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书总能精确地说出历史事件结束于哪天，但很少有持续的历史事件或进程能够精确地于某一天结束，柏林封锁也不例外。
1949年5月12日，午夜刚过，英国皇家宪兵团的一名下士就打开了英苏占领区边界黑尔姆施泰特检查站的铁门。一年来，护送的小车和卡车首次可以通过这道铁门，沿着高速公路开往柏林。凌晨1点23分，一辆装备有德国发动机的英国军用列车，由一名德国工程师驾驶着开往柏林。而第一辆从柏林开出的车也在凌晨2点左右到达了黑尔姆施泰特检查站，这是一辆由美国人驾驶的小车。
但是一切并不是表面上那么宁静。因为在很短的时间内，苏联人就会在封锁区设置新的障碍和限制措施。
就解除封锁一事，双方进行过漫长的协商，而苏联军管局（SMA）在最后时刻偷偷地加入了一些条款：每天只允许16辆列车来往，列车必须装备东部的发动机，由东部的司机驾驶；不止于此，他们还擅自更改时间表，并阻延军用列车，本来从黑尔姆施泰特到柏林只需要两个小时，现在却变成了七个小时。此外，他们还列出禁止从柏林进口的货物清单，使得黑尔姆施泰特90%的贸易都无法进行。苏联军管局还禁止卡车在夜间上高速公路。苏联人让邮政列车在苏占区内绕行，而且不允许其装卸货物；如此一来，所有的信件和邮政交通仍要依靠航空。
人要求他们提供德国经济委员会的签章。德国经济委员会是苏占区内的一个机构，由苏联派人直接控制。驳船运输对黑尔姆施泰特的贸易来说举足轻重，却因为苏联人要求提供船员名单和过境许可证而被迫停滞。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谈判之后，表面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政治和经济上的高压让交通系统工人不堪重负，他们开始罢工，由此，柏林的交通完全瘫痪。轻轨（地面城市铁路）是前德意志帝国铁路的一部分，而管理轻轨的帝国铁路董事会（RBD）由苏联控制，长期以来，一直用东德马克给铁路部门员工支付工资，在新德国马克引入后，他们依然使用东德马克支付员工的工资。15000名居住在西柏林的铁路工人发现自己陷入真正的贫困之中，他们买不起商品，无法获得必需的服务。5月20日，这些工人拒绝工作，柏林城内的铁路网络和柏林开往西德的线路由此瘫痪。罢工工人占领了许多车站，破坏信号灯和铁轨。
对此，苏联的反应是立即派出东柏林的警察。东柏林警察不仅进入了东柏林的火车站，还冲进了西柏林的火车站，甚至占据了很重要的动物园车站。东柏林警察朝罢工工人开枪，几个被打伤，还有一个被打死。
英国也派警察进入夏洛特堡，而后进入动物园车站。罢工工人、东柏林警察和西柏林警察开始了三方混战，之后东柏林警察开始撤退。直到5月24日，东柏林警察才同意从所有的西区火车站撤回。原定数天的谈判延长到数周。东柏林的经济和交通网络受到影响，于是政府当局提议把工人的工资提高60%，用新德国马克支付。
政府当局的提议遭到工人断然拒绝。柏林政府当局再次妥协，罢工工人获得了罢工津贴和失业救济，而且都以坚挺的新德国马克支付。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工人们罢工时的收入比上班时更高。于是，罢工工人再次拒绝了政府当局开出的另外两个妥协条件。盟国发现自己陷入了两难境地。难道这不是他们一直宣扬的民主吗？工人们难道不是有权罢工以便获得他们渴望的工资吗？
最后，到了6月26日，西柏林的司令官们给罢工工人提出了最终方案。首先是“胡萝卜”（好处）：盟国管理局将用足额的德国马克支付工人3个月的工资，而且柏林市政府会为那些不愿意重回铁路部门工作的工人提供其他的工作。然后就是“大棒”：任何继续罢工的人将不会再得到福利金。
7月1日，轻轨重新开始运营。第二天，到各地的列车，最重要的是到德国西部区域的列车，重新运行起来了。
从那以后的40年内，盟国和西柏林政府当局将会保证该城市一直有足够的食物和燃料。为了防止苏联进行新的封锁，足够的标准意味着要保留五个月的物资储备。
与此同时，苏联人和东德人还在继续着他们的蓄意阻挠，企图逐渐削弱西柏林人的信念。四巨头（英、法、美、苏）在巴黎召开了关于柏林问题的会议，会议的初衷是解决封锁问题。经过一个月鸡毛蒜皮的争论之后，会议于6月20日结束。在这次会议上，关于西方盟国从德国西部进出柏林的长期权利问题，双方达成了一个模糊的“君子协定”。
在此期间，一个更重要的、关乎柏林和德国未来的事件发生了。1949年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BRD）成立了。
二战后，在苏联占领区，大地主的土地被没收，私人公司和银行被广泛国有化，到了1946年末，苏联占领区内的经济形式已经和其他三个占领区内的经济形式完全不同了。即使如此，瓦尔特·乌布利希领导的德国统一社会党还是完全处于苏联的严密控制之下。
实际上，新成立的西德国名采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不是“德国联邦共和国”，就是一个挑战。国名暗示了这个国家代表的是整个德国的领土和人民。政府的首都暂时位于莱茵兰大学城——波恩，很显然这个地方不能作为长久的首都所在地。如果选择法兰克福或者汉堡这样的大城市作为首都，就意味着永远地失去了东德和柏林，而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很明确，西德从一开始就俨然把自己视为战前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合法继承者。
西德成立之后，莫斯科也被迫开始采取行动。1949年5月，苏占区内进行了所谓的“人民代表大会（全名为“统一、公正而和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1945年3月，斯大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内进行清洗，并非常勉强地同意了筹建东德政府和议会的计划。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之前，斯大林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或许斯大林确实做了很多促使德国分裂的事情，但他绝对不能让自己因为这些事情而被别人指责为“分裂德国的人”。
“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方式很奇特，只有一个候选人，然而人们很快就对这种方式熟悉起来。候选人的名单是由所谓的联合党派一起推选的。不管这个所谓的联合党派的官方名称如何动听，实质上都是由德国统一社会党一手操纵的。选民可以投赞成或否决票（因为没有其他候选人，所以否决纯粹就是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尽管34%的人敢于表达自己毫无意义的否决，但66%的人还是投了赞成票。在之后的选举中，投赞成票的人猛然增加到了90%以上。这种现象一直贯穿了整个东德历史，没有什么变化。
