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孙子兵法》的军事哲学思想
（一）朴素的唯物论思想
《孙子兵法》中的朴素唯物论观点，首先表现力无神论和反天命的态度。它在论述事先了解情况的重要性和方法时说：“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干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孙武不相信鬼神，不问卜，不凭老经验类比往事，不凭星辰运行去推测吉凶祸福、而从了解敌人情况者的口中去取得。《孙子兵法》中也讲到“天”，但他对于“天”作了明确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计篇》）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是人格神的天是冰炭不相容的。他还看到，自然界的天的运动是有规律的，可以认识的，可以利用的。“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对于自然界的于时、地利，可以使之服务于军事斗争。《火攻》中对于天时的利用有许多古朴而又珍贵的论述。如说“昼风久，夜风止”。白天刮了一天风，夜晚风势就会减弱直至停止，因而这一夜就不宜发起火攻。
《孙子兵法》中朴素唯物论观点还表现在它努力探索战争规律，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著名论断。《用间》中指出：“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者，先知也。”“先知”，实质上就是在战争之前，必须了解彼我的一切情况。“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谋攻》）2000多年来，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战争指导者，谁也不能违背这一原则。“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样一个具有普遍规律的思想，是前无古人的，是孙子思想的精华之一。
这一条规律从哲学的意义上讲，是实事求是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从战争理论上讲，是判断分析情况的根本规律；从战争的指导意义讲，是先求可胜之条件，再求必胜之机的重要抉择。
《孙子兵法》在论述彼己的内容时非常重视经济和国家的财政，看到了经济是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作战》中说：“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村，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夭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困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孙子兵法》在论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时，还非常重视利用敌对国家的资财、人力。认为：“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作战》）。因之产生了“胜敌而益强”（《作战》）的原则。孙子主张厚赏士卒，善待俘虏：“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作战》），以及利用缴获的武器、军用资财、俘虏，来充实自己的军队，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这些，都是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看到了军事领域中的许多矛盾，诸如：敌我、彼己、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迂直、利害、患利、勇怯、劳逸、饱饥、安动、静哗、久速、治乱、远近、得失、安危等等，这些矛盾关系就是原始的对立统一的概念和范畴，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孙子兵法》初具全面观察问题和避免片面性认识的思想。《孙子兵法》的杰出命题“知彼知己”，讲的是彼、己双方情况，不能只知一方，而不知另一方。在论军争时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争》）。指出军争既有利的一面，也有危的一面。要求将帅考虑问题“必杂于利害”（《九变》）。即是说要兼顾到正反两个方面。在看到利时。要考虑到还有害的一面；在看到害时，要考虑到还有利的一面。所谓“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这就告诉人们，在不利的情况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才不至失去胜利的信心；在有利的情况下，要看到不刊的因素，才能防止挫折的危险。例如，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东北）。曹操因兵少粮缺，士卒疲惫，后方不稳，处境困难，打算退保许昌。谋士荀彧认为：我以“十分居一之众”的劣势兵力，阻击袁军已有半年之久，眼下袁绍的力量已经衰竭，局面必将发生变化，正是出奇制胜的大好时机。曹操采纳了荀惑的意见，决心坚持危局，加强防守，不久，果然赢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
《孙子兵法》还看到了治乱、勇怯、强弱、佚劳、饱饥、安动等等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变化的。它说：“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势篇》）。这就是说，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治中产生，怯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勇中产生，弱可以从它的对立面强中产生。它在论奇正、虚实中，主张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变化无穷。在《势篇》中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又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奇正相生，加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就是说，战争的态势，无非奇正两种，但奇正的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奇正的变化，谁也做不到尽头。在《军争》中指出；“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侍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这就是说，在军队的士气上，设法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了才去打它（将“锐气”转化为“怠惰”）。在军心上，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在军力上，以自己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的长途跋涉，以自己的从容休整来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孙子兵法》在看到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会发生变化后，又进一步指出某些矛盾是可以人力地促使它转化的。它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怎样促使这种变化呢？