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1日，瓦尔特·乌布利希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此时距离他上次离开已整整12年。
4月30日，天刚破晓，乌布利希就醒了。这是在莫斯科的勒克斯酒店，在苏联流亡期间，乌布利希一直住在这里。勒克斯酒店建于俄国沙皇时期，宏伟壮丽，坐落于莫斯科的迪维斯卡雅大街。这家舒适的酒店，自1917年以来，就是那些受苏联欢迎的外国同志的寄居地。尽管能住在这里的人屈指可数，不过恰好乌布利希就是其中之一；否则他也不可能还安然无恙地住在这里。譬如赫尔曼·舒伯特、弗里兹·舒尔特、德国共产党（KPD）的其他领袖，以及政治局前委员海因茨·纽曼，他们就因为不合苏联的心意，而被迫害致死。当年，这些人满怀希望来到苏联，希望能找到庇护，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悲惨地死在了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的地下室内或者古拉格劳改营荒凉的旷野中。
乌布利希在苏联流亡时，一直严格执行斯大林的政策，一直为共产国际的事务奔波。希特勒1941年袭击苏联后，乌布利希开始给被东部前线红军俘虏的德军战俘做思想政治工作。说服那些战俘转而反对希特勒，支持德国在战后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1945年，乌布利希成为流亡在外的德国共产党内的第二号人物，仅次于头号人物威廉·皮克。而经验丰富的共产主义领袖皮克，已经69岁高龄。春天已经来临，与希特勒的战争也胜利在望。一个新时期正在开启。
5月1日早上6点，一辆公共汽车接走乌布利希和其余9位德国流亡者。
幸亏有租借法案，莫斯科飞机场上才会停有两架美式麦克唐纳·道格拉斯运输机。这两架运输机已经等候多时。乌布利希一行人会搭乘其中一架飞机，而“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成员搭乘另一架。“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成员，其实就是那些战争时期的重要战俘。但现在他们业已反对纳粹。他们也要飞回德国，但由于某些原因，他们不能同共产主义者搭乘同一架飞机。
飞行途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你最好什么都不要问……在斯大林统治时期，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说。”未来的东德领导人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奥德河畔法兰克福以东70公里的空军基地，这里曾属于纳粹德国，现在已经被苏联红军占领。
他们在一个小旅馆中凑合了一夜。第二天，乌布利希一行人和苏联政府官员对行程作了初步协商后，乘车前往布莱西姆勒。那是苏联将军伯扎林的指挥部，在柏林以东30公里，施特劳斯贝格附近。从这个新基地，他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首都上空腾起的熊熊火焰。早在1945年4月24日，伯扎林将军就被斯大林任命为柏林城防司令，希特勒于其后一周在柏林自杀身亡。乌布利希一行人到达布莱西姆勒的时候，伯扎林将军正好在前线视察；不过他的参谋已经为他们在附近的别墅安排好了住处。
稍作停顿，乌布利希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柏林，而其余的人则留在他们的新宿舍里等候指示。乌布利希当晚就赶回来了。不知疲倦的他立即召开会议，列席会议的还有苏联政府官员。乌布利希告诉自己的同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柏林建造一栋大楼，为德国自治政府的各个机构提供一个办公的地方。”要建造这样一栋大楼，他们必须尽其所能地去寻找技术人员、工程师、建筑专家，以及教育和艺术方面的领军人物。这是俄国人想要的。这就是正确的下一步。
听到这个消息，乌布利希的同事们面面相觑，掩饰不住眼里的惊讶。柏林，现在还陷于无以名状的混乱和破坏中，这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虽然希特勒已经在24小时前自杀，但战争尚未完全结束。而乌布利希谈到修建一栋政府大楼时的口气，就好像是他刚被任命为一个小城市的市长，现在不过是在替这个小城市解决一点小麻烦。
柏林是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上一次的人口普查表明柏林共有425万人，其中在工厂工作的有60万人；1/13的德国产业工人住在“大柏林”区域，它的工业产值约占全德国的1/10.五年的无休止轰炸和两周的残酷巷战，导致近10万苏联红军战死柏林，还有约20万德国市民在战火中丧生。现在，这个城市几乎找不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人口锐减到战前的一半，40%的建筑被完全摧毁。现在的柏林，没有电，没有污水处理系统，也没有可用的公共交通系统。
当乌布利希一行人舒适地住在布莱西姆勒宿舍的时候，柏林市民还心惊胆战地躲在地下室或者柏林城四通八达的地铁通道里。
当然也有很多善意和高尚的苏联士兵，竭尽所能地去帮助那些普通市民。而且和英美军官相比，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苏联军官更加熟谙德国的艺术和音乐。不管怎样，在被战火洗礼后的柏林，苏俄人和他们的德国同志曾努力获得市民的支持。
