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在秦人的祭祀系统中，炎帝有突出的地位。根据古籍记载，可以试探索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吴阳下畤的大致位置。讨论吴阳下畤和其他诸畤的方位关系和主次关系，以及以五帝为祭祀对象的五畤和“渭阳五帝庙”、“长门五帝坛”的关系，也可以推知炎帝崇拜在汉代有所演变的事实。此外，分析位于雍地的吴阳下畤与姜氏城、姜水流域炎帝传说是否存在某种文化联系，也是有意义的。
一
关于秦诸畤的设立，《史记·封禅书》中有这样的记录：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暤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
其后十六年，秦文公东猎汧渭之间，卜居之而吉。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
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盖黄帝时尝用事，虽晚周亦郊焉。”其语不经见，缙绅者不道。
此后有“陈宝”之祠的设立，“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封禅书》又记载：
作鄜畤后七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后子孙饮马于河”，遂都雍。雍之诸祠自此兴。用三百牢于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关于“磔狗邑四门，以御蛊菑”的理解，参看王子今：《秦德公“磔狗邑四门”宗教文化意义试说》，《中国文化》总12期，又《周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德公立二年卒。其后四年，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
随后，秦穆公时代并没有“畤”的建设，“其后十四年，秦缪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梦见上帝，上帝命缪公平晋乱。史书而记藏之府。而后世皆曰秦缪公上天。秦缪公即位九年，齐桓公既霸，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缪公立三十九年而卒。”而东方神祠事业在这一时期受到权力者和思想家共同的特殊关注。不过，在距泰山神秘主义中心最近的地区，不仅没有看到有新意的相关设计，实践原有神学程序的试探也遭到否定，“其后百有余年，而孔子论述六艺，传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禅乎梁父者七十余王矣，其俎豆之礼不章，盖难言之。或问禘之说，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说，其于天下也视其掌。’《诗》云纣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爰周德之洽维成王，成王之封禅则近之矣。及后陪臣执政，季氏旅于泰山，仲尼讥之。”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情形，是此后秦人的“畤”的设置，逐渐走向完备：
其后百余年，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
对于秦灵公作畤事，司马贞《索隐》解释说：“吴阳，地名，盖在岳之南。又上云‘雍旁有故吴阳武畤’，今盖因武畤又作上、下畤以祭黄帝、炎帝。”裴骃《集解》：“徐广曰：‘凡距作密畤二百五十年。’”
随后，秦献公“作畦畤栎阳”，成为秦公作畤史的尾声：
后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秦始与周合，合而离，五百岁当复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栎阳雨金，秦献公自以为得金瑞，故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
对于秦献公“作畦畤”事，裴骃《集解》引晋灼曰：“汉注在陇西西县人先祠山下，形如种韭畦，畦各一土封。”司马贞《索隐》引《汉旧仪》：“祭人先于陇西西县人先山，山上皆有土人，山下有畤，埒如菜畦，畤中各有一土封，故云畤。”又引《三苍》云：“畤，埒也。”注家解释了“畤”的形制，然而不言栎阳“畦畤”，似乎这里强调的是“畤”的原生形态。
《史记·封禅书》还写道：
其后百二十岁而秦灭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没于泗水彭城下。
看来，讨论有关秦作畤行为的时序记录，可能是很有意思的事。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之后300年，秦献公“作畦畤栎阳而祀白帝”。这意味着同样“祀白帝”之“畤”向东迁移了400公里左右。这一情形，和秦献公“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的志向是一致的，也正切合了“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郑宫”，又“以牺三百牢祠鄜畤”时，卜辞显示的“后子孙饮马于河”的预言。张守节《正义》：“卜居雍之后，国益广大，后代子孙得东饮马于龙门之河。”而《秦本纪》所谓“（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者，正是因为与秦人东进的军事强势和政治权威相符合，于是受到史家的重视。《史记·六国年表》：“太史公读《秦记》，至犬戎败幽王，周东徙洛邑，秦襄公始封为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见矣。”而后“畤”的设置向东发展，则“僭”的态势更为明显。宋人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四《读杂史四·东莱大事记》也视秦作“畤”为“大事”。“太史公读《秦记》”，《黄氏日抄》引作“太史公续《秦纪》”。