《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认为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它在《虚实》中论述了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如何争取主动，避免被动，集中力量，去造成敌人被动和弱点，以战胜敌人。还说：“胜可为也”（《虚实》）。就是说，如果能按照彼己双方情况，正确决定自己行动，那未胜是“可为”的。《孙子兵法》的辩证法为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属难能。《孙子兵法》对“胜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的关系，对“可知”到“可为”的发展，尚未能作出辩证统一的阐述，这是不能苛责古人的。然而能提出“胜可知”又提出“胜可为”，就含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作为例证，他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这里说的是，巧妙地运用“形人而我无形”的办法，形成“我专而敌分”，“能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这就容易取得胜利了。
加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这就是说，战争的态势，无非奇正两种，但奇正的变化，却是无穷无尽的。奇正的变化，谁也做不到尽头。在《军争》中指出；”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侍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这就是说，在军队的士气上，设法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惫了才去打它（将”锐气“转化为”怠惰“在军心上，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在军力上，以自己的靠近战场来对待敌人的长途跋涉，以自己的从容休整来对待敌人的奔走疲劳。《孙子兵法》在看到战争中矛盾着的现象会发生变化后，又进一步指出某些矛盾是可以人力地促使它转化的。它说：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怎样促使这种变化呢？《孙子兵法》在分析取胜的客观条件时讲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形篇》）。因为敌人发生不发生过失，事在敌人。又说：胜可知，而不可为”《形篇》）。认为胜利是可以预见的，但不能凭主观愿望去取得。它在《虚实》中论述了如何决定自己的行动，如何争取主动，避免被动，集中力量，去造成敌人被动和弱点，以战胜敌人。还说：胜可为也“虚实》）。就是说，如果能按照彼己双方情况，正确决定自己行动，那未胜是”可为“的。《孙子兵法》的辩证法为时代和阶级的限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已属难能。《孙子兵法》对”胜可知，而不可为“和”胜可为“的关系，对”可知“到”可为“的发展，尚未能作出辩证统一的阐述，这是不能苛责古人的。然而能提出”胜可知“又提出”胜可为“就含有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朴素辩证法因素。作为例证，他说：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虚实》）。这里说的是，巧妙地运用“形人而我无形”的办法，形成我专而敌分能以众击寡的有利态势，这就容易取得胜利了。
在2000多年前，《孙子兵法》就有这样丰富而生动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则是难能可贵的。
二、《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思想
（一）关于战争问题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篇》）。把战争看作关系军民生死、国家存亡的大事而加以认真研究，并且说：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火攻》）。它又说：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主张对敌对邻国可能的进攻，必须做好准备。这些论述，反映了它重视战争，对战争抱慎重态度和要求有备无患的思想。
《孙子兵法》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败的基本因素，提出了道、天、地、将、法等“五事”，井分别作了阐述，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还需要有一定的物质力量（包括军事力量）。有利的天时、地利等客观条件，平时严明的管理和训练，战时正确的军事指挥等。这些也是《孙子兵法》对战争问题的可贵见解。
（二）关于战略原则问题
《孙子兵法》中关于战略原则，包括作战方针、作战形式、作战指导等，都体现了军事谋略思想。
在作战方针上，《孙子兵法》主张进攻速胜，强调“兵贵胜，不贵久”（《作战》），认为“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作战》）。这反映了地主阶级在上升时期政治上要求发展的需要和当时经济、军队组织等条件的限制。为了达到进攻还胜的目的，在具体作战上，《孙子兵法》主张要充分准备，“先胜而后求战”（《形篇》）。要“并气积力”（《九地》）、“并力、料敌，取人”（《行军》）、“并敌一向”（《九地》）。这些都是要求要有充分的准备，要集中兵力。《孙子兵法》对进攻行动要求突然性，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计篇》）；要“避实而击虚”、“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这些突然性都体现了避实击虚的奇袭思想和机动作战思想。所谓“虚”，是指敌人的弱点。《孙子兵法》的进攻作战，主张速决。它说“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九地》）。要求军队的行动要“其疾如风”、“动如雷震”（《军争》）。它注重造势，造成有利的进攻态势。说：“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篇》）。要造成像湍急的水奔流倾泻，以至汹涌地冲走石头那样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然而在国家被侵略时，战略的持久防御却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方针。
在作战形式上，《孙子兵法》主张在野外机动作战。它把“伐兵”放在“攻城”之前，把“攻城”看作下策，以为“攻城之法，为不得已”（《谋攻》）。这反映当时进攻兵器还缺乏摧毁城堡的能力，攻城所费代价过大，每每导致旷日持久，不利于速胜。所以《孙子兵法》主张“拔入之城，而非攻也”（《谋攻》，似指奇袭和久困）。“伐兵”，就是进攻敌人的军队，照现代的军事术语说，就是以军队为作战目标（不以城堡或要塞为作战目标）。进攻敌人的军队，也有不同的打法。当时，呆笨的车战已逐步让位给徒步作战，而《孙子兵法》主张的“勿击堂堂之陈（阵）”（《军争》），正是新兴地主阶级寻求新的作战方式的表现。《孙子兵法》认为野外机动作战是达到进攻速胜的有利的作战方式。要在野外机动作战中消灭敌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善于调动敌人，这种调动敌人的办法，《孙子兵法》称之为“动敌”。它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就是说，要善于用佯动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使敌人听从调动，然后用重兵来等待掩击它。对于固守高垒深沟的敌人，则采取“攻其所必救”（《虚实》）的战法，调动敌人出来消灭它。《孙于兵法》要求“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就是向敌人不及救援的地方进军，向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急进。“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九地》），这样就能“进而不可御”（《虚实》）了。
