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判是指有着共同冲突目标的两个或更多的个体或团体对一个可能协商的具体条款的建议进行阐明和讨论的过程。谈判包括折中、合作或可能在重要问题上的一些强迫的结合。一个谈判情境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个体必须对他们相互依赖的目标和目的做出决策；个体承诺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他们的争端；有明确的或已确立的决策方法或程序。
一、谈判的种类
谈判有四种基本类型，它们是赢—输式；双赢式；态度构建式；组织内部式。
1.赢—输式的谈判
赢—输式谈判的特征是传统的赢—输，在这种情境中一方收益而另一方损失。赢—输式谈判通常多发生在经济问题中。相互作用的模式包括谨慎的沟通、有限的信任的表示、威胁的使用，以及异常的声明和需求。简言之，当事方之间发生着紧张的、充满情绪的冲突。在赢—输式谈判中最主要的冲突处理方式是强迫和折中。
一些个体和团体仍然推崇激烈的赢—输式谈判，认为谈判者必须准备对付这种谈判。认识和了解可能是应对对方的赢—输谈判手段的最重要的方式。作为一名谈判者，可能面对的最常见的四种赢—输策略如下：
（1）想全要。先提出一个极端的要求接着再吝啬地做出让步，如果是这样的话，对方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消磨掉你的决心。当你遇到下述的策略时，你就知道自己碰到了如上的这种谈判者：
对方的第一次开价很极端。
吝啬地做出微小的让步。
逼迫你做出重大的让步。
对方拒绝对等地互换。
（2）时间偏差。赢—输谈判者利用时间来作为一项有力的武器。下面所述的任何技巧被用到时，你要拒绝被强迫进入一个不利的处境：
开价只在有限的时间内有效。
逼迫你接受任意的最后期限。
对方停顿或拖延谈判的过程。
对方向你施压让你快速决定。
（3）两面性。谈判者通过交替使用威胁性的和惹人喜爱的行为的策略来使你偏向他们那一边。当你面对以下的策略时，你应该警惕：
对方变得不讲理和陋习性的。
对方在谈判中退席。
非理性的行为之后又是理性的、惹人喜爱的行为。
（4）最后通牒。这种策略是用来强迫你顺从于对方的愿望。当对方尝试下面的策略时，你应当小心：
你被给予一个要么接受一要么放弃的不容讨价还价的开价。
对方公开地试图强迫使你接受他的要求。
对方不愿作出让步。
你被期望作出所有的让步。
2.双赢式的谈判
共同解决问题来获得使双方都受益的结果称为双赢式的谈判。当事方发现共同的问题，找出和评价备选方案，坦率地表达偏好，而且共同达到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虽然这个解决方法很少被认为是完全对等地受欢迎，但是它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当事方都被强烈地激励着去解决问题，表现出灵活性和信任，并发掘新的观点。合作和折中是双赢式谈判的主要的冲突处理方式。它包括：
（1）坚持使用客观的准则。当事方应该按照一些合理的标准，如市场价值、专家意见、惯例或法律，来讨论谈判的条件。这一原则使得关注的焦点远离什么是当事方愿意或不愿意做的问题。通过运用客观的准则，没有哪一方必须向另一方屈服，而且双方都接受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2）将人与问题分开。获得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的第一个原则就是将谈判的大量问题与双方之间的人际关系问题分开并将它们单独解决。谈判者应该把他们自己看做为了处理大量问题而肩并肩地工作，而不是互相攻击。
（3）集中注意利益，而不是观点。人们倾向于将自我与他们谈判的观点等同。而且，只注意陈述观点常常掩盖了参与者们真正的需要。更有效的策略不是集中注意于每位谈判者所采取的观点，而是关注导致他们采取这些观点的根本的人类需求和利益。
（4）创造双方受益的选择。在有对手在场的压力下设计最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会使人们的思维受到局限。特别是当利害关系很重大时，寻找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会抑制创造力。这些障碍可以通过建立一个论坛来消除，在这个论坛上将产生各种关于采取何种行动的决策的可能方案。
3.态度建构式的谈判
态度建构是当事方寻求建立期望的态度和关系的过程。在所有谈判中，当事方都表现出一定的态度，这种态度会影响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敌意或友善、竞争或合作。
4.组织内谈判
团体通常都是通过代表来进行谈判。然而，这些代表在他们可以彼此达成一致之前，首先必须获得他们各自的团体的一致。在组织内谈判中，每一组谈判者都尽力在与对方团体的谈判者谈判之前先建立一致的协定、解决团体内的冲突。
二、谈判中的两难困境
谈判者越来越认识到通过双赢式谈判的方式合作创造价值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同样也必须承认双方最终都通过赢—输式过程获得收益的事实。谈判中的困境意味着谈判者自我收益的策略倾向于排斥创造更多的双方收益的行动。当双方公开地讨论问题、尊重彼此的独立存在和关系需求、创造性地寻求满足双方的利益的时候，通常会导致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法。然而，这样的行为并不总是发生。
