠身，思乡心切。公元440年，返乡途中，在凉州西四百里韭谷窟遇疾而卒。
在刘昞死后，将近大半个世纪，北魏太保崔光在给魏明帝的上奏中还说：“敦煌刘昞，著业凉城，遗文兹在，篇籍之美、颇足可观。”在魏明帝的诏书中也称刘昞：“德冠前世，蔚为儒宗。”表明人们对这位经学大师、文化名人的无限崇敬。
（二）
纵观刘昞一生，几乎未离官场，一直以国家专管记注的官员和“国师”身份，主持各朝的图书注记管理和文教工作。他凭借自己杰出的才华、深湛的功力和有利的条件，立学收徒、弘扬儒学，校经点籍、整理古经，著书立说、总结文史，把自己一生心血献给了河西的文化事业，成为当时名扬河西、声震中原的学者。在经学、史学、文学等领域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儒学领域内，刘昞上承汉代儒学之遗风，下开五凉儒学之繁荣，在中原儒学传入河西以及儒学在河西的传播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的老师郭瑀，“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而郭荷出身于东汉经学世家，他的六世祖郭整，在东汉安帝、顺帝时，就是当世著名的经学家，虽“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皆不就”，而是潜心研究经学，以后就以经学传家。因此东汉郭荷的家学经郭瑀传至刘昞。刘昞继承了汉代政治化儒学的传统，一扫中原经学日趋玄学的状况，强调儒学的政治实践作用，重视儒学的理性实用，大力倡导“通经致用”的儒学，使得中原日趋衰败的儒学在河西又一次得到了生机，也使一大批河西的儒士因此而毫无愧色地游身于五凉政权之间，为现实政治服务。不仅如此，刘昞以其深厚的经学功底，对《礼仪》、《周易》、《春秋》、《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其河西儒学特有的风韵，注解了《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使学者们借以通经。其中所注的《人物志》，志在发扬知人任官之本，保持了河西儒学固有的本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是河西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陈寅恪先生称赞说：“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难窥见其一斑矣。”刘昞所倡导的这种处世哲学，不啻是非常切合当时河西士大夫的实际的，反过来讲，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河西儒学繁荣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昞为进一步宣扬河西儒学的这种基本精神，宏发其“圣人”之道，还开馆延学，培养门第，“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名流学者。其中有曾为刘昞助教、“以儒学见拔”，“笃勤训授”，教育成就斐然，著有《丧服记》的索敝。还有“性机敏好学”，常谈《易》、《老》之论，主张老庄之学亦“可以经世”，被刘昞誉为“言若老成”的程骏。他们在学术方面亦颇有建树。北魏平凉州后，皆入仕于朝，分别担任中书博士和著作郎，并教授学生、传其经学。这样刘昞通过师承关系使河西儒学得到了普及和发展，使学术思想绵延后世，并又回传辐射到中原，为以后经学的发展和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昞不愧为河西儒学的泰斗。
在史学领域，刘昞又堪称是十六国时期的一位史学大师。他一生著述甚多，内容丰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史学著作。他“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其中《略记》是删削《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书而成的一部通史著作。在魏晋以前，还没有一部直接叙述上古至魏晋的通史。司马迁的《史记》虽然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但其内容只记载到西汉武帝太初年间，班固的《汉书》只仅仅记载了整个西汉一代的历史，《东观汉记》也只记载了东汉一代的历史。虽然三部史书详细反映了这几千年历史的面貌，但内容庞杂，多所重复，卷帙浩繁，不一而看。于是刘昞就进行了大规模的删削，去繁就简，加工整理成一部系统而又全面地反映几千年历史的纪传体通史，为当时的人们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方便。《凉书》是专门记述前凉史事的纪传体国别史，也是第一部详细记载公元4世纪河西历史的一部史书。在此之前，河西虽一直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各民族竞相角逐的重要区域，在史书中亦有零碎的记载，但像这样由本土学者详细记载的却没有。刘昞不啻是专门记载河西历史的第一人。《敦煌实录》则又是刘昞悉心研究历史、挖掘史料，编纂而成的专门记载敦煌历史的我国第一部实录体编年史。长期以来学术界都认为我国古代实录体史书起源于南朝梁周兴嗣撰《梁皇帝实录》，其实，刘昞的《敦煌实录》要比《梁皇帝实录》早一百年，是我国古代实录的真正起源。对此，唐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其《史通》中曾多次给予高度评价：“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其有如常璩之详审，刘昞之赅博，而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者，盖无几焉。”