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要完整地描述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世界宗教对话状况，的确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在这一章，我们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研究成果，主要概述一下五个方面的宗教对话活动，即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对话，三大启示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话，佛教与基督教的对话，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以及世界性的宗教对话会议。
第一节 天主教与东正教对话
基督教自11世纪分裂为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以来，这两大教会长期处于隔离和对抗状态，直到20世纪60年代，二者的关系才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宣布和解和展开对话的阶段。双方从“爱的对话”到“真理的对话”或“神学对话”，探讨了一系列与教会统一相关的神学问题。
一、平等对话的意向（1961～1963）
俄罗斯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Вл。Соловьев，1853-1900）在谈到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的分裂时说：“人类之事无论大小，无论个人的还是全世界历史的，其真正的根本原因都在于人的意愿。在我们现在所说的场合，无论教会分裂有多少外表的理由和促成的条件，它之所以能够彻底发生，也仅仅是因为，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彼此断绝关系的强烈愿望。在这件事上最重要的是东西方教会人士之间的深刻的内心敌对这一事实。有分裂的愿望，分裂就发生了。”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分裂是由敌对的愿望引发的，双方的对话则是从友好的愿望开始的。
1961年9月24日至10月1日，在希腊罗得斯岛召开的第一届普世东正教会议上，东正教会的代表们详细审察了“东正教会与其他基督教世界的关系”。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应当“本着基督之爱的精神”来发展同天主教会的友好关系。在1963年召开的第二届普世东正教会议公告中说，此次会议“接受了普世教会在普世牧首阿德纳格尔倡导下所准备的提议，做出一致决定：我们东正教会向我们深为敬重的天主教会提议，开始两个教会之间的平等对话”。
从天主教方面来说，自1958年约翰二十三世出任教皇之后，就开始奉行“积极适应时代发展”的方针，使天主教会进入了积极开展与其他教会、其他宗教乃至当代世界的真诚对话的时代。1960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组建了“梵二”会议筹备委员会，后改名为基督徒统一问题秘书处，该秘书处的设立对于后来的东正教与天主教对话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个秘书处的倡议下，非天主教的观察员被邀请参加了“梵二”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安排了天主教代表与观察员的每周会晤活动，这使得观察员有可能对会议本身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爱的对话”（1965～1967）
“梵二”会议之后，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之间开始了“爱的对话”，其主要成果为双方关于取消绝罚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两年间的互访活动和会晤文件。1965年12月7日，君士坦丁堡东正教普世牧首阿芬诺戈尔一世（Афиногор I）与罗马教皇保罗六世会晤，发表了关于从教会记忆中消除1054年绝罚的联合书面声明，这为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关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该声明指出：“在进一步发展两个教会之间以互相信任和彼此尊重为基础的友好关系的道路上，障碍之一是关于1054年发生的导致相互绝罚的事件和决定的记忆。此次绝罚是反对牧首米哈伊尔·凯路拉里和以红衣主教洪博特为首的罗马宗座的两个代表的，他们也被君士坦丁堡牧首和主教公会方面开除了教籍。所有这些都已成为过去，这些发生在那个混乱不安时代的事件已不可改变了。但是今天，当我们以更加平静和不带成见的观点去看这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必须承认，当时所做出的决定被滥用了，其后果远比事件参与者所希望和预想的严重和普遍得多，他们的判决是针对具体人的，而不是针对教会的”。因此，牧首和教皇“完全一致地声明：（1）他们为在那个可悲的时代双方都有过的侮辱性的言辞、无根据的指责和值得谴责的行为而感到抱歉；（2）他们也都为后来发生的相互绝罚而感到抱歉，关于绝罚的记忆至今还活着，阻碍着以爱为基础的相互接近，因此要把绝罚从教会记忆中和范围内消除，把它完全忘掉。”
三、神学对话（1976～2006）
1975年，在纪念从教会记忆中消除开除教籍10周年之际，东正教普世牧首阿芬诺戈尔与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决定开始两个教会之间的神学对话。1979年，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共同成立了“天主教会与东正教会之间神学对话国际协同委员会”（Смешанна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гословскому диалогу между Католической и Православной Церквами），以便开始双方的神学对话。在神学对话国际协同委员会的构成上，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的代表团人数相同，每个代表团各有一半主教和一半教授—神学家，不同的是天主教代表团成员由统一的最高领导任命，而东正教会代表团则由14个自主教会的代表组成。因此，怎样使东正教的地方教会代表具有官方性，就成为一个困难的问题。在神学对话国际协同委员会的工作方法方面，最容易做的是制定共同文件（联合声明）的程序，这个程序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由神学小组准备题目，说明这些题目的基本内容，收集讨论所必需的材料；其次把神学小组的方案提交给“协调委员会”（Координационная комиссия），协调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制定统一纲要；最后把纲要提交给神学对话国际协同委员会全体会议，以便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就在这一年，新任东正教普世牧首德米特里奥斯一世与新任罗马教皇保罗二世隆重宣布，两大教会正式开始神学对话。
