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了，打倒“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两年多了，虽然也已经出现了一些好的文学作品，但总的说来，文学创作似乎还有点儿徘徊。和其他战线相比，文学创作似乎落后了一点，但是这点落后是难以避免的。不是说有思考的一代吗？文学也在思考，在探索。
二
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很多的。首先是对于过去十多年来现实社会生活中种种现象的思考，然后是关于文学和这些现实生活现象的关系的思考，以及文学如何表现这种生活现实的艺术方法的探索。
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江山来之不易，她是亿万革命人民在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数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赢来的，是用千百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虽然由于几千年的封建压迫，百余年来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剥削，她是那么贫穷落后而又病弱，但我们却如此爱她，像爱自己的母亲一样地爱她。我们觉得她是如此的美好。我们对她有永远唱不完的歌，赞美她和她的英雄的儿女们。我们不许人家对她泼污水，不许有谁说她的坏话。对此，我们至今决不犹疑且引以自豪。为了共产主义早日到来，我们将不遗余力地歌颂她和她的英雄儿女的一切美好的东西，让她的八亿儿女永远对她满怀信心，满怀豪情。我们过去如此，今天如此，今后仍将如此。
但是，以往在我们歌唱我们美好的战斗生活时，我们却过分忽略了虎狼在侧，过分忽略了旧社会的残余在一些戴着红帽子的野心家身上复活。我们的文学从来没有认真地揭露和批判他们。不暴露就是庇护。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在我们天真无邪、无忧无虑地唱着生活的赞歌的当儿，窃取了党和国家的相当大的权力，把广大的干部和人民，把我们的党和祖国，推向了黑暗的深渊。我们经历了十年的苦难。这是在特殊条件下的黑暗的十年，你在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地点都找不到与此相类似的社会生活的黑暗的十年。丑的东西湮没了美的东西，任何一点美的东西都不许存在。时至今日，林彪、“四人帮”虽然打倒了，但他们十年来散布在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丑的东西，并不是一个早上就能扫除干净的。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面对着林彪、“四人帮”统治下的丑恶生活及其后果，革命的文学难免要有所徘徊，有所思考和大胆而又小心的探索。
三
这是出于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恨。
我们爱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社会主义，恨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厌恶他们留下来的一切丑恶东西。但是这些丑类在干那些骇人听闻的丑恶的事情时，是以革命的名义，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干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深刻揭露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时，既要放手大胆地干，又要头脑清醒小心谨慎，以免玷污或损伤了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辉而美丽的形象，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感情，特别是不要伤害了亿万青少年对党的信赖和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因为损害了这一切，就直接损害了我们的前途和美好的未来。
为了准确地表达上述我们的爱和我们的恨，我们的文学在思考生活本身提出的这些问题的同时，也在探索着艺术表现的道路。
青年作者刘心武同志以他的《班主任》《爱情的位置》和《醒来吧，弟弟！》冲破禁区带了个头，接着全国各地发表《灵魂的搏斗》《神圣的使命》等许多同一类作品，《丹心谱》《于无声处》和《伤痕》等掀起了第一个洪峰。《延河》月刊在先后发表了《人民的歌手》《领夯的人》之后，在今年一月号，又集中发表了《贼》《贝贝》《古帖记》《清明雨》《境界》和《妻子》等一组这样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引起了读者的兴趣。这是文学探索的又一可喜的新收获。
