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彤笙作为一名教育家，对人才的重视和热情，超越常人，在许绶泰身上，最能见证他那感天动地的一片真情。
许绶泰，江苏吴县人，1916年6月出生。幼年家道中落，先入苏州农校刻苦攻读，1934年以高分考入国立中央大学畜牧兽医系，获农学学士学位。1938年随林世则教授前往千岛之国菲律宾，在一个叫明他那俄的地方经营农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菲律宾后，许绶泰奋而参加华侨抗日游击队，转战经年。后入菲律宾马尼拉大学兽医学院学习，师从著名蠕虫学家马科斯·A·图邦基博士，完成鸡蠕虫病的论文，1944年获兽医学博士学位。随后在菲律宾大学卫生研究所寄生虫科任客籍研究员。当时该系的系主任坎迪多·M·阿菲利亚和他的导师图邦基都是国际知名的寄生虫专家，他们在蠕虫的形态、分类和蠕虫病的病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他们的指导下，许绶泰开始了猫类园线虫生活史以及犬钩虫溶血素和获得性免疫等方面的研究。早年海外的科技熏陶，对他以后的专业选择和专业成就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此他走上了兽医寄生虫学研究的道路。
海外漂泊十年的许绶泰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当盛彤笙得知他有意返国时，意识到这是位国内不可多得的寄生虫学家，不能错过这一机会，赶紧写了封长信，介绍了西北畜牧业的发展前景和学院的筹建情况，邀请他来校任教。1948年8月，许绶泰毅然放弃了在国外的优厚生活待遇，启程回国，盛彤笙立即发出第一份电报：
“许绶泰兄：西北兽医教育大业亟待兄等前来綦伙，务盼月底前莅临。弟彤笙。”
许绶泰途经香港，这里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所得知消息后，也到他的下榻处看望，表示了聘请的意愿，当他正犹豫于两可之间时，又接到盛彤笙的第二份急电：
“香港，许绶泰兄：未得信，甚念。宣人兄已到校上课，盼兄速临。弟彤笙。”
终于，他携妻挈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在江苏吴县老家探亲时，母校中央大学也来人游说他留下来，这时盛彤笙又发出了第三份电报：
“获悉兄已安抵老家探亲，甚慰。弟不日即前来迎请，顺颂大安。弟彤笙。”
1948年10月，盛彤笙专程赴南京，与正在进修的任继周，赶赴吴县，将许绶泰一家接到了大西北的兰州。一到学校，许即被聘为教授兼副教务长，还将兽医专业原来的7科分设为8科，增加了寄生虫科，专门开展家畜寄生虫的教学和科研。
建国初期，国内专业人才奇缺，而家畜寄生虫专家尤甚，国内许多单位注目于许绶泰，都想聘请他。建国初期在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任副所长的胡祥璧更是多次写信邀请，正好许绶泰在兰州工作了几年后，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特别是建立寄生虫研究所之事进展缓慢，于是不辞而别。许绶泰“失踪”的消息传到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的盛彤笙那里，他焦急万分，尽可能地收集了许绶泰亲友的地址，并对每一处地址及胡祥壁处都寄出亲笔信，劝他回来，承诺一定很快将寄生虫研究所建起来。许绶泰走到哪里，都有一封信等在那里，令他大为感动，写信答应回来。即使这样，盛彤笙还是不放心，又派任继周到上海、南京等地登门去请，许绶泰终于又回到兰州。
1951年秋，盛彤笙兑现了诺言，家畜寄生虫病研究所正式成立，成为甘肃省高校成立的第一个研究所。许绶泰被聘请为主任，配备了毕业留校的赵纯镛、沈斌元等为助手。盛彤笙还利用在西北局财经委员会任职的有利条件，争取该委员会拨小米20万斤，作为成立的开办费；又通过西北畜牧部联系全国仓库物资清理调拨委员会华东分会，拨发一批与寄生虫研究有关的器材。许绶泰还订购并制作了大量的寄生虫标本，这些标本从小西湖运到黄羊镇再到迎门滩，很多家畜寄生虫已经绝迹，这些东西现已成为珍贵的品种和无价之宝。
由于盛彤笙三顾茅庐般的诚意，许绶泰终于在西北畜牧兽医学院稳下心来，从事家畜寄生虫病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为围歼大西北牧区的牲畜寄生虫病，促进大西北畜牧业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9年冬，河西地区爆发牛瘟，盛彤笙当即决定派出许绶泰、秦和生率领师生70余人，组成“河西牛瘟防治工作团”，于1950年1月27日赴河西防疫。他们在冰天雪地的草野中前后奋战了三个月，对永昌、武威、古浪和永登4县的9万多头牦牛和黄牛进行了预防注射，有效地控制了疫病的传播，取得了防治牛瘟的重大胜利。
1951年初春，宁夏由于寄生虫病造成羊只大量死亡。许绶泰，胡思超、张思敏等在调查后，提出了改进饲养管理、进行大规模寄生虫病防治等措施。西北兽医学院派出师生奔赴疫区，指导开展了大规模的绵山羊寄生虫防治，有60多万只羊经过药液和投放内服药品，基本上控制了危害最大的疥疮和捻转胃虫等寄生虫病，很快就扭转了羊只春季大量死亡的局面。
一个名家的到来改变了一个学科领域。许绶泰和他的团队显示了很强的科研实力，先后开展了牲畜的多项寄生虫病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他们在甘肃兰州、岷县、武威，宁夏贺兰、盐池等地进行绵羊蠕虫区系的调查，提出了季节性的驱虫防治措施，通过早期驱虫药物进行的药效试验，确定了各种药物使用浓度指标。在深入农区、牧区的调研和寄生虫防治实践的基础上，许绶泰教授提出了“家畜疫源地理论”，并写出了《家畜疫源地理论的基本概念》一书，在全国首开疫源地研究之先河，对家畜疫病的防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52年，许绶泰带领寄生虫教研室的部分人员，深入到巴音浩特蒙古族自治州的荒漠草原，在国内首次查明了骆驼锥虫病的传播途径、流行规律，并摸索出一种在现场快速诊断骆驼锥虫病的方法———“升汞全血反应法”，治愈了大批病驼，使骆驼锥虫病的大面积流行得到了控制，并在内蒙古全区和新疆推广应用，受到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嘉奖。
