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规模即指大小而言。能维持适当的规模方可谈改良。对于这个问题，各国学者之意见不一。俄国契拿夫以为家族经营之适当的规模应是：
足够供给其家族劳动力极度利用的土地面积，为其最大限度；以存在所必需的物资生产为最小限度。
这是很笼统的说法。德国学者主张二公顷，约合我国三十余亩，为适当规模；日本学者主张一町三畈约合我国二四亩。中国古时所谓一夫授田百亩，合今日四二亩。当时中国在黄河流域，故此四二亩系属旱田，不过大概是上等的，因其时地旷人稀，且尚另有一夫授田二百亩，三百亩者。
在中国，可以说四十余亩为家族经营最适当的规模。
我国农田的分配很不均，但大致多很小。据民八农商部调查，我国已垦土地为十六万万亩，农户为六千万户，每户可摊得二六亩。据最近计可垦荒地亦为十六万万余亩，已垦未垦者合计三十余万万亩，如此每户可得五十余亩。以后增加的人口，可消纳于其他各业，故仍不妨以六千万户计。
以一家六口计，设此中三个有劳动力，三个无劳动力。南方水田每人约可耕十亩，北方二十亩，即在南方每家需三十亩，北方六十亩。故在今日家族经营之规模最小为三十亩，最多六十亩。小于此数则家族经营不能充分发挥，生活不能维持，大于此数则耕不了，或发生其他问题。
谓一家三人有劳力，三人无劳力乃一种假定，实际上家族成员与劳力是常在变化的，如生老病死。这种变化对于农村社会发生很多问题。
影响经营规模的因子很多，如：
（Ａ）家族构成之不同与劳力构成之变化，兹设一例如下：
第一年 主人 ２５岁 劳动单位 １０
妻 ２２岁 劳动单位 ８
劳动单位共 １８
第二年 主人 ２６岁 劳动单位 １０
妻 ２３岁 劳动单位 ８
劳动单位共 １８
第三年 主人 ２７岁 劳动单位 １０
妻 ２４岁 劳动单位 ４
（妻分娩劳动单位减少）
子 １岁 劳动单位 ０
劳动单位共 １４
第四年 主人 ２８岁 劳动单位 １０
妻 ２５岁 劳动单位 ５（因抚养小孩劳动仍小）
子 ２岁 劳动单位 ０
劳动单位共 １５
第十五年 主人 ３９岁 劳动单位 １０
妻 ３６岁 劳动单位 ６
子 １３岁 劳动单位 ３
劳动单位共 １９
此后复生女，女长而出阁，子长而娶妻生子，主人衰老，如此劳动量之或增或减，影响耕地面积的大小，及一家生计的优裕或困苦者甚大。
（Ｂ）一个人的劳动力可经营的面积或规模。这个问题看似平淡，实甚复杂，颇值得研究。在研究之前必须为收获、栽培的调查，优良品种生产调查，家族劳力经营中最多土地与最多生产的调查。
（Ｃ）繁忙时期所需要之劳动量决定其规模；
（Ｄ）组织的简单或复杂；
（Ｇ）集约度的高低；
（Ｅ）耕地的集散；
（Ｆ）区划的大小；
（Ｇ）土质问题。
这许多问题多加以研究之后，对于家族经营规模的问题，才能有精确的解答。
农业经营包括农业、土质、经济等各方面的问题，是很复杂的，今日演讲惟望能引起诸位的兴趣作进一步的研究而已。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日刊》第二二一、二二二期（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４－２５日）
§§缪彦威顾亭林先生处国难时之态度
缪彦威（１９０４—１９９５），名钺，江苏溧阳人。历史学家、文学史家。１９２４年北京大学文科肄业以后，在保定中学任教１０年，其中１９３０年曾到河南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一年，１９３５年任广州学海书院教授兼编纂一年。１９３８年应聘为迁至宜山的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在浙大任教８年，授《诗选》、《词选》、《中国文学史》诸课。１９４６年至成都，任华西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主任。１９８１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研究生导师。
缪彦威先生时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际此国难严重、长期抗战之局面下，应以古圣贤豪为法。其间最亲切而最足资矜式者，莫顾亭林先生若。先生自甲申国变（明崇祯十七年李自成陷京师，思陵殉国）三十二岁始，至于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七十岁卒止，皆在国难心哀期间。其态度可以“艰贞”二字括之，艰难贞固，终不失其态度。明社既屋，先生曾于顺治二年起事吴江，谋抗清军，兵败出亡。身负沉痛，惓惓宗邦，终其身未尝稍易其志。其时抗拒清人之明臣，非鉴于明势日蹙，自经殉国；即入山遁世，黄服终身。先生则不然，欲留此身待用，此情诗中历历可见。顺治七年，薄游天下，容忍剃发，为便四出，虽山水逍遥，终思结识天下豪杰之士，以为恢复之用。迨后永历帝为缅人献清，明社一缕且绝，然先生不作悲伤哀悼常人之态，作诗述怀，谓“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平明遥指五云看，十九年来一寸丹”。清兵虽健，力足以囊括百万地土与戮四五帝王，然终不可以易先生之志也。至于先生讲学宗旨大要尽于两语，一曰行己有耻，一曰博学于文。先生恃守方严，行己整峻，诚所谓有耻无愧者。清廷既以武力得天下，虑明臣之心违思变，乃百计牢笼，设明史馆也，举博学鸿辞科也。使大明臣庶，尽入彀中。一时明臣多为网罗，即一二守身如玉义不事清之人，且多佯狂幸免，如李二曲之流是。先生行谊则伟烈卓绝，曜如日星，凛凛劲节，不为威胁，荐者皆不敢或强而止。先生既知以一二人之力不足以言恢复之大业，乃讲学以贻后世。