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思想成为桎梏的原因，是伴随着科举制而蔓延的。
科举制始于隋朝，科举制改变了之前中国靠推荐、督察来选拔官员的方式，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考试体系，以儒家文化为内容来进行合理公正的考试，从而为广大寒门学子创造了仕途机会。
任何一项事物都遵循着“初生—成长—发展—成熟—衰落—死亡”的规律，帝国如此，文明如此，科举制度当然也如此。
唐宋时期是科举制发展成熟时期，考试内容丰富，要求考生们具备各种知识技能，除了考诗赋之外，还有考经义、时务、策论等，与现实紧密联系。随着科举考试规模越来越大、录取人数越来越多，到了明朝，政府制定统一标准：只考八股文，其他联系实际一概不考，并只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这时科举制的弊端就凸现出来。
八股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出题、中股、后股、束股、收结几个部分。行文中必须用排比对偶句，共有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明末学者顾炎武曾说：“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成化以后，股者对偶之名也。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这种写法十分古板，你想多写一个字也不行，少写一个字也不行，条条框框的限制着，很多人都是一边写一边乱编，只为了凑字数，达到对偶的效果，文字表面上看，十分整齐，细看下内容，废话满篇，空洞无味，言之无益。只要想想当代千篇一律的官样文章、学生作文等，就可以感觉到昔日八股的影子。
如果八股文只是文章的一种形式，确实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可是，当它成为整个帝国唯一的形式标准时，这种禁锢就显得极为可怕。考试题目只能出自“四书五经”中，不能超出这个范围；并且作文时更不能有标新立异的思想出现，唯一能做的是“代圣人立言”，按照朱熹的语气、揣摩圣人的想法，写出文章。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学习、苦读，从思想到心灵上都潜意识地形成了程朱理学的模式，中国千千万万青年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
由于行文僵化，知识分子们在写八股文时，常常没话找话，以此凑足字数、满足格式，闹出不少笑话来：
有考题《事父母》，按照八股规范，第二股“承题”要紧接第一股“破题”进行阐述，于是有应试者写道：“夫父母，何物也？”阅者看罢，哑然失笑，评曰：“父，阳物也；母，阴物也。阴阳配合，而乃生此怪物也。”
四书五经中有限的字数，数百年下来，书中的题目越来越难取，考官们也犯难，只好取一字之题，如单纯以“鸡”为题，实在让应试者伤透脑筋。有的“中股”就有这样可笑的句子：“其为黑鸡耶，其为白鸡耶，其为不黑不白之鸡耶？”批阅者看了大笑，调侃曰：“芦花鸡”。其后股写道：“其为公鸡耶，其为母鸡耶，其为不公不母之鸡耶？”批者曰：“阉鸡”。这些都是非常典型的“没话找话”，制造了一大批迂腐毫无实际学问的书呆子。
《儒林外史》是一部杰出的讽刺明清科举制的小说。范进是书中一个典型角色，他苦读“四书五经”二十年，终于考上举人，春风得意，做了山东省的学道，可正是这位“范学道”，除了知道八股文外其他一窍不通，竟连宋朝大名鼎鼎的苏轼都不知道，迂腐浅薄，跃然纸上。《儒林外史》第七回：
内中一个少年幕客蘧景玉说道：“老先生这件事倒合了一件故事。数年前有一位老先生点了四川学差，在何景明先生寓处吃酒，景明先生醉后大声道：‘四川如苏轼的文章，是该考六等的了。’这位老先生记在心里，到后典了三年学差回来，再会见何老先生，说：‘学生在四川三年，到处细查，并不见苏轼来考，想是临场规避了。’”说罢将袖子掩了口笑。又道：“不知这荀玫是贵老师怎么样向老先生说的？”
范学道是个老实人，也不晓得他说的是笑话，只愁着眉道：“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荀玫是老师要提拔的人，查不着不好意思的。”
那个少年讲了个笑话，本想讽刺那个老先生不知苏轼其人，岂料在场的范进竟然也不知道，还顺着这个笑话继续说下去“苏轼既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一句话彰显自己的浅薄无知，真让人笑掉大牙也。
《儒林外史》中这种讽刺书呆子的情节很多，还有马秀才，喜欢评论文章，夸夸其谈，竟然连南宋的李清照也不知道，第十四回：
