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便可讲第三段了。现在对于中西文字并不加以比较，批评好歹，只能各说出其特点：
（１）写意文字，不论在何时何地，总表示一样的意思；声音则常随时随地而不同的。所以文字和言语就发生分别，有些写本地土话的文字，除本地外，连本国别地人也读不清楚。这是写声文字不便利的地方。
（２）言语过多少时候就有变化，百年前和百年后就有不同，所以欧洲文学过三四百年便不能了解，现在非特别研究不能懂得。现代人看欧洲十四十五世纪的书，一般人非要翻译不可。写意就没有这种弊端。例如汉代的声音一定与现在不同，文学家研究隋唐之末的语言和现在已有不同，那时人说话现在已不能懂。汉朝距离更远，区别当然更大，可是现代人把汉朝三代的书拿来看看却可懂得。现代人所说的话，虽同他们不同，但意思是同的。
（３）地方也是如此。贵国各省口音有分别，但文字是相同的。我从前在巴黎认识了一个安南人，他是个翰林，他什么话都不能说，中国话也不会说，只会说他自己的安南话；我也不懂安南话，但他写的文字我懂得，我写的他也懂，这正是因为安南文法大部分和中国相同的。他的言语我不懂，但是写意文字我是能懂的。又如贵国人说日本话很不容易，但看日本书过二三月就能够了，这便是写意文字的方便，口音不同而意思相同的缘故。
（４）但是写意文字字数很多，不容易记忆，不比欧洲写声文字，只有念多个字母，容易记忆。写意文字是常常不变的，写声文字常常变更，写意文字是全部意思的文字，写声文字是一部分意思的文字，要暂时应用，学习便利，则用写声文字，如果要想永久留作后人看看，那末用写意文字比较好一点。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十六期（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４日）
§§陈布雷在国立浙江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陈布雷（１８９０—１９４８），原名训思，别号畏垒。浙江慈溪人。１９１１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１９２７年任蒋介石私人秘书，先后任浙江省政府秘书长和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１９２９年７月至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１９３１后１２月至１９３４年４月，两次出任浙江省教育厅厅长。
标题为编者所加。
校长、教职员、同学：
今天为国立浙江大学三周年纪念，又为校长及教职员宣誓典礼，蒋部长委本人前来监誓；本来近在咫尺，亦当来此观礼，今得躬与盛典，不胜荣幸！浙江大学现在校址最早为求是书院，曾一度改称浙江大学堂，虽则彼时之浙江大学堂与现在之浙江大学不同，但在彼时亦足当大学之称而无愧。其后改称浙江高等学堂，兄弟即为当时高等学堂学生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高等学堂（即浙江大学堂所改称）旋即停办，关心文化者惜之，于是社会办省立大学之呼声甚盛。民国八九年已有办大学之提议，至十一二年动议创办杭州大学，勘定校址，聘请董事，终以经费关系，事又中止。国民革命军底定浙江后，大家咸以为在文化上应有一番新建设，于极困难的环境中，经蔡先生、蒋部长等之苦心擘画，乃有第三中山大学之实现。以旧有之工专农专两校为基本，复添设文理学院，旋又改称为浙江大学，至今已三年于兹。此三年之中，不过如甫脱襁褓之婴孩；但此婴孩长育极好。就教授言，浙大已有荣幸聘得许多名教授，就学生言，亦较其他大学无逊色，此则可以自豪而自慰者。
邵校长对于浙大之创始、经费极有贡献，本人在高等学堂时即为亲承邵校长教训之一人。其办事之谨严，注意之周切，爱护青年之恳挚，本人亲承诲迪，虽距今已二十年，而回忆旧时情景，恍如昨日。诸位同学得来此求学，亲承训导，实可庆幸。
浙大物质方面，有待于扩充者甚多；但此种种缺点，掩不了其他的长处。浙大之历史的地理和环境与众不同：浙江于经济较其他各省充裕，地理方面则风俗优美，历史上名人辈出，无论关于砥砺气节或研究学术，皆代有闻人。晚明以来，浙江学者大师对于学术之贡献尤多，往往能领袖一时，转移全国之风气，吾侪欲承继此种文化历史之光辉，责任綦重，而学者涵泳于此等环境中，于修省研究，自有为他大学所不及处，则灼然可见者也。
大学于造就专门人才外，当有研究与扩充二方面。学术研究之鹄的，就浙大论，则求是书院之“求是”两字，极为合适。大学之责在研究学术，而研究之鹄的，求是而已。以浙大之精神充实，深信必可达到此种鹄的。李石曾先生论学术思想，常说：“勿守东西旧，须求世界新。”戴季陶先生广之曰：“弗迷新与旧，但辨是和非。”盖亦求其是而已矣。余以为对于浙大有历史的意义而足以悬为学术研究之鹄的者，此“求是”两字极好。
其次，余以教育行政人员之资格，有所希望于大学者，顾大学不限于本校发展，而以余力开发社会文化，使社会与大学互受合作之益。社会以材料提供大学研究，大学以研究结果发展社会，此本人所望于大学者之第二点。
最后，先哲有言：“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虽属陈言，而意义常新。处现社会一切未上轨道之时，学者应以力求器识宏远为第一义。大学生之地位身份上本不应有傲岸矜夸之概，而胸襟志趣却应与众人不同，要有“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的气度，而后鄙吝、浅狭之念自消，则所学方能致用于社会而不为社会害。此则希望学生方面注意，并望学校之训育当局留意焉。
以上所言，皆为本人管窥蠡测之所见。但自信所言或不致与蒋部长之意相背驰，谨代表致辞如上。敬祝大学进步！校长、教授健康！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二十三期（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０日）
§§樊德维对于苏俄之感想
樊德维（Ｍ。ＥｍｉｌｅＶａｎｄｅｒｖｅｌｄｅ），比利时人。时任第二国际主席，曾任比利时外交部长。
此文为樊德雄先生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４日在浙江大学所做的讲演。
诸位：
适才校长告余，谓浙江大学校址之一部分，昔为庙宇，今此庙宇已为巍然之大学。余乃获在此处讲演，此可证中国革命之伟大与成功。余自来中国后，中国友人以余经由西伯利亚来此，辄询余以对俄感想何若。余此次留俄仅一周，以一周之短期间，殊难有具体之精密观察。然余仍能述对于苏俄之感想者，则有二故：
（一）余二十年来从事研究俄国政治。对于俄国革命以后之情形，亦常为不断之注意。且（二）余游俄亦不止一次。第一次在一九一四年六月，距欧战前数星期，当时俄国尚在专制时代。第二次在一九一七年，距欧战爆发后数年，当时法国、比国均已迁都，在俄国方面则方爆发革命，余为好奇心所冲动，遂往俄国观察。第三次在一九二二年，当时因苏俄社会民主党领袖数人被共产党最高法庭所拘捕，余以律师资格，陪同其他德国律师两人赴俄，为被捕之社会民主党领袖辩护，留俄六周，时间较久。当时共产党恐余久居都会，或侦悉彼之情形，不利于彼，使余迁居乡间，无所见，无所闻，故能留居至六周之久。至于此次已为第四次，所见情形已与前大不相同。