生平策马戴笠，往来诸边塞重郡，前后凡十余年，每出必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扼塞，考察靡遗，其有不明，则呼老兵退卒，详询底细，一一笔而录之。或与平昔所闻不合，则发书对勘，孜孜不稍懈。时或循行原野，则于鞍上默诵诸经注疏，回环熟复，无一字讹者。故虽在颠沛流离无一地居三月之生活中，学殖仍能日进，著述且数百卷也。先生博学之教，最著者为日知录音学五书两种，其与友人书，称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恶，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盖明道救世，实先生为学纲要，后世有以先生为清学开山，推其考据，实则考据，良不足以概先生之学也。先生日知录一书，“叹礼教之衰迟，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其称曰：“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明道救世之学，春秋为最盛，诸子莫不持此志以游天下，以说人君。三代以次，东汉为最，日知录卷十三论两汉风俗，以为：“三代以下风俗之美，尚无于东京者。”良以其时虽复多难，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吾人当此国难日重，自当由先生以上溯东京三代我炎黄华胄此种一脉之心传，以恢复我民族之活力，相期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云云。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七期（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９日）
§§费巩中日经济比较观
费巩（１９０５—１９４５），字香曾，江苏吴县人。革命烈士，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１９３１年于英国牛津大学学成回国后，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和复旦大学任教。１９３３年８月受聘于浙江大学，教授政治学、经济学和西洋史，历任副教授、教授，并担任过注册课主任和训导长等职。在浙江大学工作长达１２年。抗战时期，因积极参与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针砭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腐败政治，支持校内进步学生，招致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１９４５年３月，费巩先生在重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关押，后被秘密杀害，年仅４０岁。
费巩先生时任浙江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抗战于今已二十阅月，最后胜利谁属，将视经济持久力孰长而定。日本为工业国家，先天不足，原料缺乏，故大部自外输入，然恐入超过巨，加以限制，而所输入因大部归诸战时工业部门，以致输出减少，入超既大，现金遂而源源流出。又以军费浩大，预算增加，补苴之法，惟恃公债，而公债发行，国民迄无余力消化。详细言之：日本原料之缺乏，以煤油羊毛棉花五金为最，凡此举仰给于英美。至于入超，则年有增加，前年为六万万元，去年为十万万元，中日开战以后，只许军需工业原料入口，以致纺织丝毛各业，停顿减少，出品既鲜，输出锐减，以是入超增加，不得不以现金输出外国。而棉花羊毛废铁钢料，以属军械制造上不可或缺之物，致入超非但未减，抑且远较前增，入超更甚。纽约准备银行去年八月壹日统计自去年三月二十四日至七月期间日已输美现金三万万四千六百万，美时报载琼威氏称：日本保有现金只余美金壹万伍千万元，其中除五千五百万作准备金者外，只可动用九千五百万元，只及壹年之用，后此难乎为继。另一方面日去年支出百三十七万万元，除收入外，经常亏空十五万万元，军费不敷七十四万万元，共约九十万万元。关于战费：甲午中日之战，日费二万万元，日俄之战则为十五万万元，欧洲大战则为九万万元，而此次则已达七十四万万元，而其所筹措，则几全依于公债。去年三月底已达一百二拾八万万元，益以财部宣布之六十六万万元，已及二百万元，迥非日本国力所能负担，今尚有二十万万元存储未消，要已非日人所能负担。高桥是清生前曾有公债百万足以亡国之语，良以日国力不足举此，一达饱和，即将无法消化。
反观我国，则以属于农业立国。开战以来，工业虽备遭摧残，而以农业富于韧性，故得柱不敝，经济状况，尚为稳定。财政健全，币制稳固，对外收支良好，大堪有为。兹列三事为言：一、财政情形。关盐统三大税收虽遭极大损失，然国库收入，改依农村，比来谷价较高，多所挹注，内外公债信用，尚称良好，兵饷政费，不虞其乏，计自抗战以来，救国国防两种公债，仅及十万万元，于国力丝毫无害。二、币制。新制至为稳定。抗战后之八月，货币自由流通，无所限制，去年三月，以北平伪组织之准备联合银行成立，将以伪币换取法币，转买外汇，财部乃不得不加保护与限制，订布买卖外汇办法，斯不仅维持法币价格，抑且稳定外汇，以是对外贸易，亦予以统制，故法币价格，不少降落。至于钞票发行，初以筹码不足，增发百分之二十，然准备金亦因以如数增加，不虞通货膨胀之为害也。三、国外贸易。近虽降落不少，然输少亦有同样之比例，此其补苴，则为华侨汇款，平时每年华侨内汇约二万万六千万元。去年以敌忾同仇之故，华侨更见爱国，竟汇入六万万元，逾于平时者一倍以上。故就各方为言，皆远较日本为优越。至于国际情况，近来对我尤称有利，敌方今年度预算九十六万万元，以是近卫求去，平沼上台亦无法打破。英美对我借款，皆相继成立，美为二千五百万元，英则一千万磅，即将签订。此举匪但对我为助，抑且为表示两国对日冲突之序幕。两国对日不必以武力相见，但为经济绝交，即足以制日本于死命。良以英在我国有巨额投资，美国则利我为极大之商场，不能轻言放弃。抑且我之抗战，不必依彼外力，要当尽其在我，即使无外力之为助，我有西北西南十余行省，有人口二万万以上，以此富源人力，与日人相周旋，足以持久抗战。吾人赖此再以二十月之努力，即无国际之制裁，彼日人亦必无力支撑，可为断言者也。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一三期（１９３９年２月２７日）
