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道是宣告复辟的伪谕，伪谕说：“朕不幸以四龄继承大业。辛亥变起，我孝定景皇后至德深仁，不忍生灵涂炭，毅然付托前阁臣袁世凯设临时政府，推让政权，公诸天下……乃国体自改共和，纷争无已，迭起干戈，强征暴敛，贿赂公行，岁入增至四万万而仍患不足，外债增至十余万万而有加无已……今者复以党争激起兵祸，天下汹汹，久莫能定。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据张勋、冯国璋、陆荣廷等以国本动摇，人心思旧，合词奏请复辟以拯生灵；又据瞿鸿等合词奏请御极听政以顺天心；又据黎元洪奏请奉还大政嘉惠中国……既不敢以天下存亡之大责，轻任于冲人微渺之躬；又不忍以一姓祸福之微言，遂置生灵于不顾。权衡轻重，天人交迫，不得已准如所请，于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临朝听政，与民更始……所有应兴应革诸大端，条举于下：钦遵德宗景皇帝谕旨，大政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定为大清帝国，善法列国君主立宪政体；皇室经费仍定为每年四百万元，不得增加；凛遵祖制，亲贵不得干政；融化满汉畛域，满蒙官缺已裁者不复，至通婚易姓等事，并着有司条议具奏；凡与各国签订条约，已付债款合同，一律有效；废止印花税；废止新刑法，暂以宣统初年颁布现行刑律为准；革除党派恶习，所有从前政治犯，悉予赦免；臣民无论已否剪发，悉听其便。”
第二道是“锡封”黎元洪为“一等公”的伪谕。伪谕说：“黎元洪奏称，前因兵变被胁，盗窃大位，谬领国事，无济时艰，并历陈改建共和诸弊害，奏请复临大统以拯生灵，自请待罪有司等语……奏览情词悱恻，出于至诚。从乱既非本怀，归政尤明大义，厥功甚伟，深孚朕心。着锡封为一等公，从彰殊典。尚其钦承朕命，永荷天庥。”
第三道是组织伪内阁的伪谕。
第四道伪谕，派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议政大臣”。
第五道伪谕，派万绳木式、胡嗣瑗为“内阁阁丞”。
第六道是委派各省伪官的伪谕。
第七道伪谕，授徐世昌为弼德院院长，康有为为弼德院副院长……
这些伪谕，分别于7月1日、2日、3日发布。对这些伪谕，可作如下的一些分析和说明。
（1）关于第一、第二两道谕中所提到的黎元洪、冯国璋、陆荣廷等的“奏请”，都是彻头彻尾的伪造文件。这些“奏章”是由张勋和一小撮复辟派捏造出来，用以虚张声势，欺骗人民的。随后黎、冯、陆等都有通电予以否认。黎的伪奏是由梁鼎芬代拟逼他签名盖章的，由于黎拒绝附逆，张勋等就冒名把它发表，作为复辟的一个根据。
（2）洪宪帝制时期，袁世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这次张勋仅仅给以“一等公”，这是由于黎手无寸铁不受张勋的重视。张勋所重视的是两个大实力派――北洋派的直系领袖冯国璋和南方的桂系首领陆荣廷。他冒用了冯、陆两人的名义“合词奏请复辟”，主观上认为这两个人是可以将错就错而不会出面否认的。他早就把这两人引为是倾向复辟的“同道”，现在木已成舟，更不用说是不会起来反对的了。
（3）张勋对段祺瑞没有作任何安排。在他的心目中，段没有直接兵权，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