当余初次到俄，时在欧战以前数星期，在未离比京之前，友好咸危余行，恐遭俄当局之忌；但事实上余并未遭何不利，且当时俄之国会议员对余表示欢迎，皇室中人亦对余竭诚招待。彼时俄国社会情形，可称富丽堂皇，但此仅为表面情状，实则内部已极不安。俄之革命在欧战将结束之时，但其发动远在一九○五年日俄战后，当时已有革命之酝酿，但不若今之趋于极端而已。卒使俄皇不能不设置议会，以缓和革命之潮流。其会议中议员大多为贵族，属于保守派；至社会党为数极少，仅得六人。说来可笑，此区区六人又分为两派，半属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半属 Ｍｅｎｓｈｅｖｉｋ。余抵彼时，此六人与余合摄一影，此犹为两派第一次之聚合也。至欧战爆发后，人民在大战之时，受生活压迫益深，终乃团结一致。惟所谓团结一致者，并非对外，乃起而推翻国内专制政体，造成二月革命。
第二次游俄在一九一七年。此时革命爆发，此伟大之帝国即行崩溃，正与中国之推翻清室相同。当时俄人初知自由，其生活不上轨道，过分自由情状乃如中酒。此二月革命如凯仑斯基（Ｋｅｒｅｎｓｋｙ）所主持之革命，非共产党之革命。凯氏组织国会，恢复国民会议，一切国是、主张由国民会议解决，实行普选。当时俄国军人所要求者为和平，不愿再战；而农民则要求给予土地，将大地主之土地分给农民。凯氏初未注意于此，以为一切可由国民会议解决，农人以凯氏未能容纳要求，至十月间复有革命。由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之少数人列宁（Ｌｅｎｉｎ）等主持。彼等深知农民心理，遂利用此点，再倡革命，此为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之革命。在此种情形———两重革命———之下，社会情状，不安已极，为一恐怖混乱之状态。盖当时人民一无知识，凯氏误以为可以达到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以致造成第二次之革命，第二次之专制。此种专制初未与俄皇之专制有何殊矣。凡此皆现共产党———苏俄政府利用农民心理之弱点也。
一九二二年余第三次赴俄，其时共产党革命之结果，一方面对外和平，与德单独讲和；一方面对于农人土地要求予以满足。换言之，即赋农人以自由掠夺土地之特权而已。此时情形，外表似已安定，实则内幕仍属混乱。盖（一）农人骤得如许财富，不屑再如旧日力作；（二）一方面政府将工商业收归国有，工厂则由工人主持，而工人无工程知识，不能利用生产，于是生产大衰。同时大企业既收归国有，商业遂亦凋敝不堪，遂酿成俄国空前之大恐慌。人民欲购日用品，极感困难，常有守候店前甚久而终无所得者。于此种情形之下，政府知长此下去，不可收拾，列宁乃于一九二二年当余旅俄之时，提出新经济政策。所谓新经济政策者，即工厂由政府选派专家管理，商业则许由私人经营。此策实行之后，生产渐复原状，然仍不能如旧日发达。此时秩序渐复，已与在一九一七年之混乱情形不同，但此种秩序为一种强迫造成之秩序，五步之内，军警密布，凡一切自由———言论、行动等，完全无有，盖一无自由之国家也。至于今日情状，虽多改进，然亦非决然不同者。
此次余来华道经俄国，曾留一周。耳目所接，已与昔日不同，尤以莫斯科（Ｍｏｓｃｏｗ）一地变更为多。昔日走遍莫城，仅见有三泥水匠从事工作，今则已成为一大建筑工厂：诸凡工人宿舍、政府衙署、工厂等均在从事建筑新舍，其建筑且多仿效美国最新式样，高达十余层者。此种对于建筑方面之努力，不止莫斯科一处为然，即在俄境其他各地亦复如是。共产政府苟欲继续其生命，自不得不对民众表示其成绩。此种建设事业之勇猛精进，与夫政府人员之努力，事实俱在，自可叹羡，无论反对或承认共产主义者均不能加以否认。然建设事业须有绝大经济能力，方能举办，苏俄固非财力富裕之国；若言借外债，则欧美资本家大多对俄惮于投资，即投资亦为极小数目。然则其经济来源何在？
苏俄政府（一）首先采用一种一般政府所常用之政策，即滥发纸币以收集现金。其结果卢布价值较前低落近一倍，使物价高涨，人民生活益感困难。（二）其次则伏尔加酒向之悬为禁令者，今则由政府以高价发买，因而收集现金。（三）同时增加人民负担，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与中国较，亦未多让。（四）一方面将本国大宗出产如煤油、五金、硫磺等，不顾国内需要，以最低价格售之外国；一方面在国内市场反将物品价值提高，日用所需，无不昂贵异常，故政府虽收集有多量现金，而人民固已大感痛苦矣。惟有一点吾人应注意者，则欧美新闻、报纸所称俄国人民均无食物之记载，殊非事实。以余所见俄人生活，固甚困难：智识阶级日得面包一克罗三分之一，劳动阶级日得一克罗。面包均为黑面包。但无论其食物如何恶劣与短少，但总有食物可得。昔日满街乞丐，今已较前减少，此均较前进步之点。实行新经济政策后，食物仍感缺乏，鸡蛋尚有购买，但享用者限于小孩，牛油则绝无。莫斯科一地小商店多已休业，只有大合作社。购物者常须列队等候门前甚久，常有物品售尽已无从购买者，于是再转而之他。此种困难情形，若在欧洲任何一国，或法西斯党专政之意大利，余信不出二周必有暴动；而俄国人民则忍受之。故苏俄政府之犹未崩溃者，完全在人民之能忍受耳。但究能忍受至若何程度，固犹是问题也。
最后有一言可为诸君告者。每有以共产主义将来结局如何见询于余，余对此意见可分两点：（一）不论共产主义、共产党未来之建设如何，但过去之俄国已经消灭，或不致再回复至过去之帝俄状态；（二）至未来之事，余非预言家，殊难确说。但苏俄政府计划或则成功，或则失败；如失败时，则共产主义亦随之而失败。如计划成功，而环境一无改善，仍难期最后胜利。若求成功，须取消今日之专制政策，今日之世界为一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之世界，工人多觉悟，决不能如昔日之一味专制。苏俄政府而欲延长其政治生命，必须实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恢复人民一切自由，造成一如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美国林肯总统之民治民有民享之政府庶几其可。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二十九期（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５日）
吴福祯（１８９８—１９９６），江苏武进人。农业昆虫学家。１９２１年毕业于东南大学。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在美国伊里诺伊大学求学，获科学硕士学位和美国科学荣誉会纪念章。回国后曾任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金陵大学教授，浙江省病虫防治所所长，中央农业实验所技正、副所长等职。
吴福祯先生时任浙江大学教授。
今日得与诸君相见，甚以为幸。贵会要兄弟讲浙省之治虫问题，此问题实太大，望之令人生畏。治虫本不易言，且到浙为时仅二月，所知者甚鲜，何敢言此。惟在暑假时曾作一小篇，文曰《近年来世界治虫问题之进步观》，今与诸君共讨论之。
昆虫学之发达，为时未久。其初欧美学者之治虫，多由于好奇心，以昆虫种类之繁多，变化之复杂，研究之兴趣甚佳。以至近年，则由兴趣之研究进而与昆虫结不解之经济之关系矣。盖昆虫之数占全动物界五分之四，以吾人之本位而言，今之世界乃人类之世界。实则今之世界，从生物学之眼光观之，乃一昆虫之世界耳。全动物界有五十余万种，而昆虫独占有四十余万种之多，今日之世界称为昆虫世界也宜矣。且也，人类生活一日不可或缺之衣、食、住、行四要素，无一项不与昆虫相竞争，相夺取。衣所藉之棉、麻丝、毛，食所藉之谷物、蔬果，住所藉之木材，其与昆虫关系之密切，彰彰在人耳目，无需多事引证。至云人类之交通，而与昆虫发生关系，不亦大可惊乎？彼日行数千里庞然疾走莫能与抗之火车，于民国十七年在南京下属地方曾为蝗所阻，停滞十分钟。昆虫之势力，足以与人类相抗，即此一端，已可知矣。故昆虫实全人类之大敌，世界各国均努力从事驱除之。英、美、德、法、俄、日各国均专设有昆虫局，以全力对付之。再就治虫之学术方面而言，近年来颇有显著之进步，述如后。
