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1979年为转折点，分为前后两大时期。严格地界定，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在1979年后才开始兴起的。但历史地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前身可追溯到50年代初开始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和70年代开始发展的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
一、1979年以前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一）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20世纪50年代初，首先进行的是对外经济技术援助，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条件下进行国际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重要手段。尽管这些主要由政府组织的对外援助活动远不是今天严格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但它却是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发展对外经济交往，特别是对外输出技术和资金，进行国际经济合作最主要的活动形式。这种简单、“原始”形态的投资措施的成功实施，改善了中国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为后来兴起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重要的国际联系和市场基础。
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主要是向正在争取民族解放和维护民族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援助的方式，包括成套项目援助、技术援助、物资援助和现汇援助。其中，成套项目援助是最主要的方式。
1954～1978年，中国先后向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柬埔寨、也门、坦桑尼亚等近70个国家提供了成套援助。承担项目达1307项，建成884个大中小型项目，其中投资1亿元以上的项目10个，投资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96个。这些项目全部由国内企业提供成套技术、工艺和设备，成为当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技术活动最主要的形式。这些活动的实施是由政府间协议确定的，不是企业自主决定的互利活动，而且项目的全部费用是由中国政府通过无息贷款甚至无偿捐助提供的，不是企业运用自有或自筹资金进行的直接投资。在这些活动中，企业没有决策权，也没有企业的利益。显然这种向国外输出技术、设备、管理经验及资金的活动并不是通常意义上以企业为主体、以赢利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跨国经营活动。但是正是这些援助活动为后来的海外直接投资打下了基础。首先，为当时相对封闭的国内企业走出国门、了解世界提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机会。通过对数目广泛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成套项目技术援助，同当地企业多方面合作和交流，为国内企业建立起较广泛的国际联系，使中国企业认识到我国的技术与管理等在世界上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其次，使十几个行业30余万人次的中国企业人员走出国门，参与实际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为国内企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涉外经验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是中国企业后来发展跨国经营的重要人才资源。
我国通过这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的实施，提高了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打破了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的政治、经济方面的封锁，为此后我国开展的真正意义上的对外直接投资奠定了一个基础。
（二）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
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是由企业作为主体，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营利性经济活动。这种对外投资形式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技术输出开始向企业化方向转变，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是在当时国际国内的特殊环境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从国内方面说，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国民经济各部门已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工业门类齐全，并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工程设计和施工力量，中国也具备了发展劳务承包活动的条件，从1970～1980年，中国先后在亚、非、拉、美、欧的45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755项承包与劳务合同，总金额近12亿美元。在此之后，我国对外承包的项目规模不断扩大，对外承包和劳务输出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这标志着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方式的重大转变，表明我国长期实行的政府援助为主的对外经济合作方式，正在向以企业化活动为主的对外竞争与合作的方式转变，向以提高对外投资综合效益的方向转变。
国际经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各主权国家对国际经济利益的分享和争取，积极参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对外劳务承包就是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之一。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输出这种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表明中国企业向跨国化投资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因为对外劳务承包及其活动过程是在国外环境中展开的，这同对外直接投资有着直接的联系，一旦企业不仅仅在国外进行投标承包，而是投入一定资产，设立长期性的国外生产经营机构，它就在国际上转变成了跨国经营的企业和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了。
