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部分，主要是用比较的方法讨论了英语和汉语疆界的拓展以及带来的后果。在本章即将结束时，有必要对这种语言疆界之拓展给文学身份的建构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带来的后果作一小结。近十多年来，在西方和中国的文学理论界以及比较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尝试依然没有减少，本书的主要作者也在这方面作过尝试，此处不再赘言。① 我们在本章中仅想提出，语言疆界的拓展对文学史的重新书写也将产生重要的作用，它将为文学史的重写带来新的契机：从简单地对过去的文学史的批判性否定进入到了一种自觉的建构，也即以语言的疆界而非国家或民族的疆界来建构文学的历史。在这方面，保尔·杰（Paul Jay）在讨论英语文学疆界的拓展及其后果时有一段话颇有启发意义：
有了这种意识，在不将其置于特定情境的情况下研究英美文学便越来越难了，在与全球化相关联的跨国历史中研究这种文学所产生的文化也越来越难了。同时，英美两国之外产生的英语文学的明显扩张也表明，这一文学变得越来越依赖语言来界定，而非国家或民族来界定，因为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作家都用这种语言来写作。从这一观点来看，英语的全球化并非是人文学科内的激进分子旨在取代经典而发展起来的一种理论主张或政治议程。英语文学确实是跨国家和跨民族的……①
在英语大规模扩张的时代，一门新兴的子学科———英语文学诞生了，它不局限于研究英美两国的文学，甚至也不限于研究加拿大、澳大利亚乃至印度等主要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的文学，而是拓展到了考察研究全世界所有用英语撰写的文学作品。如前所述，汉语作为仅次于英语的世界第二大语言，也经历着某种程度的“裂变”：从一种汉语（Chinese）裂变成多种汉语（chineses），因此伴随而来的也就是，一门新兴的子学科———汉语文学也将应运而生。和英语一样，汉语也面临着疆界的拓展和用其写作的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在将“中国文学”和“汉语文学”这两个术语译成英文时，人们往往用的都是一个英文术语，而我们对之的界定却是有所区别的，Chinese literature 虽然可分别译为“中国文学”和“汉语文学”，但它的开头第一个字母c 却应有大小写之分，因为它包含着两个意义，也即两种身份：前者指在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产生出的文学（literature produced in China），后者则泛指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用汉语写作的文学（literatures written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前者应用Chinese 来表达，因为它代表了特定的文学所固有的民族性，后者则应用chinese 来表达，因为它反映了用（包括汉语文学在内的）所有语言撰写的文学都共有的世界性；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前者中的literature 用的是单数，后者中的literatures 则用的是复数。对此区别，我们希望在另外的场合专门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若想真正把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全世界普及和推广，那么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要大力推广汉语的教学和研究。只有从语言着手，完成推进中国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之历史使命才是切实可行的。
主要参考书目
（Selected references）
本书目仅列出各位作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参考或引用的著作或编、译著，按汉语拼音或英文字母顺序予以排列，而发表在期刊上的论文则在正文注释中予以标明。
一、中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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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黛云、勒比雄主编：《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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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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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pilogue）
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篇幅中对一个很大的题目———南北欧作家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描述和梳理只能就这样匆匆地暂告一个段落。读者们大概不难看出，本书的写作不同于此套丛书的另外几种，它所依循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径：其一是，追踪并从宏观的理论视角来描述中国文化和文学是如何在南北欧翻译、介绍和传播的，以及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这些国家的教学和研究状况，我认为这些恰恰是国内的读者和研究者最想知道，但又由于种种原因而难以了解到的东西，因此在这方面，我们尽我们所能向国内学者提供一些最近的信息和资料；其二，本书也和丛书的另几种书一样，描述南北欧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实际“接触”和“互动关系”：一方面是他们的作品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如何被接受和被研究的，另一方面是这些作家本人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是如何受到中国文化观念的启发乃至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并将其用于自己的作品的。我认为，追踪中欧文化关系只有依循这样两条路径才能真正地体现中国文化与欧洲作家的双向互动关系。因为我始终认为，全球化并非西方化，更不是美国化。
