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德原是德国驻华公使，他是在义和团运动高涨期间丧命的。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人民自发地展开了反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而西太后（慈禧）掌权的清政府，在废存光绪皇帝的问题上，和帝国主义一度产生矛盾（西太后立大阿哥溥，准备庚子年登位，被驻京公使拒绝），因而利用义和团的民气，对外宣战。清政府在宣战的时候，还鼓励捕捉洋人：“果能生擒洋人一名，男则赏银五十两，女则四十两，幼则三十两”。在这种政策下，恰巧德公使克林德坐轿往总署，经过东单北边，被企图领赏银的满洲兵丁枪杀。这一事件，成为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的借口。
义和团运动被镇压，清政府彻底投降帝国主义，1901年，签订了屈辱的《辛丑和约》，其中的第一条，就是为克林德被杀赔礼道歉的事。《和约》写道：
第一款 一，大德国钦差男爵克（林德）大臣被戕害一事，前于西历本年六月初九日，即中历四月二十三日，奉谕旨钦派醇亲王载澧为头等专使大臣赴大德国大皇帝前，代表大清国大皇帝及国家惋惜之意。醇亲王已遵旨于西历本年七月十二日，即中历五月二十七日，自北京起程。
第一款 二，大清国国家业已声明，在遇害处所，坚立铭志之碑，与克大臣品位相配，列叙大清国大皇帝惋惜凶事之旨，书以辣丁、德、汉各文。前于西历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中历六月初七日，经大清国钦差全权大臣文致大德国钦差全权大臣，现于遇害处所，建立牌坊一座，足满街衢，已于西历本年六月二十五日，即中历五月初十日兴工。
根据以上条文，第一赔礼道歉，第二竖立牌坊，已经规定的相当清楚了。不过，就是在这样一款的谈判中，还相当费周折呢！参与此事的赛金花，在晚年的时候，曾作过番表功的忆述，她说在谈判过程中，克林德夫人是执拗的，经过她的劝说，才解决了问题。她是怎样劝说的呢？先是把罪责推到义和团身上，然后提出了建立牌坊的办法，她向克林德的老婆说：“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个石碑，或铸一个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都是竖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的牌坊么？那都是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公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是皇上给他赔了罪了。”经过赛金花的劝说，克林德的老婆算是同意了，赛在叙述这段历史后，洋洋得意地说：“经我这样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喜欢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的头一项就是这事哩！”
赛金花认为是光荣，实际是中国人的莫大耻辱，因为这是中国战败、中国的反帝运动被镇压下去的记录。中国人每当走到这座石头牌坊（当时北京人通称克林德碑为“石头牌坊”）下的时候，怀念的并不是克林德，而是那些被杀害的义和团团员和广大无辜的北京市民们。
因此，当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即德国被打败、和协约国签订休战条约的时候，这座牌坊便从克林德被杀害的地方（东单北）迁到了现在的中山公园（当时叫中央公园），牌坊的名字，也改成了“公理战胜”。
除克林德碑的搬迁和改动外，为了庆祝欧战协约国的胜利，北京政府还以参战国资格在北京举行了三日大庆（1918年11月28日至30日），在故宫内的太和殿前还举行了四五个小时的阅兵典礼，所有在京的北洋军都参加受检，由大总统徐世昌率领国务总理、陆军部长等官员检阅，并请各国公使等参加观礼。检阅后，又共同至中南海总统府举行宴会，绿酒红灯，轻歌曼舞，好不热闹。
其实，中国并没有一兵一卒参加欧战（只是派了些华工到欧洲去）。北京政府耀武扬威，只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所以，头脑比较清醒的人，对北京政府的这种虚假的光荣，并不觉得值得祝贺；对于中国虽有战胜国的虚名，但能否和战胜国处于平等的地位，挽回失去的利权，表示忧虑。因此，有人作诗对北京政府的庆祝加以讽刺说：
自家面目自家知，
粉饰徒能炫一时；
漫说邻家西子色，
效颦总不掩东施。
“公理战胜强权了吗？”
1918年11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已以协约国战胜而告终。1917年8月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后，虽未派一兵一卒赴欧洲作战，但曾派出了20多万华工到战争前线及英法俄等国充当军役，所以理所当然是战胜国之一。举国上下为之欢腾，徐世昌更喜之不尽，决定在紫禁城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以示庆贺，并请各国公使等参加观礼。
1918年11月28日，天刚蒙蒙亮，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就已站满了人。此时的晨风虽不寒彻肌骨，也冷飕袭人。人们缩着脖、袖着手，在一片唏嘘声中期待着阅兵仪式。
检阅后，又共同到中南海举行宴会。宴会上，灯红酒绿，一片轻歌曼舞，好不热闹。实际上，中国没有一兵一卒参加欧战，只是派了一些华工到欧洲去。北京政府耀武扬威，只不过是借他人之光以自炫罢了。
当欧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候，中国除了官方举行庆祝活动外，在民间也举行了庆祝活动。
当德国投降的消息传到北京时，北京各学校便于11月14日到16日，连续放假三天，庆祝胜利。
整个北京大街小巷，悬满了大大小小的五色国旗，电灯昼夜照耀着。锣鼓声、乐器声响成一片。好一片热闹的景象。
这种庆祝的气氛，特别是在东交民巷和天安门一带，表现得尤为明显。只见人群拥挤不堪，一片欢腾的样子。
