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上任民政厅代厅长，采取的第一个民政措施，就是坚决废除压在农民头上的“农官乡约”制。
新疆地处边疆，又是兄弟民族聚居区，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农村实行的“农官乡约”制，就是维护封建统治的基础。“农官乡约”为当时农村官员的总称。当时在各族人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农官下了乡，农民家遭殃，马不吃高粱（吃包谷），人不守空房。”毛泽民深入民间，体察民情，参照中共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选举办法，亲自起草了《新疆省区、村制组织章程》，经省政府批准，于1941年11月1日公布施行。《章程》共八章三十五条，主要精神：一要民主选举区、村长；二要选出“名望素孚办事公正”之人。为了使《章程》切实地付诸实施，毛泽民组织力量，做了大量的宣传、教育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先后举办了政治干部训练班、文教干部训练班、区村长训练班。他还亲自编写了《区、村长须知讲义》发到各地，作为学习讲授的材料，有时还亲自宣讲。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主选举运动在全疆普遍展开了，各族人民第一次享受到民主选举权利。选举工作结束后，民政厅给新当选的区长、村长颁发了证书。这些区、村长拿到证书，理直气壮地走马上任，带领各族群众发展生产，建设新疆。
毛泽民仁德宽厚，心地的广阔与善良是非常具体的，他领导建立和健全救济院的工作深得民心。1941年8月12日，毛泽民到迪化救济院视察，和贫苦的孤寡老人、盲聋哑人促膝谈心，了解情况，倾听意见，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他根据亲身调查和各救济院报来的情况，了解到救济院数量少，现有各救济院制度不健全，管理不善等问题。为此，他亲拟了《救济院整理大纲》，于1941年10月31日公布。《大纲》对救济院的分布，收容贫民的标准，经费给养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决定在迪化、塔城、承化（今阿勒泰）、绥来（今玛纳斯）、伊宁、奇台、哈密、库车、焉耆、阿克苏、疏附、莎车、和硕、吐鲁番、于田、叶城、且末等区、县设立救济院共72所。救济院收容无家可归的鳏寡孤独，除政府发给每人每月30斤面粉外，还有菜金、剃头、沐浴、服装和文化教育等费用，还组织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如缝纫、补鞋、编筐、编抬把、扎扫把、做粗木器及小孩玩具，制作公文信纸信封，养鸡、养羊、养牛、种瓜果、蔬菜等。这既增加了救济院的收入，改善了院民的生活，也有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迪化东门外救济院的福利生产搞得很红火，蔬菜瓜果自给有余，每当瓜果蔬菜成熟的时候，他们总要送一些到民政厅，请“周厅长”品尝他们的劳动成果。毛泽民十分高兴地收下，加倍付钱给他们，以鼓励他们自食其力的精神。各族群众齐口称赞“周彬是一位好厅长”。
当时，民政厅掌管卫生部门。由于医务人员缺乏，除行政区有医院、药房外，各县的医务设备是一无所有。所有民间疾病，主要靠私营中医治疗，私营中药铺供应药物，有些小县连中医和中药都没有。毛泽民多次亲临省医院、省药房视察，设法增加和完善医疗设备，改善病房条件。他花费了许多心血，从苏联进口了一台X光机，拨给迪化医院。1942年全疆已有医院13所，药房4所，诊疗所16所，医药专业学院一所。其中，莎车、焉耆两地的医院，奇台、鄯善、库车、温泉四个县的诊疗所，喀什、阿山的两个药房都是在毛泽民的关怀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毛泽民了解到温泉县有18眼温泉，泉水可以治病的情况后，决定把温泉建成疗养区，给温泉县投资了10万多元，设立了诊疗所，配备了医生、医疗器械，使温泉造福于人民，成为当时新疆远近闻名的疗养地。
毛泽民非常注重培养医药专业人才。他在迪化设立短期医训班，速成地培养医务人员。他指定当时由苏联留学回来的刘德俊大夫，担任讲师。虽然毛泽民在民政厅工作的时间不长，但这个短期医训班逐年扩大。喀什少数民族医务人员很少，毛泽民提出由喀什医院办一个训练班，为各县培养专业医务人才。在毛泽民的关怀和支持下，训练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筹备开学了，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毛泽民还筹办了药剂培训班，参加了药剂训练班毕业典礼，与全体学员合影留念，还为他们题词：“新政府培养下的医药干部要切实担负起新政府所赋予对全疆民众保健使命以期在胜利的基础上争取保健事业更高的发展。”
新疆妇女生孩子都用旧法，产妇、婴儿丧命的不少。为了保护产妇和婴儿的生命安全，毛泽民提出，医院设妇产科，配备妇产大夫、女护理。仅迪化医院就有114名女医护人员。毛泽民还亲自宣传新接生法的好处，动员产妇到医院分娩。全疆召开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毛泽民在会上作报告时还专门讲了新接生法的好处。他说：“新政府对儿童保健特别注意，不仅在各医院设有专门小儿科诊断室，聘有专门小儿科大夫为之看病，如遇着病重的儿童，连母亲也留在医院带着小孩陪诊，直至病好才一同出院，不花任何一文钱。”毛泽民还动员妇女发挥“特别细心、耐心和慈爱的天性”，参加医药工作，实现妇女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解放。
1942年2月间，伊犁和新源两县发生了斑疹伤寒。当时，毛泽民心脏病和支气管炎发作，正躺在床上。他得知这一情况，立即组织了两个医疗队，委派副厅长马云文和专家率队前往。为了加强卫生防疫工作，他在病床上伏枕起草了一份2000多字的《给全疆医务人员的指示》。公务员看到厅长病得这样厉害，还专注地执著于工作，执著于各族群众的安危，止不住流下了热泪。这次新疆西部流行斑疹伤寒，由于防治及时，措施得力，很快制止了蔓延，大大减少了人口的死亡。
马云文副厅长是回族，是留苏学生，因得罪盛世才于1942年5月30日被捕。他的家属突然被不幸推入无边无际的黑色灾难的深渊，挨着以泪洗面的日子。毛泽民即派人给他的家属送去了马云文六、七两个月的工资，使马的家属没有断炊。马云文得知此事十分感动。
1942年2月初，盛世才指定毛泽民及王宝乾参加复审“阿山案”审判委员会。陈潭秋、毛泽民等经过慎重研究并请示中共中央后，决定毛泽民在审判结束签字时附加下述意见：“本席没有参加全部审判”，“对牵涉苏联公民一节，该犯所提供之口供与犯罪证据，其确实性如何，本席不能作任何结论，并认为仅据此不能证实苏联公民之犯罪行为。”这自然引起盛世才的震怒。
陈潭秋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在讨论阿山案总结时，因王（王宝乾，联共党员）、周（周彬，毛泽民化名）坚持要附注意见，督办首先同意，后经人怂恿决定不做总结，也不要附注意见（因附注意见就等于推翻全部审讯），仅在最后口供上签字。事后王、周仍要将附注的意见用书面送给督办。周彬受到督办严厉申斥，说他不忠实于政府，并责问周彬这样做依仗什么人的势力，是不是自己的意思。”陈潭秋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还说，“显然的，反苏阴谋家在阿山案件中布置的阴谋是失败了，不过周彬以后的处境更加困难，可能遭受更多的打击，我已嘱其谨慎镇静忍耐与应付可能的打击。”
这年的秋天来得快。窗外，一帘秋风梦一样吹拂，萧瑟日渐浓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