§§叶良辅宜山附近地形之由来
叶良辅（１８９４—１９４９），字左之，浙江杭州人。地理学家。１９１３年考入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学习地质。１９１６年毕业后，进入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任调查员。１９２０年留学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１９２２年回国，仍在地质调查所工作，后兼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１９２７年任广州中山大学地质系主任，１９２８年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１９３８年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聘，到浙江大学任地质学、地形学教授，直至１９４９年秋去世。
叶良辅先生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
宜山附近之岩石，多数为石灰岩，惟色泽硬度厚薄杂质，未必一律，故反映于外之形态，各有异同。此外又有少量泥质岩，曰灰岩，其中竟有薄如纸而富于碳质者。灰岩之中，有时盛含化石，即古动物之遗迹，如珊瑚、有孔虫、头足类、腕足类等等。依已经发现之古生物，考其时代，在城周十里内之地层，悉属古生代二叠纪，或犹有中石炭纪地层，然尚无确实证据。二叠纪距今约二万万年，当时我国西南部与长江流域成一内陆海，被海水浸淹，东通太平洋，南通印度洋，西经希马拉亚海，而通地中海（喜马拉雅山其时亦为内陆海）。
至于现在中国南北部山脉江河之主干系白垩纪时所布置而成，其时亚米造山运动，颇为剧烈。白垩纪距今约一万一千万年，在此期内，更有几次地壳运动，山河形态，因而改观，然分布如旧。
宜山附近，自南岭山脉形成，续变至今，计有两种地形，最为显著：一为从平地倏然凸起之山峰，其形状，为柱，为塔，不一而足。此项地形，在南斯拉夫爱特雷克海沿岸，最为闻名，称曰喀斯特。今在广西境内之桂林阳朔荔浦修仁柳州等处，其山峰即属此类，且最称完美。惜在宜山，并不显著。北山南崖，初称相似，然山体向北连绵，地势渐高，已非真正之喀斯特，城南诸山，理应较为美观，惜北面障以泥质岩之山脉，形态平缓，故又不著。
第二种形态，不易引人注意，即宜城所跨之石平地。地面往往有石层表露，层层向北，倾斜约二十度。此项平地，与土壤或石层平叠而成之平原大异，盖由流水冲刷溶蚀而成，故为破坏作用之结果。虽属平地，实则凹凸起伏，至不平整，因洗刷工作未能彻底耳。面上覆以土石，隙内亦有泥沙充填，而其厚度，颇不一致。
以上两种形态，实相击而成。所称为喀斯特者，系由富于裂缝之灰岩，被含带碳酸之流水浸润，而溶解，遂生岩穴。岩穴向地下扩展，引水入地，而为伏流。溶解与剥蚀并进，隧道岩穴连合贯通，于是顶盖不支，相继陷落。暗穴改为明坑，坑间遗石为柱，乃成喀斯特。伏流露天，沟渠等于河床。河流继续工作，河床宽广者为石平地。柱有疏密，地有凹凸，皆因发育程度而异。
按喀斯特风景之雄奇，在于平地起高峰，故此项平地，拟再有以申述之。
地面一切侵蚀作用，必有止境。流水侵蚀，以海面为基准。凡高出海面之山岳高原，只要时间悠久，俱可扫成平地，河流之明暗，固无关实际。在扫荡工作之过程中，如遇陆地上升，或海底下降，海面因而低落。基准既降，即地面增高，侵蚀作用因之加强，旧时水系复深刻入地。宜山之龙江刻入平地者，深十五公尺，即以此耳。故宜山地形之演变，至少进于第二次轮回矣。
流水侵蚀，本由高及低。例如宜山区，高于柳州区，宜山水系可以柳州主河之河床作为暂时局部基准。又灰岩区域，既可由溶解增进剥蚀，故地下水面，亦可为当时局部基准。若谓宜山之石平地，相当于旧时之局部基准，固未尝不可，但此项石平地，不只限于宜山一隅，在广西境内，分布甚广，可以想见当时侵蚀基准之远大。
至于石平地上之砂土层，为先期洪水冲积而成，非现在龙江时代之堆积物，自其时以迄今兹，又历经河流雨水风化等作用而有增减损益，固无疑焉。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二三期（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５日）
§§李熙谋青年与建国
李熙谋（１８９６—１９７５），字振吾。浙江嘉善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电机专业，１９１８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电机工程硕士学位，嗣后又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１９２７年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前身）成立，出任第一任工学院院长。１９３２年赴欧洲各国考察，１９３３年回国后任暨南大学（上海）教务长、系主任。１９３８年，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应竺可桢校长之邀，回浙江大学任工学院院长。１９４２年后，任交通大学教授、教务长。抗战胜利后兼任上海教育局副局长。去台湾后，历任台湾省立博物馆馆长，台湾“教育部”常务次长。