从1980年开始，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展开的神学对话可分为下述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0～1988年。神学对话协同委员会共举行了五次会议，主要讨论两个教会共同的圣礼和礼拜的神学问题。第一次会议于1980年8月14～22日在希腊的帕特摩斯和罗得斯岛举行，由东正教普世牧首区主办。第二次会议于1982年6月30日至7月6日在慕尼黑举行，由慕尼黑—弗莱辛大主教区主办。通过这两次会议的讨论，东正教会与天主教会神学对话协同委员会通过了一份文件，《从圣三位一体奥秘的观点看教会与圣体圣事的奥秘》（慕尼黑，1982年7月）。第三次会议于1984年在希腊克里特岛举行，由克里特自主东正教会举办。第四次会议于1986年和1987年在巴利举行，由巴利—比托恩托大主教区主办，通过了文件《信仰、圣礼与教会统一》（巴利，1987年6月）。第五次会议于1988年6月在芬兰的巴兰修道院举行，由芬兰东正教会主办，会议通过了文件《教会圣礼结构中的神品圣礼（特别是，宗徒传承性对上帝子民之圣化和统一的重要性）》（新巴兰，1988年6月）。
第二阶段，1988～2000年。在第五次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认为神学对话应当进入第二阶段，到了应该讨论更深一层问题的时候了，即应当关注那些导致教会分裂之原因的难题。按照计划，第二阶段对话的第一次会议应当从教会学和教会法上来总结以往的神学对话成果，并提出教会中的大公性和权威性问题，而要研究教会权威问题，必然要讨论教皇问题。
然而，由于20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使得1990年6月在弗莱辛召开的第二阶段对话的第一次会议（总第六次神学对话会议）完全不能按原计划进行，有些地方的东正教会没有派代表参加，但俄罗斯和罗马尼亚的东正教会还是派代表参加了。前来参加会议的东正教代表团深受苏东剧变的震动，以至于不打算谈论其他事情了。这样，原先准备的关于教会中的大公性和权威性问题的文件就被暂时搁置了。
第七次神学对话会议于1993年6月在黎巴嫩的巴拉曼举行，由安提阿东正教牧首区主办。根据东正教方面的要求，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教会合并”（Уния，Unio）问题，最终通过了一份文件《作为从前统一方式的教会合并和探索现在的完全统一》，该文件指出了双方在共同探索完全统一的时候应该接受什么方法，也指出了为什么“教会合并”的方法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此后，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神学对话会议中断多年，直到2000年7月，第八次神学对话会议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召开，仍然以“教会合并”为讨论主题。这次会议开得气氛沉重，不仅东正教与天主教双方在教会合并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而且东正教会内部也在此问题上意见不一致。据说，在会议期间，东正教方面的小组会议主席澳大利亚都主教斯提里安诺斯（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与希腊正教会代表之间还发生了情绪激动的争辩。最后，这次对话会议不欢而散，没有通过任何文件。
第三阶段，从2005年开始。2000年之后，东正教与天主教神学对话协同委员会的工作再次中断多年。直到2005年，双方才重新采取积极态度，谋求继续对话。2005年9月，君士坦丁堡牧首巴多罗买在土耳其的法纳尔召集了一次普世东正教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继续天主教与天主教神学对话协同委员会工作的决定。此后，罗马教皇促进基督徒合一委员会的公告中指出，由于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本笃十六世的积极推动和牧首巴多罗买的积极立场，使得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正式神学对话的重新展开成为可能。在这一基础上，2005年12月13～15日，在罗马召开了双边对话协调小组会议，为下一次神学对话会议做准备工作。双方各有10名代表，各出1位共同主席，天主教方面是教皇促进基督信徒合一委员会主席卡斯佩尔枢机主教，东正教方面是土耳其都主教佩加莫的约翰（齐齐乌拉斯）。
2006年9月18～25日，第九次神学对话会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如期举行。大多数东正教地方教会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包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俄罗斯、塞尔维亚、罗马尼亚、格鲁吉亚、基普尔、希腊、波兰、阿尔巴尼亚、捷克和芬兰的东正教会。
第二节 三大启示性宗教对话
这里所说的“三大启示性宗教对话”，是指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方对话。与前述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之间的神学对话不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方对话，不是由教会官方组织的，而是由来自这三大宗教传统的学者们发起的，其对话机制主要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际学者三方对话年会”（ISAT）。
这一对话年会的前身是美国国内大约20位“三教”的学者在肯尼迪伦理学院、乔治敦大学等地举办的三方对话会议。从1978年到1984年，这些美国学者开过多次会议，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1）各个宗教怎样看待其他宗教传统；（2）共同概念的细微差别问题；（3）妇女地位问题；（4）改变信仰问题；（5）关于三教经典的联合研究问题。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际学者三方对话年会”的宗旨是，为了达成三种闪米特宗教的相互和解关系而进行“基础研究和理论对话”。三方对话年会的正式代表固定为27位学者，即三教各占9位，代表三种传统，这样的比例意味着基本的平等，此外还有许多观察员参加每次年会。三方学者来自美国、英国、以色列、德国、南斯拉夫、希腊、奥地利、摩洛哥、巴勒斯坦、印度、法国、阿尔及利亚、西班牙、突尼斯、埃及和土耳其等。三方对话年会从1989年开始，20世纪90年代后期暂告停顿，2000年重新恢复。
第一次三方对话年会于1989年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召开。此次会议有三个目的：一是要使三方学者相互认识，彼此了解；二是要形成平等而坦率的对话气氛，三是商定今后三方对话年会的计划和进程。会议的研讨方式是，组织者提前分发了三篇已经发表的论文，是由来自三种传统的学者写的，每篇集中讨论宗教对话的某方面内容，以作为展开讨论的依据，要求所有的与会者提前阅读这三篇文章，并事先安排来自另外两个传统的学者进行评论。
第二次三方对话年会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召开。会议指定的论文主题是“对三种传统中启示的理解”。
第三次三方对话年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奥兰多市举行，主题是“人类的尊严和传统的困境”，同时讨论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解释问题。