双赢谈判者容易受到赢—输谈判者的策略的伤害。结果是，谈判者常常为使用双赢式策略而担心，因为他们认为对方将使用赢—输式的策略。这种互相的怀疑通常导致谈判者把共同的收益留在了桌子上。而且可能一位双赢谈判者在与有经验的赢—输策略者的几次遭遇受到刺激之后，向自我收益策略方向的拉力就不知不觉地加剧了。双赢策略者很快就“学会了”成为赢—输策略者。最后，如果双方都运用赢—输式策略，获得较大的双方利益的机会几乎没有了。谈判有可能导致双方都只能获得最小的利益。
用图来表示双赢式和赢—输式的谈判策略可以被置于纵轴和横轴，代表谈判的双方。以下得到一个由谈判过程形成的可能的结果矩阵来说明谈判的困境。
三、跨文化的谈判
当谈判者来自于不同文化差异时，与所有谈判有关的大量问题的复杂性增加了，有时甚至是剧烈的。
正式程度指的是谈判者的风格。例如，有着非常正式的风格的谈判者坚持用个体的头衔来称呼对方，避免运用个人经历和轶事，也避免提到私人或家庭生活。相反，有着非正式风格的谈判者则会用名字来作为一种称呼的形式，力求与对方发展一种私人的关系，同时故意穿得更随便。直接和间接沟通之间的差别主要是指谈判中的沟通如何有代表性，直接和简明扼要。间接的沟通由大量非言语的沟通和许多模糊的或间接的关系与表达所构成。德国和美国谈判者被典型地视为在谈判中非常直接；法国和日本谈判者则被视为更间接。
若当事方之间已经建立起了长期的和内部人的关系时，传统的假定和设想就并不总是能够应用到他们之间的谈判和冲突的解决上了。这一情境特别适用于日本人与那些被他们视为内部人的谈判中。几乎由定义就可以知道，日本商人将西方人看做是外人。所以西方人总是错误地假设日本人从来都不在冲突解决和谈判中使用直接或对抗的方式。事实上，他们在与内部人解决意见的分歧时常常非常直接。他们明确地说出团体成员之间的主要差异，同时也直接地表达需求、拒绝和还价。
与日本人类似，中国人往往也把西方人视为外人。在西方，人们典型地将双赢和赢—输方式看做性质相反的对立物。
四、调解
1.调解的方法
调解是第三方帮助两个或更多的其他方解决一个或更多的冲突的过程。大多数实际谈判都直接发生在相关的个体之间。但是，若当事方似乎有可能陷入到赢—输冲突的时候，一位调解者，作为中立的一方，将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争论。例如，中国人谈判的方式有其独特的方式。近年来西方国家的个体和中国人之间的谈判大幅增长。但是，双方常发现这些谈判令人不满意。福里（G。Faure）是巴黎的绍波尼大学的一位教授，他在过去的五年中研究了许多失败的谈判。福里认为谈判不能成功应归因于中国和西方对于谈判有着根本不同的概念。特别是他用了两个比喻，“运动战”和“共同探索”来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人的谈判方式。这两个比喻代表了两种需要理解的非常不同类型的活动。
运动战。运动战代表了一种建立在冲突基础上的谈判形式。谈判活动被认为是冲突利益之间的斗争。谈判对方被定义为敌人，相应的，对敌人做出负面的价值判断也是可以接受的。其结果是，中国谈判者对于对待这种“敌人”允许了很大的行动自由。尽管这一方式看起来相当消极，但谈判的最终目标不是真的毁灭另一方，仅仅是得分更多。任何一方面都可以从谈判中获益，但是中国谈判者方面对于得到更多感到理所应当。
共同探索方式。共同探索方式的目标是发展一个共同的研究问题的方式，因此也就更有合作性。共同探索方式被认为是一个为了发现共同的领域、共同的意图以及一个可以被一起达到的共同愿景而进行的长期而艰苦的任务。这种长久的、耗时过长的谈判的性质与大多数西方人的期望背道而驰，他们基本上都对这种方式感到不耐烦。
总之，中国人谈判的方式借用老子的以各种因素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相互补充的观点为基础的平衡动态的思想。同时，谈判者注重策略（运动战）和对共同目标的探索（共同探索）。如果西方人仅仅对运动战策略做出反应，没有认识到微妙的共同探索活动，谈判就注定要以冲突而告终。然而，更为深刻的理解能够避免这种结果，这样，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谈判就并不必然要失败了。
2.调解者具备的能力
调解者需要特殊的能力。他们必须具备以下能力：
能够分析冲突。
善于打破僵局并在适当的时间推进讨论。
表现出相互的接受。
有能力来提供情感支持和消除疑虑。
简而言之，有效的调解者必须使冲突的当事方产生信心并被他们接受。调解者角色的关键任务包括如下：
（1）确保彼此的动机，每一方都应有解决冲突的动机；获得情境权力的平衡，如果个体的情境权力是不平等的，建立信任和维持坦诚的相互沟通将是困难的。
（2）协调对等的行为，一方的积极行动必须与另一方愿意做出同样的行动相协调。
（3）促进对话中的公开性。调解者能帮助建立公开性的规则，消除疑虑，提供支持，并且降低公开性所带来的风险。
（4）保持一个最适合的紧张水平。如果威胁和紧张太低，变革或者寻找解决方案的动机就会很小。然而，如果威胁和紧张太高，相关的个体将不能加工信息和设想有创新的备选方案，他们会开始趋向极端化并提出刻板的观点。
（5）团体间对话技术。一位调解者常力图通过不给当事方设定应遵循的具体程序来支持谈判。然而，结构化的方式偶尔仍是有用的，这种方式可以确保谈判者集中关注真正的问题并引导他们的行为去解决它们。这种方式的一个例子是团体间对话技术，它指的是如下的过程。
每个团体在一个单独的房间中开会，并得出两个表来。在其中的一个表上，团体成员表明作为一个团体，他们如何看待他们自己，特别是他们与其他团体的关系。在第二张表上，他们表明如何看待另一个团体。
两个团体聚集在一起分享他们的观点。调解者帮助他们理清他们的观点，使他们对自己和另一个团体有更好的理解。
两个团体回到各自的房间进一步考虑这些结果，分析目前的问题，并确定每一方对冲突的造成起了什么作用。
