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孔孟儒学，讲究平实的孝悌忠信、出处进退、治国安邦等实实在在的学问，并无高深玄妙的天道之说，也不主张静默无为的心性修炼；后世的理学则恰恰相反，引用佛、道玄妙，在周敦颐、程颐、朱熹的连续强化下，愈来愈注重所谓的“渐悟”、“主静”等观念，一味强调内省自修，脱离实际现实，显然是与孔孟原始儒学背道而驰。
在近代一场“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推倒“孔家店”、大骂“孔老二”，鲁迅、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一批先进思想者笔锋直指中国传统文化——儒学。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糟粕”、“吃人礼教”的代名词，继而发展到今天社会群体的信仰缺失。
先秦儒学的脉脉温情、和谐中庸不需我们在这里回顾，孔孟哲学的精辟独到、发人深省也自有文化大师们去细细品读，而如今日渐升温的国学热也仅仅只是中华传统文化复苏的一个开端而已。
我们在此需要探悉的：先秦儒学是如何变成后世虚伪仁义的“礼教”，乃至于近百年时间里被世人摒弃？
许多思想的桎梏，都是从最初的道理一步步演变过来。让我们追本溯源，去先秦儒学典籍寻找依据。《论语》中有一段对话表明孔子对“君臣”的态度：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翻译成白话文：齐景公向孔子询问从政之道。孔子说：“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那么即使我有足够的粮食，又能给谁吃呢？”
孔子的潜台词是：君要做得像君，臣要做得像臣，父要做得像父，子要做得像子，各归其位，各属其职，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在这里，我们发现，孔子强调的是每个人的社会角色不同，应当做到尽自己的职责，君王要有君王的标准，臣子也有臣子的标准。
可是一百多年后，到孟子那里，话就变成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儒家思想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孟子强调了父子、君臣之间的关系：靠“亲”、“义”来维持。
真正把“君臣之道”明确定义的却是后世的韩非子。韩非子师从儒家荀子，继承了荀子的“性恶论”，又自成法家一派，在他的《忠孝》篇中提出了“三常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在这里，我们发现，韩非把“君臣父子夫妻”的关系强化了，认为臣必须顺从君，子必须顺从父，妻必须顺从夫，这是“天之常道”，如果违反了则大乱，即使君王不仁义，臣子也必须遵从。（“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从孔子到孟子，从孟子到韩非，发生了扭曲：最初的君臣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变成了最终的绝对服从关系。
汉承秦制，汉武帝隐晦地沿用了秦始皇的许多做法，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一代儒家，广泛结合了法、道、墨等思想，在韩非的思想上正式提出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董仲舒这里开始，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中国的根本法则。
真理再向前走一步，往往就成了谬误。继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之后，宋代朱熹的理学思想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把“三纲五常”等同于“天理”：为了追求天理，必须遏制人欲，从而彻底把儒家思想引进了死胡同，一条道走到黑。
理学的禁锢发展到后期，几乎变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臣子绝对服从，不能有丝毫反抗，而且还要“谢主隆恩”。这种愚忠思想成为宋明以后的主流，在今人看来愚昧之极。
沿着中国两千年思想体系的脉络，从孔子——孟子——韩非子——董仲舒——朱熹一路看下来，可以看到：宋明之后的“理学”，才是真正的“封建礼教”！这种思想与先秦孔孟哲学大相径庭，早已篡改了原意。我们要反对的是虚伪的儒学，需要恢复的是先秦儒学。
这种被后世篡改扭曲的现象频繁出现，随手摘来几句：
如后世儒学提倡的“以德报怨”：别人打了你，欺负你，你不能还击，被打碎牙齿也要往肚子里吞，要用高尚的道德去感化他，这才是伟大的情操之类云云——这种说法简直就是自欺欺人的虚伪仁义，换来的就是中国一次次被入侵、征服，政府无能无所作为，底层百姓逆来顺受，乃至鲁迅大骂“中国历史就是想做奴隶而不成和做稳了奴隶的两种时代”。
其实，孔子从来不主张“以德报怨”，《论语·宪问》中真实原话是这样：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有人问孔子：“别人欺辱了我，我忍让了，用我的道德去感化他，以德报怨，这样可以吗？”孔子就说：“如果这样的话，那你用什么报德？你应该‘以直抱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才是；如果别人用道德对你，你才应该‘以德报德’。”