二、改革开放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1979年，我国确立改革开放的方针后，同年8月13日国务院颁发文件，提出了15项改革措施，其中第13项明确指出：要出国开办企业。这是我国第一次把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政策正式确定下来，从此，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重要方式在更广阔的领域里发展起来了。1979年11月，北京市友谊商业服务公司同日本东京丸一商事株式会社合资在东京开办了“京和股份有限公司”，建立起中国对外开放第一家国外合资企业，拉开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跨国经营的序幕。
此后，中国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外还开办了多家企业或公司。据外经贸部资料统计，自1979年开始，到1998年6月，我国境外独、合资非贸易性企业达2220家，中方海外直接投资累计额为26.3亿美元。
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自1979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一）1979～1984年的自发探索阶段
改革开放初期，企业发展的重点是如何从按政府指令生产转向按市场需求变动状况生产和经营，从对外开放角度而言，重点是扩大进出口和利用外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营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以及理论界都未引起广泛的注意。只是极少的企业，主要是外贸、外经公司，从自身经营发展的需要出发，开始在海外设立窗口企业，主要用途仍然是为贸易服务，方便往来。到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进一步加大，政府有关部门明确了对外投资政策，一些大的外向型企业开始探索对外直接投资。但由于理论界对跨国经营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还存在争论，理论界的探讨还处于讨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因此还不能给企业的对外投资提出理论指导。改革开放初期的企业对外投资还处于自发探索阶段，此阶段参与对外投资活动的企业为数不多，对外投资的规模不大，兴办海外企业的数量不多。1979～1984年，中国企业在境外投资的非贸易性企业共计113家，平均每年不到20家，总投资额为2亿多美元，平均每年为3400万美元，平均每家企业为170多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为1.27亿美元，平均每年为2100多万美元，平均每家企业为110多万美元，中方投资占投资的比例为62.3%。
从投资主体看，虽然是以企业为操作主体，但政府参与程度较大。参与对外直接投资和经营的企业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外贸专业公司和省、市国际经济合作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五金矿产进出口总公司、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上海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福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从经营的业务范围看主要集中在餐饮、承包建筑工程、咨询服务、贸易等行业，加工制造业的数量较少；从地区分布情况看，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和港澳地区。
（二）1985～1991年为起步阶段
1985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在国外开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管理办法，指出“只要是经济实体，有资金来源，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和业务专长，有合作对象人，均可申请到国外开设合资经营企业”，从而使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活动有章可循。1987年底，国务院正式批准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进行跨国经营试点，标志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由自发转向自觉阶段。在此阶段，理论界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讨论重点转向如何高效开展，纷纷介绍国外企业直接投资的成功经验，介绍典型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财税政策，探索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领域、方式，从而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在此背景下，1987年，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和经营出现了第一次高潮，1987年一年兴办的海外企业达124家，协议投资总额为13亿美元，是前8年总和的3.19倍。中方直接投资额为3.5亿美元，是前8年总和的1.38倍。据统计，1985～1991年，中国批准在海外投资兴办的非贸易性企业共859家，平均每年兴办达128家；协议投资总额为29.44亿美元，平均每年投资额为4.2亿美元，平均每家企业投资额为328万美元；中方直接投资占协议投资总额的46.8%。
从此阶段的投资主体看，由外贸、外经企业发展到大中型工业企业和综合金融企业，如首都钢铁公司、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深圳赛格集团。从投资的地区分布看，由发展中国家和港澳地区扩展到部分发达国家。据外经贸部统计，截止1991年底，中国共批准设立境外各类企业近2000家（不包括港澳地区），其中贸易性企业800多家，非贸易性企业1000多家。贸易性海外企业主要是各类外贸、外经企业设在境外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和贸易代表处三种类型。这些企业分布在全世界93个国家和地区。非贸易性企业总投资31.54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13.95亿美元，这些企业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巴西、日本、新加坡、原苏联等国家和地区；从投资的业务范围看，由餐饮、服务向资源开发、机械制造加工、交通运输等20多个行业扩展。
（三）1992年以后为迅速发展阶段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并于同年5月视察首都钢铁总公司，以及随后国务院批准首都钢铁总公司扩大海外投资和经营权，标志着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进入一个新的迅速发展阶段。首都钢铁总公司90年代初以来在跨国经营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到1993年底，在海外投资的企业已达12家，累计投资总额为1.8亿美元。特别是1992年首都钢铁公司投资1.2亿美元收购了秘鲁铁矿，使之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境外投资企业。