关于蝗者，最近有一新学说之创设。蝗之习性异于他种昆虫。通常之害虫每年为害之程度为递增进减之现象。而蝗患乃疾然而来，悄然而去，初无一定规律之可探索。故俗有讹称其为神虫，以其来去飘忽无定，莫知其所至。此问题至今始得解答。一八九三年据Ｋｒａｓｉｌ-Ｓｃｈｉｋ氏之研究，云，蝗患之发生所以不定者，乃蝗之发生有一种天然之周期律，经一定之时期，必发生一次。彼举二例以为证，其一在Ｄａｎａｎ，蝗虫每经十二年发生一次；其二在高加索地方，每经五六年发生一次，至于何以有此种周期律之现象，则未有说明。至一九二一年据Ｋｕｌａｇｉｎ氏之说，谓蝗之周期乃与天气之周期律（Ｃｌｉｍａｔｉｃｐｅｒｉｏｄ）相应。同年一九二一年，俄之直翅目专家Ｂ。Ｐ。 Ｕｖａｒｏｖ氏，经十年之研究，发表一文：Ａ Ｂｅ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ＧｅｎｕｓＬｏｃｕｓｔａ ｗｉｔｈａ ＮｅｗＴｈｅｏｒｙａｓｔｏｔｈ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ｕｓｔａ，即蝗之变型学说。彼云蝗有三个Ｐｈａｓｅ（变型），即蝗虫型，蚱蜢型及中间型之三Ｐｈａｓｅ。在通常之气候下，蝗虫多为蚱蜢型，如天气发生变化，则蚱蜢型之蝗虫可变为蝗虫型之蝗虫。故在平日吾人不见有蝗，乃以蝗虫型之蝗虫变为蚱蜢型之蝗虫故耳。而一旦气候适于发生，蝗虫型则又转变。自此说发表后，经多数学者之研究，如中国所产ＬｏｃｕｓｔａＭｉｇｒａｔｏｒｉａ，Ｌ。（远徙飞蝗）以及南非、北美与沙漠地之所产者，均至少有两种变相。故学者均认其说。自此根本治蝗之法，不似喷射药剂之简易，最要紧在于改变其环境，使不发生蝗虫型之蝗虫，而永为蚱蜢型之蝗虫。故若能支配环境，即能根本解决蝗患。其在中国蝗患之发生地，多在江北徐海一带湖泊傍苇草丰茂之地，倘能加以开垦，使蝗之密度不增加，蝗虫自永为蚱蜢型以终矣。其在美国，往昔有洛矶山蝗，至今已行解决，不复有所闻。即由于开垦荒地之功，其种虽存，倘环境不变，则永为蚱蜢型之蝗虫，不复能为害矣。
其二为飞机治虫问题。在报端常见在欧洲有飞机与蝗作战之消息。此虽由于新闻记者故作惊人之笔，实则飞机治虫，不过藉其机力可以于大面积上撒布药剂耳。利用飞机以治虫，创始于一九二一年美国之Ｏｈｉｏ州，以之治ｈａｒｎ ｗａｒｍ（天蛾科）试验结果，非常优良，遂引起全国之注意。一九二二年在美国南部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地方，昆虫局与中央航空所合作，以飞机撒布药剂于棉花上，自此由试验期而进至于实行期，至今美国防治棉铃象鼻虫，喷射Ｃａｌｃｉｕｍａｒｓｅｎａｔｅ，专有公司代农家包办，每年分四五期撒布药剂。故治虫一事，以进至于有专业一组织成为一种企业矣。利用飞机之力以治虫，已成为普遍之趋向。用飞机在棉花上撒布药剂时，机离棉花不过一○—三五米间，每分钟能喷射十二英亩，每一飞机一日之工，可抵五○○—二○○○人工，其效力甚大。至于利用飞机以治蝗，创始于一九二八年在俄属之中亚细亚地方，以飞机于蝗群中喷射Ｄｉｓｏｄｕｍａｃｉｄａｒｓｅｎａｔｅ，蝗肤触此剂即死。此种方法，至今犹在试验中。飞机亦可以治蚊，如在大湖泊或滨海处发生蚊时，可利用之撒布石油或Ｐａｒｉｓｇｒｅｅｎ（巴黎绿）于水面。此外利用飞机以治虫者，其例正多，兹不一一详述之。
又有一事，甚感有兴趣者，即害虫亦可变为益虫。吾人已知利用益虫以治害虫，其例甚多，为现今流行之防治法，今且不言。诸君试思，亦有害虫而可变为益虫之事乎？曰，有之，凡食害有害植物（如杂草）之害虫，即为吾人之益虫。例如澳洲之热带地，杂草之为害甚大，草长大后，人即不能至，往往须迁避之。一九二○年在其地有一种野生之刺梨，蔓布至六千万英亩，每年复向外扩充一百万方哩。倘任其蔓延，则数年之后，澳洲东南将成为刺梨之世界矣。故澳政府特设一刺梨防治所，集化学家、物理学家、农学家研究数年，用种种之理化农业诸方法，卒不能除去之。其后试用生物学之防治法，集合所有害食刺梨之昆虫，放饲之，其结果成绩甚佳。而尤以一种壳虫（Ｓｃａｌｅｉｎｓｅｃｔ）及螟虫为效最大。预计某一种棘梨于十年后可以完全绝灭。尚有其他一种正在继续试验中，结果尚未可知。此为害虫变为益虫之一例，实开生物防治法之新途径。然应用此法，亦有一大危险，为昆虫学者所须注意者。输入一种驱除棘梨之害虫，必须详细之研究，检查此种害虫之再为害他种之有益植物，又于棘梨绝灭时，此种害虫能否不食害他种植物。凡此种种，防治所均设有严密之饲虫室以研究之，又派员往其原产地调查其食料，必须完全无他问题，方可输入而无虞。
还有一事，一九二七年，适返自美，途中于报端见有一大书特书之新闻云，于某地发见一个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ｃｏｒｎｂｏｒｏｒ虫，因此引起多数人之大恐慌。美政府通过一千万元美金以图防治，其目的有二：一、防其迁移蔓延至于他处；二、减少其数。其结果成绩甚良。一九二八年春调查在田间越冬之Ｅｕｒａｐｅａｎｃｏｒｎｂｏｒｏｒ虫，较之一九二六年减少九八%。
以上所言，乃关于近年来世界治虫问题之趋向也。
至在中国，近年来渐告成功者，为除蝗问题。江苏江北久有蝗患。近三年内以毒饵（白日砂砂糖麸皮和水制成）治蝗之法已告成功，每亩之防治费，不过数角耳。而成效极大。此外，国产药品之可治虫者，如巴豆可以治桑白蚕，金华所产之雷公藤，俗名曰菜虫药，可以治青虫，均卓有成效。倘能加以研究，以事推广，其他国产之药品，尚可发见，以之替代舶来药品，实一重要之事也。治螟之成绩，据去年之统计，在吴江、震泽一带，采卵之区，较之其他之不采卵者，每亩增收糙米四斗。故近年来对于治虫，颇有特殊之进步。然文明日进，虫害亦日增月盛，此乃由于互相之竞争所致。吾人欲谋生存，安可不努力哉！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三十五期（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６日）
§§钱天鹤浙省园艺事业之前途
钱天鹤（１８９３—１９７２），字安涛，浙江余杭人。１９１３年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就读，获农学硕士学位。１９１９回国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１９２５年１１月至１９２７年３月，任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浙江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校长。１９２７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社会教育组第一股股长。１９２９年，大学院改名为教育部，钱天鹤任该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年，调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任常务委员，主持工作。１９３０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钱天鹤为主任。１９３０年任浙江省建设厅农林局局长。次年，任实业部中央农业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业研究所正式成立后任副所长，主持工作。