由2000名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大会在柏林苏占区内召开，选出了由330名成员组成的“人民委员会”。5月30日，“人民委员会”批准了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GDR）的宪法。1949年8月15日，西德联邦议会进行选举，一个月后，第一届西德政府成立。东西部之间暂时的平衡被打破了。
1949年9月16日，德高望重的天主教政治家康拉德·阿登纳在波恩就任总理。同一天，在莫斯科的东德代表团同意在苏联占领区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1949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正式成立，德国共产党的元老皮克出任首位总统；格罗提渥，前社会民主党主席，担任临时总理。这个选举结果是大家意料之中的事。乌布利希担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掌管着这片土地上的真正权力。
新政府接管了苏联军管局的大多数职能。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安全事务部门成为国家安全部，其职责就是迫害反共产主义国家的反动分子，保护国家和党的机构不被颠覆。国家安全部是一个由告密者、特工和密探组成的复杂体系。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及魏玛共和国一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采用的依然是1848年革命者使用的黑红金三色旗。一直到1959年之前，东德和西德的旗帜都让人无法分辨。后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标志，铁锤（代表工人）、指南针（代表知识分子）和环绕在周围的麦穗（代表农民），出现在黑红金三色旗的正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了证明自己身份的旗帜。
至此，德意志境内出现了一个资本主义德国和一个共产主义德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府所在地是柏林。这是封锁后西柏林人民迎来的第一个冬天；他们发现，自己不仅处于苏联占领者的包围中，还被一个独立的国家（东德）包围着，而这个国家的首都就位于自己的城市东部。
柏林封锁标志着持久冷战的到来。西方国家和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从偶尔发生的剧烈争吵升级为一种未经正式宣布的冲突。
美国本想把整个德国都引入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但后来的现实表明这根本就不可能，所以只好退而求其次；同样的，斯大林也希望把整个德国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但结果表明这也不可能，所以只能掌控自己占据的那部分。相比之下，剩下的两个盟国——尤其是法国，当然也有英国，对于一个分裂的德国并没有感到丝毫不悦。当然，他们从未当着德国人的面承认过，因为害怕伤害他们的感情。
只有德国人自己才真心希望他们的国家能够统一，而这时候，他们的话没有任何作用。
在西德，阿登纳以一票的优势当选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政府的总理。阿登纳1876年1月（共产主义领导人威廉·皮克比他早出生两天）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一个虔诚的天主教中产阶级家庭。阿登纳早年学习过法律，并在故乡科隆担任法务官员；后来他进入政坛，加入天主教中央党。最初他被选为市委员，而后成为市长助理，最后（从1979年开始）成为该市市长。
阿登纳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是一个杰出的人物。从1921年到1933年，他是德国议会下院的主席。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议会下院就是普鲁士国家委员会，由市和省议会的代表组成。1945年，他协助成立基督教民主党，旨在联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创建一个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保守的战后德国。
作为英国占领区基督教民主联盟（CDU）的领导，阿登纳被请求主持立宪会议，起草由三国占领区联合而成的国家的宪法。1776年，德高望重的乔治·华盛顿在大陆会议上担任过类似职位；现在，73岁高龄的阿登纳也要在自己亲自主持成立的国家内担任最高职位。
阿登纳对极端政策非常陌生，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应付极端右倾主义者。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反共产主义者。在他的眼里，德国的中部和东部就像一个“不可靠”的选民，而这个选民不仅仅是新教徒，还试图支持像纳粹和共产主义这样的激进主义。阿登纳是爱国的，但他并不准备在统一的祭坛上牺牲他心目中那个倾向于西方的基督教德国。
渴望能够促成德国统一的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库尔特·舒马赫，虽然他也强烈反对共产主义。舒马赫是一位来自德国东部的普鲁士人，他出生的地方如今属于波兰。他猛烈抨击阿登纳，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德国的重新统一（丝毫不在乎他在战争中曾经受过伤，而他的伤很可能让他过早地离开这个世界）；这使得勇敢的舒马赫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传奇人物。然而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去罢免计谋多端的阿登纳，或者努力去实现舒马赫热切追求的统一德国的目标。