第四次三方对话年会在美国亚特兰大的艾默利大学举行。会议研讨主题是三种宗教传统中的“绝对真理”问题。因为在第三次年会结束时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每一种宗教传统都有其不可商量的“绝对真理”，这就使三教无法进行真正的对话。因此，第四次年会以此作为迫切研究的焦点问题，共发表了9篇论文，讨论了三大宗教传统的经典、历史和当代思想中所包含的“绝对真理”问题，即犹太教所信奉的“被拣选的民族和被应许的土地”，基督教所信奉的“耶稣基督”，伊斯兰教所信奉的《古兰经》。通过认真讨论，与会者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这三种“不可商量的绝对真理”都不能说是唯一正确的，而是可以商量的，具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的。因此，尽管这些不同的“绝对真理”常使对话陷入困境，却不该阻塞对话，而应使对话变得丰富。
第五次三方对话年会于1993年1月在奥地利的格拉茨举行，预先准备了4篇论文，其中3篇论文讨论的是共同主题：“如何构想和实施善：自我批判性反思”，分别由犹太教徒亚瑟·格林（Arthur Green）教授、基督教徒保罗·摩伊泽斯（Paul Mojzes）教授、伊斯兰教徒法西·欧斯曼教授提交。第4篇论文是由美国天主教神学家列奥纳德·斯维德勒教授准备的《走向普遍的全球伦理宣言》。此次会议得到了奥地利、德国和埃及多家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会议论文汇编为一本书出版，名为《从理论到实践——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及其他人如何从理论走向实践》。会议期间，1993年1月12日，与会的4位著名教授，斯维德勒、拉匹德、尼特和杜兰，还在德国慕尼黑共同主持了由天主教使命神学基础研究所发起的“走向普遍的全球伦理”三方对话座谈会。
第六次三方对话年会于1993年12月31日至1994年1月5日在耶路撒冷举行。总议题也为“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视野中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及“犹太教徒、基督徒、穆斯林对和平的憧憬”。会议邀请了当地的几位人士参加。经过努力得以实现了与这个地区三大宗教领袖的会见。
第七次三方对话年会于2000年2月14～19日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举行。主题是“宗教与国家的关系和民主制度建设”。尽管与会学者对宗教与国家关系问题以及民主制度建设问题存在不同见解，但有两点是明确的：第一，在三种传统的学者中存在着达成共识的广泛可能，无论怎样定义、命名，无论有什么细微差别，他们都认为，国家绝不可以在把某种宗教作为优于其他宗教的意义上与宗教合一。第二，学者们认为，尽管在三大宗教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把民主制度理解为值得向往和促进的，但在每种传统中都包含了有助于民主制度的元素，民主制度在任何意义上与这三种宗教中任何一种都不是不能和谐共存的。更进一步说，学者们都确信，民主制度是应当为之努力、尽力促成的最道德的人类管理形式。尽管民主制度有其缺点，但是却没有比它更好的选择，因此所有具有善良意志的人都应当追求和支持民主制度。这次国际三方学者对话年会的具体成果之一是会议论文集《对话的宗教：从神权政治到民主制度》（Ashgate Publishing house，2002）。
第八次三方对话年会受到马其顿总统鲍里斯·特拉伊科夫斯基的邀请，于2002年5月10～14日在马其顿的斯科普里举行。主题是“通过对话在马其顿不同教会和宗教共同体之间建立信任”。有来自日本、印度、巴勒斯坦、约旦、俄罗斯、土耳其、以色列、德国、比利时、英国、摩洛哥、加拿大和美国的40多位学者参加。此外还有50位当地的宗教学者和来自马其顿所有宗教共同体的领袖由官方指定参会。马其顿总统出席了开幕式并致欢迎词，马其顿五大宗教共同体的首脑及约旦哈桑王子的特使也同样致了欢迎词。
马其顿的主要宗教冲突是信奉东正教的马其顿人和阿尔巴尼亚族的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这次会议期间，马其顿的东正教神学院在邀请三方对话代表的时候，也邀请了伊斯兰教经学院的伊斯麦尔·巴迪（Ismail Bardhi）在东正教神学院作了演讲，就在这里，两位院长互相握手，承诺互相合作。次日，伊斯兰教经学院也邀请了东正教神学院院长到伊斯兰教经学院作演讲。两位院长彼此到对方学院进行演讲，这是前无古人的。
在这次年会基础上产生了三项具体建议：（1）建立一个由各共同体首脑任命的宗教间合作协调会。（2）各宗教共同体的首脑，尤其是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首脑一年要会见3～4次，商讨其共同体之间的问题。（3）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神学院开始合作，向自己学生讲授关于对方宗教的内容。
这次三方对话会的部分论文在2003年《普世研究杂志》中出了一个英文版的特辑。而收入全部会议论文的论文集，则以马其顿语和阿尔巴尼亚语在斯科普里出版。
三大启示性宗教的对话，除了上述以美国为核心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国际学者三方对话年会”（ISAT）系列之外，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也曾举行过多次以伊斯兰教为主的三大启示性宗教之间的国际对话会议。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务处处长从恩霖作为第一次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之一，详细记录了2007年5月7～9日第五届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多哈宗教对话会议的情况。
这次会议有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150多名的三大教学者代表出席。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应邀派出了两位代表第一次参加会议。本次多哈宗教对话会议的主题是“宗教的精神价值与世界和平”。
卡塔尔大学教法与研究学院院长阿依莎·麦纳依主持了开幕式并发表主题发言。她在简短致辞中认为，伊斯兰教是和平的宗教——真主是“和平的”；穆斯林是和平的追求者；三大宗教之间有着相通的基础，正如《古兰经》云：“信道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2：62），她认为所有这些人都是信仰者，这种信仰是对真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只有那些有智慧的信仰者才能够得到。正是这种智慧，会积极引导彼此间相互接近和对话。同时，这种智慧也会引导信仰者去制造人类和平，用爱和公正来和睦共处。
卡塔尔协商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本·穆巴拉克·海力斐阁下特别强调了三大宗教间对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指出，对话会议就是要促进三大宗教之间的互相理解和融洽关系。他提到了上年对话会议的成果，即达成了关于宗教应该在建立人类秩序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必须尊重宗教神圣性的共识。他强调，人类有选择宗教信仰、要求和平生活的权利。他希望用先哲先圣，以及诸位使者的操行，向所有的信士们传达三大天启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
