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家，甜蜜，甜蜜的家！
天下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
哦，天下没有比家更好的地方！
——电影《绿野仙踪》
快走，我们不能停在这里，
不论那装满了货物的商店多么美好，不论那房子多么方便我们都不能停留；
不论那港口多么安全，不论那水域多么平静我们都不能在这里停泊；
不论周围的世界对我们多么盛情欢迎我们只能短暂地领受。
——惠特曼
一
家与流动性是美国文化中一对极为突出的矛盾。正如爱米丽·迪更生在一首诗中所说：“对从未成功的人来说，成功是最美的享受。领略蜜汁的甘甜，先要经受饥渴的磨难。”移民最能体会家的价值，美国人对自己国家非同寻常的热爱正是出自移民的这一特殊情结。“国家”的强大给美国人提供了满足和自豪，“成功的享受”与移民经历分不开。但在美国国内，对家的强烈向往也与漂泊的状态分不开。家是无数歌曲、电影、故事的主题，本章开首所引歌词是19世纪美国剧作家约翰·霍华德·佩恩所写，也是著名电影《绿野仙踪》中多萝西的护身符。19世纪另一首流行歌曲《故乡的亲人》也唱到“我浪迹江湖，走遍了天涯海角，但我仍怀念故乡的亲人，和那古老的田庄”。什么是家呢？弗罗斯特在《雇工之死》一诗中说：“家就是在你不得不进去的时候，他们又不得不让你进去的地方。”家是情感的归宿，是过去经验的凝聚，是连接个人和社会的纽带。虽然家在美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美国人流动性大、搬动频繁，可以说是最缺乏家乡感的民族。远方在召唤，人们忙于奔波，家更多的是一个梦想。
当移民告别故土时，家乡的纽带被割断了，漂洋过海的移民企盼着重建家园，无家可归与四处飘零本是他所恐惧的东西。然而，一旦脱离了旧世界，进入游荡状态，在眼花缭乱的新世界，一切都变了味。他们面对新的土地茫然失措。家应建在哪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寻找新家的人往往更注重外在的东西。美国人强调家是选择的结果，“某种不一定非要有价值才享有的东西”，而这与家的本意是相悖的。眼下总是不如意，未来含混不清。边疆的召唤，无数的诱惑，安家成了一个不停地变动地点的过程。郊外的洋房多么漂亮，绿色的草地，好听的街名。美国人的房子是世界上最阔气的，但“房子”（house）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是财产，而不是“家”（home）。家的价值不知不觉地淡化了，家乡感被遗忘了。人们对漂泊习以为常，不断奔波。如美国人类学家米德所说，美国人的家成了出发的基地。那个过去的家呢？那个虽贫穷却充满了故事和记忆的家呢？很少有人回头看。刚刚开始的家，那个沉淀了生命感受的地方被抛弃了，人去屋空。在感到失落时人们也许会怀念那“甜蜜的家”，但这种感觉最后也越来越少。流动性成了一种正常状态，流动性成为绝对。美国人不讲籍贯，人们更熟悉的是搬家的快乐和忧伤。
追求自由并非西方人独有，但在主流文化中把自由明确定义为追求人间的荣华富贵的却要数近代西方人。旅行是自由的体现，近代西方文化是一种探险扩张型文化，是一种不安分的文化。这种文化注重对外部世界的征服，注重在“他方”寻找自身的价值。这种“自由”的代表即骑士传统，骑士之旅不是哲学之旅或宗教之旅，而是追求荣耀和地位之旅。一位西方学者指出，近代欧洲探险旅行的主题是寻找原初世界和人间乐园，而寻找的过程却意味着征服和破坏，结果往往是失落。移动性是美国人最重要的特征，在这一点上美国正是近代欧洲文明的代表。近代欧洲人所寻找的“东方”、“黄金国”、“乐园”、“黄金时代”在美国人这里体现为边疆。欧洲的地缘政治在美国发展成为“天定命运”。美国史学家、边疆学派的创始人特纳说：“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解释了美国的发展。”边疆的含义是多样的。边疆是伊甸园，是避难所，是宗教旅行的目的地，是安全阀。