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是历代智者的忠告，更是一门处世的艺术。世事如浮云，瞬息万变。不过，世事的变化并非无章可循，而是穷极则返，循环往复。人生变故，犹如环流，事盛则衰，物极必反。生活既然如此，为人处世就应处处讲究恰当的分寸。
退一步不为低
立身如果不能站在更高的境界，就如同在灰尘中抖衣服，在泥水中洗脚一样，怎么能够做到超凡脱俗呢？为人处世如果不退一步着想，就像飞蛾投入烛火中，公羊用角去抵藩篱一样，怎么会有安乐的生活呢？
卓茂是西汉时宛县人，他的祖父和父亲都当过郡守一级的地方官，自幼他就生活在书香门第中。汉元帝时，卓茂来到首都长安求学，拜在朝廷任博士的江生为师。在老师指点下，他熟读《诗经》、《礼记》和各种历法、数学著作，对人文、地理、天文、历算都很精通。此后，他又对老师江生的思想细加揣摩，在微言大义上下苦功，终于成为一位儒雅的学者。在他所熟悉的师友学弟中，他的性情仁厚是出了名的。他对师长，礼让恭谦；对同乡同窗好友，不论其品行能力如何，都能和睦相处，敬待如宾。卓茂的学识和人品备受称赞，丞相府得知后，特来征召，让他侍奉身居高位的孔光，可见其影响之大。
有一次卓茂赶马出门，迎面走来一人，那人指着卓茂的马说，这就是他丢失的。卓茂问道：“你的马是何时丢失的？”那人答道：“有一个多月了。”卓茂心想，这马跟着我已好几年了，那人一定搞错了。尽管如此，卓茂还是笑着解开缰绳把马给了那人，自己拉着车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对那人说：“如果这不是你的马，希望到丞相府把马还给我。”
过了几天，那人从别的地方找到了他丢失的马，便到丞相府，把卓茂的马还给他，并叩头道歉。
一个人要做到像卓茂那样，的确是不容易的。这种胸怀，不是一时一事就能造就的，它是在长期的熏陶、磨炼中逐渐形成的。俗话说，退一步不为低。能够退得起的人，才能做到不计个人得失，才能站在更高的境界，才能与人和睦相处。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
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适应了环境，它就会生长。修道也不是空行的，遇到缘分就能适应。
佛教讲“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因为“缘起”，因此人生有无限的机会、无限的力量、无限的潜能、无限的意义。可以说，人生就是一个“无限”。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无限，就毫无顾忌，妄肆而为。有的时候，更应该有个“适可而止”的人生。强开的花难美，早熟的果难甜，天地的节气岁令，总有个时序轮换。《宝王三昧论》也说：“于人不求顺适，人顺适则心必自矜。见利不求沾分，利沾分则痴心亦动。”“适可而止”，实在可以作为座右铭的参考。
在生活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的起承转合过程中，人应随时随地、恰如其分地选择适合自己的位置。中国人说“贵在时中”，时就是随时，中就是中和，所谓时中，就是顺时而变，恰到好处。正如孟子所说的：“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鉴于人的情感和欲望常常盲目变化的特点，讲究时中，就是要注意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一个人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是看他会不会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并不是懦弱畏难。当人生进程的某一方面遇到难以逾越的阻碍时，善于权变通达，心情愉快地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目标去追求，这事实上也是一种进取，是一种更踏实可行的以退为进。古人说：“力能则进，否则退，量力而行。”自不量力是做人的大敌。当一个人在一种境地中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退一步反而海阔天空。
一个聪明的女人懂得适度地打扮自己，一个成熟的男子知道恰当地表现自己。美酒饮到微醉处，好花看到半开时。明人许相卿说：“富贵怕见花开。”此语殊有意味。言已开则谢，适可喜正可惧。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步。此所谓“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宋人李若拙因仕海沉浮，作《五知先生传》，谓做人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时人以为智见，反其道而行，结果必适得其反。
