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猛烈攻击封建礼教比较出名的人物，还有吴虞。吴虞（1872-1949年），四川新繁人，早年留学日本，长期在成都教书，并在报上不断发表文章。1916年12月，他将自己的文章《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由成都寄给陈独秀，向《新青年》投稿，并给陈写了一封长信，表明自己的见解。陈对吴很赏识，称他为“蜀中名宿”，并把他的文章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吴虞对《新青年》能够发表自己的文章，感觉很荣幸，他在1917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之非儒及攻家族两种学说今得播于天下，私愿甚慰矣。”此后，他便在《新青年》上不断发表文章。《新青年》三卷四号发表了吴的《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同时也发表了他妻子吴曾兰（香祖）所写的《女权平议》，他非常高兴。在1917年9月初5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新青年》三卷四号一本，有余之《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篇，香祖《女权平议》一篇。香祖文后独秀识语云：‘此文作者吴女士，即又陵吴先生之夫人也’。可谓特别标识。”吴的文章，猛烈攻击封建家族制度和孔子学说，特别对儒家提倡的孝、弟予以无情的鞭斥。他认为“儒家以孝、弟二字为二千年来专制政治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因而使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于宗法社会，而不能前进。
吴虞早年思想，受老庄和李卓吾影响很多。他自向《新青年》投稿，参加新文化运动后，又受有鲁迅的影响。例如，他在《新青年》六卷六号（1919年11月1日）上发表的《吃人与礼教》，便是看了鲁迅的《狂人日记》（《新青年》四卷五号，1918年5月）后引起共鸣而写的。吴虞说：“他（指鲁迅）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我现在试举几个例来证明他的说法”。
吴虞发表的激烈言词，曾震动一时，在思想界起了一定的影响，陈独秀说他是“蜀中名宿”；胡适说他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反对封建八股
八股文是15世纪到18世纪中国封建皇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
清代科举，沿袭前朝，以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体为标准，分三级进行考试。每三年举办一次。县、府一级称院试，被录取者称秀才。省一级称乡试，秀才有资格参加乡试，被录取者称举人。各省举人到北京参加最高级考试，被录取者称进士。进士的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凡是考中举人和进士的人，就可以做官和享有社会特权。
因此，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是读四书、五经之类的孔夫子的教条。凡是违背这些教条的，就要被轻视、被申斥，甚至进“文字狱”。
那时的学者，在清初还是有些成就的，但从雍正、乾隆年间大兴“文字狱”，实行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后，学术的发展就停滞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与此相连，是考据学的兴起。如鲁迅所说：“清初学者，是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的。文字狱后，乃专事研究错字，争论生日，变了‘邻猫生子’的学者”。
清代八股文，不仅盛行于科举士人间，而且影响当时的文坛日趋摹古。雍正、乾隆年间，形成桐城古文派（以方苞、姚鼐为代表）。这一派主张“文以载道”，崇尚以“词章”宣扬“义理”，凡不合乎孔夫子的教条的，都不必写。这一派以唐宋以来古文派的正统自居，流行一时，成为清代封建文学思想的主要流派。和桐城派的散文相适应，还有“文选”（昭明文选）派的骈体文，刻意摹仿古典，滥用对偶排比，堆砌词藻典故。
俗儒好尊古，
日日故纸研。
六经字所无，
不敢入诗篇。
古人弃糟粕，
见之口流涎。
沿习甘剽窃，
妄造丛罪愆。
这是清末倡导“诗界革命”的维新派名诗人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中咏的几句诗，可说是切中时弊。“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凡是孔夫子没有讲过的话，都不能写进自己的诗文，这是多么严重的蒙昧教条啊！而这确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清末以来，要求变革的志士仁人，早不满意这种蒙昧状况。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篇，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烂”。革命派陈天华则用通俗流畅的白话文体写出《猛回头》《警世钟》等那样妇孺皆能上口的宣传文字：“拿鼓板，坐长街，高声大唱”（《猛回头》）。
清末也有人创制官话字母，提倡拼音文字，还有些人编了《白话报》、《白话丛书》（编者裘廷梁），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不过，这些影响都不很大。
《新青年》创办时，其文学作品以翻译、介绍为主，大多是托尔斯泰（俄）、屠格涅夫（俄）、左拉（法）、易卜生（挪威）、王尔德（英）的作品，又由于用晦涩的文言文表达，所以影响也不够大。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在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大约从这时开始，《新青年》展开了关于“文学革命”的讨论。
胡适在留学期间，便不断向《新青年》投稿。1916年10月，他在寄《新青年》编者的信中，提出“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即：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