但边疆更多的是黄金国，是自由王国。富人也好，穷人也好，边疆是所有人希望的寄托之处。边疆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答案，成了一种神秘的崇拜，是一种地理偶像。美国人不能想象出一个没有空白处的地图，不能想象没有一条远走高飞的退路。即使在边疆消失以后，迁移的习惯，对他方的向往仍然丝毫不减。边疆是连接各种各样的美国人的纽带。“他方”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基础。如果说流动性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那么美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半游牧式社会，美国人是“骑士”、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化身。想象中的他方是他们追逐的目标，而家属于未来。
二
美国人的功利主义价值反映在对边疆和移动性的肯定上。美国人是梦想者，又是现实主义者，不满足于眼前，但又不追求那些在他们看来太抽象的东西。作为机会、利益、财富之象征的边疆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式梦想的寄托之处。美国人的目光不在身后别人的土地上，不在自己的当下拥有的土地（如果他们拥有土地的话），也不在看不见的未来，而是在可以摸得着的未来，那就是边疆，在所谓文明的边缘地带。惠特曼：
不要去设想时间，不管多么遥远，除非是你能达到和渡过的；
不要去窥探路的起点或尽头，除非它向你展开，等待你的脚步；不管有多远，只要它向你展开，并等待你的脚步。
边疆是一个移动的概念，拓荒者只顾眼前利益，其扩张具有盲目性和随意性，是即兴而做，并无长远目标。这极不利于家乡感的形成。扩张、移动性是美国历史的原动力，至今依然如故。
拓荒者的脚步与国土扩张并进。殖民者早就开始进入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赶走印第安人，私自占地。1763年英王通令禁止越过阿巴拉契亚山脉从事殖民活动，引起殖民社会不满，这成为独立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1770年丹尼尔·布恩突破英王禁令，穿过阿巴拉契亚山的坎布兰山口来到肯塔基，标志着拓荒的开始。独立战争后美英1783年签订的《巴黎和约》将美国的边界扩展到密西西比河。1770到1840年可以说是边疆开发的第一个阶段。大批拓荒者离开东部沿海，越过阿巴拉契亚山来到密西西比河东侧地区。这期间的移民人数约有800万。他们成群结队，赶着马车，或步行，或骑马，或乘船，条件十分艰苦。如上所说，拓荒过程带有即兴的特点。拓荒者在森林中白手起家，建立家园，但刚刚扎根，看到有更多的土地在西部招手，他们便将已有的土地卖给新来者，自己前往下一个拓荒点。几年后当新机会又在前方出现时，他们又卖掉耕作不久的土地，继续向西走。正像一位英国人所说的：“他们没有获得对地方的联系。四处游荡似乎根植于他们的天性之中……他们……总是想像远处的土地比他们已经定居的地方更好。”换地方成了他们的根本习惯。许多男子不到五十岁，已经搬了四、五次，五、六次家，“挪到只有几百英里以外的地方。”“移动在他们的血液里”，林肯的父母从宾夕法尼亚搬到肯塔基，在他七岁时又搬到印第安纳，1830年搬到伊利诺伊。“向西走，年轻人，向西走”是美国历史的主旋律。