孔子从来没说过“以德报怨”的话，相反他赞成对别人的欺辱采取正确的反击态度，这个观点即使后世的朱熹也是赞成的，在朱熹《中庸集注》第十三章中说“故君子之治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别人对我怎样，我就对别人怎样。如果朋友来了，自然有好酒招待，如果是豺狼来了，迎接它的就是猎枪！用毛主席的话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后世的腐儒、伪儒们曲解了儒家本意，动辄漫谈言之凿凿的大道理，教育国民一味地忍让、宽容，真是愚昧之极。这些保守思想使中国人丢失了尚武精神，被动挨打——宋朝在遭受入侵、被辽金屠杀的处境下，还要宣称我们是“礼仪之邦”、“大国风范”；清朝在八国联军入侵、西方殖民的处境下，还要声称我们是“天朝上国”、“友邦和睦”；国民政府在东北沦陷、日军疯狂进逼的背景下，竟然说要“遵守国联和平”、“以和平对野蛮”，采取不抵抗政策，置华夏生灵涂炭于不顾，真是可笑，可悲！
至于流毒中国千百年的愚忠、愚孝，则更是以借助孔孟名义来维护统治。后世统治者们动辄宣扬：对君王要完全忠诚，对长辈要完全尊敬。乃至于制造出一大批奴才、顺民，使国民精神陷于衰落。
事实上，孔、孟的思想并不保守，非常客观，根本不是后世理学家那种愚昧的表现。《韩诗外传》中有一个孔子和他学生的故事：
曾子有过，曾澈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起曰：“先生得无病乎？”鲁人贤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门人：“参来，勿内也。”曾参自以无罪，使人谢孔子，孔子曰：“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箠则待笞，大杖则逃。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王者之民也，杀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翻译为白话文：
孔子的学生曾参（曾子）是有名的孝子。有一次，曾参犯了点小错，曾参父亲大发脾气，拿棍杖使劲打他。曾参站着不躲避，被父亲打晕了过去，过了一下才慢慢苏醒过来，醒来后就问父亲：“您没有事吧？”于是鲁国人都称赞曾子为“贤”，并把此事告诉了孔子。
孔子听了却很生气，对门人说：“如果曾参来了，不准他进门！”
曾参认为自己没做错，就让人去问孔子为什么。孔子说：“你难道没听过舜的故事吗？舜的父亲拿小树条打他，他就接受挨打，如果他父亲拿大棍子打他，他就跑得无影无踪。父亲叫他帮忙做事，他经常在身边，父亲如果发脾气要杀他，就怎么也找不到他了。你现在用自己的身体去接受施暴，万一自己被打死了，不仅自己是悲剧，而且让父亲陷于不义，你这难道不是最大的不孝吗？你不是天子的臣民，却杀掉了天子的臣民，这又是什么罪呢？”
不该死的，就不能死，面对残暴，应当合理趋避，这是孔子的态度。岂料后世理学家们竟鼓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忠良们即使面对再残暴昏庸的君王，也不能反抗，要引颈受戮，还要高呼“谢恩”，一旦有谁反抗，则被认为是“叛逆”、“谋反”、“逆臣贼子”，此等迂腐教条思想，贻害后世人民，也就有了明清小说中岳飞、宋江愚忠的宣扬。
《孝经》中有一段对话很好反映了孔子对“孝”的态度：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
“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
“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白话文的大致意思为：
曾子听了孔子讲的各种孝道，就是没有讲到父亲有过失，儿子应该怎样办？于是曾子就问：“您说的慈爱、恭敬等这些孝道我都懂了。那么，是不是我当儿子的，凡事只要遵从父亲的指令，就是孝顺了呢？”
孔子惊讶：“这是什么话？这是什么话？”
孔子接下来解释：父亲的命令，不但不能随便听从，而且还要斟酌考虑，是否正确可行。昔日的天子即使无道，也有下属大臣们劝诫，使他不会亡国；大夫即使无道，手下也有臣子们劝他，不会丧家。父亲如果做了错事，有儿子劝他，那也不会导致陷入不义的地步。
“所以遇见了不应当做的事，儿子必须劝诫父亲，臣子必须劝诫君王，使他们改正错误。如果不加衡量，只是盲目顺从，这怎么能算得上是孝呢？”（故当不义则争之，又焉得为孝乎？）
事实上，在孔子看来，忠与孝都是有条件的，符合了双方的责任义务，才能履行忠孝。《论语》中孔子对宋定公说：
定公问曰：“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宋定公问：“君臣之间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呢？”孔子回答：“君王对臣下要有礼节，臣下才要对君王忠诚。”
这段话我们看出，孔子强调的是：君臣之间的责任关系是相互，而不是绝对服从。臣子的忠心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建立在君主的礼义之上。如果君王对臣子残暴不仁，那么臣子也不必要对君王忠诚，“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无条件的效忠，不是君臣大义。孟子比孔子还要直接，在《孟子·万章下》中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王有大过错，臣下就要劝谏，如果反复劝谏都不听的话，就撤换君王的位置。
