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起来，我国的经济便完全无望吗？是又不然。中央政府现方从事于“经济统制”，一方增加出口货，一方限制入口货。全国经济委员会中，特设棉纱统制委员会及蚕丝改良委员会，抵抗列强的经济侵略。一方又极力便利交通，废除苛捐杂税，使全国各地，流通无阻。一方复将组织不良、机器陈旧、变态衙门、行为舞弊的工厂制度，积极地改善。年来据海关报告，消耗品进口量大减，而生产品的进口量则激增。我国的制造品，亦有大批出口。我国政府信用日佳，外人乐于投资。而上海金融家，亦肯转移其买卖标金公债的态度，踊跃向内地投资。这些，都是近年进步的象征。但因我国版图太大，微小的进步，不容易看出来的。现国府每年财政收支不敷一万四千万元，将来剿匪军事结束以后，这不敷或可弥补的。无论如何，在全国统一集中力量的状况下，地方能够安静，民族观念能够发扬，而不平等条约能够取消，则我国的经济状况，是很有希望的！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一百七十一期（１９３４年５月５日）
§§许元龙死之生物学观
许元龙 细胞学家。１９３１年任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
世之生物学者研究多趋于“生”而甚少及“死”。“生”与“死”普通人皆似知其义。但美某大学生理科教授讲演“Ｗｈａｔｉｓｌｉｆｅ”，讲二小时之久，仍不知生命为何物；然彼云“Ｗｅｄｏｎ’ｔｋｎｏｗｗｈａｔｉｓｌｉｆｅ，ｂｕｔｗｅｋｎｏｗｗｈａｔ ｌｉｆｅｉｓｎｏｔ”。今天讨论之死，似较生命为易。美Ｐｅａｒｌ著书之结论云“死非天然之事，皆为偶然（Ａｃｃｉｄｅｎｔ）而发生”。遇汽车而撞死者，与年老生病而死，亦无以异也。盖病菌固皆系偶然而入，即无病而寿终正寝者，以生物学立场观之，其身体方面，亦有毒质发生。缘生命为化学作用，一方面呈良好之现象，而一方面毒质已存乎其中，渐渐储蓄，对细胞或全体不利，因遭灭亡。毒质可转移之，故死为不幸之事。如草履虫置于冷地则生死如常，如置之于实验缸内，可待至数百世而不死。但草履虫为单细胞，易于培养；而高等动物则不能如此。
生物生时已下死亡之种。盖生命当中发生的一切现象，必有一部分生命牺牲，如行举手之动作时，即有一部分原生质燃烧（即氧化），此部分之生命遂告丧失。生物因食物而得能力，故能用之氧化，而同时亦损失一部分之能力。又有人言死为生物发展循环之一点，生死皆在循环之上，生物从胚发育至老死皆为循环。故死之定义为某物体各种生命现象停止之时，此时期即为Ｍｏ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ａｔｈ。如有一物，不知其为生为死，则其鉴别点为营养生殖运动诸新陈代谢作用不能发现时，即谓之死。用此说解释简单生物之生死甚易。如在多细胞之动物，其生命不存在于一细胞之间，而为多细胞间之各种活力所聚成，常有一部分之细胞死亡，而个体不死者，则不能不分之为二，谓为部分之死与全体之死。此说不适当。又有人谓死为个性之毁灭。如置犬于笼中，必有若干动作，此即其个性。若置于任何地位，而不发生任何作用时，即谓之死亡。然Ａｍｏｅｂａ横裂为二，其个性虽丧失，仍不能谓之死，仅可谓之毁去。故此说仍不能完全解说。后又有人稍改变此说，使个性之范围稍小。如动物体上有各种不同之个性，细胞有细胞之个性，组织有组织之个性，器官有器官之个性，集合成个体有个体之个性。故视细胞之个性毁灭，仅为细胞死亡，而个体则犹存在。但部分之毁灭与死亡可同时存在，故各人之见解因而不同。如确其定义，只可分之为二部：一为实际之死（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ｅａｔｈ），一为理论之死（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ｄｅａｔｈ）。前者如一人生病，医生来看病时心已不动，故谓之死。后者则谓其尚不能曰死；必待其原生质完全毁灭，方可谓之死。老死为不能免，因生时已下死之种子，故一生即趋于死之路，曰ｎｅｃｒｏｂｒｏｓｅｓ。死之原因，多为患病或被打击。但患病为何要死？夫生物既死，即不能生长营养，而此则由原生质行之，故死必为有某物对于原生质有不利之作用。原生质为胶质化合物（Ｃｏｌｌｏｉｓ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ｕｎｄ），其中前人以为有一普通化学上所不能制造而有生命性质之物体，曰ＬｉｖｉｎｇＰｒｏｔｅｉｎ或Ｂｉｏｇｉｎｅ，通常所以不能试出者，则因其不甚固定，故有人有灵魂（Ｓｏｕｌ）之说。至胶质化学发达时期，知生物上所含物与普通化合物不同之点，在其分子（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构造之不同，故死即为毁坏其构造之现象。生物所含之物为不固定，故甚易受外界之影响。炸药受外界影响而分解，其方法为打击燃烧；原生质之毁坏亦如此。毁坏组织之原因有三：（１）打击；（２）温度；（３）化学作用。凡不固定之化合物分解时必放出热量；生物死时大都放热，（用Ｙｅａｓｔ或蛙眼皆可试出Ｈｅａｔｏｆｄｅａｔｈ），故知死为化学作用。原生质为胶性化物。胶性化物可分二类：
（１）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ｃｏｌｌｏｌｉ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可从ｓｏｌ变ｇｅｌ，或ｇｅｌ变ｓｏｌ，如Ｐａｒａｆｉｎ随温度之高低而转移。
（２）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ｃｏｌｌｏｉｄ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如蛋白本为流动体，置酸或酒精于其上，或加热，则成固体，而不能恢复原来之状态。
故死即为胶状情形之变化，成不能恢复之物质；而生则能反复变化。结言之，死不过一种化学情形之变化（Ｃｈａｎｇｅｏｆ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而已。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一百七十一期（１９３４年５月５日）
§§艾温斯英国大学生的生活
艾温斯（Ｂ。ＩｆｏｒＥｖａｎｓ），文学家。著有《英国文学简史》、《英国歌剧简史》等。时任英国伦敦大学皇家玛丽学院教授。
此文为艾温斯教授应邀访问浙江大学时所做两次演讲中的一篇。
我今晚要简单演说英国大学生的生活。第一点吾人要记得在英国有许多不同形式的大学。好比在中国就有公立、私立、国立、省立、普通、专门各种大学；英国大学也是如此，我先把其大概种类说出。英国最老的两个大学是牛津和剑桥，它们成立都数百年了，它们的习惯是一致的。牛津从来没有正式的学校场地，像美国大学的Ｃａｍｐｕｓ，它的单位是学院，那就是一座房子为学生居息之用。每个学生有两个房间，一个读书，一个睡息。每一学院都有一个膳堂，学生一切生活可说都集中于学院中。每个学院又有一所礼拜堂，为学生崇拜之用。