与会者作为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研究领域的代表，他们一致认为，要尊重和理解各自宗教的历史，并且在互相承认的基础上，积极地看待和研究各宗教的存在。所谓积极地看待和研究，就是不要狭隘地将视线局限在彼此的异同方面，而应该看到由于异同而给人类带来的更多福祉。应该承认，一种宗教的存在，就是一个文明的存在，宗教的不同状态会造就不同的文明。一个文明绝不能控制另一个文明，作为文明载体之一的宗教，更不能试图互相制服。具有信仰的人类，应该享受到来自人类的兄弟之情，感到人类的兄弟关系。妄自割裂三大天启宗教的思想是不明智的，三大天启宗教具有共同的精神价值，体现在各宗教的教义精神中。
为期三天的卡塔尔多哈第五届三大宗教对话会议，最后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了共识：（1）继续每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三大启示宗教对话的机制。（2）决定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建立宗教对话中心，以便使各宗教之间的联系经常化。（3）正如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精神价值与世界和平”一样，它也体现了各宗教的精神价值。同时希望在其他各个领域倡导这种精神价值和和平意识。（4）会议引领了整个社会的宗教发展导向，促使社会各界达到互相理解、深入对话、共同获利。（5）会议对神圣宗教中的误解进行了澄清，发扬了各宗教的影响和特点。（6）会议恳请各方摈弃原来在宗教之间互相敌视的状态，求同存异，共谋发展。
第三节 佛教与基督教对话
佛教与基督教的比较和对话成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许多东西方思想家十分关注的课题。不少内容深刻的研究著作陆续出版，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阿部正雄的《佛教与多信仰者的对话》（1995年）；让·弗朗索瓦·勒维尔和马蒂厄·里卡尔的《和尚与哲学家》（巴黎，1997年；中译本陆永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李元松的《佛教与基督教信仰的交会——现代禅与中华信义佛学院的对话》（台北，2002年）等。
此外，近些年来汉语宗教研究学界还召开了多次佛教与基督教比较研究会议，并出版了《佛耶研究》、《佛教伦理》等颇有成就的刊物。
2002年10月，陕西师范大学佛教研究所吴言生教授在“文化对话：可能性与界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的《佛耶对话三模式》一文中，对近30年的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所体现出的不同对话立场做了概括总结，他认为主要有三种对话模式：（1）以高扬佛教义理为中心的佛耶对话，体现在《和尚与哲学家》一书中；（2）以尊重基督信仰为主调的佛耶对话，体现在《佛教与基督教信仰的交会》一书中；（3）以会通佛耶思想为旨归的佛耶对话；体现在《佛教与多信仰者的对话》一书中。第一种模式反映了佛教智慧对当代西方人心灵的浸润滋养；第二种模式反映了佛教徒的开放胸襟和真诚愿望；第三种模式反映了佛教学者融贯中西、侧重于从深层会通佛耶的见地。吴言生认为，恰当地汲取前两种模式的精神，运用第三种模式进行对话，是佛耶对话在未来的正确走向。佛教与基督教在思想内核、终极关怀、象征体系、生态伦理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共通性，有着很大的交流空间。
2003年11月21～23日，在陕西师范大学举行了首届“佛耶对话国际学术会议”。与会学者所做的报告主要包括：杨慧林的《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的三个问题》；王雷泉的《东西方圣贤的心理解析——三种禅学与西方思想对话之进路》；约翰·巴特（John Butt）的《基督教徒看佛教》；王晓朝的《跨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佛典汉译及其方法》；赖品超的《处理教理多样化之道——大乘佛教的方便与基督教之迁就》；林鸿信的《无我的宗教智能——从〈坛经〉看〈圣经〉》；王赐惠的《从形而上学看世界的本然面目——论田立克与唯识宗本体论之相似性》；李向平的《当代中国佛教与基督教对话的社会形式》；姚卫群的《基督教、佛教“神”观念比较》；董群的《上帝与佛：解释之差异》；郑安德的《明末清初基督教和佛教对话的精神》；何建明的《以当代台湾（现代禅）为例看近代中国佛教与基督宗教的对话》。后来，在这次会议基础上出版了以上述论文为主要内容的《佛教与基督教对话》（中华书局2005年11月）。
2006年10月18～20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了第二届“佛耶对话国际学术会议”，主题为“天国、净土与人间”。会议有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德国、日本、韩国、挪威等国家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文化背景的20多位学者参加。赖品超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天国、净土与人间——佛耶对话与社会关怀》于2008年9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包括《末世论信仰中将来临的国，东方与西方——茅子元与四净土》、《苦与苦灭——佛教和基督教的解读》、《上帝的许愿——一个对基督十字架的净土视角》、《往生净土与肉身复活——对净土宗佛教和基督教的比较研究》、《佛教净土、基督教天国与非实在论宗教哲学》、《上帝国与净土——一个对终末论及社会实践的比较研究》、《净土、上帝国度，以及此世的批判和更新》、《上帝的国度与净土——对于上帝的形象与佛性的信仰之间与科学的论述》等。
第四节 儒家与基督教对话
儒家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交流与对话，可以说早在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时代就已开始了，只是采取了传教或中国基督教研究的形式。当代形式的儒家与基督教对话则是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比较重要的事件之一，是从1988年夏开始举办的若干届儒教或儒家与基督教对话会议（以下简称“儒耶对话会议”）。
1988年6月8～15日，在香港举行了第一届儒耶对话国际会议。来自中国、东亚和西方的100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每人都带着他们为此而写出的学术论文。会议获得圆满成功，并通过决定以后继续召开这一主题的国际会议。此后的两届儒耶对话会议均在美国举行：第二届儒耶对话会议于1991年夏天在柏克莱的联合神学研究院举行；第三届儒耶对话会议于1994年在波士顿大学举行，围绕世俗伦理、个人主义及礼仪等问题进行了辩论。作为儒家一方的代表，杜维明还与基督教神学家、现代西方科学家讨论了生命起源、生命意义、人的责任等问题，阐述了“乾父坤母”、“一体之仁”、“天生人成”等儒家思想，提出了人作为天的合作创造者（co-creator）的宇宙观；同时他也认为，从西方如基督教文明那里，儒家也获得很多借鉴，如“超越上帝的观念和体验，可以彻底消除把任何相对事物绝对化的危险”，又如“人性的阴暗面，亦即人的原罪问题”可以导致“对人的善性提出督责”。而“有效地推动儒家人文精神与西方现代启蒙精神的对话与互补”则将“不但对西方而且会对中国现代性的良性生成发育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四届儒耶对话会议于1998年在香港举行，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儒耶对话新里程——第四届儒耶对话国际会议论文集》（赖品超、李景雄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2001年出版）。2001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主办了“第五届儒耶对话国际会议——基督教与儒家视野中的生命与伦理”，第五届儒耶对话会议文集随后也已出版。