团体再次聚会，分享他们的新认识。调解者促使他们得出共同的问题并为下面的寻找解决方案作出规划。
团体间对话技术并不保证必然成功地解决冲突，而是提供了一个冲突双方通过他们的差异来探究和工作的过程。有能力的调解者运用这一技术来使个体朝向问题的解决而努力。
第四节关于冲突的理论与实践
一、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发展脉络
在当代，关于冲突和群体性突发事件相联系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学术界统称为社会冲突理论。它不是一个专门的学派，它是集于当代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综合学科，是以社会冲突现象为研究对象的重要的社会思潮。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当代西方社会内部普遍存在的紧张、冲突、对抗等社会矛盾现象的增长相关联。侧重于对冲突问题的经验性分析，把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结合起来，对当代社会发展中社会冲突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影响及治理等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做了阐述，对西方各国社会政策的目标取向及转变社会控制的理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社会治理的有关实践探索的理论依据。这对于研究、分析、评价和处理解决我国当前频繁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一定借鉴意义。有必要对国外的有关理论和实践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和把握，这对我们控制、预防和解决此类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形成，可追溯到20世纪初。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冲突现象曾受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许多社会理论家的广泛关注。但是，社会冲突理论当时尚未占有重要地位。从50年代末期开始，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短暂稳定的消退和冲突现象的普遍增长，社会冲突理论开始升温，一些相关论著相继问世。如达伦多夫的《社会冲突理论的探讨》，齐美尔的《冲突论》，刘易斯·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社会冲突研究中的连续性》，罗宾·威廉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冲突》，哈贝马斯的《合法性危机》，李普塞特的《一致与冲突》，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社会冲突理论之所以自50年代末期开始成为社会学理论中的焦点，有着现实和理论的原因。
从现实方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靠科技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繁荣，同时也使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各种形式的冲突与日俱增，东西方许多国家都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东欧国家的“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揭示了东欧国家潜在的社会矛盾与社会政治危机；在美国，种族歧视政策激起了黑人的反抗，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由贫富悬殊而导致的社会冲突不断升级，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拉美国家向现代化转型，加剧了本以存在的社会矛盾，政变颇多，种族、教派冲突严重。这些新的矛盾和问题严重干扰了社会的公共秩序，引起了西方社会学者对社会冲突现象的关注和研究。
二、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观点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散见于各流派之中，各派别研究的侧重点和研究角度不尽相同。对当代冲突理论的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主要是马克思、齐美尔和韦伯三位大师的社会冲突思想。马克思注重阶级冲突和社会暴力革命，认为阶级关系中的地位不平等是社会冲突的根源，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的发展中起巨大的推动作用。齐美尔注重各种类型的社会冲突，尤其是比较缓和的冲突，认为社会冲突不仅是利益的反应，而且是敌对本能的反应，社会冲突具有促进社会有机体团结和统一的作用，他认为冲突的激烈程度与冲突群体各方的团结紧密程度、情感投入程度及对冲突的理解程度密切相关，冲突越是作为一种能达到明确目标的手段，其激烈程度的可能性就越小。韦伯则从多维度的社会不平等来说明社会冲突的起源，认为社会冲突起源于三个条件，即：能力、财富和声望的高度相关性；报酬的分配和低水平的社会流动率；只有很少的人垄断了权力、财富和社会地位，没有财富的人往往也没有权力和社会地位，所以，在愤怒之下易于选择冲突以改变现状。当社会地位低的人没有或很少有机会向较高的社会地位流动时，仇恨就会聚集起来，并爆发冲突，他还认为领袖人物和组织同样是社会冲突的关键因素。