阿登纳成为西德领袖9个月后，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西方大国对德国局势的态度大为改观，而这种改观甚至超过了对柏林封锁的态度。
1949年8月29日，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西方的恐慌加剧了。斯大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或者他是误判了形势。乌布利希也一样，他立刻大肆宣称，继韩国之后，西德将是下一个垮掉的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如果德国发生类似的战争会怎样呢？两个德国之间的平衡早就被打破了。西德有5千万人口，而东德的人口只有1850万。但在东德驻扎着30万苏联军队，并且早在1946年东德就已经开始组建准军事化的人民警察部队，最初的名称为“边防警察”或“公安警察”，但很快就成为军事化组织，名称也变成“兵营里的人民警察”（KVP）。
KVP 的制服与纳粹德国国防军的制服很相似，长筒靴也如此；这让经历过“二战”的人感到惶恐不安。KVP的头盔取自红军，和“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士兵的头盔完全不同。KVP军事训练严酷，纪律严明。前纳粹德国国防军将军被任命为KVP的地区指挥官，曾经的纳粹军官和一些在二战末期设立的臭名昭著的军事法庭担任法官的前纳粹人员，都成为了KVP的官员。
苏联和东德可能会发动进攻。但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标呢？局势并不明朗。乌布利希和他的苏联支持者一直都希望颠覆西德，而且他们的宣传攻势也不屈不挠地朝着这个目标在进行。从这一点来看，东德在恢复军国化的道路上已经远远地走到了西德的前面；波恩还在口头上讨论复国主义，而在东德，复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已经付诸行动了。尽管如此，共产主义阵营似乎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对西德直接进行军事攻击。
然而，西方大国并不清楚苏联和东德的想法。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不再考虑减少在德国的美国驻军，更没有考虑从德国撤军。
那年的早些时候，杜鲁门收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68号备忘录（NSC-68）。国防部和国务院的专家建议重整军备，以便应对共产主义者的野心和苏联原子弹的试爆。之后出现了朝鲜战争。在共产主义的进攻面前，美国国内对于国务院和国防部专家建议的抵制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军备预算一下子增长了5倍，从1950年8月的155亿美元激增到1951年末的700亿美元；到了1952和1953年，国防开销占到了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7.8%，而在1949年仅占4.7%。而且，所有欧洲战胜国的军事开销都增加了。
粉碎战后美国的洋洋自得之后，斯大林和金日成唤醒了一个巨人，或许这个巨人从来就没有睡着，但他一直都希望能好好休息。二战后的五年内，外交家们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不要去惹恼”俄国人。但现在说这种话的人越来越少了。如今，这些外交家都面临着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和参议院常设调查委员会的抨击，而共产主义的咄咄逼人让这个常设调查委员会正处于鼎盛时期。
对于西柏林人来说，冷战的加剧已经产生了矛盾的效果。一方面，资本主义民主这条小船在斯大林统治的海洋之中犹如一叶扁舟，而且显得比以往更加危险。另一方面，在苏联领导人的野心面前，北约和美国力量的增强表明西方大国不太可能平静地放弃柏林。
盟军在柏林的统治变得更有威望。柏林不仅有重要的军事和政治意义，还是一个重要的监听站，是插入苏联阵营的一把匕首。封锁的经历表明，西方在柏林不会向任何非军事征服行动屈服；而这意味着冲突可能会全面欧洲化，甚至会引发世界大战。
从1945年开始，柏林人就无法预测将来会发生什么；然而到了1950年，虽然柏林人依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奇怪的是他们反而觉得更安全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律并不适用于西柏林，因为在西柏林的盟军指挥官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1948年11月开始，西柏林的“执政市长”恩斯特·罗伊特堂而皇之地向西方军事部门负责。西方军事部门同时掌控着西柏林的警察，还管理着政治集会和示威游行。在波恩，西柏林的议会代表也只是充当看客。
冷战时期，西柏林人民丧失了部分自由，但这只不过是危险时期的一种交易。的确，他们失去了一部分权利，但确保了更重要的一些东西。
柏林有两个政府，一个在西柏林，一个在东柏林。就在罗伊特在西柏林成功当选的同时，在东柏林，德国统一社会党中一个名为弗里德里·希艾伯特的人也成为了东柏林市长。
尽管存在两个政府，然而在很多方面，柏林还是一个统一的城市。虽然有明确的标志显示各占领区的边界，而且偶尔还会有检查站和暂时或永久的边界限制，但在封锁的12年里，柏林市民还是可以在这个城市自由地行走。而且，整个城市的电话线、下水道，以及交通都是共享的。
东西两个德国之间有长长的边界线，长达1381公里（即858英里），从北部的波罗的海海岸一直延伸到南部的巴伐利亚森林，捷克斯洛伐克、西德和东德的边界在此相交；而且很快就会出现防御工事，而边界会变成无法逾越的屏障。
1945年夏天，获胜的盟国在通过各自占领区内的道路上建立了缓冲区和检查站。最初目的是抓获那些企图穿越边界的纳粹顽固分子和战争罪犯；然后就是应对走私。其实，钱和货物的走私只不过是对抗东柏林严厉的关税制度。不过，边界的管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松懈的。