接着，胡适将这八条，写成《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上，文字和顺序略有变动，但基本上还是那八条。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又将这八条名之为“八不主义”。
从以上的八条看来，胡适所说的“文学革命”，实际上只限于文体上的改革。这一点，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我的‘建设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1917年7月胡适回到中国后，到处演说“文学革命”，所宣讲的就是这种“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由此看来，胡适的所谓“文学革命”，就是提倡白话文的同义语。
新思想、新文学的反封建内容，需要新的形式去适应，以便于它的表达和传播。因此，白话文的提倡是有意义的。1918年后，《新青年》和新文化界比较普遍地使用白话文，有力地促进了新思想、新文学运动的开展。而且，白话文既然能够使语言和文字统一起来，就使文字更能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这对于群众性的启蒙运动也是很有利的。
白话文有利于文学革命的开展，但提倡白话文并不一定就是文学革命。形式和内容并不是等量齐观的。白话文的形式，适合于新思想、新文学的内容，但它也同样可以装进反动的东西。文言文的形式，适合于封建思想、封建文学的内容，但它也并不是绝对不能为革命思想、革命文学所利用。把问题绝对化，就必然要犯形式主义的错误。
1917年2月，《新青年》编者陈独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旗上亮明了三大主义：
一、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二、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三、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这样，《文学革命论》提出的问题，已经不是仅限于文体，而是接触到内容了。
在讨论中，表现最激烈的是钱玄同。
钱玄同是一个激烈的语言文字改革者。他以“疑古”为号，表示对传统文化的坚决否定。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提出废汉文和废汉语的主张。他说：“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钱在这里虽然缺乏历史主义的分析，但他的改革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把内容和形式结合得很好的，仍然是鲁迅。《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白话文小说的陆续出现，作出了典范，显示了“文学革命”的成果。这些小说，“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
这时（1918年），李大钊也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他的《今》《新的！旧的》两篇著名论文，都是用白话写的。他还开始用白话写了一首《山中即景》的短诗，登在《新青年》五卷三号上。诗的原文是：
是自然的美，
是美的自然；
绝无人迹处，
空山响流泉。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云飞人自还，
尚有青山在。
这是描写他的家乡昌黎五峰山的情景，读来给人一种清新、朴实、自然的快感，是自然的白话，是白话的自然，让人觉得新诗的可爱。
除以上所举外，当时积极赞助白话文的，还有刘半农。他在1917年3月就发表有《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在1918年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后，他的作品主要是白话诗。
新文化运动兴起了。但由于这个运动没有和政治革命相结合，因此还没有引起敌对方面的注意。新文学家们“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可是“桐城”和“选学”却置之不理。这种情况，使新文学家们不免感到寂寞。为了引起敌对者重视，《新青年》同人不得不由钱玄同和刘半农扮演了一出双簧戏。
1918年3月，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通信，用文言文的形式，以封建文人的口气，把反对新文学的主张一一罗列出来，表示对新文学的进攻（这封信用小号字体排印）。就在这封信的后面，刘半农作了一篇长达近万言的回答，对“王敬轩”的来信逐段（共分八段）进行了驳斥（这个回答是用大号字体排印的）。
新文学家们煞费苦心扮演的这场斗争，虽然也引起了一些反映（例如《新青年》的通信栏中有崇拜“王敬轩”者，也有反对“王敬轩”者），但是仍然没有引起那些“桐城”“选学”大师们的重视。
这种状况，到了1918年底和1919年初，文化革命和政治运动相汇合的时候，就有所改变了。那时，“新旧思潮的大激战”，已使新文学家们无寂寞之感了。
百家争鸣
社会历史当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时，随着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动，文化思想上也必然会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而每一次的百家争鸣，又推动了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诸子百家，学派林立，争辩不已。
西欧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也先后在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地造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恩格斯称那时“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