据统计，1992～1994年6月，中国批准的境外非贸易企业共计696家，年平均数为近278.4家，中方直接投资额为3.14亿美元，年平均数为1.26亿美元，每家企业平均投资额为450多万美元。1995年批准的海外非贸易投资企业119家，投资近2亿美元，中方投资额为1.059亿美元，占53%。到1995年底，中国批准海外非贸易投资企业累计为1882家，总投资额为40.237亿美元，其中中方投资额为18.696亿美元，占总投资额46.2%。1996年批准非贸易海外投资企业103家，总投资额为4.9亿美元。到1996年底，中国批准设立海外非贸易性企业累计为1985家，总投资额为45.179亿美元，其中中方累计投资额为21.523亿美元。截止1998年6月，中国的海外非贸易性企业累计达2220家，中方累计投资额达26.3亿美元。
从目前境外企业发展的分布结构看，我国的境外企业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非贸易性企业包括：资源开发（矿业开采、林业开发、远洋捕鱼）、加工装配、交通运输、工程承包、医疗卫生、旅游、餐饮等等，遍布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增长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据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1991年度《世界投资报告》的统计，1984～1989年全世界对外投资的年增长率为29%，而在此期间，我国境外年增长率高达50%。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的境外投资进入迅速发展时期，增长速度更是大大高于世界年均增长率，这种增长速度，在非石油输出国的发展中国家当中是十分突出的，超过了大多数国家初期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这说明，跨国经营已成为我国企业重要的对外经济活动。
第二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
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才开始起步。但在整个80年代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各级政府是经济操作的主体。直到90年代后，才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这些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使得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别于其他国家，概括起来，其特点有：
一、起步晚，发展速度快
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发展历程看，显著的特点是起步晚，发展速度快。60～70年代，当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主要是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不再满足于仅仅充当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接受国，纷纷开始对外投资时，中国经济仍处在一个自我关闭的境地中。直到1979年，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后，中国经济的对外联系才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在大量吸收外资和国外技术的同时，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因此，可以说是“起步晚”。尽管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像引进外资那样轰轰烈烈，但发展速度很快。1979～1993年，中国的海外非贸易企业数量以年均增长率为49.45%的速度发展，其中中方投资额以年均增长率128%（不计算1979～1980年的增长率）的速度发展。从总体上看，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与经营超过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最初10年的发展速度。如韩国从1968～1980年的13年间，对外投资仅有363项，投资总额也只有1.7亿美元；印度在1960～1980年间已投产和尚未投产的总对外投资金额9.9亿美元；阿根廷在1967～1977年的10年间只批准对外投资金额0.11亿美元，到1980年3月31日为止，阿根廷投资美国、德国等19个国家，投资项目65个，投资金额为0.5亿美元；台湾地区在1959～1978年共投资124个海外项目，投资额近5亿美元资本。就是发达国家日本，其跨国经营开始阶段的1960～1969年，其规模也不过每年递增2.4亿美元，仍低于中国的发展速度。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非贸易海外企业由1980年的17家，发展到1998年6月的2220家，累计投资额由1980年的0.692亿美元，发展到1998年6月的26.3亿美元。
二、投资地区相对集中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的地区分布明显地呈相对集中的结构特点。从1996年底中国批准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分布情况看，虽然遍布139个国家和地区，但投资额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香港、泰国、俄罗斯、秘鲁、新西兰、南非、澳门。中国在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投资总额都超过9000万美元，其相加之和占投资总额的78.7%。投资额超过3000万美元的国家和地区，共有17个，其投资额相加之和占投资额的85.3%，也就是说85%的投资集中在17个国家，而分布在另外的12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额只占15%。
从企业数量的分布看，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拉美国家和中欧，而亚洲地区则集中在东盟、南亚和中亚：（1）港澳地区和东盟。仅港澳地区就集中了近200家企业，占对外投资额比重的10%左右。现阶段，中国在东盟的投资国主要有菲律宾和越南。近年来，中国在菲律宾的投资逐步增多，现有生产企业十几家，主要是在纺织、钻探、采矿、汽车、摩托车、发电站、水泥制品、采矿、商品检验、保险、房地产开发等行业。国内的许多企业家已看到菲律宾的市场潜力，在菲的投资积极性提高。
中国在越南投资所涉及的项目主要有化工、建材、饮食和服务业。合作领域还包括纺织、水电和渔业。1993年越批准外资项目资金68.2亿美元，在投资的31个国家中，中国排在第20位。（2）南亚。南亚8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尼泊尔、斯里兰卡、马尔代夫、不丹、阿富汗）经济正处于上升阶段，被视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一。（3）中亚。中亚5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是中国的近邻，其中哈、吉、塔三国直接与中国接壤。目前，中国与中亚5国经贸合作形式和在拉美地区的投资也已起步。（4）拉美地区。近年来，我国与拉美国家在经济技术和投资领域的合作进展顺利，在拉美的投资逐年增加，在拉美24个国家建立了160多家合资或独资企业，累计投资额达3亿美元，其中较大项目有秘鲁的铁矿开采、巴西的铁矿冶炼和木材加工、智利的鱼粉生产和阿根廷的自行车装配等。在巴西的炼铁厂和木材厂是中国目前在拉美地区独资、合资企业中规模较大的。（5）中欧地区。中欧地区以罗马尼亚为多。目前，中国在罗马尼亚注册的中资公司约3300余家，注册资本2000多万美元，其中约200家为国营公司。