此文为时任浙江省农林局局长的钱天鹤先生于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９日应浙江大学农学院之邀来校所做的讲演。
今日承耕民先生及贵会之召，来此演讲。得与诸君相聚一堂，甚觉愉快而荣幸！鄙人前长浙农专，而贵院即由农专改组而来。渊源之情，自更加人一等，且得与诸同窗旧友，重晤一室，乐也何如！鄙人离此数载，一旦重临旧地，顿觉面目全非。新舍峨巍，迥非前之简陋，同学人数亦激增，教授中之名人专家群集于此，为前之所希望而未得者，今竟实现之。学术风气之盛，亦冠绝一时。贵会而外，复有农艺研究会、蚕桑同学会、农业社会研究会、森林同学会等，实足为诸君庆贺者也。至今日之所讲，以预备之匆促，恐不足以副诸君之所望。办行政者，朝夕为公务所羁，终日夜之功，殊乏研究及读书时刻，此亦诸君所深知者也。
对于浙省之园艺事业，农林局曾有相当之考虑，其希望实甚大。园艺之事，包括果、蔬、花木。浙产之著名者，如萧山之杨梅，杭州之桃、柿，嘉兴之李，塘栖之枇杷，以及温台之柑橘，其固有者尽属名种，故其基础已甚良好，其前途自可抱乐观。至于花卉，自古中国提倡甚力，对于世界之贡献，本甚伟大。欧美人士常云，无中国，世界亦将减色，盖大半之观赏花木，均仰给于是也。吾国人对于果蔬向不甚留意，而于花木独为文人学士所珍贵，视为修养身心所不可或缺之物。近言之，以西湖之胜，其园林花木之盛，栽培之精巧，亦有可使人钦佩者在。至于蔬菜一项，兴趣较差，虽衣食住人生三要素，中国人对于口腹一事，亦颇讲究，然不愿自己劳动。即在浙亦无特殊之情形可述，所费仅能供自己之消费而已。综观浙之园艺事业，其根基已甚巩固，前途希望之大，可以断言。
事业之基础如是，固堪自慰。惟一般所患之通病，亦正多。首即关系于经济之程度，如在北平，花木栽培之盛，实足有以惊人者，此由于需要之多，供求相应而来。反观浙之经济状况，虽较优于他省，惟财富之力，终欠强大。然谓从此将永陷于悲观之地位乎？亦不尽然。盖幸有一邻近之大市场上海，可为浙园艺业者之尾闾。经上海者，即可见最热闹之市街旁，必有鲜花店散布其间。其所陈列者，每引途人之注目，徘徊窗前不忍去。再察上海之郊野，沿沪宁路之两侧，温室密接，弥望皆是，花卉业之盛，可见一斑。而近年来以资产阶级多群集上海，需要因之日甚一日，至于水果，居半皆是舶来，即内地之杭州市亦然。甚至蔬菜亦有来自外国者。此由于国内无相当之供给，致日常食品竟须远求之于重洋之外，可耻实甚。对于此点，浙江颇有希望。沿沪杭路之两侧，倘能应所需而谋生产，实不患无销售之地。但浙人虽作如是观，邻省者，岂能例外，此不得不重加考虑者也。
次之论及花卉业，常患故步自封之病。吾人当未入花圃前，脑中即可先开列一名单，此圃内具有何种之花卉，凡属园圃，其所有之物，莫不相一致。今年如是，明年亦如是，诚可谓数十年如一日。花匠之技术亦是师徒相传，墨守旧规，所谓黔驴之技而已。昔有友人索花种于余，与之，并告以栽培法，友人以付花匠，花匠一见种子，即断言不能发芽。此种私心自用，实为进展之大碍。故吾人第一步，当不应信任花匠太过，虽其技术具有相当之价值，应抱自行试验之决心，而从事之。其次，患在产量太少，如今年杭柿产量之总额甚巨，然以缺乏大规模之经营，所产尽是零星少量，仅能供本地之需，而不能推广于外地。凡一种产品，其品质任其若何佳良，而无外地之市场者，终难图发展之希望。第二，为每年之产量不一定，换言之，即果木有隔年结果之弊。自积极方面言，推广销路，本不易为。反之，自消极方面而论，每年产量不一致，实有大害于固有之销路。此原因，根本在于农民不明适当之施肥及剪枝之技术，而致结果有盛衰年之分。其次为病虫害问题，报载今年萧山产杨梅有五十余万斤之多，至于明年能否不为病虫之侵蚀而有此数量，则不可知矣。更次为贩卖制度之不善。在现今之组织下，如产量愈多，农民所得之利益反愈小。盖农民无议价之权，所谓谷贱伤农是也。此农民受中间商人之剥削，有以致之。而农民对于产品不以品质之优劣分级，即俗所谓有上下底之分，混良莠于一炉，以劣混真，产品价格之低落，亦是一因也。倘能效美国农民之方策，对于生产物之贩卖，各村均有一共同之组织，由此种集会将产物依其物质之优劣而行分级定价，则价格自然固定。而消费者可无选择之烦，亦无以伪乱真之弊。凡此种种问题，倘吾人再不知自图，固有之良种虽多，而欧美日本产物之源源而来，终有陷于被淘汰之一日。以上所言，皆随时感想所至，未及加以精密之考虑者也。
至欲发展浙省园艺事业，有十二字可作箴言，曰：“不可猎等而进，不可故步自封。”此两言表面似相矛盾，实则相应。所谓不可猎等而进，如上所言，产品须分级出售之事，其在今日而谓欲藉政令之力以行之。例如杭柿一项，以如是散漫之产量，必欲使其分级出售，则须费极大之经费与组织而后始可，奈何于情势何。又曾有人提议经营水果业，专售浙之名产，贮之于冰库，待市场某项果品绝迹之时，再行出售，当必可得善价而沽。计划虽善，然未尝虑及经营之成本，与社会之购买力，且果实出产有大小年之别，则衰年之营业范围必小然设备消耗之费不能少减。此所谓时机未至，徒有良谋，而难于实现也。此可以推广蚕种之事为例，民国八、九年之际，余在金陵大学办理蚕种事，较之今日之成绩，相差远甚。在今日可售一元一角之改良种，在彼时即分赠与人亦不愿接受。然若无当时之宣传，导风气于先，何得有今日。故事端在从小处做起，乃成功之秘钥。对于浙之园艺事业亦然当步步为营，着着为寨，从脚踏实地做去。第一当首谋增加浙省已有之良种之产量，第二步增加优良品种之数目，是即输入新种。就此一事欲谋实现，其问题已甚多。入手之初，当先调查，如主要产地之特质，其由来之历史，当地之生产者因何不能增加其所产。至于输入新种，其问题尤大，此等工作均须由政府机关担任之。盖种种问题须经实验而后，方能着手经营，故不能责如于私人。至如普遍之供给，则应奖励私之经营，盖为政府机关所无暇兼顾者。犹如蚕之原种，须由政府机关制造，至于改良种之制造，以其数量之多，分布之广，政府机关实有不胜其烦者，则可由私人办理之。政府机关与私人组织，其任务应各自分别清楚。凡此所言，对于浙之园艺事业之前途，仅略具大致。惟将来政府之政策，今日尚不可知，大致原则或当不出于此。研究园艺者，对此问题，自不可不有所预备。于此对于诸君之专事研究此学者，其责望实大。贵院乃浙江最高之农事学府，其责任亦诸君任之。今日来此演讲，殊无足轻重，而希望于诸位者，实至大且巨也。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三十八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４日）
§§蔡邦华冬天的昆虫界
