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是新中国不平凡的一年。
在早餐桌上，彭真还饶有兴趣地讲了一个塑菩萨的故事。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具体设计上，门的设计还是出了大毛病。
种种传闻，在各种渠道广为传播。
正在人们一筹莫展犯难之时，有人送来了红色花岗石样品。
东门廊柱巧搬家，使沈勃过了一个大难关。
而这些措施，得益于“九头鸟”的创造，也是“九头鸟”的功劳。
毛主席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1958年，北戴河传来消息
1956年，是新中国不平凡的一年。
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国后党的历史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这次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已经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制度到社会主义的转变，我国历史已经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阶段。
这一年，我国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后，全国工农业生产形势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民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威信。
在这一大好形势下，广大干部和群众都很想直接听到中央的声音，听中央领导的现场报告。
北京市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开始酝酿在北京建一个大一些的礼堂，以适应国家政治生活的客观需要，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到了建国10周年前夕的1958年，全国各地更迫切地希望自己祖国首都――北京，城市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以反映北京的风貌和祖国的风貌。
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意愿，使北京市委定下决心。7月，市委先派出了一个城市建设考察团去苏联考察，团长是当时的市规划局局长兼设计院院长冯佩之。与此同时，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同志要北京市建筑设计院试搞一座万人礼堂的设计，设计院根据郑天翔同志的这个指示，搞了一次全院性征集设计方案活动。到8月8日，共收到10个方案，这些方案都考虑到要盖礼堂及一部分会议室、休息室；面积在30000到50000平方米之间。
在设计过程中，主要考虑了三个问题：一是万人礼堂的停车问题如何安排；二是大会堂应有哪些主要功能；三是应该采取什么建筑形式。
1958年8月，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第二书记刘仁同志参加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下旬，冯佩之和沈勃向郑天翔同志汇报出国考察情况时，北戴河传来消息：为庆祝建国十周年，中央设想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后改为大会堂）在内的几项重大建筑工程，要求这些工程在1959年国庆时投入使用，时间已十分紧迫，设计部门要早作准备；大会堂的地点选在天安门前。
1958年9月5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同志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10周年通知，要求在建国10周年到来之前建好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公共建筑。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副市长冯基平、计委主任王纯、建委主任赵鹏飞、建工局副局长张鸿舜、市政局长贺翼张、冯佩之和沈勃。会议认为，大会堂工程的关键是设计，设计工作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可邀请各省市著名建筑专家来京参加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
9月7日，沈勃和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汪季琦同志商定了邀请各地专家名单，在经万里同志同意后，向16个省市发出了电报。
9月8日，万里同志在中央电影院（现北京音乐厅）对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的专家一千多人做了动员报告。万里在动员报告中提出了“三敢（敢想、敢说、敢干）”“三严（严肃、严密、严格）”“三高（高质量、高艺术、高速度）”的建设原则。万里同志报告后，北京各设计单位即向本单位职工作了传达动员，组织技术尖子进行方案设计。
9月10日，来自各省市的建筑专家聚集北京，住在和平宾馆。冯佩之和沈勃在10日晚来到和平宾馆，向所有专家详细介绍了有关情况，明确了具体任务，并要求大家在5天内设计出第一稿方案。
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随后又设计出第二稿方案。到9月20日，专家们共设计出100多张图纸，这些图纸在北京市规划局五楼展出后，北京市委的领导和专家们提出了修改意见，展出结束后，设计组同志，开始进行第三稿方案的设计。
因为许多专家都没有设计过如此规模宏伟的建筑物，所以第三稿的设计方案仍旧没有突破传统建筑形式的格局，另外，老专家聚集一起，相互间又不好提意见，致使设计方案进展不快。
9月26日，刘仁、万里和全国文联主席周扬、文化部部长钱俊瑞审查第三稿图纸、模型时，认为设计方案思想还不够解放，需要再设计。周总理得知此事之后，便指示国庆工程设计组，可以让青年人参加到方案设计中来。
青年人虽业务上不够专家级，但他们思想解放，老框框少，且干劲十足。不到三天，新老结合的第四稿方案出台。
人民大会堂的设计与天安门广场的规划是同步的。此时，广场的规划布局已经确定下来，这为大会堂的设计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稿出台以后，彭真听取了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佟锋和沈勃的汇报后，召集市委书记开会讨论，设计人员依据讨论会提出的意见，设计出第五稿，但在讨论第五稿时，有三个问题不明确：一是大会堂正门中心是否对着纪念碑的中心？二是宴会厅的位置在大会堂南边还是北边？三是大会堂和革命历史博物馆是否完全对称？
问题接踵而来，时间稍纵即逝。此时，离大会堂在次年8月底交工，只有10个月时间了。施工部门、材料部门着急，他们没有图纸，就不能作业，为此，他们天天向设计部门催图。
万里也很着急，他找到受周总理委托负责联系国庆工程事宜，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同志，说大会堂建筑设计方案如不能及早确定，将会影响交付使用，希望他向总理汇报，由总理审定第六稿。
当天，齐燕铭同志报请周总理后作了答复：10月5日或6日审阅方案。
周总理画出“马蹄形”图案
建筑专家们得知周总理要审看设计方案，都非常兴奋，他们不顾连日来的疲劳，开始加班赶制第六稿设计方案。
1958年10月6日上午，大会堂的第六稿设计方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下午5点，设计图案在周总理办公室旁的餐厅里挂好。
不一会儿，周总理来到餐厅，仔细地看了看设计方案。万里同志向周总理汇报了各个方案的特点和建筑布局，同时，将整个大会堂的建筑形式及大会堂内部采用何种方案等问题上，市委拿不准主意的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请总理指示决定。