君子好名，小人爱利，人一旦为名利驱使，往往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尤其在中国古代的政治生活中，不懂得适可而止，见好便收，无疑是临渊纵马。中国的君王，大多数可与同患，难与处安。所以做臣下的在大名之下，往往难以久居。故老子早就有言在先：“功名，名遂，身退。”范蠡乘舟浮海，得以终身；文种不听劝告，饮剑自尽。此二人，足以令中国历代臣宦者为戒。不过，人的不幸往往就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任何人不可能一生总是春风得意。人生最风光、最美妙的时刻往往是最短暂的。俗言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世故如此，人情也是一样。与人相交，不论是同性知己还是异性朋友，都要有适可而止的心情。君子之交淡如水，既可避免势尽人疏、利尽人散的结局，同时友谊也只有在平淡中方能见出真情。越是形影不离的朋友越容易反目为仇。因此，古人告诫说：“受恩深处宜先退，得意浓时便可休。”即使是恩爱夫妻，天长日久的耳鬓厮磨，也会有爱老情衰的一天。北宋词人秦少游所谓“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不只是劳燕两地的分居夫妻之心理安慰，更应为终日厮守的男女情侣之醒世忠告。
古人言：“乐不可极，乐极生悲；欲不可纵，纵欲成灾。”乐极生悲一语中国几乎妇孺皆知，但一般人对它的理解，往往是一个因快乐过度而忘乎所以、头脑发热、举止失矩，结果不慎发生意外，惹祸上身，化喜为悲。凡读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的人，大致上可以领悟乐极生悲的含义。在崇山峻岭、茂林修竹的雅致环境里，众贤毕至，高朋会聚，曲水流觞，咏叙幽情，这是何等快乐！王羲之欣然记道：“是日也，天朗气晴，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但是，就在“怡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之时，突然使人产生了万物“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悲哀，于是情绪一转：“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憾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阵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这是真正的乐极生悲。类似的心情变化可以在苏东坡的《前赤壁赋》中进一步印证。苏东坡与客泛舟江上，“饮酒乐甚，扣舷而歌”，这本来是很快活的，偏偏乐极生悲，“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偏偏又鸣鸣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八个字真是把一个人由乐转悲之后的难言心境写绝。饮酒本是一件乐事，但多愁善感的人饮酒，往往会见物生情，情到深处反添恨。正如司马迁所说：“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
乐极生悲概括地讲，是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和留恋而生出的惘然和悲哀，详情而言，是一个人对生活中好花不常开，好景难常在的无奈和怅怀。人的情绪很难停驻在一种静止的状态，人对世事盛衰兴亡的更替习以为常之后，心境喜怒哀乐的轮回变换也成为了自然，人在纵情寻乐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莫名其妙的空虚伤怀，推之不去避之不开，因为欢乐和惆怅本来就首尾并列。所以庄子在“欣欣然而乐”之后感叹：“乐未毕也，哀又继之。”人只有在生命的愉悦中才能体会真正的悲哀。所以，真正的丧亲之痛，不在丧亲之时，而在合家欢宴，或睹旧物思亡人的那一瞬间。人在悲中不知悲，痛定思痛是真痛。
过犹不及，寻求平衡
《菜根谭》中曾描绘过这样一种境界：官爵不要太高，不要一定达到位极人臣，否则就容易陷入危险的境地；自己得意之事也不可过度，不能得意忘形，否则就会转为衰颓；言行不要过于高洁，不要盲目清高，否则就会招来诽谤或攻击。