入之城，而非攻也“谋攻》，似指奇袭和久困）。”伐兵“就是进攻敌人的军队，照现代的军事术语说，就是以军队为作战目标（不以城堡或要塞为作战目标）。进攻敌人的军队，也有不同的打法。当时，呆笨的车战已逐步让位给徒步作战，而《孙子兵法》主张的”勿击堂堂之陈（阵）“军争》），正是新兴地主阶级寻求新的作战方式的表现。《孙子兵法》认为野外机动作战是达到进攻速胜的有利的作战方式。要在野外机动作战中消灭敌人，重要的问题就是要善于调动敌人，这种调动敌人的办法，《孙子兵法》称之为”动敌“它说：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就是说，要善于用佯动迷惑敌人，用小利引诱敌人，使敌人听从调动，然后用重兵来等待掩击它。对于固守高垒深沟的敌人，则采取“攻其所必救”《虚实》）的战法，调动敌人出来消灭它。《孙于兵法》要求“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就是向敌人不及救援的地方进军，向敌人意料不到的方向急进。“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九地》），这样就能进而不可御（《虚实》）了。
主动，这是作战指导，即指挥艺术首先要解决和掌握的问题，可以说，在战场上失去主动权，那必然会处处被动、挨打。《孙子兵法》强调主动，主要体现在“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先胜而后求战”（《形篇》）的作战思想上。就是使自己立于主动的不败之地，使自己的军队，先有胜利的条件，而后求战，以取得有把握的胜利；不是侥幸地先战而后求胜。
《孙子兵法》“致人而下致于人”，“先胜而后求战”的思想，是高明的将帅首先要做到的。
《孙子兵法》中提出：“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下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篇》）。“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虚实》）。
十分明显，“致人而不致于人”，这是主动的真谛。只有先“立于不败之地”（《形篇》），然后才有“而不失敌之败也”（《形篇》）。也即是说。先掌握主动权，然后才能采取措施，调动敌人，导致敌人走向失败的道路。
由于先人一着而占领战场的有利地位，就能调动敌人，并可以转化敌我形势。为达此目的，就要察明敌人的情况和行动现律，而不让敌人了解自己的情况和规律，即所谓“形人而我无形”（《虚实》）。这样就“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虚实》）了。《孙子兵法》还提出，要“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篇》），就是先要避免自己的弱点，立于不败之地，以寻求消灭敌人的机会。而在侍机中，就要“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佚（逸）待劳，以饱待饥”（《军争》）。《孙子兵法》）还强调“我专而敌分”（《虚实》），就是要设法使自己兵力集中而迫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样就有争取主动的力量，能够造成“以十攻一以众击寡（《虚实》）的有利态势。《孙子兵法》提出了造成敌人过失，使敌人陷于被动地位的办法，加”示形“即”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计篇》）。******同志说过：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选集》1-4卷袖珍合订本第193页）。又如用“卑而骄之怒而挠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篇》，等办法，都能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使敌人产生弱点，陷于被动。同时自己则保持主动，使自己的进攻像“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势篇》）那样锐不可当，能所向无敌，即谓兵之所加，如以暇（石）投卵（《势篇》）一般。
灵活，即灵活机动的思想。《孙子兵法》强调“因敌而致胜”（《虚实》），要求敌变我亦变，反对战争中呆板的作战战术，反对战争中的机械唯物论，反对固守过去的老一套的经验主义的做法。实质上，也就是奇正变化，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使敌人无法捉摸，达到胜利的目的。《孙子兵法》提出，双方作战，通常是用“正”（《形篇》）兵当敌，用“奇”（《形篇》）取胜。这种“奇正之变”（《形篇》）是“不可胜穷”（《形篇》）的。部署作战要巧设计谋，“为不可测”（《九地》），这样就可“巧能成事”（《九地》）。它说：“易其事，革其谋，使人无识；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虑”（《九地》）。要求战法经常变化，计谋不断更新，使敌人无法识破机关；驻军常换地方，进军多绕迂路。使敌推测不出意图。《孙子兵法》主张“践墨随敌，以决战事”（《九地》），即不可千篇一律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战争情况。对不同的敌人要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贪利的敌人，则“利而诱之”（《计篇》）；对骄傲的敌人，则卑词示弱，使它麻痹松懈。敌对双方兵力对比不同，作战方法也有所不同：“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形篇》），即兵力劣势，采取防御；兵力优势，采取进攻。优势的程度不同，打法也不一样：“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谋攻》。“十”和“五”是用以形容优势兵力的概况，并不是具体的规定。）它还提出对不同的战区（所谓“九地”）要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对不同的地形（所谓“六形”）要采取不同的作战措施。对特殊情况，则要求作特殊的机断处置：“涂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九变》），它把作战方式因敌情而变化，比成水形因地形而变化，所谓“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
所谓“因敌而制胜”，就是要有一种指挥艺术来摆布敌人，把情况搞清楚——“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卒待之”（《势篇》）。这就是说，敌人听我摆布之后，我突然发起进攻（“以卒待之”），必获全胜。
对于摆布敌人，《孙子兵法》还有精辟的论断：“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策之，是说比较、判断敌我之得失。作之，是说采取一种动作，如“示形”之类，以侦知敌之动静（企图）。形之，是说采取一种佯动，以察明战场地形之险易。角之，是说用战斗侦察，以摸清敌人兵力部署、阵地弱点强点之所在。这样，就可作到：“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者，攻其所必求也；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者，乖其所之也（把敌人引向他方）”（《虚实》）。
如此灵活运用，自然可以主宰战场，“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虚实》）。
如此灵活运用，自然可以主宰战场，“故曰：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虚实》）。
