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功夫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二月十八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否认，结果，《申报》二十日、二十一日登出伪造的启事，二十二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拒绝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十六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申报》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二日合订本一册，《申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敬礼！
周恩来
五月十九日夜
毛泽东阅后批示：
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康生、江青同志已阅。
这件本来十分显而易见的问题并未就此了结。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在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了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当时，周恩来曾考虑将他的报告录音复制后分别存放在中央和各省。这一考虑出于什么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但后来没能这么做。1975年9月，周恩来病危，他委托邓颖超将这个报告录音亲手整理成书面材料，在进入手术室前签署了这份文件。
周恩来要把历史的真相可靠地保存下来。
这份由邓颖超亲笔整理的文稿很可能是周恩来一生中签署的最后一份文件。可以把它视为周恩来的“遗嘱”――一份为自己忠诚、清白的历史作证的遗嘱。
死神没有在1975年把周恩来夺走。他是在三个半月之后，在1976年的第八天离开人世的。
第五节 毛泽东又选了一位接班人：华国锋
语音未落，全场失声痛哭，一齐向邓颖超拥去。
毛泽东的内心在翻滚，情感在涌动。只任泪水默默地流淌，流过了面颊，流到了嘴角，流到了脖颈。
人们频频地点着头，可是谁也没有说话。默默之中，让思绪回到那久远的年代里去。
思来想去，这位善于解决矛盾的辩证法大师，出人意料地选中了另一个人。此人就是华国锋。
叶剑英在等待着机会。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收到了”
1974年9月7日，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305医院病房大楼前，车门开处，走出的是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罗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维尔德茨。他是前来看望周恩来总理的，也是周恩来一生中会见的难以数计的外国朋友中的最后一个。
会见的时间不长，因为健康状况已不许可他长时间接待客人。他那清癯的脸上，老年斑已越来越明显。他的体重，已由几年前的130斤下降到八九十斤。过去，他是个永不知疲倦的人，谁能想到，如今他连散步四分钟的力气都没有了。
可是，他打破了原先安排的只是合影留念和简单交谈几句的接待计划，仍然请罗马尼亚客人到会客室坐。
“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这是周恩来对维尔德茨说的第一句话。在座的人一阵心酸，但他的神色是那么坦然。
接着，他又说道：“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在旁陪同的一位负责人插话说：“这是指邓小平同志。”
维尔德茨刚走，趁着总理还没有离开会客室走回他的卧室，趁着摄影记者还在，一部分身边的工作人员：警卫、炊事员和医生，要求和总理一起照相。因为尽管大家不忍心多占他一分一秒的时间，可大家的心里都明白，这样的机会，至少是不多了，也很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在照相结束的时候，周恩来说了一句话：“希望你们以后别在我脸上打叉。”
几天以后，周恩来要进行一次大手术。手术前，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包括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去看望他。他们挨个儿走到床前，同总理握手，周恩来的目光盯在王、张、姚的脸，缓缓地说：
“你们要好好地帮助小平同志工作。”
10月，周恩来又要进行一次大手术。政治局的一些成员又来看望他。这其中有叶剑英、邓小平，还有王洪文、张春桥……
他躺在手术车上，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医生轻轻推着车，经过走廊。
邓小平靠近手术车，总理握住了小平伸过来的手声音微弱地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他的声音极低，却很清晰，推车的医生，一旁的张春桥，都听得十分真切。或许邓小平的耳朵有点背，没有听清这句话，转过脸用他的四川话问别人：“总理说的什么？”
一旁的张春桥像通常那样绷着脸，淡淡地应道：“他说，要我们好好帮助你工作。”
1975年12月6日，周恩来又做了一次手术。至此，他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13”是个凶数，这次手术后，医生即发现再无力挽救了。
从12月中旬后，周恩来吃东西需要用管子往胃里灌了。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但头脑仍然清醒。工作人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自周恩来病重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处理重大问题的前后，必来请示汇报。最初，他常常与周恩来一谈就是三个小时。
之后，谈话减到了两小时。
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不得不靠得越近，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个小时也无法坚持了。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
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呀望……
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叶剑英叫工作人员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他向周恩来汇报有关中央、有关邓小平、有关“四人帮”及军事等方面的重大问题。