从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冲突理论是直接建立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结构功能主义，它着重从功能上分析研究社会系统的制度性结构，注重研究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中的平衡，主张社会稳定和整合，强调社会整体对个体行动者的制约和影响。但是，功能主义未能充分重视社会冲突现象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只是把这视为一种病态的社会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由于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于解释美国社会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和社会冲突显得无能为力，而冲突理论则重视对社会冲突现象的研究，肯定矛盾冲突在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因此取代功能主义成为呼声最高的社会学观点之一。而现代西方社会冲突理论在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丰富发展的基础上，对社会冲突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进行了比较系统的阐述。
1.对社会冲突起因的有关论述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从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心理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冲突的起因进行了分析。柯林斯提出，冲突是由诸如财富、权力、声望及其他产品的不公平分配引起的，那些已有很多资源的人总是使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强制手段控制自己的地位，受控制的人因为不想总是处于从属和被控制的地位，冲突因此发生。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社会对立和冲突的根源是对于“权力”和“权威”等稀缺资源的争夺。他认为，社会秩序是通过各种组织群体在社会权力关系体系中处于一定的位置来维持的，但是由于“权力”和“权威”都是稀缺资源，因此各组织群体都要为此而竞争，这是社会冲突的主要原因。刘易斯·科塞则把社会冲突的起因归结为两类：第一类是物质性原因，即权力、地位和资源的分配不均；第二类是非物质性原因，即指价值观不一致。他认为冲突的起因是作为平等的社会系统中的下层成员，对这一系统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并起来斗争。
2.对影响社会冲突的制约因素的分析
科塞认为缓解社会不满的渠道越少，转移不满的内部组织越少，一般社会成员成为特权阶层成员的流动性越少时，冲突可能越激烈。并且认为，冲突越是以现实问题为目标，则激烈性越小，越容易调节。越是以非现实问题为目标，情感介入越多，冲突就越激烈，越难以调节。达伦多大肯定社会流动程度对冲突的影响，同时指出，对社团之间对立的利益越多，发生冲突的强度就越大，他认为权威、地位同其他方面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程度越低，冲突的激烈程度也就越低，反之，如果统治阶级成员凭借手中权力谋取各种物质利益，就会在统治和被统治阶级之间造成获取报酬的途径上的差距和不平等，导致矛盾激化。他还认为，如果被统治地位的人们同时也处于经济地位最底层，这种“绝对剥夺”之下，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如果被统治地位的人们，经济生活水平高于最低生活水平，处于“相对剥夺”之下，则可避免暴力冲突。
3.对社会冲突的控制方式的分析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特别注重研究引发冲突的直接导火线的微小因素的分析，这为认识社会冲突和解决冲突创造了一些科学的方法和先进技术。达伦多夫认为，在现代社会，企图压制和消灭冲突是徒劳的，只能通过制度的方式来调节冲突。压制冲突不可能消除矛盾，只会使冲突隐藏到表层下面，并因而积聚扩大，一旦爆发，必然更加强烈。因此，应该承认冲突双方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并为之提供表达和协商的机会和途径，设立处理争端的公共机构和相应的冲突规则，如怎样谈判、怎样达成协议、违规制裁及如何变更规则本身等等，通过制度化来调节冲突。但所说的调节是指对冲突的外在表现的调节，而不是对冲突的内在根源的控制，其目的是消除暴力性冲突或减少暴力冲突的程度。科塞和齐美尔则都认为调控冲突，就是允许人们发泄敌对情绪，从而改善紧张关系，并通过建立新的规范或者肯定旧规范来消除不满情绪。科塞因此提出设立“安全阀”制度。就像锅炉里的蒸汽通过安全阀适时排出而不会导致爆炸一样，设立一种社会安全机制，这种安全阀制度就是在不毁坏现有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使敌对的情绪通过适当的途径得以释放，从而维护社会整合。针对有明确目标的现实性冲突，科塞提出通过制度性机制为其提供实现目标的合法手段，从而避免冲突的发生。但是，科塞并不认为安全阀制度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因为产生紧张与敌意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根本改变。