乌布利希在抵达德国后的第一个晚上，就去拜见红军总政治部（PUR）的领导——盖勒德谢夫将军。盖勒德谢夫将军告诉他：德国人必须服从苏联的命令。一如共产国际领袖季米特洛夫曾在1945年5月告诉德国共产党（KPD）的傀儡领袖威廉·皮克，“到德国的这些人，不会听从德国共产党的差遣，他们必须服从红军及其相关机构的命令。”
乌布利希每天都要去伊凡·谢洛夫将军那里听取命令。名义上他是盖勒德谢夫将军的代表。这是一个经历过无数次的清洗运动和强制流放的老兵，实际上比他的名义上司盖勒德谢夫更有权势。他将决定乌布利希和东德的命运。因为他是苏联人民内务委员部（NKVD）（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前身）驻德高级官员，直接向斯大林和他的秘密警察头子拉夫连季·贝利亚汇报。
谢洛夫的主要任务是将德国东部大量工厂的设备拆下来，用船运回苏联。这是莫斯科从战败的德意志第三帝国获得的一部分战争赔偿。这里，曾拥有全德国最先进的工业。1947年3月，被拆除的铁轨有11800公里长（几乎相当于1938年铁轨总长度的一半），苏联占领区内，30%的工业生产设施被拆除运走。同时，伊凡·谢洛夫还被授权可以没收任何能作为战争赔款的财富或者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这个授权，让伊凡·谢洛夫和他的助手有了名声远扬的机会。
1945年5月2日，乌布利希一行首次见到被攻占后的柏林。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描述了那次穿越东部郊区一路见到的苦难景象。那是没有亲临其境的人永远都无法想象的：
我们驱车前往利希滕贝格，在途经弗里德里希斯费尔德的时候，面前的情境就是人间地狱——废墟上的火焰还未熄尽，腾起滚滚浓烟，饥饿的人们衣衫褴褛，蹒跚而行；德军士兵神色茫然，好像完全不明白这里发生的一切；红军士兵兴高采烈地歌唱，时常都喝得醉醺醺的；成群的妇女在红军士兵的监视下清扫街道；等着从水泵里取水的人排成长龙；所有人的脸上都写着疲惫，掩不住的饥饿神色，还有紧张和颓废。
然而，不寻常的是，红军占领柏林的头几周里城市复原的进展十分显著。令人惊讶的是，在此期间，几乎没有柏林人饿死。一直以来，伯扎林将军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据称，他于1945年6月16日在柏林一场神秘的摩托车事故中丧生。不管怎样，他确实为德国人民组织并提供了最基本的给养，而这些给养是从红军的仓库里调拨出来的。另外，他还对恢复这个城市的文化生活有着浓厚的兴趣。
早在1945年5月17日，临时营房里就展出过柏林博物馆的藏品。5月26日，柏林交响乐团举办战后首次音乐会。然而，已经习惯于计划经济苛求的苏俄人立即驱赶柏林人去劳动，很快就只剩下空荡荡的大街。柏林的正常生活在一点一点地开始恢复，有轨电车再次通车；地铁的第一段也于5月15日再次开放运营。不久，苏俄招集一群记者，开始发行《每日评论报》（Tgliche Rundschau）。报纸全是苏联的政治宣传，于是被人们称为“卑劣的评论报”（Klglide Rundschau）。
5月19日，柏林市政府再次组建。前社会民主党贸易联合会领导人约瑟夫·奥罗普被说服加入市政府。为了让他的“当选”合法化，苏俄人采取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从周围的几栋建筑里找出几十个男男女女，把他们聚在一起，让他们“投票”选举市政府成员。天主教政治家安德列亚斯·赫尔墨斯博士曾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过粮食部长，被选来负责柏林人民的吃饭问题；苏俄人一路追踪到万塞的别墅，才找到柏林夏洛特医院著名的外科医生和主任索尔布鲁赫，并邀请他前去管理柏林市卫生局；建筑师汉斯·夏隆和电影、戏剧双栖明星海因茨·鲁曼分别成为了柏林市建筑和文化事务顾问。
柏林市政府的成员都是一些很有才能的人，而且他们做的一些事情确实挽回了人民对市政当局的信任。不管苏俄人是多么的不被信任，但普鲁士人强烈的责任感带来了令人诧异的成功。乌布利希布下的这个局，让他自己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
5月12日，乌布利希为柏林找到了市长大人（Oberbürgermeister）。乌布利希挑选的人叫亚瑟·沃纳博士，是一个学院的院长，对政治毫不关心，而且已经上了年纪，有点糊涂。莱昂哈德回忆当时周围的人劝阻乌布利希作这个选择时的情境：
“瓦尔特，我实在搞不懂，”一个人说，“我认为沃纳博士不是合适的人选；而且他年纪也太大了。”
“我听说他的头脑有时不是很清楚。”其中一个将要被安插到市政府中的人说。
“这没有关系，”乌布利希回答，“他的副手会是我们自己人。”
沃纳博士的副手，42岁的库尔特·马隆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忠实信徒。主管教育和人事的领导也是乌布利希可以信赖的共产主义者。人事局的领导亚瑟·皮克，是德国共产党领袖威廉·皮克的儿子。此前，亚瑟·皮克一直在红军政治部任职，一周前刚从那里离职。
也许是因为斯大林希望和西方保持良好的关系，也许是他真的相信德国人民能够加入苏联的阵营；总之，他最初的政策似乎是鼓励民主多样化的。乌布利希在一份工作指示中谈到了这一点：
在工人阶级行政区，原则上应该由社会民主人士担任市长；而在资本主义区域，比如策伦多夫、威尔默斯多夫、夏洛腾堡等，我们必须从天主教中央党、社会民主党、德国人民党内指派资产阶级成员担任市长。最好是拥有博士学位，但他必须是一位反法西斯，并能和我们合作的人。
然而，莫斯科已经放弃了列宁主义的强硬政策，转而支持不温不火的资产阶级民主。为了掩饰这种现象，他在文中补充道：