这种相对集中的投资地区分布，反映了我国企业进行市场选择时一些共同的行为特征。一是避免风险，积累经验。这表现在大量的境外子企业首先集中在港澳地区，这里紧靠大陆，无语言、文化障碍，且基础环境好，信息灵通，成为我国企业学习、演练跨国经营的理想地点。二是寻求有潜力的大容量市场。比如直接进入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市场，或者通过毛里求斯等无配额国家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三是发挥历史上形成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巩固出口市场。比如向泰国、原苏联、新加坡等国的直接投资。此外一些开始拥有较多海外子公司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为了便于管理和控制，使自己的投资项目有意识地相对集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三、投资企业数量多、规模小
从1996年底中国批准的海外投资企业的统计数字看，中国批准海外投资企业1985个，而户均投资额仅为227.6万美元，中方投资额户均108万美元。在中国海外企业分布的139个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企业户均投资超过1000万美元的只有两个国家，一个是秘鲁的投资企业，户均投资额达到1786.8万美元，另一个是在澳大利亚的投资企业，户均投资额为1356万美元。即使是投资额比较集中的17个国家和地区，户均投资额也只有297.8万美元，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投资企业的户均投资额在200万美元以下，中方户均投资额不足100万美元，这种投资规模大大低于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户均60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户均140万美元的平均水平亦有一定的距离。韩国的对外投资同中国的起步时期相近，但韩国的对外投资企业的户均规模大大高于中国，如在1980～1989年间，韩国对外投资项目达1046项，投资金额达34.5亿美元，户均投资额为329.8万美元。原苏联和东欧国家海外投资企业的本国平均投资额140万美元，也高于我国。这说明，尽管我国已有一批部属或中央直属大型生产企业和外贸公司开始涌现，但中国对外投资规模总体上仍以中小型企业承办的中小项目为主。当然，近年来也涌现出一些大型项目，如首都钢铁总公司1.2亿美元收购秘鲁铁矿公司，中信公司在澳大利亚波特兰铝厂参股10%（约1亿美元）。但这些数量太少，若除去这几个上亿美元的项目，则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更小。我国的跨国投资企业不要说和发达国家比，就是与新兴工业化国家比，我们的大企业也只相当于它们的中小型企业。
这种小型化的海外投资项目和经营组织规模，突出地表明我国企业的跨国经营尚处于初期阶段。相对来说，我国企业是国际跨国经营领域的后起者，我国绝大多数跨国发展的企业目前远没达到国际公认的跨国公司组织水平。除了我国多数企业国际经营经验不足、经济技术实力不强、在对外投资的规模考虑上持比较谨慎的态度外，目前参与跨国经营较为活跃的主要是中小型企业，这是形成我国对外投资项目规模小型化比较直接的原因。
四、投资行业多样化，但以资源开发和加工业为主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涉及的领域极为广泛，有林业、渔业、石油化工、冶金、轻工、电子、机电、承包工程、房地产、交通运输、建筑工程、金融、保险、医疗卫生、餐饮、旅游咨询服务、工艺美术、服装加工、技术服务等行业。但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和制造加工业。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大约一半投入到资源开发领域。中国最大的海外投资企业的主要投资额都集中在资源开发和制造加工工业，如钢铁行业。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投资1.12亿美元，与澳大利亚合资建立恰那铁矿，总投资2.8亿美元，中方资金占40%，合作期限30年。首都钢铁总公司斥资1.2亿美元收购秘鲁铁矿；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通过中信加拿大公司与加拿大鲍尔公司、巴瑟斯特公司联手成功地收购了塞尔加纸浆厂等等，都说明中国海外投资重点领域是资源开发业。
自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产业结构与投资主体所在行业之间的相关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出现了“交叉进入”或“跨行业进入”的多样化趋势，这也是国内企业在面向市场经营过程中拓展经营领域的延伸。具体表现在：（1）外贸专业公司逐步扩大海外制造加工业的比重，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在发展海外贸易分支机构的同时，向生产领域拓展，在美国购买了一家炼油厂、一家化肥厂，在泰国兴办了橡胶厂和肌醇厂等；（2）工业企业向贸易业及其他行业拓展，如首都钢铁总公司除在海外兴办钢铁企业之外，其经营领域涉及以机械工程设计、航运、海产、服装和综合贸易等多个不同的行业领域；（3）以劳务输出、承包工程为主的各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逐步向轻工和机电等行业拓展；（4）在海外投资项目中，非贸易性项目明显增多，占总投资项目的近50%。
由于我国在纺织、服装、制鞋、家具和珠宝加工等领域有一定的优势，投资资金少，见效快，技术要求又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和市场需求能力，所以加工制造业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较为集中的部门。
五、投资经营主体结构复杂
从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行业类别、产权类别、行政隶属关系等方面看，中国对外投资经营主体结构复杂。按所有制分类，有国有企业、乡镇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甚至还有私营企业；按行政级次划分，有中央部委所属企业、地方（省、市、地、县）政府所属企业；按专业分类，有专业外贸公司、生产性企业、非银行性金融机构，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等，还有科、工、贸一体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等；按规模分类，有大型公司和企业集团、中型企业、小型企业；这支对外投资队伍中，可以说，既有“国家队”，也有“地方队”，既有“正规军”，也有“杂牌军”。对外投资经营主体众多，反映了我国对外开放后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及其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从各种分类结构中，也可以看出各类主体的构成。从所有制分类看，占主导地位的海外投资企业是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集团公司以及国有股占控股地位的股份制企业；从行政级次划分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央部委和省级政府所属企业；从专业分类来看，占主导地位的是中央和地方专业外贸公司和大型生产型国有跨国公司。