4.对社会冲突的功能的分析
对社会冲突的功能，社会冲突的各流派大多做了肯定性的评价。达伦多夫承认社会充满了冲突，冲突促进社会的变迁，冲突的调节维护着现存的社会结构。他认为由于各种调节冲突的制度化方法的建立，社会流动性增强，以及经济、政治和其他形式冲突的制度性分离，都使西方社会权威关系的基本结构得以维护。科塞认为，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社会冲突越频繁、其激烈程度越低，则它越有可能增强系统各单位的革新精神，从而缓解各单位之间彼此的敌意。对社会整体来说，冲突可以促进社会的整合水平和其适应外部环境能力的提高。冲突并非是“一种破坏性的现象”、“一种功能失调的现象”，冲突可以缓解社会中的不满和危机，增强社会适应性，促进社会变革。
西方社会冲突理论正视社会冲突并研究现实的社会冲突，从经济、政治、社会心理各角度分析冲突的起因，并提出相应的社会控制和解决冲突的有效方法，并采用测量的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对冲突的诱发因素、冲突的强度及暴力度等进行具体的量化处理，这有利于找到更合理、更有效的方法，以便把冲突的破坏度控制在最低限度和最小范围内。另外，西方学术界涉及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论研究还有很多，如：从社会稳定角度出发，以定性、定量定时分析为主，对社会系统各方面状况进行预测、评价、监督的社会预警理论。以社会政治危机的成因、规模、类型、频率、强度、影响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国家政府的预防、控制、消除等对策为研究内容，主要针对社会政治稳定的危机管理理论，社会控制理论、社会保障制度研究、社会政策研究等，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对社会冲突的探讨，只是这些理论并不直接针对社会冲突，而是从各自的侧面涉及到社会冲突，或者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由社会冲突理论引发的具有一定现实针对性的对策性理论思考。
三、世界各国的有关实践
虽然社会冲突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不完全是消极的，但是世界各国仍然从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角度出发，采取一系列积极的对策与措施，强化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制定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以便平衡利益的分配，减缓矛盾与冲突，强化政府的社会认同，以实现政治与社会稳定，保证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其中比较有效的和值得借鉴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社会稳定的政策理念
西方国家的社会政策，对维系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是各国规避社会冲突的一种重要制衡机制和稳定器。政府通过强制性的命令和原则（如，法律和政策规定）调整社会利益和福利的分配，维系自由和社会平等，以实现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治理理念。
社会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起源于工业革命以后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激烈的英国。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各国政府都开始通过扩大政府权力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高税收、高公债为目标实现社会资源再分配，以改善社会福利，缓解社会矛盾和阶级之间的冲突。西方工业化福利国家的雏形由此形成。但是西方各国由于受不同的价值理念影响，社会政策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即以自由主义福利观为主导的英美型；以民主社会主义福利观为主导的欧洲大陆型。
