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两代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以来又一个大一统时期。这一时期，北方和西北的突厥、吐谷浑和西南吐蕃等草原民族政权先后崛起，并与东北的高丽互为声援，对中原王朝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弧形包围圈，中原王朝为打破这个弧形包围圈，遂与这些草原游牧政权展开了长期而激烈的争战。随着双方力量的消长和军事斗争形势的变化，这些游牧政权的势力范围也频繁变更，而中原王朝的疆域，特别是西北疆域也因此退缩和延伸。这种变化，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隋朝自成一个阶段，唐代大体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
隋朝建立伊始，其所面临的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一方面原北周宗室诸王和地方势力桀骜不服，相继起兵反抗，另一方面割据江南的陈朝也蠢蠢欲动，乘机兴兵攻隋。更为严峻的是崛起于北方和西北的突厥、吐谷浑等草原民族与东北的高丽和南方的陈朝东西呼应、南北勾结，对新生的隋王朝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包围圈，严重威胁着隋朝的安全。公元589年，隋一举灭陈，统一了南北，然而，北方草原民族所结成的对抗中原王朝的军事同盟依然存在。对此隋文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在此情势下，文帝励精图治，“内修政治，外抚戎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改革，不断增强国力。同时加强在边塞要地驻守屯军，修筑长城，先后几次出兵突厥和吐谷浑，并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外交策略，迫使突厥和吐谷浑先后降服，从而为隋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出现了“人庶殷繁，帑藏充实”，“朝野欢娱”的繁荣和谐局面。
隋炀帝即位后，隋朝的统治已日渐巩固，社会经济也日趋繁荣，这就为隋朝用兵西北，彻底打破北方弧形的包围，进而夺取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包括西域在内的西北各族人民饱尝了长期分裂割据、连年战乱之苦，也渴望统一和平，并“密送诚款，引领翘首”。迫切希望与内地进行经济文化联系和交流。于是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甘心将通西域，”开始了对西北地区的经略。
突厥、吐谷浑是雄踞隋朝西北的两大部族。当时的突厥不仅据有北方广大地区，而且控制着西北的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国；吐谷浑则占有今青海和南疆地区。他们分领羌胡之国，并多次出兵对隋边境进行掠夺的侵扰，严重威胁隋朝西北地区的安全。因此，平定突厥、吐谷浑，打通丝绸之路，就成为隋朝经营西北的必然选择。
针对突厥貌似强大，而内部矛盾重重的状况，隋王朝继续推行文帝时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策略方针，最终降服了突厥。而对吐谷浑，则施之以武力。大业四年（608年）七月，在此前归降隋朝的铁勒大破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退入西平。为配合铁勒，隋炀帝命宇文述等人率军入吐谷浑境，开始了平定吐谷浑的战争。隋军连战皆捷，攻取了吐谷浑曼头、赤水二城，俘其王公以下二百人，伏允南奔雪山。
大业五年（609年）三月，隋炀帝亲率大军征讨吐谷浑，伏允率众保据覆袁川，炀帝乃命元寿、段文振等将兵分屯要地，四面包围，伏允仅以数十骑逃脱，吐谷浑仙头王被迫率男女十万余口降隋。六月，隋将刘权出伊吾道路，击吐谷浑，后乘胜南下入青海，拔伏俟城，伏允率残部亡逃党项。至此，“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隋于其地置西海（今青海湖东岸）、河源（今青海湖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县），鄯善（今新疆罗布泊）中郡，各辖二县，共四郡八县，并“谪天下罪人为戌卒以守之。命刘权镇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捍御吐谷浑，以通西域之路”。刘权在边五年，终使吐谷浑“余烬远遁，道路无壅。”西域伊吾也归服隋朝。