又说“敦煌僻处西域，昆戎之乡也。求诸人物，自古阙载。盖由地居下国，路绝上京，史官注记，所不能及也。既而士燮著录刘昞载书，则磊落英才，粲然盈瞩者矣。”由此可见，刘昞在中国史学编纂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昞所编纂撰写的这三部史书，实际上是对当时整个中国历史，特别是河西历史的总结，反映了他在史学上的深湛功力。他的著作不仅在河西地区广为流传，而且在元嘉十四年（437年），北凉还将刘昞等人的著作送给了刘宋政权，从而为南北朝学者研究编纂北方历史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资料，对促进南北之间的史学交流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只可惜这些史书在后来逐渐散佚了，但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还存有《略记》、《凉书》、《敦煌实录》的著录。《敦煌实录》的部分内容被《太平御览》、《续汉书·五行志》、《太平寰宇记》、《姓氏辩证》、《太平广记》、《北堂书钞》、《姓氏略》等书所收录。后清代武威著名学者张澍先生在编辑《续敦煌实录》时又从这些书中辑录了出来，作为他《续敦煌实录》的首卷，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河西历史的宝贵资料。
河西作为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文化的中心之一，曾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文学巨匠、骚客名流，留下了一篇又一篇精美珍品、传世佳作。无论就文人的数量，还是就作品的质量而言，独居于北中国文坛之首。刘昞这位杰出的经学家、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他以其带有河西独特风格的诗文，给五凉文苑增添了一朵鲜艳的奇葩，成为当时著名的文坛宿将。他的文学著作虽多已散佚，但存有著录还有赋文《酒泉颂》一篇，文集《靖恭堂铭》一卷。据前述西凉李暠召集文武群臣举行的文学创造活动中常命刘昞等人属文赋诗之事可推测，刘昞所写而未收集著录的诗文数量也不少。这些作品文词优美，均是即景生情之作，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其文学价值很高，特别是《酒泉颂》，被称为是“清典”，堪称是河西文学史上的代表作。对此《北史·文苑传序》论曰：“既而中州板荡，戎狄交侵，僭伪相属，生灵涂炭，故文章黜焉。”然“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刘延明之铭酒泉，可谓清典。”不言而喻，它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上也有很重要的地位。
（三）
文化的兴盛和繁荣取决于这一时代政治、经济、意识等诸多因素。十六国时期的河西地区恰恰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中，它以其独特的氛围，吸引和造就了许多文化名人，使昔日“寂寥于世”的河西，“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可谓人才济济，名家辈出。但如刘昞这样一生历任三朝主持学术，集儒学、史学、文学于一身，所著甚丰的学者，在五凉时期却不多，既就在整个十六国时期也属罕见。这不仅仅在于他所处的这样一个文化环境和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而关键在于他一生有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严谨踏实的治学态度和振兴河西文化教育的献身精神。作为一代“硕儒”，他把即将玄学化的经学同河西自然、纯朴、务实的风尚融合在一起，保持了汉代儒学的宇宙宏观建构，倡导“经世致用”的儒学本体，弘扬儒学的适用性，使儒学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给那些彷徨于圣俗路口的士大夫们打开一扇通向仕途的大门。作为一个史家，在“通古今之变”的同时，以其深远的眼光，敏锐地看到了这块偏居一隅的西极之地，在过去和未来历史中所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以深厚的功力、不倦的精神，翻阅史料、求风寻俗，给当时和后世人们展现了一部色彩斑斓的河西四世纪的历史画卷。偏远的河西从此而更被中原王朝所重视，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作为一个学者，在悉心研究学术的同时，他又开办私学、主持国学、广收门徒，精心授业，培养和造就了一代河西的名流学者，为河西区域性文化乃至南北朝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振兴河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历史总是在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向前发展的。“自汉以来，敦煌文化极盛，其地为西域与京洛出入必经之孔道，实中西文化交流之枢纽。其人民又多由中州所移徙，故后汉、晋、魏三书敦煌人士实繁有徒。”如果没有汉魏以来敦煌文化的发展兴盛，便不可能孕育出像刘昞这样的著名学者；同样，如果没有像刘昞这样的一代士人，也便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繁荣的五凉文明。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原载《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