牛津、剑桥最重要的教育部分是师生的接触。这种导师制（Ｔｕｔｏ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需要许多导师去指点各生以工作的范围，而各生也随时跟他的导师去修习。这种个人的接触是牛津和剑桥最具特式的教育。当然他们也有讲教和试验。却是学生可自由赴听或不赴听。因每一个导师只能照料少数学生———十个或十二个———这种制度当然耗费甚巨。在座诸君若用导师制去指导，其耗费亦就可惊了。因此在牛津，每个学生每年所费须四千元之多。而各生一年上课三季，每季不过八星期而已。金钱多耗而上课时间短暂，何故？因为我人相信自修的效力很大。
一百年前，伦敦开始设立大学运动，其宗旨有三：
一、男女兼收，不论其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如何；
二、减低教育费用，使中等阶级以下的儿女得进大学；
三、开设新课程，以应付新需要。
牛津剑桥从来没有女教师，其女生不过处于旁听的地位。现在尚有人说女生太勤学，太不注意体育、游戏，许其入学恐怕要影响素来的风尚。这就可见那两大学保守性如何牢固。伦敦大学则一反其论调，主张男女平等，有入大学的机会。要使学费节省，只好减少或废止导师，而代之以讲演制，使一个教师能对付多数学生。这在不得已情形之下减少了个人接触，自然是可惜的。再则学院居住制，伦敦大学也以通学制来代它。各生午膳在一处，晚晌便可回到家庭或公寓去。
五六十年前，英国又有第三种大学出现。这种新大学多设于大城市，如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Ｌｅｅｄｓ等处。它们的制度多跟着伦敦大学，但其费用一部分是私人捐助的。
牛津、剑桥的学费这么大，岂不是只有富人才能入学么？却又不然。牛津、剑桥的学生，未必都是富家儿。英国是实行强制儿童教育的，虽不指定款项如何筹措，但政府设有许多免费学校，使十四岁以下之儿童可自由就学。不过同时富人因其有钱，喜欢送儿女入私立学校，其学费当然是很贵的。
十四岁以后，义务教育的年龄终止。贫家子弟多数经过考试，得受免费的中等教育，至于十八岁。他们所习的科学、语言等，皆极有效率。富家儿女也送到公立学校，其实多数是送私立学校，学费很重，几等于大学。其学科之精，未必能逊于免费的公学。这样儿童至于十八九岁，其就学的处所容有阶级的分歧，其学科的程度却是绝对平等的。
此后便是进大学的时期。一般学生要进大学，不论如何，须经入学测试，贫富是一律的。家境贫寒的学生，如果天分很高，政府尚能予以奖学金，去读牛津或剑桥的课程。今日尚有多数领袖是贫寒出身的。但一到大学里面，不论贫富子弟，一切生活，一切待遇，都是绝对平等。
此外政府为教育社会化起见，每年也选送若干年过三十之成人，入牛津剑桥二校听讲。其考选的方法很严格，但各级都有被取进的。吾人以为平等待遇是国家的基础，安宁的保障。
中国正值国难当头，以军事管理及军事训练加于一般大学生，以增加其效率，振刷其精神。英国的大学却没有强迫的军事教育。但许多学生仍自由选修军事科，而且来得十分认真，对于军事机械化的学科尤有研究。当然英国所对付的问题殊异于中国。其学生不受强迫的军训，而参加自由体育游戏等乃极有兴趣。
临了要对诸君说的，就是今日在英国有许多华生求学，吾人都极端欢迎他们。不过英人于交际一道，素来胆怯，不似美人之热烈。中国学生初到英国，或感孤伶，遂以为英人高傲。其实这不是英人倨傲，乃是畏怯之故。经过短暂时间之后，他们与中国学生稍熟，便于不知不觉之间流露他们的真挚。如今为资助新来中国学生起见，在伦敦及爱丁堡各设有一个中国学生招待所（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对于一般新来中国学生的就学住宿等事，均予以种种辅导及便利。盼望将来留英的中国学生远过现在的数目。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３０日）
§§都锦生日本考察后之感想及个人事业梗概
都锦生（１８９７—１９４３），号鲁滨，浙江杭州人。实业家。１９１７年毕业于浙江公立甲种工业学校，因学业优秀留校任教。１９２２年创办都锦生丝织厂。他勤思考、肯钻研，通过在教学与实习工场所获得的丰富实践，对丝织工艺进行改进和创新，建树卓著。其产品从设计到织造都独具一格，织出的丝织风景、照相图像、美术图案等产品，令人耳目一新，十分畅销。特别是他研究开发出了彩色织锦，其独创的古色古香的五彩织锦产品，在１９２６年美国费城国际博览会上荣获金质奖章，受到中外人士的一致称赞与喜爱，从此都锦生织锦品誉满全球。
此文为都锦生先生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日应邀回校所做的演讲。
诸位同学：
予自民国六年在母校机织科毕业后，于今殆二十年，其中人事变迁至多，曾生无限感想。当时求学之黄金时代，已渺不可得，身临此地，念及出校以来应付社会一切之周章，能不为之烦忧？
今以两义为诸同学讲：（一）日本考察后之感想；（二）个人事业经营之梗概。
中日比邻，交涉繁颐。吾人在工商则言工商，应为研究其国工商业，以求真切之认识。盖事非偶然，必晓然于其多种原因。日本地小，仿佛四川一省，而人口不及万万，中国比之倍蓰，加以其国多地震风灾，火山海啸，视中国之为大陆平原者，为远弗如。然此小国山地，何由兴盛？盖“人定胜天”之说，于日本可资以为证明。夷考一国之兴盛，非少数人，可得为力，然若人虽众多，而无知识无教育，则亦无所用之。余前年一至菲律宾，其人士四十年前有如非洲土人之蒙昧，乃近三四十年以来，菲人已迥异畴昔，以其受美国教育之熏陶，即引车贩浆之徒，亦多大学毕业学生充之。在菲华侨，昔日执菲岛商业之牛耳，即零售小贩，亦多华人操之者，今则日渐淘汰，日人于教育一事，尤为重视，其六年国民教育，人人皆须完毕，故国人百之九十八以上，皆经受相当教育。抑且世界新籍，书出未久，日人即移译之，以求普及。即小学卒业学生，亦可由之以事研读，故其间教育与知识，既普及且进步。
日人小学非但普及，抑且具军事性质，以小学校有军事设备也。碉堡所在，平日可藉为小学生读书之场所，有事之时，即恃为战斗之根据，故其准备可观。日本地虽小，而出产颇丰，蚕丝逾中国十倍，中国江浙川粤，皆饶丝产，何以望尘莫及？斯可为研究之问题。端在科学万能之力，而国民教育之功，尤不可或没。人人既有知识，则组织研究之业，乃优为之。养蚕经济之道，尤所讲求，穴地露天，皆可饲育，年可四五次，故产量以丰，及今欧美市场，皆为日丝垄断。一国大业，非一二人之力所可蒇事，而上中下之合作，于实业中尤关重要。反之，其在中国改良场，改造之声，嚣然尘起，而乡村仍率由旧章，故终为一教育问题也。总之，日本上下协力，桴鼓相应，与中国衙门式之机关与农民形成两橛者，实盛衰之所由判也。又日人非但为蚕丝本业力谋改良也，抑且于利用之道，多方讲求，譬如丝场之旁，则辟鱼池，以蚕蛹饲鲤鱼，两被其利。其他类此者甚多，固不胜枚举也。
至言日本工业，吾人皆知日货价廉，其故在日人开造工厂，有最经济之原动力，即水力发电。初虽须多资本，但一度成立，即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其廉于中国者往往三四倍。驯至日本铁道，皆引电力，以所产煤用于军舰，或售与中国。故凡百机械，所出品皆价廉而物美。又国防问题与工业有密切之关系。一国使无重工业，无钢铁厂，其危险孰甚？有如航空一事，人人皆识其重要，然日本数年之前，发动机仍须购自外国，今则可以自造，一机成本只三万二千元，乃在中国，则一机代价，自十五六万元以至二十万元。故自造为重要之一事，不可稍忽。由之以见无工业斯无国防也。又日本国家与人民合作，使一物为社会所欢迎而不能自制者，购置机器，人民力不胜任，则由国家代备，以为仿效之资，从之，工商业之得一日千里之故，由此可以思过半焉。