大街上种种欢愉高兴的声音中，人们说得最多的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来举国的蒙羞的石头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称为石头牌坊）已经拆毁了。”
在这片欢腾的气氛中，北京大学在天安门举行了演讲大会。
这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情绪特别好，“兴致最高”。他特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借了天安门的露天讲台，邀北京大学教员于15、16日举行对民众的演说大会。
参加演讲的有蔡元培、陈独秀、王建祖、胡适、陶孟和、马寅初、陈惺农、李石曾。此外还有来宾丁文江、廖世功、冯执中等共11人。
11月15日，立冬不久，北京虽有几分寒冷，但天气晴朗。在天安门前的露天讲台前，围着一群学生和市民，正在听北大校长那精彩的演说。
当天，蔡元培演讲的题目是《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只见他戴着一副金边眼镜，留着小分头，穿着一身黑色的礼服。
他站到讲台前，用清晰而响亮的声音开始演讲了：
“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但我们的平民大学何以开在这个时候呢？现在正是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人高兴得了不得。请教为什么这样高兴？怕有许多人答不上来。所以我们趁此机会，同大家说说高兴的缘由。
诸君不记得波斯拜火教的起源么。他用黑暗来比一切有害于人类的事。“用光明来比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所以说世界上有黑暗的神与光明的神相斗，光明必占胜利。这是世界进化的状态。但是黑暗与光明，程度有深浅，范围也有大小，譬如北京道路，从前没有路灯，行路的人，必要手持纸灯，那时候光明的程度很浅，范围很小。后来有公设的煤油灯，就进一步了。近来有电灯汽灯，光明的程度更高了，范围更广了。世界的进化也是如此。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取消了。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别有光明主义来代它。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奥的贵族以外，没有不高兴的。”人们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静静地聆听着这位国内第一大学的校长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析，感到入情入理，增长了不少知识。
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和蒙受了国际资产阶级与军阀政府的欺骗宣传，蔡元培是站在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把德国军国主义看作海盗和侵略者，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把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看作是民主主义，是公理和人道的化身。所以他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武断主义的消灭，平民主义的发展”“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的发展”。他还认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在美国国会提出的和平宣言十四条，是“平民主义的新纪元”。显然，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另一方面，认识上的局限性，并没有影响蔡元培对光明的歌颂和对进步的追求。
俄国沙皇的被推翻，不可一世的德国军国主义的最后被打败，这些使蔡元培受到了鼓舞，帮助他进行反军阀政府的政治宣传，增加了斗争的勇气和信心。
在演说中，蔡元培借德国军国主义失败的事实，来预示国内穷兵黩武、坚持武力统一中国的皖系军阀的末路，并由此期望中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他说：“世界的大势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着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蔡元培于1868年1月11日出身于浙江绍兴山阴县一个商人家庭。
绍兴位于浙江东北部，地处杭州湾钱塘江的南岸，属于美丽富饶的浙东平原。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产生过许多的政治家、学者、诗人和书画家。
受环境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蔡元培从小就好学。1889年，年仅23岁的他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与王昭女士结了婚。第二年赴北京会试，中式为贡士。1892年，他被录取为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很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他的才华得到了清廷户部尚书翁同苏的赏识。
年仅20多岁的蔡元培已是一个才思横溢、声闻当代、朝野争相结纳的士大夫。
《辛丑条约》签订后，蔡元培开始决意参加革命工作。他与其他一些革命志士一起，组织了暗杀团，成立了光复会。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担任了教育总长。袁世凯当上总统后，他受袁世凯和唐绍仪的一再邀请，不得不在唐绍仪内阁中担任教育总长。后来，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暴露得越来越明显，蔡元培辞职南下，赴德国留学。此后，他极力倡导留法勤工俭学。