蔡邦华（１９０２—１９８３），江苏溧阳人。著名昆虫学家、植保学家、教育家。１９２４年毕业于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回国后任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１９２７年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研究生，从事蝗虫分类研究。１９２８年应浙江省昆虫局之邀提前结束学业回国，任该局高级技师，随后转入国立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授。１９３０年受派赴德国进修，在德意志昆虫研究院和慕尼黑大学从事昆虫研究。１９３２年回国后仍在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授。１９３７年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１９３８年重返浙大任教，从１９３９年起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先生是我国昆虫学界学科带头人之一。他研究稻螟虫的发生、防治与气候的关系，创立了一套害虫预测预报制度；研究谷象发育与温湿度的关系，分析其猖獗发生的最适条件，解决了害虫猖獗发生的长期争论问题；他关于五倍子的研究，查明了中国产的不同五倍子及不同五倍子产生不同倍蚜的种类和特性，为五倍子的人工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他还提出了松毛虫及白蚁的综合防治方案；进行了直翅目、鳞翅目、等翅目等五个昆虫科目的分类学研究，发现了许多新属、新亚属、新种、新亚种。这些成果奠定了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基础。１９５５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此文为时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的蔡邦华先生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在浙江大学农学院园艺学会上所做的讲演。
昆虫之为物也，至今顷为害之烈，年甚一年，故研究昆虫者亦当一年努力一年。试证之实际情形，固如是也。观乎今年江浙虫害之烈，可以知之。各地昆虫局，如江浙、河北、江西、安徽、广东之先后成立，良有以也。此非昆虫学家之鼓吹张遑其词，实逼处此，有以致之。而最可叹惜者，一般农民对昆虫之智识甚为欠缺，一至冬日，以为诸虫绝迹，可以高枕无忧，迨至春夏，滋生蔓延，大害既成，无所措其手足，无知者如是，而泰半有知之士，亦有不明斯旨者，诚可悲也。所谓昆虫者，月令乃作“昆”，有明或众之义焉，其言明虫者，谓阳而生阴而藏之意。故谓夏日有虫，而冬季则无虫，而不知昆虫在冬日，有不可思议之事在也。兹以简俗之言，略作说明。
在未入正题之先，当先考动物越冬之情形。有二种现象：一为仍行活动者，次为行冬眠者。高等动物在冬时仍能活动者甚多，如人是也。然有白化之现象，一般书籍所常记载者，如有羽毛之动物，至冬时恒变为白色，但如兔，有人云冬日在白雪下有保护色之功用，但至夏日毛色转褐，则又何故，令人费解。留鸟亦多变色，夏变赤色，至秋变为灰色，入冬则白化，此外之例甚多，不遑一一举之。在寒带地方，又有白熊白鹰，一年四季皆现白色，亦为保护色之作用。动物之羽毛所以至冬变白者，其故究安在，此不得不从光学上解释之。所谓白色者，乃某物体完全反射太阳之七色光线所呈之现象，故动物白化，当由于完全反射太阳光线。但何以须如此，乃保持体温之关系也。吾人于夏日着白衣，所以拒外热之内侵，冬日着黑衣，适反之。然从学理上而论，夏着白衣固合理，而在冬日内外衣服如完全为黑色，实有不合。盖黑乃完全吸收太阳之光热者，故外衣黑色，固能增加体温，但如内衣亦为黑色，则转将吸收体温，殊不宜也。故吾人之衬衫，所以四季常白者，即此理欤。故有人云，动物之所以冬日有白化之现象者，或亦由于保护体温之作用，其说是否，不敢遽断以为然，亦一至有趣味之问题也。但白化之现象，每不能概以此说解释之。如幼童之发，有时有变为白色者。据医学家之解释，云为发中侵入一种阿米巴之白血球，侵蚀吸收日光之黑色素，而成一空胞，致完全反射光线，遂成白色，乃空胞反射光线所致也。因反射光线而呈白色者，最通常之例为冰雪，水之本色微呈青，结为冰雪后，成多角面之物体，因增加反射光线之面积，故呈白色。蓝色宝石破碎后变为白色，亦此理也。然如本院之于蕴荪先生，其发半白半黑，此为白化现象，抑为保护色或反射光线？须质之于先生此等问题富有兴趣，故作附带之说明，非本文之主旨也。
动物之冬眠，粗言之，即动物至冬不活动而行睡觉。以昆虫而言，昆虫以冬眠之故，吾人因之可以发现驱除预防之法。盖冬眠对于昆虫之生理，有密切之关系，其原因甚为复杂，有下列四点可以说明之：
（１）温度说，此为陈旧之学说，一般人今多不采用之。
（２）为温度减少，新陈代谢之作用亦渐减。一部分之昆虫有行夏眠者，亦由于此理。故在野外采集昆虫者，常觉春秋二季昆虫甚多，一至夏季，反觉减少，即昆虫有行夏眠者之明证也。盖冬日湿度降低，夏季亦多干燥期，昆虫之血液循环作用因之减退，同时新陈代谢作用亦衰退，昆虫休眠因之而起。但此说亦不能得完全之解答。
（３）为由于饥饿之情形而致此者。如当植物枯死，昆虫之食料缺少时，因之而行休眠者。然据实际之调查，亦不尽然，往往在食料丰富时，昆虫亦有行眠者。
（４）至近年来法人Ｒｏｂａｕｄ氏之主张，昆虫之休眠，为由于自身中毒之故。彼分昆虫为Ｈｏｍｏｄｙｎａｍｉｃ（同调性），与Ｈｅｔｉｒｄｙｎａｍｉｃ（异调性）之两大类。异调性之昆虫往往至某一时间必须休眠，盖体中中毒之物质堆积过多，必须休眠而后始能排泄此等毒质，否则不能调剂其生活情形。此等现象，尤以在低温时为尤然。昆虫休眠时之排泄，最早有人主张为碳酸气ＣＯ２者。昆虫体内贮积ＣＯ２过多，必须排泄，此为一八九五年Ｄｕｂｅｙｓ氏之主张。而于一八九○年 Ｍｏｓｏ氏主张昆虫因体内ＣＯ２之量过少而行之冬眠之说适相反。盖ＣＯ２能保温，在温室中如通入ＣＯ２，即能使植物生长旺盛。乃至一九二○年法人Ｒｏｂａｕｄ氏主张，排泄物中最显著者为尿素。昆虫之排泄器官有二，一为马氏管（Ｍａｌｐｉｇｈｉａｎｔｕｂｅｓ），开口于后肠之交界处，尿素经消化管而排泄于体外；其次为脂肪体，乃不完全之排泄器管，解剖昆虫时当觉脂肪细胞中有尿素盐类之积贮。此等细胞不成器官，游离存在，尿素一入脂肪细胞中，便不易排泄。此等脂肪逐渐堆积甚多，至冬时尤甚，迨积贮至一定程度不能再行积贮时，昆虫便不得不休息，而于低温尤为必要。经休眠期后，脂肪细胞始得经马氏管排泄而出。故照此说而论。此等昆虫，以生理机能不能调剂之故，乃有冬眠之现象，对于排泄而言，固甚重要也。
故综合以上所述，昆虫休眠之原因，实难一概而论。如上之学说，在今且甚为新颖也。
复次调查昆虫冬眠时生理上之情形，对于吾人之经济上有甚重大之关系，此即利用冬眠之习性，以驱除害虫之问题，有如下述。
据一九二七—二八年Ｋｏｂｉｎｓｏｎ氏之研究报告，谓昆虫之所以冬眠，与体内含水量之形式及多寡有关。时至冬日，昆虫体内之水量往往有减少之趋势，体亦硬化，变为耐寒性。盖昆虫体内之水有二种现象，一为流动状，名曰Ｆｒｅｅｗａｔｅｒ；一为不流动状，名曰Ｂ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昆虫体内之细胞由多数微小之胶汁物所构成。此等小粒状物其四周为薄皮状之水包围，是即Ｆｒｅｅｗａｔｅｒ。一至冬日常易结冰，昆虫体内结冰则必致于死亡。但此等Ｆｒｅｅｗａｔｅｒ，一至冬日，往往能变成胶汁状之Ｂｏｕｎｄ ｗａｔｅｒ，即冷至摄氏零度，亦不冰结。必须气温下降至摄氏零下五度，方始冰结，而在平日不见有Ｂ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之存在，盖仍化为Ｆｒｅｅｗａｔｅｒ矣。故如在夏日，将昆虫骤然置于冷箱中必受冻害而死。迨至严冬，昆虫仍能生存者，以Ｆｒｅｅｗａｔｅｒ渐变为Ｂ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之故也。说明此理，由此可知，冬时之气温若骤热，冷暖之变迁过速，而昆虫体内水分之变化，不能适应气候之寒暖而变迁，则昆虫受冻害而死，可无疑义。因此吾人凭气候观测之报告，而得推测来年害虫之盛否，以从事准备，对于预防设施上之贡献实大。所可惜者，吾国各地气候观测所大都尚未设立，以致害虫发生之盛衰，不能预测，对于防治害虫上，实一大损失也。
复次所欲言者，为冬日之昆虫，可分为四大类，在笕桥附近调查所得，略举数例如下：
（一）以卵越冬者：如桑白蚕，螳螂。