1952年3月，冷战的局势依然严峻。然而，斯大林却做出了一个让全世界都惊讶的举动，他给其余的三个占领国——法、英、美——分别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出了一个和平协议，还提议要在统一的德国进行自由选举；信中还附了和平协议的草案。乍一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提议，而且对德国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借用一位近代德国作家的话来说，这是一个“让人无法拒绝的建议”。这个建议的要点就是让德国重新统一，而且允许德国重新武装自己的国防力量，但是德国不能加入任何联盟，对抗其二战中的对手。
阿登纳几乎立刻就拒绝了这个提议。他说东德政府（随着谈判的进行，它将会和西德势均力敌）不是自由选举的。他对斯大林提议的否决一直遭到历史家和东西德国人的批评。他们认为阿登纳放弃了一个不需要战争就可以统一德国的机会，而正是他的否决造成了德国将近40年的继续分裂。对他们来说，这是阿登纳政治生涯中的一大污点。
阿登纳认为，德国只有依附于西方才能存在下去，至少这种形式是他所能容忍的。“只有在英法的领导下才有经济和精神都健康的西欧”，阿登纳在1946年这样写道，“德国位于西欧的这部分，不会被苏联占领，并且会成为西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阻止亚洲精神和政治力量的前进”。很显然，阿登纳所谓的“亚洲”指的就是斯大林统治的俄国。
当然，斯大林的提议难免像往常一样带刺。例如，他的提议中有一部分就涉及到重新统一后的德国东部边界须以奥德河——尼斯河为分隔线。这就意味着在德国的人口刚被暴力驱逐几年后，他们就要永远放弃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而这些地方一直都是古普鲁士的中心地带。这个让步会让阿登纳的党永世不能翻身。数百万被驱逐的难民已经催生大量的难民机构，而这些机构的代表在阿登纳的党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任何敢于放弃“东部领土”的党派都会遭受灭顶之灾，因为2/3的德国人反对以如此代价换取统一。
40年后，一个冒失的德国领袖，将会因为冷战后的盲目乐观，正式承认这个新边界。
在提议被西方拒绝后，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东德的领导。他告诉乌布利希和他的同仁，他已经认同了德国分裂的现实，授意他们“组建自己的国家”。鉴于之前苏联占领区和西部区域边界松懈的情况，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危险，因此东德必须“增强对边界的保护”。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也没有任何迟疑，立刻执行了这条命令。占领区边界被封锁，并逐渐转变成修筑有军事工事的国际边界。这个工程采用了一个让人惊诧的野蛮名称——“驱除害虫”。
五公里宽的无人区被清理出来。在史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策划的“夜雾”行动中，居住在边界附近的数千人很快撤离。政府当局特别关注那些“不可靠的”人，比如著名的反共分子、与西柏林有密切联系的人，还有那些著名的反对集体化农业的农场主。边界封锁后，城镇和乡村被一分为二，家人被迫分离。带刺铁丝网沿着边界铺设，通往边界的二级公路和地方公路被破坏，防止被使用。
非当地居民要进入边界区域必须获得特别许可。特别许可分多个级别：一般人为“五公里”许可，比较可靠的人可以进入边界500米内的区域，领导精英可以靠近边境的“10米”区域内，而且不会被开枪警告（通常来说，只有官员和边境守卫才能进入这样的区域）。
1952年5月26日，东西柏林的边界关闭了。就在同一天，《德国条约》在波恩签署，确定了西德的主权，并为其加入抗苏的联盟体系铺设了道路。
同时，共产主义制度加强了对苏联占领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德国统一社会党内的清洗运动在进一步开展，同时还伴随着反教会运动。
在过去两三年内，决定抛弃一切、前往西德的东德人数大量增加。1947年，仅仅图林根州就拘押了大约165000名“非法”穿越边境的人。尽管大多数人并非真地想要离开，或许他们只是想尝试这样一种漫不经心的自由行动，因为在1945年前，他们可以随意穿越边界。三年后，到西德永久定居成为很多非法穿越边境者的目标。1950年，197788人离开东德，前往西德。1951年，数量稍稍有所下降，为165648人。到了1952年，选择流亡的人，包括那些在边界设防后逃离的人，再次增加到182393人。
与波兰人、保加利亚人或者捷克人不同，东德人穿越边境后，并没有离开自己的文化，所以他们不需要学习新的语言，也不需要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在西德，他们仍然可以非常自在，不仅享受着更多的政治自由，特别是在1950年后，他们还可以享受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享受到的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更高的薪水。
如果有人想要离开东德，却又不敢穿越已经设防的边界，他们可以去柏林。在柏林，他们可以轻松地进入西柏林。然后，他们可以正当地从西柏林飞往西德，而不需要担心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巡逻逮捕并被投入监狱。
又有一个因素激励着很多人不顾一切地前往西德。1952年7月，德国统一社会党宣布东德进入“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这标志着它开始全力向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国家发展。农场主加入集体农庄的压力在增加；针对教堂、知识分子、商人和所谓的边界跨越者（那些住在东柏林，但却在西柏林工作的人）的歧视性措施逐步出台。这样一来，西德对于那些珍视自己事业成果的人来说更有吸引力了。
乌布利希对这一切非常清楚。1953年1月，他成功地获得了斯大林的批准，让东德可以在柏林的东西部边界区域驻扎自己的守卫，这样就可以“阻止西柏林人随意进入东柏林；而更重要的，是不让东柏林人随意进入西柏林”。正是这个方案，柏林才出现了有防御工事的边界。