1803年杰弗逊总统从法国人手中购得密西西比河到落基山之间的大片土地，即所谓的路易斯安那，使美国的领土增加了一倍。向南，美国1813年兼并西佛罗里达，1819年兼并佛罗里达。到19世纪上半叶，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已被占完。殖民者继续西进，一些美国人进入墨西哥的得克萨斯，使其1836年宣布独立。他们先被镇压，后来打败了墨西哥军队，获得了独立，接着在1845年加入美国。落基山及其以西的远西部19世纪初开始有搜集皮毛的“山人”如史密斯、奥格登进入，同时政府探险家也开始对远西部进行考察，如路易斯与克拉克、派克、弗里曼等。他们是开发大平原以西地区的先驱。在他们的带领下，19世纪三四十年代拓荒者横穿大陆，向西北部的俄勒冈地区开拔，同期也有少量美国移民进入加州。1846年美国与英国确定了西北部的边界，俄勒冈成了美国领土。摩门教徒1847年进入犹他。1848年墨西哥战争结束后，西南部从新墨西哥到加州大片土地归美国所有。紧接着是1849年加州的淘金热使加州人口剧增，年初仅有26000千人，年底则达115000千人。大平原开发最晚，从内战持续到20世纪初。同时海外扩张继续进行。1867年美国从俄罗斯手中买到阿拉斯加，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吞并夏威夷。
对理想主义者来说，边疆是建立完美的民主社会的基础。富兰克林、杰弗逊、克雷夫科尔及历史学家特纳都认为边疆是小农生产者的乐园，是民主价值的摇篮。他们坚信农业在道德上高于工商业，边疆具有神秘色彩。但他们又坚持领土扩张，没有想到传统农业的基础是稳定性，与流动性不相容。他们没有想到边疆是有限的，边疆被开发完了以后怎么办。杰弗逊以为他购买的路易斯安那要一千年才能开发完。特纳则回避了这个问题。边疆开发的过程恰恰与他们所设想的相反。美国边疆的历史证明，那些认为有了土地就万事大吉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土地可以是家，也可以是家的反面。寻找家园的人固然很多，但占上风的是投机者。
美国在独立以后得到的土地大部分属于联邦政府。而美国政府的土地政策则从一开始就偏向商业，而不是建立稳定的农业社会。1785年制定的《土地法》规定土地由政府统一丈量出售。土地是商品，被划成36平方英里的镇区。每平方英里组成一个地段，合640英亩，最初是最小的出售单位，只有富人和土地公司买得起。后来减少到160英亩、80英亩，可分期付款，但仍不利于小农生产者。大量土地落到了土地投机者手中。在西部，1862年《宅地法》通过，免费给拓荒者土地，条件是必须定居五年以上。表面上看这很符合建立农业伊甸园的理想，但同一年美国政府通过了《太平洋铁路法案》。该法案以开发西部为名义，把铁路所到之处两侧几十英里以内的土地免费送给铁路公司。铁路多在河谷低地，且最先进入西部，所以得到了最好的土地。《宅地法》提供的土地常常偏远或质量差，加上土地公司作假，得到了许多本应属于穷人的土地，这个政策的作用也有限。长远来看，大部分土地最终落到少数富人手中。
美国农业的故事充满了忧伤，它象征美国人建立家园的努力被商业、道路、流动性击败。本分的农民变成了受尽压迫的潦倒者。边疆开发的过程不是建立家园，而是加快流动。越往西走越没有根。边疆开发的后果是不仅没有安家，反而促进了移动的习惯。
三
如果说美国的历史是移民的故事、边疆的故事，那么也可以说美国的历史几乎就是路的故事。路是文化的象征，美国的路象征美国的价值。惠特曼：
要知道宇宙就是一条路，就是许多条路，就是为旅行的精灵们设计的路。
但路的含义是复杂的。作为起点的路是希望之路，令人振奋。但没有终点的路只能是流浪的标志。
美国的历史是以路开始的。路在召唤，他方在召唤。移民开始集中在沿海地区，交通依靠海运和河流。在内地，最早的道路是印第安人的小道。在东部，这些小道后来发展成土路和木桩路。独立后，尤其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私人修建的税道流行，如宾夕法尼亚税道。接着1811年政府开始修建“国道”，从马里兰的坎布兰开始，1840年到达伊利诺伊的温达利亚，是连接东西部最重要的道路。但总的来说，“马路”这种传统式道路在美国远远落后于欧洲，而以速度和方便为目的的现代交通在美国从一开始就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美国人对现代交通情有独钟。蒸汽轮船1807年在美国最早出现，1811年开始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到内战前的几十年达到鼎盛，正是马克吐温《密西西比河上》上半部分所描写的情景。汽轮装备越来越豪华，被称做“漂浮的旅馆”。密西西比河成了交通干线，新奥尔良成了商业中心。1825年伊利运河修通后，运河修建进入高潮。但河运很快被铁路取代。美国铁路几乎与英国铁路在1820、30年代同时出现，但到1840年美国铁路长度已居世界之首。
