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蓬同志：
您好！终于可以给您写信了。
去冬，收到您寄来的书和信，因我手上还有些事情要做，且很快天气变冷，您知道我像一头熊一样，一到冬天就趴在窝里不动了。现在天气转暖，我觉得呼吸舒畅一些了，就抽时间，仔细阅读了您的新作《山祭》，并同您交流交流，谈谈我读后的感觉了。
《山祭》是一部好书，一部有才气的书，一部引人入胜的好小说。
说实在的，读到书名，再看看封面那一片漆黑，我曾设想，这一定是一部惨惨凄凄切切的挤读者泪水的书，是成百成千部这一类小说中又新添的一本罢了。但当我读了几页之后，我就不想放下它了。它字里行间洋溢着的才气吸引着我。我这个人穿衣戴帽虽然古板，但于文学艺术却崇尚才气，不大喜欢本分。陕西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中，不乏才气横溢的人，您也正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您的短篇小说给我的印象是灵秀，如今，您这部长篇小说除灵秀之外，别添一种浑厚雄沉的韵味。
正如您来信所说，您崇尚现实主义，这部长篇正是严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写出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也是一样，跟您志同道合，当今中华文坛上流派多，主义也多，这是件极好的事，川菜粤菜各取所爱，偌大的神州，应能容得下百花，何必强求一律。只不过咱们崇尚现实主义的作家和读者，觉得这种方法是最好的方法罢了。文学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虽然本世纪以来，在现实主义之后，在全世界出现了那么多的主义，但现实主义至今仍然为大多数作家和读者所崇尚，显示着并将继续显示着它的强大的生命力。通过文学作品，人们总是或多或少要想了解一点社会和人生，总是想在其中潜然意识到自己，找到自己，而不仅仅是要见到作者。
您的《山祭》确实称得上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小说，虽然它也不无浪漫传奇色彩（这一点正与我的欣赏趣味相合），但它确实是一部严格地现实主义小说，这一点，表现在您是严格地按照现实生活中曾经发生过的事情的真实面貌，叙述和描写您的故事和人物上。您没有从主观意念出发，随意虚拟和编排生活，以图解当前流行的一般概念，而这种图解今日之政治概念、经济概念、文化概念，一句话，归结为作者的主观意念的作品，还是不少的，您是努力按照客观现实来写成您的书的，虽然，作为创作者，您也并非没有倾向性，也并非没有您自己的强烈的意识。
您用您的一支秀笔，把我们引进了秦岭的深山老林之中，您让我跟您在人烟稀少的观音山老鹰崖的小山村生活了许多年。我虽然也曾去过陕南，在那里参加过“四清”，但却没到深山里去。以往只是借助陈军和莫伸的笔，在秦巴山区待过一阵子。而今，您从各种角度对秦岭深山区展开多层面、多方位的叙述和描写，这就使我对秦岭大山中大自然和社会风情有了更清晰的印象，我仿佛真在那儿生活过多年似的。
您以雄浑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秦岭的大自然景色，那茂密的原始森林，那直插云天的山峰，那深不可测的峡谷，那神秘莫测的山岚雾气，那挂在陡峭山坡上的巴掌大的田块，那孤零零的守号人的窝棚，那林中的阳光，那皓洁的月亮，那风声，雨声，狼嗥、犬吠声，那三五人家的茅舍、鸡群、白色的炊烟，和那无边无垠的绿色、青色。
您的景色描写是很漂亮的，有层次，有深度，绚丽多彩，幻化无穷，既是油画又是水墨画，表现出了秦岭的雄伟、姿色和魅力。这就给您的带有传奇色彩的猎人姚子怀和他的令人心醉的女儿冬花，以及观音山的其他的角色提供了一个很现实而又很浪漫神秘的活动场所。
我不欣赏那种只讲故事而不作风景描写的文学作品，主张这种只讲故事和刻画人物的作家强调说，中国的读者大众不喜欢这种来自外国小说的背景描写，遇到这种描写，他们就会跳过去读后边的故事。这是可能的，遇到过分赘冗与人物活动关系不大的没完没了的风景描写，我们也是会厌烦的，问题是要写得好，写得有用，与人物故事浑然一体，文句表现力强，三笔五笔就能勾勒出一个明晰动人的画面，而这种文字，它本身就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此外，我以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人们不喜闭塞，愿意多知道一点外间世界的生活情趣，这个外间世界，也包括着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人们越是在高楼大厦里住久了，就越是想知道外间世界的生活和景致，人们有机会就去旅游。