（4）在这次授官伪谕中，张勋平日最推重的徐世昌、康有为两人都没有取得重要位置。这说明张勋实行复辟并不是对清室“孤忠耿耿”，而是利用溥仪作为一个傀儡工具，以造成其“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特殊地位。徐世昌、康有为之流只是他用以摆在伪朝廷的装饰品。当然，徐世昌老于世故，如果不是大权在手，同时复辟的局势完全稳定下来，他是不会轻于投入漩涡来做别人的装饰品的。因此他在天津采取了观望不前的态度。康有为的投机经验比较缺乏，怀着一股热烈的心情参加了这个赌局。他早已在上海埋头伏案地拟就了复辟后“实施宪政”的纲领和一切有关文件，迫切地希望在这次政变中施展其在戊戌政变时期没有能出头的“政治抱负”，但是张勋并不喜欢这一套。在大批伪谕中，关于政治问题，只轻描淡写地提到每省由督抚派遣三人来京商谈宪法、国会，此外全部都是关于权力地位的分配。因此，这个保皇党魁的满腔“热情”被一阵冷风吹散，并向人表示，张少轩这个老粗，什么东西都不懂，复辟早晚必归失败。
黎元洪避难使馆，段祺瑞马厂誓师
7月1日，张勋派辫子兵监视电局、车站及通往紫禁城的各街道。中华门仍然改称为“大清门”。警察挨家挨户传呼悬挂龙旗。假辫发和红顶花翎又在旧货摊上摆设出来。京津火车中，从北京避难往天津的人非常拥挤。到夜晚6时，北京全城只有总统府仍然飘扬着一面五色国旗。
张勋向各省发出元电说：“……国体既号共和，总统必须选举，选举之期，又仅以五年为限。五年更一总统则一大乱，一年或数月更一总理则一小乱，以视君主世及，犹得享数百年或数十年之幸福者，相距何啻天渊……总统违法之说，已为天下诟病之资，声誉既坠，威信亦失，强为拥护，终不自安……纵欲别拣元良，一时亦难其选，选在南则北争，选在北则南争……大清忠厚开基，救民水火，其得天下之心，远迈汉唐。二祖七宗，以圣继圣，我圣祖仁皇帝圣神文武，冠绝古今，历传至我德宗景皇帝，时势多艰，忧勤尤亟……我皇上冲龄典学，遵时养晦，国内迭经大难，而深宫匕鬯不惊；近且圣学日昭，德音四被，可知天？清祚，特畀我皇上以非常睿智，庶应运而施其拨乱反正之功……勋等枕戈励志，六载于兹……凡我同袍，皆属先朝旧臣，受恩深重，即军民人等，亦皆食毛践土，世沐生成，接电后应即遵用正朔，悬挂龙旗。”
这个电报除由张勋领衔外，列名者还有王士珍、江朝宗和京畿军警长官14人。这些人当然都是被张勋硬拉上去的。这个电报与宣告复辟的第一道伪谕，都出自康有为的手笔。这个电报荒谬绝伦是不用说的了，其中关于违法的一种说法，却狠狠地打了他自己一记耳光，因为所谓违法是指解散国会而言，而解散国会正是出于张勋的威胁。如此着笔，正是供认他不久以前威胁黎解散国会，其目的在于打击黎的威信，而黎的威信既失，就不能安于其位，其结果只能采取复辟之一途。这本来是徐州会议早先预定的阴谋。阴谋家揭破自己的阴谋，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
复辟本来是徐州会议的预定计划，所以张勋认为发出这个电报，参加徐州会议的督军团都会响应盟主的号召，遵用正朔，悬挂龙旗。根据张勋的估计，这些家伙无论对袁对段，对国会问题或者对外交问题，都无所用心，只要他们的权力地位有了保障，是不会不跟着盟主走的。
张勋对黎的反抗性估计不足。7月1日到2日上午，黎的对外活动并未完全受到限制，他写了一道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段举兵讨伐叛逆，派公府秘书覃寿坤把命令送到天津，同时在天津发出请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的通电。7月2日的下午，张勋才派人通告黎，限于24小时之内迁出公府。北京外交团知道这消息，当天英、日、美、法、俄各国公使在荷兰公使馆举行会议，决定对复辟问题暂时采取不过问的态度，对中国总统的安全问题，公推荷兰公使以非正式手续警告伪外交部，不得加以伤害，并须加以保护。因此，张勋就不敢公然派兵驱逐黎出府，仅调换了公府的卫队，加强了对黎的监视。
当公府调换卫队的时候，黎与留在公府的少数幕僚举行紧急会谈，决定在卫队交替的忙乱时期，冒险离开公府。他们采取了一个戏剧性的转移目标的方法，由公府侍从武官唐仲寅中将伪装为总统，乘坐总统的汽车出发，黎却扮作普通职员的模样，与秘书刘钟秀等坐蒋作宾的汽车出发，约定在法国医院集合。当黎到达法国医院时，因为没有医生签字的入院证，医院拒绝收留，黎等一行只得转往日本公使馆武官斋藤少将的官舍栖身。