各专业外贸公司有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和丰富的贸易经验，有雄厚的资金，有一批熟悉外经外贸业务的人才，在外贸体制改革以后发展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进入90年代以来，各外贸公司纷纷扩大经营范围，走“多种经营”之路，同时向实业化发展，在国内建立公司自己的生产基地，在国外创立贸易、实业、金融为一体的跨国公司，如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中国五金采矿进出口总公司、地方各省市专业外贸公司。但从未来一定时期看，专业外贸公司因资本实力难以满足大企业发展的需要，其主导地位将会被逐渐取代。中央和地方大型生产性国有跨国企业规模大，特别是工、技、贸相结合的大型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从未来一定时期看，生产型跨国公司仍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国际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也将挤出主力军行列。从规模看，目前，中国小跨国公司占中国跨国公司的比例过高，形不成规模经济，大中型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集团是中国对外投资的骨干和支柱力量。
六、投资形式以合资企业为主，市场进入以新建企业为主
从1996年底1985家海外投资企业的注资情况看，中方投资额占投资的比重仅为47.6%，这表明中国海外投资企业的投资形式以合资为主，且入资比例没有达到50%。但中方企业在力争加大投资力度，1996年批准的103家企业的投资总额为49414.2万美元，中方资金占59.4%。据统计，在同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中，合资企业占70%以上，独资企业20%左右，其他合作企业不足10%。中国海外投资的独资企业绝大多数分布在发达国家和非洲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一般以由中国专业外贸公司建立的海外子公司居多，中国专业外贸公司由于工作独立性强，一般都以独资形式在东道国注册。随着生产性项目增加、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以独资形式难以完成跨国经营和取得良好的经济技术效果，因而国内大型生产性公司或企业集团在东道国采用合资或合作形式较多。绝大多数中国对外投资企业除拥有合资企业部分股份外，一般参与生产和经营管理活动。有些大型中国跨国公司利用现代化融资手段在国际市场上筹措资金，作为股份加入合资企业，据统计，在中方出资额中有2/3的企业是以技术、设备、无形资产折股，这样不仅可以节省大量外汇，而且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和国际市场的资金进行生产，多种渠道解决中国跨国公司资金不足的问题。
至于海外投资企业的市场进入方式，以创建新企业为主，购并东道国的企业少，据统计，中国对外投资企业中创建新企业占80%左右。而购并设立的只占2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高于50%的比例。从发达国家或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方式看，合资、购并占主流。尤其是90年代，银行业购并以及大型公司的跨国购并风起云涌，充分显示了世纪之交跨国投资经营战略的主旋律。
第三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与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20年来，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无论从宏观方面还是微观方面讲，对于利用国外资源、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扩大国际经济交流和产品出口，提高综合国力和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创汇增收和跨国经营的人才培养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概括起来有：
一、利用了国外资源，促进了经济增长
中国是资源大国，但又是人均资源贫困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资源分布不均衡。我国淡水、耕地、森林等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煤、石油等重要矿产也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预计到2000年，我国现有的铁矿、铜矿、铅锌矿、金矿生产能力将分别消失10%、38%、40%和73%。因此我们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直接威胁着我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不足，则是保证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稳步、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外投资方式，到国外合资办矿，可以有效地、合理地和经济地利用自然资源，从而促进投资国的经济发展。从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投资利用国外资源的情况看，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自然资源短缺，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国外资源，如韩国、新加坡等，这些国家的资源开发型投资一般都占对外投资总额的一半以上；二是虽有一定资源，但开发成本高，效率低，消耗大，如印度等。中国兼有两种类型的特征，但更侧重于第二种类型。由于国内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且开采成本高，不能满足国内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因此，中国的对外投资企业首先选中的投资领域则是资源开发。而且从整个发展过程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资源导向型投资占有较大比重。从1988年中国在世界上最大的17家工业跨国子公司的情况看，其中有10家属于资源开发行业。中国企业在国外开办了大批大型海洋渔业、林业开发和矿业开采等方面的合营企业，在稳定供应、价格便宜、质量优良的前提下，取得了相当成就。
1985年以来，中国有不少企业采取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或由我方购买许可证的方式在摩洛哥、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加蓬、尼日利亚、伊朗、美国、阿根廷、独联体、印度尼西亚等20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建立了数十家合资或独资渔业公司，在外汇平衡的前提下，已运回国内的渔货有数十万吨。中国铁矿资源丰富，但矿石含铁品位较低，开采困难，加之矿山建设耗资大、周期长，矿石开采远远不能满足钢铁业的需求，铜、铝等资源生产也存在类似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在澳大利亚、巴西、秘鲁等国进行了铁矿、铜矿等资源开采及铝、铁冶炼方面的合作项目，均取得良好的效益。