能通过文学作品所唤起的想像力体味一番异地的景色，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您在《山祭》里对秦岭深处的描绘，就给了我这种满足。因而我是赞成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应当作恰如其分的风景描写的。在咱们这里有些作家是很讲究大自然景色描写的，如果有更多的作家能重视背景描写，肯在这方面下点功夫的话，对于提高作品的艺术质量，肯定会有效果。
您的小说，不仅描绘出一幅幅秦岭山区的风景画，而且又描绘出了山区的一幅幅风俗画，与风景画融浑一体的山野风俗画，而这些风俗画又非画蛇添足，而是描写主人公绝对不可少的，是主人公活动的风俗画，我指的是以姚子怀为首领的狩猎场面和他的女儿冬花与宋老师订婚时吃“刨膛”的热烈场面，近几年来，不少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展开着风俗的描写，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在宣扬旧的封建习俗，我认为一部作品，特别是中长篇小说，不描写地方风习，简直不可想象。如果您对狩猎场面不展开描写，您怎么能塑造出姚子怀这样一个传奇式的“打山子”，如果不展开描写他为女儿定亲时吃“刨膛”的场面，又怎么能写出传奇猎手姚子怀的豪侠义气，甚至于，如果没有那个集体劳动的场面，也显不出原生产队长南春官的精明干练，随机应变的性格。还有一层，如果没有当地风俗画的描绘，那我们也不会通过小说而如亲临其境神游陕南山区，我们不会知道秦岭山区的人们祖祖辈辈是在怎么生活，不由此，我们便不可能理解小说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遭遇和结局。
您的狩猎场景描写得惊心动魄，“刨膛”的场面写得热烈欢快而富秦岭山民的率真、粗犷、豪侠的特色，细读起来令人心醉，您的风俗画是描写得很成功的。
就在这最具特色的风景画和风俗画的生活场景上，您塑造了以姚子怀、冬花父女，以及庞聋得、郭发丁、绰号烂白菜的郭狗女子、南春官、郭凤翔等等一方山民。写出了他们的悲苦和欢乐，坎坷和各自的命运。此外，随着历次政治运动的兴起，像从他们的生活圈之外给他们的人生和命运添加了不少额外的变故一样，又给他们的山村世界添加了民办教师宋老师、四清队的陈队长、公社社长蔡万发这样一些人物。
自然，您在《山祭》中的笔墨主要是献给山野生活中的英雄姚子怀和他的美丽、善良、温顺而又刚烈的女儿冬花的。您集中全力写了他们值得自豪而又坎坷悲苦的一生。您的姚子怀和冬花是塑造得很成功的。他们是生活在十分偏僻的既贫穷而又丰饶的大山之中，他们是大山的主人，他们是各种飞禽走兽的主宰，他们是极其普通的山村小人物，而又是他那个天地之间，他那个生活圈的颇为罗曼蒂克的英雄，是他们那个生活世界中人们的精神领袖，就像古往今来，从贵族到贫民，各种生活圈都必然有着自己的精神领袖一样。您让人们认识了陕南山民们的真实俊美的面影和他们那美丽忠贞的心灵。是的，陕南山区是有些白痴、瘿脖，甚至还曾流行过麻风病，至今还有一些愚昧落后的风习，但从总体来说，它跟任何地区一样，在那儿繁衍生息的是优秀的人民。通过您所描写的姚子怀们的故事，我更加尊敬陕南山区的人民。
不论作者要向读者传递什么样的信息，传播什么样的意向，追求什么样的艺术效果，当您要以某一民族、某一地方、某一正当行业作为您的描写对象，当您或严肃正经或嬉皮笑脸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时，请尊重他们，全面地关照他们，不要让他们太过分难堪吧。您的《山祭》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方法，描写了山区生活，塑造了姚子怀、冬花、庞聋得这样一批山民形象，让人读着就像身临其境，生活在观音山似的。我想读者和山区人民，一定会感谢您的。
姚子怀一家的悲剧，真切感人，惊心动魄，他和他的乡亲们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典型性，姚子怀和他的乡亲们，在旧社会历尽悲酸；解放、剿匪、反霸、土改，给他们带来了新的生活，然而，曾几何时，“左”的政策，又给他们带来了多大的厄运。您在《山祭》里写了农村“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写姚子怀的冤屈和最后平反，写由此而使冬花在爱情上所遭受的挫折和不幸，委屈婉转，细腻哀怨，令人断肠。