“二战”结束8年都没发生过类似事件，而在乌布利希得到斯大林首肯后，一系列动摇世界的事件发生了。这些事件给乌布利希在东德的统治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同时也考验了他的政治极限技巧。
1953年2月28日晚到3月1日，约瑟夫·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自己的乡间别墅内参加完几个小时的酒会后回到卧室。第二天，他还待在卧室，这种情况是很正常的。然而到了晚上，斯大林还是没有露面，卫兵犹豫着走进他的房间。卫兵发现斯大林一动不动地躺在床边，身体四周流淌着尿液。他中风了，失去了控制自己作体的能力，而且再也没有恢复意识。
直到3月5日离开人世，74岁高龄的斯大林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斯大林的逝世让许多俄国人悲痛欲绝。让人惊诧的是，对很大一部分人来说，这位领袖虽然严厉，却呈现出一种保护他们的父亲形象，他从希特勒的铁蹄下挽救了俄国，让俄国的力量和地位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然而对其他人来说，特别是对于共产党领导集团内他最亲密的同事来说，斯大林的死亡只会让他们安全地解脱了。
在批准乌布利希封锁柏林计划的同时，斯大林宣布拘留一批名医。他指控这些人毒害了领袖集团的成员。这些医生都是犹太人，据说是“世界犹太复国主义”和西方的间谍。大屠杀的谣言开始风传。很快，斯大林的身体完全失去控制。至今仍然有人怀疑他是被谋杀的。
斯大林葬礼后的两周内，新的苏联领导人放弃了在柏林城内增强边境限制的计划。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认为，此举会妨碍柏林城内“已经建立起来的城市生活秩序”。新领导希望走温和的路线，纠正斯大林时期多疑的偏执政策。
因此，负责联络德国共产主义者的苏联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崔科夫元帅得到了明确的指示。乌布利希已经失去了牢牢掌控这个新生共和国的机会，然而更糟的情况还没有到来。
在给崔科夫元帅的建议中，莫洛托夫（代表莫斯科新的领导阶层）提出了一个在反革命形式下的革命性建议。他说，要解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的人口流失问题，不能把人民禁闭起来，而是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政治体系不能那么严厉，而经济则要适应消费者的需求。相对于重工业来说，要优先发展轻工业。从1951年到1953年间，在铁、钢、采矿和能源方面，东德的国家工业产值增加了60%，而其中只有2%属于生活日用品。
东德的经济已经陷入危机。1952年的预算表明，东德出现了7亿马克的财政赤字，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贸易逆差约为6亿马克（实际不止这个数字，因为这些是按照1952年的可比价格计算的）。
莫斯科的老大哥也不再为乌布利希的试验提供补助了。苏联向东德人民作了一些让步，以减轻东德遭受的危机。但是，莫斯科也清楚表明，苏联需要对自己国家进行一些代价昂贵的变革，以改善自己国内人民的生活。对此，东德领导层提出要全面自由化。
所有这些都遭到了乌布利希的强烈谴责。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且终身都确信应该实行严格计划和控制经济。如果群众不喜欢这个政策，那不是因为这个政策是错的，而是因为他们没有正确的政治觉悟。
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赞同他这些僵化的观点。《新德意志报》——德国统一社会党新闻报的编辑鲁道夫·赫斯塔特、东德秘密警察的首脑威廉·翟瑟公开支持更灵活自由的路线，还把他们的想法明确告诉了乌布利希。他们开始与苏联代表协商这些路线。
与此同时，乌布利希仍然固执地推行“建设社会主义”运动。由于一些政府官员的阴谋，大批农场主破产，大量的农场被没收。依据“保护人民财产的法律”，那些因为物资匮乏而从事小生意的人都遭了迫害；这条法律还被用来迫害那些开饭店和旅馆的人，因为他们就是“反革命”分子的代表。成千上万人的财产被没收，很多人逃亡到西德（这样对国家来说甚至更好，因为文书工作变得更容易了）。
到了1952年，普通东德人的生活水平已经比1947年明显下降。生产目标无法实现，而这又被归罪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的“颠覆”和腐败影响。自由职业者和从事租赁行业的人被当做“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的定量供应卡被没收。这就意味着他们只能去国营商场买东西，而那里的东西价格昂贵，选择范围狭窄。
乌布利希的60岁生日快到了，他利用5月13日到14日召开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第13次全会提前庆祝自己的生日，希望通过此举把他最可能的对手弗兰兹·达勒姆从领导层中驱逐出去。他宣称提高10%的“劳动定额”（即让工人拿同样的工资，却要多做10%的工作），更增加了这个国家的不幸。
莫斯科的领导层并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这种复杂的情感反映在他们提出的各种建议中。例如，一方面，外交部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报告中宣称要给东德更多的宽大政策和自由；而另一方面，又建议东德境内其他各省的居民来东柏林必须申请特别许可证。一个国家居然可以这样，一只手给予，而另一只手又立刻抢夺回来。这种矛盾表明，苏联的集权体系已经步入危机；虽然他们感觉沿着自由化的安全之路前行可以保证政权的安全，却经常发现危机，被迫回头。这种不断重复的险象环生表明，在后斯大林时代，斯大林主义正在逐渐淡化。
新苏联领导人的讨论也反映了这种举棋不定的现象。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后来承认，斯大林时期安全部门的红人贝利亚，已经希望放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转而赞成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中立的、和平的”德国。借用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的说法，贝利亚曾轻蔑地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它能做什么？它甚至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只是苏联军队驻扎的地方。”