二
“西畤”、“鄜畤“和“畦畤”都是“祀白帝”的神祠中心。“自以为主少暤之神”，崇拜“少暤之神”的秦族国家迅速向“少皞”神话发生的地域扩张，以“西畤—鄜畤—畦畤”祀所移动的轨迹同时保留了秦人神学意识的一段历史记录。
如果注意到“西畤—雍地诸畤—畦畤”的方位关系，可以发现这三处祀所大体位于一条东西直线上，而雍地诸畤处于中轴的位置，“西畤”和“畦畤”与雍地的直线距离亦相当。
有学者曾经讨论西汉长安的“南北超长建筑基线”以及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五关”的位置关系，都透露出秦汉人的地理意识和方位测定技术。前者涉及“秦东门”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文物》1995年第3期，后者所论“五关”均是秦关王子今、刘华祝：《说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所见五关》，《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与秦始皇经营咸阳新宫殿区，“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相对应，秦直道的石门，也可以看作甘泉宫的“北山”之“阙”。参看王子今、焦南峰：《秦直道石门琐议》，《秦俑秦文化研究——秦俑学第五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子午岭—直道，子午道—直河，在咸阳—长安正北正南形成了纵贯千里的轴线。这一现象，应当看作秦汉都城规划的基本构成内容之一。另一组对应关系，表现为直道的起点—石门—甘泉宫北阙与子午道的起点—“南山之颠”—阿房宫南阙。这一认识，也是和秦始皇以甘泉宫、咸阳宫、阿房宫共同作为秦宫主体结构的构想相一致的。王子今：《秦直道的历史文化观照》，《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
“西畤—雍地诸畤—畦畤”的方位关系，也许可以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新的认识基点。
三
虽然“畦畤”具有护佑秦军胜势的象征意义，栎阳却只是秦献公时代具有前敌意义的临时的军政中心。有学者以为秦献公曾经都栎阳。其实，结合史籍记载和考古资料分析，栎阳未曾作为秦都。参看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秦孝公“以（商）鞅为大良造”，又“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随即推行新法，秦史进入了新的纪年。
秦史虽然呈示出文化的跃进，旧有的神祀传统却长期得以继承。秦统一后，秦始皇依然十分重视雍地的地位。
甚至到了西汉时期，秦的神祀传统为汉帝国的执政者几乎全面继承，雍地依然是最受重视的皇家神祀中心。
《史记·秦本纪》：“（宣公）四年，作密畤。”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
汉有五畤，在岐州雍县南，则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秦文公梦黄蛇自天而下。属地，其口止于鄜衍，作畤，郊祭白帝，曰鄜畤。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帝曰：“天有五帝，今四，何也？待我而具五。”遂立黑帝，曰北畤是也。
《括地志》对于“在岐州雍县南”的汉“五畤”，提出了两种位列次序：
①“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
②秦文公作“鄜畤”，“秦宣公作密畤”，“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汉高帝作“北畤”。
②列述年代次序。①则前承地理位置陈述，全句为：“汉有五畤，在岐州雍县南，则鄜畤、吴阳上畤、下畤、密畤、北畤。”则很可能是以“五畤”的方位为序。如此，则雍地“五畤”中，“祠炎帝”的“吴阳下畤”位列正中。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史记·封禅书》所说：“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雍东有好畤，皆废无祠。”所谓“吴阳武畤”，应是周人经营，甚至是更早的祀所，只是长期“皆废无祠”，为秦人重新修立。
也许“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祠炎帝”，依然恢复了“废无祠”之前的神祀内容和神祀对象。
这样，就创置年代来说，“吴阳武畤”或许是最早的。有理由说，在此基础上秦灵公所作纪念炎帝的“吴阳下畤”，应体现了符合“周余民”心理的文化政策《史记·秦本纪》：“（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也继承了当地渊源久远的信仰传统。纬书有周“色尚赤”之说《后汉书·章帝纪》李贤注引《礼纬》：“十一月，时阳气始施于黄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阳气，故周为天正，色尚赤。”，也可以为我们认识“周余民”文化势力对秦的影响提供参考。