周总理再次看了一遍各个方案，最后停留在北京建筑设计院巫敬桓、林开武的方案上，凝思片刻说：“这个设计方案是不是好些。”然后指着张131的大屋顶方案说：“这个可以做美术馆的建筑形式。”又说：“革命历史博物馆可以和大会堂基本对称，但建筑面积要小些，做成一实一虚。”
万人大会堂内部形式，在设计方案中有圆形、方形、六角形、扇形、椭圆形等几种形状。周总理审看后说：“大会堂要看着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样的形式”，周总理边说边来到桌旁，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马蹄形的图案。
时针已指向6：30，周总理要去接见外宾，便匆匆忙忙地走了。
根据周总理初审方案的指示精神，设计人员开始了第七稿的方案设计。第七稿方案完成之后，万里同志在征得总理同意后，从七稿中选出了比较有特点的八个方案，制成照片，发往全国27个省市及一部分大城市，进一步征求意见。
在做第七稿方案中，彭真正同冶金部部长王鹤寿视察各省大炼钢铁情况。他非常关心大会堂的建设，不断地了解大会堂设计方案的进展情况。10月11日，他打电话给北京市委，要沈勃和一两名建筑师连夜赶到太原，汇报情况。沈勃接到通知后，便和规划局的陈干、建筑设计院的程松茂连夜乘火车赶赴太原，第二天早上5点到达彭真下榻的太原迎泽宾馆。
早餐桌上，彭真听取了设计方案进展情况和周总理审查方案的意见后，对沈勃他们说：“我和你们一样着急，但光着急没有用，要高质量地设计好方案，要开阔眼界，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一看，要学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
在早餐桌上，彭真还饶有兴趣地讲了一个塑菩萨的故事：说从前观世音的形象是一个男性，长有长长的胡子。在五代时，有一个叫戴逵的人，为了把菩萨塑好，经常躲在塑好的观世音菩萨背后，偷听参观者的不同意见和看法。他每次都把这些不同的意见记下来，回去后，根据这些意见不断改进。这样前后用了近三年的时间，才把观世音菩萨塑成现在这么美丽。彭真看了看沈勃，接着说：“要把国庆工程设计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们要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专家的要听，一般群众的也要听，只有听取不同的意见，不断地改进设计方案，才能设计出高水平的方案来。”
吃罢早餐，彭真带着沈勃、陈干、程松茂走出宾馆，彭真具体地向他们指着迎泽宾馆设计得比较好的地方，要他们把这些优点融入到大会堂的设计之中。
北京。设计工作依然在加紧进行之中。在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及对第七稿方案的不断探讨后，做出了84个平面图，189个立体图。随后，清华大学、北京建筑设计院和北京规划局的少数有经验的专家，在发往全国八个综合方案的基础上，做出了一个综合方案。
10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设计院，周总理夜间由外地返回北京后，立即审查大会堂设计方案。
冯佩之和规划局总工程师赵冬日，赶紧将方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送去的方案有三份：一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刘小石，代表清华大学设计的方案；一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作的，主要设计人是张131；一是北京市规划局作的，主要设计人是赵冬日和城区规划室主任沈其。
晚上10点，齐燕铭、万里、赵鹏飞、冯佩之、刘小石、赵冬日陪同周总理审阅设计方案。
周总理仔仔细细地审看了三个方案的所有平面图和透视图，然后听取了刘小石关于清华大学的设计方案的说明，赵冬日同志介绍了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方案和北京市规划局的设计方案。
周总理在听介绍时，不时地插话，询问有关设计的细节问题，最后，又问万里：“北京市委什么意见？”
万里同志说：“北京市委及刘仁同志，认为北京市规划局的方案好一些。”
周总理再次审视规划局的方案，并与其他设计方案进行了反复比较，同时征求了在场人员的意见，拍板定了规划局的方案。
规划局的方案有两个立面图：一个台基高5米，另一个台基高9米，周总理认为台基5米高为好。此时已是凌晨1点了。
在周总理敲定了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的定锤音后，沈勃在太原向彭真作了汇报。彭真听完汇报后，对沈勃、陈干和程松茂说：“大会堂设计方案确定后，对艺术风格要下功夫。搞一个建筑设计，尤其是像大会堂这样的公共建筑设计，要体现‘人民是主人’的设计思想，不仅使人感到大会堂庄严雄伟，还要使人们感到大会堂平易近人。”
“在建筑立面上，要注意搞好比例关系，尤其要注意搞好门窗的比例、尺度。门好比人的嘴巴，窗好比人的眼睛。一个人长得美与丑，嘴和眼睛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你们一定要注意把门和窗设计好……”
这是一次长谈，彭真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对整个国庆工程的设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沈勃、陈干和程松茂，不停地在本上记着，生怕漏掉一句话。他们把彭真对工程建设的重要指示传回北京。
尽管如此，在后来的具体设计上，门的设计还是出了大毛病。
在周总理批准方案后，赵冬日立即组织规划局技术室凌信伟、朱家湘、陶宗震三位同志补图，赵冬日和沈其同志同时抢作南、北、西三个立面图。
10月20日前后，送审图和补图先后送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展开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党委决定把设计院承担的各个国庆工程项目统交沈勃同志负责领导。同时确定由张131总建筑师和朱兆雪总工程师分别负责大会堂的建筑与结构的技术设计与施工图纸。
大会堂的建设工程从此全面展开。
大会堂破土动工
大会堂工程，用地面积达13.73公顷，拆迁单位达67个之多，需拆迁房屋1823间；迁移居民684户，房屋2170间，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
为了加快大会堂工程建设，拆迁办公室，紧急动员东、西城区区委，区委将任务具体落实到各街道办事处。由于工作做得扎实，又妥善地安置了拆迁单位和居民户，再加上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拆迁工作于1958年10月10日结束。
10月25日，施工指挥部接到了设计院的基础刨槽图后，马上对参加施工的职工进行了战前动员。
10月28日，天刚一放亮，大会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腾了，机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时并举。成千上万人的冲天干劲汇集成了波澜壮阔的海洋。
大会堂的建设涉及诸多方面的科学技术问题，地基处理、结构方式等都不是一般工人所能解决的。于是，10月30日，张鸿舜和沈勃研究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委员会，他们将建议上报给万里、赵鹏飞，得到可以组建的答复。于是，10月31日正式成立了由主体结构、地基基础、施工、材料、采暖通风、建筑物理、建筑装饰共七个专门委员会组成的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委员会明确了负责人和具体任务。
整个大会堂建设，需挖掘土方43万立方米以上，浇铸钢筋混凝土127000多立方米，钢结构使用型钢3600多吨，大理石、花岗石、水磨石和剁斧石17万多平方米，琉璃瓦23000多平方米……