四
这一组小说的作者都是青年人，文学队伍里的新兵，其中有几位都是第一次发表作品。他们多数都是当年的红卫兵，熟悉那一段生活，并在那一段生活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认识了林彪、“四人帮”及其帮派丑恶的真面目。他们大概也可以属于那“思考的一代”。其实自从发生林彪、“四人帮”的动乱以来，老一代人可能思考得还要更多些。不过，倒是青年同志们最先把他们的“思考”，在政治上和文学上表现出来。
这几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提出的问题尖锐，故事动人，篇幅短小精悍，多数作者掌握和运用语言的能力相当老练，幽默感强。此外，在题材方面，除《清明雨》而外，其他几篇全是写“四人帮”毁灭科学文化的题材的，但具体题材不同，角度各异。其中《贼》《贝贝》《妻子》等几篇，都直接写到林彪、“四人帮”的爪牙对知识分子和小学生的残酷迫害，但又没有过分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或给人以生理刺激。总之，这几篇作品，无论在思想内容上、作者的艺术构思上、写作技巧上都各有其可喜的成功之处。
五
《贼》《贝贝》《古帖记》这三篇小说，从不同角度写林彪、“四人帮”摧残科学文化，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歌颂革命人民同他们进行斗争的故事。
《贼》写了两个上初中的孩子，一个叫郭小明，一个叫李铁蛋，在林彪、“四人帮”焚书坑儒毁灭文化的年代里的一段悲惨遭遇。这是两个求知欲正旺、精神饥饿的孩子，其中，李铁蛋由于失去正当教育，长期精神贫乏，已经向着愚昧无知的路上（也就是张春桥的“宁要没文化的劳动者”）跨出了一步，他对学习文化已无兴趣，迷信哥们儿义气，开始沾染了一点江湖习气。另一个孩子郭小明则不同，他依然保留着一个正常发展着的孩子的一切特征，他单纯，天真，有羞耻感，好学。他幻想着要当个文学家，酷爱文学书籍，但是，除《红灯记》之类剧本外，他什么也看不到读不到。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一本禁书――《创业史》第一部上卷，书中对生活的真实深刻的描写深深吸住了小明，他如饥似渴地想要找到下卷，但一切正常的道路都是走不通的，图书馆明明是有的，但却不出借，小明被求知的欲火燃烧着，在他那有江湖义气的小朋友李铁蛋的鼓动和协助下，他俩上图书馆去偷这本书，但是没有偷成。他们被民兵小分队捉住了，于是关押，批斗，挂黑牌，游街示众。顶可怕的是，在那个年月里，人们对一切均失去了信任。街坊邻居对他们摇头、责骂，孩子们对他们吐唾沫，爸爸妈妈羞于看见他们，纯真无邪的郭小明遭到莫大的打击，他倒下了，呼喊着：“救救我呀，爸爸！救救我呀！妈妈！”
在作者莫夫同志的笔下，需要救的不只是郭小明，更需要救救的还有那位在游街之前，吸着廉价香烟，口里唱着“临行吸妈一口烟”的李铁蛋，和那一群对他们吐唾沫的孩子。
作者通过这个短短的故事，向我们揭示出在那黑暗的十年里，我们的孩子们的命运和遭遇。小说启示我们不仅要从民兵小分队手里把孩子救出来，还要从精神的饥渴中把他们救出来，为要从文化饥馑中把他们救出来，就得把他们从“四人帮”的魔爪中解放出来，而且，我们首先还得要从社会上人们对他们的误解、偏见、不公正的蔑视中把他们救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拯救的实在不只是孩子，而且还有成年人。
六
《贝贝》讲的是一个老科学家的遭遇。某著名大学生物学教授汤彤，同某医学院教授合作，从事防治癌病的科学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汤彤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尽严刑拷打，但他坚持斗争，一心想要继续坚持他的科学实验。
这是一个司空见惯了的故事。而且要正面写出“四人帮”及其爪牙的残暴，揭露他们的法西斯主义的实质，但又要不给人生理感官上的刺激，不让头戴柳盔的打手们的丑恶表演和他们那带血的黑手遮住汤彤教授以及那些“科学家、法学家、史学家、文学家们”的形象的光辉，这却是不那么容易的。作者高华同志通过巧妙的艺术构思和运用娴熟、幽默风趣的语言而做得恰到好处。
高华同志没有正面去写汤彤教授，而是通过贝贝的遭遇来写汤彤教授及其同事们的遭遇，这就给作者在写汤彤教授时以选择情节和细节的极大的自由。因为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从贝贝的角度，经过贝贝的眼睛看到的，因此，在写汤彤教授的遭遇时，实际生活中有的，但又无须描写的一切情节都可以轻而易举地隐去。这种极度的精练，是用短篇小说（而且是篇幅特短的小说）概括一场复杂斗争场景所必须做到的。
贝贝是汤彤教授进行科学实验用的一只狗。这是一只被作者艺术地人格化了的狗，但它又不是一般童话中人格化了的那种动物，它仍是一只普通的不会说人话的狗。但它是这场斗争的积极的参加者。它同汤彤教授、汤教授的学生高琪构成了一个集体，仿佛是一个家族，他们一同搞科学实验，又一同跟“四人帮”及其爪牙们斗争。作者充分而又恰到好处地描写了贝贝的“思想”“感情”，描写它的“爱”和“恨”，眼泪和吼声，描写了它的“心理活动”和它那高尚的行为和动作。为了救汤彤，贝贝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通过对贝贝遭遇的描述，作者给我们塑造了一个老科学家的倔强而又大义凛然的形象，揭露和鞭挞了“四人帮”及其爪牙――“柳盔”们――的罪行和丑恶。