四
自秦至于汉，“五帝”传说逐渐成熟。参看徐旭生：《五帝起源说》，《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而其中“炎帝”传说对于社会已经有很深的影响。参看宋超：《战国秦汉时期炎帝传说的演变》，《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
汉文帝时，对于五帝之祀又有特别的重视。《史记·孝文本纪》记载：
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鲁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于是上乃下诏曰：“有异物之神见于成纪，无害于民，岁以有年。朕亲郊祀上帝诸神。礼官议，毋讳以劳朕。”有司礼官皆曰：“古者天子夏躬亲礼祀上帝于郊，故曰郊。”于是天子始幸雍，郊见五帝，以孟夏四月答礼焉。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因说上设立渭阳五庙。
所谓“渭阳五庙”，裴骃《集解》：“韦昭曰：‘在渭城。’”“渭阳五庙”，又写作“渭阳五帝庙”：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
看来，“渭阳五庙”或“渭阳五帝庙”从决策、设计到施工、落成、使用，时间很短，也就是一年左右。《史记·封禅书》记载：
赵人新垣平以望气见上，言：“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若人冠纟免焉。或曰东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应。”于是作渭阳五帝庙，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渭阳五帝庙在雍州咸阳县东三十里。’《宫殿疏》云：‘五帝庙一宇五殿也。’按：一宇之内而设五帝，各依其方帝别为一殿，而门各如帝色也。”
夏四月，文帝亲拜霸渭之会，以郊见渭阳五帝。五帝庙南临渭，北穿蒲池沟水，权火举而祠，若光辉然属天焉。于是贵平上大夫，赐累千金。而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
随后，又有长门“五帝坛”的建设：
文帝出长门，若见五人于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坛，祠以五牢具。
提议在长安附近“设立”新的以五帝为祭祀对象的神祀中心的新垣平。在又过了一年之后却被治罪：“人有上书告新垣平所言气神事皆诈也。下平吏治，诛夷新垣平。”《史记·孝文本纪》：“（十七年）其岁，新垣平事觉，夷三族。”新垣平的骗局暴露之后，汉文帝不再亲临“五帝庙”行礼，然而依然派遣专门官员代表前往，“自是之后，文帝怠于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不往焉。”也就是说，汉文帝因方士煽动而升温的“五帝”崇拜狂热，这时终于有所冷却，不过，“渭阳、长门五帝使祠官领，以时致礼”，祭祀制度依旧维持。
汉文帝时代的“渭阳、长门五帝”之祠，“祠所用及仪亦如雍五畤”，可以看作“雍五畤”五帝纪念仪程向西汉王朝统治中心的延伸。而新垣平所谓“长安东北有神气，成五采”，以及作成之“渭阳五帝庙”、“帝一殿，面各五门，各如其帝色”，其五采五色中，炎帝的赤色应当有突出的地位，这是因为汉文帝尊崇“渭阳五帝庙”的神学表态，已经确定了“尚赤”的文化主题。
《史记·孝文本纪》有明确的记载：
十六年，上亲郊见渭阳五帝庙，亦以夏答礼而尚赤。
“尚赤”的文化倾向表现直接与“五帝”信仰有关，是值得特别注意的。西汉晚期刘向父子曾经从儒学“天统”意识出发构建“汉得火”之说。《汉书·郊祀志下》：“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故包羲氏始受木德，其后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旗章遂赤，自得天统矣。”或以为这一观点发表后，并没有得到明确肯定，汉王朝“尚赤”，实始于汉光武帝时代。如《汉书·郊祀志下》颜师古注：“邓展曰：‘向父子虽有此议，时不施行，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建武二年春正月）壬子，起高庙，建社稷于洛阳，立郊兆于城南，始正火德，色尚赤。”李贤注：“汉初土德，色尚黄，至此始明火德，徽帜尚赤，服色于是乃正。”此或邓展以为“至光武建武二年，乃用火德，色尚赤耳”意见的根据，而汉文帝“尚赤”的历史文化迹象，似不宜忽视。
《后汉书·刘盆子传》：“侠卿为制绛单衣、半头赤帻，……”李贤注：“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统者，帻尚赤。’盆子承汉统，故用赤也。”宋人程大昌《演繁露》卷一五《帻》：“若《东观汉记》载，光武初起服赤帻，赐段颎赤帻大冠一具。……盖汉以火王，其在五德尚赤耳。故董仲舒《繁露》曰：以赤统者，帻尚赤。是专汉制也。”《后汉书·郅恽传》说，郅恽上书王莽有“汉历久长，孔为赤制”语。李贤注：“言孔丘作纬，著历运之期，为汉家之制。汉火德尚赤，故云为赤制，即《春秋感精符》云‘墨、孔生为赤制’是也。”又如《初学记》卷二二引《史记》：
沛公祠黄帝、蚩尤于沛庭，旗帜皆尚赤。
《太平御览》卷三四一同。《艺文类聚》卷一二引《汉书》：
