蝗虫属暴食性的害虫，《易林》称之为“饥虫”，欧阳修形容其为“口含锋刃疾风雨，毒肠不满疑（易）常肌”。飞蝗成灾时，往往遮天蔽野，食草木，吞稼禾，甚至颗粒无收，有时在吃光所有农牧作物及杂草严重缺食时，还穿户入牖，见人、畜、衣、物等就猛咬一通。蝗虫带来的灾难真令人目不忍睹：“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在民间长期流行着这样的谚语：“蝗虫发生连四邻，飞在空中似黑云，落地吃光青稞物，啃平房檐咬活人”。数千年来蝗虫给我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它和水灾、旱灾成为三大自然灾害。有时甚至蝗灾要比水、旱两灾更为严重。明代徐光启则认为蝗灾为害远在水旱之上：“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惟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
明代的虫灾造成的危害也是十分严重，其最重要的影响还是对当时的农业。我国古代是一个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社会，明代也不例外，而我国传统种植业中的大部分作物都是各种虫类喜食的，一旦爆发虫灾，对农业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如正统元年（1436年）“闰六月庚辰，直隶河间府静海县四月蝗蝻遍野，田禾被伤，民拾草子充食……”正统十三年（1448年）“十二月丙子，直隶邢台县奏：今岁蝗蝻，发民捕瘞，践伤禾苗计地二百四十二顷”。弘治八年（1495年）“三月己亥……当涂县蝗虫生，食草枝、秧苗略尽”。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九月，江宁、广德蝗蝻大起，禾黍竹树俱尽”。虫灾过后，造成的必然结果就是粮食短缺，政府必须如果及时进行救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否则社会的动乱不可避免。明代前期，政府对包括虫灾在内的各种自然灾害救治都比较及时有效，社会基本保持稳定；但随着制度的废弛，这项工作做的越来越不力，明末农民大起义之所以爆发于陕西地区，就是因为明末陕西地区灾害频发，而政府依旧横征暴敛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