昔予有一友，学于同济，其中教授多德藉，常诏生徒但求善用，而不须研制造之业，故同济毕业学生惯用德货德药。以教育为推广侵略之工具，可见外人之困心衡虑。吾辈学工之人，当不可忽此。而已往学电机、机织者，于工业制造甚少研究，中国工业之所以落后，此为一致命伤。考中国谚称，“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学工而不事制造，宁非南辕而北辙。每见学工同学，喜至工厂为管理，而不愿为小工，易言之，则喜为上中层，勿喜为下层工作也。以致学工者与工业产品，永不能打成一片，以事求进，而个人与国家，亦皆重受其累。予在机织科二年级时，返里学织，所成粗布，人不愿，以为拂拭之用，心有所憾，以学不为用也。盖学校讲义，与实际不侔，终难有得。而实事求是，乃为一重要事。日本教育非但普及，使通常之人，皆有研究之机会也，而于实事求是一事，尤为重视。日本学生，实习则视衣上油渍为荣，出校则以衣帽破敝自豪，社会上亦于此为施青白眼之标准焉。
商业———此与工业有联系关系。彼国出口皆集中运输，我国则各自为政，驯至漫无标准，外国海关，乃多所征敛。抑且日本自国有船，可以为用，以收指臂之效，或更以海军之力为之保护，以求倾销，获商业之胜利。于此益足以见农工商三者之关系，以及教育之伟烈。中国使能一方裁兵，一方振兴实业，则数年之后，表现异彩，可断言也。
至于予个人经营事业经过，约略数语可尽。予以民国六年卒业时，初入社会，将何所事？颇用踌躇，后至纬成公司实习八阅月，觉无大意义。以予所见，劳资两方感情恶劣，学校毕业生之事实习者，亦以劳工畜之，人皆不愿久居。八阅月后，予乃不能继续，适学校召回研究，暇事图案意匠风景，值民国九年学校举行十周年纪念盛会，举行展览，予所研究成业者，观者每示赞美，凡予自民六以至民十，此四年之中，如居樊笼，莫知所适，今后乃有从事之标准矣。即离母校返乡，以一机自图案，自织造，设场茅家埠，后乃增至二机六机，关键所在，明眼人可以觇之。予常念人而遇患难，以致流落他乡，使其人有高尚之品格，庸何伤也。当时予更推销于沪，人多摒弗受，或趁海宁潮期，以求销售，终乃战胜环境。基础既固，乃于新市场置地，自一机增至六十机，今各重要埠头皆有分售，人员亦自为训练，所成之货，每得销售中外。然即在今日，表面虽似成功，然困难仍多，如劣货倾销，则难为支撑，而日在烦苦之中，稍不经心，便当失败。此次考察，良用惊心，兢兢筹维，以事竞争，乃首要之图也。
总上所言，所希望于母校同学者，实事求是，有高尚之品格，具伟大之志愿，终将有成功之一日。区区如予，尚且如是，则抱负伟大于我十倍如诸君者，他日成功定逾于予者千万。诸同学当知所勉也！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３日）
§§梁漱溟中国农村建设
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广西桂林人。中国现代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１９１８年，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后升为教授，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界颇有影响。梁漱溟自称“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１９２４年，他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等著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战活动，在重庆北碚办勉仁书院。１９４０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同盟。次年赴香港办《光明报》，为民盟言论机关报。１９４１年参与发起创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同盟）。１９４６年，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并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的和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四川北上，出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１９５５年，由于批评当时的农民政策等，遭到政治批判。以后主要在家从事理论研究，发表了《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著作。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九十多岁高龄的他仍著文和演讲，继续宣传他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思想。
此文为梁漱溟先生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５日在浙江大学所做的演讲。
卢院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这次到杭州三日，本拟即日北返。承卢院长约，来与诸位见面。我实在没有什么讲，因为自己没有专门的学问，有许多话实在不敢乱讲。不过，兄弟在做乡村工作，和农业学术有关，所以拉杂讲一点，请各位指教。
乡村建设，仔细讲来，有好几个意义，现在，选择其中的一个意义来讲。所谓乡村建设，在求中国社会真实的进步和平均的发展。在这真实的进步和平均的发展中间，要有方针、有计划，这便是乡村建设。现在可以再分两层讲：
第一，中国社会需要进步，这是无疑义的。中国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来，已二三十年，但革命迄未完成。中国革命要在社会进步的前提下才能完成。中国革命所以没有完成，乃因中国社会的进步不够。我们应先培养进步，从进步的培养，方能完成革命的工作。中国内地农村需要进步尤为殷切，这是从各处可以看到的。
第二，中国社会需要有方向的进步，不是盲目的进步。盲目的无方向的进步是不可能，即使可能，也要误入歧途。
乡村建设的意义，便在做这种工作，担负培养中国社会的进步，在有方向和有方针之下，完成乡村的建设和革命的工作。
中国社会的进步，在我们看来，需要两种工夫，亦就是说需要两个条件，如果能够做到一点，社会便进步一点，能够做到好处，便是进步到好处。这两个条件是：
（一）科学技术在生活方式上的利用；
（二）团体组织。
中国社会的进步，在我想起来，就在如何能使科学技术应用于生活，有继续不断的生长。这亦指科学研究的进步和科学在生活上的利用的开展。科学如能在中国社会生根和生长，便是中国社会在向前进步。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团体组织。中国人的生活，一向是关门过日子，散漫不堪。这种现象，不仅是在这竞争的世界不能生存，并且亦不是进步的生活。进步的生活，在人与人的关系更为密切，藉团体组织来运用科学技术，才是一个进步的文化和进步的生活。所以，除去竞争问题不讲而专讲本身，散漫的生活亦是不进步的状态。团体组织有进步，中国社会便也有进步。