前205年，韩信隔黄河进攻魏王豹。韩信本意是要从远处的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渡河，袭击魏王豹的根据地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却故意在近处临晋怔集渡河器材以迷惑敌人。结果，敌人将主力部署在临晋一带，安邑后方空虚，夏阳方面也无戒备，被韩信渡河迂回成功。这是楚汉相争中主要战役之一。
（三）关于军队建设问题
《孙子兵法》关于军队建设问题的思想，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根据当时新的土地关系而企图革新军制的需要。它关于军队建设间题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对将帅和对治军两方面的论述中，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
《孙子兵法》关于治军的论述，概括地说，就是用文武兼施、刑赏并重的原则治理军队。《孙子兵法》在战争中“令民与上同意”（《计篇》）的要求，反映在治军中就是“上下同欲”（《谋攻》）。它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行军》）。这“文”就是怀柔和重赏，使士卒亲附；这“武”，就是强迫和严刑，使士卒畏服。《孙子兵法》提出“视卒若爱子”（《地形》），目的是要使他们夫拼死作战；对俘虏提出“卒善而养之”（《作战》），目的是为了战胜敌人而更加壮大自己。《孙子兵法》的这些治军原则和方法，是当时社会上地主阶级同农奴、奴隶及其他贫苦劳动者的阶级关系在治军思想上的反映，这同奴隶主阶级军队中将帅对士卒极端野蛮、残酷的统治相比，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军队内部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阶级对立的条件下，所谓“爱卒”、“善俘”，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或不可能完全做到的。
《孙子兵法》很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选拔将帅的新的标准，这从其在13篇所占的分量中便可以看出。不管是奴隶主阶级的军队，还是新兴封建主的军队，它都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负有对内镇压、对外抵御或侵略的职能。因此，从有甲骨文字记载的商朝开始，奴隶主阶级就要求时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如庠射一词，指的就是教习射艺。在战争中也向奴隶们公开宣告：有功者赏，畏敌、逃跑者杀。例如，商汤伐桀的鸣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北）之战，商汤在战前动员对说：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责汝。尔无下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尚书·汤誓》）。意思是说，倘若士兵们努力作战，他就奖赏，说到做到；如果谁作战不力，他就连同其妻室儿女全都杀掉，一个也不赦免。
由此可见，我们要评价《孙子兵法》在治军问题上的建树，不能仅仅从一般意义上去考察，否则就无法分清新兴地主阶级同奴隶主阶级在军队建设上的根本区别所在。
自商周以来，军队控制在王室和诸侯国君手里，军队的基干都是其宗族或家族的成员。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奴隶主贵族的没落，各国开始实行官吏的任免制度，逐渐废弃世卿世禄制度。其中官吏的一个来源便是立有军功的庶人工商。这就突破了少数奴隶主员族垄断官职的现象：自商周以来，军队控制在王室和诸侯国君手里，军队的基干都是其宗族或家族的成员。到了春秋时代，随着奴隶主贵族的没落，各国开始实行官吏的任免制度，逐渐废弃世卿世禄制度。其中官吏的一个来源便是立有军功的庶人工商。这就突破了少数奴隶主员族垄断官职的现象：
《孙子兵法》对春秋末至战国初新兴的专职的将领提出许多要求，主要是：要“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地形》），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要有“知诸侯之谋”（《九地》）的政治头脑；要有勇有谋，要有能“示形”、“任势”（《势篇》）、“料敌制胜”（《地形》）、“通于九变”（《九变》）的指挥才能；要有“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九地》）的决断能力；要有“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地形》）的负责精神；对士卒管教要严格，赏罚要严明，要能“令素行以教其民”（《行军》），要能“与众相得”（《行军》），使士卒“亲附”等等。《孙子兵法》认为，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国之辅也”（《谋攻》）、“国之宝也”（《地形》）。当然《孙子兵法》这里说的“智、信、仁、勇、严”，也是新兴地主阶级选将的标准和要求。
三、《孙子兵法》的军事“地利”学说
在《地形》中提出：“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这里所述的“地形”不能理解为现代军事术语中的“地形”概念，而是指具有现代军事地形学和军事地理学含义的一个概念。鉴于有天时地利之说，所以，我们这里将地形、地理统称为“地利”。
《孙子兵法》的军事谋略思想，特别重视“地利”，认为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所以，他主张如果不具备“地利”条件，“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由于他所处时代的限制，终究认为“城有所不攻”（《九变》），因为“攻城则力屈”（《作战》）。如果出于不得己，一定要攻，那也是兵家的下策，即“其下攻城”（《谋攻》）。孙子强调，“天时不如地利”成为一个时代的兵家有代表性的理论。如兵车会战就需要选择有利地形，且成为夺取胜利的关键，即《六韬·犬韬·战车》所说：“车贵知地形。”
三国时期的军事家诸葛亮，在分析三国形成的军事条件时，指出曹魏占天时，孙吴占地利，蜀汉占人和，这是就三个政权彼此鼎立的形势、在军事上取其各自的持点而言的。曹魏有汉代基业之旧，又有汉献帝，这是多么好的天时。孙吴得地利之便，据有江东，有长江天险可恃。蜀汉则是一个以刘关张三人为核心、以五虎上将为支柱的团结集团。
天时、地利、人和的观念是随着军事斗争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春秋时期，由于指定地点会战，逐渐规模扩大，次数增多，武器改进等，使人们在军事斗争中逐渐认识到地利的重要。而且，在这个历史时期，地利又被军事家认为是具有相当意义的影响战争胜负的因素，“得天时地利者胜”。
《孙子兵法》强调地形是用兵的辅助条件，“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即用兵必因地形而制胜，所以地形为兵之助。指挥战争的人，能“知天知地，胜乃不穷”（《地形》）。春秋时期，战争求得胜利，必须要“知天知地”，就是既掌握天时，又要把握“地利”。所谓“地利”，首先是对地形的掌握。《孙子兵法》分门别类地把有关地形问题加以区分。
在《地形》中，将其分为通、挂、支，隘、险、远六种类型；在《九地》，又分为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种类型。前者属于战场的自然地理，后者属于预想战场的地理形势和包括同土以外的战略要点。我们概略（难以严格）地用现代军事术语加以区分，前者应属于军事地形学的范畴，后者应属于军事地理学的范畴。
其次，地形属于自然状态，了解以后，应该如何使地形发挥有利于我的作用，《孙子兵法》对上述每一类型，均有细致的解释和处置。他在《地形》中指出：在通形地区“先居高阳，利粮道，以战则利”。在挂形地区，“敌无备出而胜之；敌若有备，出而不胜，难以返，不利”，在支形地区，“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