李熙谋先生时任浙江大学工学院院长。
竺校长，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熙谋离开浙大，已七年余。这次承竺校长以至诚恳的态度，邀熙谋重来浙大，熙谋是十二分感谢他的美意。熙谋决定来校之后，因在沪须略事准备，启程稍迟，故直至廿五日方才到校。今天适逢到校后参加第一次纪念周之机会，得与本大学全体同学见面，至为愉快！各位都知道熙谋是学工程的，凡学工程的人，只知用手做事，不会用口讲话，更不会发议论，讲空话。这次，校长因为熙谋初到学校，要兄弟作一次讲演，校长之命，不敢不从，但是，“班门弄斧”，如有讲得不对的地方，仍请加以原谅。
今天兄弟所讲的问题，是“青年与建国”。这里所谓“建国”，当然是建设新中国的意义。兄弟为什么讲这问题呢？第一，因为兄弟踏进广西省境之后，到处看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标语，这里“建国”二字，当然也是建设我新中国之意。第二，兄弟意料自我国抗日战争开始以来，全国青年，包括今天在座全体同学，思想上一定受到不少的刺激。许多问题，一定在他们脑筋中盘旋着，例如：为什么我们不能立刻将日寇驱逐出境？在战事结束之后，如何可以在最短期内，采取最有效方法复兴中国？须多少年月，可以将新中国建设完成，与世界列强并驾齐驱？兄弟年龄虽比诸位大得多，但这种问题，一样地在我脑筋中盘旋着。所以今天兄弟不是来讲演，只将我个人对于这种种问题有关系的意见，提出来向诸位作一种讨论。
兄弟先讲建设新中国的问题，然后再讲青年与建设新中国之关系的问题。建设新中国是一个大问题，严格说起来，兄弟是不配讨论这个问题，好在方才兄弟已申明过，兄弟只讲个人意见。讲得对不对，今天在座者大家是一家人，是一定能原谅的。我们应该认清楚，新中国之建设，是多方面的，不是单方面的。我们不要以为新中国的建设，只须物质建设。兄弟虽学工程的人，但是不相信只靠工程可以完成新中国的建设。工程是重要的，但是只靠工程建设尚不够，在建设新中国之大事业过程中，铁道公路、电讯航空、采矿冶金、沟渠水利、化学工业、军器制造等等，当然是重要的，但是只是铁道公路电讯航空等等，新中国之建设尚是不完备的。欲求新中国建设上之完备，依兄弟意见，除工程建设之外，至少尚须三项建设：（一）政治建设；（二）经济建设；（三）社会建设。
什么是政治建设？就是政治机构的健全。现在政治上最严重的问题，仍是官吏不负责，贪污未肃清。诸位知道，现在许多人都说，这次全面抗战，军人奋勇杀敌，牺牲最大，最对得起民族与国家，民众团结一致，为政府后盾，受极大牺牲，而对政府毫无怨言，都已尽了国民本分，惟政治上贪污渎职，依然如故，实在对不起民众，也对不起国家！这种议论，都出之热心爱国人士，绝非无稽谏言，含有中伤破坏作用。故我国目前政治上，官吏如何负责爱民，奉公守法，洁身自好，如何使政治机构健全，政治上轨道，实为当今之急务。
什么是经济建设呢？这并不是加什么税，抽什么捐，榨取民财，增益政府经济收入之谓。经济建设，简单地说，就是如何增进民众的经济力，一个国家，希望求政府财力之充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先要使民众有钱。民众有了钱，政府不会没有钱。这就是《论语》上所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之意。现在欧美国家，在世界上争夺市场，开辟殖民地，竭力为民众辟资源，就是如此用意！我国地大物博，只须内部开发，如复兴农村，改良蚕桑，提倡造林垦牧，开发矿产，调整工业制造，鼓励对外输入，凡衣食住行所需要的物品，均设法自足自给，则虽不去开拓殖民地，在经济富力上，已可称雄世界，这方才是经济建设。
什么是社会建设呢？诸位知道，我国内地，因交通工具不完备，深闭固塞，与外界不相接触，所谓“老死不相往来”，已千百年于兹矣。年深积久，自呈衰老溃颓之现象，如教育识字，体育健康，清洁卫生，恤孤养老等等，皆属内地社会中急不容缓之事业。各省乡村社会，失学儿童尚占大多数，成人不识字者尚未设法补救，居处不洁，疾病流行，到处皆然，此影响于民众健康，至深且巨。兄弟举一个例来讲：诸位若到了外国，不论在哪一个国家，尤其是英国，乡村之风景真是美丽，尤其使你注意的，是乡村民间居处之清洁与整齐，令人入其境，有欣赏不尽，不忍遽去之概。熙谋从前在杭州时候，有一年的春天，与友人到天目山游玩，自杭州到天目山，余杭以上，沿途岗峦起伏，碧水泓迥，松竹杨柳，蓊郁青翠，杂花野藤，错落散播，山谷平野，一望无际，到处如入画图仙境，真使人心愉快。但是一入村落，则又真令人发生无限的失望与慨叹，泥路污秽，猪牛鸡狗粪便载道，屋舍矮小，一户一牖，黑暗不透日光，与国外乡村比，相形见绌，不可以道里计，愈足以表现我国社会之不清洁，公众卫生之不讲求，无怪乎民间各种疾病之普遍。诸位要知道，个人之疾病死亡事小，民族之健康强弱事大，我国一般社会之教育落后，清洁卫生欠缺，民众孱弱多病，有关我国整个民族前途之存亡问题，此社会建设，所以亦为我国当前严重问题之一也。
熙谋所以提出这几个问题来向各位讲，因为一则我们浙大有文理工农师范各院，人才济济；二则我们青年求学，在大学学程中虽研究专门学问，但着眼地方，不宜太狭太窄，对国家的问题，更宜从大处落墨，四面顾到，不宜注意一个角落里。习工程者，以为只工程可以救中国，习教育者，以为只教育可以救中国，这都是一偏之见。欲建设一个完备的新中国，须多方面都顾到才是。