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即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这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也有了相应的发展。而作为它们的反映并为它们服务的新文化，是必然要发生的。
但是，五四启蒙运动既不同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也不同于法国的启蒙运动。因为，它不仅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辛亥革命）的思想上的补课，而且又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曲。它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纪元衔接起来了。
因此，中国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局面，更显出了它的复杂局面。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两个阶段：
“五四”前的启蒙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新学”和封建主义的“旧学”之争。
“五四”后，即十月革命传入马克思主义之后，虽仍然是“新”“旧”之争，但是“新”的中间，却是百说杂陈了，有民主主义，也有社会主义；有马克思主义，也有修正主义；有国家主义，也有无政府主义等等。当然，历史最后宣判，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
但是，我们不应割断历史。正是“五四”前的启蒙运动，特别是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所创造的百家争鸣局面，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创立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当时入学者，为出身于举人、进士的京官，校舍在马神庙公主府。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一度停办。辛丑后，续办，并增设速成科，分仕学、师范两馆。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又增设进士馆（在太仆寺街）、译学馆（在北河沿）、医学馆（在后孙公园）等。清末宣统年间，改办分科大学，设有经、法、文、农、工、商、格知等科。
1912年（民国元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除经科归并文科外，余仍照办，（1914年，农科改为农业专门学校）。1916年，建寄宿舍于汉花园（旋改为教室）。
从1912年至1916年，先后任北京大学校长者有严复、马良、何时、胡仁源等。历年各科毕业生数目如下：
蔡元培于1917年任北大校长后，将工科进入北洋大学，商科停办（商业学隶于法科）。这样，北京大学便逐步成为文、理、法三科。1919年，废去文、理、法各科名目，改称第一院、第二院、第三院，采用分系制。第一院在汉花园，第二院在马神庙，第三院在北河沿。这时，学生人数有很大增加，1912年学生注册人数为800多人，而1919年则达到2000多人。教员人数也有很大的增长，1912年教员人数为53，而1918年则增长到217人。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重要改革是：
1.提倡学术研究。
1917年以前的北京大学，仍沿袭着京师大学堂的旧传统，不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关，而是一个谋求升官发财的阶梯。由于开办时收的学生是“京官”，所以学生一向都被称为“老爷”。有人回忆说：当时上体育课，教师发口令，也毕恭毕敬地喊：“老爷，向右转！老爷，向左转！”而监督和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学生对教员的评价，不是看学术水平，而是看他在政府中的官阶。因为老师有地位，学生毕业后才有靠山。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预科毕业后，愿入法科，而不愿入文科。教员在这里也多是敷衍塞责，上课时照读一遍第一次的讲义，不管学生听与不听；考试时把题目和范围告诉学生，以避免学生的怀恨和顾全自己的体面。教员中很少有研究学问的习惯。
蔡元培到校后，首先针对这些陋习加以改革。他在就任的演说中，便对学生以“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三事相勉。他在解释“抱定宗旨”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
2.展开百家争鸣
为了造成学术空气，必须聘请学有专长的教师。蔡元培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教育家，他对教员的选择，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在这一方针下，《新青年》的编者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沈尹默等，均被请来任教；同时，“拖长辫而持复辟论”的辜鸿铭，“筹安会之发起人”刘师培，也被请来任教；蔡元培虽在北大组织进德会，戒嫖、戒赌、戒娶妾，但教员中如有违反这些戒条的，也不过苛责备，因为他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看来蔡元培是很懂得这一道理的。
对于各种学派，只要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可以自由争鸣，让学生自由选取。蔡元培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又说：“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3.对学生的政治活动，不予严格干涉
对于学生参加政治活动，蔡元培虽不很赞成，但也不采取严格的干涉，基本上是自由主义的态度。他说：“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
4.中外教员，一视同仁