西部早期主要也是小道，如最初的移民所使用的俄勒冈小道、圣菲小道、摩门小道、旧西班牙小道、加利福尼亚小道、“小马快递”之路等等。但这些很快被铁路取代。1869年横穿北美的铁路修通，不到30年又有三条铁路线横贯美国。铁路长度从1860年的3万英里增加到1880年的9万英里，1930年则达26万英里，可绕地球五圈多。这种滥修滥建主要是联邦政府鼓励、修铁路可以牟取暴利的结果。
“一个人无法改造事物，但它至少可以一走了之。”美国人喜新厌旧的习惯与移动性分不开，这也突出地体现在交通上。新的地方，新的途径，新的交通工具在召唤。运河取代了马车路，铁路取代了运河，公路又取代了铁路。在铁路的鼎盛期美国有六万多辆火车机车运行，现在火车则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与火车相比，汽车更代表了美国人追求自由、自立的价值观。正像一个美国人所说的，汽车带回了旅行的浪漫，带回了边疆开发最初阶段的新奇。很少有哪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对汽车如此着迷。二战后当建筑业和钢铁业大亨凯瑟宣布要造一种新型轿车时，车还没造出来，公司就卖了5000多万美元的股票。1946年1月，两辆汽车模型终于露面时，人们蜂拥而至，一睹为快，交了1000多万美元的定金。汽车的发达最终取决于公路。最初的公路是20世纪前20年由汽车公司改造和修建的，如著名的66号公路。但1956年联邦政府直接投资修建了6万多英里州际高速公路，既迅速又方便，取代了旧的公路网。现在你可以从纽约开汽车到加利福尼亚，不碰到一个红灯。旧公路很快报废。私人汽车数从1899年的2000辆增加到1920年的1000万辆和当代的上亿辆。限制出入的高速公路上昼夜不停的车流是当年拓荒者忠实的子孙，而且比他们的祖辈更狂热。他们对道路的喜爱胜过了过去的拓荒者。汽车和充满了诱惑的高速公路似乎比家更有吸引力。据冈瑟40年代的资料，加州住房拥有率是全美最高的，但汽车拥有率也最高，而且如果让人们选择的话，可能更多的人会选后者。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太大改变。高速公路上最醒目的语言是远方的城市，公路两旁的大幅广告许诺未来的幸福。中途停留点主要是加油站、快餐店和汽车旅馆，只供临时使用。只有车流日夜不停地奔驰。正像惠特曼所歌唱的：做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停下来。
从欧洲来的移民团体经常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地方变了，欧洲家乡的地名基本保持不变，结果留下很多相同的地名。如美国有很多叫斯特拉斯堡的地方是最早的俄罗斯移民在西迁的路上留下来的。俄勒冈的萨莱姆等地名是新英格兰移民从东部带来的。流动的家、以车为家成了美国人的传统，就像吉普赛人一样。最早去西部的拓荒者不少走水路，使用平底船，一种漂流的家。《我们，人民》一书中摘引了一位1820年的旅行家在俄亥俄河上看到的情景：
今天我们遇到两只连在一起的大木筏，好几个新英格兰来的家庭用这种简单的工具把自己和家具运到西部森林中的许诺之地。每只木筏长80或90英尺，上面是一幢房子；每只木筏上都有一个草垛，周围有几匹马和几头牛在吃草，加上农家院子里的各种工具，锄头、犁、马车，还有猪、鸡等家禽随处乱跑。整个看上去像是个固定的家院，而不像是一群寻找家园的冒险者。一位面目庄重的老太太鼻梁上架着一副眼睛，坐在其中一个木屋门前的椅子上织东西；另一个妇女在洗衣盆边干活。男人们口里嚼着烟草，各种各样的家庭活动按部就班进行。这些人这样旅行能节省费用。他们带着自己的所需物品，顺水而下……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家漂到预定地点；到达后可以连人带屋一起上岸，开始生活……