确实，全球化消解了边缘与中心之间的界限，使原先的“中心”有可能退居到“边缘”，同时也使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力量逐渐进入“中心”地带。全球化的进程实际上为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我们作为处于弱势文化的一分子，只有及时地抓住这个机遇，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推波助澜，才不会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西方文化诚然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和文学有过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些已经被转化，进而形成了中国文化和文学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从事中外文化关系研究如果仅仅停留于此，那将是不完全的，得出的结论也必定会是偏颇的。因此，我们应该把更大气力花在考察和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上。我想，这才是本书撰写的主要目的。
但是书稿匆忙完成之后却留在我心中的依然是这样一种遗憾之感，这方面需要了解和查阅的东西实在太多了，而现成的研究成果又很少。此外我们所涉猎的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实在是太广阔了，单是书中所涉及的这些南北欧国家所使用的不同语言就超过了十种，这实在是大大超越了本人的学力和知识，因而有些章节的写作我们不得不借助于大量经过翻译的中文和英文资料。另一方面，从现有关于文化的定义来看，人们对“文化”的界定实在是太多元了，按照伊格尔顿的话来说，从斯特拉文斯基的艺术直到阴沟的管道都可以与文化有所干系，也即高雅的审美文化和通俗的大众消费文化都可被纳入“文化”的保护伞下。因此本书所描述的文化基本上是一种限于有文字记载的高雅文化，很少涉及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以及传媒文化等方面。尽管如此，我仍感到，这方面仍有许多空白等着我们去填补。此外，再加之时间的紧张和资料的匮乏，我们不得不就此打住，以完成出版社早就制定好的出版计划。好在据我所知，国内尚无一部全面论述南北欧作家与中国文化之关系的学术著作问世，因此当初本丛书主编钱林森教授和宁夏人民出版社哈若蕙编审向我约稿时，我竟然不知深浅地就答应了下来。事后才知道此事的难度之大实在是超越了我的能力的。于是我不得不斗胆邀请我的一些学术同行、学生和朋友加盟，在所能见到的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这本不甚成熟的小书，以就教于国内外学术同行和广大读者。
毫无疑问，本书的写作是在国内外诸多同行、专家以及我本人的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这一点广大读者完全可以从书后附上的主要参考书目中见出。其中我所撰写的一些章节的初稿曾在我主要撰写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中先行出版，此次收入本书大多作了增删或重写，在此我首先对那本书的责任编辑张晨光先生致谢。此外，我也在此代表本书的另几位撰写者向这一领域内的先行者表示由衷的感谢。本书的写作始终得到国内外前辈学者们的关注和指导，佛克马教授百忙之中接受了我的访谈，并通过电子邮件一一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的对话放在全书各章之首。同时我也衷心地感谢宁夏人民出版社的新老社长和责任编辑哈若蕙女士，以及本丛书主编钱林森教授，没有他们的反复敦促和热情鼓励，本书恐怕至今尚未完成。
最后，我谨在此交代一下本书在撰写过程中的分工：除了我和佛克马教授的对话由我们两人共同完成英文初稿，然后由我本人译成中文外，我本人撰写“神奇的想象与重构：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中国文化和文学在荷兰的传播”“中国文化在北欧的传播”“汉学的更新及其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汉语的普及与新的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等全章、“易卜生在中国”一章的第四节“易卜生的《人民公敌》在当代中国”以及后记，约9 万字，并对全书进行文字风格和编排格式方面的统一；葛桂录撰写“意大利作家与中国文化”一章，约8 万字，并协助我审阅所有章节并作相应的文字和格式方面的统一；何成洲撰写“易卜生在中国”一章的第一、二、三节，约2 万字；李德恩撰写“塞万提斯和《小癞子》在中国”一章，约1 万字。最后，我想指出的是，美国伊利诺大学提供的“杰出学者访问教授基金”使我得以在本书初稿完成后摆脱繁忙的教学行政事务，专心致志地作最后的冲刺，在此也向该校的徐钢博士表示感谢。本书由于系多人合作完成，因此内容上由各位作者自负文责，而本人则负责全书的体例格式和文字风格。如有不当之处，恳请广大专家学者和读者不吝指正。
王宁
2005 年9 月于
美国伊利诺州香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