现在该谈谈我们自己的同志了。柏林的第一副市长、人事局还有教育局的领导必须是我们的人。这样每个区至少有一个是我们可以绝对信赖的同志，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组建地方警察部门。
这就是所谓的“副手体制”，被委任为柏林市长的沃纳博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柏林，第一把手可以不是共产党员，但副手必须是乌布利希的人。此外，还必须掌控警察部门，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完全掌控政府机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都必须服从这片破裂土地上真正的权力机构，苏联军管局（SMA）。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同那些共产党元老人物返回柏林的时候，只有24岁。因为他的母亲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带着他去了莫斯科。莱昂哈德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政治学校里学习，像研究地理或数学一样地研究意识形态和秘密谍报技术。莱昂哈德在苏联待的时间较长，俄语说得很流利。就连俄语说得很好的乌布利希在与苏联上司会面的时候，也喜欢让莱昂哈德给他做口译。现在，莱昂哈德也被派去威尔默斯多夫中产阶级居住的郊区筹建一个行政机构。照例，这个政府机构的“挂名领导”必须得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资产阶级成员。莱昂哈德考察了遇到的每一个资产阶级成员，终于找到一个愿意担当此任的人。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正是此时，乌布利希对莱昂哈德讲了那句最著名的话，完美地概括了他们在刚被占领的柏林实施的策略：“必须看起来民主，但我们必须掌控一切。”
乌布利希等人在柏林的时间很紧迫。还有不到8周的时间，三个西方盟国就将入驻“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占领区。在此期间，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制造“既成事实”。
三个战时的盟国——英国、美国和苏联——已经对柏林的划分达成了一致意见，并且得到了盟国欧洲咨询委员会（EAC）的许可。盟国欧洲咨询委员会于1944年1月在伦敦成立，其主要任务就是拟定战败国的临时管理方案，推迟德国政治重建和德国政府的建立。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ACC）将同三个西方盟国一起治理德国，而它的总部将设在柏林。
因为首都柏林地处偏远的东部，无法同被占区域连在一起，所以盟国正好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小型的占领区政权。每个盟国都在柏林分得一小块地方，称为“防区”，以表明在盟国占领之下的德国依然是一个整体。
表面上一切都很顺利。尽管在联盟和即将到来的胜利里存在一些被忽略或尚未预见到的问题，但人们还是满怀着自豪与喜悦期待着。
首先，由于法国的强烈要求，柏林市内的三国管制政府增至四国，法国也在德国（包括柏林）得到一点地盘。德国政府将由联合军事管制委员会（Kommandatura）管理，而军事管制委员会要求各成员国的意见必须达成一致。如此一来，对于大柏林政府的决议，每个盟国都有一票否决权。
第二，柏林160公里（即100英里）的范围完全处于斯大林的控制之下；关于西方盟国进驻柏林，并没有形成任何正式的书面协议。
在欧洲胜利日当天，美国还在分界线以东几百公里远的地方，占领了莱比锡、马格德堡、哈雷区、魏玛以及其他一些德国的重要城市，但按照苏联和西方盟国之间的协议，这些城市本该属于苏联。英国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梅克伦堡州的一部分。现在的问题是，西方盟国占领的大片土地中，有1/3本该由苏联占领。那么，在苏联同意英美接管其在柏林的防区之前，英美要从这些地方撤出吗？
丘吉尔非常清楚“既成事实”的重要性。战争结束前的那几周，他还想继续朝柏林进军。他警告华盛顿，要警惕苏联在欧洲中心出现将会引发的“铁幕”问题。这位英国首相赞成英美保留所有的占领区域，直到“我们对波兰的情况感到满意，对苏联临时占领德国的情况感到满意”。丘吉尔的建议遭到美国新总统哈里S。杜鲁门的否决。1945年4月12日，美国“二战”时的总统罗斯福辞世，哈里S。杜鲁门继任。后者急于确立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因而不愿开罪苏联。
然而，让德国人民痛苦的事情还是发生了。6月初，英美士兵体面有序地撤到易北河的另一岸。当即，苏俄人和人民内务委员会的成员涌入撤出区域。
现在，西方盟国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己的军队进入柏林，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苏俄人给出各种借口，一会儿声称“排雷尚未结束”，一会儿又说“苏联红军的重新部署”阻塞了道路。虽然和平已经来临六周，但这种局面还在继续。
1945年6月23日，美国“先遣勘察团”终于被准许进入柏林。弗兰克·L。豪利上校率领100辆军车和500名士兵前往柏林。然而很快，他们就在易北河畔的德绍被苏联红军拦住，只允许半数人进入苏联占领区。他们在苏联红军的严密护送下，来到距离柏林不远的巴贝尔斯堡。在这里，他们再次受到阻拦，所有人员都不准下车。最后，他们不得不掉头返回西部。