如此短的时间建造如此浩大的工程，只好边设计边施工边备料。所以施工的同志急如星火，一天到晚在催图。但有时图赶制出来，交给施工单位施工时，在施工中又出现了新情况，施工单位只好去找设计单位来解决，而往往是刚解决完这个，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双方为此浪费了许多时间。设计院为密切配合施工，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便将全体设计人员搬驻工地现场进行设计工作。
设计人员到工地，乐坏了工人，可也忙坏了设计人员，施工工人围着设计人员转，这儿需要解决那儿也需要解决，设计人员忙得不可开交，白天根本没有时间画图纸。负责这一工程的总建筑师张131更是忙得很，身边老是围着一堆人，一句话还没答完，另一个人又插进来要求回答另一个问题。张131说：“到工地后，三天没说一句完整的话。”
在边做图边施工的过程中，不断地有北京及各地的建筑工作者，提出各种改进意见。针对这些情况，沈勃和梁思成商议决定由北京市建筑学会邀请有关方面的建筑工作者展开讨论，切实听听大家的意见。
12月6日，第一次讨论会有40多人参加。与会同志认为当时的建筑设计方案，中部不够突出，柱廊也太多；大礼堂内部过高；整个建筑体积虽然不小，但实用面积不大。
梁思成在会上说：“建筑艺术处理有西而古，中而古，中而今，西而今，最坏的是西而古。大会堂的体型很像西洋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物，西而古，与19世纪伦敦的音乐厅没有什么区别，也像芝加哥博物馆大楼、日内瓦国联大厦，尽管在细部上多加几个斗拱、琉璃、彩画，也还是不像中国的。整个建筑显得不够高大宏伟，尺度比例不好，令人感觉是小人放大。”
这次讨论会后，设计专家对原设计进行了改进。
1959年1月6日，第二次讨论会在北京市科联礼堂举行。
梁思成首先说：“新模型在去掉‘西而古’的东西后，比原方案好多了，但还不够理想。”王华彬说：“大会堂的特点是面积大、尺度高、柱子多、窗子少，声音、通风都不好。面积从7万平米搞到17万多是否有些浪费；柱子高达26米，看起来还很细；礼堂30米高，人在里面好像坐在天底下，显得太渺小；从门厅到里边，过五关，一点亮光也没有；柱子多到180根，无用而挡光，立面不从平面出发，形式不能表现内容，许多东西都是假的。建议中央大厅开天窗，用平顶玻璃采光；面积大，可以挖院子；两旁柱子可以取消，放贴墙柱子，美观又节省。”
还有几个同志认为建筑的体积很大，视觉上不够高大，中部不够突出，建议两侧压低一些。
通过这次讨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在上层中央大厅的前边，把原来的空廊部分做成有1000座位的小礼堂，可用作文艺演出和放电影用。在大礼堂两侧，增辟八个大的会议室，同时，为了施工方便，把西南的南北两段空廊和圆柱取消，图纸做了很大的修改。
原设计的5000人宴会厅北部东西两侧，各附设贵宾厅一处，厨房设在贵宾厅上头。在做施工图时，征求各大饭店餐厅厨师的意见，他们认为厨房应改在宴会厅同一层两侧。但齐燕铭参观上海大饭店，并征求一些建筑师的意见后，认为厨房与宴会厅同层，会使厨房气味透进宴会厅，而使宴会大煞风景。可厨房在上层，又很难供应5000人的中餐热菜。最后决定把厨房空调改为负压回吸，这样既方便了供餐，又能保证厨房的气味不会透进宴会厅。经过后来多年的使用证明，这一办法效果很好。
周总理说“水天一色”
大会堂体积庞大，结构复杂。仅大礼堂本身就长60米，宽76米，顶高45米，净高33米。而宴会厅除有容纳5000多人的本厅外，还有大交谊厅和小宴会厅等。大礼堂有两层挑台，二层挑台外挑29米，三层挑台外挑22米。大会堂整个建筑面积达17万多平方米。这样庞大复杂的结构，在国内属首创，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尽管设计人员绞尽脑汁，精心设计，但实感把握不大。此间，关于安全问题的传闻很多，有的说大挑台满座之后会下垂70毫米；北京是地震区，整个设计和施工工程必须考虑抗震防震措施。
种种传闻，在各种渠道广为传播。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听到后，感到事情严重，安全问题容不得丝毫的马虎和轻心。于是，周总理于1959年1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在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里听取万里、赵鹏飞和沈勃的汇报，详细地询问了大会堂的结构设计、材料、施工等问题的全部情况。周总理说：“千万要抓好大会堂的结构安全问题，这是头等大事，不能马虎。一旦出了事，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都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周总理说：“安全问题上，我们是有教训的，在延安七大的庆祝晚会上，在演出结束时，挑台上的观众拥到挑台前沿看演员们的谢幕，由于重量集中，挑台当即垮了下来，砸死了几位同志。这要引以为戒的，你们对挑台的安全及所有结构的安全，都要十分地注意。如果发生问题，那你们就是‘三个人头一把火。’”
接着，周总理饶有兴趣地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抗战时期的小故事：1938年11月，日本军还没有打到长沙，驻守长沙城的国民党军就把长沙城烧了。居住于长沙城的百姓对此深恶痛绝，蒋介石在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把当时长沙的警备司令？悌、警备第二团长徐昆、公安局长文重孚三人枪毙了。
1月18日，对大会堂安全问题放心不下的周总理，亲临大会堂工地视察，询问了宴会厅廊柱的粗细、高度、间距大小等问题。
1月21日，周总理和彭真在北京市交际处召集建筑专家和施工负责人开会。周总理在会上指出：“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的长，起码不应少于350年。”同时指出，“大会堂要好，要美，要看起来舒畅，要有自己的风格。”
会后，按周总理的指示，成立了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由王大钧、金瓯卜等负责审查结构设计；成立建筑艺术小组，由吴晗、王昆仑等负责审查建筑形式、立面色彩、音响照明以及面积分配；由赵鹏飞抓材料质量和施工质量。
万人大礼堂内部设计是整个大会堂设计的关键部分，为了设计好万人大礼堂，设计组的同志们特地在故宫午门前做了一个1：10的大模型。
2月初的一天上午，万里、吴晗和沈勃陪同周总理看了这个模型。因为大礼堂的天花板到地面的实际高度为33米，所以1：10的模型高度有3米多。
在周总理看模型时，沈勃汇报说：“不少建筑师认为净空33米太高，人在里面会显得很渺小；但是后面有两层挑台，如果压得太低，又会使人感到压抑。彭真同志曾说过，有人说大礼堂太高，人显得渺小。天不是很高吗？我们站在天安门广场怎么不觉得自己渺小呢？”
周总理听后，思忖了一会说：“我们站在天底下不觉得天高，站在海边不觉得水远。咱们这么办吧：天是圆的，圆曲而下，应该从舒适、开朗着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协调，在墙面和顶棚相交处，不用折角，设计成水天一色，浑然一体，好不好呢？”
从故宫午门前看完模型后，周总理一行人回到交际处，听取了吴晗同志关于建筑组讨论的情况。最后周总理讲了几点意见：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可以把全国的建筑师请来看看；正立面要庄严、朴素、明朗；各会议厅休息室不要雷同，要多种多样；休息大厅要有坐的地方；结构再算一算，25号以前写个材料报上来。
2月13日，建筑组的同志正式向周总理写出了报告，报告中涉及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外墙一律采用淡米黄色的假石面墙，东门外廊柱柱身用艾叶青大理石，柱座采用东北红大理石，东立面两侧廊柱用假石，南、北、西三面廊柱先用假石，以后换大理石，大礼堂天花板向台口倾斜，与舞台做成“水天一色”，大礼堂电声系统要达到报告时分散扩音、演出时集中扩音的要求等。