经过反复试验，许绶泰还在反刍动物抗蠕虫药的药量投放的研究上取得进展，证明1%浓度的硫化二本胺要比当时苏联介绍的10%浓度效果要好。这一研究对我国控制和最后消灭家畜寄生蠕虫病起着重要作用，并为开展大规模驱虫节省大量资金，新华社为此发专电《西北畜牧兽医学院教师在寄生虫学研究上获得成绩》向全国报道，这在兽医界还是首次。这一时期，许绶泰在寄生虫学的分类、生物学、流行病学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首次确定了许多家畜寄生虫病病原，并对病原名称、专业术语作了规范性的命名。
1961年以后，许绶泰在国内外发表了《绵羊春季感染高潮及其预防》的文章，标志着我国对这一现象的注意，并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在他的主持下，对西北地区绵羊消化道线虫病的病原、感染情况、传播途径、季节动态等进行了调查研究，绘制该类寄生虫病的地理分布图，同时对危害绵羊较严重的血矛线虫、食道口线虫、夏伯脱线虫、肺线虫及莫尼茨绦虫、羊鼻蝇幼虫等进行了驱虫试验，研制出有效的驱虫药物及用药方法。多年来，西北地区把这些方法作为经典推广应用。
许绶泰在人才培养上更是桃李满门。他创建了家畜寄生虫与侵袭病教研室和实验室，充实了教学和科研队伍，编写了教材，制定教学大纲，为生产一线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解放初期，他受西北军政委员会畜牧部委托，在西北畜牧兽医学院举办了多期家畜寄生虫诊断班，为县（旗）一级培训了150多人的基层兽医人员；他受农业部委托，承办了高等农业院校家畜寄生虫学师资讲习班、全国农校师资训练班，先后接纳了湖南、湖北、广西、云南、贵州、福建、南京及陕、甘、宁、新等省市的大批专业进修人员。据1956年至1962年的统计，西北畜牧兽医学院及后来的甘肃农业大学，接待全国各大专院校进修教师221人，其中91%就是师从许绶泰学习寄生虫学和侵袭病的。
1953年起，许绶泰在大西北首开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为全国高校及科研单位输送了一批高级专业人才。
由于许绶泰对畜牧兽医事业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他先后两次荣获甘肃省先进工作者称号，一次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光荣称号。1959年，许绶泰担任甘肃农业大学副校长，同时是甘肃省畜牧兽医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
许绶泰著作甚丰，一生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14篇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主要著作有：《应用冷冻辐照童虫苗及冻融童虫苗来预防日本血吸虫病》《家畜寄生虫学与侵袭病》《家畜寄生虫病》等，主持翻译了俄文《家畜寄生虫学简明教程》等译著。
1966年后，许绶泰因身体原因离开甘肃农业大学，调任上海家畜寄生虫病研究所所长，他将重点放在了血吸虫病的防治研究上，成为我国著名的家畜血吸虫病防治专家，被任命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为全国的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早在1957年，农业部在兰州举办了全国家畜寄生虫病讲习班，许绶泰就率领讲习班的40多名学员赴江苏省，进行了大规模的耕牛血吸虫病情况的调查，写出了《中央农业部江苏省耕牛血吸虫病调查》的报告，证明了家畜血防工作的重要性，从此使家畜血防工作在我国正式大规模地展开，这对我国消灭血吸虫病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1979年，许绶泰和课题组的一班人，深入到了湖南省的洞庭湖、目坪湖地区，进行耕牛及家畜血吸虫病的调查与研究。经过两年周密的调查，发表了一系列以“目坪湖血吸虫病的调查及防治对策的研究”为总题的论文，证明了家畜是血吸虫病的主要传染源，并进而提出“人畜同步”防治的对策。他提出的“以灭源为主，结合易感地带灭螺”“人畜同步化治疗”方针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防治血吸虫病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从1981年到1983年，许绶泰等与美国依阿华大学医学院多名学者合作进行了耕牛血吸虫病免疫预防的研究，并被该大学聘为客座教授。与世界卫生组织、欧共体以及伦敦大学等建立了协作关系，为我国兽医寄生虫科学研究走出国门，跻身世界学术之林，立下汗马功劳。1980年美国农业部动物寄生虫学研究所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许绶泰还历任上海市农业科学院、上海农学院副院长，上海市畜牧兽医学会第四届副理事长，中国农学会第二届理事，《中国兽医寄生虫病》杂志主编，上海市第五届政协委员等职。
1994年，许绶泰病逝于上海，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