横跨大平原和落基山地区的移民使用的是一种特制的有篷马车，是用宾州造的康纳斯托加马车改成的一种流动房屋：
涂了漆的帆布顶篷能防雨，也能勉强防冰雹，能提供遮挡和保护。车上的床长10英尺，宽4英尺，足够放些家具，甚至放得下一张羽毛褥垫。车的四边挂着各种必需品：前面是工具箱，后面是饲料槽，一只水桶，一只焦油桶，里面装着用来润滑车轴的焦油或动物脂，还有其他各种所需品。
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沿路停歇时的情景：妇女们做饭、洗衣、照看孩子，男子则负责安全，照料牲口、修理车辆，而其长途跋涉的艰苦也可想而知。
铁路出现后，美国人在火车内部构造和服务上也领先于欧洲，使火车成了移动的旅馆。通风、取暖、照明、卫生间、中央走廊式的客车结构等都是先在美国火车上使用的。美国人普尔曼发明了卧铺车还有车厢之间密封式通道连接技术，他还最先雇用列车乘务员。火车餐车等也是美国人的发明。但汽车才是美国人最理想的交通工具。汽车是西进运动中有篷马车的翻版，它是流动性与家的完美结合。1908年福特发明T型车，降低了成本。汽车很快被改装成房子，出现了移动式房屋、拖车房屋、娱乐式汽车等移动的“家”。请看斯坦贝克在《与查理旅行》一书中对移动式房屋的描写：
这是一些做得很美的家，铝质的外壳，双层墙壁有绝缘作用，上面贴着一层硬木。它们的长度有时可达四十英尺，有两到五个房间，其中空调、卫生间、浴室一应俱全，电视机更是不会少。
……
这些移动式房屋每年都在更新。如果你有钱就可以把旧的卖掉，换个新的，就像你有钱的话可以用旧汽车换一辆新车一样。
正像斯坦贝克所指出的，美国人喜欢这种房屋的一个原因就是便于移动，说走就走。车轮上的家的梦想成了现实。湖人队的篮球明星马龙曾定做了一辆豪华大卡车，上面应有尽有，供上路享用。
四
有人注意到，从马克·吐温《哈可贝利芬历险记》到麦尔维尔《捕鲸记》书中的主人公——美国人的英雄多是流浪者。探险家哥伦布、拓荒者布恩、“山人”杰德迪亚·史密斯、基德·卡森就是先例。他们是西进的英雄。但最能象征流动性，最具浪漫色彩，同时也最具暴力的是大平原和牛仔。大平原似乎总是与移动性联系在一起的。在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是美洲野牛和羚羊奔驰的地方。旧世界的马比拓荒者先到大平原，改变了印第安人的狩猎方式，使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充满了神奇色彩。福雷泽尔在《大平原》中写道：
当然，没有人比最早骑马的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更快活了。时间和空间在一瞬间改变了，两只脚变成了四只，步行者曾经要顶着烈日很久才能到达的山岭，现在说到就到，只要身体向前倾斜一下，脚后跟碰一下马的肚子就行了。那上山的感觉，那身体后倾靠在马背上下山的感觉，还有那在直线上小跑然后快速奔驰时的平滑感！过去印第安人只能看到跑掉的野牛的尾部和扬起的尾巴，现在他们突然发现自己与牛群同行，可以注视它们奔跑时的样子，挑选他们想要的猎物……
早期的探险者和皮毛商先来到这里，他们带来了疾病，导致许多印第安部落灭绝。大平原被一些探险家称为“美洲大沙漠”，前往远西部的移民急于穿过此地。但冲突已经出现，并在内战后随着大平原的开发而加剧。野牛、羚羊基本被灭绝。大平原上骑马的印第安人最难制服。美国派军队镇压，印第安人的悲剧也在这时达到顶峰。消灭印第安人的战争产生了“疯马”、“坐牛”这样的印第安英雄，也产生了美国骑兵军官卡斯特这样的所谓殖民英雄。