这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处世良方。孔子曾说过：“过犹不及。”采取均衡状态，不过分，不嚣张，却也没有很消极落后，这是一种智慧，即是儒家的“中庸”之说。《菜根谭》中有许多关于“中庸之道”的金玉良言，如：“人生太闲，则别念穷生；太忙，则真性不现。故士君子不可不抱身心之忧，亦不可不耽风月之趣。”
同样的道理，在我们精神愉悦的时候，也不能忘乎所以，适可而止才能掌握真正的快乐。大凡美味佳肴吃多了就会产生强烈的排斥和恶心，只要吃一半就够了；令人愉快的事追求太过，或者享受的欢乐，自己却把握不住，就成为败身丧德的平台，能够控制一半才是恰到好处。
在很多人看来，名分多多少少都要有点，即使是虚名，所以还是有不少人去追求。这样注重虚名，只能让自己越来越肤浅。人有了虚名，往往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三国时的许靖就是由于有些虚名，被士大夫们所看重，因而也被刘备利用了。
三国的刘璋，属下还有个叫许靖的，汝南郡人。在他年轻时，就与堂弟许劭一样，善于褒贬评论人物。由于战乱不断，辗转来到益州，先后担任巴郡、广汉、蜀郡等大郡的太守，与当时的社会名流，诸如华歆、王朗、陈群这些魏国的辅佐大臣都有来往，尤其是在知识分子中很有些名气。可是，就在刘备围攻成都的时候，许靖曾准备背叛刘璋，趁刘璋不注意，出城投降刘备，因为被发觉，没有成功。刘璋也看到自己本来是危在旦夕，因此没有杀他。后来刘璋投降了，刘备对那些跟着刘璋投降过来的人，都妥善地予以安排任用，就是瞧不起许靖，认为他对主人不忠，不打算任用他。
刘备的手下法正进言说：“天下有喜欢要虚名，实际上没有真才的人，许靖就是这样的人。然而现在您才创建大事业，凡事您不可能挨家挨户地向人们去解释。许靖的虚名，传扬于天下。如果您不特别礼遇、重用他，天下的人因此就会说您轻视人才。您应该敬重许靖，以此让远近的人都知道，您是多么的重视人才，就像战国时候的燕昭王为了招纳贤才，却先厚待郭隗一样。”
刘备听了之后，认为法正说得很对，立即任命许靖为左将军长史，总管将军事务。后来刘备做了汉中王，又尊崇许靖做了太傅，那是国家最高级别的荣誉官衔呢！于是，好些有才能的人，甚至曾经反对刘备的人，都倾心为刘备效力了。
许靖真是可怜，看似功成名就，声名显赫，但实际上刘备对他心中别有想法，用他也是为自己的大事业考虑，把许靖当作一个招牌，招揽天下人才罢了，并不是真正欣赏他的才能。
太过执著，追悔莫及
有的人羡慕孙悟空的“七十二变”，不愿意每分钟都固定不动。“七十二变”确实很厉害，但是怎么也敌不过稳如泰山的如来佛；有的人追求飞蛾扑火的壮烈，以为那是一种执著的美，扑火的一瞬间，飞蛾毅然决然，但终究还是化为灰烬。其实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很多难题，只有既坚持执著又坚持变通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这样说似乎是有些矛盾。执著是指面对一个方向坚持走下去，而变通则是灵活应变，随时改变方向。这两个词似乎是反义词，但是，矛盾总是对立又统一的，并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每当我们面临困难时，我们要选准一个方向，执著地去搜寻解决的方法。如果丝毫也不见效果，那么我们的方向可能错了，就要开动脑筋变通一下，重新确定个方向再坚持不懈，直到解决困难为止。在这里的“一定条件”就是指“丝毫不见效果”。所以说，只有在需要变通时才能变通，否则我们永远也不能找到正确答案。
两个人进山洞寻宝，但是迷了路。后来干粮快吃完了，只剩下了一支手电筒。第一个人起了坏心眼，夺走了余下的干粮和那支手电筒，离开了第二个人。山洞中漆黑无比，第二个人每走一步，因为没有了手电筒，都有可能摔倒。但是也正因为没有手电筒，使第二个人的眼睛对光亮异常敏感，最后终于爬出了山洞。而第一个人吃光了干粮，拿着手电筒搜寻出口，怎么也找不到洞口，最后终于饿死在山洞里。
这虽然只是一个小故事，但是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出许多道理。一般人在黑暗之中都需要光亮，但是第二个人却因为没有手电筒而走出山洞，这是变通的表现。但是，如果第二个人缺少了执著搜寻的信念和坚持不懈的努力，也是不能爬出山洞的。
现代社会是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所以我们就必须具有临危不惧的头脑和以静制动的思想，不能随波逐流，飘摇不定。不过，我们也必须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和灵活作战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淘汰。
人的一生少不了一种叫做执著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信念，但是现实生活和世界的纷繁复杂和多变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机智灵活的变通往往比执著更能获得“完美”。