叶剑英从病房出来后，把工作人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再三叮嘱道：“你们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着。在最后的几天，索性闭紧双唇，绝口不谈政治，直至停止呼吸。
在他逝世后，工作人员将雪白的纸交给叶剑英，叶剑英望着那洁净的白纸，眼里陡地闪起泪光，呐呐一声：“他一生顾全大局啊！”
1976年元旦。
无线电波伴着似乎被冻得凝结了的空气，向千家万户传递着伟大领袖毛主席1965年5月重上井冈山时填写的一首《水调歌头》的词。
久有凌云志，
重上井冈山。
千里来寻故地，
旧貌变新颜。
到处莺歌燕舞，
更有潺潺流水，
高路入云端。
过了黄洋界，
险处不须看。
风雷动，
旌旗奋，
是人寰。
三十八年过去，
弹指一挥间。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洋捉鳖，
谈笑凯歌还。
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
广播员的声音气势高亢，余音缭绕，令人久久回味。一首读罢，又换一首同一年写的另一首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鲲鹏展翅，
九万里，
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
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
弹痕遍地，
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
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
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
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
土豆烧熟了，
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
试看天地翻覆。
已处于病危之中的周恩来听到广播后，立即让工作人员给买来诗词，并让护士读。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
到了1月7日，周恩来基本上是处于昏迷状态。他鼻子里一直在输氧。这天晚上11时，当医生们来到床边进行治疗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凝视了一下，认出了其中的吴阶平，喃喃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生前所说的最后几句话。
1月8日上午9时57分，昼夜不停地工作着的心电图示波器上的波纹，变成了一条水平线，一颗为人民劳累了78年的伟大的心脏永远休息了。
政治局的成员们赶来了。
邓小平默默地肃立在床前，一句话都没有说。江青也来了，她在病房里转了一圈，尖着嗓子喊：“小超，小超呢？”
“小超”是周恩来对妻子邓颖超的称呼。医护人员听到江青的叫唤，心中暗骂：“你有什么资格喊小超？”
周恩来的遗体，被移至北京医院后院一间普通的停尸房里。大约不足100平方米的房子，前面没有过道，一扇门直通户外。总理遗体停放在屋子中间，四周放着塑料盆花。紧贴四壁放着几层花圈。除了站立几个守灵人员外，所剩下的空间就只够吊唁者成单行走一小圈了。
最初的哀乐和讣告，是9日零时广播的。
中国大多数的人，从天亮时的新闻节目中听到了这一噩耗。人们的第一个感觉，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渐渐地，大滴大滴的泪，从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的眼眶里涌出来，妇女们抽泣着。
从1月9日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出现了花圈。花圈越来越多，几天之后，碑座上已经拥挤不下，放到了广场上。南边的松墙上，缀满了一朵朵小白花。成千上万的人，无论是集体前来，或是独自前来，都面对纪念碑脱帽默哀。宣誓之声，哀恸之音，彻夜不绝。
1月11日下午，天阴沉沉的，像人们的心情一样不见一丝阳光。京城处处皆白花，风吹热泪洒万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首都百万人伫立在长安街两侧，扶老携幼，想最后看一眼自己的总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没有人动员、没有人组织的如此巨大而又秩序井然的队伍。世界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如此隆重、如此悲壮的葬礼。当晚，石景山的工人和八宝山附近公社的社员，蜂拥到火化处，不让火化总理的遗体，争执持续到深夜。
与此同时，无数的电报和信件直飞中央，要求保存总理的遗体。
1月11日至14日，群众的悼念活动达到了高潮。然而，人们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压抑。追悼会不让开，灵堂不让设，黑纱不让戴，怀念的文章不准发表。竟然还传达下来这样的“精神”，大意是：要警惕有人利用悼念总理来干扰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要警惕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
14日傍晚，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了，工作人员和许多人不走，在那里等候着。6时30分，邓颖超由两名女工作人员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着周恩来的骨灰盒，面对众人深情地说：
“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语言未落，全场失声痛哭，一齐向邓颖超涌去。
人们继续悼念周恩来，纷纷涌向了天安门广场。广场顿时成了灵堂。这是一片由无数花圈交织的海洋。成千上万的人川流不息地来到纪念碑前脱帽默哀。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悼念周恩来的花圈、挽联、誓词、诗文、白花、素纸，伴着人们的泪雨，从白茫茫的天空飘飘洒洒飞落下来，覆盖了神州大地。
人们在焦虑地等待着1月15日这一天。