在隘形地区，“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去之，勿从也”。在远形地区，“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地形》）。
《九地》中强调：“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在支形地区，“敌虽利我，我无出也；引而去之，令敌半出而击之，利”。
在隘形地区，“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敌；若敌先居之，盈而去之，勿从也”。在远形地区，“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地形》）。
《九地》中强调：“散地则无战，轻地则无止，争地则无攻，交地则无绝，衢地则合交，重地则掠，圮地则行，围地则谋，死地则战”。
前
645年，秦晋战于韩原（今陕西韩城一带），“晋戎马还泞而止”，因为地形不熟，使战车陷于泥泞而无法行动，不仅战败，晋惠公还被俘虏。公元前589年，齐倾公被晋军战败，在退却中，“骖絓（挂）于木而止”，这是在迟却中不明地形，战车被丛木挂住。而不能行动，齐倾公几乎被俘。
《孙子兵法》十分强调在沼泽地和对隐蔽地作战应注意之点。指出：
“绝斥泽，惟亟去无留”；“军行有险阻、演井、葭苇、山林、蘙茎（yihuì，指草深林密之地）者，必谨复索之，此伏奸之所处也”（《行军》）。这是说，遇到盐碱和潮湿、沼泽地带，必须迅速通过；对于险要，特别是隐蔽的地形，必须严密搜索，这是敌人打埋伏的地方。这些原则，仍不失其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沙俄的沙门索诺夫将军所率领的10万大军就是被德军全部歼灭于沼泽地带的。至于在险要和隐蔽地区遭受伏击者，在现代战史上更是层出不穷。
《孙子兵法》非常重视“衢地”在战争中的作用。它对“衢地”是这样下的定义：诸候之地三瞩，先至而得天下之众者，为衢地，衢地则台交。又说：衢地，吾将固其结（《九地》）。十分明显：
“衢地”的大概念，一般指的是不在本国领土之内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战略要地，事先占领，就可以得到全局（天下）的利益。这个战略要点，既不属于本国，必然距离很远，兴师动众去进行攫取，并不是容易做到之事，而且必须是“先”敌而占领。孙子对攫取这样战略要点的手段也是明确而合理可行的，即所谓“合交”和“固其结”，就是运用外交手段而牢固地与属于此战略要点的国家结盟。
虽然，现代人类已进入空间，卫星也广泛应用于军事，特别是航天飞机的发明，使得未来战争有在外层空间进行的可能。但归根结底，一切还是要受大地的制约：卫星和航天飞机是发自大地，它们进行侦察并加以摧毁的敌方战略要点、经济基地，都还是在大地之上。世界各国军事院校学习的“想定”，在下决心，定计划所桐据的四个要素——敌情、我情、时间、地点，仍是缺一不可的。因此，《孙子兵法》关于“地利”的思想对现代战争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四、《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
《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首先表现在将帅修养上，它告诫要注意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可能带来的危险。《九变》中指出：为将者，有五种危险的性格和气质（“将有五危”）要戒除：一戒有勇无谋，只知死拼，就有可能被诱杀（“必死，可杀也”）；二戒临阵畏怯，贪生怕死，就可能被敌俘虏（“必生，可虏也”）；三戒急躁易怒，一触即跳，就可能受敌凌辱而妄动（“忿速，可侮也”）；四戒廉洁好名，过于自尊，就可能被敌凌辱而失去理智（“廉洁，可辱也”）；五戒过分溺爱部属，易被敌人烦扰而陷于被动（“爱民，可烦也”）。《火攻》中告戒“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战争中，指挥员的思想意志、气质和性格上的缺陷，常可成为对方“攻心”的缺口。因此，古今军事家都非常强调指挥员的思想品德修养和气质性格陶冶，有的将领为了克服脾气暴躁的弱点，甚至专门把“制怒”的匾额悬于厅堂、挂于卧室，时时慎思省悟，谨防由于忿怒而迸发出的肝火烧昏头脑。
有人曾把人的性格加以分类，说军事指挥员的性格应该是惰性思维型的——遇事沉着、冷静。且不说这种分类法是否科学，仅就指挥员应该沉着、冷静来讲，却是颇有道理的。例如，楚汉战争中，一次刘邦与项羽交战，刘邦大骂项羽，不料被项羽用箭射中胸口，不能坐立马上。
可是他没有马上抚摸伤口，而是曲身去摸脚，并对周围的将士大声说。
恶奴射伤我的脚趾。因此，将士们不知道他身受重伤，役有溃散，个个仍奋勇迎敌。
古代军事家们在危险关头沉着、冷静，泰然处之的情绪和表现，对于稳定军心，迷惑敌人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在冷兵器时代，沉着、冷静对一个军事指挥员尚且如此重要；在现代条件下的战争中，由于大量新式武器、装备，器材运用于战场，战场范围广阔，军队机动频繁，战斗形式转换迅速，战机稍纵即逝，在战斗发展的进程中随时可能出现各种想象不到的复杂情况，沉着、冷静对指挥员显得更加重要。譬如当受领紧急而艰巨的任务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慌乱，通过精心思考，找出利弊条件，有条不紊地制定出完成任务的计划和方法；当战场上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对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判断和处置；当处于危急关头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失去理智，不动摇信念，采取正确措施，及时转危为安；当取得胜利时，只有沉着、冷静，才能不轻敌，不松懈，不忘乎所以，并周密地筹划下一步的行动。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沉着、冷静，不是优柔寡断，不是慢慢吞吞，疲疲塌塌。沉着、冷静不是目的，目的是使一个指挥员保持稳定的情绪，清醒的头脑，自由地运用其思维能力，在紧张、复杂、艰难的情况下能够迅速果断地拿出良策妙计。
也许有人会问：人们不是常说军事指挥员最可贵的性格是勇敢和果断吗？是的。大凡著名的军事家，都具有这种性格。但是，很多事实说明，“匹大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平然临之而下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任何勇敢的行动、果断的决定，都是在沉着、冷静中认真思考的产物，如果失去了沉着和冷静，而处于惊恐万状之中，无论何人，是断然也表现不出真正的勇敢和果断的。特别是在战场上，这个问题会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断吗？是的。大凡著名的军事家，都具有这种性格。但是，很多事实说明，“匹大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平然临之而下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苏轼《留侯论》）。任何勇敢的行动、果断的决定，都是在沉着、冷静中认真思考的产物，如果失去了沉着和冷静，而处于惊恐万状之中，无论何人，是断然也表现不出真正的勇敢和果断的。特别是在战场上，这个问题会异常突出地表现出来。
空城计这则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敌方指挥员的气质、性格及其在战争中的心理活动，是我们构成正确判断定下决心的重要依据。不了解具体的对手，再微妙的韬略也难以见效。电影《战上海》里，刘义老奸巨猾，邵壮刚愎自用。前者的心理是保存实力，隔岸观火；
后者的心理是不借血本，一味邀功。由于我军正确分析了敌人两种不同的心理状态，狠打了狼羔子邵壮，并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加强政治瓦解，迫使刘义倒戈。如此恰到好处的战争指导，是和军事心理学的应用分不开的。