在《孟子·离娄下》中，孟子表明了他坚持人格的尊严与平等：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对齐宣王说：“如果君王视臣子像手足一样亲切，那么臣子对君就如腹心般全心全意；如果君王视臣子如犬马般的工具，那么臣子对君王也就只是普通人关系；如果君王视臣子如同泥土草芥般糟蹋，那么臣子对君王就如敌人般仇恨。”
在先秦儒家思想里，“忠孝”不是绝对的，必须君臣双方共同尽到责任。如果君王残暴，就可以拔刀相向，尤其对商纣那样的暴君，孟子是赞同诛杀的，“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也”——只听说杀了一个叫“纣”的独夫，没听说是弑君造反吧？
正是在先秦儒家这些正确客观的观点上，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权主张：百姓永远最重要，国家其次，君王最轻。
可惜，先秦儒家的许多主张并不能得到后世统治者的推崇。帝王们一次次对儒学进行篡改、加工，改变了原意，扭曲了国民性格，从董仲舒到朱熹，都成为统治者的代言人，借孔孟之仁义，肆意扭曲儒学，他们才是后世“封建礼教”的始作俑者。可历史偏偏把账算到孔子、孟子身上，大骂“孔老二”、“孔家店”，实在是有失公允。
朱元璋建国后，尊孔崇儒，可当他看到孟子书中有“民贵君轻”思想，不禁大怒，把孟子塑像赶出了孔庙。后来经过臣僚劝说，朱元璋意识到，孔孟本为一体，排斥孟子就是否定了孔子，而明王朝的意识形态“程朱理学”正是以孔孟名义普及的，所以朱元璋等于打自己的嘴巴。
最后朱元璋无奈还是尊了孟子，但把《孟子》中凡是涉及民权思想、为百姓辩护的言论统统删除，达八十节之多！从此明朝的文人们就看这本《孟子》来考科举功名。
万事万物都遵循“萌生—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国家民族是如此，思想哲学也是如此。从孔子时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辨证法，到宋明清时代日趋严酷的吃人礼教，经历了漫长的近三千年演变，这其中，是经过一代代知识分子的误解扭曲，也经过一代代统治者的删减篡改，最后面目全非，早已不是当年秉承理想的圣贤之言了。
冯梦龙的《古今笑史》中记载了一则故事，对比宋代程颐和战国孟子：
程颐为讲官，一日讲罢未退，上偶起，凭槛戏折柳枝。颐进曰：“方春发生，不可无故摧折。”上掷枝于地，不乐而罢。遇了孟夫子，好货好色，都自不妨。遇了程夫子，柳条也动一些不得。苦哉！苦哉！
程颐是宋代的大儒，孟子是战国时期的大儒。
程颐为人严肃古板，曾经是皇帝的讲师。一天讲课后，皇帝倚靠栏杆，随意摘着柳枝玩。程颐就开始讲大道理：“皇上，正是春天时节，不可以随便折了它。”皇帝处处受程颐约束，很不高兴，把柳枝扔在地上，生气走了。
相比之下，战国时期儒者孟轲则很通情达理。当初梁惠王说：“我有两个毛病，一个是贪财，一个是好色，怎么办？”孟子说：“昔日的刘公也爱财，以前的大王也好色，如果您在贪财好色的同时也让百姓有钱财、国民有婚姻幸福，那就无伤大雅了。”
所以冯梦龙笑道：“遇见孟夫子，好货好色都无妨，遇见了程夫子，哪怕折根柳条也是罪过。真是苦啊，苦啊！”
先秦思想通情达理，宽和变通，后世的思想却保守僵化，像程颐、海瑞式的迂腐古板，不免让人觉得可笑可悲。
列宁曾说：“真理再向前迈一步，往往就是谬误。”古今中外，人类的历史，充满了许多令人难以琢磨的变化，这些变化的过程时间漫长，通常是几代人乃至几个世纪，似乎冥冥之中某种决定力量在引导着，只是由于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短暂，难以真正看清本质，许多道理被后人曲解、篡改，演变成谬误，祸害无穷。
中国在近代衰弱，后人们怪罪于孔子人们真该好好反省一下，究竟罪在谁人？当孔子站在渭水河边仰望满天星斗悠然长叹时，他是否知晓，千百年后世，他的至理名言竟会谬传千古？
真理只要再向前跨越一步，就成了谬误——
中国先秦时代，荀子的“性恶论”儒家思想，被其弟子韩非“向前跨越了一步”，变成法家强权思想，最终的结果是制造历史上的“暴秦”，从此受人唾骂；
西方十九世纪，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思想，揭示的是生物进化，被德国法西斯“向前跨越了一步”，成为种族优势论、纳粹思想，罪恶的根源；
日本传统的宗教——神道教思想，本是古代民间的一种信仰，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向前跨越了一步”，由此成为发动战争的精神指导；
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认为自由竞争市场下有自身规律的调节，被西方各国引用为真理，缺失了政府宏观调控，由此引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心理学鼻祖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认为欲望是心灵的根源，被美国人“向前跨越了一步”，由此导致美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性解放、同性恋泛滥；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被俄国人“跨越了一步”，由此走向极端的反面……
凡事适可而止，一旦过头，真理也成了谬误。这种对“真理”的顶礼膜拜，直到最后把“真理”送进了死胡同，最后导致悲剧，是人类一次次屡教不改的毛病。由此人们从“信奉真理”变为“唾弃真理”，更是悲哀中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