7月3日，日本公使馆发表如下的通报：“7月2日午后9时半，黎大总统不预先通知，突至日本使馆区域内之武官斋藤少将官舍。日使馆认为系不得已之事，并为顾及国际通义，决定作相当之保护，即以使馆区域内之营房暂充黎总统居所。黎总统在日使馆时期内，绝对不许作政治活动。”
黎的密使覃寿坤到了天津，找到了张国淦，张把黎的命令转达给段祺瑞。段看到这个命令，陡然沉下脸色来破口大骂，“他今天还能够算是总统！我今天还要接受他的命令！我难道不能叫几个军人通电拥戴我举兵讨逆！”
张劝他平心静气点，不要意气用事。张说：“他今天当然还是总统。一切问题，应当在轨道上进行。接受总统的命令，就能够取得合法地位，行使合法职权。军人的推戴是不合法的。何况，一方面取得北方数省军人的推戴，另一方面也会引起西南数省军人的反对。西南数省仍然承认这个总统，这个总统的命令，他们是没有理由反对的。”
张的意见说动了段，果然他就按轨道办事，接见了黎的密使，接受了关于内阁总理的任命。
根据当时的“情况”，北洋军既是全国最大的武力，段又是北洋派的领袖，他肯出面来讨伐叛逆，讨逆军事理当可以立即布置，顺利进行。但是问题并不这样简单。以前段用阴谋手腕促成这次复辟政变，为他自己创造重握政权的机会，但当事到临头之际，他又弄得手足茫然无措，没有一点把握找到一支军队来作为讨伐叛逆的基础。他派段芝贵去找直隶省长朱家宝和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这两人都因段已失势而置之不理。段便决定到南京与冯国璋计划讨逆军事。当时又有人提醒他：“冯是个野心很大的人，此时还没有表明对复辟问题的态度。如果冯是附和复辟的，此去就将成为他的政治俘虏。即使他反对复辟并且同意出兵讨伐叛逆，将来军事结束，这件‘再造共和’的‘伟大功勋’将归冯一人所有，冯将成为北洋派的惟一领袖。”这个意见，又使段决定终止南京之行。
关于如何着手组织讨逆军的问题，经过段派人物多方研究，后来才决定以驻马厂（天津以南）的第八师李长泰部和驻廊坊（天津以西）的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作为主要的策动对象，并与保定的曹锟密切联络。这些都是靠近北京的军队，用这些军队去打北京，是满有把握打垮北京的辫子军，并在短期内结束讨逆军事的。但是，新的困难又发生了：这些军队都不属于段派（皖系），而且实际上都是接近冯的直系军队，段不能以一纸命令把它们吸收到自己的讨逆旗帜之下。
后来这些困难并不是采取光明磊落的手段，而是采取鬼鬼祟祟的手段克服的。段用很多的金钱收买李长泰的老婆，通过她的关系，那个“忠实丈夫”才服服帖帖地接受段的指挥。段又把冯玉祥找来，叫他复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并以更多的权力许给曹锟。冯玉祥本是反对复辟的，曹锟为着个人的利害关系，也反对复辟，因此这两路人马也都凑拢起来了。
段在外交上还取得日本的帮助。日本方面曾派青木中将为段策划军事，并垫付军费100万元。此外，讨逆军必须以天津为其根据地，而根据辛丑和约，中国不得在天津周围20里内采取军事行动，这对讨逆军是一个很大的限制。这一问题也是由日本公使在公使会议上建议，在中国讨逆期间，各国应从权允许中国军队有行车及运输之自由，才得到解决的。
张勋宣布复辟之日，就是他身败名裂之时，复辟是开历史的倒车，冒天下之大不韪，因此，它是短命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这一点，勿庸多言。仅就他只带了5000“辫子兵”，依靠信誓旦旦的徐州之盟，断然宣布复辟而言，也绝不会有好下场。其实，徐州会议那类的盟约，在那些军阀、政客的手中，是他们之间尔虞我诈的产物，是一个非常不值钱的和最不可靠的玩物。然而，这个复辟狂却可悲地认为他已稳操胜券了。