******是主张摸熟敌人指挥员脾气的；对敌人心理活动的精微分析是他军事指挥艺术中非常精彩的部分。比如平律战役前，他在作战方针中分析，华北60万蒋军预感到我军战略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将落在他们头上，已成“惊弓之鸟”。但是由于傅系蒋系之间貌台神离，是守，是撤，是从海上南逃靠拢******，还是西窜绥远自踞一隅，却尚在踌躇徘徊、举棋不定之中。正是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才产生了一系列环环紧扣、妙不可言的战役步骤：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对华北诸敌隔而下围，围而不打，淮海前线两周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这就巧妙地隐蔽了我军企图，稳住了傅系，拖住了蒋系，迅速完成了对平津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陷敌于欲收不能、欲战不利、欲逃无路的绝境。
《孙子兵法》中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敌我双方争夺战争主动权上，它提出“治气”、“治心”的主张。首先是“治气”。“三军可夺气”（《军争》），即三军可以挫伤其锐气。《孙子兵法》解释说：
“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军争》）。这就把敌军“士气”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军队初战的时候，士气比较旺盛；第二，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逐渐怠情；
第三，到了后期，士卒就会气竭思归。所以善于用兵的人，总是避开敌人的锐气，等到敌人松懈疲意了才去打它，这是掌握军队士气的方法。
《尉缭子·战威·第四》中说：“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这就是说，研究军事，分析敌情，设法造成敌人士气低落，部队涣散，使它的军队虽然形式上保持原建制，但实际上己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是用政治策略取胜。显然，这是对《孙子兵法》“三军可夺气”思想的解释和发挥。
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这就是说，研究军事，分析敌情，设法造成敌人士气低落，部队涣散，使它的军队虽然形式上保持原建制，但实际上己不能用来作战，这就是用政治策略取胜。显然，这是对《孙子兵法》”三军可夺气思想的解释和发挥。
夺其气，意在竭其力。这里就有一个疲惫敌人，适时用兵的问题，也就是孙子讲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
******同志说：“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情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选集》1——4卷袖珍台订本192-193页）。春秋时期，齐鲁两国军队战于长勺，曹刿采取后发制人以待其衰的策略，等齐军击鼓三次、进攻受挫后再行反击，结果使齐军的士气“三鼓而竭”，鲁军则一鼓作气，挫败齐军。在这里，善于调动敌人，持重待机，乃是打击其士气的关键。我军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创造的适应当时游击战争“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同上书第188页）的“十六字诀”，以及在后来的解放战争初期采用的“蘑菇战术”，都是为了把敌人磨得锐气消尽、士气沮丧再予以歼灭。
士气，即兵士的战斗意志，既属于军事心理学的范畴，也属于政治思想的范畴，自然和战争的性质分不开，和爱国心、民族感分不开，和士兵的思想情绪分不开。所以，“夺气”的谋略也就包含着政治上瓦解敌军的工作。楚汉相争末期的垓下一战，韩信用“四面楚歌”，使陷于困境的楚军丧失斗志，加速了项羽的灭亡。晋朝时，大将军刘琨戍边守防，被胡兵围困城中，危在旦夕。刘琅在万般无奈之际，忽然心生一计，他乘星月当空，旷野寂静，三次登城吹奏胡前。这深沉哀怨的思乡曲，勾起胡人的怀乡盼归之情，他们凄然洒泪，撤兵而去。刘琨不战而解重围，这和韩信“四面楚歌”的用法相同，但情况各异。韩信的“四面楚歌”，是处在优势主动地位时夺敌士气，以配合军事打击，刘琨“月夜吹笳”，则是处在劣势地位，夺敌士气，不战而屈人之兵。由此联想到，******同志把瓦解敌军工作列为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之一，是很有远见的。
在作战中，夺敌士气和鼓己上气，是指挥员需要相互关照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古人激励部队上气的法术很多，有些仍可为今日借鉴，但对于无产阶级军队来说，从根本上启发士兵的阶级觉悟和爱国热情，才是产生士气的精神源泉。建立在阶级觉悟之上的士气，才能不为敌所夺，经得起持久战争的考验。
其次是“治心”。“将军可以夺心”（《军事》），即将军可以动摇其决心。《孙子兵法》解释道：“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
这就是说，以自己的严整来对待敌人的混乱，以自己的镇静来对待敌人的哗恐，这是掌握军心的方法。《十一家注孙子·军争》注中说：“心者，将之所主也”，“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卑之令骄，则彼之心可夺也”。这就是说，作战决心是指挥员用兵的思想主导。用气恼敌将的方法使他忿激，用疑兵扰乱敌将的情绪，用离间手段使敌营上下互不信任，用示弱使敌将骄做麻痹，这样他的正确决心就会动摇改变了。
恼敌将的方法使他忿激，用疑兵扰乱敌将的情绪，用离间手段使敌营上下互不信任，用示弱使敌将骄做麻痹，这样他的正确决心就会动摇改变了。
夺心，也叫攻心。“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恩”，这是清人赵藩写在成都武侯祠诸葛殿前的一副对联。据历史记载，孔明用兵作战，非常注重攻心。他提出的“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可以说是对孙武“上兵伐谋”思想的发展。他用兵南中，推行“和抚”政策，七纵七擒，收服孟获，可谓攻心的范例。
夺其心，意在乱其谋。指挥员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而指挥员的判断，又常常受到心理活动和认识习惯的制约，如先入为主、常见不疑、循规见常等。认识习惯，也往往是对方“夺心”的攻击点。1942年11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发起了反攻作战。战役第一阶段，担任芽插突击任务的西南方面军第26坦克军，突进到彼烈拉佐夫斯基附近后，发现德军开始向顿河撤退。为了争取时间迅速断敌退路和防止德军龟缩，军长罗金少将决定利用夜暗，秘密地派一支坦克先遣队，穿插到位于敌防御纵深的卡拉奇城附近，抢占顿河上唯一剩下的一座桥梁。按说、夜间秘密穿插、应当严格控制灯火，进行严密伪装，随时准备展开战斗队形。可是罗金少将却一反常规，命令先迫部队成行军纵队，全部打开车灯，沿着奥斯特罗夫到卡拉奇的公路，穿越德军防御阵地，安然向渡河处开进。车灯照得大地雪亮，坦克一辆紧接着一辆在德军眼皮底下行驶。如果这时德军实施两翼夹击。苏军这些坦克将全部成为德军反坦克火器的活靶子。然而，德军指挥官看见这些坦克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竟然连起码的侦察手段都没有采取，就断定是自己撤退的部队，于是于大开绿灯，让这支苏军坦克部队没费一枪一弹，就大摇大摆地突人防御纵深数十公里，抢先夺占了顿河通道。苏军这一似乎是冒险的穿插行动，可以说是灵活运用“夺心”计谋的成功。即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孙子兵法》的军事心理学思想还表现在战斗行动中，它联系各种地形条件分析士兵的心理，井提出相应措施。如“散地（诸侯在本国境内作战的地区）则无战”（《九地》。即在散地上不宜作战，因为散地处于本国，士兵离家较近，进无必死之心，退有投归之处，打起仗来，容易逃散，所以不宜进攻敌人。再如轻地（进入别人国境不深的地区）
