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成大事者都是从长计议的人，他们绝不会去干一些只顾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的事情。因此，做事不能不深思熟虑，不能不思前想后，不能只顾头而不顾尾，不然就必然碰到各种困难。
萧衍是南北朝时期南梁的开国君主，是南兰陵治（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南齐隆昌元年（494年），萧衍被任为宁朔将军，镇守寿春（今安徽寿县）。建武二年（495年），因抗击北魏军有功，被任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建武四年（497年），北魏军南伐雍州，萧衍受命领兵赴援进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同年7月，被授为持节，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永泰元年，齐明帝萧鸾病死，其子萧宝卷继位。萧宝卷昏庸狂虐，无德无能，终日享乐，朝中大事均由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右仆射江祜、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喧等人处理。萧遥光等人号称“六贵”，也不以国事为重，为一己之私利互相争夺倾轧，朝中政治极度昏乱腐败。萧衍在襄阳，听到朝中的情况，预感到南齐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就对亲戚张弘策说：“政出多门，是国家大乱的开始，《诗经》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如今国家有六贵，这怎么得了！我料想，他们六贵矛盾一定会激化到大动干戈的地步，而襄阳远离国都，正是避祸的好地方。但我的弟弟们还都在都城，恐怕他们会遭到祸患，那么我得和益州刺史商议一下”。
萧衍所说的益州刺史正是他的哥哥萧懿。正巧，萧懿离益州刺史任，暂时去管理郢州事。郢州的治所在今武汉市，从襄阳沿汉水可直达武汉。萧衍便派张弘策至郢州，给萧懿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想当初西晋惠帝时，八王作乱，遂致国家内难大兴，外寇三起。如今六贵争权，人握王宪，制主画敕，各欲专威，睚眦成恨，必自相屠戮；不但如此，新主萧宝卷早在当太子时就亲信左右，凶残无比，如今登上帝位，正想纵其所欲，岂肯虚坐主位，委政于权臣。他们君臣之间猜忌到一定程度，也将大诛大杀。如今六贵，萧遥光图谋称帝，形迹已现。但这却如同跛子上天，绝无可能。江祜怯而无断，刘暄弱而不才，他们在互相倾轧中迟早会被搅成肉酱。萧坦之心怀猜忌，徐孝嗣毫无主见，所以一旦乱起，必将土崩瓦解。我们有幸运离京师，领兵外镇，可以保全自身，图谋大计。我们应乘朝廷对我们猜防未生之时，将诸弟兄召集在一起。否则，一旦朝中有人对我们猜疑，诸弟兄在京师则拔足无路。如今，兄在郢州，控带荆湘，弟在雍州，士马数万，在此政昏朝乱之际，正好以此为据以图大事。如果坐失良机，悔之晚矣。”
萧懿见信，脸色大变，他不愿意萧衍这样做，因为这会召来灭门大祸。萧衍见哥哥不从，便独自将弟弟萧伟、萧儋迎至襄阳，并秘密制造武器，扩集兵马。他还在襄阳大伐竹木，将其沉于檀溪之中，以备将来之用。
萧懿不听萧衍劝告，入朝作了太子右卫率、尚书吏部郎、卫尉卿。永元二年（500年），相继发生了裴叔业、崔慧景反叛之事，萧懿带兵平定了叛乱，为朝廷立有大功。但功高不但未赏，反而受到猜忌，这年冬天被杀。
萧懿被杀，既证明了萧衍预见的准确，也为萧衍起兵提供了机会。萧衍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与亲信吕僧珍、柳庆远、吉士瞻等人密谋后，便召集部众，誓师起兵。萧衍对僚佐们说：“如今昏主恶稔，穷虐极暴，无端杀害朝中贤士功臣，令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为天理所不容。你们大家与我同心疾恶，共举义兵，事成之后，就是我的公侯将相。只要你们效力建勋，我决不食言”。誓师之后，萧衍令人把竹木从檀溪中打捞出来，做成战舰千艘，又召集兵士万余人，起兵讨伐萧宝卷。在杀掉萧宝卷后，萧衍又立了傀儡皇帝萧宝融，一年之后又将他废掉，自己亲登帝位，建立了南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