中国社会进步的多寡可以这两点来衡量，而中国社会的进步便不外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两者的进步。所谓乡村建设，我们认为在启发农民的知识，从事团体组织，以团体组织采用科学技术，求生活的改良、向上和进步。
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很有相连的关系。科学技术在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利用，反过来说，如果各自关门过日子，便不能采用。
科学技术的采用，需要相当的实力。如利用于生产，一定要相当的设备和规模，如果农民能合作，才能采用。尤其是中国行着小农制，不合作，便无法采用科学的技术。所以，团体组织，是采用科学技术的前提，两者关系很是密切。
科学技术可以促进团体组织，而团体组织又可以引进科学技术，两者辗转循环，向前推进。由团体组织采用科学技术，由科学技术的采用，以促进农民的组织。两者有相互推进之处。
这里且不说团体组织，单说科学技术如何能应用到中国人的生活上去，如何与中国人的生活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如能造成，便有两个结果：
（一）科学本身的进步；
（二）社会的进步。
反过来说，如果这种关系不能造成，则科学自科学，生活自生活，社会不进步，科学本身亦不进步。
如何使科学技术和生活发生关系，乃是很重要的问题。而乡村工作，便是想造成这种关系，沟通学术研究和社会生活，造成两者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两者的关系的造成一定靠乡村工作呢？有两点解释：
（一）乡村为中国大多数人民所居住。中国人的生活，乃是乡村生活，与中国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应该和乡村生活发生关系。如果只和都市生活发生关系，便与中国大多数的人无关。
（二）中国生产到现在为止，还是农业生产。要和中国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应先与农业生产———经济生活最重要的部门———发生关系。
学术研究应与乡村生活和农业生产发生关系，它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方才成功。
在乡村做工作，我们常感到技术和学术的不足。这在任何事都是一样，任何事业，都应该有较高的学术机关为后盾，来帮助，来接济。我们没法赤手空拳地做乡村工作，我们需要技术、方法和眼光。而这些，单是我们本身是不够的，我们要靠学术机关为后盾，我们只是做学术机关和农民中间的媒介。以学术机关的研究所得，传达推广于农民和社会，做中间媒介的工作。乡村社会与学术机关，便靠乡村工作做媒介。如果没有媒介，学术机关虽有本事而无法施展。
我们设想，乡村工作，需要一个系统、一个机构。什么系统？什么机构？我们要有一个比较粗浅的知识或常识的机关，训练略具各方面的常识的知识分子到乡村去，在上面，有一个较高的机关，知识亦较高，这个机关所照顾的社会区域亦较大，比乡村大，比县小，或相当于县。然后再有较高的一级，范围大于县，或推而至于全省和全国。这个系统，亦可以说是一个有系统的教育机关，有系统的学术研究机关。愈在上级，愈偏于学术的研究，愈在下级，愈偏于学术研究的推广、传达和媒介，亦是愈偏于教育的工作。我们需要这个系统和机构。
在下级的乡村知识分子，粗具各方的常识，便以上级的方法和常识传之农民，而以乡村问题送给上级的机关。例如，乡村内发现虫害，他们便提出这个问题请较高一级的机关解决，如果是寻常的虫害，也许不必更高的机关便可以解决，也许中级的机关还不够，而须至高级的机关。送达问题，传播方法，便是他们的工作。上级机关的方法，靠乡村工作者传达于农民，可以得到农民的利用，如此可以成为一个循环，将问题送上，将方法传下。
同时学术机关得到下层的刺激，可以促进其研究。一方面，方法和技术传之农民，社会生活能利用，社会便有进步。这进步是两方面的，一是科学的本身，一是社会的生活。
社会科学、应用科学和农学，更加需要上面所说的机构，才能进步，才能造成中国的社会科学、中国的应用科学和中国的农学。在科学中，如数学和逻辑，是纯理的科学，可以共通，没有国家之别。而应用科学则随自然情形和社会条件而改变。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应用科学，自己的农业科学。
应用科学和社会科学，须在上面所述的机构造成时才能建造起来，否则，只是讲外国的农学，而不能利用一般的学理，建设中国的农村社会。上述的关系不造成，中国的农业没有希望，农业学术亦没有希望。如果要求得相连的前进，先得形成那机构，那关系。
从事乡村工作的，处处要请教学术机关，尤其是农学院格外需要。当前的问题，乃是农业生产力的降低，一方面是许多农产品以前可以出口而现在不能出口，一方面有大量的农产入口。要增加农业生产力，农业技术是一个条件。从这方面和农民发生关系，乃是实在的关系，从这方面引起的生活的进步，乃是真实的进步。农民能利用一点科学，便得一点真实的进步。
因为时间匆促，不能多讲。希望乡村工作一天天地发展，乡村工作能够得到各大学和农业机关的帮助，两方面都得到利益。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６日）
§§梅光迪爱国主义之今昔
梅光迪（１８９０—１９４５），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人。西洋文学家。１９１１年赴美入威斯康星大学；１９１３年夏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学；１９１５年转入哈佛大学深造，专攻西洋文学，不久在该校获博士学位。１９２０年回国后，邀聘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授。１９２１年任国立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１９２４年到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授。１９２７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即原来的东南大学）文学院代理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工作。１９３６年夏，应竺可桢校长之聘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１９３９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
梅光迪先生时任浙江大学教授、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