《贝贝》是一篇精粹的短篇小说。作者的文笔也是老练、诙谐而优美的。试看它的开头：
十一年前，贝贝被勒死了。如果它还活着，今年该有十六岁了。
它的死刑，是在一所国内外驰名的大学里执行的――这里原是它的家。当然，勒死贝贝无需什么法律程序，那时节，他们那一伙人打死一个无辜的公民都毫无顾忌，何况可怜的贝贝哩！不过，临刑时，刽子手竟然还一本正经地宣布了它的罪状：“一条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忠实走狗”！
它的尸体，既没有掩埋，也没有被抛在荒郊，而是做了行刑队一顿佐酒菜。
读者当然已经看出，贝贝不是一个人。
多好的开头！一本正经，从从容容，一句一波，妙语横生，忙里偷闲，冷抽一鞭，正鞭挞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无法的要害之处，而作者又若无其事地继续往下讲自己的故事。文学的基本材料是语言，初学写作的青年同志，正应该积累语言，锻炼语言，学习文学语言运用的艺术，使自己的语言也具有这样的魅力。这是文学工作者的基本功。
七
《古帖记》也是一篇引人入胜的好小说。它的特点，一是作者对他所要写的题材熟悉，有丰富的知识，二是篇幅短小，但故事情节波澜层叠，而且富于戏剧性。
小说讲述了一个“四人帮”企图强行劫去一张古帖而未曾劫走的故事。作品塑造了一个博物馆文物修复工作者老金师傅。“四人帮”的爪牙（外号叫“打火机”）想要抢去一张郑板桥的墨迹，作为他们“首长”登基时他的贺礼。为要保护国家这件珍贵文物不被“四人帮”盗走，老金师傅采纳了他的老妻的主意，临摹了一张赝品，和真品掉了包。“四人帮”垮台了，“打火机”被捕了，老金师傅伪造的那张古帖也被追回了，老金师傅拿着被他偷偷藏起来的真品跑到馆里去，将它交给组织。老金师傅的故事至此也就完了。但小说如果到这里就结束，那可就太单薄太乏味了。作者肖盼同志深明此道，他作了纵深配备，山后有暗藏伏兵。他在这里让老金师傅大吃一惊，原来，他发现从“打火机”家里追回的那张古帖并不是他的临摹品，而是伪造之后的又一次伪造。这一来，就把故事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此时，伏兵出场。原来是一个长于书法的小孩子在爸爸的指使下，照老金的伪造品又一次临摹伪造后掉了包的。他们也正是为了保护国家文物。这简直是一座飞来峰，这一发展不仅使故事情节波澜起伏，而且加强加深了主题思想。故事到此已经完成。但作者并不甘心平淡地收场。他让老金先对孩子指出，他送来的古帖是伪造的而不是真迹。这可急坏了那个孩子，他急得快要哭了。博物馆负责人老顾也愕然了。直到这时，老金才拿出早被他掉了包的那张真品，双手捧给了老顾。故事已经讲完，但作者最后又添上一笔：
“看来，‘四人帮’连一张古帖都抢不去，更甭说篡党夺权了！”
这一笔添得好！既讽刺得辛辣又余味深长。
初学写作的青年作者，从这个短篇中可以学到结构故事、安排情节的重要性。不要小看编故事。你首先得有丰富的生活知识，在打好生活基础之后，你必得学会编故事。写小说就是讲故事，如果你连故事都编不到一搭，或者讲起故事来平淡无奇，索然寡味，那你还写什么小说呢？但是编故事又不能是离奇古怪的瞎编，更不能是缺乏生活知识而凭空杜撰。小说家的本领在于把生活中的故事加以情节化，使故事既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又充满生动的情节；不到最后，不要让人猜出它的结局，不写出最后一行，不要让人猜出你将怎样结束。这也是写小说的基本功之一。
八
《清明雨》《境界》《妻子》这三篇和前三篇不同。它提出和要解决的是在林彪、“四人帮”统治时期及其流毒的影响下，人的政治品质和无产阶级的道德问题。
《清明雨》写一对青年男女丁元昌和宓林娣的故事。他们俩原是同班同学，“文化大革命”中一同造反成为红卫兵，毕业后各自一方，几年后，他们由于工作上的关系偶然相遇，逐渐发生了爱情。但他们两人在思想和政治上却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丁元昌继续追随“四人帮”，希望能由此往上爬，宓林娣却已有了觉醒。在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日子里，宓林娣约丁元昌去广场参加悼念，结果发现丁元昌不惟自己不去，还妄图阻止宓林娣，并且向宓透露出是他去报告了宓林娣的好友于大姐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宓林娣震惊了，她给了这个叛徒一记响亮的耳光后，飞快地跑开了。
这篇小说虽然篇幅很短，作者贺惠群同志只写了丁宓二人会见的一个场面，时间也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间，就很恰当地概括了当年参加红卫兵的这一代青年经历的生活道路。赞扬了广大青年识破“四人帮”的反革命真面目的政治上的觉醒，真实反映了亿万革命人民对敬爱的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的深情。