（二）以蛹越冬者：如白粉蝶，黄凤蝶。
（三）以幼虫越冬者：如二化螟虫，松毛虫，桃蠹螟，蛓蛾，明纹切根虫，朦纹切根虫。
（四）以成虫越冬者：如莱菔叶虫，小赤胥，瓜守，菜蚤虫，二十八星瓢虫。
如上所述，在冬季非无昆虫，故采集家即在冬季，亦应努力为之。防治害虫亦然，在冬日除一害虫，来年之夏秋可免害若干。如除螟者冬日须于稻根内除螟之幼虫，此亦即根本防治法之一也。今夕之谈，为时所限，殊多简略，尚祈诸君谅之。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三十九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３１日）
§§吴南轩心理卫生运动
吴南轩（１８９３—１９８０），原名冕，江苏仪征人。１９１９年复旦大学预科毕业。同年赴美国留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１９２３年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９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中央党部、考试院等处任职，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１９３１年４月至１９３１年６月出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１９４０年５月至１９４３年２月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
此文为时任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的吴南轩先生在浙江大学所做的演讲。
兄弟今天来贵校演讲，非常快乐，非常荣幸。讲题本拟定国际心理卫生运动，因为下午要去上海，又有约会，只能简单地讲讲。
心理卫生运动，已有若干年的历史，但在中国还是个新名词。现在先说明心理卫生的意义和办法。
何谓卫生？何谓心理卫生？卫生二字由英文 Ｈｙｇｉｅｎｅ译出。此字源出希腊神话。希腊有一个管理医学之神，名Ａｅｓｃｕｌａｐｉｕｓ，神有一女，管理健康，称健康女神ＧｏｄｅｓｓｏｆＨｙｇｅｉａ。Ｈｙｇｉｅｎｅ一字，即由Ｈｙｇｅｎｉａ一字转来，含有健康之意。健康不止身体的，卫生亦然，卫生可分成三种：
一、身体的卫生（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Ｈｙｇｉｅｎｅ）。这种卫生，尽人皆知，不多述。
二、社会的卫生（ＳｏｃｉａｌＨｙｇｉｅｎｅ）。社会的卫生一词，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社会卫生，指促进健全的社会关系的研究与努力。普通所用者，为狭义的，指促进健全的性的关系（Ｓｅｘｒｅｌａｔｉｏｎ）的研究与努力，包括性的教育（Ｓｅｘ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和性的卫生（ＳｅｘＨｙｇｉｅｎｅ）。
三、心理卫生（ＭｅｎｔａｌＨｙｇｉｅｎｅ）乃防止心理疾病和促进健康的科学。心理疾病的意义很广，不特包括精神病（Ｐｓｙｃｈｏｎｅｕｒｏｓｉｓ）和心理失常（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举凡一切失常，原因是心理的和生理失常，而不明其生理的原因的，皆属心理疾病。欧战时，有许多兵士，都患头痛、麻风等症，不能参战。可是经医生检查，并不能找到生理的原因，这却不是不诚实，乃是真的疾病。原因是心理的冲突（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即怕死的心理与热烈的爱国心相冲突，称惊弹症（Ｓｈｅｌｌｓｈｏｃｋ）。心理失常的例子很多，如失眠，很多是因为忧虑太过，或情绪问题不能解决；又如疲劳，或由于对工作没有兴味。心理失常，乃不健全的心理态度，如生趣索然，生活无聊，孤僻，不合理的怀疑，恐惧，猜忌，不能合作等等，皆属心理失常。此种现象，如不及早防止，终将酿成严重的失常。心理卫生即在保持心理的健康、增加健全的适应能力、个人和社会的需要，应该求其适应，即本性的要求和社会的要求得到调和，如是则能促进适应的能力。各人对自己满足，对人满足，对社会满足，社会对己亦满足，各方面获得顺利的、和谐的和圆满的关系，此乃进一步的目的———有生活的艺术（Ａｒｔｏｆｌｉｖｉｎｇ）。广义的心理卫生即如是。
心理卫生的重要性，有两方面，其一便是心理疾病，如何普遍；其二便是因心理疾病而受的损失是何等重大！中国户口调查，素不完密，患精神病和神经病的人数，毫无稽考。现在只能用外国的材料，以美国和法国为例。
根据美国一九二八年的统计，每三百五十人中，有一人在心理疾病的医院内受疗治，这些医院包括精神病院和低能病院等等。如果和患肺痨病的人比较，全国患肺病的，每二千四百零六人中有一人住肺痨病院受疗治，患心理疾病的竟较之多七八倍！如果换一种方式来表示，则二十年间任何时期心理病院的人数，超过其他普通病院的人数。如以大学生言之，则精神病院的人数，几等于专门学校的学生总数，约在四十三万人以上。然此乃仅就住院人数而言，如连不住院和在家者合计，当在一千万人以上。心理疾病的普遍，可想而知。
根据法国的调查，有十万人在精神病院受诊治，法国人口只四千余万，故所占比例已甚大。法国全国工人只十万人，大学生连外国的留学生在内，亦只有六万人，精神病院的人数竟至十万人，实颇可惊。可是不住院者尚不在内。法国某权威学者巴洛司，曾谓法全国患心理失常者（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凡百万人，加住院者计之，竟达百余万！中国向来没有这种统计，如果有，那一定不会落后！
心理疾病的损失。美国为心理病院年耗八千万美金，如果加上病人因不能生产而受的损失，每人工薪以年千余元计，所有损失达四五万万，约当中国银币十五万万元左右，足够养中国军队若干年。法国为心理病院年耗三万万法郎，再加工薪损失五万万法郎，及其他损失，达十万万法郎以上。倘使再加上患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之百万人，以损失十万万计，共耗二十万万余法郎，亦足养中国军队数载。
从上面可以知道心理卫生是何等重要！如何防止此种疾病，以免损失，乃是一个重要问题。上面所谓损失，都从金钱方面着想，其他社会的、精神的和道德的损失（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ｌｏｓｓ），如犯罪自杀等等，都与心理不健康有关。有许多统计，因时间的限制，不能详细的报告，总之，较金钱要多好多倍。
我们既承认心理卫生的重要，现在我们来看社会上对于患精神病者的态度，大概最初是虐待，以后便是迷信，后来又从迷信到虐待。直到最近，提倡心理卫生，方才有新的转变。大概在希腊罗马时代，人民尚实，身体失常，即属废物，精神失常的亦然。中古时宗教的势力很大，迷信上帝，故对精神病者并不虐待，以为是神的启示。及至文艺复兴，此风又为之一变。对于精神病者，态度很坏，当时一般人如此，医院亦如此，莫不尽鞭笞之能事，认为不是上帝的子孙，而是恶魔的子孙。
十七世纪时，法宗教家玻尔创低能精神病院，对精神病者的待遇，大加改革。一七九二年法人Ｐｉｎｅｌ任疯人院院长，提倡人道之待遇，自此以后，对精神病者的态度亦转好。美国ＤｏｒｏｔｈｅａＬ。Ｄｉｘ女士，经一生的奔走努力，在美国增加了三十所以上的医院。社会的态度，大加改变，与以人道的待遇，复做科学的研究，心理卫生运动，亦即应运而生。