现在我们来讨论青年与建设新中国之关系这个问题。今天在座各位，现在虽然皆在求学时代，未负国家任何责任。但是诸位知道，目前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人，都是过去的青年，将来负政治上重要责任的人，一定是现在的青年。这一个责任，凡现在的青年，不应该轻轻放松过去，明白了这个责任———建设新中国的责任———都在我们肩上，我们就应该急速作相当准备，来负起这个责任。
这个准备工作，举其大纲，约有三端：第一学识进修，第二身体锻炼，第三人格修养。智体节三者，人家都以为“老生常谈”，但是惟其是“老生常谈”，所以更值得注意。
个人的学识，在小的方面，为个人任事之工具，在大的方面，为对国家民族或世界人类的贡献。现在一般青年，大学毕业之后，一旦得到相当职务，即将书籍束诸高阁，这是最大的错误。数载之后，学识落伍，事业不进步，或职位不升迁，则又怨天尤人，而不自责学识不长进！诸位，学问是无止境的，学问是动的，进步的。今日一切科学与工程学术皆然，不自求进，必自退落。个人如此，国家亦然。诸位约在一年以前，曾在报纸上看到消息没有？这时候英国在慕尼黑会议以后，知有扩张军备的必要，拟向美国订购飞机。美国国会中，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国会中曾通过一个法案，凡美国飞机，其式样设计，不到二年以上者，不得卖给任何国家。这种军器出卖的限制，不但美国如此，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不但飞机如此限制，其他军器也限制。诸位想一想，这种限制，对我国对外作战，其严重性之程度为何如？这次对日抗战，幸而敌人军器，也是向欧美购买，故尚无问题，若一旦我们须与世界任何一等强国抗战，我们所用者，是二年以上的旧军器，他们所用者，是最新设计的器械，其胜负可立见。所以一个现代国家，求军事上的优势，求国防上的完备，必须有好学不倦的青年，与学术高深的研究机关，然后方有独到之创造，与新异之发明，可以为国家效用。一个国家内，其科学与工程学术，须求其自身的独立，与一个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其性质是同样的重要。
兄弟听到，竺校长说，浙大同学，对于功课，都甚用功，惟体育则不甚注意。诸位在学校，一般同学，身体多数的健康，程度相仿佛，无从比较，故自己不自觉自己的缺点。但是一旦与又高又大的欧美青年相共，就立刻可以觉到自己体力之不足了。在消极方面讲，若一个青年，体弱多病，不胜繁剧，则虽有天大本领，如古人所谓才储八斗学富五车，对国家有何贡献？若所学未成，体力已不支者，更无论矣。在积极方面讲，强种然后可以强国，我们若欲建设新中国起来，使跻于世界强国之林而无愧色，则不特学识须与欧美人士并驾齐驱，体格亦须与欧美民众不相上下。中国民族在一般观起来，只山东河北的民众，体格较为高大，扬子江流域以南，体格都比较短小。一个民族体格的退化，原因不只一端，其成因亦不是一朝一夕，但是不讲求公众卫生，不锻炼身体，必定是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看欧美民众好骑马击球，每一个城市，必有公共健身场，游泳赛跑，在春秋佳日，必举行竞赛，以资提倡鼓励。欧洲民族，盖自希腊罗马以来，已是如此，相习成风，数千年于此，宜乎体格日见进步。我们为国家计，为种族计，体格锻炼，是不可玩忽的事件。
最后我们讲到人格修养。熙谋将人格修养放在末后讲，并不是因为他不重要，实际讲起来，人格修养，是我们一生成功失败，最重要的因素。人格与学问，不是完全有关系的。学问好的人，道德不一定很高尚。草野鄙夫，有时反能尚忠好义，在平常时候，能见利不忘义，在危急时候，能视死如归，二者均为难能之事，而二者均非平时对人格修养有素的人，不能有所成就。我们每好将现在政治舞台上贪官污吏痛骂，不错，他们应该被骂，而且应该被惩处，但是他们在青年时候，我相信他们热心爱国，也不让在座各位，不幸他们因修养力不够，被势引利诱，将自己人格丧失了。诸位，现在外界的恶势力，是强烈得很，你们在学校里，当然不会被熏陶同化，但离开学校，入世服务的时候，你们搬上试金石，到了这时候，你们仍能不为势屈，不为利诱，方才见你们对自己的人格，有了自信与把握。这样的成功，一定须要平时的修养，方能有济。现在青年中，发生不少汉奸，兄弟离开上海时候，听到从前上海市党部服务人员，在百分之九十以上，已变节投降到汪派伪组织中去了，这是何等痛心的事，也可以表现我们现在的青年，确有不少人格不健全的分子存在着，诸位，这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今天承校长给兄弟这个机会，向诸位同学作一次简单的讲演，兄弟是非常感谢。关于各项讨论之意见，如有不对的地方，尚请以予原谅。谢谢。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四四期（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３０日），
第四五期（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０日）
§§郭斌和真善美相互间之关系