1916年10月，蔡元培离开法国马赛，返回国内。随即被北洋政府教育部委任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4日正式到任就职。
从此，蔡元培开始了北京大学的校长经历。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又在天安门露天讲台上向听众发表了《劳工神圣》的演说。他一方面提示人们去憎恶和反对那些巧取豪夺、祸国殃民的官僚、军阀、政客、奸商等社会蠹害，唾弃他们的腐朽寄生生活，另一方面，他又要大家“认识劳动的价值”，他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用那特有的学者加政治家的风度，指出：“诸君！此次世界大战争，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啊！”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于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继遗产的纨衤夸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谘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枉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
蔡元培在演说中，几次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
“劳工神圣”在五四时期特别在五四运动后，成为流行的口号，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对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以前就喊出了这一口号，这是他同情支持劳动群众、反对军阀官僚统治的进步政治倾向的鲜明表现。
新文化运动领袖们走上天安门大讲台
从1915年下半年开始，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出版为标志，兴起了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的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文化运动。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陈独秀、胡适等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陈独秀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
陈独秀在天安门前的演讲中，也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
那么，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陈独秀认为：“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根据这样的认识和推理，他主张：“我们东洋各国列席巴黎和会的委员，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本消灭了。”应当说，陈独秀这时对外存在着严重的幻想。
在国内的问题上，陈独秀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勇敢地提出了除“三害”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张。
他提出：中国若不除这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之日。而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的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良心的依赖势力为后援的“狗党”。
陈独秀是安徽怀宁人。后来成为五四运动的领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
当他一涉足于政治斗争，便把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把希望寄托于的人民的觉悟和群众的政治运动。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是为欧战胜利发表演说，李大钊看到的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军国主义的失败；而胡适宣扬的则是美帝国主义的胜利，吹嘘的是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所谓和平十四条，在群众中散布对美国的幻想。
胡适在演说中说：“这一次协约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国，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如今且说美大总统所主张，协约各国所同声赞成的‘解决武力’的办法是什么？”即：“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
胡适在这里宣扬的“解决武力”的办法，即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8日在美国国会演说中所提出的十四条。
十四条，曾轰动一时。为了剖析，有必要先看一下它的原文：
一、公开之和平条约，以公开之方法决定之。
此后无论何事，不得私结国际之盟约。凡外交事项，均须开诚布公执行之，不得秘密从事。
二、领海以外，无论和平或战时，须保绝对的航海自由。
但于执行国际条约时，得以国际之公意，封锁一部分或全部之公海。
三、除却各种关于经济之障碍物，使利益普及于爱和平及保障和平之各国。
四、立正确之保障，缩小武装至最低额，而足以保护国内治安为度。