《境界》的篇幅较长，在情节结构、人物刻画和语言运用上，虽然还显得艺术加工不够，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却比较深刻一些。小说主要写了两位医生，一位叫罗耀铭，一位叫韦亮。韦医生是个烈士的儿子，战争时期在部队当小卫生员，解放后刻苦学习，成为一位医疗战线上的专家。经常在医学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发表他的科研成果。他这人面冷，表面上看不出他的热情，星期天关起门来在家学习或写论文，拒绝陪罗医生他们玩扑克消磨时间，但他对病人却是全心全意地服务。罗医生呢，对病人和气，开些不治病也无危害的药方，主动给你开休假条向你讨好。平时不学无术，邀些三朋四友在家玩扑克。
不惟如此，他还对韦医生满怀嫉恨，散布流言蜚语，诬蔑韦医生下班回家关起门来是为了拒绝病人，说韦只是埋头业务走白专道路，热衷于发表论文，不关心病人痛痒。他背地里向领导打小报告，进谗言，诬陷韦亮，而且想方设法地阻碍韦亮的学术论文的发表。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两个人物都具有典型性。特别是像罗耀铭，这种人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剥削阶级的毒菌。他们庸庸碌碌，不学无术，拉拉扯扯，毫无原则，当面奉承拍马，背后散布流言，自己不长进还眼红别人苦学，自己不工作还嫉妒别人苦干，施诡计、穿板子，千方百计在别人（甚至是最要好的朋友）的前进路上设障碍。这种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容易成为“四人帮”的帮凶，现在则是新长征的障碍。不克服这种人的绊阻，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当然革命人民同这种人的矛盾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世界观的矛盾、思想意识方面的矛盾，但在目前来说，却是并不少见的一种矛盾。作者严歌平同志从大量生活事实中抓了这样一个主题，抓得很好，如果他不从沈小海这个病人（我）的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写，省了些篇幅，而用第三人称充分展开对罗耀铭和韦亮的性格刻画，在塑造人物典型性格上多下点工夫，可能会达到更高的成就。
九
在我看来，《妻子》是一篇写得很精彩的小小说。小说写黎洁和她的丈夫之间的纯真的爱情，高尚的家庭生活，他们是夫妻，是同志，是战友。通过他们之间的爱情和革命的家庭生活，来歌唱我们这个时代青年们高尚的精神和道德风貌，赞美无产阶级的夫妻关系和新型的社会主义家庭。小说热情地歌颂了黎洁的丈夫――一位青年技术员，经受着“四人帮”的打击迫害，但始终不渝地搞他的科研，写他的忘我的工作精神。小说用更多的笔墨来歌颂黎洁这个好妻子。她不嫌他不漂亮，个头小，又那么黑，不活跃，有钱全买了书，高度近视眼。在“四人帮”对他隔离审查时，她是他的战友和帮手，帮他抄写他在隔离室偷偷写下的文章。为了支持他在隔离室的斗争，她到医院把她腹中的头胎胎儿引产了。在平时，她不怕独自守着空房，在阳台上望着他在工厂里那间灯火明亮的实验室。
小说只写了她在临分娩前的夜晚在阳台上望着丈夫在工厂实验室的灯光，心情平静中带着激动的种种回想，和第二天她被老主任送进医院后的情景（这不过是个尾声）。这是一个快要做母亲的年轻妻子的回想。她现在的心情是幸福的，因为她所有的回忆都涂上了一层幸福的色彩，即使是写到“四人帮”横行时期，丈夫被隔离，那苦难的生活景象也被她夫妻俩以及同事们对“四人帮”进行斗争而取得成功的幸福光彩所映照。作者郭培杰同志紧紧掌握着主人公黎洁在阳台上这一刻的羞怯、幸福和祝愿丈夫攻关成功回到她身边来的期待心境来写自己的小说，使通篇小说自始至终都为黎洁这种心境所染。小说本身就像一位脸含着羞涩的温存幸福的新娘。
小说的语言也是成功的。《贼》《贝贝》的语言老练、幽默、诙谐，《妻子》的语言则别具一格，清丽、娟秀，像淙淙流水，像青青嫩草，像儿童们咯咯的笑声。这几篇小说的语言风格，都是非常适合自己所描绘的对象和所要达到的艺术效果的。
这一期还有一篇《蚊帐的回忆》。它写解放之初，土改斗争时期，贫下中农群众和干部之间深厚的阶级情谊，写得朴素、真切。在当前我们正在拨乱反正，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之时，重温被“四人帮”破坏了的革命传统，是很有好处的。
十
《延河》一月号所发表的这一组短篇小说，是探索如何真实再现过去十年和当前社会生活中所存在的人民和“四人帮”的斗争，人民内部无产阶级高尚品德与剥削阶级的卑劣与无耻之间斗争的新收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经验，特别是对初学写作的青年作者很有参考价值。因为现在写这一类题材的青年作者非常之多，此类稿件堆积如山，但成功的还不是很多很多。
当然，我们更希望后来者居上。
1979年3月15日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