适时的变通往往需要一种灵活而又迅速的转变，来一个对规则束缚的挣脱，否则我们若一味地钻入“执著”的套子，结果陷入其中不能自拔，则可被称为“钻牛角尖的英雄人物”，所以，这就要求我们要真正地开阔思维，寻找多种渠道来解决问题，或许你会从中得到不用劳神费力、盲目执著蛮干的意外收获。
譬如“愚公移山”的故事，人们往往会称赞愚公的坚持不懈、执著不屈的精神。这种精神固然是可贵的，是战胜困难所必备的，但如果我们突破思维规则的束缚，再来谈论一下愚公的举动，或许你就会发现，其实愚公的做法也是一种很“傻”的办法，出动全家大小、男女老幼进行移山，那经济来源何以取之呢？与其用微乎其微的力量来“搬”山，倒不如开辟一条旅游的通道来，在山上建一些“风景”，岂不更好？所以当执著真正地植入人的思想、生活和社会，就需要我们用思维和理智另辟一条新路。
如果我们缺少了变通，一味地执著，或许我们也可称这种行为是蛮干，这种“执著”往往使人身陷困境并湮没于困境，对国家和社会生活也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生命的旅途中有平坦的大道也有崎岖的小路；有春光明媚万紫千红，也有寒风凛凛万木枯萎。在生命的寒冬里我们需要执著，然而当面前就是万丈深渊之时还固执前行就意味着死亡。变通就是：一指间的距离却让你获得生命。
一个林场主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大片的林场，每天驾车穿梭于林场中，他都万分欣喜地看着这些能给他带来大笔财富的森林。然而。一场无情的大火把一棵棵百年树木变成了焦木，他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发现许多人排队购买木炭取暖。他灵机一动，把焦木加工成木炭销售，结果获得了大笔财产。
聪明的林场主在苦心经营的林场成为焦木时，没有盲目地执著种树，而是利用焦木获得大量财富。这一指间的变通让他重获财富。
变通能带来成功，转机能给人以新生。“变则通，通则久。”“历史是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我们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这是马克思的辩证法给我们的科学真理。
商鞅二次变法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唐太宗、唐玄宗的变法改革于是有了贞观之治，有了开元盛世；日本的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发展。
因此，人的一生不能缺少执著，更不能缺少变通；只有突破思维的束缚，我们才能正确地看待和评价事物的是与非，才能在理想的道路上执著而又灵活平稳地前进。当我们真正地将“变通”和“执著”融合，真正获得思维的解放，或许我们会得到更多。
一个人需要变通来获得成功，一个企业需要变通来获得效益，一个民族需要变通来获得发展。变通就在你不经意的一瞬间，就是一指间的距离，变通会让你看到柳暗花明。
办事，讲究恰如其分
有的人办事，讲究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正如《菜根谭》所言：“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有时候，过分认真或专注于一件事情，我们会得到相反的结果。
某公司有一位精力旺盛的女业务代表，负责在高尔夫球及网球场上的新人当中，发掘明日之星。美国西海岸有位年轻网球选手，特别受她重视，她决定延揽对方加盟本公司。
从此，纵使每天在纽约的办公室要忙上12个小时，她依然不忘时时打电话到加州，关心这位选手受训的情况。他到欧洲比赛时，也会趁着出差之便，抽空去探望探望，为他打理一切。有好几次，她居然连续一周都未合眼，忙着飞来飞去，追踪这个选手的进步状况，偏偏手头还有一大堆积压已久的报告。
一次那位年轻选手参加法国公开赛。按原订日程，这位女业务代表不需出席这项比赛，但是她说服主管，为了保持与那位年轻选手的关系，她应该到场。主管勉强答应，但条件是，她得在出发前把一些紧急公务处理完毕。结果她又是几个晚上没合眼。
抵达巴黎的当日，在一个为选手、新闻界与特别来宾举行的晚宴上，她依旧盯着这位美国选手，并且像个称职的女主人，时时为他引见一些要人。当时是某位瑞典网球名将独领风骚的年代，他刚好是她们的客户，又是那名年轻选手的偶像，那位名将自然地就介绍他俩认识，那位名将正在房间一角与一些欧洲体育记者闲聊，她与年轻选手迎上前去。对方望向这边时，她说：“您好，容我介绍这位……”天哪！她居然忘了自己最得意的这位球员的姓名！
后来，那位年轻选手成了世界名将，但他与那位女业务代表再也没有关系。