郭斌和（１９００—１９８７），又作郭斌禾、郭斌龢，字洽周，江苏江阴（今张家港）人。著名文学家。１９１７年就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入香港大学，专攻中西文学。１９２２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１９２７年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１９３０年获硕士学位。同年赴英国牛津大学研究院任研究员。１９３１年春回国后，先后在东北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任教。１９３７年８月应聘任浙江大学教授。１９３８年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系成立，郭斌和兼任两系主任，后又任外文系主任。１９４６年起，去南京中央大学，执教于外文系。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后，曾任外文系主任。
郭斌和先生时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
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看看是抽象的与现在的环境没有关系，然而我以为大学里所研究的不应当只顾目前，注意现时时局；而应当注重有永久性的东西。真善美三者，如天厨的味精、上海公司的酱油，天天不可少，餐餐不能缺，现在需要将来还是需要。大学生与别的专门学校的学生不同，不论是文、理、工、农、师范各科的学生，对人生基本问题，应发生兴趣并且须能了解，然后方是一个完备的大学生。
严格地说，求真的精神在中国似乎没有。求真的精神是西洋希腊的精神，在中国只有善和美。据《说文》上：“真者，仙人变形而升天也。”经典但言诚实，无言真实者；诸子百家有真字；道家求真的目的，只在怎样成仙，与科学的不同。善与美同从羊，羊者祥也，是和平吉祥的意思。
真善美三者的分别。真是知识的，为知识而知识（Ｋｎｏｗｉｎｇ）；善是行为的（Ｄｏｉｎｇ）；美是感情的（Ｆｅｅｌｉｎｇ）；即所谓“智”“情”“意”的三分法。真全在乎发挥知识方面，善与意志发生关系，必须有选择，否则便无善恶之分。美与感情有关系。求真的精神产生了科学与哲学，科学是将宇宙间种种现象，加以分析，加以描写叙述。所谓科学，即“科”科，很完密而有条理的学问。哲学则不是一科一科的，而是整个的。求善的精神，产生了伦理宗教，所研究的是“应该与不应该”的问题。它有一个选择的余地，如研究伦理宗教，在叙述宇宙人生的现象时，可以说是科学；在叙述完后，问其应该否，则成为伦理宗教了。例如一朵花，用知识去观察，其类别形态、生理、病态，目的全在了解此花，知道此花，则全为科学的。如在公园内见了这一朵美丽的花，欲摘回家去，则发生道德问题，便是在问“应不应该”了。若对此花发生了一种情感，如诗中所云“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词中所云“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情绪，用欣赏的态度，那是情感上的表现，便是美了。
中国的文化，善的观念特别发达，注意人事，其特点好处与坏处都有，互相影响。中国人没有宗教，虽讲善恶但均以人为本，所有宗教均是外来的。道教是一种杂教而且是模仿的。中国同时也无理论科学。虽有所谓格物致知，但并无发挥，在西洋有了理论科学，然后才有实验科学，才有机械、文明，才有新的经济制度及文化。到现在止，中国仍讲实用，故大学工科学生多而文理科学生少，此为讲实用的结果。一方面无宗教，一方面无科学，崇尚中庸之道。好处在和平中正，坏处在平庸狭隘。
再从历史上可看出真善美的消长关系。秦汉以前，文化是善的，孔子讲人伦道德（人事），以人为本；老子反对道德，但并不反对道德的本身，以为道德应普及不应限于少数人；法家注重守法，亦是道德的。汉时有考据之学，即所谓汉学。有人称其为科学的精神，是科学的萌芽。一方面含有善，一方面含有真。魏晋六朝的善与美分开。普通的文章称“笔”，美丽的文章称“文”。生活亦艺术化，美的观念至此发达。唐代各方发展，韩愈古文运动，在文学上矫正唯美的流弊，同时图画、雕塑、音乐，均有很大的成就。宋明之时，善与美更分道扬镳，善的方面有理学，美的方面如书画，如诗词，如小说戏曲，如印刷皆极优美。清代学风，真善美并驾齐驱，有考据、义理、辞章三者并重之说，考据是将求真的精神，应用到书本上去；义理是善恶的探讨；而辞章则是美的研究了。乾嘉以还，考据之学，风靡一时。前汉书河间献王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清代汉学家就拿“实事求是”四字，做他们的口号。浙大的前身，求是书院，即是在这种考据空气中产生的。
现在做大学生的态度，第一要有求真的精神。以发展知识为第一天职，要提倡希腊的求真精神，思想不能糊涂，时时要注意对不对的问题。但求真的态度是很冷酷的，理智要能控制，要能想像，要看到远处。第二善是要身体力行。有力行实干的精神固佳，但不能乱干。宋儒讲“文以载道”，现在人说：“文艺要宣传”，于是讲干而忽略了知，那是很危险的。第三美是善的具体化。所谓充实而有光辉，充实是真善，光辉是美。人人均知美，但美须高尚，高尚的美无不善，且亦无不真也。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五十四期（１９４０年８月１０日）
§§张其昀求是精神