而此时，斯大林的手下正忙着拆卸工厂，寻找黄金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每天安插更多的奸细和特工进入权力部门，以便更好地掌控政府；斯大林并不急于向他的西方盟友交出德意志第三帝国最大、最富有城市的2/3.直到后来，人们才从斯大林众多的手下口中撬出真相，斯大林所拥有和掌控的一切，就像遭受过残酷清洗的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所描述的：“又多又肥……就像肥胖的蛆虫一样。”
八天之后，艾森豪威尔将军的代表克雷将军和英国军事长官的代表罗纳德·威克斯爵士首次乘飞机到达柏林。经过一番艰难的交涉后，事情终于出现转机。苏联指挥官给出的口头承诺是，西方盟国的人可以通过一条干线公路、一条铁路以及两条航线前往柏林。后来克雷将军回忆道：
那时，关于苏联提出的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必须达成一致意见的要求，我们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它将赋予苏联一票否决权，以后会阻碍我们的努力……我犯了一个错误，没有把自由进出柏林的权利作为我们撤出占领区的条件。
7月1日，豪利上校再次试图进入柏林。他穿过苏军喧闹的重重关卡，来到美国防区，结果却发现俄国人还在那里。苏联士兵十分不愿放弃他们两个月前付出巨大代价得来的地区。豪利上校张贴出美军即将到来的公告，但随即就被苏俄人撕了下来。对此，豪利上校不得不派武装卫兵守护这些公告。
英军在进入柏林的过程中也遇到类似的困难。当英军先遣部队抵达马德堡大桥时，他们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该桥已经“封闭”。幸而，英军并没有因此泄气，因为随后他们就在柏林周边找到了一座无人看守的桥，然后从桥上悄悄地溜了过去。美国本来计划7月4日在柏林举行盛大游行，但由于受到苏俄的进一步阻挠，进入柏林的西方军队数量远远不够。
两周之后，胜利的“三巨头”会议在柏林城外的波茨坦召开。波茨坦到处张灯结彩，悬挂着斯大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其他社会主义英雄的巨幅海报。就是在这种氛围下，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聚到了一起，为战后欧洲的格局作最终决定。会议进行几天之后，丘吉尔在国内的选举中落败。英国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当选英国新首相，取代丘吉尔参加波茨坦会议。随着罗斯福总统在4月辞世和丘吉尔首相7月在英国落选，战时的“三巨头”已经不复存在；三巨头之一的约瑟夫·斯大林，显得比以往更加强大。
在庸俗而奢华的西西琳宫（1913年为德国王储修建，英国别墅风格），英、美、苏冠冕堂皇地谈论着“5个D”，也就是非军事化、去纳粹化、非工业化、分散化和民主化。但对于波兰的现状，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任凭波兰的边境线还在被刺刀重新划定。同样的，这次会议也没有关注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的命运，而在这些国家里，苏联红军还在使用武力推行斯大林的意愿。
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提议1947年之前从欧洲撤军；这肯定让苏俄人非常高兴。但就西方盟国自由进入柏林的权利问题，这次会议仍然没有形成任何书面文件。
哈里S。杜鲁门在会议上宣布美国拥有了原子弹，然而苏联的独裁领袖并不显得吃惊。他保持着一贯的迷惑世人的表情。实际上，斯大林在美国原子能机构安插了一个间谍，他早就收到美国原子弹研发成功的消息，并已经偷偷命令苏俄科学家加快苏联核计划的进程。
1945年6月，瓦尔特·乌布利希两次前往莫斯科进行访问。斯大林再次向他授意，要抵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没收德国工业及金融公司的企图。
事情的起因是那些土生土长的德国共产主义者，总是企图在德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收德国的工业及金融公司。当德国共产党于6月10日重新建立时，共有16个人签名提交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申请，其中只有3人是在纳粹时期以“非法”身份在德国度过的；而其余的都是在莫斯科接受训练的流亡者，都是住在勒克斯酒店中的苏联的忠实信徒。
慢慢地，英国、美国和法国的军队都在柏林安顿下来。对于他们，柏林人的心情很复杂，但还是很热情。一个英国军官写道：
德国人没有显示出任何不悦或者憎恨的神情……他们只是盯着我们，很多人在微笑、挥手，甚至还有一些人在欢呼。与其说这是胜利者进入一个被占领的城市，还不如说是这个城市居民对解放的一种更冷静的欢迎。而这无疑要感谢俄国人。谁能料到呢？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们进入柏林的时候，德国人居然把我们当成解放者，而不是专制统治者。
1938年，乔治·克莱尔从维也纳逃到英国的时候，还只是一个年轻的犹太难民。现在他回来了，身份却变成了一名英国士兵，一名在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的英国士兵。7年前他经由柏林前往英国，就在那时，他喜欢上了库达姆大街（选帝侯大街）：