这位女业务代表的确令人钦佩，如果运气好，碰上一个懂事的小伙子，她的失误也不是什么大的失误，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只要小伙子自我介绍一下就没什么问题了，不计较，同样也没有什么事。但她这样不顾一切地认真工作，对服务对象过于关注，才会造成的失误。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自获诺贝尔奖之后，受盛名之累，常被官方、民间，包括电视广告商人等等拉着去做这做那。文人难免天真，不擅应酬，心慈面软，不会推托；做事又过于认真，不懂敷衍，于是陷入忙乱的俗事重围，不知如何解脱，终于自杀，了此一生。报载，川端临终前，曾为筹措笔会经费而心力交瘁，情绪十分低落，这可能是促使他厌世自杀的原因之一。
固然，对一位作家来说，能获得诺贝尔奖，这口井已经算是凿得够深了。但如果他不被卷入使他厌倦不堪的琐事，而能依然宁静度日，以他东方式的丰富的智慧，或许会有更具哲理的创作留传于世。
常有人叹息生活忙乱，负担沉重。
当然，人生有许多推不开的负担，但是，在这些负担中，有很多是没有必要的，由于人太奢求，太求全或太急切反而使自己顾此失彼。
在今日中国的父母与子女之间，经常发生这样的悲剧——父母对子女的过分关注反而引起子女的怨恨与不满，这不能不让人反思。所以我们说做事还是恰到好处的好。不要因为自己常被人拉去做这做那，就以为这是表现自己才干或拓展事业的大好机会。
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时间有限，“能者多劳”，是对于有才干人的赞誉，却也是对他的一种悲悯。在有生之年，把握自己真正的志趣与才能所在，专一地做下去，才能有所成就。
宠辱不惊，坐看云起
古人说，权势过高，物极必反，所以要忍权势，不要过分贪恋高官厚禄。权力在握，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权应该正确地行使。否则胡作非为，为所欲为，置民生、国家于不顾地争权夺势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自古以来官场之上相互倾轧，有因妒忌别人，进谗言害人的；还有贪图利禄，不能全身而退，以至于遭到杀身之祸的；有得到权力，就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为自己谋一己之私利的；有大权在握，不顾百姓死活，乱施暴虐的，这些人都是不能忍耐的，因而也导致了他们自身的灭亡。
大凡权势这种东西，对君主有利，对臣子不利；对等级名分有利，对大臣夺权不利。只有不明智的人才把权力揽在自己手中。
西汉的霍去病，是汉武帝时的骠骑将军，攻打匈奴有功劳，他的弟弟霍光做了大司马大将军，受汉武帝的遗托辅佐太子。遗诏上写：“只有霍光忠实厚道，可以担当重任。”并让黄门画了周公辅佐周成王，接受诸侯朝见的图画赏赐给他。他辅佐汉昭帝当政14年。昭帝死，霍光迎接昌邑王刘贺入宫，当了皇帝。刘贺淫逸玩乐，没有节制，霍光废掉了他，又迎立汉武帝的曾孙病已为孝宣帝，政权都归霍光，并另有加封。等到霍光死了，孝宣帝才开始亲理朝政。霍光的夫人和她的儿子霍云、霍山、霍禹等谋划废掉太子，后来事情败露，霍云、霍山自杀，霍禹被腰斩，霍光夫人和她的几个女儿、兄弟都被杀头示众，家族遭到株连，因而此次被杀的有几千家。司马迁说：“霍光辅佐汉朝皇帝，可以说是很忠诚的，但是却不能保护他的家族，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权威、福分是君主的东西，臣子掌握它，长期不退，很少有不遭到灾祸的。”
司马迁对此评论说：“小人的智谋足够完成他的奸计，其勇力足够完成他的暴行，这就是老虎又长上了翅膀。”
西汉萧望之和王仲翁都是由丙吉推荐的。被皇上召见时，正是霍光把持朝政，别的人都攀附他，只有萧望之不攀附霍光，于是不被重用。后来萧望之射策得了甲等，做了郎署小苑东门侯，王仲翁则当了光禄大夫、给事，进进出出，侍从大呼大叫，十分受宠，他回身对萧望之说：“你为什么不肯附从众人而宁愿守门呢？”萧望之回答说：“人都各自坚持自己的志向。”也就是人各有志的意思。不依附于权贵是忍受权势诱惑的表现。人应该坚守住自己的志向，不为一时的个人权欲所左右，才能真正地忍受权势的引诱，也就逃避了灾难。
权势到手，确实令人振奋，也实在可以令人风光一回，似乎更可以光宗耀祖。但是稍一不慎，大祸临头，权力旁落，后果也就自然连普通百姓不如，反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了极大的灾祸。对于权势不可过贪，应该克制这种占有权利的欲望，不让它盲目膨胀，忍耐住不去落入争权夺利的陷阱，为长远利益着想。
追求名利地位，本来无可非议。立于天地之间，把自己的聪明才智贡献给社会，从中获得社会的公认，而得到名利、地位也是应该的，只是不要单纯为了贪图名利地位而不惜一切地去追求。