1953年6月2日到4日，苏联向乌布利希提交的那一揽子计划就是一种妥协。这不过是让乌布利希吞下一枚苦果而已。这一揽子计划包括停止强制农业集体化，鼓励中小企业发展，保证广泛而公平地发放定量配给卡，将国家经济的重心由斯大林时期重点发展重工业转向主要发展轻工业和消费品工业，控制反教会运动，更广泛地尊重民权，重组金融系统。其目标不仅是阻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口向西德流动，如果可以的话，还希望能吸引那些人回来。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领袖刚回到东柏林，就在苏联高级专员谢米诺夫的监督下召开连续的会议，会议从6月5号一直持续到9号，最终决定实行改革。自由主义者鲁道夫·赫斯塔特负责起草改革声明。他向谢米诺夫建议两周后再发布这个声明，以便让民众对这种激进的变革有所准备。谢米诺夫尖刻地说：“两周后你们的国家可能已经没有了。”
6月11日，政治局发布公告。领导层甚至承认“过去犯了一系列错误”。这样的坦白是以前没有过的，秘密警察报告说公众的反应是诧异和开心，但同时也对领导层的动机表示怀疑。
领导层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没有采取行动废除繁重的新劳动定额，而受新劳动额影响最严重的就是建筑业和制造业工人。事实上，就在6月11日，鲁道夫·赫斯塔特还在《新德意志报》上表扬了工人们孜孜不倦地完成了艰巨的劳动定额。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报公告中也出现了让人疑惑的自相矛盾。3天后，鲁道夫·赫斯塔特在《新德意志报》上又表达了对新劳动定额的质疑，他辩称这样的劳动定额不应该“专制地”压下来，而应该同工人协商后再决定。这篇文章在工厂和建筑工地广泛传阅。
一时间，关于乌布利希的流言四散传播，流言说莫斯科强烈批评了乌布利希及其“错误路线”和他引起的对他的“个人崇拜”。苏联正在认真考虑怎样处理乌布利希及其顽固推行的“建设社会主义”运动。这些流言都是事实。乌布利希身材矮小，长相很不起眼，有浓重的撒克逊口音，现在已经没有了他的伟大保护者——身材矮小、外表不起眼、带有浓重的格鲁吉亚口音的约瑟夫·斯大林。
据说苏联已经让鲁道夫·赫斯塔特提交了新的政治局成员名单，其中没有乌布利希。乌布利希并不是特别听话，但8年来对莫斯科一直都很忠诚；现在60岁的他面临被迫退休，让位给更适应时代潮流的人。
正如乌布利希一直预期的那样，拯救他的正是东德的工人阶级。不管他那颗上了年纪的马列主义之心如何热切地寻求解决之道，然而他获救的方式却并不是他所想象的。
德国统一社会党本来应该预先得到警示，危机已经在苏联控制区内蔓延。
1953年6月初，正当东德政治局全力考虑“新路线”之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区出现了罢工和暴乱，影响遍及129个工厂。到了6月6日，在重要的制造工业城和啤酒城比尔森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工人涌入市政厅，占据了斯柯达的军工厂。他们焚烧了斯大林和哥特瓦尔德的肖像。示威者高举美国旗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当局派出了军队，双方发生激烈对抗，死伤无数，数千人被监禁。
1953年6月16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也开始出现了问题。东德政府计划在斯大林大道（以前的法兰克福大道）上被炸毁的废墟中建造一栋高耸的居住楼。设计风格采用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斯大林“结婚蛋糕”式样，带着普鲁士著名大师辛克尔的新古典主义色彩，建筑规模与阿尔伯特·斯佩尔暗示的一样，而且修建之初就大肆宣传。
建筑物的名称为“领袖”，而这并不是偶然的。斯大林大道将会向世人展示一个全新的共产主义德国的能力。大楼像巨大的玻璃墙一样沿着宽阔的林荫大道延伸。“德国首都柏林的第一条社会主义大街”很快就会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1953年6月16日，建筑工人认为政府要求的工程进度太快了。他们举行集会，决定直接向奥托·格罗提渥提交请愿书，抗议新增加的工作定额。他们在街道上游行，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和工厂工人加入了游行队伍。最后，示威者来到莱比锡大街上一栋巨大的20世纪30年代的建筑前面，这里曾经是赫尔曼·戈林的空军总部，现在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部长委员会所在地。示威者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万人。
工人阶级聚集在所谓的工人代表的总部外面，大声咒骂和指责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袖，比如尖脑壳山羊——胡乌布利希；大肚子肥猪——皮克；四眼狗——格罗提渥，（他们都没有代表人民的意愿）。一个叫豪斯特·思科拉弗克的建筑工人跳到桌台上要求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出来见他们：“如果他们不出来，我们就要举行总罢工。”他的话得到了工人的称赞与附和。
然而大人物一个都没有露面，反倒是相对次要的重工业部长弗里茨·瑟伯曼被派出来安抚工人。他试图例行公事地寻求政治团结（“我亲爱的同仁们，我自己也只是一名工人”），但回应他的只是口哨声和嘘声。弗里茨回去和其他领导协商后再次出现，宣布会修改工作定额条例，而修改后的条例工人会乐意自愿遵守的。
工人们非常明白“自愿”这个概念在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下的国家是多么无足轻重，所以愈加愤怒。他们宣布第二天要举行总罢工。工人们往回走的时候经过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部，他们打破警察局的窗户，毁坏了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旗帜和海报。他们还截获了一辆带扬声器的政府宣传车，在前往斯大林大道的时候，他们就用这辆宣传车宣传他们的要旨。人群在斯大林大道解散，一些人前往利希滕贝格和东部的郊区，因为那里住着很多工人。不可思议的是，罢工工人居然将宣传车停靠在政府当局能找到的地方。