心理卫生运动为美国麻省（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ＮｅｗＨａｖｅｎ人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ＷｈｉｔｔｉｎｇｈａｍＢｅｅｒｓ于一九○八—○九年间所独创。乃一最有力量的社会运动（Ｓｏｃｉａｌｍｏｖｅｍｅｎｔ）。彼原为一精神病者，先是当他在耶鲁大学读书时，其弟患癫痫病（Ｅｐｉｌｅｐｓｙ），彼极怕亦患此病，弄到寤寐难忘。一八九七年毕业后，从事商业，仍恐得此病，至一九○○年，居然患病，自一四层楼跳下自杀，幸而遇救，送院诊治。彼在医院内痛苦异常，一九○三年病愈，当他尚未出院时，目击惨状，乃发一宏愿，立志自出院后终生从事救治精神病的事业，贡献他全部的精力，使青年永远不致心理失常。一九○三年出院，时彼为一三十余岁的青年，那知出院后，大家对他很看轻，态度亦殊奇特，皆以冷眼相待，因此，他虽抱着远大的意向，终于受到社会的蔑视，所以很感苦恼。因即著Ａ ＭｉｎｄＴｈａｔＦｏｕｎｄＩｔｓｅｌｆ一书，乃举世不朽之作。该书可以说是他的自传。书中叙述他如何生病，如何痊愈，如何救济和防止，他的文学又很好，文字很生动，颇值一读。书既成，出版便成问题，书店老板，不允承印，社会上对之又殊冷待。后来他便携此书往见哈佛大学教授，学界权威詹姆斯（Ｊａｍｅｓ），详告一切。詹氏告以积存的稿子很多，恐不能即日审阅。皮氏既归，詹氏以其人格颇高尚，故立即审阅，大为惊异，竟至不忍释卷！并立刻回信，这信在心理卫生运动上很重要，可以说是成功的关键。信中对皮氏恭维备至，有“你意志的坚定，识见的高超，以及忍耐、努力等，非他人所能及。我的和你发生关系，非常荣幸！你的生命将发扬光大，你所倡的运动定必盛行”等语。皮氏得复，喜出望外，立携此函往见书店老板，立刻允予印刷。现此书已出至二十版以上，可谓Ｃｌａｓｓｉｃｓ。一九○八年出版该书后，随即组织康州心理卫生会（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ｙｇｉｅｎｅ），翌年又组织全国心理卫生委员会（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Ｍｅｎ-ｔａｌＨｙｇｉｅｎｅ）。其工作如提高待遇，改良诊断方法，专家管理，问题儿童（ＰｒｏｂｌｅｍＣｈｉｌｄｒｅｎ）的教育和设施等。法律方面，对犯人先行检查，称ＣｏｕｒｔＣｌｉｎｉｃ，乃司法界重大的改革。工商业方面，有人事管理引用心理卫生，使工人安于其职。因工人患有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Ｐｓｙｃｈｏ-ｐａｔｈ，工厂方面都聘请专家研究，大加改革。军队方面，有许多患Ｐｓｙｃｈｏｎｅｕｒｏｓｉｓ的，皆受心理卫生之赐，得以治愈。这在美国，得益不少。因时间匆促，不能详述。
心理卫生运动首创于美，一九○八年加拿大首先响应。一九二○年法国、比利时皆组织心理卫生同盟会。一九二二年英国、一九二三年巴西、一九二四年匈牙利和意大利先后响应。一九二五年德国组织心理卫生联合会，日本亦于同年组织心理卫生协会。近今世界各国，殆皆有此等组织，独吾中国无之。
因时间的关系，不能多讲，现在把它做个结束。心理卫生运动既盛行，一九三○年在美国成立国际心理卫生委员会（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ｆｏｒ ＭｅｎｔａｌＨｙｇｉｅｎｅ），在美国召集大会，参加者四十余国，代表千余人。明年将在巴黎开第二次大会。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应该格外努力！
总之，每个人总要求适应，谋个己要求和社会要求的适应。如何可以求得适应，心理卫生足以助之。人皆有家庭，皆欲求家庭之快乐，心理卫生，足以助家庭快乐的获得；人皆恶不良习惯，心理卫生足以助良好习惯（ＤｅｓｉｒｅｄＨａｂｉｔｓ）的养成；人皆有友人，如何能与友人合作，不之怀疑，如何能增高各个人事业的效率，心理卫生足以助之；人皆愿生在道德高尚的社会，心理卫生足以助之；即国际的太平，亦可由心理卫生促成。英国某学者谓国际联盟会应为心理卫生的大试验（Ｇｒｅａｔ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ｙ-ｇｉｅｎｅ）。国际的不和，由于各国不健康的心理。日本在“九一八”时，有人谓日本为Ｓａｎｅ，或谓全国自杀、全国发狂等等。日本很需要心理卫生。故近年来日本心理卫生运动的发达，倒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可是日本自一九一二年以来，每次调查，总是加多。总之，心理卫生，足以助吾人达到国际的和平，使人类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获得顺利和谐和圆满的关系，实行生活的艺术。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一百八十五期（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６日），
第一百八十六期（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３日）
§§廖世承教育与社会问题
廖世承（１８９２—１９７０），字茂如，上海嘉定人。教育学家、心理学家。１９０９年入南洋公学，１９１２年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１９１５年毕业后赴美入勃朗大学，专攻教育学、心理学，获硕士、博士学位。留美时曾得曼宁优奖生（ＪａｍｅｓＭａｎｎｉｎｇ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荣誉，被举为全国科学会名誉委员，１９１９年归国，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教育科教授。１９２７年离开东南大学，创办上海光华大学，任副校长兼附中主任。
此文为时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的廖世承先生于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５日率上海光华大学教育团参观浙江大学时受邀所做的讲演。
我们这次从沪杭铁路来到杭州，火车里所遇到的人，不下数千。他们可算是社会吗？不是的，因为他们没有联络（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没有相互的了解（Ｍｕｔｕａｌ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更没有共同的目的（Ｃｏｍｍｏｎａｉｍｓ），所以不能说是社会。如若像这次史量才的被刺，火车在半途上遇了难，则凡是火车里的人，必定要共同联络起来，共同讨论一个处置的办法———驻留起来或是继续进行的方法，那时则变成社会了。
教育的目的，在变更我们的行为。以正式教育———学校教育———而论，如斯宾塞（Ｓｐｅｎｃｅｒ）所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ｉｆｅ。这句话，现在评论的人很多。不过在斯宾塞的时候，因为当时的人过于将教育与生活隔离了，所以特别提出，使人注意。