1月15日下午3时，有5000多人参加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由王洪文主持，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为了作悼词，还有一个斗争的小“插曲”：“四人帮”害怕邓小平亮相，于是举出种种“莫须有”的理由，极力排除邓小平。江青主张由王洪文或张春桥来作悼词。张春桥自知不够格，王洪文又太嫩，就找到叶剑英，说：“现在全国都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作悼词不合适，还是请叶帅来吧！”叶剑英明白他的用意，斩钉截铁地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的！他是堂堂正正的党中央副主席，又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代替总理主持工作，理应由他来作悼词。再说我的心情太难过，也读不下来。”张春桥碰了一鼻子灰，也只好作罢。就这样，叶剑英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困难处境，极力主张由邓小平来致悼词，趁这个机会让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见面。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给他以极大的支持。果不然，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上看到邓小平一出场，千万颗为邓小平命运担忧的心一下子都放了下来。
邓小平在哀乐声中致词：
今天，我们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悼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同志……
邓小平目光缓缓，表情严肃，沉痛的声调，感染了会场内外的广大群众，人们伫立在那里，止不住泪如雨下。
是夜，周恩来的骨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短暂停留。
16日的凌晨，北京空军某部的一处机场，一架夜航机奉命升空。没有仪式，飞行员也不知道是什么紧急任务。当时，全国的人都知道周恩来关于遗体处理的遗嘱，许多省市的干部群众，都等着迎接总理的骨灰，希望举行一个仪式，再一次寄托自己的哀思，但有谁知道，总理的骨灰就这样悄悄地撒向了祖国大地。飞机仅仅来回飞了一个多小时。
然而，人们还是自动地举行着各式各样的哀思。
在上海。
1月15日的这一天，上午9时57分，也就是周恩来1月8日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个时刻，上海港许许多多大小船舶先后自发地拉响汽笛，悲哀的汽笛声持续了37分钟。
外滩，这个上海平时热闹非凡的地方，此时仿佛冷冻了一般。从来车辆人流如梭的马路，顿时凝固了：红灯止车，警察和行人肃立。空前庄严肃穆的气势压倒了一切。
中午1时左右，又有一批船只拉响汽笛；下午3时整，在北京举行周恩来追悼大会的时刻，波涛汹涌的黄浦江上，又汽笛齐鸣。江上停泊的，或正在行驶的船只和几乎所有的外轮同时鸣笛致哀。
率先拉响汽笛的是“友谊号”游艇，当年周恩来曾经乘坐它视察过黄浦江。此时，全体船员在汽笛声中列队甲板，面朝北方。
在“沪监引2号”轮的航海日志上，工工整整地记载着：“上午10时，拉回声20分钟，向周总理致哀。”
在海运局的供水2号船上，船员们干脆把拉笛的拴绳拴在舵轮上，汽笛直对着中共上海市委大楼长鸣30分钟。
“四人帮”在上海的心腹马天水，被这一片汽笛声吓坏了。上海港分局、上海海运局离市委大楼不过一箭之地。刚过10时，追查鸣笛事件的电话，接二连三地从市委工交组、外事办公室和公安局打来。马天水还亲自出马，给航运局连打三个电话，口气严厉地说：“你们拉汽笛违反上级规定”，“影响了水上治安……”还派出联络员，指令要严加追查。
几乎是与汽笛长鸣的同时，工人、市民、学生、机关干部，一队一队簇拥着花圈，从各个路口向外滩马路上涌来，又涌向市革委会大楼。不知是哪个人的命令，说革委会大楼不准进花圈。紧闭的大门像一道大闸，想挡住这花圈的洪流。可是，人越来越多，无法阻挡。又不知是谁下了命令，让出一间地下室来。群众说：“这叫什么，一不设灵堂，二不放哀乐，等于是个存放花圈的仓库。”
紧挨着市革委会大楼的上海港务监督和长航职工医院里，一批机关干部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们把高音喇叭对准市革委会，把唱机安装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会议室里，反锁了门，门里又堵上乒乓球桌。于是，催人肝肠的哀乐，应和着千艇万轮的汽笛，在黄浦江边交响。送花圈的群众听到这哀乐，都不约而同地仰望着市革委会旁边的这座大楼，向它致以深深的敬意。
黄浦江边的哀乐，一直播放到深夜。
在首都北京。
这天虽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但气温低到零下10度，还刮着三四级北风。
人们事先估计到，追悼会既然下午3时开，大约会在中午12时戒严。所以人们早早赶在戒严之前到达天安门。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人们不顾不让去天安门的禁令，任朔风吹着，任眼泪流着，望着人民大会堂的门口。
10点刚过，广场上出现了人数众多的警察和民兵。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起，要把人群往北压。人们看到，一个穿军大衣的50来岁的高个子，嘶哑着嗓子指挥着警察和民兵：“动员他们走，快！两个架一个，把人弄走……”人们被驱赶着，像波浪一样，一会儿进一会儿退。
开始了辩论，开始了抗争。只听一个人说：“为什么要赶我们走，悼念总理，你们是什么心情？”
一个民兵答道：“我和你们的心情一样，让你走你就走，别口罗嗦。”
几个人上前抗议：“不一样！我们戴黑纱，你戴的可是红袖章。”
在警察和民兵之中，有的人噙着眼泪劝说人们离开，有的却粗暴地推搡着，吼叫着，好像人群的辩论和抗争，太无法无天了。
几万人的人流，渐渐被压到长安街北边红墙根下的白杨树林之中。不同单位的人，不相识的人，男的，女的，不分你我，互相照应着，鼓励着，他们互相探询着，问：“他们会抓人吗？他们敢抓人吗？”
抗议在继续，争执在继续，冲突在继续。
从天津赶来的刚下夜班的两个工人哭喊着：“我们为悼念总理才赶来北京，你们为什么撵我们？”
三个哭喊着要见周恩来的女孩子，被架走了。
一个20出头的青年，像发了疯似地非要冲过去不可。他的眼睛里冒着火，简直是要拼了，几个民兵开始向他围来，把这个过于激动的青年，硬按在地上，抬着他去了。
有一部分人，被压挤到厕所里，不准出来。更多的人则无法上厕所。第28中学就在附近，可以去28中上厕所，可是人群被严密地围困住，不准动。
3点钟到了！越来越激烈的争辩的嘈杂声一下子突然消失了！整个广场静得连一根绣花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好像有一个无声的具有神奇力量的命令，可以使一切声音戛然而止。
红旗牌轿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却不见灵车的到来。人们踮着脚尖，睁大眼睛，望着，等待着。累了，就在冰冷冰冷的水泥地上坐一会儿；饿了，就啃一点干馒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