在柏林，两拨上夜班的工人开始拒绝工作：首先，交通管理局的轨道维修工拒绝工作，而后，柏林利希滕贝格滚珠轴承厂的工人也拒绝工作。早上6点30分，工人到达柏林上施普雷电缆厂后，也拒绝工作。
与此同时，波茨坦、莱比锡和马格德堡派来了很多警察，以便应对可能出现的更大麻烦。当局已经关闭了斯大林大道西端施特劳斯贝格广场的地铁站。在很多工厂内，来上早班的工人都没有开工，而是在谈论当前的局势。很快，其他数十个东柏林的工厂，包括大型企业博尔西希电机车厂，都因罢工而处于瘫痪状态。德国统一社会党派出鼓动者或者（国有企业中的）工会官员劝说罢工工人回去工作，然而他们听到的只是罢工工人的嘲笑和喧嚣。
西柏林美国占领区的民众也越过奥伯鲍姆桥，加入到柏林火车东站附近的游行中。示威者放火烧毁了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附近的国务院和商品价格奇高的国营商场。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旗帜被撕毁、堆积，然后付之一炬。
同时，在施特劳斯贝格广场和亚历山大广场，苏联的军车正隆隆地开赴各个地方，但是他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上午10点，示威者高举旗帜宣称：“我们要自由选举权。”激动的人群朝着勃兰登堡门前进，高唱着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之歌，“兄弟们，让我们朝着太阳前进，朝着自由前进”。而后又唱起了前德国国歌的第三节，“德意志高于一切”，号召“统一、法律和自由”；前不久，这首歌成为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歌。
波茨坦广场上一栋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内设有警察局和一家国营零售商场。广场上，警察被制服，被强迫脱光衣服。警察局的窗户被打破，家具和各种文件被从高处扔下，掉落在波茨坦广场上。大楼上悬挂着白旗。据说，几个被抓住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警察被送到了西柏林的警察局，而这个警察局就位于蒂尔加腾的边界旁。一群年轻人爬上勃兰登堡门，扯掉了飘扬在那里的苏联旗帜，高声歌唱：“我们要自由，我们要面包，我们要打死所有的俄国人。”
全面的起义正在逐渐形成，其中包括数以万计的普通柏林人。他们要求自由和选举权，后来发展到要求德国统一。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共产主义当局正在准备如何答复他们。
很快就到了中午。游行人群多次试图冲进经济部未果后，转而前往波茨坦广场。在波茨坦广场，他们与红军正面对峙。数十辆苏联T-34坦克已经开进了柏林。苏联在柏林的指挥官狄布诺娃少将已经下达了正式命令，当然背后是苏联领导的决定。莫斯科已经在集会暴乱的前一天就知晓了一切。
枪击事件首先发生在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广场上，一群年轻的东柏林人试图爬上坦克。示威者用砖块、铺路石和金属块向坦克投掷；但面对强大的苏联红军，他们无能为力。苏联士兵向示威人群开火。他们沿着边界扫射，防止示威者逃往西柏林。
下午1点，苏联军管局宣布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进入紧急状态。禁止超过3人以上的集会，任何违背这些禁令的人都会遭到枪击。苏联坦克击溃了起义的势头，封锁了柏林中心的区域边界，当天晚上，一大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警察部队，包括增援部队，被从其他城市调入柏林清理现场。
一些人被打死，其中有一个名叫鲁迪·斯赫万德的东柏林学生，14岁，是一位面包店工人的儿子。当时他正要逃离现场，突然某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警察的子弹打入后脑。年幼的鲁迪倒下了。这个失去意识的男孩被旁边的示威者抱起，穿过边界，送进了法国占领区的一所医院。后来，他死在了医院。那天下午，柏林抵抗运动被击溃了。
6月17日，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工人起义的当天，西柏林一条宽阔的林荫大道被重新命名，以纪念这次柏林事件。这条大街以前的名称是夏洛腾堡宫大街，从此改名为“6月17日大街”；大街全长4公里，从恩斯特·罗伊特广场，经过“胜利纪念柱”，到德国国会大厦，最后到达勃兰登堡门。这条大街的名字让人们把这次起义看做是一次孤立的柏林事件，而事实上，这样的起义事件贯穿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整个历史。
东德政权垮台后，根据官方记录，1953年6月17日，整个东德参与罢工的工人大约有50万。据估计有41.8万名工人参加了游行。和首都比起来，哈雷——梅泽堡这些南部工业区的罢工和示威活动要多得多。在轻工业和精密工业城市德累斯顿，罢工工人的数量和柏林几乎相当。在左派和商会运动的传统据点莱比锡和马格德堡，工人和安全部队爆发了暴力冲突。
农村地区也发生了暴乱。德国统一社会党官员和集体农庄的经理们遭到了袭击。农村地区举行了抗议集会，大量的人退出了集体农庄。在萨克森东部，农民示威队伍吸引了当地工厂的数百名工人，然而他们的示威游行遭到了苏联军队的干涉。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进行抵抗成为了政府当局的噩梦。
在柏林，政府以军事管制和宵禁来对付这种混乱局面。但是由来已久的怨恨情绪让这种抗议在个别工厂和集体农庄持续到了7月份。
游行者要求乌布利希出来解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但是这位德国统一社会党无所不能的第一书记又在哪里呢？答案让人很丢脸。6月17日到18日，乌布利希、格罗提渥、赫斯塔特以及翟瑟都待在柏林卡尔斯霍尔斯特的红军总部内，而应付这场暴动的却是苏联人和警察。