马二先生想道：“这是他们请仙判断功名大事，我也进去问一问。”站了一会，望见那人磕头起来，傍边人道：“请了一个才女来了。”马二先生听了暗笑。又一会，一个问道：“可是李清照？”又一个问道：“可是苏若兰？”又一个拍手道：“原来是朱淑贞！”马二先生道：“这些甚么人？料想不是管功名的了，我不如去罢。”
这些都是作者从现实中发现的。《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是出生在安徽全椒县的“名门望族”，他的先代以八股文起家，在明清交际时达到鼎盛，他本人耳闻目睹了官场、考场的真实情况，以其亲身经历、所闻所见，在书中刻画了那个时代的一大批昏官、腐儒、书呆子形象。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托派组织领导人郑超麟，写了一本《郑超麟回忆录》，回忆清末时代他家乡的事情，就提到过：
我长大了，读历史，读笔记，读戏曲和小说，觉得宋元及以前的社会生活，有好多事情不大理解，但明清两代的社会生活则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人情小说，如三言二拍，如《醒世姻缘传》，如《儒林外史》，其中所写小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生活和人事关系，几乎像我小时所生活的社会一样，我完全能够理解。就是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就在我的眼皮下渐渐消逝了，一去不复返了。
郑超麟老先生活了九十多岁，经历了清朝、民国、新中国建立乃至改革开放数个时代，他的经历是反映当时封建社会的最好佐证。在郑超麟看来，《儒林外史》等明清小说就是他曾经生活年代的真实写照，“几乎像我小时所生活的社会一样”：
当时那些书香世家，大多数以为科举终会恢复，朝廷终会以八股取士的……我很佩服我的父亲一辈的秀才居然会做出这样困难的文章，运用这样复杂的四书白文和朱注，而且全篇文章是首尾一贯的。这该耗费多少精神劳动！因此，我能够原谅他们的无知，原谅他们除了四书五经，朱注，几部《学案》等等，总之与做八股文有关的学问以外，缺乏其他常识，连古学的常识也缺乏。
我离家后才读《儒林外史》，其中写八股先生范进，做了乡试主考，还不知道苏轼是什么朝代的人！我觉得吴敬梓写的简直就是我少时所见的秀才。
在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下，人们普遍把“学而优则仕”当做真理。要想出人头地、光耀门楣，或是体现自身价值，只有当官走仕途，而要当官，则必须苦读四书五经，从童年开始，经历一次次科举考试，所有的心思都花在钻研八股上。“自古华山一条路”，有文化的青年全都陷于这无休止的八股科举中，无疑对国民精神是一种漫长的扭曲。
明清两朝，八股风极盛，扼杀了整体国家知识分子的灵感，许多成为官员的知识分子们，缺乏自己独立的思想，完全遵照理学宗旨，除了懂得如何作文之外，对于治国毫无建树，在实际工作中呆若木鸡。
乃至于明末学者顾炎武，极为愤慨地大骂：“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
康熙年间的翰林徐大椿在《时文叹》中写道：
读书人，最不济；烂时文，烂如泥。国家本为求才计，谁知道变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题，两句破题，摆尾摇头，便道是圣门高弟。可知道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汉祖唐宗，是哪朝皇帝？案上放高头讲章，店里买新科利器。读得来肩背高低、口角欷歔。甘蔗渣儿，嚼了又嚼，有何滋味？辜负光阴，白日昏迷。就教骗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气。
这篇俗曲把读八股读伤了的士子们挖苦得无以复加。作者认为八股文造就了一群废品，既无知又无用，连个合格正品的人都做不了，何况做官呢？
在唐朝，政府做法非常务实，不仅考策论、时务等，吏部还要对书生们进行职能测试，或是派遣他们去各衙门做幕僚，经过实践的技能培训后，才能授予官职。从宋朝之后，弊端越来越大，读书人一旦考取，即刻授以官职——这样做法是很可笑的，因为那些闭门苦读十年的书生们没有得到任何实践的培训，仅靠文章做得好就能当官，他们很难处理现实社会中纷繁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唐朝行政效率最高，机构也最精简；宋朝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官员们党争内耗不止；明朝的文官们则夸夸其谈空言心性，偏激高傲，与皇帝水火不容；清朝的官员们集体愚昧，只懂做奴才，面对先进的西方一无所知。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人物叫周进，是科举考官的代表人物。他把持着“筛选人才”的职能，拥有评判取舍的大权，一句话就能决定考生们前途，可正是这样的人，却愚昧不堪，思想僵化，贻害了多少真正读书人：
