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4日，邓小平接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这位美国老资格外交官深知中美关系正常化已到紧要关头，为自己能参与历史性的会见而激动万分。他与邓小平研究公报草案，保证按条约规定在1979年底自动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邓小平对此表示欣赏，要求美国在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仍然有效的最后一年里，不再向台湾出售武器。
伍德科克代表卡特总统正式邀请邓小平访美，邓小平爽快地接受邀请。卡特对邓小平如此干脆答应访美感到吃惊，中美双方都为双方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欣喜异常。
在美国右翼势力干扰下，伍德科克在最后关头又提出新意见说：“我奉美国政府之命，希望贵方同意美国在暂停对台出售武器一年之后，仍保留出售武器的权利，尽管美国将尽可能加以克制。”韩念龙代外长表示：“中国方面对此坚决反对，没有商量的余地。”伍德科克看会谈陷入僵局，提出建议说：“我对中方的态度表示理解，希望暂时搁置这一分歧。”韩念龙稍做思考说：“为了顾全大局，我同意暂时搁置分歧。”
会谈结束后，韩念龙马上会见邓小平研究对付方案。在第二天的中美会谈中，邓小平亲自出马，对伍德科克阐述中国的态度说：
“中美建交后，希望美国政府慎重处理同台湾的关系问题。如果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从长远讲，将会对中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设置障碍。在实现中国和平统一方面，美国可以尽相当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
伍德科克深知这是个最微妙和最困难的问题，见邓小平的讲话既有令人尊敬的原则性，也有使他极感兴趣的灵活性，更印证了布热津斯基对邓小平的评价：“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智、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伍德科克迅速把邓小平的意见报回华盛顿，美方仔细研究后，布热津斯基12月15日早晨在华府约见柴泽民时说，美国同意在这一问题上各持异议。
经中美紧张谈判，双方达成三项协议：
（一）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二）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
（三）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馆。
1978年12月16日，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他回顾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美国有关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和基辛格、布热津斯基及万斯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的宝贵贡献，然后更强调指出：“中美建交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它将为发展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交流开辟广阔的前景，也将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有个记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否会使中苏关系恶化？在场的人都觉得难以回答，华国锋说：“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并不意味着结成中日美三国轴心或同盟，但毫无疑问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无论是大霸权主义，还是小霸权主义，也无论是全球性的霸权主义，还是地区性的霸权主义。”
同一天，美国政府同时在华盛顿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中美两国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卡特总统发表电视谈话说：“我们采取这一重要步骤并非出于暂时的策略的原因或权宜之计。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国人民是有才能的人民。因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未来的年月中只会越来越重要。”
邓小平更深刻指出：“中美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这是两国关系中的历史性事件，也是国际生活中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卡特总统在宣传中美建交消息时说，美国并不是出于暂时的策略上的原因或权宜之计而采取这个重要步骤的。我赞赏这个富有远见的见解。中国政府一向是从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中美关系的。”
第九节 基辛格小心走钢丝，福特雷声大，雨点小
尼克松政府明智地承认了美国力量的下降，相信世界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
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发明了三角外交并极为成功地将其加以兜售。
基辛格也认为：“中国人民显然是一个伟大的人民。”
基辛格认为，三角外交战略的运用，“要塑造一个全球的均衡”。
尼克松一直都在夸耀此一突破全是他的功劳。
他会找些理由拖延辩论和讨论的进行，甚至借口发生鼠疫或其他大灾祸，把联合国大厦封锁一星期。
福特入主白宫时，美苏缓和正面临严峻考验，对其打击最沉重的无疑是“水门”事件。
“战略三角关系”的形成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形成了一个以美苏对抗为基本特点的两极国际体系。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拥有最强的实力，它们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支配地位，其对抗与缓和都对世界形势有巨大的影响。因此，美国战后历届政府所面临的最重要、最紧张的课题，就是同苏联的对抗，其对苏政策也就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核心。
虽然美国对苏政策的制订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中国因素无疑是这众多因素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因为中国是一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亚洲大国。在地理位置上介于美苏之间，中国无论向哪一边倾斜都会对世界战略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然而，中国对于美国对苏政策的影响毕竟是有限度的，对美国来说，美苏关系的重要性总是高于美中关系。