伊吾归隋阻断了铁勒向南扩张的道路，于是铁勒便驱兵南下，攻下伊吾，进而控制了高昌。在此情况下，炀帝又令薛世雄率军兵西征铁勒，伊吾大惧，再次归降隋朝，“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大业六年（610年），隋于其地设伊吾郡。这样，隋朝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以及大规模设郡置县，对这一地区实行了有效的控制和管理，标志着今青海大部和新疆南部的且末、鄯善、伊吾等广大地区正式纳入隋王朝的版图。至此，隋在西北的开拓事业达到了顶点，其地“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隋氏之盛，极于此也。”
二
隋末战乱，豪杰并起，许多地方军阀纷纷割据自立。其中在西北地区就有割据陇右的薛举和保据河西五郡的李轨。这些割据势力的存在，严重阻碍着唐朝的统一。因此李渊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夺取河陇，先稳定关中，再进兵中原，收复江南，统一全国的战略方针。从武德元年（618年）六月到次年五月，唐军用近了一年的时间，首先扫平了割据河陇的这两支势力，稳定了后方。
然而，唐统一后，自南北朝以来形成的北方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的强大弧形包围依然存在，加之由于隋末吐谷浑复其故地和东突厥的迅速崛起，使新生的唐王朝面临更为严重的威胁。唐王朝要想打破北方弧形的威胁，就必须首先击败东突厥。贞观三年（629年），唐朝乘突厥内部分裂之机，分兵出击，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东突厥灭亡后，原来臣服于突厥的伊吾，也随之举众降唐。唐遂于其地置西伊吾州（贞观六年改为伊州），唐朝版图因此拓展至玉门关外。与此同时，唐又先后降服了薛延陀、回纥等铁勒诸部，而疏勒，于阗等西域诸国也相继归附。这样，就为唐朝进一步经略西域创造了条件。
唐初，西北的另一强大部族吐谷浑在隋末战乱复国以后，重新占领了青海、且末等地。他们凭借地理优势，暗中联合党项等部，屡犯唐朝边地、寇掠不已，而且扣压使节、劫掠商旅，阻断丝路贸易。为此，贞观八年（634年）以后，唐军接连出击吐谷浑，吐谷浑连战皆败，终致伏允众叛亲离，为部属所杀，其子慕容顺率众归降，唐“诏复其国，以慕容顺为西平郡王、趉故吕乌甘豆可汗”，吐谷浑遂平。由于唐并未在其地设郡置县，进行直接管理，因此，唐之西北疆域仍维持在河西走廊和玉门关外的伊州一带。
这一时期，西突厥的势力依然强大，西域诸国多受其控制，特别是控扼西域门户的高昌，表面上归顺唐朝，实则“无籓臣礼”，“与西突厥通”，竭力阻止唐朝势力向西域的发展。他们“遏绝西域朝贡”，“凡西域朝贡道其国，咸见壅掠”。同时“又间邻国”，煽动薛延陀、焉耆诸部伺机反唐。因此，唐朝要统一西域，首先必须攻取高昌。
贞观十三年（639年）十二月，唐太宗遣侯君集、薛万钧等率兵西征高昌，次年，唐军兵临城下，高昌王麹文泰忧惧而死，其子麹智盛“逆战而败”，开城投降。原来屯兵可汗俘城的西突厥守将阿史那贺鲁也闻风归降。唐遂于高昌故地设西州，下辖高昌、柳中、交河、薄昌、天山等五县；在西突厥可汗俘城设庭州，下辖金满、轮台、蒲类等三县，又于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驻军镇之，以郭孝恪为西域都护，镇抚西域。至此，“唐地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统治范围向西进一步得到扩展。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又相继平定了焉耆和龟兹，这样，天山以南广大地区全部纳入唐朝版图。唐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交河城迁至龟兹，并设置了龟兹、于阗、疏勒、焉耆四镇，驻兵戍守，史称“安西四镇”。
龙朔元年（661年）六月，唐又“以吐火罗、嚈哒、罽宾、波斯等十六国置都督府八，州七十六，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并隶安西都护府”。这样，波斯以东西域广大地区尽为唐有。
然而，唐王朝在西域的统治并不稳固，自贞观末以来又面临着吐蕃的严重威胁。特别是咸亨元年（670年）吐蕃“陷西域十八州，又与于阗袭龟兹拨换城”，更是西北局势急转直下，不仅安西四镇岌岌可危，就是河陇地区也处于吐蕃的直接威胁之下。为确保河陇，稳固关中，唐王朝遂于此年罢弃四镇。同时，一方面加强河陇防务，以左相姜恪为凉州道行军大总管，以御吐蕃；另一方面又以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企图集中兵力从青海一线打击吐蕃。结果，由于唐军在大非川惨败，不仅未能解除河陇之危，反而削弱了唐在西域的统治。而吐蕃乘机在西域不断扩展势力，至仪凤末调露初，已完全占据了南疆地区，其境“东接凉、松、茂、巂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由于四镇对唐、蕃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双方势在必争。从咸亨元年始，唐与吐蕃在西域的争夺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激烈。随着两国在西域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的消长，安西四镇也几度弃置。