宽阔的人行道两旁绿树成荫，人行道上总是挤满了闲逛的人……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你都只能看到拥挤的人群、精美的商店橱窗、忙碌的交通，总之四处都是一片繁荣的景象。1938年初秋，德国人的生活是令人愉快的，或者说是公正、自由和充满个性的，除非你是犹太人……而我，却是一名犹太人……
对于战争带来的变化，他感到非常震惊，但生活还得继续：
柏林并不像月球表面一样毫无生机。它是有生命的，然而，这种生命迹象恍若阴魂附体，从身旁那些人脸上茫然的神情就可以看出：这种行尸走肉的现象在男人身上体现得更加明显。那时的大多数男人已经年老或者上了年纪，他们佝偻着身体，脸上透露出沧桑。少数一些年轻人——他们的身上依稀可以见到当初几乎占领整个欧洲大陆的德国士兵的影子——身上是褴褛的纳粹德国国防军军服，脸上却是凄惨和被蹂躏的神情。
让乔治·克莱尔感到悲哀的是乔治母亲的姑姑，巴特曼夫人一家已经不在了。1938年秋，乔治·克莱尔和父母在柏林等候护照的几日，就住在巴特曼夫人家里。巴特曼一家也是犹太人，但他们从未移居国外。乔治·克莱尔很清楚犹太人在残暴的纳粹德国生活意味着什么。
有一天，克莱尔突然发现自己来到一栋熟悉的公寓大楼之外。7年前他在这里住过一段日子。他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些亲人：马尼娅姑姑，即60岁的巴特曼夫人，还有她的女儿——聪明而妩媚的罗莎尔。罗莎尔曾在柏林的法国航空公司工作，这就规避了纳粹关于公共事务机构不允许雇佣犹太人的禁令。他看了看公寓的大门，但是门上的名字显示的是他根本就不认识的人。仔细查看之后，他发现“门框的左上方有一块长方形的门牌，上面写的是‘巴特曼先生与夫人’，只有这块门牌还光亮如新”。几年后，克莱尔写道：“那块小长方形门牌比大门的其他地方都要明亮，那就是巴特曼一家唯一的墓志铭，是他们唯一存留下来的东西。”
在关于最终“允许”三个西方盟国在柏林拥有各自防区的谈判中，西方盟国犯了一个极其严重的判断错误。由于柏林已经在“盟国”的控制之下（事实上在7月之前都由苏联控制），西方盟国的谈判代表同意由苏联总指挥签署所有命令，并在另行通知之前都具有法律效力。
接下来，苏联发布了一系列命令。这些命令不仅包括行政管理条例，还包括在柏林各个街区任命监察人。和纳粹时期一样，如果有人做了当局（也就是苏联军管局及其代理机构）不许可的事情，监察人都需要向当局汇报，并对当事人进行惩处。
8月17日，英国驻夏洛腾堡防区的指挥官剥夺了防区内监察人的所有权力，并禁止他们再干涉当地市民的私生活。美国军事当局也相继做了同样的事情。现在，西方盟国意识到必须采取具体的措施来保证真正的民主代表权以及与之共存的自由回归柏林。而这些是绝不可能自己出现的。
几周之后，英、美、苏、法就法国占领区的范围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英国力挺法国在欧洲的地位和作用，所以法国在柏林的防区就是威丁和赖尼肯多夫，而这两个区都是从英国占领区的北部划拨出来的。与其他西方盟国不同，法国的目的是要保持一个虚弱的德国，并竭尽全力阻止德国统一。
法国反对将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变成管理全德国的联合政府，并且一开始就不主张德国自治。法国继续宣称自己拥有说德语的萨尔工业区，并要求控制莱茵兰以及强大的鲁尔工业区。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力，法国强烈反对苏联干涉自己防区内的事务；在面对苏俄与英美日益紧迫的权力之争时，法国人并没有打算加入英美为柏林人争取应有权利的行列。
同时，很多西方人都努力让自己相信，不管怎样，苏联的这些过分行为只是一时疏忽，因为苏联缺乏管理这样一个现代大城市的经验。
苏联控制区内的政治生活开始活跃起来。乌布利希希望德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活力和亲苏的态度吸引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前的支持者，让他们转而支持德国共产党。但他错了。很快，德国社会民主党进行改组，并在几周之内就在苏联占领区设立大量分支机构。这种让人飘飘然的解放氛围让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人士感到兴奋，于是他们开始致力于让德国工人运动“重新统一”起来。就在20世纪30年代，左翼的分裂曾导致德国政权落入纳粹之手，因此，绝对不容许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乌布利希的团队依然忠实地执行斯大林的命令，并努力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保持一定的距离。然而，为了能更好地控制德国社会民主党，乌布利希向社会民主党提议创建联合政策委员会，因为这样的委员会能让他们更好地协商如何把德国重建成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意了他的提议。
各中产阶级政党也被鼓励进行重组，并且被邀请以战后“团体”的名义加入德国共产党。以德国自由党（LDPD）为例，当时的“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工作进程太慢。“瓦尔特，我该怎么办啊？”负责协调此事的共产党官员理查德·吉普特纳抱怨说，“漂亮话他们倒是说了不少，但对建立政党好像并没有什么兴趣。”乌布利希严肃地回答：“那么，理查德，好好地批评他们一下。”1945年7月5日，自由民主党在柏林成立；6月25日，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CDU）成立。