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尚赤，协于火徳，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太平御览》卷八七引《汉书赞》略同，“旗帜尚赤”作“旗炽尚赤”。看来，汉“用火德，色尚赤”的观念和制度之最初起始，还有必要继续讨论。而这一文化特征与尊崇赤帝（炎帝）是否存在某种内在的关系，也是我们所关心的。
五
《太平寰宇记》卷三〇“虢县”条：“周原。《史记·封禅书》云：秦文公作鄜畤，秦灵公作吴阳上畤，宣公作密畤，是三畤焉。畤，止也。神灵所止处。”《太平御览》卷一六四引《史记》：“秦文公作鄜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又作下畤。”原注：“今郡内有三畤原。”
《雍录》卷七《秦汉五畤》说“上畤下畤”：“文公后二百十五年，灵公于吴阳作上畤以祭黄帝，作下畤以祭炎帝。”又写道：
武畤好畤
武畤好畤，在雍县旁之吴阳。此二畤者，不知何世所造。参求其地，即灵公所立上畤下畤，正在吴阳也。灵公既立上下两畤，则昔之武畤好畤不在五畤之数矣。
《关中胜迹图志》卷一六《名山》：“五畤原在凤翔县南二十里。”毕沅说，“谨按《太平寰宇记》作‘三畤原’，以秦文公鄜畤、宣公密畤、灵公吴阳上畤在此原，故号‘三畤原’也。《太平御览》卷五七引《史记·封禅书》：“秦文公作鄜畤，灵公作吴阳上畤，宣公又作密畤，盖三畤在此原，故号‘三畤原’。”又于扶风县亦载‘三畤原’云：‘在县南二十里。’今考扶风汉美阳地。《班志》既称五畤皆在雍县，则不得复在美阳。意其为复出之误。当以在凤翔者为正。”《陕西通志》卷二八《祠祀一》：“上畤下畤，在景山之阳。秦灵公作，以祀黄帝(炎帝)。贾志。”
按照《雍录》的说法，“武畤好畤，在雍县旁之吴阳”，“参求其地，即灵公所立上畤下畤，正在吴阳也。”而司马迁有关楚汉之争的战事记录多有涉及“好畤”者《史记·高祖本纪》、《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曹相国世家》、《绛侯周勃世家》、《樊郦滕灌列传》，《史记·南越列传》又可见“好畤陆贾”，《汉书·地理志上》“右扶风”条下写道：“好畤，垝山在东。有梁山宫，秦始皇起。莽曰好邑。”西汉好畤县在今乾县东，与“雍县旁之吴阳”距离过远。考吴阳下畤所在，还应当注意“在雍县旁”的方位指定。
六
《国语·晋语四》：“炎帝以姜水成。”炎帝传说和“姜水”的关系，暗示炎帝部族活动的地域。早有学者指出，“姜姓起源于陕西西部黄土高原上”，探索炎帝传说的发生，应当注意宝鸡“姜城堡、清姜河、神农庙、磻溪水、姜氏城”地名的存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
《艺文类聚》卷一一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初学记》卷九引《帝王世纪》：“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姙姒，有虫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绎史》卷四引《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姜姓也。母曰妊姒，有虫乔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有圣德。”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虫乔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为姓。”
《太平御览》卷七〇引《三辅旧事》：“姜泉在岐山县。《水经注》云：炎帝长于姜水，故以名也。”今本《水经注》卷一八《渭水》中写道：
岐水又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按《世本》：炎帝，姜姓。《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姜姓。母女登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是其地也。东注雍水。
姜水应是雍水的支流。
《太平寰宇记》卷三〇“岐山县”：“渭水在县南三十里，经邑界姜泉。皇甫谧《帝王世纪》云：炎帝，神农氏，母有虫乔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感神而生。炎帝长于姜水，即此水也。”《元丰九域志》卷三《秦凤路·次府凤翔府扶风郡凤翔节度》：“次畿岐山，府东四十里，一十四乡，马碛、驿店二镇，有岐山、终南山、渭水、姜水、汧水。”
《陕西通志》卷三《建置第二》：
姜炎帝后姜姓，国扶风美阳，有姜氏城。（《路史》）岐水东迳姜氏城南，为姜水。《帝王世纪》曰：炎帝神农氏长于姜水（《水经注》）。
同书卷一〇《山川三》：
横水。即杜水，一名小横水，一名米流川，一名岐水，一名姜水，俗名潢河，一名水南河，一名双溪。
在县南三里，自凤翔界流入，合雍水。《县图》：杜水东南流，合漆、岐二水，俗谓之小横水，亦或名之米流川。径岐山而又屈径周城南，又历周原下，自下亦名岐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与雍水合。《水经注》：周城在县东北。岐山县有姜水。《九域志》：雍水在县南门外，自岐山界流入，又东入武功界。雍水自合姜水，又东径美阳县之中亭川。
看来，与炎帝传说密切相关的姜泉、姜水、姜氏城，应当都在雍城近旁。祭祀炎帝的吴阳下畤的定位，也应当参考这一事实。而渭水以南的姜水、姜氏城，其地名形成的时代以及与炎帝传说的关系，可以另外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