爱国主义，中国古昔有其思想与事实，而无其名称，有如希腊有宗教思想与事实，而迄无宗教名称也。今就下列纲目言之：（一）现在修改中者：１。伦理与人情，２。大一统与对等国家；（二）应保存者：１。纪纲与风节，２。感激知遇；（三）应补充者：１。民族本位，２。公民职权，３。硬性外交，４。理想之寄托。
（一）现在修改中者
１。伦理与人情———中国旧为君主专制国家，君臣列为五伦之首，故君主亦称君父，儒家崇尚备至，有尊卑之别，无平等之谊。所谓家天下者有两解释，一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产，一由家庭而扩大之则为国，在家有父子，在国为君臣，子嗣一父，臣事一君，匪可转移也。故忠孝并举，“移孝作忠”，“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盖忠即孝之扩大义也。于兹原则之下，一入朝廷，便不可改，而当始终如一，所谓“忠臣不事二君”，古来士大夫阶级，当宗邦危亡之秋，则“主辱臣死”，“臣死君”。易代之际，尤不可改事新君，此为臣子天经地义。古史亦有贰臣，然皆不为历史舆论所容。公羊主复九世之仇，诸葛武侯出师表有“汉贼不两立”之言，盖汉指刘备，贼则指篡汉之曹氏司马氏也。北宋徽宗被虏，金求割地，李纲为言曰：“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与人。”南渡以后，高宗曾不能为人子，以君父北辱虏廷，久陷敌国也。其后朱子上孝宗封事有云：“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揆于主辱臣死之义，南宋亡时，其忠臣义士皆有“生为大宋之人，死为大宋之鬼”之决心，此依于伦理者。今则君臣之伦已废，然揆之人情，则爱国者，爱父母之邦也（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ｓｍ，ｌｏｖｅｏｆＦａｔｈｅｒｌａｎｄ）。良以父母之邦，祖宗丘墓所在，生于斯，长于斯，并为后代儿孙托居之所，安忍见其沦胥以尽乎？
２。大一统与对等国家———昔者闭关时代，中国自拟天国，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对外皆以夷狄视之。清乾隆谕英王曰，“天朝统一万国，一视同仁”。林则徐奏议及告示中，尤多见此意，以外人无文化之可言，且依中国以为计者也。此种思想，渊源甚早，公羊“内诸夏而外诸夷”，介葛庐来朝于鲁，春秋不书来朝，以夷狄小国，不能成礼也。《论语》孔子美管仲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华夷之见，千载联系不绝。清季始有一二知外之士，如郭嵩焘称“夷狄与从前不同，亦有二千年文明”。屡次战败以后，吾人乃认昔日为绝对存在，今则为对等存在，昔日为唯一独尊国家，今日为多数并尊国家，而华夷之辨，失其效力矣。
（二）应保存者
１。纪纲与风节———纪纲所以明是非，正赏罚，立朝之事，一如用兵。曾文正公之言曰：“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使战败或失地，而不以身殉，则朝廷法律、社会舆论，皆当不容。至于风节亦关重要，“守正不阿”，即忠孝之一端，而风节之表现也。服官清廉，不受利禄，不附小人，奄竖当国之时，则奋斗如东汉党锢明季东林，曾不顾身，以清君侧。又如国有大难，则奋其不屈不平之气，而有杀贼骂贼以死或从容就义之事，如宋末之文天祥，明末之史可法、瞿式耜、张煌言，舍生取义，何等壮烈，盖其精神，有足惊天地泣鬼神，亘千秋万祀而不灭者存矣。
２。感激知遇———古人常称“士为知己者死”。《史记》状刺客侠士如荆轲刺秦王，所以报太子丹知遇之恩也。况君王拔臣子于千万人之中，感激图报，尤当何如？后世臣子常有“特达之知”，“世受国恩”之言，诸葛武侯出师表：“先帝不以臣微贱，三顾臣于茅庐之中，感激报恩。”故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外国亦有忠于政党之义，以党中领袖，必有过人者在，乃视为无上明友，终身以之，此应为保持弗失者也。
（三）应补充者
１。民族本位———民族精神（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为近世产物，西洋古代亦无之。以近世列国并峙，竞争结果，优胜劣败，为迎拒之所取资，则以民族为重心，否则易被摧残侵侮，安能存在乎？民族自具其特殊文化，如历史、语言、文学、风俗，匪但不可磨灭，抑且为对于人类之特殊贡献。每念及数千年来祖宗之创业艰难，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则其所遗于我辈者，安忍随便丧失？中国在昔有亡朝而曾无亡国之事，元清入主中华，反同化于中国，以中国文化曾未或失也。今则有亡国亡种亡文化之可能，若不努力争存，自坚其信仰，自尊其地位，则外方侮我轻我者，更可施其伎俩，以动摇我之信仰与地位，任意丑诋，任意侮弄，而使我自认为劣等民族，甘自菲薄，不敢与之争胜矣。
２。公民职权———昔者家天下，庶民不闻政治，今则不然矣。当兵已为义务，抑且以死国为荣，盖亡国之人，则将漂泊无附丽。进一步言之，保护国家，匪但国民责任，更为国民权利。希腊罗马之时，人民有两种，一为自由人，一为奴隶，前者有当兵之权利，后者无之。故今日欧美人民，体质亏损或年龄耋耄而被拒服兵役者，视为不幸。盖此等人，自保护国家方面观之，已不能享受完全公民权矣。
３。硬性外交———外交官应为折冲樽俎，不屈不挠，即应为硬性者。中国春秋时之子产，诚中外古今第一外交家也。使弱郑介居晋楚两大之间，而使大国不敢以小国视郑国者，数十年之久。蔺相如之使秦，亦令强邻折气。近世曾纪泽之订伊犁条件，皆硬性外交之著称者也。今日希特勒深知此意，惯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法，作惊天动地之举，以国情虚实不易为外方所窥测，故可多张声势，使草木皆兵，以寒敌人之胆也。
４。理想之寄托———国家为理想，民族为宗教，此亦近世之经义也。盖个人活动范围，国家斯最广大，天才本能，皆可于其中得大发展。故国家应为理想化，身心性命事业及个人灵魂之所寄托焉。危亡之秋，发扬国光国魂，尤不可缓。马志尼以意大利为父母，以复兴为终生之事业，意大利未复兴以前，视为父母丧亡，故终身衣黑。且彼称意大利为诗人但丁及诸大画家出产之地，魄力伟大，精神不可磨灭，断无久被征服之理。吾人试观本国之锦绣河山，伟人历史，文艺哲学，有不动于中者乎。法国大文豪佛兰斯尝称“哭之美，惟法国女子能之”，其哭能美，其笑之能美，更知可矣。
余犹忆在巴黎市中，有老妇见一群儿童游嬉，则笑指之曰“小法国人”，言时若有无限愉快者。又见美国某教授所著《爱国者之法国人》一书中，所引证法国之小学教科书，皆颂扬法国文化及历史伟人，使儿童有所兴起。法人之爱国如是，他国人亦然。盖近代立国，在他国野心勃勃之环境中，舍自尊自信，同胞之人，互相勉慰互相策励外，无他竞存之道。吾人对于祖国，须取一种缠绵悱恻态度，时时有诗意，有宗教性。夫祖国历史上奇行伟节可歌可泣之事至多，吾师吾友之学问纯正性情真挚，吾父母之为吾牺牲无所不至，吾儿女之秀慧娇痴，以及黄山之雄奇，西湖之明媚，皆吾个人经验中所熟悉而常使吾得有无限之安慰者也。吾之祖国，即此类人与物所积累扩充而成，安得不使我感慨流涕，一往情深乎。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１９日）