7月14日，“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统一战线”宣布成立。这个统一战线由德国共产党、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自由党的代表组成。乌布利希一手策划的民主机构终于建成了。两年后的国家民主党（NDPD）的成立又为这个民主机构的历史添上浓重的最后一笔。国家民主党的成员都是那些不太重要的前纳粹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他们希望自己的罪孽能得到宽恕，并且想要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事情的关键就在于，尽管表面上德国共产党只是“反法西斯民主党派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党派，和其他党派是平等的，但在“统一战线”中，只有德国共产党才拥有苏联军管局的耳目，而后者才是至高无上权力的拥有者。乌布利希每天都要去拜见苏联高级官员。要是没有这些苏联高级官员，苏联占领区什么都不会发生；当然，如果没有这些苏联高级官员，乌布利希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就是西方盟国在柏林面临的境况：“几个”表面上独立的党派，表面上共同掌握，背后却是受苏联控制的集团组成的柏林市政府。
11月，匈牙利和奥地利举行大选。奥地利和匈牙利也同样存在几个受到苏联控制的“党派”；无奈地方共产主义者的表现太差，资产阶级和温和的左翼党派都发挥出色。苏联想要包揽所有职位，并且让它像自然的历史进程一样发生的图谋落空了。一个对此状况非常担忧的苏联官员告诉乌布利希，如果想要避免“奥地利似的危险”，就必须对非共产主义者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
但苏联的政策很快又发生了变化。1946年1月底，乌布利希再次飞往莫斯科。斯大林告诉他，要不惜一切代价合并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而且这个任务必须在1946年5月1日前完成，因为那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日子。
对于两党合并一事，社会民主党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社会民主党左翼分子奥托·格罗提渥对此表示非常欢迎，并带来一批社会民主党成员助阵；而社会民主党内的激进分子却表示反对。很快，住在柏林东部的激进分子就被苏军指挥官禁止发表集体演说，后者在这片土地上拥有绝对的权力。还有一些激进分子被驱散或者以莫须有的指控被逮捕。一些社会民主党成员试图组织在整个柏林进行自由投票，但受到苏联当局的阻挠，当局甚至用枪逼迫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就范。在柏林西部，社会民主党人历经千辛万苦才让一些投票站得以开放，投票结果表明绝大多数人反对两党合并。
1946年4月21到22日，在东柏林的德国国家歌剧院内，1000名代表正式投票支持两党合并。在新成立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内，一大半党员是原社会民主党成员。党委共有14个席位，社会民主党和共产主义者各占一半。威廉·皮克（德国共产党）和奥托·格罗提渥（社会民主党）共同领导政党，他们的副手分别是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共产党）和马克斯·费希纳（社会民主党）。格罗提渥与皮克的握手赢得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时髦的握手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象征，后来出现在数以百万计的旗帜、徽章以及海报上。
随着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立，苏联占领区的真正权力落到它名义上的副领袖手里。瓦尔特·乌布利希，一个冷静的撒克逊人，勤勉而又坚决地组建了一个政治实体，如今他终于掌握了这个政治实体的最高权力。此时距他回到柏林也快一年了。
然而，乌布利希在柏林的使命还远没有达成。
德国已经战败，被胜利者踩在脚下，但很快胜利者就开始争吵不休。因为西方盟国很快就发现，他们面临着一部分严重短缺，一部分又过剩的局面：德国的住房和粮食太少，而无助、缺乏劳动能力的人又太多。
1945年5月，柏林的人口只有几个月前的一半。很多人为了躲避苏俄士兵而逃去了西部，还有一些人在保卫他们首都的时候牺牲了。
波茨坦会议作出一个决定德国人命运的决定：德国的边界向西偏移几百英里。波兰人将会得到新边界线以东的大部分领土。波茨坦协议的第十二条规定，如果长期居住于此的德国人要迁离这些地方，需要以“一种有序而且人性的方式”进行。
不幸的是，在这次强制迁移中，人性完全没有体现出来。那些曾经被德国占领，长期忍受着德军残暴行为的国家，一直都渴望复仇。在这片即将归属波兰的土地上居住着500万德国人。波茨坦公告之后，他们几乎全部被驱逐，事情很突然，而且过程十分凶残。1945年5月19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说德语的300万同胞，即所谓的“苏台德区德国人”，将会被强制驱逐。在逃难的过程中，妇女被强奸，无数家庭遭到抢劫，谋杀也随处可见。凶残的暴徒在大街上游荡，专门劫掠难民乘坐的火车。