野牛消失、印地安人被征服后紧接着的是市场化畜牧业时代。畜牧业最早是西班牙人带到新世界的。得克萨斯曾属于墨西哥，是美国牧牛业的发源地，也是牛仔的故乡。但19世纪80年代末的寒流摧毁了大平原上的畜牧业。同时铁路网修到各地，所以过去的牛仔很快消失了。但牛仔形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越来越流行。除了作家艺术家的渲染外还有着更深刻的文化原因。美国学者指出，牛仔形象极为精确地体现了美国文化中的冒险倾向，带有南方唯我独尊的价值。牛仔形象具有反农民倾向。骑马持枪的牛仔比耕地的农民更具浪漫性，使我们想起中世纪的骑士。理想中的牛仔具有更大的流动性，他们没有家，而且往往出身不明。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活动在茂密的东部森林，而是驰骋在广袤无垠的大平原和西部荒漠。他们来无踪、去无影，神出鬼没。周围荒凉的景色衬托出他们的高大、自由。他们的服饰是西班牙式的，皮靴、宽沿帽、皮护腿外套、马刺给他们一种南欧的浪漫。（牛仔裤最早是被加州淘金者发明的）。更重要的是，牛仔具有反叛心理，蔑视权威，脱离社会。他们神秘的背景暗示受尽欺骗和压迫的过去。他们有复仇心理，是新世界的罗宾汉，北美的佐罗，而且被描写得更高大、更神奇、更可爱。而他们的自私、狭隘、绝望和暴力都被省略掉了。
畜牧业衰退之后，农业移民在《宅地法》和铁路公司的引诱下来到大平原定居。大平原雨少，并不适合农业。一些土地商和“科学家”便发明了“雨跟着耕犁”的理论，说降水量会随着耕地的增加而增加。移民流入，农业被大规模开发。耕作方式粗暴，投机色彩很强，土地兼并严重，加上气候条件恶劣，结果是小农破产。大平原上的农民流动性最大，如1894—1895年干旱，居民大批离开。新移民又不断流入，但农业越来越商业化、机械化，小农想安家更难。20世纪20年代是机械化小麦农业发展最兴旺的时期，是所谓“皮包农民”的时期，也被称为“大翻耕”时期，原始草原被大规模破坏。滥垦滥种最后终于导致20世纪30年代大平原的生态危机，即所谓的“沙尘暴”。沙尘暴毁坏了农场，加速了本来就在进行的土地兼并，也使大量农民逃往他乡：
……沿着南部大平原的公路，人们会看到他们中途在一个广告牌的荫凉下停车休息，卡车上蒙着破烂的篷布，从里面伸出摇晃着的床垫和半打红棕色的孩子：苍白呆滞的面孔，穿着褪色的罩衫。或许能看见他们正坐在一辆破旧的赫德森牌车上突突地往西驶去，扁平的弹簧床垫和几块旧木头，以及一两只桶一起系在车顶上，或许在车踏板上的一个板箱中还装着一个玩具羊。
……在30年代的后五年中，他们以每月6000人的速度涌进加利福尼亚—从1935年到1939年，“尘暴难民”的总数为30万人。
被遗弃的房屋成了大平原景观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沃斯特所说：“西部仍没有成功地迎接最大的挑战：在人与干旱环境和水资源之间建立一种关系，使美国人能在这里安居乐业。”
五
如上所说，牛仔故事与农民命运的对比揭示美国移动性与家的关系的本质。探险家和投机者的理想是建立在骑士传统之上的，而逃难的农民则抱着安家落户的幻想。追求家的农民虽然数量上可能更大，但他们处于不利地位，是失败者。一个社会不可能只有骑士，没有农民。但美国文化渲染的是前者的自由，默默无闻的农民肩负失败的重担，没有家，只有漫漫长路是他们的归宿。路是骑士的工具，也是失败者的牢房。美国许多文学作品讲的都是失败者无家可归的故事，路成了归宿。正如当代美国诗人艾略特所写：“没完没了的发明，没完没了的实验，带来运动的知识，而不是静止的知识。”过多的流动性使持久稳定的文化和社会难以形成。