最近的一次儒耶对话会议于2007年5月29日至6月2日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题为“当代语境下的儒耶对谈：思想与实践”。来自海内外的学者30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其中儒家学者、基督教学者、中立学者约各占1/3.会议讨论的议题包括六个方面：（1）敬畏：在基督教与儒教中的异同比较；（2）信仰认同；（3）公民宗教和当代中国社会的聚合力；（4）宗教和世俗社会之间的关系；（5）宗教与社会伦理建设；（6）儒耶能否互补？所有与会学者均按要求向会议提交了与主题相关的学术论文，主办方则在会议召开前一周将论文提前分发给相关学者进行了书面评论。由于组织精心，准备充分，三方学者在会上展开了非常激烈且富有内容的争论，虽然各方观点殊异，在很多问题上最终也未能达成一致，但通过深入讨论，增进了各派学者在学术观点、思想立场和致思理路等方面的相互了解和宽容，讨论十分富有成效。
除了这个系列外，在儒耶对话方面还有其他重要会议。2002年6月7～10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西敏寺神学院举行了第七届北美华人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学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华人学者多人参加了这次学术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即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会议收到的学术论文内容涵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中国基督教史、中国基督教现状等诸多方面。其中有多篇论文专门讨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对话，它们的观点和立场各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景观。
加拿大中国学院院长陈慰中博士在《中国文化对圣经的启示和共鸣》的发言中，提出了与中西文化异质性的传统观点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信仰有某些共鸣。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在中国古代的经典中已有启示，中国古书中所记载的上帝符合圣经中上帝的圣质，因此，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就是中国经典中提到的上帝。他还认为上帝道成肉身，特别是耶稣诞生的史实，都在汉书天文志中有相应的记载，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在后汉书天文志中也有类似的启示。
旅居美国洛杉矶的自由作家刘前敏也持有类似观点。他在《基督信仰与先秦学术思想之会通》的论文中首先指出，西方基督教文化是天启路向的法律伦理文化，而中国文化是天示路向的道德伦理文化。天启文化是以不变应万变，天示文化是由万变求不变，这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着互补与辩证的关系。接着，他进一步比较论证，《尚书》与《中庸》中的“天命”、“天命之谓性”所表达的人性的内圣外王，与基督教的上帝造人与圣神降临，是契合一致的。在中国文化中，特别是《老子》中所说的圣人，应该就是《福音》书中的救主耶稣。中国文化中的通俗概念“天书”，等同于基督教的启示。
当然，对于以上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些与会学者持不同意见。旅居纽约的自由作家谢选骏在《ABC神学——中国古代自发地产生过基督教》的发言中，将把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思想通过说文解字的方式简单等同于基督教思想的现象戏称为“ABC神学”。他特别指出，把甲骨文中“上帝”的概念、儒家思想里“天”的概念等同于基督教“上帝”的思想、把老子的道比做耶稣的道，正是“神学”的典型表现。他认为不同信仰的神名，是不可互换、不可混同的，对于自己远古祖先的迷信思想应老老实实放弃，而不是用它来顶替耶和华信仰。
香港建道神学院的邢福增教授对此也有同感，他在《基督教的救赎论与中国文化的冲突》的论文中指出，许多基督徒人士从“求同”的进路入手，试图化解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但我们确实不能回避两者的差异，不能单以“求同”作为自己的基调，中国文化需要的，正是基督教的独特性或异质性。他特别强调，与其企图在理念层面建构一套系统，自诩可以根本解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张力，倒不如承认两者间的“不可共量性”，说明基督教的立场，及其对中国人的意义和价值。
基督教与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韵珊等提交给大会的论文《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基础》，则从方法论的角度来处理两者的对话问题。他们首先承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对真理源头的认识上有本质的差别，这种差别也就形成了基督教独特的价值观，如创造论、救赎论和末世论等。接着他们指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也有共同基础，这就是上帝的普通启示和普通恩典，在此之下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有许多共同的关注点和比较研究的空间，如天人关系等。他们进一步提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对话的切入点应是“人论”，及围绕人的主题，因为天、人、世界与彼此之间关系的探索是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共同关心的问题。
除了学理方面的分析研究，会议还收到了上海大学教授李向平在中国浙江、福建地区所做的基督教与佛教交涉、对话的田野调查。在这篇题为《耶佛交涉及其社会语境》的论文中，李向平指出，目前中国基督教与佛教的交涉，已经去除了许多的国家政治内涵，具备了相当的社会空间和社会意义，不但不会构成冲突，反而可以走向对话。他进一步说明，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国的基督教已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宗教，并在社会变迁中与中国社会取得了相当程度的互动，耶佛交涉已不再像“礼仪之争”时那样，具有严重的政治道德意义，而可以在两教信徒的共识当中进行协商和调解。
关于儒耶对话的主题在近几十年来也出版了一些重要研究著作。比较早的一本书是秦家懿、孔汉思（另译汉斯·昆）所著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年版）。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是华人学者与基督教神学家关于中国宗教（儒教、道教、佛教）的特点的对话。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先是由秦家懿对中国宗教做概括介绍，然后是孔汉思从基督教神学观点加以解释和评论。孔汉思认为，世界有三大“宗教河系”：一是闪米特—先知型宗教，包括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二是源于印度民族的神秘主义宗教；三是源于中国的哲学宗教。第三大宗教河系应当和上述两大宗教分清，这个宗教河系的中心形象既不是先知也不是神秘主义者，而是圣贤，这是一个哲学宗教。