§§亚历山大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
亚历山大（ＨａｒｔｌｅｙＢ。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美国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美国哲学会会长、美国西南考古学会董事。曾在法国巴黎大学讲学。
亚历山大先生时任美国南加州克来孟大学研究院教授。
（一）今日中国人似最羡慕美国之机械文明，而美国人自己亦未始不以此自豪。十五六岁之美国男孩，视一辆汽车为最有趣之玩具，彼可以将其全部拆开修理，不为奇异。今日中国需要现代科学及机械建设，无人否认。但吾人不可忘记，人类全部生活不止于机械，机械只是人类文明生活之一部，而非其全部。西方多数人知其偏，不知其全，竞相以物之高大速代替真善美之价值，殊为可笑。例如建筑：甲城造一五十丈高之大厦，乙城建一六十丈高者，夸示于无识之众，以为优胜。不知房屋之美善，初不在其高度。关于此点，中国人之智慧胜过美国人，盖中国建宝塔，非以最高者为最美善也。再言教育，今日美国识字之人诚遍全国，但真能读懂有价值书籍之人甚鲜。识字之人不必即为有教育之人，亦如能修使机械之人，不必即是文明人，其理则一。吾人言教育不当止于识字，而必使人人读书明理。吾人要文明，不当止于使用机械，而必求达于真善美之全人生活。
（二）任何民族文化，胥其全族人创造生活之表现，各具其不同与不可磨灭之价值。为民族自身，为世界文明，各民族当保持光大其固有文化之特质。美洲红印度人渐为欧洲移美之民族所同化，此实为美国及世界之大损失。近年来美国人民及政府急起谋所以保持而光大其文化，盖红印度人之艺术及其生活经验所形成之宗教哲学，为近代人所不及处甚多。至于中国之文哲艺术，登峰造极，有识者皆知之，保全光大，责无旁贷。方今采用机械，盼毋忘人生至善之文明生活，机械仅为一部分，而仰给于文哲艺术者极重。吾观西湖之山明水秀，更坚信此民族创造力之伟大，继续努力，世界幸甚。
（三）吾幼年曾作一幻想，著文述之，大意万一全世男女形貌均相酷肖，纵为美丽，彼此相视，丝毫无异，久之必皆疯狂。盖单调雷同，灭杀生趣。民族与民族亦如个人与个人之关系，贵相互尊重相互了解而不必步趋如一。今日国际间之不幸，系各不了解，而非要全世界变成—国。例如美国人许多误解中国，同时中国人亦误解美国，故非要中国变成美国，或美国变成中国一样。为求世界福利，中美必各自保持发扬其民族之优点，相敬如宾，如各个人发展其天赋特长，不必人人同步同趋。今日西洋人处境艰难，不亚于中国。现在欧洲有人（按：此指希特勒排除犹太人）欲以政治威权统制思想划一行为，甚至鼻之长短亦在法律干涉之列。此种谬误有其历史缘由，古罗马帝，曾做统一世界之梦，嗣后意大利诗人但丁（Ｄａｎｔｅ）亦有此意，若果实现，则为世界文明之不幸。盖世界文明，必由各民族之不同而各具特长之文化组成之。比如交响乐，由许多不同乐器、不同音调，协谐和融，以臻至美也。闻中国青年艺术学生多习西洋画，吾甚惜之。若中国固有之极美绘画，渐少传人，岂非世界文明之大损失乎？世界贵和不贵同，愿与负有文化之责诸君共勉焉。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８日）
§§蔡竞平从公用事业说到民族复兴
蔡竞平，时任杭州电气总厂厂长。
此文为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７日应邀在浙江大学所做的演讲。
诸位同学：
郑教务长称我有生花妙舌以及其他一切，皆愧不敢当！我滥竽电气事业，不啻班门弄斧。想人生遭遇，有许多偶然，今日在此为诸位讲话，是为偶然！
今日讲题为从公用事业说到民族复兴。考公用事业，诸位读经济学的，皆早明瞭。其包括之范围很广，民国二十二年修正《民营公用事业监督条例》，其中称公用事业者有如下列：
１。电灯电力及其他电气事业；
２。电车；
３。市内电话；
４。自来水；
５。煤气；
６。公共汽车及长途汽车；
７。船舶运输；
８。航空运输；
９。其他依法得由民营之公用事业。
公用事业各皆具有特性，所谓隔行隔山。今将公用事业特性列举如下：
（一）独占性（Ｍｏｎｏｐｏｌｙ）———公用事业有独占性。即上海电车电气，常有数家经营，然亦各自具一区划，有一街一方之独占性。反之，如在一区划中而有竞争者存在的话，则结果必为不良，以非便利太甚，即为互相嫉妒。昔年镇江上海间，有几家公司行驶轮船，先之以互相贬价，继之乃为彼此分文不收，终之乃除不收票价外，且彼送肥皂一块，此赠毛巾一条，结果两败俱伤。以此类营业，具有独占性，违反之则结恶果。惟在普通人，以为有独占性之事业，每为凶霸，然此要在无组织的国家中有此现象。如在电气自来水等等事业，无与于服务，只知搏蝇头之获，唯利是图，若在政治上有轨道的国家，对此皆有统制之办法，有审核通过施行的法规，裁判于其后，可以毋庸忧惧。
（二）一价性———即划一不二，所谓一言堂者是。售出一律，无有折扣，毋视购主之亲疏，而价有昂贱之别。如为优待，亦为一律的，不当有轩轾之存在。
（三）继续性———不可或断，如其中断，民众可予以制裁，表现之而为大众的呼声。
公用事业的主管机关，在地方有地方主管机关，然各地方之间，每有冲突之处，故于中央各具其最高系统。二十四年三月行政会议对此曾有规定：如市内电话、船舶等事，皆归交通部主管，市内公共铁道等归铁道部主管，煤气等归实业部主管，电气等归建设委员会主管。
主管机关和经营机关不同。主管机关居指导监督地位和法律解释地位。经营机关有官营民营之别，经济学家有不同见解，论辩纷纭，莫衷一是。主张官营的，以为公用事业既有独占性；又公营可以通盘筹划，譬如邮局，人口商业繁盛之区，固可收获大利，但在新疆、蒙古偏僻之地，亦必为之设备无遗，截长补短，挹此注彼，然非官营不办。反对之者，以民营为佳，因民营对用人开支，可以撙节不少，官办事业，主管人员一动，则攀龙附凤之流，无虑千百，结果人浮于事，不得不设法安置，行政效果，因以大为减退。从上述的看来，两者各有利弊，惟无论何属，要视主体何如以为断，所谓法与人是。
公营事业有几项共同问题，兹先称其大的：（一）投资很大———铁道然，邮政亦然，民信局昔在江浙尚存，惟规模太小，终不得不为结束。其他如电灯、电话皆非私人所能举办。今以电灯为例，例举一二事为证：（甲）两套设备———以公用事业有继续性，不容中断，所以设有两套的话，则一套坏了，可以另一套即时替代，目前本厂在鼓楼闸口间有两套路线，其故即在于此。（乙）为最高服务的设备，如电灯当以万家灯火时之标准为之设备，而不应以白日的寥落数灯为标准，然一日间之最高服务约三四小时而已。凡此两者，皆非巨额资本不为功。（二）利息高———长袖善舞，何可用于私人营业。若公用事业，如设备时，引用公债，利息不得不高（不高则票额折扣大，亦得同样结果）。而公用事业，遂受打击，结果，持票股东有利，而公用事业本身，难为发展。（三）无重工业———中国所用一切机械，皆购自外国，所以公用事业愈发达，外货入口愈多，以致利权外溢，所以非先为建设起重工业不可。（四）人才缺乏———使全国公用事业平均发展，则立有人才缺乏之现象。以上为举其荦荦大者的四点。除此外，又有小的共同困难之点，通常人们视为无关宏恉者，我则以为关系甚大。
最近林语堂氏写《我的祖国和同胞》（Ｍ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ｎｄＰｅｏｐｌｅ）一书，其中列举我人矛盾之点甚多。中国人以“面子”甚要紧，在法律规矩之上（ａ-ｂｏｖｅｌａｗ）。昔日北平达官甚多，使用电话，每多滥用滥接，又不受检查，以检查则有碍“面子”。前广东亦有点霸王灯的，即不出钱点电灯，而你不奈他何也。即滥用电灯，亦为不当，今海上有限制之举，逾限即当纳费，闻结果因以进步不少。
