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82～公元1620年)
在位时间：公元1620～公元1620年
曾用年号：泰昌
谥号：无
庙号：无
安葬地：庆陵
公元1582年，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出生。
公元1615年，发生明末著名的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
公元162年，明神宗死去，朱常洛即位，一个月后去世，庙号“光宗”。朱常洛的死又牵连上明末著名的三大案之一的“红丸案”。
朱常洛出生以前，16岁的母亲王氏仅仅是慈宁宫里侍奉皇太后的一名默默无闻的宫女。有一天，神宗去给皇太后请安，突然想洗手，王氏就端过一盆水凑近皇上，于是被临幸。几个月后，王氏的身孕便逐渐显露出来，此时的神宗仍不知道他有了儿子，只是盼孙心切的皇太后问起，并将详细记载了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和神宗赏赐何物的“起居注”摆在神宗面前，神宗这才认下了这个还未出世的孩子，并照太后旨意，先将王氏封为才人，之后又封为恭妃。
公元1582年，朱常洛出生。当时的后宫中只有朱常洛这么一个皇长子，因此，皇太后非常宠爱这个孙子，并按“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惯例，认为将来的太子必定朱常洛了。直到公元1586年他的弟弟、皇三子朱常洵降生。
朱常洵是极受神宗宠幸的郑贵妃的儿子。神宗的想法，自然是立这个他所宠爱的贵妃的儿子为嗣。有些大臣怕“子以母贵”，神宗会“废长立爱”，因此上奏要求早立太子，而另一批受郑贵妃指使的大臣则极力阻挠，因此朝中开始了长达15年的建储之争。
神宗对立朱常洛为太子的请求十分反感，因而对支持朱常洛为太子并上疏的大臣以各种罪名加以贬抑。然而，能左右万历的皇太后却支持“立长”。一天，神宗去请安时，太后问为什么不尽快册立常洛。神宗吭哧了半天说：“他是宫女的儿子。”太后一听勃然大怒，斥责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吓得神宗从此才不敢再公开反对立长子。但神宗还是不喜欢他这个长子，便借口皇后还有可能生出嫡子，长期不立太子。
到了公元1592年，嫡皇子还未出生，而11岁的朱常洛却还没有接受正规教育。大臣们还是在争取立朱常洛为太子，但神宗没有松口，于是采取迂回战术，请求按太子预教的祖制，为朱常洛配备一套东宫官属，教他读书，并学习为君之道。神宗虽然反对，并寻找机会压制那些疏请预教最为激烈的大臣，但还是在其他大臣的坚持下，只得于次年下令举行预教典礼，一切仪注都与东宫讲学一样。
朱常洛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对父亲的种种刁难，都默不作声地忍受了。不仅这样，他还相当注意表现自己的才华，争取人心。大臣们也为他勤于苦读，聪颖不凡；勤于思考，旁通大旨而不断向神宗称颂。神宗终于在立储之争中败下阵来，于7年后将朱常洛立为太子，此后不久，朱常洛又举行了冠婚礼，至此命运之神终于向他微笑了。
但命运似乎还在考验他的耐心，又采取了种种方法来折磨这个未来的光宗皇帝。首先是被安排住在条件非常差的慈庆宫，并规定未奉召不得入见。神宗也不维护他作为太子的地位和尊严，三番五次地停止他的出阁讲学，公元1605年冬，朱常洛的长子朱由校出生了，但神宗对这个天大的喜讯却无动于衷。之后母亲病逝，神宗也迟迟不赐谥母，直到大臣们催促，神宗才赐谥肃靖皇贵妃。对于这件事，朱常洛一直耿耿于怀，等他即位后，立即尊谥母亲为“孝靖皇太后”，并归葬定陵。
朱常洛很清楚，父亲对自己这个太子根本就不放在心上，再加上以想让自己儿子福王朱常洵成为太子的郑贵妃为首的反对势力，朱常洛的太子地位摇摇欲坠。但郑贵妃集团的一次鲁莽，竟然帮助了朱常洛，使得他的太子地位最终确立下来。这就是郑氏集团策划的明末“三案”中的头一案“梃击案”。
为了推翻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郑氏集团竟然想出刺杀朱常洛的办法来，派一个大汉，手持枣木棍棒，于公元1615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悄悄闯进了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结果被宫中的内侍抓获。随后便查清这是一桩谋害案，并牵扯到了郑贵妃的两个内侍庞保、刘成身上。朝中大臣借此机会，指责郑贵妃一家是此案的主谋，要求查办。郑贵妃被吓坏了，只得跑去向神宗哭诉，但此案事出有因，干系太大，神宗也没办法，只好叫她去找皇太子朱常洛，让朱常洛为郑贵妃开脱。郑贵妃只好来到慈庆宫求朱常洛，朱常洛倒也宽宏大量，立即请求父亲神宗予以解决。神宗此时也真是神速，在辍朝25年之后亲自出面了断此案，下令将凶手处死，将庞保、刘成秘密杖死，其余有关人犯被发配边地。
梃击案后，朱常洛的太子位总算是彻底稳固了。神宗因他在关键时候帮了大忙，而开始对他另眼相待，眼看废立不成的郑贵妃为了将来不遭报复，则一反常态，对其加倍逢迎，经常赠以钱财、珠宝，还从她的宫女中挑选了八名最美的送给朱常洛。就此之后，朱常洛满面春风，竟将以往的屈辱全抛在脑后，恣意放纵，耽于享乐，酒色财气，无所不沾。
但他用将近四年时间辛辛苦苦熬来的皇位，竟在一个月后便连同自己的身子骨交了出去，真是得不偿失。
公元1620夏，明神宗终于一命归西，39岁的朱常洛即位，是为明光宗。由于他在太子地位巩固后，为弥补以前的损失，极力纵情酒色，有时一夜竟临幸几个女子，因此在登上皇位之前身体就早已空虚不堪，所以在登基大典上脸色苍白，浑身微颤，只能勉强支撑到仪式结束。
在短短一个月的执政时间里，朱常洛还是干了一些有意义的政事，在群臣的帮助下，首先是罢矿税使，下令罢免全国境内的矿监、税使和中使衙门里的中官，停止任何形式的采榷活动。随后便给边防增加饷银，他下令由大内银库调拨二百万两银子，发给辽东经略熊廷弼和九边抚按官，让他们犒赏军士。并拨给运费五千两白银，沿途支用。他还专门强调，银子解到后，立刻派人下发，不得擅自入库挪作他用。之后就是补官缺，将一批曾为他能当上太子和为矿税等事上疏获罪的大臣提拔上来，使朝中各部都满了额数，但又因此矫枉过正，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官满为患”。
做完这几件事情后，朱常洛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由于病情加重，无药可救，朱常洛竟急病乱投医，服下了官员李可灼人乳调药后的一枚红色药丸，就是所谓“红丸”。第一枚服下后，朱常洛顿感舒服，后来担心药力不足，又再服下一枚，结果服下后不久，朱常洛便带着一腔遗憾，撒手归西了。这就是明末三案中的“红丸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