2月16日，周总理由吴晗、梁思成、朱兆雪、张131和沈勃陪同，再次来到午门前审查大礼堂模型。周总理说：“把墙面和顶棚相交处改成‘水天一色’比较好；天花板中心所做的葵花还是应该有葵花瓣；原做的光环是齐的，能否改成波浪形，象征革命事业一浪高过一浪。大会堂外墙的颜色很重要，要好好研究，要让大多数人都喜欢，做一个大一点的实样，广泛征求意见后，再确定颜色。”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吴晗副市长邀请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25人（女教师6人）、学生24人（女学生8人），在午门前观看了外墙人造假石实样和柱头模型，并就颜色问题进行了讨论，43人主张采用淡米黄略带红色的人造假石墙面。
吴晗将讨论的结果报告给周总理后，总理同意大会堂外墙用淡米黄稍带红色的人造假石。
彭真与大会堂大门
建造庞大恢宏的大会堂，需要大量的石料，而且又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所需数量。经过初步计算，需大理石24000多平方米，花岗石27000多平方米。这些石料不论是从选择、开采、加工、运输都是颇费脑筋的事。
整个大会堂建筑的基座，有人主张用红色花岗石，以表现新中国是以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为基础。但到哪里去寻找红色花岗石呢？
正在人们一筹莫展犯难之时，有人送来了红色花岗石样品。
这真是喜从天降。
那是1959年1月底的一天，房山县一个公社送来一份样品，经过加工打磨以后，发现花岗石颜色非常好。于是，便将这块三寸见方的花岗石样品拿给周总理看，周总理看后也比较满意，原则上选定了用这种花岗石做墙基外饰面。
样品虽好，但石源到底如何？大片的石头质量怎样？从开采、加工到运输有什么问题？赵鹏飞心里没有底。于是，他决定要亲自去现场调查。
2月初的一天早晨，天空中纷纷扬扬地飘落着大雪，赵鹏飞和沈勃等人，不顾严寒，冒雪来到了房山县这个送石样的公社。
赵鹏飞等人来到公社，找到公社的负责人，说明来意后，公社负责人非常高兴，便带着赵鹏飞他们来到那个产石头的大队。
大队长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中年人，听说是修建大会堂的人来看石样，二话没说，拿起一把钅郎头，便带着赵鹏飞他们上了村东头的小山。
大队长在一块大的浮石前停住了脚步，指点着说：“送去的样品，就是从山上一块块大的浮石上取下来的。”
赵鹏飞他们仔细地看了看这些浮石，发现每块浮石只有三四立方米，用钅郎头敲开边脚检查发现，石质很不均匀。
赵鹏飞他们又看了这山周围，连一条小路都没有，心里合计，从山上把大块石料运到山下，都不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事。
他们有些失望地下了山。
他们回到这个大队，又发现许多农家中的院墙都是用这种红色花岗石块砌筑的，待仔细察看时，惊异地发现，这些石块上都有大块的黑斑，赵鹏飞等人立时傻了眼。
原来，这种花岗石中含有大量的磁铁矿，刚开采时，颜色发红，但在空气中氧化后，就变成了黑色，这样的石料，根本不能用于大会堂这样的建筑。后来，基座花岗石改用了现在这种微带黄色的花岗石。
我们在前面的章节，曾经介绍过，沈勃、陈干、程松茂在太原向彭真汇报大会堂设计情况时，彭真曾讲了大门的重要，并要求采用中国自己的风格。在后来的具体设计中，也特别注意了不采用西方建筑廊柱等距离的办法，而是将中间的三开间尺寸特别加宽。但是，在大门的初步定型时，中间大门还是出了问题，没有达到要求，为此，引出了东门廊柱巧搬家的建筑奇迹。
一天，沈勃同志拿着东门廊柱图，来到刘仁同志的办公室，沈勃发现中间三开间的柱距差不多已是其他柱距的两倍。于是，沈勃提出了中间柱距是不是太大了，能否修改一下。最后经过研究修改成中间柱距缩减为9米、其他柱距为7米的施工方案。
有一天，彭真和刘仁同志来到大会堂工地。此时，东大门的混凝土柱子已经浇灌完毕，只是还没有拆模。彭真仔细地看了各个柱子的距离后，认为中间的廊柱距离做小了。应该设法把中间的柱子搬搬家，哪怕用角钢重做基础，也要把中间的廊柱距离加大。
吃晚饭时，彭真同志再一次向沈勃指出，中间的廊柱一定要搬家。
但是，在如此紧张的施工中，要把这个23米高，1.25米见方的钢筋混凝土柱搬个家，谈何容易啊！
沈勃一连好几天，吃不好睡不好，一是觉得没有落实好彭真的指示，感到内疚；二是没有想出给廊柱搬家的好办法。
无奈中，沈勃找来有关建筑师和结构工程师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结构工程师认为，这几根廊柱上面托着一个小礼堂，要给柱子搬家是不可想象的事。沉思许久的张131发话了，他提出了一个从包皮上打主意的办法。
张131说：“混凝土廊柱本身断面是1.25米×1.25米，外面在包砖、镶大理石后，才做成断面为2.5米直径的圆柱。从包皮上打主意，就是把中间两根柱子的包皮偏心外移，两侧两根柱子的包皮稍内移，即可使中间的开间扩大1米左右。这样，就在不搬廊柱的情况下，取得了中间开间最大，两侧柱间次大，再两侧的两个柱间也比其他柱距稍大的效果。”
在一起参与研究的专家们，听了张131的包皮做法，普遍认为可行。
于是，东门廊柱便按张131的设想进行改造。改造后，从外表上看，它的中间柱子的距离是10.3米，次间柱距为8.2米，稍间柱距为7.15米，其余为7米。
沈勃等人将改造后的廊柱，画成透视图，送到彭真手里，赵鹏飞做了详细解释，取得了彭真的认可。
东门廊柱巧搬家，使沈勃过了一个大难关。
“九头鸟”的故事
在万人大礼堂里，主席台如小会场一般，能容纳300多人的主席团。椭圆形的大会场，有两层挑台，连地面共3层坐席。底层有3600多个坐席，主要是代表的席位。每个坐席的桌柜，都装有能同时翻译12种语言的译意风，每4个坐席上又有一个即席发言的扩音器。第一层挑台有3400多坐席，第二层挑台有2600多个坐席。一层挑台的第一排装有和底层的坐席同样的扩音设备，其余坐席也都有能听到一种语言的扩音喇叭。顶棚和挑台下的灯光把礼堂的每个角落都照得通明。两层挑台像两弯新月，围拱着主席台，把大礼堂组成为一个层次分明、错落有致的整体。
礼堂的体形如此完美，色调如此清晰，我们不能不赞叹建设者杰出的创造和智慧。但是，在这样大的空间里，音响问题是怎样处理呢？怎样才能保证坐在任何角落的人都听清主席台上的发言？
要在9万立方米以上的大礼堂里，处理好音响问题，确实给建筑师和声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从声学角度来说，礼堂每个人所占空间以4至6立方米为宜，如果按此计算，这个万人大礼堂最多只能有6万立方米的体积。再大了，声音就难以听清楚。按照这个常规，就要把万人礼堂盖成一般影剧院一样，让顶棚和挑台向前倾斜，缩小空间。但这样会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
为了解决好这一难题，中国科学院电子学研究所、建筑科学研究物理室、广播事业局、邮电学院以及南京、同济大学等单位的声学家来京参加讨论。
在讨论中，专家们在明确了“以人为主，物为人用”的设计思想后，跳出了常规的圈子，放宽了每人所占的空间，采用开会时用闭路分散式扩音系统，巧妙地在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上小喇叭，屋顶和墙内装置矿渣棉，天花板上钻了几百万个孔，使它变成钻孔吸音板。在文艺演出时，则采用集中式立体声系统，使声音丰满动听。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开会时，主席台上发出的音波，多余的能完全吸走，没有回声。
而这些措施，得益于“九头鸟”的创造，也是“九头鸟”的功劳。舒云在《开国大典探微》中曾有这样的记述――
俗语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这句谚语是对湖北人赞美或是贬斥姑且不论，单就“九头鸟”来看，大约非寻常禽类可比。没人见过这种长着九颗脑袋的怪物，9头18耳18眼，目及天地六合，耳听四野八荒，倘“垂天之翼”呼啦啦扇动起来，必是“扶摇直上”“日行八万里”也哉！人们用如此想象之伟力溢美湖北人，也令世人难望楚人之项背了。湖北确实有能人，傅英豪便是一个。但这里的“九头鸟”，除指傅英豪之外，也同是一种美国扩音设备的绰号。
人民大会堂是向建国10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之一，工期卡得很紧，容不得声学专家们苦苦思索。而声音问题不解决，大会堂的施工就没法子进行。不知是谁灵机一动，出了一个点子，那个铍皮大屋顶，由四合院改建的怀仁堂是怎么解决声音问题的？一行人经中央办公厅特批，参观了怀仁堂，果然取回了真经。
声学家们把怀仁堂的经验推到了极点，他们在大会堂的每个座位上都装了一个小喇叭，一共1万个，终于解决了这一声学难关。
怀仁堂声音的解决者是傅英豪和唐旦，这是一对知识分子夫妇。