全国民营电业联合会组织初旨，在为预付政府有收归官办之举。今年开会，通过议案，派代表赴新生活促进委员会，请该会关于“不守规定”“偷窃电力”等事，依于新生活加以纠正。此议甚有意义，盖为维持公用事业的发达计，不得不以礼义廉耻四维之重张为先决事也。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９日）
§§海得美国妇女的生活
海得（Ｈｙｄｅ），博士，美国心理学家，陶特博士夫人。曾在美国卜勒斯加大学任教。
此文为海得博士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应邀来浙江大学所做的演讲。
浙江大学诸位教授，诸位同学：
今天荷蒙诸位邀请我来贵校演讲美国妇女生活，我是引为最大荣幸的。在这短促时间而缺乏充分预备的情形之下，我所讲的也许不能满足诸位的希望，只好请诸位原谅。
要讲妇女生活，就要先看人们对妇女的观念若何。妇女生于宇宙间是专为男人的附属品？抑或完全独立，不要与男人合作？一偏之见都是不健全的。美国妇女生活固然不能说是已达到完全标准的地位，但其不断地奋勇前进，却是可告无愧的。我们描写或传述一件事物，每用一件和那事物完全不同的来反衬。我才到中国三四天（前此经过的香港和上海，在思想和物质上都不足以代表真中国），中国的妇女和美国的妇女，其生活究竟相去几何，不敢随便断定。但于印度的妇女生活，年来颇为注意，加以游历观察所得，可以无疑地说：她们的生活是完全殊异于美国妇女的。印度固然有许多妇女受新教育，从事于求获政权；但其最大多数则仍是男子的附属品。其女子的唯一目的是出嫁；嫁后的唯一目的是养育儿子。甚至于前不久年纪才及九岁、十岁的小妮子就已出嫁的。近来虽略有改善，但在村落中间看见十三四岁年轻的母氏怀抱婴儿，乃是极普通的事！这种非人的生活，望其光明畅快，岂不是痴人说梦？其弊病就是不视妇女为人，而视之为物品！
美国的妇女和她们真有天渊之隔。其根本的观念就是妇女是人，和男子一样。这当然不是说美国女子不想出嫁，而是说结婚乃人与人间平等的结合。与其找不到相当的配偶，那就宁可一辈子独身，这是一个人应该有的自由。这种自由从何而来？乃来自吾人视为民族灵魂的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固然是根据于美国的宪法，宪法却是基于吾人祖宗的《独立宣言》所谓之“一切人们受造皆是平等”。《美国宪法修正案》中有一条明定选举权不得以性别而歧视，也是基于此意。其所谓平等者，就是男女应该有平等的机会以发展其天赋的才能。女子的才能何以能尽量发展？那就需要有和男子平等机会的教育。美国人是极端爱国者，为尊重祖宗传留的民主原则起见，对于女子教育也看得与男子教育并重。即如我家中有弟兄，我的父母当然给他们以求学的机会，但断不因为我是女子而忽略我的教育。这个例证可以显示美国许多女子的求学机会如何丰富。近来很有人主张女子的教育费要筹措充裕，使她们得安心向学，男儿则略予津助，使他们得半读半工以至于毕业好了。
因为女子在教育上得到与男子的平等待遇，其八年小学的期间乃是无上快乐，而在烂漫的天真中间过去。举凡她的弟兄所爱好的游戏，如果不剧烈，她得随意参加。她的弟兄的朋友，她也得落落大方地和他们交际。在四年中学和四年大学期间，男学生选择的课程，女学生当然可以自由选择，像贵校一样。不过美国有几个大学是专收男生的，几个专收女生的。新设的大学和邦立的大学全是男女兼收。在这许多大学内的文、理、工、法、农、医等学科女子得随便修习以外，不少大学特为女生开设学程，如家政、看护、音乐之类。有许多女生学烹调的，学校给以厨房、菜类，使她们得以实地练习；学保育的，学校则想法子借了若干婴孩给她们去保护，或送她们到有婴孩的人家里去练习。女生要再求深造的，各大学的研究院也一例欢迎她们去研究，研究成功，也给她们以硕士、博士的学位。
求学成功之后，美国妇女大都置身于各界去服务。因为社会既不以男子附属品待她们，而给她们以种种的教育机会，她们当然也惭愧于坐食闲粮。她们求学的目的，不在于挑选夫婿而在于增加服务的效能。普通以及富家女子都看无所事事为可耻。她们在结婚之后，除相夫教子料理家务之外，也以余力服务于社会。
吾人要记得美国妇女自早就有一种奋斗的精神。我们的祖宗虽是尊重女权，究竟限于知识，不知道妇女需要及其可能性之所在。替我们开创新环境的，究有赖于前代若干自己觉醒的妇女们。今日读到她们努力奋斗、前仆后继的历史，真令人肃然起敬。到如今全国已完全了解妇女平等之重要了，妇女的成功差可与男子相比较了。我们饮水思源，还不忘往代之奋斗！现在美国妇女任议员、公务员、公使、局长的不乏其人；而当大学校长、律师、教授、医师、商店经理的乃更指不胜屈。其原动力乃在于妇女自视为人，而不为男子的附属品。
今天特为贵校女生说话，故侧重于美国受教育的妇女的生活。我明天便离杭他去，最后一句话也是对贵校女生等的临别赠言：第一要自视为人；第二学问要继续寻求，不可因婚嫁而中止；第三，要与男子一齐努力去解决中国许多新的问题。我的盼望是：因女子的自觉、努力，中国能将其古代的创造的天才，重新赐予给世界。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１日）
§§陶特美国宪法
陶特（ＥｄｗｉｎＤｏｄｄ），博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的公司法专家。
此文为陶特教授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７日应邀在浙江大学所做的演讲。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才间主席于介绍辞中，对我许多褒介，我实愧不敢当。公司法诚然诸位不知，我却略知一二。美国宪法也许诸位不知，而我也不敢自诩为知！我们夫妇二人来杭二日，才觅到真履中国土地，真识中国人士，其快慰有匪可喻者。香港、上海，模仿外国太甚，使人到来不见得有何特异。杭州则于与日俱进之中，处处仍现出中国固有之文化和艺术的保存，这是多么可喜的！当然，有许多事业非合世界潮流，非迎头干去不可的。比方科学一项，我很满意于贵校师生所探索、研究的，都是世界最前进的。但人生有许多轨则，不可弃其固有而新奇时尚者。如艺术、伦理及处世之道，中国自有其佳处，我不愿意杭州为有许多留美学生在各界服务，而将它生吞活剥地美国化起来！
因上面几句话，我立即想起宪法的制定和遵用，是应合乎国家的情形和需要的。美国宪法成立至今，仿效它的实在不少，但都要斟酌情形加以损益，总能适合某国的需要。而新兴的国家，其宪法也有与美国并不相类似的。现在服务于国民政府立法机关者，不少是研究美国宪法的，但他们绝不想把美国的宪法搬来中国。再则自中华民国产生以来，制宪的运动已有多次了，都未有机会施行。在国民政府之下，最近的制宪努力也尚未成功。这就可见要使一个宪法在短时间内完全适合于一个国家需要，并不是很容易的。在美国宪法以前，本来就有一个邦联的约章，因其不适用，才有联邦宪法的制定。制定以后，实行起来，又经过若干解释，若干修改，才能适应日在扩展的国家的需要。