利亚合作经营的恰那铁矿项目，总投资2.8亿澳元，中方占40%，预计在30年的合作期间内，将运回国内两亿吨高品位矿砂；首钢以1.2亿美元收购了秘鲁铁矿，储量16亿吨。这些都为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提供长期、稳定、高质量的铁矿资源。在林业合作方面，中国同北美、南美、南太平洋地区和非洲林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就林业资源的开发进行了积极合作，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国外独资经营的森林采伐项目及中国公司与M。D公司合资经营的西林公司，目前已运回国内几百万立方米木材。
此外，在纸浆、铝材、石油化工品等资源方面，中国也都成功地进行了跨国经营，取得了良好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缓解了我国资源紧张的局面。
二、获得了一般渠道难以获取的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经验中国虽经50年的建设，基本上建成了自己的工业体系，但与西方国家相比，生产力水平还较落后，企业的技术设备落后陈旧，严重制约企业新产品开发和产品质量的升级。据我国第二次工业普查结果，我国主要工业企业的设备技术状况是：属于七八十年代国际一般水平的占47%，属于国内落后水平的占18.3%。而根据世界银行研究反映，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技术设备落后状况更加严重，属于国际六七十年代水平的占20%，仍可以使用的占20%～25%，应淘汰的占55%～60%，国有企业技术装备的整体水平与国际技术装备水平存在二三十年的差距。而企业资金不足，仅靠自我进行研究开发，难以满足国际竞争需要，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有效地获取先进技术和设备。
一般地说，一国引进技术有多种方式：购买国外设备或技术专利、签订技术转让合同、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等。但在一般技术贸易中，技术出让方通过许可证的方式，在使用期限、使用范围、技术再输出等方面进行限制，受让方很难获得一流的先进技术。在吸引外国投资中引进技术时，凡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均采用独资方式来限制技术对东道国的转移和扩散。可见，通过上述一般渠道所引进的技术，往往都是二流技术，甚至是落后的技术，而非先进技术或高级尖端技术。这是由于技术输出者为了长期垄断先进技术，以便在激烈的商品贸易和技术市场竞争中处于不败的地位，因而不愿将先进技术转让出去。而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只有当技术或产品成熟或达到标准时，通过对外投资输出的技术，对企业来说才是最有利的。对外投资是直接引进先进技术的有效途径。今天，不仅发达国家通过相互间的对外投资，获得高、精、尖技术，而且不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积极在发达国家投资设厂，进行研究与开发投资，并且在发达国家建立合资企业，使之成为研究和引进先进技术、新生产工艺和新产品设计的基地，同时搜集国外技术发展情报。
中国企业通过对外投资，在发达国家合资办厂，或收购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收购拥有先进技术、设备和先进管理经验的企业，就能既拥有先进技术，又可利用原企业技术人员和管理经验，还能推动国内旧有设备的改造。如我国一些机床设备、机械件质量尚可，但电器、电子、液压、显示仪等配套件质量与国外水平尚有差距。上海机床厂与美国合资的Ecotech机床销售公司，采用美国名牌元器件，既发挥了我国的技术优势，又充分利用了国外先进技术。北京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日本合资开办的京连兴业株式会社成立10多年来，也从日本引进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散件，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外汇，为汽车工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首都钢铁公司购买了美国麦斯塔国际工程设计公司75%的股份，就可直接使用麦斯塔工程设计公司850份图纸和微缩胶片、46个软件包、41项专利技术和两个注册商标。
三、有效地利用了国外资金，拓宽了利用外资的领域
从当今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看，收购、兼并、合资经营、融资租赁、抵押融资等投资形式越来越多；从发展趋势看，投资国的筹资渠道也越来越多，无论利用那种形式都不必支付创建新企业所需的全部现金。最主要的筹资手段一是可以利用国外资本市场筹资，包括发行股票、债券以及利用融资租赁手段筹集资金。特别是在企业跨国购并中以股票方式支付购并价款日益普遍，如1995年美国企业购并交易中，成交价款支付方式中，以股票支付的占总交易额的37%，以股票和现金混合支付的占36%，以现金支付的仅占27%。尤其是大型上市公司之间的并购、换股尤为普遍。这种方式实质上就是利用被并购方企业所在国家的资本市场筹集购并资金。国际租赁也是利用国外资本市场筹资的重要形式，如国际租赁中的金融租赁就是较常用的融资方式，企业在开办海外投资企业时所需设备，可由租赁公司融通资金代其购买后租用，分期支付租金，这样可使对外投资企业节省大笔外汇。二是东道国开办合资企业，尽量利用东道国的资金或在当地寻找愿意接受以专利、专有技术或商标等无形资产及以设备入股出资的合伙人。
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也是广泛利用了各种融资渠道和国外庞大的金融机构贷款来筹聚资金。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利用澳大利亚、英国、日本和美国的9家银行所提供的贷款，以租赁融资的形式，1986年购买了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技术和最大电解槽系列的澳大利亚波特兰炼铝厂10%的股权，经济效益较好。中信公司还与加拿大某公司以项目抵押的形式共同购买并经营加拿大塞尔加纸浆厂，以老厂作抵押，贷款6亿美元用以改造老厂环境，扩大生产规模，获得了较好的收益。这些项目都表明，中国企业可以利用国际资本市场筹措资本，广泛地利用国外资金，在外经营，参与国际竞争。
四、开辟了出口市场，维持和扩大了出口
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贸易保护主义增强的形势下，我国的出口贸易遇到了挑战和困难。1998年出现了大幅度滑坡。开办生产性企业则可直接利用当地的资金、技术、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当地生产和销售，同时带动国内母公司的设备、材料、零部件的出口或者兄弟子公司的产品出口，既合法地避开某些国家对制成品进口的限制和高额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又维护和开辟了我国的出口市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对出口的推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开办的生产性合营企业，一般由中方提供设备、物资、技术作为投资，从而扩大了成套设备和物资的出口。一般而言，出口机器设备占总投资额一半左右。（2）在国外合资开办制造和加工、装配生产企业，可以带动国产原材料、辅助材料和半成品以及劳务的出口。劳动合同金额一般占投资额的1/4左右。（3）有些合资企业，中方还以技术入股，从而可以带动专利、专有技术、商标权和软件技术的出口。（4）在海外投资办厂，可以迅速、准确地了解国际市场行情，并将这些信息及时反馈到国内，从而可以减少出口中的盲目性，及时输出国外市场适销产品。（5）更为重要的是，在目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的情况下，在海外投资办企业，可以有效地抵制外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带动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并避开一些国家对中国产品所设置的配额、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或者利用所在国的出口配额，扩大中国的出口贸易，如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市场扩大，即是一例。美国与欧共体的纺织品进口额占世界纺织品进口总额的2/3，但对中国实行配额制，使中国对上述两地区的出口额仅占全部出口1/5.中国就绕开这一配额限制，与非洲毛里求斯诸国合资开办纺织品生产企业，产品向欧共体出口。因为这些国家是“洛美协议”成员国，其产品在欧共体市场享有“免除关税、不受配额限制”等优惠待遇。我国利用这一优势，扩大了向欧共体的纺织品出口。