名利地位竞争中的忍，就是要不贪权力，不仗势欺人，不妒忌他人的成功，不挑剔别人的不足，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成功了不自傲，失意了也不妄自菲薄。得宠不得意洋洋，受辱也不惊慌失措。只有这样才能经得住大风大浪的考验，而战胜艰难困苦，立于不败之地。
出水芙蓉，美在自然
《坛经》上认为，人们先天就具有一种觉悟本性，而这种觉悟本性本来就是洁净无瑕、没有蒙受世俗间的尘埃污染的。其实，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来源于这种本性，一旦依照这种本性处事，得到的结果往往就是成功。
达摩祖师曾经做过一偈，名为《一花开五叶》，说的就是一种追求本性，结果自然成的境界——
吾本来兹土，传法救迷情。
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
许多事因为人们刻意地介入而变糟，强调的人治恰恰与事物的本质相抵触，违背了事物本身的发展客观规律。在万物面前，人们应该保持尊重、虔诚的态度，不要硬性地非打上个人的烙印。不必要的机巧和智慧要避免，这样更有利于事物的发展，减少人生的磨难。
东汉时期，新蔡县是一个很穷的地方，每年的朝贡根本交不上来，因此朝廷撤换了多任县令。
吴祐在任新蔡县县令时，有人曾给他出了很多治理百姓的点子，吴祐却无一采纳，他说：“现在不是措施不够，而是措施太多了。每一任县令都想有所作为，随意改动蔡县的制度、法令，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到百姓身上，百姓都被弄得无所适从了。”
吴祐上任之后不但没有提出新的主张，而且还废除了许多不合理的规章，他召集百姓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本事，凡事要依靠你们自己的努力，只要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你们尽可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我不但不干涉，还会想方设法地帮助你们。”
吴祐不干涉百姓的生产生活，又严命下属不许骚扰百姓。闲暇的时候，他整日在县衙中看书写字，十分轻闲。
有人将吴祐的作为报告给了知府，说他不务公事，偷懒放纵。知府于是把他召来，当面责怪他：“听说你无所事事，日子过得分外自在，难道这是你应该做的吗？”
吴祐回答说：“新蔡县贫穷困顿，只因从前的县令约束太多，才造成今天的这种局面。官府重在引导百姓，取得他们的信任，没有必要凡事躬亲，把一切权力都抓到自己手里。我这样做是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百姓休养生息，进而达到求治的目的。我想不出一年，你就可以看到效果了。”
一年之后，新蔡县果然面貌一新，粮食有了大幅增长，社会治安也明显好转。知府到新蔡县巡视一遍，对吴祐说：“古人说无为而治，今日我是亲眼见到了。从前我错怪了你，现在想来实在惭愧。”
所谓的治理，并不在治而在于理，如何将人们固有的那种本性理顺、理通，能够达到一种结果自然成的状态，自然就会不治而治了。
有一个县太爷，为了教化民心，计划重新修建县城当中两座比邻的寺庙。公示一经张贴，前来竞标的队伍十分踊跃。经过层层的筛选，最后两组人马中选：一组为工匠，另外一组则为和尚。
县太爷说：“各自整修一座庙宇，所需的器材工具，官家全数供应。工程必须在最短的时日完成，整修成绩要加以评比，最后得胜者将给以重赏。”
此时的工匠团队，迫不及待地请领了大批的工具以及五颜六色的油漆彩笔，经过全体员工不眠不休的整修与粉刷之后，整座庙宇顿时恢复了雕龙画栋、金碧辉煌的面貌。
另一方面，却见和尚们只请领了水桶、抹布与肥皂，他们只不过是把原有的庙宇玻璃擦拭明亮而已。
工程结束时，已到了日落时分，正是评比揭晓的关键时刻。这时，天空中所照射下来的落日余晖，恰好把工匠所整修的庙宇上的五颜六色辉映在和尚所整修的庙宇上。
霎时，和尚所整修的庙宇，呈现出柔和而不刺眼、宁静而不嘈杂、含蓄而不外显、自然而不做作的高贵气质来，与工匠所整修的眼花缭乱的颜色，呈现出非常强烈的对比。
事实上，庙宇的功能为一个心灵的故乡，是一个净化心灵的场所，太过于华丽铺陈，相反的将失去其真正的功能。依照庙本身的样子建造出来的庙宇才能称之为庙宇，倘若用华丽的砖瓦来建造庙宇，那就变成了皇宫而非庙宇了，处事也本该如此。
出水芙蓉之所以被人们广为传颂，还是由于它“天然去雕饰”的美丽，因为它的美丽是天然的、不带任何渲染的。倘若我们处事时能够遵循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事情必然能够圆满成功。