中国学生研究美宪，第一点要注意便是：美国宪法乃是一篇分权规定的券书。其分划的方法有两种：一为联邦政府与各邦政府的分权；一为联邦政府本身的分权。先说第一种。美国的邦略如中国的省。不过目前中国政制是完全中央集权的，一切法律是中央立法机关制定的，一切长官是中央任命的。将来省长是否民选，或对谁负责，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至于美国的各邦呢，可说其中有十三个产生比较联邦所构成的国家还要早！这十三邦在一百五十年以前早已享受自治的权利，革命的危机使他们一时同心奋斗。革命成功，他们的团结便又松懈下来。松懈的结果，关于全国的政务、事业，往往间隔不能畅行，使国家濒于危疑震撼的绝境。于是有识之士，乃有需要制定国宪之觉悟。究竟各邦对于将要产生的联邦政府，都存一种猜疑顾忌的心理，只怕中央政府太强，各邦的权利将为剥夺。在制宪会议中，他们的代表坚持只将政权划出一小部分畀与中央政府，而一一枚举之。他们规定凡未经枚举的政权，都是属于各邦，那末在法理上各邦的权限，乃比中央大得多了。
但是我上面说过，政权的行使，胥视国家的需要为限度。美国正在向荣长大之时，宪法明文规定以小量的权限付与中央政府，岂只中央有尾大不掉之弊？各邦本身也因而感受许多困难啊！结果，时势所趋，中央政府的权限却日日长大起来，如今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已成为一般人民所企望而要求者。这却由天然的趋势———农、工、商各方面都可以很明白地示证出来。工业出品和农产的售卖断不能限于本邦，其远届乃有三千里以外者。邦与邦间的商业行为，除了中央政府以外，谁能用法规去划一它？再以劳工法而论，若任各邦自己去规定，则困难正自不少。我的本邦颇多工厂，其制造的物品，他邦的工厂也能制造。假如吾邦为体恤工人起见，令行各工厂减少每日工作的时间，同时他邦不按照吾邦这样减少。吾邦出品因成本较重，卖价必须提高；他邦因不减少工作时间，成本较轻，卖价仍可放低。吾邦厂家怎能与他邦厂家竞争呢？在此情形之下，必须中央政府施行统一的法权去规定，乃毫无疑义的。以此例他，可见中央政府的权限增加，乃是时势所推进的。因之总统和国会也逐渐提取理想的各邦权限，而集中之于联邦政府。
可是话又要说回来了。美国宪法既将中央职权列举出来，那么中央所行未经列举的事，又怎么能说是合宪呢？当然宪法是可以修改的。遇有重大变易，须以修改手续行之者，美国人也不辞予宪法以修改。不过修改手续非常麻烦，往往时间拖延得很久。所以宪法成立以来，正式修改案乃有限之至。而国家事业百端待举，不得不另求方法，那就是所谓广义的解释宪法。美宪的字句有几处很含糊，几乎可以任意解释。雄才大略的总统和国会的领袖，对于福国利民的法案尽可提出，成立，而以解释宪文的方法自视为合宪。虽则正式解释宪法的机关不是总统或国会，而是最高法院，但它必待有人申诉某法案为违宪的时候，才得表示意见。人民于有利益于他们的法案，当然很少申诉于最高法院，而况最高法院未尝没有一二思想前进的法官，赞许行政及立法的意见！
因为宪法的条文有新颖解释的可能，历任总统，乃至于现任的罗斯福，多能介绍许多新法案，致使中央的权限日益强大。四年前罗斯福就职总统之初，就以为宪法曾赋大权与总统。四年来的新政大都根据于这种的自信，但也有一大项因最高法院的批驳而失效。要明了这种关系，我们还要再进一步研究美国中央政府的分权制度。
当一百五十年前我们祖宗制宪之时，人人心里都惧怕帝制复生，或那个人大权在握而变为独裁，于是只把一小部分权限交给中央政府以外，更把那权限硬分为三部，谓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他们希望这三部互相钳制，互相平衡，使权力不至于滥用。其实这三部并不能完全分立的，尤其是行政和立法乃有极密切的关系。诚然，在民主政治里面吾人不要独裁，但经营计划，负责去干的，吾人不能不需乎领袖。人民的领袖不是国会议员，都是总统，因为议员是代表某区域的人民，而总统是代表全国。美国由全国公民选举出来的，除总统外，更无第二人。因之议会的法案，十之八九其来源乃是总统。宪法既不以立法权赋予总统，总统何以能左右立法？其伸缩的方法尽多，现在姑提两种最便易的来作例证：（一）近年来无线电播音非常发达，总统为全国人民所爱戴时，常常可以利用无线电与人民直接谈话，而提出其意中以为当兴、当革的事件。人民则监视其议员有否提出及赞助该事件的法案；若还没有，他们便可写信催促，质问其代表本区的议员。议员迫于公意，就不得不赞助总统了。（二）总统有权任命全国的联邦公务员，许多议员每欲为他们的友好谋位置，而请求于总统；总统大可借这机会暗示议员以应当提出的法案。即此两端可见总统实能左右立法了。但聪智的总统终能与议会的领袖（多常是他同党者）合作，而得到他们极客气、极热切的赞助。
现在要讲行政和最高法院的关系。最高法院是司法的极峰，能因其表示某项法律违宪而致其销废。其法官是终身任制。在其奉职无亏的年间，除非自己辞职或身死，简直没有方法去调动他。法官的寿命多长，其思想多守旧，其眼光还是若干年前被任为法官时的眼光。他们对于新政每多疑惑，罗斯福的助农法案之一曾被其判决取消，即是一例。好在最高法院不能自动宣布某法律违宪，必待人申诉前来，始能表示意见。并且其手续甚慢，往往到它宣布某法律失效时候，该法律已达到一部分的目的了。抑且最高法院的判决也未必得人民的称赞。美国宪法有几条人权担保，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法院的解释也曾根据此条文为各大公司、大厂家张目，以勒榨工人。纽约邦议会的最低工资法案，竟为最高法院说是违宪而宣布无效了。其根据是该法律剥夺人民的自由契约权利。似此违拂民意判决难免不再遭逢，而使人民更加不满于最高法院的立场。
罗斯福本届以破天荒的大多数票数联选联任，大足表示全国公民对他如何拥护，那些最高法官谅也知道的。此后他们对新政的态度如何，固难预料，不过政府总有方法以达望目的罢。中央集权已是美国政治很鲜明的趋向。人民所希望于政府者，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建设的不是单纯保护的。他们绝不想推翻宪法，因为美宪是有伸缩性的，不是呆板的；而美国人于爱护中央政府之余，亦不愿牺牲抹杀其个性与个人自由。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１日）
§§孙逢吉我国桐油事业之概况及其改进之必要
孙逢吉（１９０３—），字念慈，浙江杭州人。棉花学家。美国密尼沙泰大学科学硕士。１９２７年８月到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
孙逢吉先生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
各位先生，各位同学：
愚不善辞令。今日讲题为我国桐油事业之概况及其改进之必要。目前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大家心里终日在萦念着蒋委员长安全返京和绥边战事问题。这个题目，恐不容易引起各位的注意，但这问题一向很少有人注意及之，其实据我国对外贸易统计到是中国目前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
桐油之为物，甚为普遍。国内城镇市县中，皆有出售的，又或家近海滨，和相近造船的地方，都可以见到此物之流行。其在中国，发明种用甚早，近顷世界工业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