1949年8月12日，总参通信兵部王诤部长的电话响了。
王诤接起电话，里面传来周恩来的声音：“全国人士要来北平开会，开会地点定在怀仁堂，可现在怀仁堂的声音是个大问题……因为声音不清楚而砸锅，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王诤接到周总理的指示，将解决怀仁堂声音的任务交给了傅英豪。
傅英豪和夫人唐旦自从被周总理派到延安安装新华广播电台后，就一直在王诤的领导下。把任务交给傅英豪，王诤觉得放心。
傅英豪接到任务时，并没有意识到任务有多么艰巨，这位连扩音器都能制造的技术处处长，也没有把扩音器产生的回音当回事，觉得都是些小问题。
但事实绝不像傅英豪想得那么简单。当他试尽各种办法，将喇叭放在左、右、头顶和后部，到处乱弹的回声仍消除不了。回声像一块狗皮膏药，先到的和后到的交织在一起，如同电视中的重影。这时，通晓三国语言的傅英豪犯难了，他翻遍日、英文资料，一点都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大江大海都过去了，难道小河沟里也要翻船？”傅英豪苦苦地思索着。
一天，试制小组的几位同志聚在一起，相互探讨对策，不知是谁冒了一句“化整为零。”傅英豪听到这四个字后，眼睛一亮，大叫一声：“行了！”
傅英豪兴奋地向试制小组的人员说：“声音大回声大，声音小回声小。如果化整为零，把声源切割到最小，回声不就自然消失了么？”
傅英豪的设想，大家都认同，于是，开始分头行动。
傅英豪从一个器材仓库拉来一个扩音设备，这是美国货，一般扩音设备只有一两个喇叭，这个设备有九个喇叭，俗称“九头鸟”。
“九头鸟”拉到怀仁堂后，傅英豪把怀仁堂分为相等的九等份，每一份吊一个喇叭。人的听觉构造是接受前面传来的声音。声音不是直接通过空气，而是几经反射传到人的耳朵里。傅英豪有意违背人的生理构造，使回音不能完全进入耳廓。加上人的本身就是吸音体，地上又铺有地毯，故从高处下来的声音只能激起很弱的回音，人几乎感觉不出来。
深夜，“九头鸟”安装完毕，傅英豪跑前跑后，听了一圈，还真成了。
怀仁堂的音响就是这样解决的。大会堂的音响借鉴了怀仁堂解决音响的经验，解决了声学难关。
大会堂音响的解决，使我国建筑声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也推动了以后的声学科研和声学器材的生产。
砼柱子神秘中断
1959年3月底，大会堂的结构图纸基本上出台了。为了保证结构质量，大部分结构设计员，配合施工人员，组成了砼（混凝土）结构质量检查小组，对砼柱子进行全面检查。
大会堂除基础砼之外，上部大约有66000立方米的钢筋砼结构。此时，除人大常委办公用房还在施工外，其他部位已经开始拆模或开始砌墙。
由于当时对砼质量非破损检验技术的掌握还很不够，所以负责检查的张浩同志，便叫检查人员，手拿一把小钅郎头作为检查工具，用它敲击砼表面，从锤击的痕迹和声音来判断砼的质量。
他们每天沿脚手架爬上爬下，敲击每一根梁、每一根柱子。在检查过程中，张浩同志不断地告诫大家，一定要仔细、要认真，不能丢掉任何一根梁、一根柱。仔仔细细地检查，果真发现了大问题。
一天上午，张浩急急忙忙地在工地上找到沈勃，开口便说：“不好了！中央大厅的一根柱子断了，只靠钢筋支撑着，十分危险！”
沈勃听后，赶忙随张浩来到中央大厅西南段楼梯间二层，看见一根柱子中间有20多厘米完全没有砼，只靠12根25钢筋撑托着上面二层的结构，这大大超过了钢筋的允许承载力。
沈勃吃惊不小！赶忙派人把指挥部的人找来，一起商定先用木柱将周围的梁从上到下支撑起来，急救的办法做完之后，沈勃详细地询问了发现砼柱子中断的经过。
张浩说：“吃过早饭后，我带着小钅郎头检查到这根柱子时，看到表面质量还不错，但用小钅郎头敲击时，发出了空鼓声，再使劲用力敲击时，敲出了一个大空洞，这空洞有20多厘米，这一段柱子中间完全没砼，仅表面有一层薄薄的沙浆与钢筋粘结在一起。幸亏钢筋还没有弯折，如果发生弯折，就非常危险了。”
沈勃听后，感到事情严重，赶忙叫大家，分头检查那些还没有查完的砼柱子。
在检查到人大常委办公用房部分时，又发现有的柱子的根部敲击声音不正常。用力敲击后，同样发现柱子里面是空洞，空洞也是20厘米多高，但形状不规则，而其他的几根柱子虽没有20多厘米高的空洞，但明显地有质量问题，这些空洞，使设计和施工的同志们颇感到意外，他们聚在一起查找原因，作出了种种猜测，但经过反复研究后，弄清了原委。这部分柱子在立模工作完成后，曾停歇了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恰好赶上了一场大雪，积雪进入柱模内冻成了冰块，在浇灌砼时，靠木模部位的冰融化了一些，灰浆漏下了一点，但中间的冰块却使砼无法下去，因而造成了空洞。
中央大厅西南断柱子的空洞问题，则可能是在浇灌砼的过程中，临时发现漏放了过梁插铁，加补以后由于插铁过密，粗骨料被插铁挡住，仅有砂浆沿着模板流了下去，结果造成被挡部位形成了空洞。
结构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给每个部位施工单位都敲响了警钟。为了保险，为了大会堂建设不出差错，5月13日，大会堂建设总指挥部再次布置了五路大军对工程进行全面大检查。
各专业、各分段设计人员对要点部位进行检查；大会堂工程指挥部，各分指挥部分别抽出一定技术人员进行检查；使用单位人大常委会、北京饭店等单位检查是否符合使用要求；由北京市建筑设计院有经验的老工程师杨锡？等组成检查组，一面检查图纸，一面检查施工质量；由吴晗副市长组织在京的外地专家到工地视察并提出意见。
这五路大军，以挑剔的眼光，进行极其严格的检查。这次检查，共提出大小问题近1万个。施工、设计各个部门，对提出的问题，一一深入研究，并在施工过程中对有些问题进行了及时修改，对已施工的工程，进行了补救，也正是进行了全面的检查，发现问题后，作了及时的处理，才使得大会堂在正式使用后这么多年中，没有出现大问题。
巨画“江山如此多娇”
1959年5月，大会堂工程已近尾声，开始进行内部装修。
一天早上，国务院办公厅主任齐燕铭、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蔡若武、华君武带着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画家，来到大会堂北门二楼宴会大厅，他们在大厅正面墙旁停下。
齐燕铭指了指墙面说：“原计划这里悬挂一幅刺绣之类的工艺美术品，后经过研究，确定悬挂巨幅国画为好，画面为表现祖国锦绣河山的雄伟气魄，确定以毛主席写的《沁园春？雪》词意为题材，主题为：‘江山如此多娇’。这一艰巨的任务，请老画家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来完成。”
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画家，为能接到这一艰巨任务而感到荣幸，但此时，距大会堂交付使用只有4个月时间了，两位画家赶忙开始构思草图。
在最初构思草图时，总是在《沁园春》词里的具象上兜圈子，以致抓不到要领，构思出的草稿，几次都未能通过。
正在两位画家一筹莫展之时，陈毅和郭沫若来了。
陈毅开门见山地问道：“草图画出来了吗？”
傅抱石叹口气，说：“难啊，这题材太大了，不好把握，画了几个草图，都未能通过。”
精通诗律的陈毅笑了笑，说道：“作画与作诗一样，最要紧的是立意。‘江山如此多娇’这个主题要抓得住，关键是在‘娇’字上做文章。而要体现江山之‘娇’，画面上就应包括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白雪皑皑的西北高原、郁郁葱葱的江南大地，还要见东海，总之这幅画要有东南西北的地理态势，要有春夏秋冬的季节，只有这样才能概括祖国的壮美江山，只有这样才能‘娇’得起来，才能体现‘多’的磅石薄气势。”
关山月听到此，又急切地问：“画面上出不出人物？出什么人物？要不要画太阳？”郭沫若说：“毛主席写这首词，是在解放前，所以说‘须晴日’。现在解放十周年了，还不出太阳？可以画上旭日东升的太阳。”至于人物，大家都主张不要出现，否则将出现不够概括，并且破坏画面的意境。
傅抱石、关山月按照陈毅、郭沫若的指点，很快就画出了草图。
一天，周总理由陈毅等同志陪同审阅草图。周总理首先亲切地慰问了两位画家，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草图，感到很满意，不过，周总理说：“这幅画宽7米、高5米半小了，还应再加大些，至少，要加宽2米，加高1米。太阳也太小了，和建筑物一比就显得不相称，最少要加倍放大。”
两位画家按周总理的指示，修改草图，而接到装裱这幅巨画任务的荣宝斋也正在加紧装裱前的准备工作。