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书中在关于儒家与基督教的对话方面，由不同领域的学者分别阐述儒家和基督教在宇宙观、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的观点，从而形成一种对话。这本书的续集《对话二：儒释道与基督教》（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则进一步发展了前一集的主题，一部分继续以宗教哲学的基本论题，即认识论、本体论、神性论、宇宙论、人性论、历史文化观等主题，进行深入的论述、比较和对话；另一部分则以现实性较强的论题，如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等高科技影响、环境污染、道德下降以及文化对话、全球伦理等重大问题为主题，说明儒释道与基督教各自的观点，并进行初步的讨论，从不同的角度回答了上述问题，提供了可供思索的资料。
近年来我国在儒耶对话方面也出版了一些翻译著作，如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教授约翰·H·白诗朗（John H。Berthrong）的著作《普天之下：儒耶对话中的典范转换》（原著1994年版，中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白诗朗就进行儒耶对话所应选取的工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看到了过程哲学和过程神学与中国儒学所共有的一些特性，认为这是双方对话处于良好氛围并能相互沟通的重要方法。他认为，所有思想都有一个“基元系统取向”。他进而从形式性（form）、动态性（dynamics）和统一化（unification）三重线索入手来定义他所认为的思想的基元系统。白诗朗不仅将这三个线索用于以怀特海、约翰·B·柯布（John B。Cobb）等为代表的过程哲学和过程神学，也将它用于朱熹的道学传统，从中抽象出“理”、“气”和“心”这样用于比较哲学的范畴。西方汉学家和儒学研究者早有过将过程哲学应用于对中国哲学的分析中的尝试（南乐山、安乐哲和郝大维等）。白诗朗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第一次尝试用过程哲学专注研究儒耶对话的属性和前景，这使他的研究更具体化和更深刻。当然，他也承认，过程哲学并不是唯一可行的进行信仰对话的工具，但是过程哲学因其自身的便利性，它绝对是一种“值得”被用于对话的工具。
第五节 世界宗教对话会议
进入21世纪，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对话活动更加活跃。特别是近年来有一些国家发起和组织的国际性宗教对话会议，使得宗教对话不仅成为宗教内部的事情，也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事件。
一、世界宗教和平大会
1970年10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了世界宗教和平大会（WCRP）的第一届大会，即成立大会，有39个国家的200多名代表参加。其宗旨是促进各宗教间的对话和合作；争取“国内社会的和谐和国际合作”；主张裁军和禁止核武器；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种“更新更完美的典型”社会——“世界共同体”，本次大会还通过了《京都宣言》。
1974年8月，在比利时卢汶举行第二届世界宗教和平大会，有53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卢汶宣言》，号召宗教徒要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一道，为废除军备、根绝暴力、消除种族歧视、确认人权而努力。
1979年8月29日至9月9日，在美国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召开了第三届世界宗教和平大会，有48个国家的350名代表参加。大会中心议题是“为建立世界共同体而努力”。大会通过了《普林斯顿宣言》。以赵朴初为团长的中国宗教代表团第一次参加了这次会议。
1984年8月，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第四届世界宗教和平大会。有60个国家的600多名代表参加。大会中心议题是“宗教要争取人类的尊严和世界和平”。大会通过了《内罗毕宣言》。
1986年，在中国北京召开了“世界宗教和平大会”国际理事会。来自五大洲30个国家和地区，包括13种宗教的12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主题是“通过工作和祈祷，争取世界和平”。“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主席依纳姆拉·汗主持开幕式，名誉会长庭野日敬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致世界宗教和平大会各地区、国家和地方分会书》。
1989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第五届世界宗教和平大会，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多种宗教的600多名代表和观察员参加。大会中心议题是“通过宗教的作用建立和平”。大会通过了《墨尔本宣言》，号召宗教徒加强团结，促进世界和平运动，为解决20世纪存在的问题，争取一个和平的21世纪而奋斗。
1994年11月，在梵蒂冈和意大利北部小城瑞瓦德尔加达举行第六届世界宗教和平大会，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个宗教的600多位代表和200多位观察员参加大会。大会主要议题是“医治世界：宗教为和平”。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保护环境，爱护生命，捍卫人权是这次大会的主旋律。
1999年11月，在安曼举行第七届世界宗教和平大会，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韩文藻率代表团出席参加。
2006年8月，在日本京都举行第八届世界宗教和平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来自约10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多名宗教界人士，以及一些国际组织和市民团体的代表约1500人。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陈广元率中国宗教界代表团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不同宗教为了和平而聚会：消除一切暴力，共同保护所有生命”。
二、亚欧不同信仰对话会议