张其昀（１９０１—１９８５），字晓峰，浙江鄞县人。史地学家。１９２３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７年在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执教。１９３６年夏，应竺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１９３９年，又创设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后改称史地研究所）、史地教育研究室并担任主任。１９４３年应美国国务院之邀，在哈佛大学做访问教授２年。１９４６年返国后，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职１４年间，多方罗致专家来系执教，并大量购置图书设备，努力敦饬学风，造就众多人才。史地研究所地学组历届毕业生中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就有５人。１９４９年夏赴台湾。１９５４年至１９５８年任“教育部”部长，先后建立南海学园，恢复“中央”图书馆，设立“国立”历史博物馆、科学馆、艺术馆、教育资料馆，并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和“中国”文化大学等。
张其昀先生时任浙江大学史地系主任、史地研究所所长，《思想与时代》杂志社负责人。
陆象山曰：“吾人之志当何求哉，惟其是而已。”实事求是四字起源于西汉时河间献王（景王之子名德）。事就是事物，是就是真理。朱子所谓“即物穷理”，亦即科学家探求真理的精神。
求是精神从何而来？曰起于至诚。作者在释诚意一文曾说：“诚乃人之本性，亦即所谓良知，王阳明所致良知，只是诚意工夫。”（载《中国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一期）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此心廓然大公，是的还它是，非的还它非，并无门户之见，亦无所谓调停。是非二字通贯于求学做人以及政治各端。明辨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凡读书论人，当求其实。为吾所最尊之人，或有一失，不亦必为之掩，为吾所不喜之人，或有一得，亦必为之庆。盖学问既深，意气自平。古来伟大学者，莫不平心静气，孜孜研究，兼收并蓄，绝无党同伐异之见。故其学问思辨皆切实可据。王阳明曰：“君子之学岂有心乎同异，惟其是而已。”“吾于象山之学，其同者非为苟同，其异者自不掩其为异，吾于晦庵之论，有异者非是求异，其同者自不害其为同也。”所谓“无心同异，惟求其是”，阳明先生的伟大即在于此。戴南山曰：“若乃聘其私慧小见支离蔓衍，显无忌惮，而务求胜于古人，是乃所谓叛臣者也。其或读古人之书，而阿谀以曲从，不敢有毫发之别异，是乃所谓佞臣者也。佞之为古人之害与叛臣等。”雷同附和与校私立异，均为求学之大蔽，必去此二蔽方能据事论理，而终得是非之实。
从前江阴南菁书院山长黄以周（定海人）有座右铭曰：“实事求是，莫作调人”八字，真理只有一个，此是则彼非，彼是则此非，此无可中立者，若曰两存其是，断无此理。且论学较论人尤须谨严，论人不妨稍留余地，论学必须直穷到底，一著含糊，即是所见不确。真理因辨而愈明，因不辨而晦，甲方之反驳，适足以促成乙方之猛省。故考证是非，反复商量，正所以发明真理也。但求是与存疑似相反而实相成，我们遇到不能切实解决的问题，便应该存疑，若用似是而非的方法去解决宇宙之谜，实在为害不浅。学问无止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正是求是精神。
在求是这一点上，文学与科学完全一致。韩昌黎有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为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古来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能不朽者，全在言之有物。所谓“温故知新，研核是非”（张衡东京赋语）。又谓：“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都是求是精神的表现。春秋一书，可称为吾国史学之祖，春秋乃是非之祖，欲直指人心是非之实以诏于世，恐空谈理论人不解悟，故从历史事迹讲明某是某非，是则天理之公，人心之安，非则人欲之私，人之所恶，史学宗旨，亦不外乎察真求是。昔刘向杨雄皆以太史公书为实录，实录二字为史家所悬的正鹄。
立身行事最要者在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天下之事，不是则非，而无不是不非之处。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凡日常应事接物须判断得直截分明，对朋友亦宜如此，则各尽所怀力相切磋，若信不及则在我亦无为人谋而不尽的心。曾文正公与刘孟容书云：“国藩入世已深，厌阅一种宽厚论说模棱态度，养成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世界，误人家国已非一日。”这种不顾是非的人，即为古来学者所深斥的乡愿。
孔子深恶乡愿，称之为德之贼，尝曰：“过我门而不入，我不憾焉者，其惟乡愿乎。”孟子形容这般人说：“生斯世也，善斯可也，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又说：“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所以孔子说：“恶是而非非者，恶秀恐其乱苗也，恶佞恐其乱我也，恶利口恐其乱义也，恶郑声恐其乱乐也，恶紫恐其乱朱也，恶乡愿恐其乱德也。”乡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东也好，西也好，以是为非，指醉为醒，倒置已极，故曰德之贼也。