当时北京大学各科都聘有几个外国教员，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经过试用之后，发现学问并不都是很好，而且有的外国教员向不好的中国教员学，消极怠工。因此，蔡元培就按合同将这样的人辞退。有一个被辞退的法国教员声言，要控告蔡。一个被辞退的英国教员竟上朱尔典（英国驻北京公使）那里去要其和蔡谈判。朱尔典这个帝国主义分子，竟摆出太上皇的姿态，放出口气说：“蔡元培是不想当校长了。”对于这些，蔡都置之不理，一笑了之。
蔡元培为了贯彻他的教育方针，在帝国主义分子威胁面前，没有屈服、退缩，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北京大学的改革，特别是文科的改革，使新文化运动获得一个有力的据点，使《新青年》团聚了更多的新文化人，使学生有了接受新思潮和参加政治活动的机会。同时，古老的北京，又是新旧思潮交锋的最前线。因此，这一改革，在五四运动史上是有意义的。蔡元培“兼容并包”的方针，尽管在主观上还反映了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性，但在客观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北大成为运动的中心，不是偶然的。
第四节 新世纪的曙光：一声炮响传革命
正是落叶惊秋的季节，俄罗斯传来一声炮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
革命导师列宁挥舞着他那强劲的巨掌，宣告了历史新纪元的到来。
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汇合成一股汹涌壮阔的巨流，形成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第一个世界革命的高潮。
孙中山说：“有了十月革命，便使人类产生了一个大希望。”
李大钊很形象地比喻道：“俄国的革命，不过是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
1918年1月，日本巡洋舰驶进了海参崴，英国巡洋舰跟着也进来了。
一学生曾断左手中指血书：“案件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
李大钊是应永远怀念的，红楼也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划时代的炮声
1917年11月7日，北京香山的红叶已纷纷落地了。正是落叶惊秋的季节，北方的邻国――俄罗斯，传来一声炮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革命导师列宁挥舞着他那强劲的巨掌，宣告了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当日上午10时，列宁在为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起草的《告俄国公民书》中写道：
临时政府已被推翻。国家政权已转到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的机关，即领导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军事革命委员会手中。
立即提出民主和约，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工人监督生产，成立苏维埃政府，所有这一切人民为之奋斗的事业都已有了保证。
工人、士兵、农民的革命万岁！
同日晚，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了。11月8日晨5时，代表大会通过了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批准了由列宁起草的《告工人、士兵、农民书》，宣布：“各地全部政权一律转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各地苏维埃应负责保证真正的革命秩序。”同日晚，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上，列宁宣读了《和平法令》《土地法令》。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些法令。
大会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成立工农临时政府管理国家，临时政府定名为人民委员会。”大会推举列宁为人民委员会主席。
11月9日，苏维埃代表大会闭幕。
彼得格勒的起义发动后，莫斯科在11月7日晚也发动了起义，经过数天的战斗，反革命军队于11月15日投降。
彼得格勒、莫斯科起义胜利后，反革命派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纷纷组织各种反革命的中心，和外国反动派相勾结并在其唆使下，阴谋发动叛乱。这种情况说明：苏维埃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和巩固，还需要一个艰苦的战斗过程。
但是，十月起义终于胜利了，工人阶级已划时代地成为俄国的统治阶级。
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其他一切的资产阶级革命都不相同。过去的资产阶级革命，把人民从封建主义的剥削和枷锁下解放出来，但又给人民带来新的资本主义的剥削。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把人民从一切形式的剥削和枷锁下解放出来。
为了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以镇压剥削阶级的一切反抗。列宁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
1917年底和1918年初，苏维埃政权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对旧军队的一切不良制度进行了彻底的破坏，使军队中的全部权力转移到士兵苏维埃和委员会手中，并确定了建立工农红军的制度。
根据1917年底苏维埃政权颁布的法令，旧的司法制度被废止了，新的人民法庭成立了。
旧的警察队伍，还在二月革命的日子里，就被工人阶级摧毁了。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虽然组织过民团，但不是由劳动人民组成的。十月革命后，工人阶级建立了自己的民团，帮助苏维埃维持革命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