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将来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的含义如何呢？答案很简单，“自然”二字，从中国文字学的组合来解释，便要分开来讲，“自”便是自在的本身，“然”是当然如此。老子所说的“自然”，是指道的本身就是绝对性的，道是“自然”如此，“自然”便是道，它根本不需要效法谁，道是本来如是，原来如此，所以谓之“自然”。
老子的意思是说，凡事都不可强求，只要顺其自然就好。就连人人渴望得到的缘分也是这样，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什么是缘分？没人能说清。缘分就像风一样，它可以随时来，也可以随时散。因为缘分总是飘忽不定的，所以你越是有强烈的要求，它就会离你越远。强求只是一相情愿的事情，到头来才知道那一切不过是和生命开了个玩笑而已。难怪苏轼说，心安处即故乡，不一定生你养你的地方就是你的故乡，那只不过是个具体的物态定义，而抽象的故乡就是精神栖息的地方。
道家主张“无为”，即认为一切都应顺其自然，所以缘分的解释就很简单：顺其自然，水到渠成。
从前有个书生，和未婚妻约好在某年某月某日结婚。到那一天，未婚妻却嫁给了别人。书生受此打击，一病不起。家人用尽各种方法都无能为力。
这时，一位游方僧人路过，得知情况，决定点化他。
僧人到他床前，从怀里摸出一面镜子叫书生看。
书生看到茫茫大海，一名遇害的女子一丝不挂地躺在海滩上。
路过一人，看一眼，摇了摇头，走了。
又路过一个人，将衣服脱下，给女尸盖上，走了。
再路过一人，过去，挖了坑，小心翼翼把尸体掩埋了。
疑惑间，画面切换，书生看到自己的未婚妻。洞房花烛，她丈夫掀起盖头的瞬间。
书生不明所以。
僧人解释：那具海滩上的女尸，就是你未婚妻的前世，你是第二个路过的人，曾给过她一件衣服。她今生和你相恋，只为还你一个情。但是她最终要报答一生一世的人，是最后那个把她掩埋的人，那人就是他现在的丈夫。
书生大悟，刷地从床上坐起，病痊愈了！
如果你相信缘分的存在，就应该明白，缘分这东西不可强求，该是你的，早晚是你的。不该是你的，怎么努力也得不到，是聚是散都应随缘。
十万零八千级的阶梯，直入云端。一个年轻人，正在这阶梯上缓缓地蠕动着。仔细一看，三步一拜，九步一叩。想来这年轻人是想以诚意感动上天。
寒冬酷暑，风霜雨雪，丝毫阻止不了他求佛之心。阶梯上留下的是他永不磨灭的痕迹！
时间已过三载，终于，眼前只剩下了最后的三级，这时天空传来一个声音：“年轻人，你历尽艰苦，耗费三载之时，所为何事？”
“我只想求佛赐还我的缘分。”
“你知道你走过了这三级阶梯后你将到哪里？”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的诚心一定能感动佛祖，他定会将我的缘分还与我。”
“如果你越过这三级阶梯后将完结你的人生你也无畏吗？”
“若是如此，我也心甘情愿。”
“那好吧，你上来吧！”
年轻人终于完成了他最后一个叩头，当他抬起头的时候，佛祖就在面前。
“佛祖，我想要回我的缘分。”
“你既信佛，应明缘分不可强求之理！”
“我之诚意，我所经历如此的磨难，难道无法换回我的缘分么？”
“缘分未至，等待机缘！”
说完这句话后佛祖消失了。可年轻人不甘心，他大喊道：“如果你不赐予我缘分，那么我就在这跪求，哪怕100年、1000年！”
10年过去了
100年过去了
1000年过去了
年轻人承受了大自然所有的磨难，可他依然保持着那份执著！
终有一天，佛祖出现了。
“年轻人，你始终还是无法参透。缘是天定，分在人为。无相才能着相！明白么？回去吧！”
年轻人回来了，因为他想明白了，1000年的等待，终于等到他想要的缘分！缘分一直就在他身边，只是他没有发现而已。今天，他找到了他的缘分，于是他说：“你是我向佛求了1000年求来的。我不会让你再离开我！”
因此有人说：成熟的人不问过去；聪明的人不问现在；豁达的人不问将来。
缘分最是奇妙，缘分的事，任谁也说不准。我们都猜不透，只知道它可遇而不可求。还好，我们都没有强求。
得时则驾，超然物外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蔂而行。”
孔子这段话的意思是：根据客观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而考虑怎样做适宜。得时则驾，随遇而安。
人生于天地间，则立于世，行于世。立身处世，当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为权势利禄所羁，不为功名毁誉所累，明察世情，了然生死，方可做到旷达，能持性而往，能临危不惧，能以本色面世，不费尽心机，不为无所谓的人情客套礼节规矩所拘束，能哭、能笑、能苦、能乐，泰然自在，怡然自得，真实自然，保持自己的个性特点，岂不快哉。