50年代初期，美苏均势尚未形成，美国在力量对比上仍占据优势。此时，中国的“一边倒”的方针对苏联极为有利，它改变了美苏力量的对比，给美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美国不得不面对“铁板一块”的共产主义的挑战，被迫从欧亚两线作战，实行全球遏制，在军事上则采取“两个半战争”的战略，设想在亚洲同中国，在欧洲同苏联同时打两场大战。
从50年代末开始，中苏关系由于两国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终于导致分裂，美国也改变了“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看法，不再感到中苏联合的压力。然而，当时的美国执政者并没有意识到中苏分裂的深远意义而加以利用，此时的约翰逊政府也一心只想赢得越南战争，没有把中美关系的改善提到议事日程上。
到6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美国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制衡苏联成为了可能，美国对苏政策中的中国因素也变得空前活跃和重要起来。
首先，世界战略格局和美苏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美国的经济相对衰落，而苏联不仅取得了同美国的核均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缩小了同美国的经济差距，扩充了军备和加强了军事实力。尼克松政府明智地承认了美国力量的下降，相信世界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变化”，正由两极走向多极，出现了美国、苏联、西欧、日本、中国这“五大力量中心”。美国已经不再“处于十分突出的或者完全占支配的地位了”，而苏联已成为这几个中心中惟一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美国造成最大威胁的国家。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美国不得不更多地依靠其他几个大国，为此，美国“为了制定一种新的对外政策来迎合一个新时代的需要”而从四个方面调整了其全球战略：第一，由于美国的实力地位正在下降，美国有必要改变两极战略结构，利用中苏分裂并把希望寄托在“苏联集团的内部演变”上；第二，同苏联相比，中国给越南的援助是更实质性的，美国在结束越南战争的问题上更需要中国，但尼克松也“想让苏联参与解决这场战争”；第三，尼克松认为，苏联构成了“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主要威胁，并把中国看作是解决俄国问题和其他问题的关键”，他试图利用中国来遏制苏联；第四，在经济上苏联渴望从西方获得技术和资金，在战略上它指望美国能帮助它对付中国，因此，美国也可以利用苏联来遏制中国。尼克松的战略就是在美苏中三角中确保美国能占据一个最有利的位置以便从中得利。基于此，尼克松首先就调整了其对华政策，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七亿五千万人民参加，就不可能有稳定和持久的和平。”
其次，中苏冲突的发展为中美和解提供了新的机会。从1965年起，苏联开始在远东大规模增兵。1966年1月，苏联同蒙古人民共和国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允许苏联在蒙古驻军和设置基地的《友好合作与互助条约》。1969年，苏联军队入侵中国的珍宝岛，由此双方在中苏边境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使两国关系几乎濒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苏联甚至还威胁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袭击。此后，苏联开始了从中国的西北边界到阿富汗、印度支那的对中国进行军事包围的计划，它还把它在亚洲的110万军队的80%部署在中苏和中蒙边界。中苏对抗已从着重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发展成为国家关系上的尖锐冲突。这时，虽然美国仍视中国为“潜在的敌人”，但已意识到中苏的敌对状态使美国获得了一个“极好的历史性机会”，认识到中国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阻遏苏联的扩张，并且由于中国“国内的困难”，它同苏联的争端以及面对苏联优势的军事压力，中国今后不可能成为“大规模的扩张力量”，也不会对美国在亚洲的利益构成“军事威胁”，对美国全球利益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于中国而是苏联。对此，尼克松和基辛格提出了一项新的以遏制苏联为主要目的的对华政策，因为和中国改善关系不但能被用作同苏联打交道时影响苏联的手段，而且还能帮助美国在不丢失面子的情况下结束越南战争。
第三，美国国内政治出现的变化为美国改善对华关系奠定了基础。1964年，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批评了那种认为“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陈词滥调，认为同中国的敌对绝非“永久的现象”，要求美国“在处理同中国的关系中采取灵活性”。1966年，一些有影响的著名人士在国会举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听证会上，又力陈反对孤立中国的理由，提出对中国应实行“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尼克松当选为总统后不久，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批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就撰写了一份研究报告，敦促他采取与中国和解的政策。1971年，据民意测验，美国国内支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已超过半数。这表明美中和解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四，尼克松当选为总统终于使美中和解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战后美国长期执行反共政策造成中美间长达20年的敌对，50年代初，民主党政府因“丢失中国”而备受麦卡锡攻击的情景人们还记忆犹新，因此，美国民主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害怕被指责为“亲共”或“对共产党国家采取软弱态度”，在当时他们还很难有胆量提出与中国和解的政策。而尼克松却是一个以反共坚决和忠于台湾国民党政权闻名的保守派共和党人，他反而在打开和中国关系正常化大门时无所顾忌，虽然他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一直热衷于反共，但他却成了同中苏两个共产党大国和解的建筑师。