英美等英语系国家的社会政策受自由主义福利观影响，主张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体现在对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对制度化的社会福利持强烈的否定态度，即反对将一切福利责任都归政府，主张“选择性”的福利。他们认为“福利”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只有当市场失败时才能由国家介入进行协调，但不能采取再分配的渠道。比如国家可以为公众修造公园、在公共卫生和教育方面投资，通过社会保险和慈善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最低收入保障”，尤其支持为最需要的老人、病人和失业者提供支持，但不应该实行平均主义的再分配。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两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基本上遵循的就是这样的思路。比如，英国自撒切尔政府开始就积极推行私有化政策，鼓励非政府部门在社会服务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即所谓的“混合式福利”，不仅在公共卫生、公共住房特别是老人住房领域，而且在学生贷款、私立教育等方面注意发展和依靠私营的志愿机构，从而扩大福利提供领域里的市场经济。这样一来，不仅将市场消费者权利的概念带入到社会福利服务的运作中，提高了公民的选择范围，而且可以降低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重点，也是弱化联邦政府在社会保障体制中的主导作用，提高政府福利机构的私有程度，联邦政府的职能逐渐从直接责任者向决策和监督方向转变。社会福利的财政来源将朝着私营化和分散化的方向发展。
西欧和北欧的“福利国家”受民主社会主义福利观影响，社会政策带有集体主义的色彩，认为国家应该承担为社会中有需要的个人提供资金和服务，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体现在社会政策的价值取向上，主张国家实行制度化的“普遍主义”的福利政策。他们认为，国家应该通过社会政策，在就业、教育和文化机会的平等等方面，削弱阶级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平等，弱化阶级之间的冲突，以此来矫正市场经济造成的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剥削；社会政策的作用，在于对弱势群体进行某种形式的补偿，以满足社会需要和公共利益，促进社会整合。这种社会政策过去偏重于强调以经济结果的平均分配方式来实现社会平等，所以，强调以税收等形式调整贫富差别。但是最近此观念有所改变，社会政策的战略目标正从一般的现金支付转移到用一些预防性措施，例如用社会性服务项目来防止社会隔离和贫困。比如欧盟最近确定：社会政策应定位于使失业者能够有积极性去寻找和承担新的工作和能力，所以要在失业者的教育、培训等方面采取积极的措施。而且新的社会政策的趋向，也立足于尽量减少政府对于资金和直接服务的责任，鼓励家庭、非政府组织以及商业性社会服务部门和机构在社会福利体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2.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
建立全民性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多数国家为救助弱势群体、减轻由于不稳定因素诸如天灾、失业、生病、年老等原因造成的生存困境，给社会可能带来的不稳定影响，而设立的保险、保护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最为重要的社会安全网。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好地改变了社会矛盾的注意力。
西方的社会保障制度，建构于19世纪末俾斯麦时期的德国，其初衷是为了控制工人运动的发展，在各阶级、各阶层成员之间平衡利益的分配，缓和社会矛盾，保持政局的稳定。到20世纪50年代末，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基本完成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实行了一套完整的以高福利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保障计划。目前，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固有的弊端日渐显著，西方各国正面临程度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危机并已开始了积极的改革。但其完善的保障体系及有效的做法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西方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特点有以下几方面：
（1）社会保障的内容广泛。西方各国和社会保障的内容包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金保险、家庭补贴等各个方面，涉及内容非常广泛、功能齐全。