莫斯科代表谢米诺夫也在柏林的卡尔斯霍尔斯特，据说他对东德领袖充满了蔑视。在最危急的关头，他告诉他们：“RIAS（美国占领区广播站）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不会再有政府了。”而后他转向红军的高级首领们，用俄语嘲讽地说：“嗯，他们说得对。”
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6月20日再次开会，委员会的成员对这次起义运动非常震惊。“如果工人群众不理解党，”有人说道，“那么有罪的是党，而不是工人。”过了许久，东德政府当局才出来解释这次事件：这次暴动是法西斯内奸和密探所为，他们听命于艾森豪威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以及他们在波恩的走狗，同时还有美国占领区电台的推波助澜。
同样，在暴乱后黎明的微光中，乌布利希的地位并不稳固。据说贝利亚还叫他“白痴”。
乌布利希在东柏林的根基更加不稳。只有依然坚信斯大林主义的赫尔曼·曼特恩和青年运动领袖埃里希·昂纳克（一个相对年轻的40岁的强硬派）仍然支持乌布利希，其他几个人的意向不明。看起来乌布利希的末日就要到了。
问题是他的敌人并不具备杀手的本能。到了6月下旬，赫斯塔特提议改变德国统一社会党只有一个书记的现状，扩大政治局，成立委员会来监督“新路线”的执行。这些措施会让德国统一社会党变为集体领导的政党。苏联对此表示支持。在庆贺乌布利希60岁生日的时候，人们对他的称呼不再是“总书记”，而是“德国统一社会党最著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乌布利希的对手低估了他。7月2日，乌布利希经过一个星期的密谋后，政治局再次开会。这一次，乌布利希开始反击，他不惜一切代价坚持自己的战略。当翟瑟提议由赫斯塔特替代乌布利希时，虽然争论很激烈，但并没有任何结果。最后，主持会议的米诺斯新成科夫，他是谢米诺夫的副手，坚持要等到谢米诺夫从莫斯科回来后再作决定。
7月7日，在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按期飞往莫斯科作例行访问的前一天，翟瑟，这位史塔西的头脑，再一次作了尝试。这次会议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很明显，乌布利希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支持。然而，乌布利希非常有谋略，他知道在计划反击的时候应该如何拖延时间。这次的会议依然没有任何结果。会后，他与格罗提渥前往机场。
四面楚歌的乌布利希到了莫斯科，发现其他受到苏联控制的卫星国家的政府首脑也在莫斯科。他们被召集到克里姆林宫商谈最近的情况。
两个星期前，贝利亚被拘捕了，罪名是莫须有的“反党、反政府”；此外，他还被指控为“帝国主义的代表”。他的同志们害怕这位安全部长一有机会就会做出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所以决定先发制人。与乌布利希的对手不同，贝利亚的同志们的动作迅速而明确。在一次克里姆林宫会议上，贝利亚被抓捕，因为在开会的时候他的职业杀手和特别部队都无法保护他。现在，贝利亚正在监狱里，等待着被处决。这样一来，乌布利希在莫斯科最大的敌人消失了。假如贝利亚依然是莫斯科最有权势的人，乌布利希毫无疑问将被免职，甚至结局可能更遭。
24小时后，乌布利希和格罗提渥回到柏林，参加了政治局的晚间会议。他们传达了贝利亚被捕的消息。乌布利希的对手依然没有对乌布利希下手，因为他们天真地以为贝利亚完蛋了就意味着乌布利希的末日也快到了。
事实并非如此。乌布利希抓紧时间，组建了自己的力量。面对新的指责，他宣布翟瑟和赫斯塔特的行为构成了“反党”罪，要接受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调查，而监察委员会的首领正是他的盟友，曼特恩。乌布利希利用残存的权力，宣布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每月举行的全体会议将在7月24日至26日召开。在此之前，他中止了政治局会议。
事态很快就明朗了，末日来临的不是乌布利希，而是他的对手们。得到莫斯科的指示后，谢米诺夫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支持乌布利希。那个月下旬的全体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不仅有谢米诺夫，还有I。卡布林，一个处于后台但却是很有权势的人，向苏联中央委员会负责，全权处理同德国的关系。
当乌布利希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全体会议上发言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明显，他已经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授权。他宣称，翟瑟同贝利亚一起策划阴谋背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赫斯塔特也是同谋。因为他们搞“反党小集团，执行失败主义者路线”，全会投票解除了翟瑟和赫斯塔特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乌布利希已经胜利了，可能苏联并不看好他，但是他们已经认定，如果乌布利希垮台，那将是共产主义衰落的一种象征。其实在斯大林死后，苏联控制的卫星国家中的骚乱和暴动已经表明了这种衰落，尽管他们无法容忍这种衰落。
那时起，没有人能自称德国统一社会党是建立在广泛民意的基础上的了。任何人都明白它只是苏联强力下的一个傀儡。
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世界闻名的激进派诗人、剧作家、国际左翼分子的亲密战友，二战后从美国回到了东柏林。他为德国统一社会党赚取了必不可少的文化声誉。6月17日，他支持苏联干预罢工；但3年后他在临死前，或许是良心发现，或者是由于他的狡猾，他说自己非常明白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曾经大力宣扬民主，却无耻地放弃了最后的遮羞布。
布莱希特在一首诗《解决办法》中极大地讽刺了1953年6月17日的事件：
6月17日起义之后
作家联盟的秘书
让人在斯大林大道上分发传单
传单上说
如果人民对政府失去了信心
只能通过双倍努力
才能赢回这种信心
而对于这种情况
政府解散人民
选举另外一个
不是更容易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