2005年7月21～22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了第一届亚欧不同信仰对话会议。由中国外交部亚欧司王学贤带队，国家宗教局和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中国佛教协会6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英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28个亚欧成员国的174名代表共聚一堂，通过坦诚对话，寻求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企盼共建一个和谐、安全的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阿拉伯联盟、东盟秘书处等国际、地区组织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是第五届亚欧首脑会议批准的重要后续行动之一，各方均高度重视。东道国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亲自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他说，在这个世界上，不同的信仰存在已久，但人们对他人的信仰所知甚少，狭隘、仇恨和偏见造成了世界的不安宁。然而，不论身处怎样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世界各国人民都渴望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苏西洛特别强调文化交流的影响力，他说比起硬实力，软实力的作用和影响要深远得多。
英国国务大臣凯姆·豪威尔作为会议协办国代表讲话，他强调各国政府有责任为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合作创造环境，通过立法打击那些以宗教名义施行的暴力行为。他还引用马丁·路德的名言：“我们无法为道德立法，却可以为行为立法。法律可能无法改变人心，却可以制止无情。”
中国代表团团长王学贤在发言中指出，应充分尊重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基础上，提倡兼容而非歧视，交流而非排斥，对话而非对抗，共处而非冲突，发挥宗教的独特积极作用，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秘书长兼天主教神哲学院常务副院长陈书杰神父和中国佛教研究所圆慈法师分别以“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佛教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作用”为题发言，介绍了中国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宗教坚持独立自主办教的原则以及各宗教和睦相处、经常开展对话活动的情况。他们还向与会代表介绍了各自宗教以自己的方式服务社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所做的贡献。
与会代表围绕“教育在促进不同信仰间和谐的作用”、“文化在促进不同信仰间和谐的作用”、“宗教和社会在促进不同信仰间和谐的作用”等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议通过了《构建不同宗教信仰间和谐的巴厘宣言》，呼吁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宗教和信仰之间相互理解与尊重，和谐共处。《巴厘宣言》还提出一系列建议，如促进人权和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避免极端主义、宗派仇恨和暴力行为，同时建议亚欧各国政府将“不同宗教和信仰和谐共处”列入初级教育的范畴。
2006年7月，在塞浦路斯举行了第二届亚欧不同信仰间对话会议，主题是“不同宗教间了解与合作，同创一个和平的世界”，出席会议的人士包括了欧亚会议38个成员国的政治宗教领袖以及专家、学者。
2007年6月19～21日，第三届亚欧会议不同信仰间对话会议在南京举行。来自亚欧两大洲的200多位会议代表相聚在六朝古都金陵，共同探讨加强不同信仰间的对话与合作。会议以“深化不同信仰对话，实现和平、发展与和谐”为主题，37个亚欧会议成员及4个观察员派政府、宗教、学术界代表与会。会议由中国主办，意大利为会议共同主席国。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司马义·艾买提，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源潮，意大利副外长韦尔内蒂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江苏省省长梁保华出席了开幕式。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作为特邀嘉宾出席闭幕式并发表题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讲话。会议由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崔天凯和意大利副外长韦尔内蒂共同主持。
经过热烈充分的讨论，与会各国代表在以下四个方面形成共识：
（1）会议认为，全球化和科技进步使人民和信仰间交流互动加强，也为愈加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世界带来机遇与挑战。随着全球化日益加深，尊重宗教和文化多样性有助于丰富民族特性，增进区域和国际合作，深化不同文明间对话，构建有利于人们交流经验、促进人权和人格尊严的环境。会议注意到，贫困、欠发达、贫富差距拉大、有组织跨国犯罪、自然灾害、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和环境恶化等问题正在对国际社会形成挑战，威胁着人类的共同生存。会议强调，不同宗教和信仰对话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会议认为，发展失衡和受益不均为全球化带来了挑战。会议鼓励不同信仰团体加强合作，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挑战，化解社会冲突、特别是与城市化相关的问题，解决南北差距问题，实现互利共赢。会议注意到，全球化对保持和保护信仰、文化遗产和传统带来挑战，强调有必要以共享的价值观丰富全球化。
（2）会议重申，反对极端主义，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决心加强温和力量和增进不同信仰间友情，防止和反对将恐怖主义与特定的宗教、族群相挂钩。会议谴责在亚欧乃至全世界以宗教、信仰、意识形态名义使用武力，谴责利用宗教象征和宗教、文化、种族价值观引发冲突、支持战争或为恐怖主义开脱。会议建议，共同研究以下提议，以寻求更有效和重结果的行动，实现通过不同信仰对话促进和平：进一步加强地方、国家、地区乃至国际各层面的不同信仰间以及信仰内部对话；持续拓展信仰间对话的领域，增加其包容性，扩大民间社会参与；举行不同信仰间对话参与者与安全对话参与者共同参加的会议，如有可能可在亚欧会议反恐会议框架下进行；呼吁宗教团体在预防和解决冲突、促进正义、建设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有效作用，并教育其成员承担共同责任以促进共同安全。
（3）会议强调，不同信仰间对话有助于促进社会融合和共同发展，同时应为深化不同信仰和文化对话特别是基层对话创造更多可能性和有利条件。会议重申一国内部构建互相尊重和理解的环境的重要性。在此环境下，信教和不信教者应和平共处、实践和交流各自的信仰及信念。会议呼吁，亚欧会议各方本着包容与对话的精神，防止并反对基于种族、文化或宗教原因的歧视，创造促进不同宗教和文化融合、和谐共存、平等互敬的环境。会议强调移民对接受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呼吁采取综合有效的移民管理政策帮助合法移民，在尽量尊重并保护其原有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同时促进社会融合与和平共处。