五、对于殖民地之外置，须推心置腹，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殖民地人民之公意，当与政府之正当要求共适权衡。此种主义，各国须绝对尊重，不得丝毫假借。
（以下第六条至第十三条，系论及俄国、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奥匈、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地内哥罗、土耳其、波兰等国具体问题者，均从略。）
十四、确定约章，组织国际联合会（General Association of Nations），其实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
如果不被以上各条许多美丽的辞藻所迷惑，透视一下，就不难看出：
在其第一条中，虽然在形式上提出反对秘密条约的字样，但实际上是为了扩张美国霸权。因为，这一条在当时的意义，只是反对了那些没有美国参加并妨碍美国扩张计划的那些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密约。
在其第二条中，虽然提出了“航海自由”的口号，但其目的，是在于反对英国的海上霸权，以便美国取而代之。
在其第三条中，所提出的问题，是再一次宣扬“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政策，其目的是借各国在战后精疲力竭之际，使美国控制世界市场。
在其第四条中，提出所谓缩军问题，其目的在于解除美国对手的武装。
在其第五条中，提出“公道”地解决殖民地问题的虚伪口号，而在实际上，是美国要求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变为自己的殖民地。
在其第十四条中，提出了国际联盟的计划，其目的是要动员国际反动派的一切力量在美国统率之下，进行反对苏维埃俄国和世界革命的活动。
威尔逊十四条的实质，时间过得愈久，暴露的也愈加清楚。但是，它在当时确实迷惑了很多人。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的发刊词（1918年12月）中，就认为：“美国大总统威尔逊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可算得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既然陈独秀都这么说，那么青年学生中受迷惑的人就更多了。11月30日晚，北京大学的学生举行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门前表示祝贺。北京各校的学生，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去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开幕，社会各界舆论中就充满了更多的幻想，报纸杂志纷纷著文庆祝，上海《民国日报》在1919年1月5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把欧战的胜利说成是“协约国及美国之大战成功”，说这次巴黎和会召开时，中国可以“挽百十年国际上之失败”，使中国能够“在英法美并驾齐驱”。一个作者在一篇题名为《欧战后中国所得之利益》一文中，不仅幻想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关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提案会成功，而且预卜和会讨论范围以外，中国还能够获得许多根本利益（如“军阀势力之消灭”“海外移民之发展”、“道德基础之稳定”等）。认为中国从此会来一个大翻身。这实在是太天真了！
梁启超当时写了《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说：“今次之战，为世界之永久平和而战也。”他认为威尔逊提出的“国际联盟”是实现“将来理想的之世界大同”的“最良之手段”，并说：“吾国人热望此同盟之成立，几于举国一致，此吾所敢断言也。此同盟最要之保证条件，即在限制军备。故吾谓我国为表示此热望之真诚起见，宜率先厉行裁兵。盖侵略主义既为天下所共弃，此后我友邦断无复有以此加诸我。藉曰有之，而亦必有他方面之制裁，使莫能发，故此后更无国防之可言。”
梁启超在这里替威尔逊的“国际联盟”大肆宣扬了一番，断言中国“举国一致”“热望此同盟之成立”，并认为天下从此没有侵略主义了。梁的这番和平主义的散布，毫无疑问，又加重了人民群众中原有的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除了上述这种突出的和平主义论调外，当时的许多群众团体也曾经企图联合起来，向巴黎和会表示人民的愿望，给和会以影响，使其实现中国独立的要求。例如，留日学生救国团曾提议组织赴欧公诉团；国民对日外交后援会决议派代表赴欧；上海工商界的许多团体曾组织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并联合全国商会联合会及各省商会，共同向巴黎和会提出要求。
尽管这些群众团体显示了必须以群众力量来影响和会的意愿，但是，它们对和会充满幻想，这又是和上述那种论调共同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在提议组织国民赴欧公诉团的意见书中说：“兹值战局告终，和会开幕，强权失败，公理昌明。正我国人仰首伸眉，理直气壮，求公判于世界各国之会。”
“公理战胜，强权失败”，这简直成了当时人们的一句口头禅。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刊词中，全篇主旨就是“公理战胜强权”这一句话。克林德碑由东单移到了中央公园，上面大书的也是“公理战胜”这四个字。
公理战胜了！公理战胜了！
但是，公理果然战胜了吗？
请看事实的回答。
（摘自《天安门见证录》）
分赃会议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战胜的协约各国忙碌起来了。它们纷纷拟定各种瓜分世界的蓝图和许多具体方案，准备到巴黎去开“和会”。所谓和会者，分赃会之别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