学者最可宝贵的精神，全在知行合一，分黑白、明是非。阳明有言：“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时者，不过得乡愿之似而已。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乡愿之意，既悟良知，真是真非，信乎行去，乃近于狂者之胸次，此非欺世之谈也。”明代东林巨子顾允成有曰：“平生左见怕言中字，以为我辈学问须从狂狷起脚，然后能从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为中行，而每每堕入乡愿窠臼者，只因起脚时便要做歇脚事也。”欲救弊不得不矫枉，他们所以推崇狂狷，正欲由狂狷以求中行，东林学风，以砥砺节操为重，讲习之余，往往评议朝政，批评得失，只问义理的是非，不顾个人的利害。如高攀龙辈竟至以身殉道，慷慨就义，流风所及，如清初顾亭林之耿介，李二曲之坚卓，其人格之光明俊伟都是我国学者求是精神的代表。
我们可以说，凡是趋向理想标准之行，即可断之为是，凡与理想标准冲突的情绪与冲动，即可斥之为非。凡是实事求是独立思想的人，有时比保守党远要保守，而比激进党远要激烈。他的品格非常固执，但固执之中又含着忠诚，他与每个团结表示同情，又与每个团结宣布激战，其好善和好好色，其恶恶好恶恶臭。他以为朦胧思想与骑墙态度是人世的大敌，故他只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且认此为道德上第一原则。这种精神，英人罗素曾称之为“思想的宗教”。赖此宗教火焰，人类得以阐扬真理，揭露错误，保持精粹，扬弃糟粕。例如十七世纪意大利人伽利略（Ｇａｌｉｌｅｏ）因其天文学之见解，不肯苟同于教会而致蒙难，但其精神感召，终于能促成哥白尼学说的胜利，并为牛顿万有引力之发现，导其先路。现在科学大放光明，饮水思源即由于近几百年来多数科学家披荆斩棘，惟真是求的精神。英人拉斯基（Ｈ。 Ｊ。Ｌａｓｋｉ）尝为虚怀若谷，好纳人言，不以己所是者为全是，此乃人类稀有之美德。故不论任何社会，自由之友必占少数。又谓自由之为物，决不能限于特殊之境界，故宗教上与自然科学上之自由思想家，亦即为政治上之自由思想家之鼻祖。因此苟历史上无伽利略诸人，则同时必无庐骚，福禄特尔之徒。（见名著《现代国家自由论》（汉译本）一五四页。）
古时称国策曰国是，政治的方针，全要是非明白。学术为国家之命脉，公论为民族之元气，主张国是者必归于此。孔子曰：“政者正也。”政治的根本精神，全在维护正义。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位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事；罪必核其真，然后授其刑；行必核其真，然后贵之；言必核其真，然后信之；物必核其真，然后用之；事必核其真，然后修之。”（荀子语）为政之道，务宜开诚布公。求当于理，是则从之，非是违之，不用私心，是非自明。社会最大的危机，即执政者蒙于患失之心，肆意禁止反对者之思想与行为，而于对方之理由主张，不加闻问，因此无公是公非可言。其所谓是，无非能满足彼等欲望之种种方法而已。国是不定，纲纪废弛，必致公道沦亡、人心败坏，则亡国之祸，岂能幸免？曾文正公有云：“自古大乱之世，皆由是非先紊。而后政治颠倒，灾害从之。”屈原之所以愤激沉世而不悔者，亦以当日是非紊乱为至痛，故曰：“兰芷变而不芳，荃蕙化而为茅。”故维持是非之公，凡为国民皆有不可辞之之责任，顾亭林所谓匹夫有责焉，即指此类而言。
亡国之大苦，莫甚于善恶是非之相反，被灭者所认为是者，灭人国者则视之为非，被灭者所认为善者，灭人国者则视之为恶。由此引申，所谓国际正义，亦只是“是非”二字。盖全世界人类之利害合为一体，其行事之是非曲直，应立一国际标准，此国际标准应如何确立与如何执行，实为现世界上之重大问题。我们目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其目的在求国际正义之实现，故抗战建国之大业，实际亦为求是精神之发扬。程伊川曰：“古人有捐躯殒命者，若不实见得，乌能如此？须能实见得，生不重于义，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杀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个是而已。”高攀龙曰：“纲纪世界，全要是非明白。”实为千古名言。
求是精神，是一切读书做人的根本，对学术当求真是真非，对国策当求公是公非。古来宝贵文化之产生其原因即在于此。
原刊于《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五九期（１９４０年９月１４日）
§§郦衡叔唐人书法
郦衡叔（１９０４—１９６７），名衡铨，号愿堂。工书画，专校勘，精鉴赏。曾任国立中央大学、暨南大学讲师，国立厦门大学、私立金陵大学教授。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到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１９５０年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郦衡叔先生时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诸位先生诸位同学：
今天我来和诸位谈唐人书法，因为材料太少，可以说丝毫没有准备，一定有负诸位雅意。前面陈列的数十种碑帖，都是我自己从炮火中带出来的余烬，讲完后希望诸位浏览一遍，庶几能得到更深刻更清楚的印象。在讲唐人书法以前，有两点应当要明了：（一）如何欣赏书法；（二）如何学书。这两点明了后，再来把唐代书法略加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