其他关于教育目的的说法很多。以小学教育而论，商人则主张算术重要，因为算术在商业上处处用到，是谋生的工具。但是学校教育的目的，并不全在谋生；设使全在谋生，也不限于从商；设使限于从商，则也不全在应用簿记。他如教师的主张，以为阅读与游戏最为重要。因为阅读是训练学习进取的一种基本工具，而游戏是增进儿童身心的健康与发展的。这种都是各人片面的见解，各有各的道理，是说不尽的。在此，我想到沈有乾先生，曾经对我说过的笑话来了，现在不妨介绍出来：
“有一个中国人与一个外国人，讨论中外纸张优劣的问题。外国人说外国纸比中国纸好，因为用钢笔写字，外国纸厚，可写得很流利的字；中国纸薄，一写便要触破。中国人说这是外国笔不及中国笔好的缘故。用中国笔写字，不论外国纸中国纸都能写得很好。外国人又说中国笔不好，因为用外国笔写字，不论中国字外国字都能写得很好，若用中国笔，来写中国字固可，但用来写外国字，就不及钢笔的活动自如了。中国人又反驳说，这是外国文字不好的缘故，那种曲折流动的文字，比中国字坏得多了。”
教育目的的讨论，正如上面的故事一样，各持一说，莫衷一是。
杜威对于斯宾塞的定义，修改为“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ｎｏｔｐｒ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ｌｉｆｅ，ｉｔｉｓｌｉｆｅ”。氏以为教育即是生活，教育的目的在使儿童有自然的发展。关于这，从前在南京某次的教育会议中，有人对于儿童本位教育与社会本位教育，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拥护儿童本位教育的人，以为教育的实施，当以儿童为中心，其鹄的在求儿童有自然的发展。主张社会本位教育的人，则以儿童的发展，固属重要，然最后的目的，毕竟在社会共同的福利。故教育的实施，应以社会为中心。两派所述理由，都很充足，一时殊难定其是非。不过我们要问所谓发展，其目的究竟是什么？有的说在增进社会或国家的效率，所增进的效率，有经济的、道德的、职业的、休闲的……所以增进社会效率的方面很多很多。以职业来说，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果然是很重要的。如若个人没有职业，就是失业，不但个人无法谋生，还要阻碍社会的发展。国家如若实业不振，则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国将不国了。
但是职业的效能应用，尚需有一定的方向。譬如一个人虽然已经能谋生，但是对于社会或国家，未必就有很大的贡献。因为他可以用一种不规则的行为去谋生。例如土匪的抢掠，在他个人方面说，也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对于社会方面，简直是一种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我常常在火车中看到高等知识阶级的人，穿了很漂亮的西装或中国衣服，但他坐的时候，却一个人占据了两个座位，只管自己舒服，不顾他人站着。又如上海电车中售票员的公然揩油，不但乘客不加阻止，反而默认为应该的事。假如有人不识相而加以警告，就会遭其他乘客的白眼。又如二个中国人，进了一家菜馆，餐毕后，各争会钞，必定客气异常。但对于公共机关官员的贪污行为，反而漠不关心。虽是公家的钱，就是个人的钱。公共的损失与利益，也是个人的损失与利益。
上面所举的例，都可表示出那种自私自利不道德的行为。虽然一人有了职业技能，但因为自私自利不道德的缘故，就失却了他人的信用；不得他人信用，或受旁人阻碍，仍旧是没有谋生的机会。
我国有句老话：“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所以并不是职业与经济的问题，而是精神方面的道德问题。教育的重要目的，在于养成良好的公民。使他对人对社会有良好的态度，然后才能提高社会的效率。
良好的公民，是时时刻刻能够顾到他人的福利。例如安迪生（Ｅｄｉ-ｓｏｎ），固然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但他的伟大，不在他有精密的思想与科学的知识，而在他有毕生为社会谋福利的精神。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乃是培养此种精神，养成胸襟宽大，志气高尚的人民。一个人不但要有精博的知识，熟练的技能，并且对于社会当有良好的态度。
外国因为公民训练得法，社会制裁的力量极大。多数人能控制少数人的行动。所以自私自利的行为，不大发生。中国因不注重公民训练，结果恰恰相反。我们中国受外国多方面的压迫，当然要起而反抗，力图自强。但我们要知道外国的所以强盛，不必问外国的武力雄厚不雄厚，土地广大不广大，肥沃不肥沃，人口多不多，海岸线长不长，只要问他们的学校办理得怎样，市政完善与否，监狱里的罪犯多不多，官吏舞弊不舞弊，人民的公德私德如何，总而言之，就是要问公民的程度怎样？
公民教育所重要的，是良好的态度与高尚的情感。良好的态度，容易提高社会的效率；高尚的情感，乃是生活的源泉。米尔顿（Ｍｉｌｔｏｎ）说：“教育在使人民在战争的时候，或在和平的时候，对于公事或私事的处理，都能公平、敏捷、宽大。”这句话诚然是不错的。
现在的世界，不在缺乏技术，或是科学的知识；乃在缺少热诚和良好的态度。假使每个人能以诚实的态度、公正的精神、伟大的慈爱，运用他所获得的知识与技术，那么他对于社会，才可以说有所贡献。所以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既是社会的，则公民训练非常重要。如果说教育是个人的，那么为什么公家要出许多许多钱，创办学校，供给我们求学呢？这个问题，留待诸位替我解答吧！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一百九十二期（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４日）
§§蔡堡进化概论及进化上之问题
蔡堡（１８９７—１９８６），字作屏，浙江余杭人。中国动物学会创始人之一。１９２３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此后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动物学，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６年回国，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后在南京中央大学开设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动物学讲座，并任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兼上海医学院预科主任。１９３３年再度出国进修，担任美国耶鲁大学名誉研究员。１９３４年返国后，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文理学院院长。１９３９年起任中国蚕桑研究所所长。１９５１年起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院、浙江医科大学组织胚胎学教研室和生物学教研室教授及主任。
蔡堡先生时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
今天到生物学会来讲演，已经是第二次了。我想进化在这里不开班，只在生物或动物上稍为说一点，所以借此机会，稍述进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