牛仔所象征的是商人资本家自由放任的生命哲学。这个文化不但不批评流动性，反而把它作为根本的价值。固定性、恋家反而被认为不正常。流动性带来的问题仍然靠流动性来解决。结果只能是一种变态的自由，它腐蚀着本来就脆弱的社会。当人们不能想象、也不愿想象有别的选择时，只能在老路上越陷越深。自由与逃亡混为一谈，逃跑成了一种理想状态。从浪漫的英雄到罪犯往往只是一步之差。在美国大众文化中逃跑和越狱是最受欢迎的题材之一。保尼与克莱德、比利小子、豪利得医生这样的逃犯成了民间英雄，他们的故事被搬上了银幕。艺术家们渲染罪犯逃亡的自由。逃跑和追逐是最受欢迎的场面，尤其是汽车追逐。越狱的影片也很多。如果说这些电影给人什么信息的话，那就是不要停下来，停下来没有希望。流动性已经不再是手段，而是成了目的。过去没有了，面对未来的诱惑，美国人惟恐落伍，害怕停下来。追求速度、比赛成了美国人的习惯，从当年密西西比河上的汽轮，到火车穿越美国的速度纪录，到各种汽车比赛，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当年横穿西部的移民车队要几个月才能到达俄勒冈，“小马快递”从密苏里到加州需要11天。1934年火车从洛杉矶到纽约只要两天多。1903年莱特兄弟首次飞行成功，此后仅仅半个世纪，喷气式飞机旅行普及，横飞美国一般只要四五个小时就够了。但正如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一篇题为《不快活的美国人》的短文中所说的，在美国，“生活是一种竞争和斗争，幸福来自超过你的邻居。人们失去了没有竞争的幸福，”连美国的有钱人看上去也“总是忧心忡忡”。
追求流动性和速度使美国成了一个路的国家。路是破坏自然，也是破坏文化和家园的罪魁祸首。路是入侵者，它赶走了原有的居民。路是掠夺者，它吸引了村镇里的年轻人。路使美国西部充满了鬼城、被遗弃的房屋。路连自己也不放过：废弃的铁路、火车站，废弃的公路。美国乡村音乐中的一首歌中唱到：“带我回家，乡村之路。”但乡村之路还有几条呢？高速公路使人们离家越来越远，使人们成了路的奴隶。
六
美国人对家的渴望并没有消失，安家的人也大有人在。早期的清教徒注重社群团结，不少宗教团体抵制外部世界的诱惑，维持自身社会的稳定。美国有无数的小镇，在那里，人们维持着仅有的一点传统和与土地的联系。这些居民已经有较强的家乡感。但好莱坞、大众传媒和庸俗文学受商业文化控制，往往以自由、进步的名义鼓励流动性，使这些小社会很难维持。小镇居民的后代抵御不了外界的诱惑，一旦离开，很少回来。那些留下来的人被社会当成了落伍者，文化上越来越孤立和失落。
不应忘记，严肃的美国文学家和学者对美国文化中的流动状态及物质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批判。爱默生在《自我依靠》中说：“旅游的风行是心灵处于病态的一种征候，这病态影响着整个的心智活动。”还有：“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责任就是固守我们自己的地方。灵魂不是游客，智慧的人常常留在自己的家中。”
梭罗对西进运动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这个国家一心追求的事业不是向上，而是向西，向俄勒冈、加州、日本等地方前进。不管是步行去还是乘火车沿太平洋铁路去，我对此都毫无兴趣。这一事业并不是为了展示一种思想，也没有什么感人的情调；这里面没有值得一个人去为之献身的东西，甚至连值得把手套摘下来的东西也没有—一个人犯不着去为此看报纸。它完全是邪恶的，是沿着西去的道路通过侵略寻找天堂。让他们去寻找他们的天定命运，这不是我的命运。
在《瓦尔登湖》的“结束语”中梭罗又说：“你得做一个哥伦布去寻找你内心的整个新大陆和新世界，打开思想的新渠道，而不是贸易的新渠道。”当代西部作家斯台格纳在谈到美国西部文化时也说：无根性常常是一种诅咒，“迁移者使自己失去了一个地方或社会内部的物质和精神纽带。我们的移动性是阻止我们成为社群、形成传统的障碍，在西部尤其如此。”他严厉地批评了现代道路：“州际公路所象征、所反映的是被断然置之一旁，被压制、隐藏、拒绝，被乔装打扮和躲藏了的生活。那些人工装点的带状公路……像墓碑一样标志着生活在一个盲目文明中的两亿个盲目的生命。”斯台格纳还指出，美国的希望在小地方。那些不为人所知的地方才是美国的灵魂，是美国未来的“魏玛、得累斯顿、维罗纳、亚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