荣宝斋接到任务后，经过研究确定，装裱画由张贵桐来完成，张贵桐觉得一个人难以完成这幅巨画的装裱任务，又要了一个得力助手刘金涛。
他俩准备了宣纸、绢、高丽纸、宋锦、糨糊等裱画原料及必备的裱画工具，挑选了最好的材料，并将裱画地点定在前门外万明路东方饭店二楼大饭厅的木地板上。
画家画这么大的国画，离不开裱画人员的合作。张贵桐、刘金涛先在地板上糊一层牛皮纸，然后在上面垫上几层纸，再在上面把画纸接好。
两位画家在最后的画稿审定之后，来到大厅，开始作画。
平时画家作画时是有画案的，但因这幅画太大，所以画家只能站在地板上画。他们的画笔杆有的像安上木棍的扫帚那样粗。颜色分深、浅、浓、淡好几种，有时掌握不好，应当画淡的地方画深了，张贵桐和刘金涛就赶快把这块地方挖去，重新补上白纸。纸的横竖纹路都要对好，接口的周围用手搓去纸的半层，上下厚薄一样了，对好接口，再用毛笔在纸口的交接处刷上稀糨糊粘好，这样又成了一张整纸。在画家添了画儿之后，一点也看不出这是挖补后重新画的。这是一道很难的工序，这需要装裱人员有高超的裱画技术。
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画家，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幅巨画后，张贵桐、刘金涛便开始了装裱工作。
他们先把大画心卷好，翻过来，画心正面朝下，拽平，用排笔蘸上稀糨糊刷在画心背后纸上，然后托上一层宣纸。待画心晾干后，便做整平心子的工作。他们在画心背后洒上清水，水点小而均匀，拉平画心，四边粘上糨糊，把画心整平，等画心干后，再将四边起开，把画心翻过来，让画面朝上。
他们按着大会堂需要的尺寸，裁好画心，高5.65米，宽9米，在画心四周镶上“养局”（即保护画心的一层纸）各1厘米，再镶上宋锦，上下边子各47厘米，两边各56厘米。成活之后，画高657厘米，宽1008厘米。镶好后，他们把大画心卷好，翻过来。把画心面朝下，再用大刷子洒上清水，等画心和浆口都平了，再用大刷子把画心！平。就开始做糊活，糊一层复背（绢），再糊两层高丽纸，然后再糊宣纸，一共糊了十层。
四天后，画片干了，他们用“起子”把画片四边起开，用刀子裁去毛纸，裱画工作完成。9月29日晚上8点，大会堂派车来接张贵桐、刘金涛去粘画。他俩知道粘画工程巨大，便召集了三四十人去做这项工作。车到后，由于画太大。车装不下，只好找了十个裱画师傅将画扛到大会堂。
巨画刚刚粘好，就接到毛主席写的从外地送回来的四幅“江山如此多娇”的题画字。这四幅字里每个字的旁边都用铅笔画了圈圈，少的一两个圈，多的四五个。其意是可从中选出“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最后把毛主席画圈最多的字挑选出来，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正宇放大描在画面上。因第二天要举办国宴，张正宇在架棚上干了整整一个通宵才把六个字描上去。至此，这个艰巨的工程才算圆满完成。
人民大会堂胜利竣工
1959年9月9日凌晨两点半，毛泽东主席亲临大会堂工地视察。
万里和张鸿舜陪同毛泽东主席先看了大礼堂，而后看了宴会厅，最后来到北京厅。
毛主席在北京厅询问参加大会堂建设的有多少人？
万里回答说：“直接参加大会堂建设的有3万多人，这还没有包括各工厂加工备料的人数。”
毛主席说：“这些同志不为名，不为利，却这样努力工作，应该给他们立一个纪念碑。但是人数太多，碑上也写不下这样多的名字。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共产主义精神。”
万里说：“这座建筑物还没有名字，周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
“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毛主席问。
“我们一般叫‘大会堂’或‘人大会堂’。”万里回答说。
毛主席说：“那就叫人民大会堂吧！”
9月10日，人民大会堂全部胜利竣工。大会堂建设一直是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共同关心的大事，人们非常急迫地想早日知道大会堂的建筑和艺术风格。为此，吴晗将报道大会堂的任务交给了沈勃。
沈勃和张131脱开了大会堂的收尾工作，和《北京日报》的一位记者，在绒线胡同市政府招待所突击了两天，写出了《人民大会堂的艺术风格》一文，此文在设计组及设计院党委讨论修改后，交给了吴晗，吴晗阅示修改后，于9月25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次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人民大会堂的建设，是中国建筑史上惊人的奇迹，短短的10个月，宏伟的人民大会堂矗立天安门前，这是我国建设工作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辛勤的汗水浇铸成的丰碑，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这座宏伟建筑，坐落在天安门广场西侧，面积达171800多平方米。超过了故宫全部建筑有效使用面积的总和。最高处46.5米。平面为“山”字形，中部稍高，两翼略低。四面开门，周围环列巨型大理石廊柱132根。一圈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把大会堂从蔚蓝的天空中斜钩下来，那淡雅的色泽，壮观的柱廊，以及四周层次分明的建筑立面，构成一幅庄严绚丽的图画。
走近10米高的花岗石大台阶，上了台阶，沿着大理石门柱向前，跨进金黄色的大铜门，再穿过宽阔的风门厅和衣帽间，就到了中央大厅。
中央大厅是大会堂的枢纽部位。在这里，环顾四周，整个建筑物布局，一览无余：往西直入万人大礼堂，北通宴会厅，向南穿过长长的廊道，就到人大常委会办公楼。整个大会堂是由这三部分组成的。每个部分都有其独特的功用和不同的建筑艺术、装饰风格。
宴会厅顶棚上的灯具，采用明亮的吊灯、普通的扣灯和大水晶灯，收到光线明亮的效果。灯口和风道周围，用石膏花饰和沥粉贴金图案组成了新式藻井天花平面。整个宴会厅的色彩以淡绿、米黄为主，间以橘红色的花饰卡子，使厅内显得既富丽，而又明快、活泼。迈进万人大礼堂，会感到格外开朗舒畅，舒目四望，在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的大礼堂里，看不见“承天”的“梁柱”挡住人们的视线。定神昂首，高高的圆穹上，由60瓣鎏金花瓣组成饱满圆大的葵花中心，有一颗大红星，发射灿烂的金光。三环水波荡漾的暗灯槽，纵横密布着500个灯孔，灯火齐明，和周围装贴的淡青色塑料相映，蔚为奇观。
走出大礼堂来到内庭院，穿过一座拱形的洞门，就置身在人大常委会办公楼的外面了。内庭面积是6000平方米，草坪如毯，幽静宜人。每当晚霞洒落在苍翠的松柏上，大会堂杏红色的墙壁，天安门的红墙黄瓦……全都沐浴在异彩之中，人们无不赞叹这人民智慧的结晶，郭沫若诗兴大发，赋诗《大会堂》颂道：
十月完成大会堂，千秋独步颂声扬。
国声浩浩功无古，文采泱泱乐未央。
劳动精神昭日月，人民意气革玄黄。
最高光烈归于党，领导群伦有纪纲。
建设者的功绩斐然，建设者汗洒四方。这支建设大军在完成大会堂建设之后，又转战另一个建筑战场。
建筑工人牛振群在将离开他亲手建设的大会堂时，写了一首代表广大建设者心情的惜别诗；
我站在庭院的中央，
再一次把这雄伟的大厦看望，
越看越觉得可爱，
越看越显得漂亮，
汽车喇叭又一次鸣响，
催我即时离开这个地方。
为了投入新的战斗，
再见啦！
可爱的大会堂。
最先“解禁”的大会堂
人民大会堂自从50年代末建成之后，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举行政治活动的最重要的场所。在这里曾举行过若干次中共党的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元首和贵宾。这里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地点，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和副委员长们都在这里设有办公室。
也正因为如此，人民大会堂在1979年以前一直笼罩着一层神秘的光环，一道铁护栏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上，警卫线则一直向东延伸到广场西侧的马路沿上，除经过严格审查的极少数人能够获准进入外，一般老百姓只能站在远处观望。