医疗保险范围广，享受人多。以瑞典为例，医疗保险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左右。医疗保险的支出有医疗保健费用（包括治疗费、住院费、药费）、疾病津贴（即受保人生病期间的收入损失）等，患者从病后的第四天起可享受疾病津贴。津贴的标准一般是一天收入的90%。失业保险方式多样化，有强制性失业保险、自愿失业保险、双重性失业保险等。此外，许多国家还对建筑、码头等特殊行业和政府公务人员制订专门的失业保险制度，有些国家规定，由政府或雇主对失业工人发给一次性失业救济。养老金保险分为普通老年保险和老年职工保险两种。前者是“援助已经不能依靠自己劳动满足自己需要的老年公民（或居民）”，英国和北欧国家都实行这种保险制度。后者则强调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事先安排好自己的退休生活，以便退休以后享受同退休前收入水平相当的生活。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实行这种保险制度，并且养老金还可以随全国平均工资变动情况每半年左右调整一次。家庭补贴更是非常具体，涉及各个方面的人群。有子女补贴、产假补贴、入学补贴、孤儿补贴、特种教育补贴，以及对家庭生活特殊困难者发给临时补贴，使所有人都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各国均设立公立学校，从小学到大学，对低收入家庭子女进行免费教育。
（2）社会保障对象多样性。西方各国社会保障的覆盖面非常大，不仅包括政府官员、公务员，也包括所有薪金劳动者和独立劳动者，有些保障项目还扩大到农民。特别是北欧国家把用社会保障机制覆盖全体公民作为最终目标。如德国实施农民养老保险，原则上所有农业劳动者都可参加，由于农民收入较低，80%的养老金由政府负担。一些国家如瑞典把居住在本国的外国公民也列入保护对象。瑞典的医疗保险还规定16岁的未成年人可随其父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只需有收入的成员将收入的12.8%交医疗保险税就可以全家享受公费医疗。
（3）保险基金来源多层次性。西方各国保险基金通常来自四个层次：雇主、雇员、国家和其他收入（如社会保险基金的利息收入等）。每个国家各层次的构成比例都不相同。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雇主交纳的比重较大，占到保险基金的50%左右，丹麦、英国等则是国家负担比重较大，占到40%～85%。社会保障管理也是多层次的。德国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就包括了联邦议会、联邦政府及各州的相应部门和社会保险机构。前两者只行使监督、管理及政策制定的职责，社会保险机构实行自治管理。另外，捐赠和志愿服务已经成为发达国家重要的社会资源，成为社会保障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在美国捐赠和志愿服务的贡献，折合金额已经超过当年社会保险金的总额（当年联邦政府用于收入保险的支出为2260亿美元）。
虽然目前由于不断膨胀的社会保障开支，使各国政府不堪重负，纷纷开始进行调整和改革，（主要是在社会保障领域实行市场化改革，以便实现社会保障的多元化，此做法也有借鉴价值），但是，各国成熟、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保证社会正常有序运行的积极意义，是无可置疑的。西方各国之所以能保持长期的社会安定并稳步发展，和社会福利政策通过国家税收集中大量资源用于再分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因贫富两极分化积聚的对立情绪，有着直接的关系。
3.积极的就业政策
失业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充分就业一向是西方工业化国家重要的社会目标。最近国外出一本书《政府应该干什么？》就是解决就业。西方各国一方面积极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实行积极的就业政策和反失业政策，以各种方式保证就业，降低失业率，把促进就业作为制定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目标。
西方各国一向把失业保障，作为其福利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失业率迅速上升，各国一改以往单纯发放失业津贴的“被动措施”为积极促进就业的“主动措施”。例如，丹麦一方面颁布法律法规，以不提供失业救济的强制性措施促使青年人就业，一方面又广泛实施再就业培训，把劳动市场的需求作为首要的目标，把理论、实际操作和职业介绍结合起来，直接为促进就业服务。在德国，劳工局通常是为失业者寻找与其资格相符的工作岗位，而丹麦则是全国安排失业者参加转岗培训，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1997年瑞典启动一个大规模的成人教育计划，这一计划以“提高知识水平”，减少失业为目的。此计划虽然本身不直接创造就业机会，但是却能帮助人们在高科技的时代里适应新的需要，抓住新的工作机会，以增加未来的就业率。
德国的反失业政策，更是从各方面采取措施，规避失业。一是调整财政税收政策，将有可能使企业在困难时期加大破产风险，或有损于国家和企业竞争力的所得税等进行减免。二是实行灵活的工资制，即不同工者不同酬，以避免非熟练、低技术人员失业。另外，还实行灵活的工时制度，鼓励“部分时间工作”和临时工，以增加就业机会。三是在市场政策方面，以增加失业者的就业机会和节省劳动市场政策费用支出为目标。在社会救助方面，则鼓励重新就业，如规定凡拒绝接受介绍工作的，将强制减少社会救助。另外，还在促进私人投资，扶持中小企业方面采取一系列鼓励措施，也促进了就业率的提高。在提高农业就业方面，国家采取补贴农业的政策，使农业生产与就业相对稳定。补助的主要形式是价格支持。欧盟各国政府包括德国都在考虑逐步用直接补助农业生产者收入的办法来代替价格支持。