陶渊明因被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出仕。29岁时，他曾当过江州祭酒，但不久便自动辞职回家种田。随后，州里又请他去做主簿，他不愿意接受。到了40岁，他为了解决家里的生活困难，又到刘裕手下做了镇军参军，41岁时，转为彭泽县令，但只做了80多天，便辞职回家。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愿意出来做官了，而愿亲自种田来养家糊口，过着一种十分清淡贫穷的日子。
辞官回家以后，陶渊明仿佛从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突然来到了空气清新的花园，心情畅快、惬意极了。他立即写了一首辞赋，题目叫《归去来辞》，以表达自己厌恶官场，向往自由生活的心情。从此以后，他带着老婆、孩子一直过着一种耕田而食、纺纱而衣的田园生活。平时有空闲，他就写诗作文，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感情。
有旷达之性，方可逍遥于世，轻松做人，从容处事，自己主宰自己。超然物外，有官无官不在意，有钱无钱无所谓，有名无名不上心。穷富得失，淡然处之，如此便无往不乐了。旷达乎，逍遥哉！
这就好比是两条船并排着过河，如果一只船是空的，两船碰撞，船上的人也不会发脾气。如果那空船上有一个人，那船要撞过来时，这船就会让开，船上人并且大声喊，要那船上人注意。如果那船上人不听，这船上人就会发出警告。再三之后，就会恶语相加。有人和没人的区别就这样大，原因就是想得太实了。把意气、地位、物质这些身外之物抛开，人不就是一个很有修养的人么！
我们每天都和别人打交道，有君子有小人。即使朋友中，不小心，也有小人存在。有的人为名利所驱，往往会做出有失道义的事来。
唐代诗人刘禹锡，是个性格耿直的人。他因为直言相谏而得罪了权贵，但他从不在意。
永贞元年的时候，刚刚即位的唐顺宗任用王叔文进行社会改革，引起了宦官反对，迫使顺宗退位，拥其长子李纯为宪宗，并贬逐王叔文。刘禹锡因为与改革派合作，也被贬。十年后，由于当朝宰相赏识他的才干，才将他召回长安。
刘禹锡回长安以后不久，就听说长安朱雀街旁崇业坊有一座玄都观。观内道士种植许多桃树，桃花盛开如云霞，于是便去观赏，并写诗-首《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题中的诸君子，指的是和刘禹锡一起被贬又同时被召回长安的朋友柳宗元、韩泰、陈谏等人，诗面的意思是：长安大街上车马扬起的飞尘扑面而来，没有人不是说刚看完花回来，玄都观里的上千棵桃树都是刘禹锡贬官出长安后栽的啊！
其实，从“戏赠”的“戏”字中可以看出，这首诗是有另一层含意的，诗的后两句是讽刺当朝众多的现任大官，说他们都是诗人遭贬后被提拔起来的谄媚之臣。
看到这首诗后，权贵们当然恼火了，于是再一次把刘禹锡贬到播州。当时，播州是最偏远荒僻的地区，可见权贵们对他的怨恨有多深。后来，因为朋友柳宗元、裴度的帮忙，加上他有年老的母亲，于是便改为连州刺史。
十四年以后，由于裴度向文宗推荐，刘禹锡才又被召回长安，任主客郎中官职。这年的三月，刘禹锡又一次到玄都观来，但这时的景象已和十四年前不同了。满院云霞般的桃树已荡然无存，只有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摇动。刘禹锡想到自己两次被贬又两次召回的经历，不由得感慨万千，于是写诗抒怀：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今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首诗表面的意思很好理解，但它也有深一层的含义。诗人感叹“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时局变换如此莫测，那些一度得宠不可一世的权臣们都垮台了，但是坚持正义的“刘郎”却又回来了。可见争名逐利不过是过眼云烟，胸襟豁达，为人要有几分淡泊，才能笑到最后，做最后的胜利者。
做人要有几分淡泊的心态，要不然，欲望会让你痛苦不堪。
逍遥旷达不是要求做到无欲，而是淡看各种名利之欲。淡看之后，则可生旷达，有了旷达之后，人生自然逍遥了。庄子说得好：“我愿意活着，在沼泽里摇头摆尾，自由自在。”
东坡说，我之所以能每时每刻都很快乐，关键在不受物欲的主宰，而能游于物外。
人，一旦“游于物内”，而不“游于物外”，梦寐以求地沉浸在没有穷尽的“物”的占有欲，及其永无止境的膨胀的状态中，人都成了“物”的奴隶，那还有什么真正的人生乐趣呢？钱，可以使人不择手段；权，可以使人胆大妄为；名，可以使人变得虚伪，欲，可以使人失去理智。这“游于物内”，人为物所役，不仅会使人失去了人生的乐趣，还会失去最起码的良心和道德。
人，只有摆脱了外界的奴役，自己主宰自己，才可能永葆心灵的恬静和快乐。超然物外，官大官小不系于心，有名无名也不在乎，穷富得失淡然处之，钱多钱少无所谓，这样不就无往而不乐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