有一人童生来交卷。那童生跪下道：“求大老爷面试。”
学道（周进）和颜道：“你的文字已在这里了，又面试些甚么？”
童生道：“童生诗词歌赋都会，求大老爷出题面试。”
学道变了脸道：“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该用心做文章，那些杂览，学他做甚么！况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难道是来此同你谈杂学的么？看你这样务名而不务实，那正务自然荒废，都是些粗心浮气的说话，看不得了。左右的！赶了出去！”一声吩咐过了，两旁走过几个如狼似虎的公人，把童生叉着膊子，一路跟头，叉到大门外。
“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这是后世科举考试的至理名言，也是极大讽刺。在考官们眼里，只要八股文章写得好就够了，至于历史知识、诗词歌赋统统都是不需要的。没有广博的阅读基础，没有灵感的创作构思，选出来的又岂能成为人才？当那个童生说“诗词歌赋我都会，求老爷出题面试”时，考官不仅不为有这样知识全面的人才高兴，反而大怒，认为是“杂学”、“荒废”。这是那些莘莘学子的悲哀，更是科举考试的辛辣讽刺。
明清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把大量精力都花在了“八股文”上。这些本应该有自己真知灼见、思想活跃的青年学子们，在巨大的考试诱惑下，放弃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一门心思地训练八股的技巧，更被程朱理学中的所谓“圣贤之言”禁锢了头脑——再也达不到房玄龄、魏徵、王安石的眼光气魄，也更不及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的文学水平。
为什么明代的文官几乎都是“一根经”，为了某些虚名、所谓的正统、所谓的礼仪而争执不休，甚至赔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嘉靖朝的文官们、万历朝的大臣们，一个个前仆后继，自以为拥有了理学的“浩然正气”，进行毫无价值的争辩、抗争，于国家百姓没有丝毫益处。
到了清朝，统治者把“民族歧视”与“八股文”结合，则更大地摧残了华夏民族的精神。无论是从理学的遏制人欲、政府的重农抑商、科举的死板、拒绝科学等各个方面来看，清朝比明朝更加极端，对欧美列强毫无了解，还一味地自称“天朝上国”，相信以封建迷信就能打败坚船利炮的欧洲列强，甚至连林则徐这样的重臣面对英国人时都显得愚昧不堪，认为英国人膝盖不能弯曲，用竹竿就可打败他们。明清两代，五十步笑百步，它们走入封建社会的末路，挽留不住那垂垂欲下的夕阳，在最后的猩红血色中坍塌，坍塌……
康熙皇帝曾看到八股文的害处，便诏告天下，停止以八股取士，以策论、时务等实用性较强的考核取代。但是仅仅五年后，因为大臣和文人的集体反对，只有作罢，重新恢复八股。到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认为八股文已经落后于时代，于是奏请乾隆皇帝废止八股文：“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但是，这一建议很快就被以大学士鄂尔泰为首的群臣否决了，认为这完全是无事更张，杞人忧天。最后鄂尔泰说了一句话，表露了真实想法：“非不知八股文为无用，特以牢笼士子，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时代向前发展，当西方蒸汽机的轰鸣声传来东方，当英法联军的大炮架在中国海岸线上时，头悬长辫、身着马褂的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落后太多太多。
“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
公元1905年，中国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的科举制度才宣告废除。
当年龚自珍“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告还回荡在国人耳旁，昔日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呐喊还在中华大地萦绕。一千年的科举制思维，要用一百年时间来清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才永远是国家强盛的最重要因素，在人才培养的道路上，中国，路漫漫其修远，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