则无止“九地》）。即在轻地上不宜停留，因为轻地离本国不远，进入敌国不深，士兵恋家，难进易退，所以要前进不止。”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九地》）。这就是说，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行动方针，适应情况，伸缩进退，掌握士卒在不同情况下的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不能不认真考察和仔细研究的。可见，《孙子兵法》的地形分类，不仅注意了地形本身的特征，同时还考虑了人的心理要素。
令10000人作先头部队先行，背靠河水摆阵势。赵军望见，讥笑汉将不懂兵法，但战局一开，水边军士都拼死战斗。兵力、人数占绝对优势的赵军非但不能打败汉军，反而被汉军所打败。事后部下问韩信为什么要设“背水阵”，韩信说：“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这是根据《孙子兵法》“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九地》）的话演化而来的。韩信令部队背靠大河，前临大敌，后退无路，从而坚定全军拼死求胜的决心，取得了以少胜多，临危反胜的战绩。
《孙子兵法》的上述观点带有很大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它重视心理要素，从各种情况着眼，分析心理，判断敌情，周密思索，巧出奇谋的这些思想和作法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来，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五、《孙子兵法》在国内的深远影响
约6000余字，加之后人的断句标点也不过8000来字，但却文字苍古雄劲，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故争的最一般规律，在中国军事史和军事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孙子兵法》是一部“舍事而言理”，采用“抽象法”论述军事领域内部联系和规律的杰出著作。它又是从战略高度来论述军事问题的，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详备富赡的内容。书中充满着对睿智聪颖的赞扬，饱含着对昏馈愚昧的鞭挞，显露出对穷兵黩武的警告，贯穿着对军事哲理的探索。许多名篇警句，有着极其丰富的思想容量。这些，充分表现出孙武过人的创作大赋和慧眼卓识。兵学家们学习它，得以登堂人室，从而步人军事学的宝库；军事家们学习它，得以领悟制胜之本，从而点燃起智慧的圣光。
《孙子兵法》早在战国时代就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汉代则为兵官的教科书，隋唐称为兵经。明朝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说：“前孙子者，孙子不能遗；垢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此种评价虽为溢美之辞，但确实道出了《孙子兵法》在几千年封建社会军事学术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兵学家在军事著作中征引《孙子兵法》文句的，可以举出《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潜夫论》、《淮南子》、《鹖冠子》等，至于唐代的《李卫公问对》、宋代的《虎钤经》、元代的《百战奇法》、明代的《登坛必究》，更是或全书、或某篇以发挥《孙子兵法》来树立自己的学术论点的。
军事家直接以《孙子兵法》指导战争的，更是不计其数。以《史记》为例，在孙膑、赵奢、韩信、黥布等人的列传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
后世对于《孙子兵法》的学习是十分广泛的。秦末，项梁以之教过项籍（见《史记·项羽本纪》）；汉初，武帝曾打算以之教霍去病（《史记》卷110）。《后汉书·冯异传》载：东汉名将冯异就很精通《孙子兵法》。至于三国以后，由于曹操首注《孙子兵法》，以后注家蜂起，吴有沈友，梁有孟氏，唐有杜牧、陈皞、纪燮、肖吉、贾林，宋有梅尧臣、何延锡、张预、郑有贤等10余家，元有潘衍翁，明有刘寅、赵本学等50余家，清有汪淇、朱镛等30多家。
《孙子兵法》历来被尊为兵经，号称兵学鼻祖，两千多年来久负盛誉。这只须略举数例便可看出。司马迁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索引述赞》）。宋朝郑厚在《芝圃折衷》中说：“孙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当尽心焉。其词约而缛，易而深，畅而可用。《论语》、《易》、《传》之流，孟、荀、扬著书皆不及也。以正台，以奇胜，非善也；正变为奇，奇变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为正，即正为奇，善之善也。”明朝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莫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
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纪效新书·自序》）。近代，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说过：就中国历史来考究，二千多年的兵书，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书，便成立中国的军事哲学。所以照那十三篇兵书讲，是先有战斗的事实，然后才成那本兵书（《孙中山选集》第672页）。
六、《孙子兵法》在国外的巨大声誉
前403—前355或354）的号称古希腊第一部军事理论专著《长征记》，比罗马军事理论家弗龙廷（约35—约103）的《谋略例说》、韦格蒂乌斯（四世纪末）的《军事简述》，不仅成书时间要早，学术性要强，而且有其独特新颖的思想体系。它几乎涉及了军事学中理论科学的各个门类，各个分支学科。它在军事学本上的理论意义，不仅跨出了奴隶制时代，也跨出了封建时代，直到今天，也仍然有着宝贵的借鉴作用和某种程度的指导意义。
《孙子兵法》在外国的流传，以日本最早，朝鲜次之。据《续日本纪》记载，早在唐代（日本奈良时代），《孙子兵法》就流传到了日本，距今已经1200多年了。那么，我国兵书是怎样传到日本，又是由谁传去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从日本遣唐使说起。我国唐朝，是当时东亚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围国家纷纷遣使朝贡，派遣各方面人材入唐留学，其中以日本派遣留学生最多，学习成就最大。例如日本第8次遣唐使于公元717年3月到中国，留唐学生阿倍仲麻吕（中国名晁衡）
不但完成了“国士学”的学业，而且接受了科举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考中了唐朝进士。与阿倍仲麻吕同时到中国留学的吉备真备，年方20岁左右，出身于右卫士少尉这样一个军人家庭，自幼养成了与阿倍仲麻吕完全不同的性格，虽不擅长吟诗作文，但出众的才华却表现在各种实用的学问方面，其中对军事钻研尤深。他没有进太学，而是拜赵玄默为老师，单独受业17年，不但精通六艺，而且谙熟兵法，尤其对《孙子兵法》、《吴子兵法》钻研最深。他把从唐朝所得的全部钱款，都完全用来购置各种书籍，“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旧唐书·东夷传》，中华书局点校本）。公元734年，吉备真备带着在唐18年听取得的丰硕成果回国。他把从唐朝所学、所购和受赠的大量图籍和物品奉献给了本国朝廷。其中弓矢之类的兵器占很大分量《续日本纪》上的清单中有弦缠漆角弓1张，马上饮水漆角弓1张，露面漆四节角引张一均为骑兵用的角制弓；射甲箭20支，平时箭10支一皆为箭矢。由此可见。吉备真备对军事非常热心。他带回日本的大量图籍的详细目录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从吉备真备回国后任太宰少贰和太宰大贰期间，曾经向工役人员讲授《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和诸葛亮八阵图的记载着，包括《孙子兵法》在内的我国的古代兵书通过吉备真备传到了日本是毫无疑问的。