很多公路和铁路都要经过柏林。1945年10月12日，美军司令官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在呈交给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报告中如此描述难民们的悲惨处境：
我们医疗机构的报告显示，仅在柏林的莱特火车站，平均每天都会有10个人死于极度疲劳、营养不良或者疾病。看到这些不幸的人所遭受的痛苦和绝望……我们马上就会想到达豪集中营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这是大规模的报应，但却没有报应在那些纳粹头目身上（Parteibonzen），它们报应在了妇女和儿童的身上，报应在了那些贫穷而且虚弱的人身上。
《生活杂志》报道称，仅在柏林就有800万难民。或许这篇报道有一些夸大其词，但这个城市的确已经人满为患。西方盟国要养活自己占领区的那150万柏林人已非常困难。每天还会有25000名难民涌向柏林城的边界。也许这些绝望的人认为战前恢弘壮丽的柏林有可能会幸免于难，但他们从来就没有想过这座城市居然也会变成一片废墟。在柏林，成千上万的房屋变成瓦砾堆。在英国占领区内，原本有44家医院；但是现在，43家医院不是被摧毁，就是遭到严重破坏。之后来到柏林的人被直接推上西行的火车，管它去向何方。
尽管有如此多的难民涌入柏林，苏联却禁止从周边的农村输入食物。他们开始以行政借口来限制往来于东部和西部区域的火车数量。由于苏联最初颁布的管理条例依然有效，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内，盟国都默许苏联对柏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严格控制。
连续的挨饿，柏林人已经习惯。盟军士兵和军官个个吃得好喝得好穿得好，最重要的是他们有香烟（那时香烟已经成为柏林市内的非官方货币）。只要他们不讨厌屈从于各种惯例，那么他们就可以享受到帝王一般的生活。和德国妇女进行一次性交易的市价是5根香烟。收集烟头（Kippensammler）成了公认的美事儿。盟军士兵经常光顾的场所内的工作成了香饽饽，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收集烟头而得到大量的额外收入；在维也纳咖啡厅里工作的人也可以捡到大量的烟头，每100个烟头就可以卖5美元。位于柏林市中心的提尔公园内，到处摆放着黑市摊位，这里就是柏林东部和西部的交界处。
1945年8月，有报道称在柏林火车站每天都会有50到100个孩子失去双亲和被遗弃，这些孩子被送去孤儿院或者给人领养。相对来说，他们还算幸运。其他孩子，一群群地在大街上流浪，偷一些可以偷到的东西，洗劫废弃的建筑，找寻可以出售的废品。
1945年10月，德国市民的食物配给量每天仅为800卡路里。而到1946年元旦，英国占领区的食物配给量减少到每天400卡路里。另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燃料短缺。以前，柏林所需的煤多数来自东面几百公里之外的西里西亚，但现在西里西亚的煤矿都掌握在波兰人的手里。这就是说，再从西里西亚运煤就是进口，于是他们选择从鲁尔运煤，但鲁尔在遥远的西部地区。随着冬天的来临，柏林每天至少需要供给600吨煤，从来没有够用过。
战后第一年，大约有12000名柏林人死于饥饿或者因为营养不良而引起的并发症。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开始追求文化的繁荣。他们在西柏林创办报纸，开设剧院、夜总会和歌舞表演场所，甚至开始运作商业电影制片厂。或许柏林人依然缺衣少食，或许他们的房间内依然寒冷如冰，但这是自1933年以来，他们首度能重新自由地行动、写作和谈话。套用一句幽默的话来说，这段时间就是人们熟知的“黄金饥饿年代”。
在苏联占领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合并，成立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就此结束。只要条件许可，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员会立刻反对与共产党的合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苏联占领区内一直遭受迫害，但这个最古老最庞大的工人阶级政党一直都坚持在全市活动。
1946年9到10月，在苏联占领区（和西方盟国控制的柏林西部区域），举行省议会和市议会的选举。苏俄和共产主义者都竭力说服或恐吓选民给德国统一社会党投票；然而投票的结果却让乌布利希和他的苏俄上司大失所望。不管怎样，这个投票结果反映的正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柏林的现实。
在柏林市议会的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赢得了将近49%的选票。紧接其后的是基督教民主右翼联盟，赢得了22%的选票。尽管德国统一社会党有共产主义宣传机器和苏联军管局的大力支持，但仍仅有19.8%的选票，被社会民主党远远地抛在后面。尽管有德国统一社会党这一“红色联姻”的产物，但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在各个选区打败了德国统一社会党。而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共产主义者通常可以获得60%的选票。