第五，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也为中美和解创造了条件。尼克松上台时，中国还处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因而中国的外交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干扰，其结果是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受到损害。但是，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领导下，从1969年起，中国就开始有步骤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消除外交上的某些不正常状态，从而使外交工作得以较快地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70年代初，在粉碎了林彪集团后，中国外交进一步转到较为务实的方向上来，中国决心改变中美长期对抗的局面，一则是适应反对苏联扩张的需要，二则是想通过改善中美关系来进一步消除美国设置的阻挠中国积极参加世界事务的障碍，恢复和扩大自己的国际交往，同时还希望这有助于逐步解决台湾问题。
70至80年代，美国包括苏联对于中国的战略作用的重视，还和另三个相互结合紧密具有同等重要性的因素分不开。
首先，中国的常规军事能力不仅大大超过除超级大国外的任何其他国家，而且它还足以对任何一个超级大国构成相当大的常规军事威胁。不仅苏联这样看，美国也是这样认识的，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遏制中国，这就表明了美国对中国常规军事能力有可能严重地损害美国在亚洲的利益的担忧。
第二，中国的不结盟政策和外交上的灵活性让人感到捉摸不定。中国和法国、英国都不同，它们因都对北约承担了义务，因而人们不会对它们的未来的政策产生模棱两可的看法，但中国却保持着充分的外交灵活性，这使得美苏都对中国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否会保持其外交姿态感到信心不足。对美国来说，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不断反对“美帝国主义”表明，中国至少有可能疏远美国，甚至还可能寻求同苏联和解以减轻苏联的压力，此外，美中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也可能会导致中国拉开同美国的距离。
第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间的冷战加剧是导致它们重视中国的战略作用的第三个因素。孤立的来看，中国并不能对苏联构成严重的战略威胁，对美国也只在抵消苏联在全球日益增长的力量上助美国一臂之力外，没有多少直接的价值，但它们都意识到在美苏双边关系中，中国既能加重也能减轻它们的冲突负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获得了一种被夸大的战略重要性，因而当冷战结束后，战略三角关系也跟着结束了。
美中苏三国之间的三角关系是不带任何浪漫色彩的。“战略三角关系”也有几个不足。首先，它高估了中国的力量以及这种力量所能达到的范围，这并非贬低了中国的重要性。不论是和美国或是苏联相比，在国民生产总值、武器装备或在其领土之外投入其力量的能力来说，中国都显得相形见绌。时至今日，中国尚未在亚洲以外的任何地区获得反对美苏两个大国中任何一个的竞争优势。
其次，这个概念还包含着中苏关系是从属于苏美关系和中美关系这样一种意思。尽管中国十分审慎地权衡世界力量的相互关系并经常采取相应的行动，但战略三角关系仅仅勾勒出美中苏三角关系的一个总轮廓，而要解释其中许多具体问题时，这一概念就远远不够用了。
第三，这一概念也易使人们陷入歧途，它渲染了中苏之间的困难并掩盖了中美之间的差异，把中苏关系和中美关系相提并论，仿佛这两种维系在一起的关系中包含的战略性因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盖过一切其他的考虑。其实，除了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之后的那几年外，它们不可能也并没有盖过一切其他考虑，一些非战略因素也经常不断地发生作用。
总之，在70至80年代，由于国际关系发生了戏剧性和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苏联和中国这三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战略上的相互依赖性，这种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其中任何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性质，都对第三国的安全有很大的影响。虽然中国并没有取得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地位，而且在三角政治中，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仅仅是对其他两个国家的行动作出反应而已，但这三个国家都相当注意相互间的影响，每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都掂量其他两个国家的有关政策，并且在制定本国政策时注意其在三角关系中的影响。由于这三个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可以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必须从一种三角关系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因此，政治家和学者们都普遍地把美、苏、中三国间的三边关系看作是一种“战略三角”关系。
基辛格小心翼翼走钢丝
理查德？尼克松和亨利？基辛格发明了三角外交并极为成功地将其加以兜售。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使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1968年8月9日，他又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记者说：“我们必须不要忘掉中国，我们必须经常寻找机会同它对话。”
基辛格也认为：“中国人民显然是一个伟大的人民。在现有文明的地区里，他们有着最悠久而未曾间断过的一套统治记录；其次，八亿人民代表着人类的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不管我们打算作什么和采取什么样公开宣布的政策，他们都会给国际事务以影响，他们是一个现实。不管他们的政策是好是坏，都将决定和平和进步的可能性，而且不管我们要作些什么，都是这样……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一个紧迫的大问题是避免出现动乱的话，如果说今后20年的一个大问题是建立一个较为持久的和平的话，那么，单单是无视八亿人民这一件事，在我们看来就不可能建立和平，而这种和平与我们所说的避免危机是有所不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