五、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
盲目投资、重复建设、低水平重复趋同是我国经济建设中长期存在的一种顽症，造成部分行业发展过多、企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如轻纺行业是我国传统行业，改革前就有相当雄厚的基础，改革后又大上项目，现在我国大多数轻纺产品生产能力已是世界第一，不少产品的年产量已超过世界年生产量的一半，供大于求，但国内销量仅占生产能力的1/3到1/2.这种状况使已建成的生产能力闲置严重，并使大部分轻纺业处于亏损和高补贴、高负债、高库存的危机状态。据估计，纺织行业4000多万棉纺纱锭中，大约有近2000万锭的“生产能力过剩”。此外，机电行业、家电行业的生产能力也处于严重过剩状态。面对这种状况，不少企业开始对外投资，开拓国外生产市场。如在非洲、拉美等地合资建立纺织品生产企业，在非洲合资生产电视机等。消化和吸收了部分过剩生产能力和传统技术。从而有效地减少了资源浪费，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还扩大了出口，使技术和设备的输出成为转移国内过剩生产能力的有效途径。
此外，中国向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或“学习型”对外直接投资，获取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也极大地加速了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进程。
六、调节了国际收支的平衡
扩大海外投资是平衡国际收支的一个重要方面。假定国内市场既定，只考虑国际市场的条件下，国民收入均衡的公式为：
出口+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中国在外国投资的收益+华侨收入
进口+中国在外国的投资+外国在中国投资的收益+外国侨民收入
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资本的输出会减少国内资本的存量，然而，这仅是在短期内的影响。以后随着投资利润的取得和陆续汇入，将对国际收支产生有利影响。实际上，跨国直接投资还可能是没有实际资本的流出。以国内设备、零配件、技术、商标、牌号等作为投资内容，既带动了出口，又解决了资金的来源。另外，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或者国际市场自行融资，也无需国内资本的实际输出。一旦跨国公司获得赢利，或者进行海外再投资，或者汇回国内，都会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状况的改善。
以扩大海外投资来平衡国际收支对于中国特别重要。中国正处于利用外资的高峰时期，1996～1998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连续3年在420亿～450亿美元之间起伏，与之相对应，“中国在外国的直接投资”同期中方投资总额连续3年仅在2亿～3亿美元之间徘徊。同时贸易虽为顺差，但差额并不大，1996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额为122.2亿美元，1998年降至50多亿美元。而且从历史和现实发展过程看，靠扩大贸易顺差来平衡外汇收支是十分有限的。其原因，一是外贸出口增长遇到新的影响因素，扩大出口难度较大；二是关税的降低，部分商品进口控制措施的取消，都会刺激进口速度和规模大幅度的增长。尽管如此，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还是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的创汇能力，间接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了我国国际收支与平衡。
七、培养和锻炼了跨国经营人才
跨国经营的专业人才除需要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外，更需要在实践中锻炼和提高。中国的跨国经营企业经过了20多年的国外经营实践，工作在5000多个各类海外企业的几十万人员得到了培养和锻炼，通过按国际惯例进行经营活动，在管理方式、营销手段、工作效率等方面经受了国际经营的洗礼，跨国企业也成了培养跨国经营人才的基地，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第四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从总体上讲，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已经达到相当水平，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备了一定实力，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营中还存在许多严重问题，具体表现为：
一、宏观管理方面的问题
（一）宏观管理的机构问题
1.政出多门，缺乏统一、权威的管理机构。
目前我国对境外企业的管理实行综合与专业管理相结合的体制，但以外经贸部为主。而外经贸部没有统一机构专门管理，分布在几个下属司局：境外非贸易性企业归国际经济合作司管理，贸易性企业归进出口司管理，三资企业境外投资归外资司管理。另一方面，除外经贸部为归口管理部门外，计委、财政、银行、外汇管理局以及企业主管部门都要管，但又只管某一方面，各专业部门从各自管辖权限和部门目的出发，制定出各自的管理办法，出现多头管理局面，缺乏一个权威的机构来负责统一协调，出现重复管理和遗漏管理并存的局面，尤其是“抓大漏小”的现象严重。正因为如此，各部门、各地区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过程中各自为战，常常在国际市场上出现相互争斗的局面，造成国家不必要的损失。
2.条块分割严重，产权管理职能难以到位。
目前，我国境外投资体制已从单一的财政拨款向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投资体制演变，但旧体制形成的投资格局仍然延续至今。从纵向投资区分（条条），分为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即形成隶属于中央和地方的境外企业；从横向区分（块块），中央和地方的投资，又分为各自不同部门投资兴办的境外企业；国有大中型企业、行业总公司（工贸公司）和计划单列企业集团投资形成的境外企业，是近几年才得到发展的。因此，在境外投资格局上仍有浓厚的部门或地方所有的行政隶属关系的色彩。在企业产权关系不明晰，企业归部门、地方所有的现实环境中，企业不能摆脱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但同时，又致使企业的所有者约束缺位，没有一个国家综合管理部门能够真正有效地行使监督、检查、管理职能。