直到则天长寿元年（692年），王孝杰率师西征，大破吐蕃，收复南疆后，遂又重设四镇，“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发兵戍之”。为进一步加强对西域各地的控制，长安二年（702年），唐又在庭州设北庭都护府，统辖原濛池、昆陵二都护府及天山北路23州，原安西都护府则专治天山以南及葱岭以西各州府。此后，直到八世纪末，葱岭以东、天山南北的广大西域地区一直处于唐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有效管辖之下。史载：“唐之盛时，开元、天宝之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且当时“西尽于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说明唐之西北疆域已越过葱岭，至于中亚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与汉代相比，“盖南北如汉之盛，东不及而西过之”。
三
唐玄宗天宝末，唐王朝在盛世掩盖下长期潜伏着的各种矛盾和危机终于以“安史之乱”为开端而全面暴露，强盛的唐王朝从此日益走向衰落。八世纪中期以后，伴随着国运的衰败，陇右、河西、西域相继失守，唐之西北疆域大为收缩。
安史之乱发生后，由于唐朝将河西、陇右及四镇精兵东调入援京师平叛，致使西北防务空虚，吐蕃乘机占领了陇右、河西等地。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开始，吐蕃接连向河陇边镇发动了频繁进攻，拔取了唐朝许多重要的军事据点，进而向河陇腹地渗透。宝应元年（762年），吐蕃乘唐军主力鏖战中原之机，先后攻陷临洮，夺取了秦、成、渭等州，次年又入大震关，攻取兰、河、鄯、洮等州，于是陇右之地尽为吐蕃所有。此后，吐蕃继续东进，围泾州、破邠州、入奉天、略武功，曾一度占领了长安，终成强弩之末，劫掠十五日后撤离。《资治通鉴》卷223曰：“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衽矣。”
吐蕃退出长安后，又挥军西进河西。广德二年（764年），唐将仆固怀恩反叛，河西守军东调灵州，凉州空虚，吐蕃乘虚而入，一举攻克凉州。大历元年（766年），甘、肃二州相继失守，随之瓜州也被吐蕃攻陷，整个河西只剩下沙州一座孤城。沙州军民在孤立无援的艰苦条件下，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坚守孤城达十一年之久，至贞元二年（786年），最终失陷，整个河西遂为吐蕃所有。接着，吐蕃又乘胜西进，占领伊州。这样，安西、北庭二都护府就处于吐蕃的包围之下，孤悬塞外，失去了与内地的直接联系。直到贞元六年（790年），由于北庭沙陀别部背叛，北庭都护府才被吐蕃攻陷，安西“由是遂绝，莫知存亡，而西州犹为唐固守”。在此情况下，唐朝不得不最终放弃安西四镇，于是整个西域也为吐蕃占有。
吐蕃占据河陇、西域以后，对这些地区实行极为残暴的统治和奴役，使河陇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敦煌曲子词P.3128V《望江南》描述当时敦煌的情境：“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因此，境内反抗吐蕃的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如吐蕃占领敦煌初期，就有沙州玉关驿户氾国忠、张清领导的抗蕃起义。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赞普遇刺而死，国内因之大乱。吐蕃在河陇地区的地方统治者为争权夺利，也自相残杀，更加重了当地民的灾难，进一步激化了蕃汉矛盾。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人张议潮率众起义，一举攻克沙州、瓜州。到大中五年（851年）又相继收复了肃、甘、伊州。同年八月，张议潮派其兄张议谭等奉瓜、沙、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11州图籍入长安告捷。大中十二年（858年）八月，张议潮率汉蕃兵7000人东征凉州，经过三年努力，到咸通二年（861年），克复凉州。至此陷于吐蕃的河西故地悉数复归唐王朝所有。大中五年十一月，唐在沙州设立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收复凉州后，唐王朝复置凉州节度使，由张议潮兼领。此后，河湟故地尽得恢复，丝路旧道又得畅通。归义军辖地“西尽伊吾，东接灵武，得地四千余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旧”。
就在张议潮起义的同时，唐政府也借河陇各地吐蕃守将人心离乱，兵防空虚此之机，相继收复了清水、原州、石门等六关、威州、萧关、秦州、扶州等陇右失地，河陇之地复为唐有。但终唐之世，天山南北西域广大地区仍处于吐蕃控制之下。
（本文与高荣先生合作，原载甘肃省历史学会、西北师大历史系编《历史教学与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