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身，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千年来的一个象征，只不过，他显得最为突出、最为典型，也比其他帝王更具有代表性。
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决定了“各家管各家”的习性。与西方商业文明不同，农业所重视的只是埋头生产，相互之间不需要商品的交流，因此，这种社会缺乏相互间紧密的联系，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大袋子里面的土豆相互松散，不能组成一个整体”。为了能把这些广袤松散的农村集体组合在一起，历朝历代中国必须加强集权，只有通过中央的强化集权，才能塑造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并且抵御外敌。
这种趋势自秦朝统一中国后就延续下去，而且随着朝代更迭、时间演进，新王朝的统治者们愈发加强集权，直到明清两朝，发展到顶峰。
对于皇帝们来说，这或许不该怪罪于他们，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千百年来一脉传承农业思想，本身无可厚非。而中国两千年来一直处于世界的中心，是当时全天下的“中心之国”，其延续历朝历代的政治体制、文化思想是不容置疑、天经地义的，如果没有西方外界的异种文化入侵，或许中国将一直在“分裂——统一”的循环中永久下去——而这，本身就符合农业社会的“天地四季”无穷无尽循环的思想。
汉朝时，地方上还享有诸多自主权利，任官、选拔、军队、民间商业等都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王侯们也常常是中央的牵扯力量；到隋唐时，随着科举制的兴起，人才的选拔权力完全收归为中央，地方没有自行任免权，不过此时的贵族门阀、藩镇势力还是能够影响中央政府决策的；到宋朝时，既没有了贵族门阀的制约，军队也完全归属中央，所有的事务都须由中央行政说了算，政府机构的效率猛然下降，地方丧失了活力；再到明代，朱元璋开创的集权专制可谓更加严密，这其中原因有两方面：一则是因为前朝亡国多由中央衰弱导致，血的教训让后来的统治者必然更加趋向专制政治；二则是因为朱元璋本人极度缺乏安全感，对内警惕过度，其强迫症完美性格、小农意识的家长作风深刻地影响到明王朝初创的各个方面。
历朝历代，宰相权力巨大，相当于是皇帝选定的“委托代理人”。明代以前，皇帝本人不管辖具体的行政事务，这些由宰相负责。而明朝初年自胡惟庸案后，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撤销中书省，相应地加强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负责，再设私人秘书式的“内阁”，以供皇帝差遣、指挥。
这样一来，丞相的职权实际上是由皇帝来行使，天下所有事情由皇帝一人说了算，大大强化了皇权力量。终明一朝，没有宰相，只有供皇帝随时罢免的内阁大臣，前朝那种宰相可以制约皇帝职权的平衡消失了。同时，这也极大地增加了皇帝本人的工作量，在废除丞相后，一切大小事务都得朱元璋说了算。
在《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一书中，曾对朱元璋的辛苦工作有量化的分析：
从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仅仅八天内，他收到了一千六百六十六件公文，合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件事，平均每天要看两百份文件，处理四百件事情。以每件奏章一千字计，也要有一百一十六万字，这样算下来，他平均每天要批阅二十余万字，处理四百二十三件事。不仅如此，他还要每天上朝接受面奏，接见各地来京上告的耆民，处理百姓击登闻鼓直接告状的事，定期接见朝觐的官员，真可以说是日理万机。朱元璋曾说：我自即位以来，经常以勤奋努力勉励自己，天没亮即临朝，太阳偏西才回宫；夜里想着天下大事，睡不安稳，就披衣起床，观看天象，看到一颗星星位置不对，就会想可能有哪一件百姓的事应当马上办，立刻一条一条记下来，等天亮了再安排下去，唯恐各项事情的处理有一丝一毫的不当。
无疑，在历朝历代皇帝中，朱元璋是最为勤政的一个君王之一，他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一丝不苟。
如此繁重的事务，开国者朱元璋尚且要殚精竭虑，无暇休闲，至于他的继任者、后世子孙们，就更不可能完成了。朱元璋希望自己的后代都能像自己这样勤于政事、兢兢业业，不曾想朱家后代皇帝们偏偏是历代王朝最懒惰、另类、不务正业的统治者，他们是——不想当皇帝只想当将军的嬉闹皇帝明武宗，一心修道只想长生不老的道士皇帝明世宗，二十年不上朝荒废怠政的懒惰皇帝明神宗，只对木匠活感兴趣的木匠皇帝明熹宗……这些皇帝的行为或极其荒诞，或贻笑大方，或令人无奈，或可恶害国，都是出了名的不务正业，明初太祖呕心沥血打造的大明江山，就这样败在了后代子孙手里。倘若朱元璋地下有知，该会作何感想？