然而，到了1978年，人民大会堂“解禁”走上了议事日程。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划时代的会议，这次会议开得圆满，开得成功，开得全国人民大快人心。这次会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会上时时传出的消息，尤使国人兴奋不已。这不，会上有位高级领导人提议：人民大会堂作为党和国家政治活动的最重要场所，其地位在全党、全国人民心中极为重要，但为了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体现我们党拨乱反正的决心，人民大会堂应该而且可以在不进行重大活动时，向各界群众开放。
拨乱反正大快人心，改革开放大快人心，人民大会堂“解禁”大快人心。
提议眨眼间变成现实。
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15年的首都群众欢庆春节联欢晚会，率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央领导在联欢会上露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颖超在联欢会上讲话。她激动地说“过去的人民大会堂，人民不能来，现在，人民大会堂的禁区已经打破，她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将向各界群众开放……”
人民大会堂属于人民，人民是大会堂的主人。
在场的群众，拍红了手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拍红了手掌。
随后令人激动兴奋的事一个接一个而来。
是年3月10日，大会堂东门外的警戒铁栏杆被全部拆除。大会堂的大门打开，开始拥抱人民。
是年7月15日，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及部分大厅正式对外开放，人们可以参观、游览、照相留念。
大会堂“解禁”，也受到了海外各界人士的欢迎。
大会堂“解禁”，也受到了国际友人的好评。
参观游览大会堂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天广场静候入场的人群如长龙一般，慢慢地、神色庄严地进入，而后满脸笑意地出来。
这是一种多年渴望而瞬间得到了巨大满足的喜悦之情。
18年来，“解禁”后的人民大会堂接待内宾6000多万人次，华侨港澳台同胞81.5万人次，外宾20.7万人次。
人民大会堂走向社会“练快餐”、办公司，始于1984年。
1984年的人民大会堂隶属中共中央办公厅管辖，也就从1984年开始，人民大会堂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即开始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在绝对保证党和国家政治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大会堂拟定出“五年改革设想”，提出了宏伟的奋斗目标：保证逐年减少国家行政拨款，力争五年内达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以减轻国家负担。
当时的中办主任，看到这份“五年改革设想”的具体方案后，欣然批复：同意。
于是，人民大会堂在对外开放之时，开始向参观者卖快餐。人民大会堂万人大礼堂可以参观，宴会厅里可以就餐，会议厅可以租借……人民大会堂从此结束了原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历史。
既算政治账，也算经济账，给人民大会堂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1984年到1986年，两年的收入，使大会堂行政经费实现自给自足；1991年，人民大会堂经营总收入达2000万元。
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惊人变化，这变化使人的思想观念更进一步解放，胆子更大，终于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从人民大会堂里传出来，人民大会堂创办了自己的经济实体――“人民大会堂综合服务开发中心”成立了。
这是1990年4月从大会堂传出来的消息。
人民大会堂时常有数千人同时就餐，为此大会堂就拥有数百名厨师，其中特级厨师即达30多名，他们娴熟的烹调绝技，掌握着中国八大菜系以及部分西餐的正宗做法。
但人民大会堂也并非天天都有国宴，天天都有数千人就餐，那这么多的烹调大师和优秀的服务员该干些什么呢？
过去的做法是：有宴会时，工作；没有宴会时，学习。但在商品经济社会，商品经济的大潮无时无刻地推动着争夺人才的巨浪。
大会堂里拥有全国最优秀的特级厨师，这些厨师将是被抢的首选目标。
怎么办？
是“固守”吗？恐怕不行！人才争夺大战一经打响，仅靠固守绝对不行！
形势严峻，开动机器，寻找办法。保证“主业”高标准地完成，开启“副业”。充分挖掘自身潜力，创造物质财富和社会效益。
思想一旦解放，设想就会成为现实。大会堂里办公司，也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了。鞭炮声声，开吉大利。大会堂的“服务开发中心”成立后，完全实行政企分开。先利用自身人才优势开办培训班。特级厨师们轮流执掌教鞭，培训烹调人员，这自身的优势很快就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有了经济收入的大会堂服务开发中心，就有了经济实体的根基，服务开发中心得以迅速发展，就犹如扯满帆的船，又遇强劲的顺风，全速前进。1991年6月，服务开发中心派人承包北京健力宝酒楼，承包两个月，就扭亏为盈，大赚其利。1991年底，服务开发中心又与广东健力宝联手，在北京怀柔县投资千万元兴办健力宝北京联营公司。1992年“开发中心”又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华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和“华堂食品快餐公司”。
在十四大结束后，在市场经济的强劲东风的鼓舞下，“开发中心”的人们又瞄准了下一个目标。
大会堂在改革开放之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大会堂在深化改革的征程中，兴办经济实体，创出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大会堂在市场经济的感召下，真正走向社会，正在全速前进。
工作人员中没有一个北京人
大会堂服务组按编制有300多人，每4年轮换一次。服务员是从各省市直接挑选上来的，标准非常高。
大会堂服务处的周处长说：大会堂里的服务人员代表着国家，因此形象上有一定的要求标准。男孩子一律身高在1.75米至1.80米，女孩子要在1.65米至1.70米以内。相貌端正，但最重要的素质要好，特别是思想表现要好。
也正是要求标准高，选中的比例也就极少，时常是三四百人的应选者只挑出两三个。难怪有人说，大会堂里的服务员，是各省市送来的尖子，在大会堂里走一圈，不亚于看了一场全国的选美比赛。
也正是出于这些条件，能到大会堂里工作的服务员，特别感到荣幸。一位来自四川德阳的服务员，在大会堂里干了近四年，这位活泼干练的服务员说：“当年我正准备复习功课迎接高考，但当听说大会堂招服务员，便毅然放弃考学报了名。人民大会堂是祖国中心的中心，能有机会到那里工作，是一生中的荣幸。”她说，那年她们那里共有700多人报名，最后录取了四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来自各省市的服务员，一般是在各自的省厅服务，在大会堂中从领导到服务员，上上下下找不出一个北京人来！这是何故呢？
经过了解才知道，不用北京人的原因是为稳定军心，逢年过节，北京人可以回家团聚，而在京的外地人员却形单影只，北京人回家会影响其他人的情绪；还有一个原因是为安全保密。在家中休息，难免向家人说一点工作情况，有时会无意中泄露国家机密，造成工作的重大失误。为此，局领导只好忍痛割爱不用北京人。
服务人员在这里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大会堂总面积17万平方米，走完整个大会堂要近一个小时。而一个服务员每天走的路要超过1公里。