（4）会议强调，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对于推动不同信仰间对话、增进理解有重要作用。呼吁亚欧会议各成员更加积极地开展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为人民特别是青年提供机会，加强其对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的了解和尊重及对人类共同伦理道德的理解。鼓励各方从综合及多学科角度研究信仰和文化，并开展学术交流。会议鼓励亚欧会议成员考虑加入、批准和实施《联合国保护文化内容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国际公约》。该公约的宗旨和原则有助于增进不同信仰间对话和理解。
经过讨论，会议通过了《南京声明》。声明重申，将致力于深化和拓展作为亚欧关系重要组成部分的不同信仰间对话进程，致力于构建和平、和睦的亚欧伙伴关系。会议认为不同信仰间对话具有积极作用，尤其是通过平等友好交往增进不同文化和宗教间理解和尊重，促进和保护人权，促进尊重人格尊严、平等、公平、公正、宗教信仰自由、社会融合、包容以及真挚的友谊，应对全球共同挑战，更好地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宗教文化遗产，以及促进和平、发展与和谐。会议强调，媒体在促进容忍、和平、公正、尊重人类尊严、和谐、不同信仰和文化间理解、社会融合和责任感，以及在阐释和传播不同文化和宗教共同接受的和平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各团体实际行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会议决定，第四届亚欧会议不同信仰间对话会议于2008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
三、世界宗教与文明对话会议
2007年10月26～28日应马其顿政府总理尼古拉·格鲁斯基的邀请，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陈广元大阿訇在中国伊协研究部工作人员敏昶陪同下出席了在马其顿文化名城奥赫里德市举办的“世界宗教与文明对话会议”。来自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波黑、美国、俄罗斯、德国、瑞士、奥地利、爱尔兰、梵蒂冈、约旦、印度、日本、韩国、中国等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宗教界人士和学者出席了会议。
此次会议由马其顿共和国文化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主题为“宗教与文化对和平的贡献，互敬与共存”。此次“宗教与文明对话会议”为首届会议，以后将每三年召开一次。大会选举70名各国代表作为下届会议的组委会委员，并通过了大会宣言，呼吁各宗教与文明加强对话，放弃偏见，尊重宗教与文明的多样性，谴责宗教暴力，加强宗教教育，尊重女权。会议期间，陈广元大阿訇发表了题为“团结互敬，共同发展”的讲话，以伊斯兰教在中国生存与发展的经验论述了各个宗教与文明间互相包容、共同进步的重要性。陈广元大阿訇还与各国代表进行了广泛交流，向其介绍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中国政府所实行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会议期间，陈广元大阿訇还分别接受了马其顿国家广播电台、国家电视台的采访，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概况、中国的宗教政策及中国各宗教间的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做了回答。
过去中国伊协与欧洲穆斯林和伊斯兰教组织联系甚少，对欧洲的伊斯兰教情况了解不多，而欧洲穆斯林对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况也是知之甚少，通过参加这次会议，使中国伊斯兰教界有机会接触马其顿、阿尔巴尼亚等欧洲国家伊斯兰教组织的领导人，从而了解了这些国家伊斯兰教的情况，同时也向其宣传了中国伊斯兰教的情况和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四、世界各大宗教对话国际论坛
2008年7月16～18日，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法里亚德宫，举行了各大宗教对话国际论坛。此次论坛由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拉发起，由伊斯兰世界联盟主办。这是国际宗教界近年来举行的层次高、规模大的一次宗教盛会。沙特国王和西班牙国王出席了大会开幕仪式，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以及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南非图图大主教，德国图宾根大学教授、全球伦理基金会主席汉斯·昆等世界著名宗教领袖和宗教学者，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200多名穆斯林、基督教、犹太教、佛教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此次大会。
此次大会设有四个议题，议题一为“对话及其宗教和文明的基础”，由代表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东方其他宗教、印度教、日本神道教、中国孔教的8位主讲人进行对话和演讲。议题二为“对话在人类社会的重要性”，由南非图图大主教和美国乔治敦大学校长德奇奥博士等主讲人就“文化和文明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对话对和平共处的影响”、“对话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对话对终结历史的影响”等话题展开讨论。议题三为“对话领域的人类共性”，由德国的汉斯·昆教授和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等主讲，就“当代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在与犯罪、毒品和腐败作斗争中宗教的意义和价值”、“宗教和家庭在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责任”等话题进行对话。议题四为“对话的推动和评估”，由来自梵蒂冈国际宗教对话理事会主席陶兰红衣主教等主讲人，就“穆斯林—基督教—犹太教的对话：未来和前景”、“对话东方宗教：未来和前景”、“国际组织在加强对话和克服障碍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媒体：在传播文化对话和共存的压力”等话题发表主题演讲。
大会发表的《马德里声明》呼吁加强不同宗教、文明和文化间的对话，促进宽容和理解。声明强调，在为期3天的讨论中，与会者认为，对话是人类相互了解、合作与交流最重要的途径，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进步和繁荣的动力之一。与会者呼吁弘扬人类共同的价值，尊重不同民族的特殊性和他们的权利，保护家庭和自然环境，构建和谐世界。声明指出，恐怖主义是对话和共存的主要障碍之一，国际社会应就恐怖主义的界定达成共识，分析其原因，共同努力加以应对，实现世界的公正和稳定。与会者希望大会的结论和建议得到联合国大会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