朱元璋是具有强烈的完美主义倾向之人，与历史上的诸葛亮性格一样，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他就像一个大管家一样，一丝不苟地操持着这个巨大的农业王国，大到国家的礼仪法典，小到百姓们的吃穿住行，他无一不亲自设立，他的言行举止、思想性格，影响到了大明帝国的各个角落。
朱元璋出身农民，与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农民心理一样，只要能够有饭吃，维持生存，就不会产生改变的思想，除非穷困到了极点，无法生存，才豁出去干一场，造反。然而，当生存的需要得到满足后，当生活富裕起来后，当一切重新走向正规时，这种农民的保守心理就再次重现，成为决定性力量。朱元璋本人的“重农”思想极为浓厚，相比于汉、唐、宋时的帝王们，他的一些思想行为显得非常小器、封闭、保守：洪武时期的皇宫大院里，只要有空地便都栽上了菜，宫中菜蔬自给自足，还将“御花园”改名为“御菜园”，朱元璋本人更是以蔬食为主，省吃俭用，闲暇之余便组织宫人种菜——这种农民朴素而封闭的思想，无疑强化了皇帝自身心理的保守。
在农业社会中，人们只需要按照上天的规律，定时播种、收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千百年来都是这样。在农民的思想里，只要遵循上天的意思，就能定期得到物质的回馈。一切农作物的生长都需要最稳定的环境，不要变化，这是最好的选择。老祖宗传下来的种植方式，已经足够让农民生产出粮食来，不需要再为某种额外的需要而去改良、变化。这种农业思想，相比于西方的海洋文明、商业思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西方文化起源于希腊，那是一片贫瘠的、只能生产橄榄和葡萄的土地，人们没有粮食，所以必须把葡萄和橄榄与外界交换，进行贸易，才能获得生存的必需品，这种不断与外界交流、吸收外界文化的思想，奠定了西方人进取的精神，这是东方人所欠缺的。
纵观中华两千年，汉唐时代的大气，源自于与西域、北方民族的不断融合，奇风异俗的交流。奠定强汉的诸多战争物器如弩、良马等都来自于外族的传入，展现盛唐辉煌的诸多艺术如唐三彩、胡琴、琵琶、乐曲等都归功于胡汉风俗的融合，而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由于有了汉文化的输入、汉族先进生产力的传入，则衍生成了强大的半奴隶半封建的侵略国家——可以说，生物界中的“杂交优势”是完全适应于人类社会的。今天的诸多新型农产品，超大的苹果、艳丽的葡萄、多产的水稻、保质期稳定的蔬菜……这些优势农作物莫不来源于“杂交”，而非“纯种”。极端地说，在生物学上，“纯种”的物种是生命力不能长期延续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近亲结婚，导致生命的缺陷越发众多，乃至毁灭，或是严重缺陷。
朱元璋所写的《大诰》，规定全国的村子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在土地庙集会，接受思想政治教化，还规定每个乡都要有专人敲打木铎，高声叫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到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楼上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所有的乡村都要选派有声望的老人每月宣讲道德规范，每到农忙季节，人们还必须在乡中老人的监督下黎明即起忙碌农活。朱元璋对人民的控制力，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制度上，都大大超过以往皇帝，他制定了许多规章，限制人民自由流动，《大明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有离乡证明，不然就作为罪犯关押起来。
这种农民式保守的思想，成了维护专制政治的最好催化剂。
大明帝国的缔造者，朱元璋，这个典型农民心理的帝王，他以及他身后的子孙们，极大地加速整个国家向保守方向发展：排斥外人（诛杀功臣）、集中自己朱姓一家（分封子孙）、对外人的极大不信任（设置特务机关、强调皇权正统、猜忌、文字狱、中央集权）、保守稳定（倡导八股文）、低贱者一旦富贵的报复发泄心理（嗜杀、各种酷刑的兴起）……
在朱元璋的一手打造下，大明王朝兴起了“特务政治”，设立了巡检司和锦衣卫，分别对百姓和官员进行严密监视：巡检司遍设于各府县的关口要道，盘查行人，抓捕盗贼；锦衣卫是直属皇帝的特务机构，被用来严密监视朝廷文武百官，特务们按照皇帝的意思私下打探军情民意，凡是有一点对皇帝不利的言论都逃不过他们的耳目，官吏们也不敢随便过问他们的事情，只要流露出对他们的不满，都有可能被抓去受刑，而明朝的酷刑繁多，诸如杖刑、夹棍、刷洗、油煎、灌毒药等等，把人折磨得死去活来，生不如死，制造大量冤案错案，人心惶惶，人民的生活、思想在这种高压政策下显得枯竭、萎缩。
有了朱元璋的榜样，明朝的皇帝们都跟着纷纷效仿，明成祖朱棣似乎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明一代，锦衣卫、东厂、西厂等诸多特务机关活跃，在官场、民间各个角落充当皇帝的耳目，钳制人们的思想，这种专制政治深入到国家的各个角落里，无疑压制了自由思想，比之宋朝时期宽松的言论环境已是大大地退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