您笔下的冬花，也是非常之令人心疼的，她的不无遗憾的抉择和最后结局，令人心碎，令人同情，令人终生眷念，而又令人无限崇敬。您是一位描绘山村女子的能手。
应该特别一提的是，您笔下的南春官、郭凤翔、郭发丁和烂白菜这几个村干部，在这几个人物身上，特别显示了您的现实主义的风格。这几个四不清下台干部，虽然着墨不多，但都形象鲜明，性格特异，真实深刻，颇具典型性。这类角色是最易遭人简单化、片面化和脸谱化的，黑即黑，白即白。而您，即便在着墨不多的人物身上，也注意到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上对他们性格上的复杂性和完整性加以关照。像原生产队长，本人是个阴阳先生，但在集体干活时，他领队又敲锣又唱号子，那个场面也正显示了这位阴阳也确是一路诸侯，很不简单。又如“四清”后上台的队长郭发丁和他的半暗娼式的老婆烂白菜，原本一个是个“大懒王”，一个是个大破鞋，在“四清”中发了迹上了台，上台之后，这位“大懒王”有了极大的改变，“烂白菜”的心灵和作风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位二流子郭发丁居然当队长当得还过得去。
我现在应当说到宋老师了。这个在小说中的“我”，从山外来到大山里的民办教师，在作者笔下既是一个顺手写来的角色，而又是一个重要人物。一个有重要社会的和美学内涵的小说人物。小说中以“我”做主人公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司空见惯，或者以“我”来叙述旁人的故事，而“我”又不参与其故事，或参与而又不做重要角色，不起重要作用，只起见证作用者，也司空见惯。而您在《山祭》中，以第一人称来讲述姚子怀冬花父女的故事，但却把“我”摆进结构中去，做了冬花的恋人、第一个未婚夫，并在故事进展中，给姚子怀一家和观音山一村带来深重的灾难，给冬花铸成悲惨的一生。而这个“我”在书中，却又给人以无足轻重的印象，全书给人的印象，仍然是姚子怀父女的悲剧故事，这种结构和叙描的手法，倒是恰如其分的。您在书中狠狠地剖析着“我”，这个“我”真是个十恶不赦的人，但把他摆在那个时代背景上，却一切都发生得那么必不可免，那么自然，谁也说不清怎么会发生那种事，谁也想不到怎么会发生那样的后果。虽然，那个“我”还是应当负他那一份责任的。读罢，掩卷深思，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道：但愿再也不要发生那样的事情了。这正显示出了您的笔墨的深刻。
我还应当提到您的语言。我很赞成和欣赏您的语言的构成。一部长篇小说，从头到尾，您几乎全用现代文学语言和陕南山区群众的形象生动的语言写成（当然不是方言土语。文学作品是要流传开来的，而方言土语恰恰具有顽固的封闭性，是妨碍流传的）。可以看出，对这些群众语言，您是作过一些筛选的。在这个基础上，您又注意挑选和使用了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中至今还饱含着生命力和表现力的语言，虽然还仅是开始，量还不大，但使用得还算顺畅，读起来也还颇有韵味。我也一贯这样主张，我以为，大众的口头语言、现代汉文学语言、古典汉文学中尚具生命力的语言，经过作家们匠心独运的使用，不但会丰富我们的文学语言，还理所当然地会提高文学作品的品质。
最后，我还想回到现实主义上来。我也是赞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起码，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应该有一点浪漫气息。所以，我很赞赏您这部现实主义的小说，又有着一股浓烈的浪漫传奇色彩。不过，在姚子怀这个人物身上，理想主义的色彩是否太过了一点？而在庞聋得、瘫老汉、瘫老汉的老女人的外貌描写上，是不是又过多了一点自然主义的笔触？特别是庞聋得，不难理解，您要写一个面貌极丑而灵魂高尚的人，像《巴黎圣母院》的敲钟人那样一个人物，而聋得原本就丑，被熊伤了之后，又失掉了双腿，面孔更不成形状，而冬花还是忠贞不贰地委身于他。写聋的貌丑，残废可以，但是否一定要把他描绘成那样一副模样，给读者一种生理上的刺激，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对他，特别是对冬花姑娘终场的悲剧效果，究竟会加强还是会削弱，值得研究。
愿有更多的读者喜欢《山祭》。
也祝愿您有新的佳作。
顺颂
健康！
王汶石
1988年4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