在天津，复辟的前夕，段祺瑞当面向张勋表示对复辟一事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其用心是要借刀杀人；张勋认为对复辞“不能有所异同”的合作者冯国璋，也是志在总统，取黎元洪而代之，企望坐收渔人之利，而并非与他同心同德；素有“故主之恩”，并被张勋引为复辟同路人的陆荣廷，采取了最聪明的观望态度，以便看风使舵；复辟会议上首先慷慨激昂地表示赞成张勋复辟主张的安徽省长倪嗣冲，更是随机应变、见利忘义之徒，刚宣布复辟时，首先拥戴，就任了“安徽巡抚”，几天之后，一看形势不妙，马上转舵，又接受了代总统冯国璋对其“安徽督军”的任命，并借机吞并了张勋留在徐州的“辫子兵”；那位奉母命而行的福建督军李厚基，复辟时先观望了几天，然后，就口称“誓死拥护共和了”，但无实际行动；其他大军阀，如曹锟、张作霖、张怀芝之流也都做了和上述人物大同小异的表演。他们的这种翻云覆雨变幻莫测的态度，使张勋面临的形势急转直下，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所期待的一呼百应的热烈场面，而是四面楚歌的绝境。
这时，远离巢穴的“辫子军”军心动摇了，鼓噪复辟的遗老遗少也开始作鸟兽散，纷纷逃离北京。这样，张勋也要“金蝉脱壳”，一面请求辞去议政大臣和直隶总督的职务，一面想把徐世昌推到前面来调停并以太保名义组织内阁，收拾残局。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谁也不会出来做替死鬼，上这个当，更何况官场老手徐世昌了。张勋见此法不灵，便采取“走为上计”，他想逃往蒙古去，在那里招兵买马，以图再起，可是，京张铁路已被田中玉拆毁，交通中断了。这样，他是战必败，和不能，逃无路，只能坐困南河沿会馆了。这个几天前还是车水马龙、要人云集之地，如今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段于7月2日晚9时偕梁启超等行抵马厂。3日上午8时，第八师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公举段为讨逆军总司令，同一天，段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派段芝贵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并以梁启超、汤化龙、徐树铮、李长泰为讨逆军总部参赞，靳云鹤为总参议，傅良佐、曲同丰为参议，张志谭为秘书长，陶云鹏为副官长，曾毓隽为军需处长，刘崇杰为交涉处长，叶恭绰为交通处长，丁士源为军法处长，王克敏、吴鼎昌、吕调元等为顾问。
7月3日，段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出讨伐张勋的电报。
同一天，段发布了讨逆檄文。檄文说：“天降鞠凶，国生奇变！逆贼张勋以凶狡之资，乘时盗柄，竟有本月一日之事……是日夜十二时，该逆张勋忽集其凶党，勒召都中军警长官二十余人，列戟会议。勋叱咤命令，迫众雷同。旋即挈康有为闯入宫禁，强为拥戴。世中堂续叩头力争，血流灭鼻。瑾瑜两太妃痛哭求免，几不欲生。清帝孑身冲龄，岂能御此强暴，竟遭诬胁，实可哀怜。该伪谕中横捏我黎大总统、冯副总统及陆巡阅使之奏词，尤为可骇。我大总统手创共和，誓与终始，两日以来虽在樊笼，犹叠以电话手书密达祺瑞，谓虽见幽，决不从命，责以速图光复，无庸顾忌。我副总统一见伪谕，即赐驰电，谓被诬捏，有死不承。由此例推，则陆巡阅使联奏之虚构，亦不烦言而决。所谓奏折，所谓上谕，皆张勋及其凶党数人密室篝灯，构此空中楼阁，而公然腾诸官书，欺罔天下……该逆勋以不忘故主，谬托于忠爱。夫我辈今固服劳民国，强半皆曾仕先朝，故主之恋，谁则让人！然正惟怀感恩图报之诚，益当守爱人以德之训……前清代有令辟，遗爱在民，天厚其报，使继之者不复家天下而公天下，因得优待条件，勒诸宪章，砺山带河，永永无极。吾辈非臣事他姓，绝无失节之嫌；前清能永受殊荣，即食旧臣之报……张勋伪谕，谓必建帝号，乃可为国家久安长治之计。