《孙子兵法》在日本的流传，开始靠汉文本传抄传读，直到公元1660年才出现日译的《孙子兵法》。在德川幕府时代，日人研究《孙子兵法》的就有50余家，诸如林罗山《孙子谚解》、藤益《孙子摘要》、佐枝尹重《孙子管蠡》、吉田松荫《孙子详注》等。
《孙子兵法》的西传，以法国神父约瑟夫·阿米欧在公元1772年于巴黎翻译出版的法文《中国军事艺术》丛书为最早。此书共收6部兵书，《孙子十三篇》是其中的第2部。公元1905年，英人卡托普译《孙子兵法》为英文，在东京出版。公元1910年，英国汉学家贾尔斯译为《孙子兵法，世界最古之兵书》在伦敦出版。公元1910年，布鲁诺·纳瓦拉译为德文《中国的武经》在柏林出版。到了现代，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孙子兵法》的不同译本。
《孙子兵法》传到国外以后，对世界各国军事学术思想产生了极其积极的影响，受到很高评价和赞誉。日本人说：“孙子兵法》自奈良时代（公元710-784年）传到日本以来，给日本历史、日本人的精神方面以较大的影响”（摘译自日本《读卖新闻》1974年4月16日的文章：
《发掘出来“两个孙子”》）。孙武被尊为“武圣人”，《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第一兵家名书”。日本战国时代（公元15世纪末至16世纪70年代）的著名武将武田信玄非常崇拜《孙子兵法》，以《孙子兵法》为座右铭。他把《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加火，不动如山”四句话写在军旗上，竖于军门。日本古代的各种兵法，考其源流，无不与《孙子兵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如日本著名古代兵书《甲阳军鉴》、《信玄全集》、《兵法记》、《兵法秘传》等，其主要思想，都出自于《孙子兵法》。著名军事将领活用《孙子兵法》而取胜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也不乏记载。
如日本八幡太郎曾向太江匡房学习《孙子兵法》，在陆奥战役中，他看见雁鸟乱飞，想起了《孙子兵法》行军篇中的“鸟起者，伏也”，遂判断敌有伏兵，改变了作战计划，脱离了危险。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海军总司令东乡平八郎在出发时没有带任何日本典籍，只随身携带了一册《孙子兵法》。在对马大海战中，他大败俄国海军，其阵法就出自于《孙子兵法》。战争结束后，他曾用两句话概括他战胜俄军的道理，这两句话就是《孙子兵法》中的“以逸待劳，以饱侍饥”。而陆军大将乃木希典，在战后则以私费出版《孙子谚义》赠友。可见《孙子兵法》在日本将领指挥作战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多么的重要。
在欧洲，叱咤风云的军事家拿破仑，在戎马倥偬的战阵中，手不释卷地披阅《孙子兵法》。德皇威廉第二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以后，在没落的侨居中看到《孙子兵法》，当他读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台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火攻》）那段话时，曾发出这样地浩叹：“早20年读《孙子兵法》，就不会遭亡国之痛苦了。”著名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也受到《孙子兵法》的影响，他的名著《战争论》就继承了《孙子兵法》的许多思想。英国托马斯·费立普少校主编的《战略基础丛书》，把《孙子兵法》排在第一位。
世界各国许多明智的军事将领、无不读《孙子兵法》，无不用《孙子兵法》，他们在学习中领悟到了《孙子兵法》的真谛，在运用中体会到了《孙子兵法》的伟大，无不给予高度的评价和赞美。有的称《孙子兵法》为东方兵学鼻祖，武经的冠冕。如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教官尾川敬二说：“孙子是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东方各种兵法，说皆出自孙子，实是不错至其文章苍古雄劲，与内容之美满相映，大有优于六经之概；又如其格言规箴，最为脍炙人口，可以当为处世的教训，而贡献于一般人士者不少。故孙子不独在兵法上具有最高权威，且在思想上亦蔚为巨观”（尾川敬二著《孙子论讲·自序》，转引自《孙子兵法体系精解》30页）。也有的称《孙子兵法》为武经神理，和汉兵法的源头。如福田胜久说：“伟哉武经之神理，通治乱，辨兴衰，实天下之至宝也”（谈今著《中国历代兵书述略》，载《文献》第七期）。
福本义亮说：“孙子》者，武经中之冠冕，而和汉古今之兵法，非未曾源于此者也。而其意图深远，其谋画精细，其术略的确，乃以孙子所以为兵之神也。古来我国名君贤将多精读之”（同上）。还有的称孙、吴兵法为言简意赅的箴言。如美国海军上校柏特逊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的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大巨册，自足地写下了数量有限的箴言。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年”（转引自王健东著《孙子兵法思想体系精解》）。还有称孙子为战略学的始祖。如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在他的《大战略》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320年间（此时间不确。按《史记·伍子胥列传》上限应是公元前512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
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见约翰·柯林斯著《大战略》，军事科学院翻译出版）。
子兵法体系精解》30页）。也有的称《孙子兵法》为武经神理，和汉兵法的源头。如福田胜久说：“伟哉武经之神理，通治乱，辨兴衰，实天下之至宝也”（谈今著《中国历代兵书述略》，载《文献》第七期）。
福本义亮说：“孙子》者，武经中之冠冕，而和汉古今之兵法，非未曾源于此者也。而其意图深远，其谋画精细，其术略的确，乃以孙子所以为兵之神也。古来我国名君贤将多精读之”（同上）。还有的称孙、吴兵法为言简意赅的箴言。如美国海军上校柏特逊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的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大巨册，自足地写下了数量有限的箴言。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年”（转引自王健东著《孙子兵法思想体系精解》）。还有称孙子为战略学的始祖。如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高级专家、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约翰·柯林斯在他的《大战略》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他于公元前400-320年间（此时间不确。按《史记·伍子胥列传》上限应是公元前512年）写成了最早的名著《兵法》。
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限制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的当前环境中仍然具有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见约翰·柯林斯著《大战略》，军事科学院翻译出版）。
苏联米里施坦因·斯洛博琴科在1957年出版的《论资产阶级军事科学》一书中，对《孙子兵法》作了简要的介绍和较为公允的评价。我们无妨把他的论述摘录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