积极有效的就业政策，使得失业者大大增加了重新就业的机会，出现了失业率下降的趋势。成果最为显著的是丹麦，失业率在4年中下降了4个百分点，被专家评价为“胡萝卜加小棒”政策。
4.稳定的农业补贴及保护政策
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在农业政策问题上均把保护农民利益和生产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赔本的农业同赔本的铁路运输业，一样都被视作战略性产业，不仅不向农民征收税费，反而给予农民直接和间接的补贴。这一方面是为农业生产本身提高竞争力，同时也是因为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较低，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向城市，补贴农业的政策，正是为了稳定农业和农业从业人员，而采取的保护和支持政策。
西方各国对农业的补贴，首先是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如对田界围栏、树篱、农场建筑、农业机械、农田排水设施及农村道路建设的补贴。其次是农产品的补贴。2000年，美国对每公顷耕地的直接补贴为100～150美元，欧盟为300～350美元。英国农民每育肥一头公牛，可获93英镑津贴。德国农业地区从业人员收入远不及城镇，因此，为了稳定农业，国家积极鼓励农民从事农业以外的副业。1995年，在德国各经济部门所创造的价值总额中，农、林业仅占1.1%，绝对值为380亿马克，而当年国家对农业补贴达502亿马克，为农业产值的132%。近年英国因发生疯牛病，消灭了上百万头牛，每消灭一头牛，政府都给相应的补偿。再次，欧盟为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还实行价格补贴，在农产品价格下跌时，进行干预性收购，以促使价格回升。另外，为了提高农民整体素质，还通过建立农业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以多种形式培训农民，这样一来可以使农民在保障食物供应的同时，维持与其他行业劳动力相当的收入水平，保持了农村的社会稳定。
5.完备的社会预警体系
随着现代社会复杂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各种变量对社会秩序影响的复杂性也在增加，西方各国为此十分重视，对社会现行运行状态及未来发展进行预测，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进行各种监测和社会调查，运用统计资料、数学模型和计算机模拟等，对诸多社会变量进行分析。特别是对社会问题的预警分析，对政府适时调整社会政策，实施有针对性的社会控制手段，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6.软、硬结合的社会控制手段
西方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实施社会控制。在民主和自由被奉为最高价值的社会里，一方面是多元价值取向和充分的行为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制度，以日益精细化的趋势规范公民的行为，与之相应的是有效的监督机制，对逾矩者严加惩戒。同时，还通过社会舆论媒介的言论自由，游行、示威、集会等自由以及宗教组织和宗教活动等软性机制，及时释放对立和不满情绪，缓解紧张关系，有效地规避冲突，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
西方工业化国家有着良好的法治传统，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主要社会控制手段是通过法律、制度和相关规定规范公民日常行为。同时还有完备、有效的监督机制，对触犯法律者严加惩处。比如美国1940年规制劳动场所的主要联邦法规有7个，1960年有8个，而现在则至少有28个联邦法规和一个总统行政命令，这还不包括各州制定的有关法律法规。据统计，最近40年来，有关劳动法律的数量已经增长了3倍。劳动法的内容更是非常具体，如反雇佣歧视法，禁止宗教、肤色、种族、性别、国别、身体残疾的所有歧视，一旦受雇佣者认为受到相关的歧视，就可以起诉雇主。包括工资、工时、解雇、工作场所安全和卫生在内的各个方面都有相应的法律。因为有如此完备的法律，所以少有因劳动纠纷而爆发的群体性冲突事件。
西方国家有着悠久的民主与自由的传统，只要不对现有社会秩序造成破坏的行为，政府通常不予干涉，而且政府还有意识地利用各种途径，达到使对立和不满情绪得到宣泄的目的。通常只要通过向有关部门提前通报，并告知具体的时间、地点、路线，游行、示威、集会等都会受到允许并得到警察的保护。各种宣传媒介也享有较大的自由度，可以对现政府部门及包括总统在内的所有人和所有政策，提出批评、质疑。政府对各种信仰、各种思潮、各种生活方式等通常持比较宽容的政策，并给予最大自由度。但与此同时，对超出法制轨道的行为，则施以严厉制裁。如2001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就职大典，一些反对者在布什经过的沿途，违反有关法规和有关部门的规定，就遭到警察的严厉处置，警察不惜使用催泪弹和警棍，把违规者打翻在地。这种软、硬结合的控制方式，也是西方社会相对稳定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