在大会堂里召开的会议种类很多，今天是冷餐会，明天可能是宴会，而后天又是讨论会。且会议规模各异，同在一个大厅，今天可能是500人，明天就可能是4000人，而最多的曾开过10000人的不设座的冷餐酒会。所以为了适应这些不同的会议和宴会，大会堂里有一支由5000多张椅子、1000多张桌子组成的桌椅流动大军。每次活动前，由服务人员按要求搬动，劳动强度极大。
在北京城里，五星级的宾馆饭店不少。“服务周到”是他们的共同口号，而大会堂服务的标准则更高，要求做到“万无一失”。
“万无一失”仅仅四个字，做来却经过30多年的漫长考验。这对一个有1000多名职工，仅服务处就有300多人的大单位来说，是何等的不容易。为做到“万无一失”，工作人员在“细节”上下了大功夫。
一次，一位记者询问一位正在赶去集合的服务员：“卫生间在哪里？”
只见这位服务员立刻停下脚步，站稳身子，随后打出一个漂亮的手势：“在那边。”正是这一个手势，一个眼神，让每一个走进大会堂的人，体会到这里管理上、训练上的细致入微。
在两会期间，大会堂里每一条地毯接口处都会有专人负责，防止代表被地毯绊倒。当一些患病或上了年纪的代表身体不适时，服务员会热情主动地去照顾，甚至会跟踪服务到卫生间……
大会堂的工作人员，就是这样地无私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年华。
各省“较量”大会堂
1959年6月，人民大会堂的工程结构已基本完成，大量的工作是装修。
大会堂的厅室很多，家具陈设数量也非常多。如完全统一安排或加工定货，则必然困难很多。经研究并经当时的齐燕铭秘书长决定：每个省市分一到两个厅室，分别负责其间灯具、家具及各样陈设的供应和布置工作。这个厅室并将作为人大开会时该省、市的小组会议室。这样，既调动了各省市的积极性，也促使各厅室创出各自的不同特色。经与各省市联系，均表同意。由于相互比着往好里做，这部分装修工作完成得又快又好。
在大会堂建成交付使用时，周总理又再次指示每个省布置一个厅，然后以自己的省名命名，这无疑是在祖国的心脏给自己打开个窗口。但由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水平的限制，各省厅只能在摆放的陈设品和桌椅样式上狠下了一番功夫。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有的省厅的物品被当做“四旧”清了出去。各省的苦心毁于一旦。
1979年五中全会后中央通知各省，“恢复、调整、布置”各省厅。于是有了一次统一的整修，但依然只限于表面装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程度逐渐加深，各地经济实力的增强，1984年前后，有几个省感到应该把自己的窗口重新打扮一下。西藏就是其中很突出的一个，他们绘制了巨幅壁画，布满整个墙壁，辉煌艳丽，具有浓重的民族色彩。
1992年，由于大会堂各厅内部结构老化，存在着一些隐患。管理局通知各省进行一次按照要点规范操作的内部改造。在此之前，广东省已早早动手，进行了整修，厅内大理石的墙壁贴面，镀金属线直达顶部，加上巨型水晶玻璃吊灯和先进的内部设备，一时成为最豪华的省厅。
此后，各省厅的装修便演化为一场各省发展状况和经济实力的暗中较量。
在装修上，各省也已不满足表面陈设的简单改动，而是纷纷从本省拉来队伍，进行一次从顶子造型、墙壁设计乃至灯具样式的彻底改造。
福建厅安放了巨大的大理石壁雕，正门两侧凹进的玻璃中摆放当地著名的软木雕。为了安放主席座位后的巨画，大会堂不得不拆掉一扇窗子让它进来。
新疆厅则专门派人到北京织成了一条全北京最大的地毯在厅里，单单把它扛进大会堂就动用了解放军的一个排。
……
各省厅在“较量”之时，新建的澳门厅完工，西式拱门、室内喷泉，设计独具特色。
1997年，香港回到祖国怀抱。大会堂里的香港厅于1997年5月12日全面竣工。并于7月1日正式启用。
香港厅坐落在大会堂西南方，总建筑面积为1728平方米，是大会堂内32个以行政区划命名的厅堂中面积最大的一个。
这个从设计到施工经过22次修改的香港厅设计别具匠心，体现了香港回归祖国的深远历史意义。大厅采用双门双厅，风格为中西合璧。“来到这里，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在香港厅施工期间参观过这个厅的香港同胞对香港厅表示满意。香港厅包括主厅和多功能厅。进入雕刻着紫荆花图案的正门，迎面是一座花梨木与石材组合的巨型屏风，屏风正面中央以海蓝色大理石为背景，镶嵌着江泽民主席的金箔题词；两旁是表现灿烂中华文明的“华夏颂”木浮雕。主厅面积700多平方米，采用了西方古典大型公共建筑常见的石结构，仿古罗马雕刻和水晶大吊灯等，给人以宏伟、典雅、华贵的印象。主厅西壁上悬挂一幅“维多利亚港湾夜景”的绒绣，北侧通向屋顶花园。从主厅东北角穹门拾阶而下，便来到了与主厅风格迥异的多功能厅。多功能厅结构简单，以大尺度的起伏和对比强烈的色彩，体现了时代感和香港多姿多彩的特色。厅内一幅题为“协调一致同心同德”的巨型立体抽象图引人注目，设计者反复运用了美学上的黄金分割比例，构成了多种“向心”几何图形，表现的是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祖国人民喜迎香港回归的热切愿望。多功能厅楼梯间的墙壁，饰有一组庆祝香港回归吉祥物中华白海豚的浮雕，厅内的铜浮雕壁画，则再现了香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沧桑。
香港厅的建造是香港同胞多年的夙愿，得到历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重视。1985年，费彝民等香港地区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修改香港厅的建议。1996年“两会”期间，霍英东牵头组建了香港厅筹建小组，人民大会堂也成立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大会堂管理局局长苏秋成为总指挥的工程指挥部，具体负责香港厅的设计和施工。筹建小组先后在珠海、北京等地听取内地和香港方面建筑、美术家的意见，集思广益，反复研究，最后与香港厅设计者、73岁高龄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王炜钰确定了香港厅的设计构想。
王炜钰出生在旧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建筑系，成为该校工学院仅有的八名女生之一。并以自己出色的成绩，博得系里最权威的教授沈理源先生的厚爱，成为全班惟一留校任助教的毕业生。
1952年院校调整，王炜钰进入清华大学，在讲台上一站就近50年。在这几十年里她曾搞建筑设计、园林设计以及建筑群体设计，但最有建树的，当首推建筑室内设计。在天安门广场的四大建筑中，就有三项融入了王炜钰的心血。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方案设计和人民大会堂中毛主席办公室的设计，以及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设计、室内装修设计，都给她带来了极高荣誉。
1992年，王炜钰接受了人民大会堂澳门厅的室内装修设计任务。经过小组人员五年的努力，澳门厅终于于1996年完工。该厅的室内装修设计不仅获得了世界著名的新西兰建设局室内设计的一个典范，而且得到了澳门商会主席马万祺的高度赞誉：“说澳门厅有多漂亮都不过分。”
1996年，王炜钰又担任起香港厅装修设计的重任，这位年逾古稀的女性以她对香港同胞的一片爱心，唱响了人生最华美的乐章。她为了使香港厅更加完美，对其设计方案进行了十几次大改动，不计其数的小改动。
在香港厅修建期间，承担施工任务的人民大会堂管理局打破常规，克服困难，保证了工程优质快速完成。由于在施工时不能使用大型机械，地基只能靠人工挖掘。46个桩孔，每孔直径只有0.8米，施工人员一铲一铲地挖到9米深，用小桶一桶一桶将土渣运到地面。为确保工期，施工部门采用了新工艺、新技术。1000多平方米的大理石墙面，全部用“不锈钢干挂法”贴挂，又快又好。
香港厅的建造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积极配合：水晶灯来自福建；巨型铜门来自浙江；工艺屏风由北京承制；“维多利亚港湾夜景”绒绣由上海敬制；主厅和多功能厅大地毯则由北京和香港分别负责制作；山东送来一对雕有99条龙的“香港回归瓶”。
香港厅是数百名能工巧匠可称为制作中几乎没有留下遗憾的杰作，是大江南北中华儿女心血的结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