谢尔盖·帖尔帕诺夫上校是苏联军管局内负责宣传工作的主任。面对选举的惨败，他暴跳如雷。他声称，将来有必要“杜绝一切对苏联和苏联占领当局的不敬行为。即便是微不足道的不敬行为，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1946年冬，德国共产主义者决定实行“严厉”的方针政策。他们在苏联占领区内掀起一波疯狂逮捕纳粹分子和“颠覆分子”的浪潮。事实上，被逮捕的人中有真的纳粹分子，也有一些人根本就和纳粹扯不上任何关系；这些被逮捕的人中还包括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激进分子。1946年，苏联建立了德国内务部（Deutsche Verwaltung des Innern，简称DVdI），而内务部成员全都是让他们放心的共产主义者。内务部成员严密地控制着德国后备警察部队，而这支后备警察部队很快就成为人们熟知的东德“人民警察”。
不祥之兆出现了。在苏联占领区内，“劳改营”建立起来。一些劳改营，比如魏玛附近的布痕瓦尔德劳改营和离柏林35公里之外的萨克森豪森劳改营，居然是由纳粹集中营转变而来的，这一后来才得知的真相，让全世界都感到震惊。
这些劳改营，是否和纳粹建立的集中营一样，如今依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这些劳改营里，充斥着死刑和严刑拷打。就像在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一样，拘押在这些劳改营中的囚犯，至少有1/3是死于疾病、营养不良或者非人的虐待。尽管苏联和德国共产主义者声称有很大一部分死者是纳粹分子或战犯，但事实上，他们当中，有些只是同情希特勒主义，还有一些则是因为反对斯大林体系。德国内务部迅速壮大起来，它的头也在20世纪50年代升任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的首领。
面对苏联和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行为，一位原共产党人带头反击。这位原共产党人就是恩斯特·罗伊特。和其他那些在柏林（也如在纽约或者伦敦）出人头地的人一样，罗伊特也不是柏林人。
罗伊特出生于1889年，和希特勒同一年出生；他在弗里斯兰省长大，父亲是一名航海船长。一战期间，罗伊特在东部战线服役；后来成了俄国的战俘。十月革命之后，他开始信仰布尔什维主义。罗伊特很快引起了列宁的注意。1919年初，罗伊特被派回德国，成为襁褓中的德国共产党柏林市委书记。
罗伊特在德国共产党内青云直上，很快就成了德国共产党的领袖；但是他的革命生涯非常短暂。由于对德国共产党的统治方式感到失望，他转而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
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后，罗伊特当选为市议员，很快成为一名成功的柏林行政长官，负责柏林市的交通运输政策。他发明了统一票制；由于汽车越来越多，他很快就意识到大量的汽车会导致柏林的交通不畅，于是致力于在柏林修建地铁。1931年到1933年，罗伊特担任马格德堡第一市长；经济大萧条时期，他四处奔波，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救济失业人员。1933年之后，朋友把他从集中营解救出来，并帮他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做土耳其政府的交通顾问。“二战”期间，他一直都流亡在安卡拉。
1945年，罗伊特返回柏林，再次被选入市议会，并官复原职，负责交通工作。接着，1947年5月，现任市长被迫辞职，罗伊特就取代他成为了柏林市长。
苏军指挥官拒绝承认罗伊特被推举为市长的选举结果。看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元老路易斯·施罗德的份上，罗伊特从市长的职位上退下来，但他依然是柏林反苏联盟中的核心人物。作为曾经的德国共产党党员，罗伊特非常明白乌布利希这样的共产党员（apparatchiks）的心理。事实证明罗伊特的经验是无价的：
对于不能为所欲为地统治柏林，苏联人气急败坏，开始逮捕政治上的对头。他们不仅在苏联占领区内抓人，还将魔爪伸到西柏林。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纳粹德国国防军上尉保罗·马克格拉夫，后来被改造成一个积极的共产主义者。他在1945年5月被苏军指派为柏林的警察局长。柏林市内5000多名不合马克格拉夫顶头上司心意的人，随即从柏林，包括西区的街道上永远地消失。
作为在盟国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的英国雇员，乔治·克莱尔见证了这一切。后来，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下了这样的日常场景：
苏俄人……开始“清除”那些在政治和人权方面反对他们的激进分子。从一辆急速停下的车中跳下几个彪形大汉，一把抓住受害者并迅速地把他们塞进汽车，总共不过几秒钟的时间。还没等周围的目击者回过神，车子早已朝着苏联占领区的方向绝尘而去。
每次绑架行为发生之后，柏林西部的指挥官都会去苏联红军驻柏林——卡尔斯霍斯特的总部提出抗议。接待他们的科蒂科夫将军每次都会坚决否认自己与此有任何关系。他假装同情地叹气，并提醒西部区域的指挥官：阻止你们区域的“盗匪活动”应该是你们的职责所在，而非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