在具体的运营中，境外企业的主管部门为了各自不同的局部利益而主观割断正常的经济联系现象时有发生。如中国在国外开办的一些资源性跨国经营项目，目的主要是满足国内企业的生产需要，国内不同部门的生产企业急需这些资源，但境外企业在满足自己国内需要后其余在国际市场上销售等。这不但使国内同类资源的供求局面无大改观，更使中国企业无法分享利益最大化的好处。
（二）宏观管理的政策问题
1.管理政策不健全，立法迟缓。
我国的对外投资起步晚，有关对外经济法规不健全、不完善。1994年7月1日，才迟迟出台了《对外贸易法》，但至今未出台《对外投资法》。虽然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前期管理办法，但在跨国经营开展后的管理和监督方面的政策基本趋于空白。涉及跨国经营的财务、税收、信贷、外汇、统计等制度不完善，各部门制定的法规有待配套，尚未形成体系。
2.管理政策导向不明，影响着宏观经济效益。
到目前为止，我国尚无跨国投资经营的整体战略和行业规划，也没有明确的产业倾斜政策和投资行业导向等。一部鼓励和允许境外投资的产品目录说了几年至今仍未公布，使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决策时感到目标不明、方向不定。
按照国际惯例，一个国家的跨国经营宏观管理政策，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制定政策帮助本国企业提高对外投资的竞争能力（包括人、财、物的支持，税收优惠和配套服务等）；二是与东道国谈判，为本国海外企业的跨国经营争取较好的待遇和条件（签订双方投资互保协议、避免双重征税协议、提供国外资产保险等）。用以上两条件来衡量我国现行政策，确实存在很大差距，严重影响着对外投资的宏观经济效益。
3.境外“逃资”增多，国有资产损失严重。
这种情况也是法律、政策不到位造成的。国家的法律规定，不允许驻外公司以国家的名义开办，所以大部分国内企业以个人名义在国外开设了私人公司，以作为企业在国外经营的窗口。而这部分公司，一部分是经批准成立的，一部分是未经批准成立的。据纽约地区统计，经领事馆登记的境外企业有130家，而美国政府有关人士估计，各类带中资背景的企业有1000家。总之，境外的公司设立混乱，管理无章失控，资本投入失控。多数公司国内企业没有派驻专职的财会人员，更没有健全的约束机制来监督经营，给一些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导致大量国有资产“失踪”，国际收支资本账户中出现大量“误差和漏洞”，截止1985年达175亿美元，国外的一些分析资料，把中国存在的资本“外逃”说得很严重，累计额达2035亿美元，接近我国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额。但据保守的估计，自改革开放以来至今，中国资本“外逃”的数额最少不低于1000亿美元，相当于国家的外汇储备，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这给资本短缺的国家造成惨重的国有资产损失。
二、微观管理方面的问题
（一）跨国企业内部管理存在的问题
1.企业投资决策盲目，经营亏损严重。
据国家管理部门统计，目前境外企业经营的总体状况为：赢利企业占50%左右，维持保本企业30%左右，亏损企业占20%左右。事实上，经营亏损状况要比这严重得多。造成亏损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决策失误是主要原因。投资决策的首要问题是立项可行性研究，而我国跨国经营投资立项的可行性研究流于形式，为论证而论证，导致投资亏损在所难免。投资决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企业海外合资合作的伙伴选择问题，由于中方的经验不足、信息不灵，对合作者的资信、能力、目的都缺乏了解，往往盲目选择和决策，造成失误和亏损。
2.境外企业规模小，经营能力薄弱。
规模经营是企业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产品价格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如前所述，我国非贸易性海外企业平均投资额仅为227.6万美元，中方投资额平均108万美元，单项投资项目平均额只有57万美元。企业经营规模小，势单力薄，缺乏资金和技术，缺乏国际经营经验，因而在经营中常常因资金、技术的缺乏而失去竞争能力和投资机会，因势单力薄而难以抵御风险。目前我国境外规模较小的企业尚能从事跨国经营，一方面在于国内生产成本较低，产品价格仍有竞争力。另一方面在于产品暂时仍有一定特色或暂时满足了国际市场需求。随着国内生产成本的不断攀升，其他发展中国家成本更低的企业的参与，这些企业竞争力优势削弱，有被挤出国际市场的潜在危险。
3.对外投资企业组织结构和机制适应不了现代国际竞争的需要。
与企业跨国经营相适应的组织结构的构建是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目标顺利实现的基本保证。我国跨国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与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目标不相适应，职能制分部门的组织结构与国际市场的战略目标不适应。除少数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企业集团进入全球性产品、职能、地区和综合组织机构外，绝大多数中小跨国企业组织管理机构尚处于设立公司进出口部和国际事业部阶段。
从中国境外企业的组织机制看，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联接机制始终是以建立和完善承包方式为特征，大部分境外独资子公司仍在采用全员定额承包制。而从国际跨国公司的组织管理机制看，是以公司制为主要形式。公司制是企业拥有所有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以全部法人财产享有自主经营权和自负盈亏权。我国境外企业多采用的承包制，难以合理界定和保障双方的权、责、利，难以保障出资人权益和承包人经营自主权，也就难以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
总之，这种与跨国经营不相适应的企业组织机构和组织机制难以建立规范的母子公司关系，难以建立起有效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难以建立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制约着企业跨国经营的顺利发展。
（二）跨国企业存在的外部环境、条件问题
1.跨国经营企业的自主权下放不够。
我国的跨国经营企业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要比国内复杂。在瞬息多变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有一系列的相应条件。这些条件中最基本的就是国家必须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主要有海外投资立项权、海外资金筹措和自有外汇使用权、出国人员派遣权等。目前，我国从事跨国经营的企业中，多数没有这些最基本的权力。
2.跨国经营人才缺乏。
企业从事跨国经营，关键靠人才。在经营与发展过程中，需要各种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要参与国际竞争、开展跨国经营必须培养造就一大批熟悉国际惯例和当地法律的各类专业人才。而在我国的跨国经营企业中，严重缺乏这些人才，这也是造成跨国企业经营不善、发展艰难的约束条件之一。
3.跨国经营企业信息不灵。
面对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技术环境，企业开展跨国经营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信息收集和反馈系统。而目前我国跨国经营的大部分企业中信息系统尚未建立，国内为之服务和支持的信息也不够。与国外相比，现有的信息系统对国际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反馈功能都很弱，这也是跨国企业经营发展的障碍和制约。