张勋何人，乃敢妄谈政治！使帝制而可以得良政治，则辛亥之役何以生焉？博观万国历史变迁之迹，由帝制变共和而获治安者，既见了矣，由共和返帝制而获治安者，未之前闻……祺瑞罢政旬月，幸获息肩，本思稍事潜修，不复与闻政事……既久奉职于民国，不能视民国之覆亡，且曾筮仕于先朝，亦当救先朝之狼狈……该逆发难，本乘国民之所猝未及防，都中军警各界，突然莫审所由来，在势力无从应付。且当逆焰熏天之际，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理所当然。本军伐罪吊民，除逆贼张勋外一无所问，凡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至于清室逊让之德，久而弥彰。今兹构衅，祸由张逆，冲帝既未与闻，师保尤明大义。所有皇帝优待条件，仍当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以著我国民念旧酬功、全始全终之美。祺瑞一俟大乱勘定之后，即当迅解兵柄，复归田里，敬候政府重事建设，迅集立法机关，刷新政治现象……”
以上文件，从纸面上就可能“听”得出是保皇党首领梁启超的声音。他首先有意识地虚构事实。硬说清室反对复辟，借以开脱他们的责任，并且一笔抹煞中国人民数十年来流血牺牲，前仆后继，推翻封建王朝的铁一般的事实，而把投降帝国主义、血腥镇压人民，进行黑暗统治的清政府说成是“代有令辟，遗爱在民”，把清政府的灭亡说成是“洞察世界大势，推诚逊让”。他对国体问题表示“无极端之美恶”，而他们之所以要维持共和国体，只是为了“既定后”不能“屡图变置”，只是为了害怕引起“友邦干涉”而“国运从兹而斩”。在讨逆文件的字里行间，十分明显地表现出：这些打着共和旗帜的讨逆者，正是忠于清室的“先朝旧臣”，在讨逆的动机，只是为了反对张勋“诬胁”清室和有害于清室的卤莽行动，在讨逆文件中，一再地强调保持“皇帝”的优待条件，“永勒成宪，世世不渝”，使人们看不清他们站的是什么政治立场；究竟是“不忍视民国之覆亡”而进行讨逆呢，还是为了“感恩图报，爱人以德，救先朝之狼狈”而进行讨逆？
梁启超的文章曾被称为“笔端带有魅力”，但是这些讨逆文件并不带有什么“魅力”，只能令人作呕。
在讨逆檄文中，把以王士珍为首的北京军警长官说成是“为保持市面秩序，不能不投鼠忌器，隐忍未讨”，因此，“除张勋外一无所问”，“由我旧侣，勿用以胁从自疑。”从这些话里可以“听”得出是北洋派领袖段祺瑞的声音。
7月2日，那个就职不过十天的内阁总理李经羲，化装为运煤工人，由北京逃往天津。
7月3日，程璧光与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联名通电讨伐复辟。
同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后发表通电说：“国璋在前清时代，本非主张革命之人……国璋今日不赞成复辟，亦犹前之不主张革命……彼（指张勋）视京师为其营窟，挟幼帝以居奇，手握主权，口含天宪，名器由其假借，度支供其虚糜，化文明为野蛮，委法律于草莽，此而可忍，何以国为！”这个电报的措词，也是非常使人惊异的。
由于南京和上海的实力派都表示了反对复辟的态度，浙江督军杨善德也于3日发表通电反对复辟。
……
7月4日，冯、段发出联名豪电说：“……国璋忝膺重寄，国存与存。祺瑞虽在林泉，义难袖手。今已整率劲旅，南北策应，肃清畿甸，犁扫逆巢。”
7月5日，段由马厂回到天津，在直隶省长公署处理讨逆军事，并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
从这天起，关于复辟问题的风向开始明显，那些骑墙观望的人都表示了反对复辟的态度，有些曾签字于徐州会议记录同意复辟以及接受伪职、悬挂龙旗的北洋军阀，也都摇身一变，变成了“誓死拥护共和”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